在开始今天这本书之前，我们先来一个生活切片：凌晨三点半，南方潮湿的工业区里，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刺鼻的融化塑料盒机油混合的酸臭味，私企小老板老赵正死死盯着那几台刚被人贴过封条的二手注塑机。就在两个小时前，他刚满脸堆笑、像孙子一样把几位带着大盖帽的基层巡查人员送走，代价是交了一笔足以让他这个月白干的环保整改罚款，才免于让自己的厂子被当场物理关机。老赵逃出一盒十块钱的劣质香烟，用满是油污和老茧的手点燃，他的厂子不生产什么高精尖仪器，只生产五毛钱一个的廉价塑料发光玩具，专门卖给城乡结合部那些买不起正版进口积木的孩子。就在这时，他那台屏幕碎了角的手机里，正播放着一个西装革履的文化学者在电视上的高谈阔论，那位学者痛心疾首的控诉着：“那些粗制滥造的廉价工业塑料垃圾，正在毁灭我们下一代的童年审美。万恶的底层商业正在用这种劣质消费品榨干穷人的钱包，这简直是资本主义对人类高尚灵魂的残酷屠杀”。老赵听完，狠狠地把烟头按灭在满是油泥的水泥地上，朝旁边啐了一口带血丝的浓痰。朋友们，看到没有？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魔幻现实。我必须要用一句最毒辣的话，把这个荒诞的切片和咱们今天要讲的高深理论死死焊在一起，让这帮端坐在书斋里的文化精英去指导底层市场的审美，就好比给宿醉的酒鬼灌工业甲醇。他们企图通过给全人类的大脑强制物理关机，来一劳永逸的解决头痛问题。他们根本不在乎老赵明天会不会去跳海退群，也不在乎乡下孩子有没有玩具，他们只在乎那个没有经过他们批准的自由市场，弄脏了他们那件名为道德的洁白西装。
今天老米就要带你们翻开一本充满恶毒杀伤力的神作，彻底扒下这群自命不凡的知识分子的底裤，这本书叫《反资本主义的心态》，作者是一位骨头极硬、头脑极度清醒的奥地利学派祖师爷米塞斯。
我们要直面的第一个硬核大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个时代的人，特别是那些掌握着话语权的知识精英，会如此狂热的咬牙切齿的痛恨那个真正把他们从吃树皮的泥沼里生拉硬拽出来，让他们能吃饱穿暖的经济制度？
按照人类行为学的严密逻辑，米赛斯在开篇就直接甩出了一个冰冷到刺眼的常识：正是以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取代了前资本主义的经济管理方法，才让地球上的人口数量呈现指数级的爆发，并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提高了大众的平均生活水平。今天地球上哪个地方的庞然大物，对私人企业精神设置的行政摩擦力越小，那个地方的老百姓就活得越滋润。
我知道，你们从小接受的规训，一听到“资本主义”这四个字，脑子里全都是冒着黑烟的血汗工厂和万恶的剥削。这帮文化人最喜欢玩的一套把戏，就是给工业革命之前的日子加上一层厚厚的浪漫主义滤镜。在他们的笔下，过去是男耕女织，日出而作的诗意田园。但是朋友们，跟着老米的逻辑往下走，咱们来一剑封喉。这种对过去的幻想简直是人类历史上最肆无忌惮的睁眼说瞎话。如果你们真的被扔回没有被工业化污染的中世纪农业社会，你们99.9%的概率绝对不是在城堡里吟诗作对的贵族，而是面黄肌瘦、随时准备被系统出清的农奴。那是纯粹的马尔萨斯陷阱，没有抗生素，一场小小的风寒就能要了你的命。吃的是掺着木屑和沙子的黑面包。遇到一场旱灾，唯一的出路就是整个村庄上演易子而食的惨剧。
在那几千年里，你的身份在出生的那一刻，就被血统和强权死死焊死了。这就好比一个江湖跳大神的巫医，看到村民都去买现代制药厂流水线上的退烧药，导致他跳大神的业务破产，于是他气急败坏的大骂抗生素，毁灭了村庄淳朴的灵魂。这种对过去的怀念根本不是什么道德审判，纯粹是竞争失败后的恼羞成怒。
紧接着奇迹发生了，工厂的轰鸣声打破了这种绝望的死循环。米赛斯极其敏锐的指出，自由企业精神的核心密码就是大规模生产，以满足大众的需求，这是一个极度关键的认知转折点。在工业革命之前，最精美的华服、最奢华的马车是给谁用的？是给国王和领主用的。但现在工厂的流水线一旦开动，他们不是在伺候皇室，而是在为千千万万个普通老百姓生产成批的廉价棉布、鞋子和铁锅。
在这个制度下，哪怕是最自私心最黑的老板，如果他想赚到哪怕一分钱的利润，他就必须拼了老命的去讨好消费者，你兜里的每一块钱都是一张选票。自由市场没有创造贫困，因为贫困是自然界的默认状态，市场经济是人类历史上第一台，也是唯一一台能够持续消灭贫困的机器，可是极其精神分裂的现象出现了。按理说这套制度养活了全人类，让人均寿命翻倍，我们应该感谢它。
但米赛斯笔锋一转，点出了一个巨大的社会病态，大众舆论，尤其是知识分子，不仅不感恩，反而充满激情地痛恨着他。在这些文人的滤镜里这套制度除了带来灾难什么都没有，他们指着街头那些廉价的烈酒，刺鼻的烟草，充满擦边低俗笑料的动作片，痛心疾首的大骂：商人们没有底线，他们只在乎利润，他们用尼古丁毒害肉体，用低俗小说和毫无艺术价值的短视频，剥夺了大众欣赏交响乐的能力。面对这种高高在上的指责，奥派经济学只回敬一个充满嘲讽的冷笑。这里涉及到我们今天要砸碎的第一个哲学毒点——主观价值论。请问那些大学教授谁来定义什么是高尚？什么是美好？在自由市场里价值绝对不是那个端坐在空调房里的哲学家用大词规定的，而是每一个活生生的人，用他们口袋里的碎银子一次次投票投出来的。那个在流水线上拧了1万个螺丝，肌肉酸痛得像被卡车碾过，下班后连睁眼的力气都没有的打工人，他最真实的生理和心理需求就是一口能麻痹神经的廉价啤酒和一段能让她没心没肺笑出声来的低俗短视频，他买不起交响乐的门票，更没有精力去探讨存在的虚无。而那个酿造廉价白酒的酒厂和拍烂俗电影导演，不过是忠实地履行了市场契约，最高效率的满足了大众最迫切的边缘需求。
知识分子痛骂市场庸俗，其实他们真正痛恨的是人类大众本身的庸俗，市场是一面绝对诚实、毫无滤镜的镜子，它忠实地照出了人性中最原始的供需法则。知识分子不敢去批判大众，因为那样显得他们不接地气，所以他们只能把满腔怒火撒在这面镜子上，疯狂的砸碎镜子。这就好比一个满脸烂疮的人，气急败坏的把家里的镜子全砸了，然后宣布自己已经治好了皮肤病一样荒谬。
米赛斯在书中极其辛辣的揭示了这种被称为语言污染的双重标准：大众在潜意识里已经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势，只要是肮脏的、龌龊的、剥削的，统统被贴上资本主义的标签。而一旦出现了什么好东西，比如医学的进步、寿命的延长，物质的分配，他们就会厚颜无耻的说，这是全人类智慧的结晶，是伟大的时代，排除了商业阻碍后结出的果实。发现没有？这就是典型的既当又立！你吃几块钱的退烧药治好感冒时，从不感谢制药供应链；你在大冬天躲在空调房里打游戏时，从不赞美自由竞争打下来的能源价格。但只要你出门遇到一点雾霾，或者上班遇到一个奇葩老板，你立马就会破口大骂，万恶的资本贪婪。世界上所有的苦难全被装进了一个名为商业的大垃圾桶里。
为什么一整套让人类极度贫困人口断崖式下降的合作模式，会被刻画成一个人间地狱？如果我们把这种偏见放上观念考古学的手术台，你会发现它本质上是一种现代版的诺斯替教派二元论。在那些自视甚高的文人眼里，思想、诗歌属于精神领域，是高洁的，而搞钱交易迎合大众属于物质领域，是肮脏的。1850年，伦敦的大胡子更是把这种幽暗的忌妒心包装成了高深莫测的剥削理论。他们拒绝承认方法论个人主义，总喜欢捏造出一个名为社会的集体意志——大家长。当他们发现大家长没有把财富分配给他们这些满腹经纶的聪明人，而是给了那些伺候三教九流的商贾时，他们的自尊心彻底崩盘了。为了掩饰自己在真实博弈中缺乏竞争力的事实，他们只能披上道德的袈裟，把自己的无能升华为对整个制度的控诉。这就是古典自由主义最冷酷但也最伟大的地方，它彻底摧毁了所有的受害者叙事，它告诉你，收起你那套怀才不遇的怨妇腔调，市场不欠你一个观众，利维坦也不该成为包养你的金主。你的文字没人看，你的艺术没人买单，仅仅是因为你在主观价值的交换网络中没有为他人提供足够的效用。
我今天费这么大劲给你们拆解这些硬核逻辑，就是希望你们明白，这个世界上最宝贵的东西，是你兜里那点用来买啤酒和麻辣烫的碎银子，因为那是你作为独立个体的选择权，那些试图用宏大叙事给你洗脑，贬低你庸俗快乐的人，他们最终的目的只有一个，夺走你微薄的选择权，把你变成他们伟大计划里一个没有灵魂的零件。真正的自由是在一个绝对不强迫你的规则里，凭借努力去交换生活，并勇敢地为自己的每一次选择买单。
现在，咱们试着想象这样一个南方漫长而黏腻的梅雨季，空气就像一块吸满了滚烫酸臭泔水的老旧海绵，死死捂住你的口鼻。在某条连路灯都在苟延残喘的地下室通道里，皮匠老鬼正蜷缩在他那间不到10平米的作坊里，这间屋子常年见不到光，四周弥漫着生牛皮腐败的腥气和劣质氯丁胶水混合发酵的剧毒味道。老鬼那双布满老茧和裂口的手指，刚刚放下了一双他耗时整整半个月，用纯手工固特异工艺缝制的顶级小牛皮靴，那是他引以为傲的艺术品，他觉得这手艺对得起祖宗。就在这时一个穿着廉价化纤工服，满身大汗的年轻工人走了进来，看都没看那双绝美的皮靴一眼，而是从塑料袋里掏出一双在网上花39块钱买的，鞋底已经完全开胶的爆款塑料运动鞋，扔在案板上说，师傅20块钱能粘好吗？老鬼眼角的肌肉因为极度愤怒和屈辱而疯狂抽搐，他想大声咒骂这个不懂审美的蠢货，想把这双散发着脚臭的塑料垃圾扔出门外，但是他那因为交不起房租而饿了两天的肚子突然发出了一声哀鸣，最终老鬼在一阵令人窒息的沉默中，默默把那双顶级牛皮靴推到阴暗的角落，拿起那罐刺鼻的毒胶水给那双塑料鞋刷了起来。当你看到老鬼无奈妥协的这一幕，感受到那种粗鄙的、毫无温情的生存摩擦力了吗？很多满脑子浪漫主义浆糊的人绝对会立刻跳脚，痛骂这个冷血的社会，痛骂资本摧毁了手工业者的尊严。但是我要用最刻薄的话把这个切片和极其冷酷的经济学真相强行焊死，你以为这是资本碾压艺术的悲情戏码，放屁，这是市场这台无情绞肉机最伟大的底层逻辑。在这个被称为“自由市场”的无尽荒野上，真正掌握生杀大权的暴君，根本不是什么叼着雪茄的资本家，而是兜里只揣着20块钱，为了贪图便宜和实用而让高级手艺人低头的普通买家。你先别急着骂我冷血，咱们现在要啃的是他那本经典名作《反资本主义的心态》，咱们直接从第一章资本主义的社会特征及其妖魔化的心理原因的第一节，那个拥有霸气名字的章节，拥有最高主权的消费者开始聊。
米赛斯在这短短的一节文章里就像一把锋利的手术刀，直接切开了那些宏大叙事的毒瘤，他揭示了一个被无数虚伪专家刻意掩盖的真相，在这个现代商业社会里，真正掌握绝对权力的是你们，是每一个兜里哪怕只有几块钱的普通老百姓。为了让你听懂这种权利有多么震撼，咱们绝不能一上来就聊现代社会，咱们必须得搞一次彻底的历史穿越。来，闭上眼睛，跟着老米把时间的指针往回拨，大约1000年回到欧洲中世纪那个黑暗时代。想象一下，你现在是个名叫“小铁”的欧洲农民，你住在泥巴和茅草堆起来的破棚子里，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你身上穿着爷爷传下来的破麻布，脚上全是冻疮。那个年代，土地、河流全都是山顶城堡里民主老爷的，你每天天不亮就去种地，种出来的小麦一大半交地租，1/10教教会的十一税，剩下的发霉谷物根本吃不饱，你敢反抗吗？绝不可能。领主的铁甲骑士砍掉你的脑袋，就像砍掉一颗卷心菜；教会的牧师天天给你洗脑，说你生来就是受苦的命，敢有半句怨言你就是异端，不仅要被系统出清，死后还要被强行注销地球账号，下地狱受折磨。在漫长的几千年里，社会的结构就像一个永远无法撼动的铁塔，塔尖上的一小撮人掌握着所有的暴力和真理。底下的绝大多数人就像米赛斯说的那样，是成群结队的奴隶农奴和乞丐。那个时代，工匠们花几个月去打造一把镶嵌的宝石的宝剑，仅仅是为了讨好领主。至于底层的普通人，你们不需要商品，你们也不配有需求，你们只是会说话的牲口。这种让人窒息的黑暗，直到一场改变人类命运的巨大风暴席卷而来才被撕裂，那就是工业革命。
当18世纪的英国第一台蒸汽机发出震耳欲聋的嘶吼声时，那压在普通人头顶上，几千年的铁塔崩塌了，工厂里装上蒸汽机、棉布，鞋子、肥皂像瀑布一样被吐出来。这时候历史的惊天大逆转出现了，工厂主们看着堆积如山的肥皂，突然发现一个致命问题，如果只卖给国王和贵族，他们就算一天洗20次澡，也消耗不掉这么多货啊，怎么办？这些海量的商品必须卖给那些以前被视为牲口的最底层的普通人。就像米赛斯掷地有声地写下的那样，现代资本主义的根本特征就是为大众消费而进行的大规模生产，其结果是资本主义让普通人脱离了无产者的状态，把他们提升到了资产阶级的地位，听懂了吗？
机器一旦开动，它就必须要跪舔你们。那些高高在上的大人物第一次发现他们能不能活下去，不再取决于国王的恩赐，而是取决于千千万万个像你我这样兜里只有几个铜板的普通人，这就引出了一个极具颠覆性的常识粉碎机——企业是专门为富人服务的。米赛斯非常敏锐的嘲笑到了这一点，你去看看市中心那些卖几十万一块手表的奢侈品店，店员下巴翘到天上去，但在整个经济版图里，他们永远是个微不足道的附属角色，是个地中之地。真正统治世界的庞然大物是什么？是卖两块钱一瓶矿泉水的厂子，是卖几块钱一包方便面的企业。卖几十万的包，你一年撑死卖给几千个阔太太；但卖两块钱的水，你每天可以卖给几亿个，刚刚搬完砖，口干舌燥的底层工薪阶层。所以大企业永远且只能是直接或间接服务于最广大群众的。
现在咱们进入最核心的哲学降维打击环节，在资本主义的无尽荒野上，普通人才是拥有最高主权的消费者。很多在私企里当牛做马的年轻人抱怨说，老板才是掌握生杀大权的暴君，错的离谱！他要不要没有自由市场，你说没有任何一个老板是真正的暴君，他们不过是你雇佣的临时资产管理员，是替你们跑腿的办事员。市场机制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玄学，它本质上就是一场每天都在循环上演的残酷而又绝对公平的全民公投。你手里攥着的每一块钱都是一张极其冷酷的选票。
当资本家胆敢闭门造车，生产出你不想要的东西时，你根本不需要去游行示威，你只需要一个冷漠的转身，捂紧钱包不买。这种冷漠瞬间就能抽干他们的现金流，让他们辛辛苦苦积累的财富化为乌有，直接觉得他们卷铺盖走人，接受物理关机的命运。不伺候好消费者，管理组织你多么显赫，系统初期你的时候连一声招呼都不会打。利润制度只让那些用最好最便宜的方式满足了人民需求的人发达致富。
讲到这里，咱们的思想探针必须往古典自由主义的最深处扎进去。米赛斯在这节的最后揭示了现代自由概念的真正含义，什么是自由？绝不是你躺在床上就有钞票从天而降，那是巨婴的爽文幻想。米塞斯说，自由，意味着每一个成年人都有权利按照自己的计划来塑造自己的生活，不受全能规划当局的强制机器压迫。在这个世界上实际上只要你不侵犯别人，没有任何一个权威可以拿枪指着你的脑袋教你该怎么花钱。当然你的自由会受到限制，但限制你的是你自己肉体凡胎的生理极限和地球上无可逃避的资源稀缺性。你买不起豪宅，那叫自然规律的客观限制，绝不叫资本主义的压迫。把个人能力和自然法则的局限统统甩锅给体制，是一种极其懦弱的表现。这时候，历史和现实中总是会冒出那么一群极其傲慢的极权主义拥护者，他们端着冰美式咖啡，义正辞严的说，老百姓太蠢了！他们只知道买垃圾和廉价商品，他们需要一个高高在上的监护人，需要一个利维坦来替他们规划生活。朋友们，这种隐藏的傲慢简直令人作呕，你凭什么认为你比买廉价商品的老太太更懂她需要什么？企图用一套整齐划一的宏大叙事去指导复杂的市场需求，这简直就像是给宿醉的人灌假酒，像给老母猪戴钻戒一样荒谬可笑。一旦你赋予了名为“利维坦”的保姆规划你生活的权利，你就亲手把套在自己脖子上的绞索递了过去。古典自由主义的底色就在于无论你是初中学历还是博士后，你都有权利去做选择，哪怕这个选择在精英看来是极其庸俗的。
你的选择塑造了你的人生。在市场的倒影里没有受害者，只有没有看清规则的梦游者。所以当你明天早上醒来，再次穿上那件略带汗味的工服推开门时，老米希望你能在心里默默的挺起胸膛，当你合法赚取并自由发出你的每一分钱时，你就是在行使人类历史上最伟大最来之不易的股权。
咱们继续，现在我们要解剖的也就是第一章的第二节“经济改善的渴望”。很多道德家，甚至你身边那些满嘴岁月静好的朋友，总喜欢痛心疾首的教育你：人的欲望是填不满的，贪婪是万恶之源，要懂得知足常乐，买个新手机只能爽三天，买辆新车几个月就看腻了，所以不要被物质洗脑，要回归田园牧歌。这种所谓的高尚不过是一种极其伪善的反人类逻辑。米赛斯直接一巴掌拍在这些人的脸上，只要一个愿望被满足，新的愿望就会立刻涌现出来，这不叫贪婪，这叫生而为人的本能。如果一个人对改善自己的物质处境表现出死水微澜的冷漠，那不叫得道高僧，那叫牲口的本能。村头的猪吃饱了劣质泔水就在烂泥里哼哼唧唧，它绝不会去思考怎么改粮食槽。人之所以为人，因为我们要不断用有目的的行动去消除自身的不适感。你想要大房子，想让老婆孩子吃得更好，这种极其世俗的个人愿望，恰恰是驱动全人类文明向上攀升的唯一引擎。
为了让你看清这个真相，我必须拉着你坐上时光机去看看在没有自由市场和资本主义的时代，那些站在权力金字塔最顶端的人过的是什么日子？把时间往前推2000多年，回到古罗马帝国，凯撒大帝威名赫赫，一声令下就能把成千上万人系统出清。但在炎热的8月，他想喝口冰水都没有，他只能派奴隶跑几百公里去高山凿冰，运回来早晨的温水；他要是发了高烧，全帝国最顶尖的御医连一粒退烧药都拿不出来，只能给他放血排毒。拔牙更是一场噩梦，没有麻药，几个大汉按住，用生锈的铁钳硬生生拽下来。
再看看17世纪的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太阳王威风吧，但凡尔赛宫里连个冲水马桶都没有，贵族们在宫殿角落随地大小便，臭气熏天，这才发明了香水。国王吃的肉经常是发酸腐败的，只能洒满极其昂贵的胡椒来掩盖尸臭味。哪怕他是95之尊，手指一旦感染了细菌，在没有抗生素的年代，也只能躺在天鹅绒大床上，绝望的等待提前退场。现在拉回今天，一个在烈日下奔波的体力劳动者，走进24小时便利店，花三块钱买一瓶冰镇可乐咕咚咕咚灌下去，这种直击灵魂的冰凉快感是路易十四做梦都想象不到的美味。你发烧39度，几十块钱的退烧药，睡一觉就能活蹦乱跳。这一切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不是哪个皇帝恩赐的，而是米赛斯所说的资本主义系统，也就是自由市场经济，通过无数人的分工合作，硬生生地砸进普通人生活里的奇迹。它把曾经只有国王才能享受的特权，变成了今天每一个打工人都能轻易买得起的日用品。但是可怕的危机来了，大众的病根绝对不在于他们渴望拥有更多，他们真正的致命伤在于他们为了达到改善生活的美好目的，选择了一条通向地狱的手段。这就好比一个人觉得冬天太冷想要取暖，他的愿望无比正确。但是他没有去买煤炭，而是直接抡起大铁锤把自己家房子的承重墙给砸了，把里面的木头柱子抽出来点了一把篝火，看着火光，他觉得立竿见影，至于明天天亮屋顶会不会塌下来，把它砸成二维形态的肉泥，它被短时效应麻痹的大脑根本懒得去想。那些极具诱惑力的虚假意识形态跑来告诉你，你这么穷不是你缺乏技能，而是因为万恶的老板剥削了你。只要让利维坦出台强制最低工资，对企业家征收8成的重税，把他们的钱抢过来平均分配，砸碎利润制度，大家就能过上好日子。如果真的按照这套逻辑去抢夺，长期的后果是什么？老板发现成本极高，赚不到钱，还要承担巨大开销，他只能关门大吉。结果所有人失业，社会上再也没有人生产物资，大家哪怕拿着发下来的一大把钞票去超市，货架也是空空如也，连一个馒头都买不到。最后分工原则彻底瓦解，所有人退化回互相抢夺生存物资的黑暗丛林。
那么既然抢夺和平均的手段是错的，到底什么是改善人类物质条件的唯一有效途径？米赛斯给出了一个极其硬核的经济学定理：唯一的可用手段就是加速资本积累的增长，使之超过人口的增长。每一个工人头上平均分摊到的投资资本越多，就能生产和消费越多越好的产品。别被资本积累这种学术词汇吓到，说白了就是工具的升级。假设你是1个泥瓦匠，第一天徒手挖泥巴，累的10个指头流血，一天只挖了一米，你只值10块钱工钱。第二天被无数人痛骂的利润制度，也就是资本家，为了自己赚更多钱，省吃俭用，买了一把锋利的铁锨交到你手里，这把铁锨就是资本，你一天挖了10米，工资涨到100块。第三天资本家冒着破产的极大风险去贷了款，买了一台轰轰作响的现代挖掘机让你开，你坐在空调驾驶室里推拉操纵杆，一天挖了1000米，老板不仅给你开1000块钱的工资，还得交保险，求着你别走。看明白了吗？你的力气没有变大，饭量没有增加，为什么工资翻了100倍？因为有企业家为了追逐利润去储蓄、去投资、去研发了机器，是资本投入成倍的放大了你的劳动价值，这就是天天被人骂成吸血鬼的自由市场，每天都在为全人类默默创造的魔法。
然而最荒谬也最痛心的灵魂拷问就在于此。为什么当今大多数人明明心安理得地享受着资本主义带给他们的抗生素、空调和廉价智能手机，一边却对这个制度咬牙切齿？为什么他们会用一种近乎病态的浪漫主义去幻想回到过去那种一切由上级分配的指令时代，甚至去眼馋几十年前某个寒冷北方大国里，每天在寒风中排队三个小时，只为了领一块发硬黑面包的无产阶级？老米告诉你们，因为自由意味着责任，而责任是一件极其沉重的事情。
在资本主义的逻辑下，规则是冷酷而公平的，没有任何出身可以保佑你，也没有人强迫你留在哪个阶层，一切取决于你自己的选择和为你别人提供价值的能力。如果你在自由市场里做生意破产了，或者不努力被淘汰了，你在这个系统里找不到任何替罪羊，你只能面对镜子，承认残酷的真相，是自己的能力不够，或者是做出的决定愚蠢至极。这种100%的个体责任直面对绝大多数成年人来说，是一种根本无法承受的心理重压，足以摧毁他们的自尊心。为了逃避这种自我否定的剧痛，人性的自我保护机制就会疯狂启动。他们急需一个宏大的借口，必须把锅甩给叫做资本的虚幻存在。反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恰恰提供了一针完美的心灵麻醉剂。它温柔地告诉你，你没有失败，你是个天才，你是个勤劳的受害者，是万恶的资本，偷走了你的财富，只要你跟着我们去摧毁这个系统，你就会得到一切。一旦完成了这种逻辑上的乾坤大挪移，人们就可以心安理得地交出独立思考的能力，去拥抱强权，哪怕这种权力的扩张最终会导致他们被系统出清，他们也在所不惜。因为至少那一刻他们那可怜的自尊心得到了保全。人类就是这样一种充满矛盾的悲剧生物，我们的欲望推动着我们去建造文明的高塔，但我们的嫉妒逃避和理性的短视又总是驱使我们在塔建到一半时亲手去炸毁它的地基。放弃那些受害者叙事的迷幻药，这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救世主能替你分配出一个光明的未来。
你那种想要让家人过上好日子的极其世俗的个人愿望，是你身上最宝贵的东西，不要因为别人的道德绑架而感到羞愧。唯有承认市场的法则，唯有依靠你自己的双手去积累、去交换，在自由市场里创造微小的边际改善，你才能真正从烂泥里站起来，像个真正的成年人一样，为自己的人生全权买单。捍卫允许你自由交易的常识，就是捍卫你作为一个人最后的尊严。
现在我们讲第一章的第三节“地位社会与资本主义”。在大众对各种宏大叙事腌制入味的常识里，总是喜欢犯一个极其滑稽的光学错觉，他们只要看到一个人住着大别墅，吃着山珍海味，就会自动把这两种人归为一类。于是那些满脑子浆糊的教科书编撰者们，极其顺畅的把市场经济里的企业家比作了封建时代的王公贵族，在他们贫瘠的脑容量里，因为这两个群体都比我富裕，所以他们全都是吸血的剥削者。米赛斯极其严肃的警告我们，这种把马桶搋子当成神圣权杖来膜拜的弱智比喻，直接无视了人类历史上最根本的财富基因突变。让我们坐上时光机，穿梭回三四百年前的欧洲：你生下来是个泥腿子，住在散发着牛粪味的茅草屋里，这时候路上过去一对带着夸张羽毛帽子的贵族老爷，你能跑去推销你的土豆吗？绝不可能，你必须立刻跪在泥地里。那个时代没有流动的市场，只有被死死钉在十字架上的等级。贵族甚至不说本地土话，只说法语，连衣服布料都有严苛的法律规定，低贱的人敢穿贵族的绸缎，那是分分钟要被系统出清的。那么这些贵族领主的滔天财富是怎么来的？难道是因为他们给老百姓提供了更便宜的草鞋吗？简直滑天下之大稽。贵族的财富基因里只写着两个词：“暴力掠夺和组织赏赐”。历史学家要是愿意，说实话就会承认16和17世纪那些欧洲顶级贵族的祖先，根本不是什么道德圣人，而是一群见风使舵的军棍，马屁精和交际花。他们的财富是一个不受市场引力影响的黑洞，他们随时可能因为惹恼了国王而被注销地球账号。但他们唯独不需要害怕一件事，他们绝对不会因为老百姓对他们不满意而破产。但是当资本主义的曙光像一包高爆炸药，把这座令人窒息的身份金字塔彻底炸毁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确立了。这个时候你再看今天的资本家，那些被左派文人描写成恶魔的企业家，实际上是全社会最卑微的超级大管家，他们财富的每一分钱都来自光顾他们生意的普通消费者，只要街角另外一个穷小子，能弄出一种比它更便宜的饮料。昨天的商业巨头今天就会被无情的踢下神坛，一夜破产。
在这个被自由意志主导的交易场里，拿着兜里那几张钞票的普罗大众才是真正的拥有生杀大权的暴君。然而，就是这么一个把生杀大权交到老百姓手里的制度，却迎来了两拨人的疯狂咒骂：一波是对着旧时代招魂的保守派，另一波是幻想着地上天国的激进进步派。他们达成了一个极其诡异的统一战线，痛心疾首的哀嚎，社会被原子化了，高贵的道德被庸俗的物质主义取代了，毫无道德教养的跳梁小丑掌握了财富，而真正的高尚之士却连饭都吃不上。米赛斯毫不留情地戳破了这种无能狂怒，这两拨人心里都有一个极其虚伪的预设，他们认为财富应该按照永恒的道德标准和内在价值来分配。这就好比你对着一台自动取款机深情朗诵莎士比亚的14行诗，却指望它能被你的文化底蕴感动，从而吐出一沓百元大钞。如果你真这么干，那你不是高尚，你是脑子有病！自由市场，从来不负责奖励绝对的道德或者你自以为是的真理。市场是一面绝对中立的照妖镜，它奖励的仅仅是你满足他人主观需求的能力。为了击碎这种文化精英的傲慢，书里举了一个极其经典的例子，叫拼卡拼卡，这是一种风靡全球的廉价含糖饮料。文化精英看到老百姓每天喝这种全是人工合成香精和高糖分的水，简直痛心疾首。他们同样痛恨悬疑电影，充满八卦的通俗小报，暴力的拳击赛和口香糖。但市场在乎精英的学术评价吗？一文不值。这就是最硬核的经济民主。
几百万个在工地上搬了一天砖，累的腰椎间盘突出的人，他们下班后不想看探讨人类终极命运的晦涩话剧，他们的大脑此刻只需要一口极其强烈的廉价香料刺激。于是那个能把廉价气泡水和烂俗电影以最低成本送到他们面前的商人就发了财，这叫消费者主权。没有什么学术评委会的高傲指点，只有无数个普通人用血汗钱投出的真实选票。面对那些贪腐文人喋喋不休的抱怨，米赛斯就像一个毒舌老头，给出了最冷酷的忠告：如果你想发财，就低下你高贵的头颅，去揣摩大众的喜好，去发明一种比拼卡拼卡更好喝的饮料，法律面前的平等给了你开火权。如果在这个没有被利维坦用行政壁垒封锁的自由市场里，你依然无法打败卖糖水的老板，无法打败挤眉弄眼的网红，那完完全全是你自己的无能，别把锅甩给体制。当然听到这里肯定有充满理想主义的朋友抗议。米塞斯会非常温柔的告诉你，你有绝对的自由选择，不去趟这趟浑水，你可以选择待在地下室里，就着发酸的凉水，吃着干瘪的馒头，继续写你那没人看得懂的哲学巨作，或者谱写你的交响乐，这是你神圣不可侵犯的消极自由。但是你必须像个成年人一样为你的选择全权买单，你绝对不能既要坚持自己曲高和寡的品位，又要强求社会按你想象中的剧本给你匹配巨额的财富。在赚钱这个纯粹的数字游戏里选票就是钞票，满足少数人需求的人注定碾压不过那些伺候普罗大众的人。
电影明星完爆哲学家，卖廉价糖水的老板碾压交响乐作曲家，这是天经地义的铁律。真正的自由是勇敢的为自己的清贫和骄傲买单。在这一节的最后，米赛斯带着一丝残酷的客观触及了人类社会最底层的痛点：不要用受害者叙事来掩饰巨婴心理。市场提供的是一个让所有人参与竞标的社会机制，但它不是造物主的魔法棒，它无法抹平大自然本身带来的生物学启示。生老病死，智商的高低，体力的悬殊，这些是生物学硬件的死锁，有些人天生就能进行深邃的独立思考，而有些人终其一生只能被盲从的本能驱使。这两类人之间隔着一道基因设下的太平洋。这句话及其刺耳，但这恰恰是古典自由主义最清醒的地方。
市场经济的伟大之处，不在于它能把傻子变成天才，而在于它不允许天才利用权力去合法的傻子。它强迫天才必须通过服务傻子才能换来自己想要的豪宅！这就是自发秩序最迷人，也最让权力抓狂的地方。当你下次再看到滑稽的网红开着跑车时，不要再盲目愤怒。如果你选择在街角安静的喝一瓶啤酒，欣赏月色，请为你的高贵感到自豪，因为你用清贫捍卫了独立个体的意志，哲学不能给你变出早餐钱，但它能给你最坚硬的精神免疫力。
现在我们讲第一章第四节，这一节的名字叫“挫败野心的怨恨”。在这个真实的成人世界里，宏大叙事救不了你，阶层斗争的口号也掩盖不了你的虚弱。为了彻底搞明白这事儿，老米得先带你们在思想上搞个大穿梭，回到1000多年前的欧洲中世纪。如果不补上这堂历史课，你们绝对体会不到米赛斯的话有多么一剑封喉。闭上眼睛想象一下，现在是1000年前，你不再是今天为了房贷发愁的打工人，你成为一个生活在泥泞庄园里的农奴，咱们叫你铁柱，你每天的任务就是在烂泥里挖粪，身上穿着打水军的粗麻布，爬满了虱子。而在你干活的田地尽头，公爵老爷正穿着天鹅绒，吃烤肉，如果这时候你同样满身泥巴的老婆指着公爵的背骂你，铁柱你怎么就不是个公爵？你要是公爵，我也就是公爵夫人了。1000年前的铁柱会脸红吗？他会羞愧的想提前退场吗？绝对不会！他会毫不愧疚的甩他老公一巴掌，理直气壮的说，蠢女人，我爹是农奴，我爷爷也是农奴，老天爷安排我生下来就是农奴，我要是生在公爵家里，早就娶另一个公爵的女儿了，谁会娶你这个乡野村妇？你当不上公爵夫人，只能怪你投胎的技术太差，跟我有什么关系？听明白了吗？在那个背身份去死死盯住的闭元系统里，个人的不幸是有完美的替罪羊的，命运的程序是提前锁死的。你可以心安理得地穷着，因为既然一切都是超自然力量或者神明注定的，这就绝对不是你个人的错。
中世纪的穷人虽然在物质上极度贫乏，但他们的心里却有着一种认命的安宁，他们根本不需要为自己的卑微感到哪怕一丝一毫的羞耻。但是随着历史车轮的碾压，启蒙运动的哲学家们一脚踹开了大门，指着教会和国王的鼻子说，去你的天意，去你的血统。每个人生下来都是平等的，古典自由主义的火种被点燃了，把所有人从宏大规训的牢笼里解放了出来，然而自由的代价沉重的让人窒息。到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时代，也就是咱们现在基于自由契约的社会，那块遮盖平庸的遮羞布被无情的撕碎了。米赛斯极其冷酷的指出了市场经济的恐怖之处，也是他唯一伟大的地方，这是一个完全基于你对他人福祉的贡献大小来分配资源的网络。说白了，你为别人提供了多少有价值的服务，市场就给你多少回报。这里没有任何人会因为你的祖上是贵族就给你发钱，也没有人会因为你老实巴交就白养着你。在这个绝对透明的规则下，当社会不再按种姓，而是按成就分配财富时，灾难性的心理折磨就开始了。当你在自由社会里混得一败涂地，当你老婆冷冷的问你，为什么当年抄你卷子的二狗子现在当了大老板，而你还在温饱线上挣扎？你再也找不到老天爷来背锅了。因为在你的内心深处，你非常清楚的知道，在自由市场里你其实错过了无数次机会，你们在同一条起跑线上被社会这个大熔炉称量过了，并且你会发现你轻如鸿毛。更要命的是不仅你知道这一点，周围的所有人也都知道，你在妻儿的眼睛里读到了那种无声的拷问，你为什么不能聪明一点？你为什么不能再拼一点？这就引出了米赛斯极其深刻的洞察：现代社会赋予了每个人获得顶尖地位的机会，但顶尖位置永远只能被少数人占有。一个人的野心如果有100分，他得到的往往只有可怜的两分。眼前永远有活生生的例子在提醒你，你不行！打个市井比方，如果你走进一家地下黑棋牌室，老板是个臭名昭著的老千，你输了个精光，你走出来的时候依然可以昂首挺胸，大声嚷嚷：不是我牌技差，是老板抽老千！你的自尊心毫发无损，甚至觉得自己是个对抗黑暗势力的悲情英雄。但是资本主义市场就像一个有无数个摄像头三百度无死角监控，发牌机器经过严格公证的顶级竞技场，你在这里依然输了个底朝天，这时候你走出来，你还能说什么？你只能承认自己是个无可救药的烂牌手。绝大多数人的心理承受能力根本不足以面对这种赤裸裸的自我否定。人类为了避免精神崩溃，必须发明一种防御机制，于是最荒诞的生存博弈开始了，他们开始给自己洗脑，把失败归咎于这个罪恶的体制。他们拍着胸脯说，我失败是因为我太诚实、太善良了，这个万恶的社会只奖赏无赖和剥削者，而我为了保全灵魂，拒绝了肮脏的财富！这种逻辑就像一个在街头拉二胡的卖艺人，曲子走调走到让人耳膜出血，路人纷纷捂着耳朵逃跑，这时候他不去调整琴弦，反而站起来破口大骂，毕竟路人没有艺术品位，然后转身去向庞大的利维坦机器写信，要求强制每个路过的人缴纳听觉保护费! 这就是用道德高地来掩盖能力低洼的究极精神胜利法。
其实早在18世纪，德国就有一个叫尤斯图斯默瑟尔的聪明老头，他是坚决抵制西方启蒙思想和自由放任哲学的开创者。当年社会上有一种新潮的观点，要求军队和政府按照个人才干和功绩来提拔官员，不再看祖上的血统。莫塞尔对这种唯能力论大发雷霆，他极其毒辣的指出，如果一个社会完全只凭个人的功绩来决定成败，这种生活简直让人无法忍受。为什么？因为人这种生物天生就是自恋的，99%的人都觉得自己的才华没有被世界完全发现。如果社会地位是由自身之外的因素，比如血统决定的，底层的穷人还能心甘情愿地接受。他们会想我其实是个了不起的人，只是没投好胎，这样依然能保持内心的尊严。但是如果个人的真才实学成了唯一标准，那麻烦可就大了。那些在竞争中落败的人就会觉得这是奇耻大辱，这等于社会在指着他们的鼻子骂，你就是一个没用的废物。为了保护脆弱的自尊，他们必然会对所有超越他们的人产生深深的仇恨。莫瑟尔虽然是个想要开历史倒车的思想家，但他对人类心理的刻画简直入木三分。对于那些头脑简单的失败者，他们发泄怨恨的方式就是在破旧的地下室里进行恶毒的诽谤。但对于那些稍微读过几本书的知识分子呢？他们不会去进行低级的谩骂，他们会把这种仇恨升华包装成一套极其复杂的反资本主义哲学。他们搞出了一种类似于古代神秘宗教的反转教义。在他们的幻想里自己是纯洁无瑕的绝对受害者，而体制和资本是邪恶的囚笼，只要通过某种终极的解决方式把这个旧世界物理消除，让一只无形的大手来接管所有资源的分配，地上天国就会降临，这简直是人类历史上最虚伪的宗教，它免除了一切个人的责任。米赛斯一针见血地拨开了他们的画皮，这群人之所以如此狂热的批判市场，恰恰是因为他们潜意识里比谁都清楚，自己的失败完全是自己的错，他们必须用最震耳欲聋的声量去掩盖内心里真实的倒计时。所以朋友们，那种因为野心受挫而产生的深深痛苦，是生活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社会特有病症。你们一定要听清楚，这绝不是平等带来的错，而是平等将人与人之间在智力、意志力、行动力以及对社会贡献上的巨大不平等，惨无人道地暴露了出来。当去掉了所有血统的遮羞布之后，一个人实际上能取得什么成就，和脑子里幻想的无所不能的自己之间出现了一道深不见底的鸿沟，这才是怨恨的终极来源。
当你们因为生活的重压，因为嫉妒，试图祈求一个庞大机器来砸烂分配机制，包办你们的人生时，你们其实是在主动交出自己作为人的最宝贵的自由意志。你们是在渴望退回1000年前不用承担责任，但永远只能被当成牲口对待的泥泞庄园。真正的古典自由主义绝对不承诺给你一个乌托邦，更不保证你能当上百万富翁。自由意味着你拥有免受他人强制的权利，但绝不意味着你拥有强迫他人为你买单的权利。他只是把选择的权利和承担后果的责任完完整整地交还给你自己，承认自己是个普通人，勇敢地为自己的平庸买单，不盲从那些把失败归咎于体制的宏大谎言，同时依然保持在平凡生活中寻找快乐的勇气，这才是咱们普通人最硬气的活法。
现在我们要聊的这本关于《反思资本主义的心态》的第一章的第五个大问题，在揭开这层极其伪善的遮羞布之前，大伙现在脑子里给我构建这样一个极其粗鄙的画面，想象一个满地油污，寒风刺骨的重型机械报废厂，一个40多岁的老技工常年吸入金属粉尘，导致他不仅喉咙沙哑，而且有着严重的肺部结节，他正举着几十斤重的大铁锤，满手冻疮和着黑色的废机油，死死砸向一台报废挖掘机的生锈履带，生存的重压就像这台几吨重的机器一样，无差别的碾压着他的脊骨，就在他累得满头大汗，停下来抽口劣质烟的时候，破旧的手机屏幕上弹出了一条新闻：某个搞互联网的大财阀又发射了火箭，身价又暴涨了几个亿。这个老技工会愤怒的想要砸烂手机吗？绝对不会，他只会往地上吐口带血丝的唾骂一句，真有钱，然后继续抡起他的大锤，但是如果这时候一辆崭新的迈巴赫停在废车场门口，走下来一个穿着高级定制西装，戴着百达翡丽的老板，这人不是别人，这是10年前跟着老技工当学徒，当年连个螺丝都拧不明白，后来却靠着偷走客户名单，倒卖二手配件发了横财的二狗子。当二狗子递过一根极品雪茄，满脸微笑的喊一声“师傅”的时候，老济公的心里是个什么滋味？那绝对不是羡慕，那是一股混杂着隔夜酸水和胆汁的剧痛，顺着食管直接烧穿喉咙。
大伙听好老米这句话，你绝对不会因为今天下了一场暴雨，就去对气象学发现刻骨铭心的仇恨，但你一定会对那个在雨中抢走你唯一一把破伞的熟人动杀心。普通无名之辈面对宏大系统的碾压，往往只有市井的无奈妥协。而当面对近在咫尺的阶层跨越时，才会有针尖对麦芒的私人嫉妒。带着这种生理性的刺痛感，咱们立刻切入今天这章的核心。那位眼光毒辣的经济学老头子在书里把矛头对准了一个咱们平时总觉得高高在上，甚至带着神圣光环的群体——知识分子，这一节的标题就叫“知识分子的怨恨”。老头子极其敏锐的指出，咱们在基层打拼的劳苦大众，嫉妒的是虚无缥缈的资本、大集团。而对于那些满肚子墨水戴着金丝眼镜的医生、律师、作家和大学教授来说，他们的嫉妒是极其具体的，他们真真切切的认识发了财的同行，甚至清楚对方当年考试挂过几科，有几颗蛀牙。正是这种无法排解的对自己银行的私人嫉妒，最终被这帮聪明人包装成了一场针对自由市场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滔天大恨。为了让大家彻底看透这帮社会大脑的心理黑盒，咱们往回倒退个2000多年，去翻一翻西方历史的长河，看看这群知识分子骨子里到底种着什么毒草。
第一站，2000多年前的古希腊广场上阳光明媚，站着一群穿白袍留大胡子的男人，他们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批专职知识分子、哲学家，那个叫柏拉图的祖师爷，每天不种地、不打铁，就凑在一起辩论灵魂和正义。他们对那些在码头上搬运橄榄油，在市场里讨价还价的商人是什么态度？极其的鄙视！柏拉图在他的民族理想国里明目张胆的把人分了三六九等，他说满脑子赚钱的商人灵魂肮脏，只配呆在最底层提供吃喝，而站在金塔尖理所应当统治国家的必须是他们这群懂理论的哲学家，这就叫哲学王。你看，从那个时候起，这帮人的基因里就刻下了一种理性的自负。我们有知识，所以这个世界的财富和权力理所应当就该归我们分配。时光机继续往前开，欧洲进入漫长而黑暗的中世纪，这1000年里，知识分子脱下白袍，换上了黑色的修士服，成了大教堂里的神职人员，那时候老百姓连个字都不认识，知识分子彻底垄断了对世界的解释权，在他们的那套神话体系里做生意赚钱那是不可饶恕的。赚了钱的大商人周末必须乖乖跪在知识分子面前痛哭流涕，交出大半财产来洗刷罪恶。在这1000年里，知识分子享受着碾压一切的优越感，把财富创造者死死踩在脚下，但是历史的车轮是不长眼的。
当时间来到18、19世纪，轰轰烈烈的工业革命爆发了，人类进入了资本主义时代，也就是从这一刻起，知识分子的天塌了。为什么？因为自由市场这个最冷酷的生态系统，它根本不看你能不能背诵2000年前的古诗，也不管你会不会用拉丁文写十四行诗，他只认一个字，你能不能为千千万万的老百姓提供物美价廉的商品和服务。这就引发了在知识分子看来极其魔幻、极其悲惨的降维打击。当年那个在教室里连一首诗都背不下来，被老师骂作废物的穷小子，仅仅因为发明了一种让纺织机转的更快的齿轮，广大老百姓就心甘情愿地掏出铜板买他的东西，短短几年废物成了庄园、坐马车的大企业家。而当年那个门门考第一精通三国语言的超级学霸呢，他悲哀地发现，老百姓根本不买他那本酸掉牙的哲学巨著，他只能窝在漏风的破公寓里，靠着微薄的稿费艰难度日。这就好比你苦练了20年的降龙十八掌，自以为天下第一。刚一下山准备一统江湖，结果迎面撞上了一个拿着重机枪的文盲暴发户，一通扫射，你的绝学连个屁都不是。这种降维打击直接把知识分子的精英自尊按在粗糙的水泥地上疯狂摩擦，简直逼着他们想要主动拔网线，注销地球账号！凭什么？这是200年来知识分子在深夜里发出的最绝望的怒吼。如果承认是只会卖肥皂的同行比自己懂市场，如果承认老百姓的消费选择是合理的，他们的精神世界就会当场物理关机。那么这股无处安放的巨大怨气该怎么发泄？这就催生了现代社会最荒诞的心理能力机制。老头子在书里像外科医生一样一刀切开这层伪装，为了掩盖自己缺乏市场价值的事实，知识分子进行了一场逻辑上的乾坤大挪移，他们绝对不能在酒会上流露出对某个老同学的嫉妒，因为那会社会性死亡。于是他们极其鸡贼的把这种刻骨的私人仇恨包装成了对整个社会经济体系的正义控诉。他们大笔一挥，写下无数万字长文，他们绝不会承认自己眼红，而是痛心疾首的高呼，自由市场正在异化人类，资本体系是社会的毒瘤，评价标准的铜臭味是文明的倒退。他们对资本主义的满腔怒火，实际上只是他们振奋身边成功同行的遮羞布。这帮人骨子里还残留着极其落后的客观价值论毒素，咱们用奥地利的照妖镜照一照就能发现，这不过是把学术委员会当成称量猪饲料的秤。他们傲慢的以为自己花了十年心血写的晦涩书籍，就理应比一个擦边网红的搞笑视频值钱。如果市场不买单，那就是市场失灵，就是老百姓太蠢。这哪里是什么悲天悯人的学者，这分明是世俗化的邪教徒。他们把手里那张名牌大学的文凭当成了神圣的启示，觉得自己掌握了宇宙的终极真理，理应坐在云端发号施令。自由市场正面最公平的镜子照出了他们百无一用的真面目，他们不敢面对自己，所以疯狂的想要砸碎这面镜子。
从法国大革命那台沾满鲜血的断头台。到后来无数个被强行拼凑的乌托邦蓝图，背后都站着这群因为私人嫉妒而心理扭曲的聪明人。为了证明自己没有错，他们不惜召唤出利维坦这个权力巨兽，他们极力鼓吹大政府，呼吁强权干预，企图毁掉消费者用钞票投票的自发秩序，建立一个由他们这些专家来做计划的强制系统。这就好比给宿醉的人猛灌假酒，非要把本来可以自我调节的生态搞得乌烟瘴气。可是历史的耳光总是打得又响又脆，一旦无形的权力巨兽真的接管了一切，这群曾经摇旗呐喊，以为自己能当国师的知识分子，往往是第一批被系统出清，送去进行终极解决的牺牲品。因为利维坦只认绝对的服从，他连知识分子最后那点用来发牢骚的笔杆子，都会毫不留情地折断，指望用绝对的强权来保护高雅的文化，简直就像是给老母猪戴钻戒，不仅荒谬而且致命。
讲到这里，必须要给各位在基层打拼的年轻朋友们，掏心窝子说几句属于古典自由主义的底层大实话。现在这个网络时代，你们手机里到处都是这种宏大叙事，那些精英用悲天悯人的语调告诉你，社会病了，市场太残酷了，把权力交给我们吧，让我们替你们规划人生。这个时候我希望你们在心里冷笑一声，古典自由主义的核心逻辑无比清晰：一个尊重个人自由意志的市场经济或许冷漠，但绝对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最公平的机制。因为在这里评判你价值的不是什么狗屁哲学王，而是千千万万个在菜市场买菜，在路边摊吃面条的普通人。你的每一块钱都是一张选票。你觉得谁的服务好，谁创造了价值，你就把钱给谁。那些满怀怨恨的知识分子，本质上就是想剥夺你们手里的选票，强行把社会财富塞进他们自己无人问津的口袋。所以如果再有专家用一套一套的权威规训来恐吓你，试图把你变成流水线上的盲从零件，让你仇恨这个允许你自由选择的体系时，请你勇敢的怼回去。真正的自由是在一个允许试错的环境里，勇敢去寻找自己的路，并为自己的选择全权买单。环境再怎么残酷，别人再怎么吃香喝辣，那也绝不是你诅咒自由交易，呼唤强权干预的借口。
你是一个独立而珍贵的个体，你的价值不需要任何怨妇一样的理论来定义。今天我给你们扯下这块遮羞布，就是为了让你们拥有识破世界上所有宏大谎言的精神免疫力。去他的道德绑架，咱们过好咱们自己真实而热烈的人生。
现在我们讲第一章的第六节，标题是“美国知识分子的反资本主义偏见”。大多数人天真的以为那些满肚子墨水的高级知识分子之所以天天咒骂资本家，拥抱大政府，是因为他们站在了道德的珠穆朗玛峰上。米赛斯冷笑一声，无情地扯下了这块遮羞布，真相散发着一股浓烈的酸腐的嫉妒味。一切的根源仅仅是因为知识分子在一个叫做“上流社会”的圈子里，感受到了致命的社交屈辱。为了弄明白这种仇恨的种子是怎么种下的，老米得先给你们拉回几百年前的欧洲。在早期的欧洲上流社会这个词，绝对不是今天这群土老板带着出金项链，拼命吃烤肉炫富的暴发户俱乐部。欧洲的上流社会是一个对人类智慧充满敬畏的奇妙生态圈。在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美第奇家族的银行家们要是想炫富，能把整个城市用金子铺满，但他们觉得光有钱太俗了。如果你是达芬奇，哪怕你脾气古怪，身无分文，大银行家也会亲自跑到你的画室脱帽致敬，请你坐上晚宴的主位。这种风气吹到19世纪的巴黎沙龙里更是达到了顶峰。在踩着柔软波斯地毯的豪华宅邸里，最耀眼的明星绝不是满身铜臭的百万富翁，而是刚刚写出巨著的小说家，或者是发现了新公式的物理学家。哪怕富翁心里只想着明天的股票，他在酒会上也得装出一副对新古典主义诗歌极感兴趣的饥渴模样，像个小学生一样坐在学者身边听讲，在最高荣誉法兰西学院里面只有40个名额被称为40位不朽者。
你如果是这里的院士，哪怕穷得雇不起马车，当你走进大厅，所有的财阀和贵族都必须向你低头。在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就是被资本和权力供奉在客厅里的名贵盆景，他们的虚荣心得到了空前绝后的满足。可是当历史的尽头转向一片神奇的新大陆，也就是美国的时候，情况发生了极其粗暴的翻转，美国的镀金时代涌现出了大批石油大亨和钢铁大王，这帮人手里有钱，但毫无底蕴，他们为了把自己和穷人隔开，搞出了一本叫做社会名录的小册子，标准极度单一，只看钱。在这个粗鄙的商业堡垒里，成功的商人和顶尖的知识分子之间，横亘着一道永远无法跨越的鸿沟。那些美国富豪聚在一起打牌、打高尔夫、聊赛马，唯独不聊哲学。他们打心眼里看不起那些在象牙塔里空谈的文人，这就好比在一个偏远的村镇集市上，最受全村人追捧，坐在酒席主桌上的永远是杀猪最快、卖肉最多、嗓门最大的屠户，而那个在村口大树下摇头晃脑背诵古诗的酸秀才，不仅连主桌的边都摸不到，还要忍受屠户们路过时轻蔑的唾沫星子。巨大的心理落差，让知识分子胸腔里的怒火彻底引爆了。
接下来老米要带你们看看这群被冷落的聪明人是如何在经济学常识面前闹出国际笑话的。米赛斯在书里极其生动的列举了三个经典的社会切片：
第一种人是作家。他们觉得商人是未开化的造粪机器，满脑子除了钱什么都不懂。我写了探讨灵魂的书，你只配生产卫生纸，可现实是造卫生纸的赚的盆满钵满，探讨灵魂的连房租都交不起。于是作家开始仇恨让商人发财的自由市场。
第二种人是大学教授。这是全书的神来之笔。一个研究康德哲学的大学教授愤愤不平地发现，学校橄榄球队的教练工资竟然比他高出好几倍。那一刻教授觉得受到了奇耻大辱。此时如果我身边有个满脑子宏大叙事的左派朋友，他一定会义愤填膺地拍桌子说，这简直是文明的悲哀。凭什么一个四肢发达的教练能拿高薪？这说明市场失灵了。我们需要一个庞大的利维坦机器来重新分配财富。面对这种无知，你只需要掏出奥派的主观价值论，对着他的脸狠狠甩上几巴掌。价值从来不是由你付出的汗水，你读过的书籍或者你自认为的崇高程度来决定的，价值是且仅是由千千万万个具体的普通人在极其真实的交易瞬间，用他们口袋里的钞票投票选出来的。教练为什么拿高薪？因为在一个周末的下午，有八万个辛勤工作了一周的修理工，流水线工人和收银员愿意花钱买门票进场，他们需要的是肌肉碰撞的宣泄，而不是去听一场晦涩难懂的存在主义演讲。这八万张球票汇聚成的报酬就是最纯粹的“消费者主权”。教授仇恨的表面上是那个教练，但他骨子里仇恨的是这8万个普通人的选择权。这群知识分子最大的理性的自负，就是他们坚信存在一种由精英定义的客观价值。这就好比一个自视甚高的单身汉，在一个自由恋爱的村委会上，发现全村最漂亮的姑娘们纷纷投入了粗鲁铁匠的怀抱。这个单身汉既不去练肌肉，也不去学幽默，反而极度愤恨地跑回屋里给村长写信，要求立刻取缔自由恋爱，要求用行政命令把春花强制分配给他。理由是我是全村唯一懂得欣赏贝多芬的人，我这种高尚的品格必须得到肉体上的奖赏。这就是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拥抱反资本主义学说的隐秘机制。他们想借助一种强权机器，强迫大众去买他们生产的所谓高雅思想。
第三种人是物理学家和科学家，他们在实验室里熬秃了头，发现了一种新材料，觉得自己是造物主。这时候一个商人走过来，把这堆冰冷的数据变成了主妇们厨房里便宜好用的不粘锅，科学家气吐血了，觉得自己的心血被金钱玷污了。这帮人根本不懂经济学，如果没有商人去承担倾家荡产的巨大风险，去组织流水线去死磕成本，那个伟大的公司永远只是一张废纸，如果你顺着思想史的藤蔓向上挖，你会发现知识分子这种怨妇般的仇恨，有着极深的神学根源。
在前现代社会，知识分子垄断的天道与神意的解释权，他们是社会的祭司，但自由市场的到来完成了一次残酷的去魅。在市场里没有任何人能凭着神圣头衔白拿钱，你必须服务于他人，去满足你瞧不起的普通人的世俗欲望。知识分子突然发现自己从神坛上被拽了下来，变成了端盘子推销知识的服务员，这种阶层滑落的屈辱感，他们根本承受不了。于是他们把一切罪名都扣在了利润制度的头上。当然米赛斯也非常客观地指出了美国富人的极端愚蠢，这帮超级富豪搞绝对的圈子隔离，以为在庄园外竖起铁栅栏，不跟酸腐文人来往，就可以安心数钱，这简直是作死。这就像一个土财主，把村里所有会写字的教书先生都赶出了村子，他不知道那些教书先生正坐在村外的山头上，给所有的村民编造土财主吃人的恐怖故事，打造着一把把将在未来对财主进行系统出清和物理关机的思想镰刀。正是富人们的傲慢隔离，让知识分子掌握了话语权，用小说、电影和学术文章把市场经济描绘成了万恶之源。
好了，老米今天费这么大劲给你们嚼碎这段历史，是为了给你们的大脑装上杀毒软件，这个世界上有太多打着为了全人类好，为了消灭剥削的宏大叙事，他们忽悠你们去砸烂市场，建立一个由聪明人分配一切的完美系统。但老米要告诉你们，认清这帮人的真面目，自由市场不是长着犄角的怪兽，它就是你们每天掏出钱包去买一瓶酱油，吃一碗牛肉面的瞬间，卖辣条的老板发财，是因为成千上万个你们觉得吃一口辣条很快乐，真正的民主就是普通人用钞票在投票，不要被那些傲慢的灵魂骗了。如果真的有一天，这种自发秩序被彻底摧毁，普通人连吃什么口味的泡面都必须听从精英的统一规划，那才是所有人万劫不复的深渊。
依靠强权机器实现的所谓公平，只会把每一个活生生的人变成流水线上毫无灵魂的零件。真正的自由是自我立法，自我负责、捍卫常识。在这个充满粗糙摩擦力的世界里，勇敢的面对真实的交易如果你的才华不能满足他人的真实需求，那就只是一场高雅的自嗨，不要用环境的冷落作为推诿责任的借口。
下次再看到网络上那些高高在上的才子痛骂资本，痛心疾首的时候，老米希望你们能微微一笑，在心里说一句，这不过是又一个因为没被邀请去富人饭局，而集体破防的单身汉罢了。
现在我们要聊的是第一章的第七个问题，也就是第七节，书里的原标题叫“白领工人的怨恨”。咱们先来看一个极度粗糙的真实生存切片，在某个南方小城发霉的政务大厅地下档案室里，空气中永远弥漫着一股死老鼠，混合着劣质油墨的酸臭味。头顶那根接触不良的荧光灯管，正发出如同濒死苍蝇般的机械嗡嗡声。一个戴着黑框眼镜的基层小科员，正坐在那把掉皮的人造革转椅上，机械的把一堆泛黄的审批单分门别类，然后重重地盖上公章，他每盖下一个红色的印记，大脑就会分泌出一丝微弱的多巴胺，仿佛自己手握着利维坦的生杀大权。可是就在他走到满是水垢的洗手池边洗手时，透过地下室那扇仅剩半块玻璃的窄窗，他看到了外面的化粪池边，一个穿着齐胸防水皮裤，浑身沾满不可名状黄褐色秽物的抽粪工，正骂骂咧咧的把粗壮的软管捅进下水道。小科员前天刚听领导抱怨过，这帮抽粪的粗人，现在心黑的很，疏通一次就要收1500块，这老汉一个礼拜赚的钱顶得上小科员在这发霉的地窖吸一个月的粉尘。那一瞬间小科员胃里一阵痉挛，不仅是被外面的恶臭熏的，这是一种三观碎裂的生理性反胃，他捏紧了手里那枚公章，咬牙切齿的想，我可是堂堂正规大学毕业的文明人啊，我每天处理的可是国家机器的运转程序，凭什么吃人系统给我的标价还不如一个掏大粪的文盲？
我用一句大白话就能把这种心态死死焊在米赛斯的理论柱子上，你以为你手里捏着的是宏大系统的指挥棒，但在冷酷的市场面前，你那引以为傲的脑力劳动，其真实的商业交换价值甚至比不上一桶刚被疏通的下水道淤泥。最终把按部就班的文案打杂当成运筹帷幄的狂想曲，就是极其典型的白领工人的怨恨。但是在米赛斯对这种怨恨进行无情解剖之前，你们有没有仔细思考过，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人类社会形成了一种坐在桌子后面写字，就天然比在车间里抡大锤要高级的错觉？这可不是什么天上掉下来的自然规律，这背后隐藏着一部长达2000多年的充满了误解和偏见的西方劳动演化史。我得带着你们去历史的深处看一看这种白领优越感的病毒源头。
第一站，2000多年前的古希腊古希腊阳光灿烂的雅典城邦里，大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穿着飘逸的长袍探讨宇宙真理。可是你们往广场的角落里看，谁在搬运大理石？谁在打制铁器呢？是奴隶。在古希腊人的观念里，体力劳动不会磨灭人的神性，人的双手是用来指点江山的，不是用来沾染泥土的，动手代表着卑微，动脑代表着高贵，这就是第一层病毒——贵族病。
第二站，中世纪的欧洲，我们走进阴冷昏暗的修道院，一群修士正在羊皮纸上用鹅毛笔抄写圣经。那个年代连骑在马上的国王都是文盲，文字掌握在极少数神职人员手里，谁能书写文字，谁就等于连上了上帝的内部网络。坐在桌前写字，那不仅仅是劳动，那是知识的特权，这是第二层病毒——文字崇拜。
第三站，18世纪的英国工业革命，巨大的蒸汽机轰鸣，车间变成了一个充满油污和高温的修罗场。而在这个时候，工厂主开始需要在身边安排几个会算账、会写信的人。这些人不用下车间，穿着体面的西装坐在安静的办公室里。在那群浑身黑灰的钢铁工人眼里，这群人简直就是神仙，这就给后人留下了第三层病毒——
办公室幻想。以为只要我不流汗，我就摸到了管理阶层的门槛。
历史课上完了。现在你们明白了吗？今天坐在格子间里鄙视外面蓝领工人的年轻白领，他脑子里的优越感，其实就是这三种历史病毒混合发酵的酸腐产物，带着这个历史背景，我们再来看米赛斯在这一节里的精准解剖，你会发现他简直是刀刀见血。米赛斯说，白领工人有这两种只属于他们这个群体的极其特殊的心理绝症。
先说第一种痛苦，对自身工作价值的严重幻觉与现实的剧烈撕裂。这些每天和表格数字公文打交道的人天生带着一种迷之自信，为什么？因为他们环顾四周，发现自己干的活跟大老板惊人的相似，老板在看文件，他也在看文件；老板在签字，他也在盖章。这种行为学上的表面重合，在他们的大脑里产生了一种极为可笑的光学错觉，就像是一只紧紧吸附在巨轮方向舵上的藤壶，因为自己每天随着方向左右摇摆，就真真切切的相信是自己微不足道的蠕动，引导着这艘万吨巨轮穿过了惊涛骇浪。于是他的虚荣心极度膨胀，觉得自己是个靠大脑吃饭的知识精英，开始鄙视那些满手油污的体力劳动者。可是当发工资的日子到来，或者当他需要请人修理汽车时，他愤怒的发现那些连英语单词都不会拼的粗人，拿的钱居然比他多得多。这个时候他心态崩了，他觉得资本主义瞎了眼，居然不去赞美他们敲击键盘的芊芊玉手，反而去迎合没文化的苦力。米赛斯极其冷酷地戳破了这个幻梦，我觉得你把一堆现成的数据从左边的文件夹拖到右边，这就叫智力创造吗？在资本的眼里，那跟流水线上拧螺丝的动作没有任何本质区别。你所从事的文秘或者数据录入，不过是现代商业机器运转中极度边缘的润滑剂，随便大街上拉个人，培训三天就能把你完美替换。而你嫉妒的那些工人根本不是在出卖笨力气，他们是高度专业化的技术专家，能在千钧一发之际判断机械疲劳的临界点。市场的定价机制是极其冷酷且诚实的，市场从来不为你的西装领带买单，市场只为你解决稀缺问题的能力买单，拒绝承认自己随时可被替代的现实，暴露了这些白领缺乏经济常识的思维黑洞。
讲完第一种，我们在看白领工人的第二种痛苦——同侪嫉妒，这是一场逻辑上的精神自残。在庞大的办公室内卷场里，昨天还和你一起吃的便宜盒饭，拿着死工资的同事张三，今天突然平步青云，被提拔进了独立办公室。你的自尊心瞬间被按进了绞肉机，你会承认张三的业务能力确实比你强吗？承认他在关键的夜晚解决了你根本看不懂的危机吗？绝大多数人都不会因为这种对自我价值的否定，会让这些高贵的脑力劳动者直接在心理层面上物理关机。于是为了保护可怜的自尊，大脑迅速启动防御机制，发明了一种极其廉价且万能的甩锅神药，错的不是我，而是这个烂透了的体制。张三能上位绝对是因为他使出了为人不耻的阴险招数，是因为万恶的资本主义系统本来就是一台奖励小人和恶棍的机器，好人注定受穷，坏人注定发财。听懂了吗？只要把一切无能推给那个名叫“体制”的巨兽，推给所谓的万恶资本，你那惨不忍睹的溃败，瞬间就带上了一层悲剧英雄的圣母光环。这是一种多么完美的心灵马杀鸡，他们用仇视整个经济系统的方式，掩盖了自己在微观生存博弈中的溃败，但故事到这里还没结束。
如果这种小文员的傲慢仅仅停留在茶水间的无能狂怒，那倒也罢。可是米赛斯在这一节的后半部分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极其震撼的历史悲剧。当这种自以为是的文员逻辑，在历史的偶然中掌握了暴力的利剑时，人类将迎来一场深不见底的浩劫，这就引出了米赛斯重点批判的一个历史人物。 我要定个调子，我们不搞歇斯底里的人身攻击，我们只像解剖麻雀一样去分析他的思想根源错在哪。
米赛斯说，这种认为自己干的低级打杂工作跟企业家的决策活动是同一回事的荒谬信念，最经典的表现就在著名的光头革命家写的一篇名为《国家与革命》的论文里。你以为那个光头和他的地下同盟们真的懂什么是经济运行吗？他们对市场经济一无所知，他们唯一的收入来源是党的资金，甚至是靠暴力的没收来获取的，他们从来没有在自由市场上赚过一分钱。但最讽刺的是在1917年那场翻天覆地的革命爆发前，这些流亡在欧洲各地的同志们为了混口饭吃，偶尔也不得不在一些商业公司里打零工。他们干的是什么？填写表格、抄写信件，把数字誊写到账本上归档，这就是悲剧的源头。
这位光头革命家，把他作为一名底层填表员的悲惨体验，当成了整个企业家活动的全部真相。在他眼里，资本家的功能仅仅就是控制生产和分配，他居然在大作里天真的宣称，所谓的会计和控制已经被资本主义简化到了极致，任何一个只要会读写知道加减乘除基本算数的人，就能轻而易举地接管整个经济。听听这荒谬绝伦的结论，这就是20世纪最可怕的理性的自负。这位光头革命家完全没有意识到维持一个社会运转面临着怎样绝望的深渊。一个真正的企业家，必须面对生产要素的绝对稀缺性；必须面对未来状况，那令人窒息的不确定性，必须在成千上万种技术路径中挑选出成本最低的一种。企业家是在茫茫未知的迷雾中，冒着倾家荡产的风险掌舵前行的人，而这位光头革命家他以为世界就是一个巨大的已经填满数据的电子报表，只需要找几个算术好的人来求个总和就行了。
他以为治理一个庞大的国家，就跟接管一家小店的收银台一样，派几个拿着枪的工人站在那里记账。这个世界就会完美运转。当他们真的掌握了利维坦的权柄，试图用算盘和表格去规划亿万人的吃喝拉撒时，现实的铁拳瞬间教他做人。当表格上的数字无法变出凭空消失的面包，当人为设计的分配系统引发了系统性的资源错配时，他们只能祭出某种终极的解决方式。用物理消除的方法，让那些不配合的人被系统出清，去填补永远无法屏障的黑洞。难怪米赛斯在这一节的最后用一种无比辛辣的语气总结道：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这种档案室职员的哲学，绽放出了他全部的荣光。“档案室职员的哲学”，短短几个字，把那种眼界狭隘傲慢无知，却又试图掌控一切的官僚妄想，刻画得入木三分。讲到这里这一节的内容咱们就彻底拆解完了。我照例要给大家提炼一点思想防身术，古典自由主义最真实的东西是个体的自由意志，是每个普通人根据自己的处境去真实面对世界并承担后果的勇气。生活从来不亏欠你现在，市场不是你那个会无条件包容你任性的亲妈，它是一面冷酷的照妖镜。如果你今天碰巧是一个坐在写字楼里的白领，放弃那种因为历史遗留问题产生的虚假优越感吧。当你沉浸在受害者的悲情中，当你幻想有一种至高无上的强权力量，可以仅仅靠着加减乘除就给你分配公平的时候，你其实正在交出你独立思考的权利。你唯一能做的就是从虚幻的控制椅上站起来，放弃对利维坦能够替天行道的幻想，去直面稀缺，去拥抱不确定性，去真刀真枪地提升自己满足他人真实需求的能力。
现在我们讲第一章的第八个问题，这一节米赛斯的手术刀精准的冷酷，他起了一个极具穿透力的名字：“堂兄弟们的怨恨”。用老米的话说，来自白眼狼的怨恨。要想看懂看不懂。这帮白眼狼的底层逻辑，我们必须先戳破大众常识里的一个巨大幻觉。你去问问身边那些满脑子宏大叙事的进步派朋友，在他们的脑子里资本是什么？他们一定会背诵1850年在伦敦写大部头的大胡子的话，告诉你资本就是一台永动机，只要完成了原始积累，它就会像细菌繁殖一样自动生钱，这种想法简直滑稽到了极点。这就好比一个天天混迹于地下灰产赌局的盲流，看着桌上堆积如山的筹码，以为那些筹码到了晚上会自己交配生仔一样。
米赛斯极其冷酷的打破了这个幻想，他告诉我们，在真正的没有外部权力干预的自由市场上，财富的消散速度快的惊人，市场就像是一个永远在进行末位淘汰的修罗场，这里没有论资排辈，没有昔日荣光，消费者每一次掏钱或者不掏钱的决定，都是一场残酷的全民公投。不管你老子当年创下了多大的基业，只要你稍微懈怠一秒钟，或者由于衰老导致反应慢了半拍，那些像饿狼一样的竞争对手，瞬间就会把你积累的财富撕得粉碎。老话说的富不过三代，在没有利维坦护航的真实市场里，是铁打的规律。这就逼得我们必须回头看看历史。在欧洲的中世纪，那是一个用暴力维持的身份社会。一个贵族哪怕脑子是个弱智，只要他祖先有战功，他依然能靠着城堡和长剑收租子，谁不服就直接物理消除。但是到了资本主义崛起，权力从拿着宝剑的贵族手里转移到了能伺候好消费者的企业家手里，老百姓用手里的铜板说了算，你造的鞋子不合脚，你血统再高贵也得饿死。这下子那些又懒又馋的富二代们迎来了噩梦，他们不想在冰冷粗鄙的市场里肉搏，他们怎么保护荣华富贵呢？米赛斯说的一针见血：他们害怕市场，所以逃离市场，一头扎进了政府权力的裙底。他们把钱拿去买政府发行的债券，让庞大的公权力通过强制收税来给他们派发固定利息。这种行为，老米给你们打个比方，就像是给一个宿醉快死的人灌假酒，他们为了逃避市场的出清，宁可把命运绑定在系统性的腐朽上。你看，这帮无能的继承人天生就是反自由竞争的。当然凡事皆有例外，在极少数走运的家族里总会开出基因彩票，出现一两个变异的硬核狠人，把祖先那种像狼一样敏锐的商业嗅觉给遗传了下来。为了保住基业，家族只能定下铁律，把经营大权交给这个狠人，也就是老板，而剩下的那些兄弟姐妹，寡嫂、侄女通通被降级为只管拿钱的边缘人。为了方便米赛斯把他们统称为“堂兄弟”，现在核心舞台搭好了，让我们把这个家族结构置换到一个地下马戏团的生死局里。掌舵的老板每天要在没有任何保护网的情况下，走在30米高空钢丝上表演倒立抛接飞刀的杂技演员，他每天汗流浃背，忍受着神经紧绷的折磨，因为掉下去就是物理注销地球账号，彻底退场。而他的那些堂兄弟们，他们穿的高级定制礼服坐在顶级贵宾包厢里，吃着空运来的鱼子酱。这群堂兄弟从小在极其昂贵的寄宿学校里长大，老师教他们念古希腊诗歌，看行为艺术，唯独不教怎么看懂资产负债表。在他们眼里，去泥坑里打滚赚钱是下等人的脏活，他们长大后要么在声色犬马中进行不可描述的原始生理繁衍运动，要么附庸风雅，搞点没人懂的抽象画。总而言之，他们是一群对真实社会运转毫无卵用的人。如果只是毫无卵用，那倒也罢了。真正致命的毒点在于这些坐在包厢里的寄生虫觉得分给他们的鱼子酱不够多，他们看着老板在公司里呼风唤雨，心里的一万头神兽就开始咆哮。他们觉得凭什么大家都是一个爷爷生的，你拿大头我拿小头，这不公平！
面对这种毫无逻辑抵库的指责，老米只想用几个反问把他们的伪装扒光。请问当你坐在包厢里抠脚的时候，你承担了从30米高空摔成肉泥的风险吗？你理解飞刀在耳边擦过时的风速吗？你懂得怎么应付税务刁难、工会敲竹杠的突发危机吗？你什么都不懂，你只看到了聚光灯下的鲜花，却完全无视了为了维持这个复杂系统不崩溃，老板付出了怎样的主观心智和血汗。但是堂兄弟们不听，因为他们智商太低，真的信了钱会自动生钱的邪教理论。他们每天像神经病一样怀疑老板在做假账，怀疑老板剥夺了他们的天赋人权。家族聚会永远是一场地狱般的批斗会，老板在前面疯狂走位，维持企业生存，只觉得这帮人是纯纯的白眼狼。如果仅仅是豪门恩怨，那顶多是八卦，但这群恼羞成怒的巨婴随后干出了一件震惊人类智商的骚操作，他们转过身带着从资本主义分来的巨额财富，一头扎进了反资本主义的阵营。这就好比坐在包厢里的寄生虫，不仅嫌鱼子酱少，还拿钱雇流氓去疯狂摇晃那根高空钢丝。在20世纪初的欧美，这帮富家子弟大把的撒钱，去资助那些打着社会研究旗号，实则兜售集体主义毒药的大学教授，甚至直接出钱赞助自己家族工厂里的工人罢工。只要能让大哥难受，他们连自己的饭碗都敢砸。米赛斯及其辛辣的称呼，他们为沙龙里的社会主义者，或者是顶层豪华公寓里的布尔什维克。要看透这种荒谬，老米必须带你们挖出他们神学基因里发臭的根子：为什么既得利益者会痛恨给他们财富的系统？这是一种极其阴暗的心理代偿。他们潜意识里知道自己是个废柴，当一个人无法通过创造价值获得尊严时，他就会试图通过抢占道德高地来掩饰无能。他们去攻击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在购买现代版的赎罪券，他们高喊打倒万恶的资本，向世人证明自己灵魂高尚，这就好比圣经里的该隐，该隐为什么非要对亚伯下那种终极的解决手段，不是因为亚伯做错了什么，恰恰是因为亚博能干，这些堂兄弟痛恨市场、痛恨老板，是因为老板是一面照出他们寄生和无能的镜子，他们宁愿炸毁整栋大厦，把所有人拖入均平的深渊，也绝不承认别人在智力和胆识上对自己的降维碾压。
讲到这里，不要被那些社会上流民人员，豪门阔少悲天悯人的伪善表情给骗了，他们不是什么盗火的普罗米修斯，他们只是分赃不均的巨婴。古典自由主义从来不是偏袒富人，而是坚定的告诉你，不要相信资本自动剥削人的鬼话，真正的自由社会没有铁饭碗，市场不相信眼泪，也不需要廉价的同情，他只看你能不能实打实的满足别人的需求，那些试图呼唤庞大权力机器，把整个社会变成一个不用负责任的大托儿所的人，最终只会剥夺你我普通人谨慎的选择权。你必须基于理性和自由意志，为你的人生全权买单。
咱们现在要聊的是第一章里的第九个问题，就是第九节“百老汇与好莱坞的共产主义”，这是极其反直觉。那些靠着自由市场赚取了6位数甚至8位数真金白银的顶流明星、大编剧和大导演，他们住在配有私人管家的大庄园里，喝着空运来的年份香槟，绝对算不上什么食不果腹的受压迫者。然而吊诡的是，正是这群全球娱乐工业的顶级既得利益者，成了那套主张绝对平均主义的红色乌托邦叙事最狂热的信徒。他们明明是吃的自由市场最大红利的时代新贵，却成天在豪华轿车里高喊着要砸碎这个体系。有人觉得这是一种虚伪，有人觉得这是因为他们同情弱者，别扯淡了，这世上从来没有凭空的道德光环。你以为这群坐在镶钻浴缸里的人是真的在为底层的苦难流泪吗？不。他们只是在为自己无法掌控的明天而浑身发抖。为了把这个病灶给你们彻底切开，我得先停一下。咱们坐上时光机，去西方的历史长河里游个泳，因为你们如果不知道演员这个职业在西方历史上到底是个什么底色，你们就永远无法理解好莱坞权贵们骨子里的极度焦虑。
咱们先穿越回2000多年前的古希腊，那时候演员带着巨大的面具，在半圆形剧场里吟唱悲剧。戏剧虽然神圣，但演员本人更像是用来跟神明沟通的工具人。等到了古罗马时代风气彻底变了。达官贵人们喜欢看大型的感官刺激，绝大多数在舞台上表演的人直接就是奴隶。如果一个奴隶演员在台上念错了一句台词，或者没把主子逗乐，下台以后面临的可能直接就是被扔进兽笼里执行物理消除。在那个年代，表演者跟泥地里搏杀的角斗士一样，处于社会的绝对最底层。
再往后，欧洲进入了漫长的1000多年的中世纪，文化大权被教会实时把控，教会认定人生下来就是为了赎罪的，寻欢作乐就是罪恶。于是正规剧院绝迹了。所谓的演员变成了一群赶着破马车的流浪汉，他们在泥泞的广场上给大字不识的农民翻跟头换黑面包，被当时的社会归类为跟小偷、骗子同等地位的贱民。哪怕一个流浪艺人死在半路上，按规矩都没资格埋进神圣的墓地，只能在荒郊野外随便刨坑掩埋，这就是西方娱乐行业漫长而真实的处境，彻头彻尾的边缘人。
但是历史的车轮滚到了近代，以自由贸易和个人财产权为基础的古典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像狂风一样席卷了欧美。奇迹发生了，资本主义给人类带来了大众的闲暇与财富，吃饱了肚子的工人和职员需要消遣，无数普通老百姓拿着辛苦赚来的钞票涌进剧院，就在这一瞬间，资本主义的市场规则没有看出身，没有看血统，硬生生的用无数普通消费者的选择，把这群曾经的贱民捧成了拥有惊人财富的神明。既然是自由市场把他们从泥沼里拉出来送上了云端，那他们为什么还要在豪宅里痛骂资本主义？让我们带上奥派经济学的滤镜，用主观价值论的手术刀，把这群文艺界权贵的逻辑底裤彻底扒掉。
米赛斯一针见血的指出，原因只有一个，对消费者主权的极度恐惧。在商业社会里，任何人的物质成功都100%取决于掌握生杀大权的消费者是否买账。咱们打个比方，造马桶的厂长和演莎士比亚的影帝看似都是做生意，但心理状态天壤之别。造马桶的厂长晚上睡得很香，因为物理属性是相对稳定的，只要人类还需要排泄，只要他的马桶不漏水，他就能合理的预测明天的市场需求。但是搞娱乐的完全是另外一码事，他们贩卖的不是客观的物理功能，而是纯粹的主观情绪。人们需要娱乐是因为无聊，而摧毁无聊的唯一解药叫做新鲜感。这就意味着娱乐工业的本质就是一场不断迎合人类喜新厌旧本能的西西弗斯式苦役，观众是这个世界上最无情、最善变、最难以理喻的群体。昨天他们还能把你海报贴满墙壁，今天早上醒来，可能仅仅因为看腻了你笑起来眼角的某一条皱纹，就把你像丢弃发馊的剩饭一样扔进历史的垃圾堆。米赛斯在书里极其精准地引用了挪威剧作家易卜生的经典戏剧建筑大师，那个功成名就的建筑大师索尔尼斯，每天活在极度的恐惧中，他总觉得门外有人在敲门，敲门的是谁？是那些年轻的眼睛里闪烁着饥饿光芒的新一代，随时准备冲进来把他从王座上掀翻。好莱坞里的每一个大腕，心里都住着一个索尔尼斯。他们每天早上对着镜子洗脸时，都知道在那些廉价的地下室出租房里，有成千上万个比他们更年轻更充满野心的新鲜面孔，随时准备篡夺公众的恩宠，这是一种完全悬浮在流沙金字塔顶端的绝望感。那么人一旦陷入这种绝望，就会产生一种极其荒谬的心理防御机制。这帮人为什么会去拥抱由1850年伦敦的大胡子所描绘的乌托邦？这就好比一个天天在风暴肆虐的大洋上，靠着赌博式的捕鲸，赚得盆满钵满的船长，突然受够了随时可能沉船的恐惧，于是他满眼血丝的跑上岸对着天空大喊，大海太残忍了，我们必须呼唤一个全知全能的庞然大物，把整个太平洋的水都抽干，然后用水泥铺平，这样所有的船就都能安稳的停在原地了。哪怕以后大家只能在水泥大操场上啃干面包，至少我再也不用担心被风浪卷走了。这就是那群左派明星的真实心理画像。他们天真的以为只要把所谓的剥削者的财产全没收了，只要推翻了自由市场，换成一个包办一切的系统，他们那种随时可能被观众抛弃的私人怨念也会随之烟消云散。说白了，这帮娱乐圈的宏大叙事拥趸大概率从没翻开过任何一本严肃的经济学著作。对这些靠卖弄风情和编造段子起家的人来说，复杂的市场运作机制完全是一个黑盒，这种智力上的懒惰和巨额财富带来的理性的自负，发生了一种极其恶劣的化学反应。这时候我真想拽住一个满眼热泪，正在高谈阔论人类大同的百万富翁影帝，用苏格拉底式的连环反问，把他的脑水抽干。你真的懂你在呼唤什么吗？当你呼唤那个全能的利维坦来接管市场时，你以为他会用刺刀逼着观众买票来看你那张已经过气的脸吗？你以为公权力拥有了分配资源的绝对权力后，会把它浪费在你那些无病呻吟的喜剧上吗？你连变幻莫测的普罗大众都伺候不了，你竟然妄想去伺候一尊绝对不容置疑的钢铁神明？这就好比一个人因为得了感冒鼻塞觉得很难受，然后他听说有一种断头台机器只要把脖子伸进去，咔嚓一下，所有的烦恼就都没了。于是他兴高采烈地投票支持把断头台搬到自己家的客厅里。最讽刺也最荒诞的黑色幽默在于，这群指责自由市场催生了大量低俗娱乐产品的人，恰恰就是靠着这些庸俗产品发大财的人。米赛斯提到那个时代世界上最著名的脱衣舞女郎，她靠着在一个极其宽容的自由市场里，用最下三路的原始供需法则赚取了惊人的财富，转头却去狂热支持一个一旦成功，就会立刻把她当成堕落分子，并把她彻底从系统里出清的极端运动，既当又立莫过于此。
归根结底，如果我们要进行一次观念的考古，你会发现这种心态的本质是一种世俗化了的二元论神话，他们无法接受古典自由主义那个冰冷但真实的底色：自由意味着你要承担随时可能失败的风险。你的天赋，大众的审美都不受你控制，但你必须为自己的人生盈亏负全责。这种冷冰冰的个人责任制，对习惯了被掌声簇拥的巨婴来说太沉重了。所以朋友们，今天咱们聊了这么多，老米最想跟你们说的是不要去害怕生活中的不确定性，自由市场从不欠你一个安稳的晚年，也从不保证你的才华能永远变现。在这个系统里没有神明为你兜底，只有你自己和千千万万个用钞票投票的个体。你得到了财富，你就必须咽下那份如影随形的恐惧，拒绝这种等价交换，妄图召唤利维坦来消除竞争的摩擦力，最终的下场就是所有人一起在权力的水泥地上被强行物理关机。不要为了逃避一点点风雨，就把自己的灵魂和选择的权利心甘情愿的交给任何宏大叙事的机器，你的焦虑是你自由的代价，更是你活着的证明。好莱坞明星们的精神危机，咱们算是给扒的一干二净了。反资本主义的心态，第一章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
不过如果你觉得娱乐圈这帮患有巨婴症的富豪已经足够滑稽了，那么我们将离开聚光灯下的名利场，一脚踹开那些自诩为人类大脑的象牙塔大门。当那些满腹经纶，自认比你聪明100倍的知识分子，发现自己在自由市场里连个修水管的工人都竞争不过时，他们心中产生的恶毒怨恨将如何化作吞噬你我餐桌的理论毒药的呢？
现在我们开始讲米赛斯的反资本主义的心态里的第二章，“普通人的社会哲学”的第一节，题目是“资本主义的现状及其普通人的眼光”。当你翻开那些关于经济学启蒙的篇章，你会被一个极其冰冷的事实反复抽打，绝大多数人包括那些在商海里日进斗金的精明商人，对他们赖以生存的这套市场经济系统根本一窍不通。我们普通人今天享受到的物质生活，哪怕是几百年前的皇帝老儿，什么唐宗宋祖，那都是连做梦都想象不到的。可是咱们大家的心里却充满了抱怨和莫名其妙的愤怒。我们总觉得这个世界欠我们点什么？把一切物质上的丰富看作是理所当然的空气和水。为什么会这样？米赛斯开篇就抛出了一个震碎三观的观点，经济学作为一门新知识的出现，是人类历史上最具决定性意义的伟大事件。
因为正是经济学里的自由市场和私有产权理念，在短短200多年的时间里，创造了比过去一万年还要多的奇迹。可是既然经济学这么牛，为什么大家不去学？因为经济学太不符合普通人的胃口了，普通人脑子里对科学的理解全都是物理学和化学的套路，他们觉得科学就该像把苹果扔出去必然掉在地上一样，有绝对的公式可以套，所以他们带着看物理学的眼镜来看经济学，要求经济学精确预测明年的经济增长率。
但是朋友们经济学研究的是人啊，是有着自由意志，今天高兴，明天郁闷的活生生的人，你怎么可能用物理学的公式去框住人类的自由意志呢？经济学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它是，关于人类行动的逻辑。面对这种极其耗费脑力的思考，大多数人退缩了，这种无知直接导致了一个极其普遍的滑稽结论：大众把生活水平的提高全都归功于自然科学和技术的自动进步。在普通人眼里，人类历史自带一种神奇的自动导航系统，他们觉得无论你搞什么制度，智能手机迟早会掉到我们手里。这就好比一个没见过世面的野人，偶然走进了一家24小时无人便利店，他看到只要在屏幕上戳两下，就有热腾腾的便当掉出来。于是这个野人得出结论，这个铁皮柜子天生就是会喷出食物的，这叫做历史的必然趋势。如果柜子今天少喷了一盒便当，那肯定是老板在剥削我。这听起来滑天下之大稽，但这就是你身边99%的人的真实世界观。而正是这种极其迷人的错觉，为19世纪那个大胡子思想家的学说铺平了道路。大胡子敏锐的捕捉到了大众心理的这种盲目迷信，炮制出了一套迎合底层的完美迷幻药。在他的理论框架里，有一个超级怪兽叫做物质生产力，他说这个怪兽完全独立于人类意志之外，会神秘的自我进化。很久以前它是手摇磨坊，于是人类社会就自动变成了封建主义，后来它进化成了蒸汽机，就强迫人类社会变成了资本主义。用我的话来翻译一下，这种逻辑荒谬到了什么程度？这就像是说，只要你在厨房里摆上一台全自动破壁机，这台机器就会散发出某种神秘射线，强迫你全家立刻变成不吃肉的素食主义环保组织。 这是彻头彻尾的泛灵论，是把死物当成神明来崇拜的神棍学说：机器自己会改变社会制度。机器要是没有财产权，制度的保护，没有企业家为了追逐利润去把它商业化，它只不过是一堆慢慢生锈的废铁，但这套宏大叙事太受欢迎了，因为它免除了每一个普通人独立思考的责任。站在流水线上打螺丝的工人，心安理得的看着越来越快的汽车，觉得这全是他自己双手的功劳。别自作多情了，如果论纯粹的肌肉记忆和手工技巧，中世纪在铁匠铺里敲打马蹄铁的老工匠，能把现代工人秒杀到连渣都不剩。现代人之所以能有如此恐怖的产出，根本原因只有一个：你手里握着的是数控机床，而不是破铁锤。而这些高效率的机器是哪里来的？天上掉下来的吗？绝不是！是有人硬生生从嘴里抠出来的！想象一个极其原始的场景，10个野人在海边靠徒手抓鱼为生，每天抓的鱼勉强够吃。这时候有个野人，他决定今天只吃半条鱼，忍着剧烈的胃痉挛，把剩下的半条鱼存起来。他用这省下来的口粮续命，换取了三天不去抓鱼的时间，躲在山洞里搓出了一张渔网，这张渔网就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东西，叫做资本。如果没有这个野人忍饥挨饿的储蓄行为，没有他冒着被大自然提前出清的风险去制造工具的投资行为，哪怕有个外星人给他们画了一万张现在远洋捕捞船的图纸，这些野人依然只能在海边徒手摸鱼。而且如果隔壁村长随时能冲进来，把这条省下来的鱼抢走，他肯定当场就把鱼全吃光了。所以私有产权是保护资本积累的铁布衫。在这家名叫资本主义的破马车里，真正在前面拉车的头马只有三类人，抑制消费冲动的储蓄者，承担亏损风险去配置资源的企业家，完善生产方法的技术专家。剩下的大多数人，我们在经济学的冷酷视角下，统统属于非进步的多数群体，我们都是这场资本积累盛宴的纯粹搭便车者。我们没有精力把全部身家压在不确定赛道上的彻夜失眠，我们只是单纯的出卖时间，就轻而易举地享受到了他人冒险结出的果实。可是那些满脑子剥削理论的人却嚷嚷着大企业敲骨吸髓，他们完全瞎了眼看不见一个常识，大企业的唯一特征就是为了大众的消费进行大规模量产。60年前有个叫加布里埃尔塔尔德的思想家说，任何工业创新一开始都是少数人的奢侈品，后来必然变成所有人的必需品。但在今天，资本主义极其恐怖的量产能力，已经把这个时间差压缩到了几乎为零。不管是彩色电视还是婴儿罐头，大企业为了摊平巨额的固定成本，必须也只能把这些东西以最便宜的价格倾销给千千万万的普通人。在市场经济里最大的消费者恰恰就是工人自己。在不受强制干预的自由市场上，一个人想要暴富，唯一的出路就是比竞争对手更好的伺候好那群极其挑剔的普通消费者。
你的每一次扫码支付都是在为最能满足你欲望的企业家投票，没有任何人是因为别人富有才变得贫穷的，富人的财富恰恰极大地缓解了大众的匮乏。既然如此，为什么人们还是如此痛恨资本主义？因为资本主义是一面极其残忍的镜子，在封建社会你是个穷光蛋，你可以怪你爹不是贵族，你的失败是命运安排的。但是资本主义把这套等级森严的门槛全部砸碎了，在这个系统里大门是敞开的，唯一的门票是你的大脑和意志力。富二代确实有初始优势，但在瞬息万变的市场里，富二代要守住家业的难度，有时候比白手起家还要让人精神崩溃，因为庞大的旧机器尾大不掉，市场才是不讲情面的终极审判官。这就意味着如果你一直在社会的底层挣扎，你再也没有任何借口了。这面镜子冷酷的照出了你的平庸、懒惰和不愿意承担风险的懦弱。人类受不了这种自我负责的重压，大众为了逃避这种必须为自己人生全权买单的耻辱感，急需一个替罪羊。于是那些掌握着强制权力的庞然大物和满嘴玄学的学术神棍们便趁虚而入。他们迎合大众的巨婴心理，把一个绝对邪恶的肉身化成这个资本，然后把自己打扮成救世主，告诉你把权力交给我，我来帮你掀桌子。当所有人都在要求别人为自己的欲望买单时，通往奴役的列车就已经拉响了汽笛。
这个世界从来没有自动向前的电梯，捍卫这个允许资本积累的财产权制度，就是捍卫你作为一个人能够免于饥荒和奴役的最后底线。你需要做的是回归理性的常识，认清每一次选择的代价，而不是跟着乌合之众去砸毁那台一直默默为你吐出面包的机器。现在咱们进入第二章的腹地，也就是第二节，我们要彻底解剖由无数无知与嫉妒缝合而成的怪胎：反资本主义阵线。为什么在这个世界上会有那么多人，不管是底层的穷人，还是高高在上的权贵，全都出奇一致的痛恨自由市场，从而结成了一个庞大的令人绝望的反资本主义阵线呢？米赛斯在文章开头毫不客气的指出，当那些主张大政府干预，企图重返集权统治的荒谬苗头刚刚冒出来时，真正懂经济学的人早就把这些毒药看透了，但是这些荒谬至极的计划却得到了绝大多数无知群众的狂热拥护。要拔出这根毒刺，我们必须穿越回几百年前的欧洲。我们就去看看被称为旧制度的中世纪，那是一个被三座大山死死压住的社会。
第一座大山是拥有绝对权力的君主，整个国家是他的私人提款机，老百姓的命连一根草芥都不如。
第二座大山是靠却不动心慌，你生在农奴家，你开了那么多经理，就特慌给贵族交租子的建筑，连树林里的兔子都不属于你，这叫把阶层固化打进了胚胎里。
第三座大山是拥有绝对思想解释权的教会，你敢自己动脑子思考宇宙规律，他们就用火刑柱给你来一场终极解决方式，直接把你的肉体和异端思想一起从系统里物理消除，在那种让人窒息的黑暗中，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一道光劈开了夜幕，那就是启蒙运动。一群古典自由主义者站了出来，对着这三座大山怒吼，把你们那只乱摸的手，从老百姓的钱包和脑子里拿开，在他们的推动下，自由市场经济和代议制政府落地生根。但这里有一个极其魔幻的历史细节，直接关系到我们后面要揭开的巨大谎言。这群自由主义者并没有大开杀戒，他们给国王套上宪法的笼子，搞了君主立宪，他们废除了贵族的亲民特权，但保留了他们的私人庄园和财产，他们终结了教会烧死异端的暴行，但给了所有人绝对的信仰自由。按照正常人类的逻辑，既然自由主义者放了旧权贵一马，那么当后来那些高喊着要没收一切财产，要把旧世界砸个稀巴烂的激进乌托邦分子出现时，这些国王和贵族应该吓得魂飞魄散，死死抱住自由市场的大腿求保护，对吧？
因为那些激进分子可是明说要把他们通通送进地下室去吃枪子的。然而米赛斯告诉我们，历史在这里删了所有人一个极度讽刺的响亮耳光。这些满身铜臭味的旧贵族，高高在上的王室，还有那些道貌岸然的神学家们，面对想要剥夺他们一切的激进分子，竟然没有抵抗，反而和他们手拉手站在同一个战壕，把炮口对准了自由企业制度。德国那个统治普鲁士的霍亨索伦家族的皇帝居然亲自下场玩起了大政府干预，搞出个君主社会主义来打压新兴的企业家。极北之地那个以残暴著称的罗曼诺夫王朝，那些独裁的沙皇居然暗中扶持劳工罢工，把这当成对付资产阶级的武器，甚至连全欧洲的贵族和声名显赫的新教领袖，比如瑞士和美国那些赫赫有名的神学大佬，也站在布道台上，对自由市场破口大骂，甚至把极北之地的乌托邦试验场里发生的一切人间惨剧，全都算在资本主义的失败头上。
这帮人是集体喝了假酒吗？这就好比一个行将就木的江湖老骗子，主动把开锁秘籍免费交给一群街头流氓，心里还天真的盘算着，只要这帮流氓去抢劫，街对面那家抢了他生意的平价超市，就不会来砸他自己的算命摊子。这种因为嫉妒而导致的智力衰退，简直堪称医学奇迹。
米赛斯一针见血的刺穿了这种清奇的脑回路。因为在纯粹的自由市场面前，他们的特权连一分钱都不值。市场经济是人类历史上最冷酷无情的试金石，他只认供需，不认血统。过去你靠投胎当公爵，现在如果你生产不出一块让老百姓愿意买单的便宜肥皂，你在市场里就是个废物，这群权贵看着满手老茧的商人，住进了比他们还大的别墅，心里的恶心和嫉妒比刀割还难受。所以为了干掉这些讨厌的新富阶层，他们宁愿和魔鬼结盟，但这仅仅是上层建筑的苟且，真正让人毛骨悚然的是底层大众对这种反常识叙事的狂热追捧。
米赛斯引用了多年前，英国政治家威廉哈卡斯特的一句名言，我们现在都是社会主义者了，当今社会有一种极其荒谬的默认共识：人理所当然应该支持那种把企业收归国有的激进计划，而只有富人才有理由支持市场经济。如果你真信了这套逻辑，老米只能说你对人性的阴暗面毫无防备，自由市场其实是人类历史上唯一一个必须靠讨好无数个普通老百姓才能生存下去的制度。造纯金马桶的企业做不大，真正赚大钱的是造平价手机，开平价超市的人，市场强迫企业家必须把价格降到最低，让流水线上拧螺丝的工人都能买得起。可是穷人为什么就是不领情？为什么非要去恨让他们吃饱饭的系统？答案极其冰冷，因为自由市场要求残酷的个体责任，在市场体系中你赚不到钱，是因为你判断失误或者能力不足，你没有任何借口可以推诿。
这时候如果有一个系统跑来给你灌下一碗名叫集体主义的劣质迷魂汤，告诉你，你穷不是因为你没本事，而是因为有一种叫资本的东西抽干了你的血。你看你所有的无能和挫败感瞬间就被洗刷干净了，你不再是一个失败的个体，而是一个光荣的受害者。为了维持这种极其廉价的心理高潮，他们宁愿闭上眼睛，绝不去看一眼经济学常识。在他们眼里，所有逻辑严密的经济学论证都是资本家骗人的黑魔法。这就直接引出了米赛斯在这一节里痛批的最后一种极其魔幻的现象：第三世界国家的悖论。那些经济落后的亚洲和非洲穷国急于摆脱贫困，稍微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他们最该做的就是引进西方那套能最快创造财富的自由市场机制，可是现实这些地方的领导人一边流着口水垂涎西方的高速公路和满大街的汽车，一边却义无反顾地引进了那套在极北之地，已经被证明只会让老百姓饿得啃树皮的僵化体制，这就像是一个严重脱发的男人，极度嫉妒邻居那一头浓密的黑发，他发现邻居每天用某种洗发水，但他坚决不用，反而不知从哪搞来一桶工业硫酸，每天晚上往自己头上浇，一边听着头皮被烧得嘶嘶作响，一边还坚定的认为这才是通往申花大道的古方。
仅仅因为他太恨那个邻居了，而更伪善的是那些坐在美国曼哈顿吹着空调，享受着大企业生产的咖啡的西方知识分子，居然还为这种自我毁灭大唱赞歌，认为穷国选择集权是顺理成章的，这简直是对人类智商的极限侮辱。
在这一节的最后，米赛斯用极其愤怒的笔触留下了一段振聋发聩的警告，老米要把这段话狠狠地砸在每一个还在装睡的人脸上，米赛斯说，大家都要养家糊口，不能指望每个人都变成教授，但是如果一个人连经济学的门槛都没跨过，连自由市场是如何通过价格信号协调人类行为的基本机制都没搞懂，就敢跑到公众面前去大谈特谈两种制度孰优孰劣，去高呼杂碎旧世界。那么这个人绝不是什么勇敢的改革者，他就是一个极度不负责任的喋喋不休的跳梁小丑。
朋友们，在这个残酷的世界里，除了你自己，没有任何权力机构会为你的生存买单，别人的成功只要是在自由交易下取得的，就不该成为你仇恨的理由，停止把你人生失败的责任推给虚无缥缈的系统，去读点真正的经济学常识吧，别让自己变成为了弄脏别人皮鞋而亲手切断自己氧气管的蠢货。
现在，我带你们去个大多数人连看都不愿多看一眼的角落，在城乡结合部的一个地下图文打印店里，常年弥漫着一股碳粉受热后的焦糊味和劣质烟草的酸臭味。店老板老楚，一个顶着油腻地中海发型的中年男人，正死死盯着面前那台散热器狂转的破电脑。老褚年轻时也是个有艺术追求的纪录片导演，现在为了糊口，专门给人剪辑婚庆录像和年会视频，昨天熬了整整一个通宵，老楚用极其讲究的电影运镜和高级的莫兰迪色调，把一个包工头儿子的婚礼剪成了一部充满了新浪潮艺术气息的微电影，结果今天早上包工头跑来一看，破口大骂，说老子花了8000块钱，你给我弄的跟上坟一样惨淡。包工头拍着桌子下达了最后通牒，必须加上紫红色的满屏大字，必须用各种闪瞎眼的龙凤呈祥特效转场，最关键的是必须把新郎官在台上那段疯狂跑调，跟驴叫一样的敬酒歌，音量拉到最大，老鼠气得浑身发抖，他觉得自己的艺术灵魂遭到了强暴。但在看了一眼抽屉里那张马上就要逾期的催款单后，老楚一言不发地坐回椅子上，把色彩饱和度拉到最满，把音频推到爆音，然后按下了导出键，包工头看着成片，满意地甩下一沓钞票走了。老楚拿起钱点了一根劣质烟，在刺眼的屏幕光下狠狠的抽了一大口，那些成天在象牙塔里悲天悯人的知识分子要是看到这一幕，肯定要痛心疾首的哀嚎。你们看资本的异化，把一个创作者逼成了什么鬼样子？劣币驱逐良币，审美正在大面积坏死。但是我今天就要把一盆冰水直接泼到这帮伪君子那张写满理智自负的脸上。
老楚妥协了吗？他确实妥协了，但他向谁妥协了？他没有向拿枪逼着他的监工妥协，他向的是愿意掏出真金白银，为自己的真实需求买单的消费者妥协了。
老楚刚才经历的根本不是什么艺术的堕落，而是自由市场里最神圣的一次洗礼：消费者主权的民主投票，你大可以抱着你的艺术清高去喝西北风，但在交易的牌桌上，谁出钱谁就是拥有绝对主权的大爷。
各位，欢迎来到真实的成人世界。现在咱们就接着翻开米赛斯的那本经典名著，《反资本主义的心态》。我们要把奥地利学派的手术刀刺向这本书的第三章，资本主义下的文学的第一节“文学产品的市场”。咱们要看看在自由交易的系统里，所谓的文化与艺术到底是个什么玩意？米赛斯在这一节的开篇极其冷酷的抛出了一个宏大的历史对比。他告诉我们，资本主义这套基于自愿交易的合作网络，为无数普通人提供了发挥主动性的广阔天地。你做的好利润就是对你偏离平庸的最高奖赏；你做的烂亏损就是系统对你无能的无情鞭笞。很多年轻人现在天天抱怨上班像坐牢，那是你们根本不知道前资本主义时代，什么叫真正的死水一潭？
我们把历史镜头拉回到公元1200年左右的中世纪，那是一个被彻底焊死的身份社会。你生在一个铁匠家里，你子子孙孙就是铁匠。当时的行会，制度把一切规定的死死的。如果你这个不安分的天才，发明了一种能提高效率的新炉子，你以为你能发财吗？错！行会里的老头子会立刻砸烂你的机器，把你交给宗教裁判所物理消除。因为在那个年代，传统就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铁律，任何打破僵局的创新都是要被系统彻底出清的死罪，直到资本主义这个常常被痛骂的词语登场，才彻底砸碎了这层生锈的硬壳。他对着所有人喊话，不管你是贵族还是初中没毕业的打工人，只要你能想出办法让别人的生活爽一点，你就可以去试。
但是米赛斯紧接着泼了一大盆冷水，他警告我们，个人的这种试错自由面临着一个极其冷酷的限制。它完全受制于市场的民主，在市场上能换来白花花银子的，绝对不是你自我感动，付出了多少心血，而是必须有足够数量的消费者，主观上认定你这东西有价值，一提到由老百姓来决定什么是好东西，这帮读书人就气得跳脚，他们觉得大众太蠢、太俗，只配看快餐垃圾。可是我要用苏格拉底式的访问刺穿这种傲慢：如果不由千千万万个流水线工人、外卖小哥和办公室职员用手里的钞票来做决定，那该由谁来决定？有几个坐在高台上的文化官僚来规定标准答案吗？把大众的审美选择权强行没收，交给一小撮所谓的聪明人去审核，这就好比是给老母猪戴钻戒，荒谬绝伦，且包藏祸心。
在自由市场里每一块钱都是一张神圣的选票，“自由”首先意味着老百姓有权选择看那些低俗，但能让自己笑出声来的爽文，而不是必须被强迫咽下别人硬塞过来的高雅鸡汤。顺着这个底层逻辑，米赛斯带我们进入了这一节的主题“文学作品是如何变成商品的”？在今天写字画画、拍视频成为一门能糊口的职业。广义上的文学变成了数以百万计的普通人所渴求的消费品。创作者把自己的服务挂在市场上卖，跟街角卖烤冷面、修自行车的没有任何本质区别。很多人觉得这理所当然，但米赛斯毫不留情的揭开了前资本主义时代的一块大伤疤，让我们看清了那些在旧时代搞创作的人，过的是一种怎样惨不忍睹又极度扭曲的生活。
在那个没有大规模商业生产的时代，写作根本不是个能赚钱的营生。那时候的文学只是吃饱了撑的国王和贵族们，用来消食的闲番手艺。如果一个穷光蛋想保持思想独立去写书，他怎么活？他连注销地球账号的资格都没有，只能去卖苦力。比如17世纪荷兰那位极其伟大的哲学家斯宾诺莎，他为了不向任何宗教势力低头，白天只能在阴暗潮湿的地下室里打磨玻璃镜片，玻璃粉尘每天都在深挖他的肺泡，他累得像条老狗，深夜才敢在烛光下写他的哲学巨著，最后40多岁就因为严重肺病提前退场了。还有英国著名的穆勒父子为了养家，每天必须去东印度公司打卡，在一堆殖民地贸易表格里耗尽生命。在没有市场为文字买单的年代，天才也得去打螺丝，那绝大多数吃不了苦的文人怎么活？他们只能彻底放弃尊严，去寻找那些有钱有势的艺术赞助人。
朋友们，千万别对所谓的公平赞助抱有任何浪漫的幻想。什么是赞助人？说白了就是包养你的金主，这就像现在的土豪地痞，脖子上非得拴一条纯金打制的狗链来彰显身价一样。国王和贵族们在金碧辉煌的餐桌上啃着火鸡，那些满腹经纶的思想家和诗人，就像主子养的稀有变异鹦鹉，必须在旁边谄媚的背诵几首赞美诗来助兴。米赛斯非常客观的指出，这种制度有时确实给了一点点言论空间，因为那些脑满肠肥的国王大字不识几个，只要你不骂他，他才不管你写什么异端邪说。但米赛斯随即爆发出了一声古典自由主义者最深切的怒吼。 尽管如此，那些哲学家和诗人像寄生虫一样在朝臣中穿梭，完全仰仗一个独裁者阴晴不定的脸色来换取口粮，这种景象终究是极度缺乏尊严、极度耻辱的。所以当资本主义的印刷机开始轰鸣，当报纸和书籍像瀑布一样被送到普通人手里时，早期的老自由主义者们简直是喜极而泣，因为他们发现权力的权杖终于从国王和主教的手里转移到了每一个普通老百姓的口袋里。知识阶层再也不用去舔是权力的脚趾了。他们在一个开放的集市上直接与亿万大众完成最干净的交易。可是为什么今天那些端着自由市场给他们煮好的白米饭的文人，却要疯狂的砸烂这口锅？我这就给你们拆解这套病态的心理密码。在被包养的年代，文人们虽然身体上是奴才，但心理上却构建了一种诺斯替教派般的傲慢，他们觉得物质是肮脏的，只有自己的灵魂是高贵的，而市场这个无情的印钞机直接撕碎了他们的精英幻觉。
在这个由大众主导的投票箱里，赢家往往是那些通俗易懂的内容，普通人累死累活干了一天，就想看点能刺激下丘脑，带来廉价多巴胺的爽文和短句。这时候满脑子形而上学的大学者，发现自己呕心沥血写的巨著，一年只卖了300本，连电费都交不起。而旁边写低俗狗血小说的三流写手却赚得盆满钵满。这种降维打击瞬间撕裂了知识分子那脆弱的自尊心，他们绝对不会承认是自己没伺候好消费者，他们直接把锅甩给了万恶的资本主义。他们痛心疾首的大骂市场庸俗，然后立刻换上一副受害者的嘴脸，开始大声呼唤掌握着暴力的庞然大物介入。他们要求用公权力去封杀那些冲突的竞争者，要求用纳税人的血汗钱设立艺术基金，强行倒贴钱去出版他们那些根本没人看的破书。这帮满口仁义道德的伪君子打着拯救文化的旗号，实质上是想干什么？他们是想复辟！他们想恢复古老的包养制度，只不过这一次他们想要包养他们的主子，从以前的国王换成了拿着鞭子强制收税的利维坦。他们企图用宏大的权力系统去强行扭曲亿万消费者的自发选择，但这帮自负的巨婴根本不懂一个最致命的常识，一旦利维坦介入了文化的分配，它必然会要求文化为其统治背书。今天你贵州全力帮你封杀竞争对手，明天那只拿着补贴的大手，就会毫不留情的用针线把你的嘴巴死死缝上。所以朋友们不管你今晚下了班是在地铁上刷搞笑视频，还是在出租屋里看休闲小说，都请你挺起胸膛，你按下的每一次点赞，掏出的每一分订阅费都是在行驶几百年前，只有君王才配拥有的权利。自由市场从来没有摧毁过文学，他只是扒掉了文人身上那件装神弄鬼的长袍，谁也别妄想用某种高雅的集体名义来没收我们挑选萝卜白菜的自由。为一个嘈杂但真实的市井地摊买单，也绝不走进那座被从外面锁死的精致鸟笼，这就是我们反抗荒诞系统最硬核的底线。
现在我们讲第三章第二节，要用古典自由主义的硬核逻辑，彻底撕碎知识分子对自由市场的无能狂怒。每次听到那些坐在铺着天鹅绒桌布的咖啡馆里，抿着手冲咖啡的文化精英，痛斥大众，爱看网络爽文；痛斥资本主义，让文学走向堕落的时候，我都想笑出声来。这帮人的逻辑底裤简直比老徐那间档案室里的空气还要稀薄。要搞清楚这个问题，咱们得先跟着米赛斯重新界定什么是真正的文学和思想。在那些精英的脑子里，文学就是顺从，大家都疯狂点头的时候你也跟着唱赞歌。但米赛斯极其冷酷的指出，真正的创新者他的底色绝对是背叛。社会就像是一辆按照既定轨道轰隆隆向前开的列车，大部分作家是车厢里的拉拉队，用最华丽的辞藻赞美列车长的英明，但真正的伟大作家是那个敢于掀翻桌子，颠覆传统标准，走到窗边大喊一声前面是悬崖的异类。既然你是一个异类，既然你注定要反抗那个时代的庞然大物，注定要站在绝大多数同时代人的对立面，那么你凭什么要求这群被你鄙视，被你挑战的大众，掏出他们辛辛苦苦赚来的血汗钱去买你的书。这就好比你冲进一个正在狂欢的乡村宴席，大骂在座的各位都是白痴，然后强行给他们端上一盘极其苦涩，难以下咽，但据说能升华灵魂的偏方草药，最后你还要抱怨他们为什么不给你丰厚的小费。这不是清高，这是纯粹的逻辑精神分裂。为了让大家感受到这种残酷，米赛斯在书里掏出了两个足以掀翻地球的名字。马克思和尼采。先说这个在大英博物馆里奋笔疾书的大胡子导师，不管你怎么评价他的经济学，他绝对是人类思想史上的超级破坏者，他想把资本主义的底裤彻底扒下来，虽然老米得客观的说，他何来描绘的那套全能系统分配的宏大蓝图，往往不可避免的把活生生的个人变成了机器上的螺丝钉，但这并不妨碍他作为一个超级异见者的地位。当时的普通读者会买他的书当睡前读物吗？绝不可能。如果他仅仅依靠那点可怜的版税，他早就因为交不起房租而物理关机，提前注销地球账号了。幸亏他有个家里开纺织厂的大资本家哥们源源不断的给他汇款，这才没被系统出清。再看在阿尔卑斯山上流浪的波西米亚疯狂哲人尼采，19世纪末的欧洲，人们像绵羊一样在宗教规训里打转，尼采横空出世，大吼一声，造物主已经不在了，别再指望救世主，人类必须靠自己成为绝对独立的超人。这种把时代的虚伪刺得鲜血淋漓的言论，当时的庸众对他是绝对排异的，就像胃黏膜排斥强酸一样，尼采自掏腰包印书，销量惨不忍睹。最后在都灵的街头抱着一匹被鞭打的老马彻底精神崩溃，无力退场。米赛斯举这两个例子，就是想用主观价值论的铁锤敲醒咱们一本书的价值不取决于是熬了多少个日夜，也不取决于里面包含了多少宇宙真理，只取决于当下拿着钱包的消费者，主观上愿不愿意为了他放弃买一个热狗的钱。一个真正的思想意见者在正常的商业市场上，短期内固定是要吃糠咽菜的，那么图书市场上的钱到底被谁赚走了？毫无疑问是那些为大众提供廉价精神糖精的通俗小说家。这时候，文化精英们又要歇斯底里了。你看，大众就是喜欢垃圾，这就是资本主义劣币驱逐良币的铁证。我必须在这里对这种言论进行降维打击式的拆解。大众只是偏好垃圾吗？错！大众只是缺乏分辨能力。资本主义带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开天辟地的奇迹。它通过工业化流水线让财富像毛细血管一样渗透到社会的底层，让曾经只能在泥地里刨食的普通大众，突然有了足够的闲钱去购买印着黑签字的纸张，资本主义给大众提供了一个极其丰盛的卡路里自助餐桌，在这个餐桌上每年有成千上万部小说和剧本被批量生产出来。毫无疑问，绝大多数都是让人反胃的粗纤维和劣质脂肪组合起来的文化垃圾，但这就是概率论的冷酷法则！米赛斯极其清醒的算了一笔账，哪怕每年出版的1000本书里，只有一本能被证明，可以和过去伟大的著作相提并论，咱们这个时代在未来依然有资格被称为文学的繁荣期。那些指责资本主义导致文学衰退的批评家，实际上是在掩盖他们自己肉眼凡胎的无能。
米赛斯发出了极其辛辣的嘲讽。现在的评论家真的比100多年前的前辈更敏锐吗？绝对不是！想想写出《红与黑》的法国天才司汤达，今天但凡上过中学的人都对他顶礼膜拜，可在1842年，当司汤达在巴黎街头突然中风，物理退场的时候，主流文学界根本没人搭理他，当他的棺材被抬进墓地时，送葬队伍里只有孤零零的三个人，人类的傲慢总是惊人的一致。所谓的精英品位往往全都是事后诸葛亮。
接下来老米要带你们进行一次宏大壮阔的时空穿越，我们要把这种反资本主义的虚伪放在哲学和神学的维度上进行升维打击。那些痛恨老百姓自己花钱选书看的文化精英，内心深处其实是藏着一种类似诺斯替教派式的极度傲慢，他们觉得普通的肉体凡胎是肮脏的，只有他们这些掌握了高级词汇的文化祭司，才拥有通往真理的钥匙。他们真正怀念的，是艺术被一小撮超级权贵包养的时代。
咱们回到2000多年前的古罗马，奥古斯都皇帝身边有个极其有钱的贵族叫梅塞纳斯，他用庞大的财富养了当时最顶尖的诗人，让他们不用管柴米油盐，只需要写出最深刻的诗句。再来到14世纪的意大利，写出了神曲这本惊天地泣鬼居住的伟大天才——但丁，被家乡驱逐，在颠沛流离快要走投无路时，是一个叫坎格兰德的大军阀收留了他，好吃好喝的供养着他，让他完成了旷世杰作。现在的文化评论家们就在那哀叹，你看以前的贵族多么懂得欣赏高雅艺术，再看看现在的自由市场，把一切交给了没读过几年书的老百姓，这简直是人类文明的大倒退！米赛斯极其冷酷的戳破了这个伪善幻梦。没错，自由市场不能把贵族那种罕见的鉴赏力强行灌输给大众，但是你千万别忘了，在古罗马，在中世纪那些高雅艺术跟你我有什么关系？如果你生在那个时代，你根本不可能是坐在大理石柱子旁边吟诗的贵族，你最大的可能是那个在罗马浴场里给权贵搓背的奴隶，或者是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的农奴。绝大多数普通人世世代代活在文盲的黑暗里，根本连摸一下书本的资格都没有，是资本主义打碎了这种垄断，资本主义把赞助艺术的权利及其民主的分散到了千千万万个在菜市场讨价还价，在流水线上挥汗如雨的普通人手里，这才是那些文化精英感到了剥皮抽筋般痛苦的真正原因。他们发现自己从帝师或者贵族门客沦落成了必须在街头大声吆喝，以吸引路人注意的小贩。他们真正愤怒的根本不是文学的堕落，而是大众居然敢于用手里的钞票拒绝为他们自认为高尚的思想买单。这时候最荒诞、最可怕的逻辑闭环出现了，这群文人为了拯救他们口中的高级文化，开始呼唤那个拥有绝对强制力的庞然大物——利维坦，他们要求公权力介入，要求用纳税人的血汗钱来补贴他们那些根本没人看的冗长著作。看清楚这里的强盗逻辑了吗？他们觉得像老徐那样买劣质爽文看的底层人太低级了，所以他们要通过税收这只无形的大手，强行把老徐兜里那点买廉价多巴胺的钱抢过来，以此来维持他们高雅沙龙的尊严。一切以提升大众品位为名的国家干预，拨开那层虚伪的道德包浆，里面全是这种极其下作的资源掠夺。资本主义给了你一把打开文化大门的钥匙，这把钥匙就是你自己赚来的钱，资本主义给了你选择的权利，但它绝对不是上帝，他没有义务去强行拔高你的灵魂。
自由不仅包括追求卓越的自由，绝对也包含着吃精神垃圾食品的权利，拥有品位低下的权利。我们绝对不能因为大众的品位庸俗，就呼唤一个高高在上的权威，重新剥夺老百姓的选择权。如果你是一个立志要颠覆时代的思想家，你就必须像个成年人一样，为你与大众审美的断层全权买单。你可以去端盘子，可以去送外卖，但你绝对没有资格把窘境推诿给自由市场，更没有资格去召唤公权力来扭曲自发秩序。我从来不鄙视你们看网络口水文，咱们在现实的粗鄙中已经受够了系统的碾压，需要那一点点自我疗愈。资本主义不能强迫你去读那些晦涩的名著，我也不能！只有在生命中某些极其特殊的时刻，当你的内心真正渴望超越目前的自己时，你才会主动伸出手去把那些足以把你的世界观撕得粉碎的书拿下来。那些书是你获取识破世界上所有宏大谎言的精神免疫力的唯一途径，那是你行使自由意志的最巅峰时刻。
好了，朋友们，今天咱们跟着米赛斯彻底看清了图书市场这层温情脉脉的面纱下，知识分子那极度自私的权利欲。如果你觉得这期节目已经够不留情面了，那么请做好准备。现在我们讲《反资本主义的心态》第三章里的硬核命题，第三节“关于侦探故事的评论”。现在我们要解剖的，让你在无数个深夜下班后，窝在沙发里欲罢不能的文学类型。大众推理侦探小说。大部分人以为老百姓痴迷看穷警探抓坏老板，看主角戳穿富豪的伪善面具，是在追求理性和正义的终极审判。别掩耳盗铃了。米赛斯极其敏锐的指出，这种看起来纯粹为了娱乐的通俗文学，根本不是凭空出现的，它本质上是普通人为了安抚自己在这个残酷竞争社会里受挫的自尊心，而发明出来的一种强效精神麻醉剂。为了让大家彻底看透这套把戏，咱们必须跟着米赛斯的学术脉络做一次极其硬核的思想史穿越。
咱们先回到几百年前的中世纪欧洲，那时候的社会就像一块被焊死的铁板，一座等级森严的金字塔。你爹是个在土里刨食的农民，你从生下来的那一秒起，人生剧本就写死了。你祖祖辈辈都是农奴，在黑暗漫长的时代，底层的农奴会嫉妒住在城堡里吃烤肉的公爵吗？老米告诉你绝对不会！因为在那个神学统治一切的时代，所有人都被灌输了权力神授的观念，你受苦是因为你有原罪，领主和你根本不是一个物种，你会嫉妒邻居多吃了一个馒头，但绝不会嫉妒天上飞的神仙。
既然没有可比性，就没有竞争失败的挫败感，所以那时候的文学全是在歌颂骑士和神仙，根本没有侦探小说生存的土壤。但是历史的齿轮轰隆隆转动，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掀翻了桌子，自由市场的逻辑取代了血统的逻辑。在这个新的游戏规则里，理论上只要你够聪明勤奋，穷小子也能当大老板。这就给普通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希望，但也带来了一种极其恶毒的诅咒，那就是焦虑和嫉妒。米赛斯在书中特别死磕了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英国，那是一个工业高度发达，工人群体庞大的历史节点，伴随而来的是一个势不可挡的激进反资本主义运动。工人们用选票把高举分配大旗的政党送上台，恰恰也是在这个阶段，侦探小说迎来了它的黄金大爆发，当时有位畅销书界的绝对王者叫埃德加华莱士，写了海量的惊悚推理小说，让英国老百姓看得如痴如醉。更滑稽的是还有一位极其高产的侦探小说家叫科尔，这老兄的真实身份竟然是个整天批判资本主义的左翼政治理论家。米赛斯在这里用极其辛辣的口吻嘲讽道，如果让一个信奉宏大叙事的人来解释，他一定会说侦探小说、漫画甚至脱衣舞表演，统统都是那个要求把一切收归国有的时代的艺术上层建筑。这话听着掉书袋，老米给你翻译过来，这就好比把凯恩斯主义比作给恕罪的人灌假酒，它的本质就是当时社会里弥漫的底层对富人阶层的强烈敌意，而侦探小说就是这种仇富情绪最完美的排粪口。为了把这层窗户纸彻底捅破，米赛斯引用了艾德洛特教授的深刻洞察，这位教授一针见血的指出，侦探小说最大的价值根本不是记录犯罪手法，它精确描绘的是普通人的白日梦。
当读者沉浸其中时，他在潜意识里已经把自己和聪明绝顶的侦探融为一体了。
好，老米现在要用降维打击的方式，给你们拆解所有侦探故事里极其恒定的精神运营模型：
第一步，必须树立一个靶子，这个靶子永远是社会上的体面人，大慈善家，身价过亿的银行家，或者是你的大老板。
第二步，强行反转，在这个道貌岸然的成功人士背后，必定隐藏着一桩才非常见头。极其残忍的罪行，他所有的财富全都是建立在见不得光的肮脏手段之上的。第三步高潮降临，咱们那个不受体制待见，穷困潦倒，但目光如炬的侦探登场了。在这个过程中，代表官方权力和国家机器的警察永远是一群迟钝、死板，甚至因为忌惮富豪地位而有意包庇的蠢货，最终侦探跨越了一切行政摩擦力，把证据甩在富豪脸上，看着这个体面人戴上手铐被系统彻底出清。
听出门道了吗？朋友们朋友们，这哪里是逻辑推理？这根本就是一场为市场竞争中的失败者量身定制的仇富心理按摩。让我们回到奥地利学派的逻辑底座，在真实的自由市场里，财富的分配只遵循主观价值论：一个人能赚大钱，唯一的原因就是他极其精准的满足了同类的需求；市场经营你的苦劳，不理你的情怀，他只看你的产出。但是这套残酷的法则，对于那些怀才不遇，在市场上折戟沉沙的人来说，是无法承受的感官折磨，承认自己不如别人，等于瞬间击溃一个成年人的自尊。这就像一个牌技稀烂，输的连底裤都不剩的赌徒，他绝不会承认自己算不清概率，他唯一的选择就是猛拍桌子，就是赢家大喊对方一定出老千。窝在沙发里看小说的读者就是这个赌徒，他把现实中抢走他晋升机会的上司，比他有钱的邻居通通投射成了小说里的杀人犯。他每天在脑子里自我催眠，我穷是因为我善良守法，你富裕是因为你卑鄙无耻。既然现实里我干不过你，那我就在白日梦里化身正义神探，看着你被无形的大手按在地上摩擦。更讽刺的是什么？米赛斯顺手扒下了这群人既当又立的底裤。在这场虚构的复仇仪式里，读者一方面仇视代表国家机器的警察，认为体制偏袒富人。另一方面，当侦探破案后，他们又极其享受利维坦的暴力机器，最终把那个成功人士物理逮捕的过程。这不仅是对成功者的私愤，更是对整个依靠自发秩序建立起来的市民社会的隐秘仇恨。
米赛斯还提到了伟大的戏剧家易卜生和他的社会支柱，同样是揭露成功人士的虚伪，高级的严肃文学是去探讨人性的复杂和悲剧，而侦探小说他把这种深刻彻底廉价化了，它塞进去一个自以为绝对正义的破案机器，这个机器最大的乐趣就是去羞辱那个无可挑剔的体面人，这背后藏着的就是刻骨铭心的阶级仇恨。
如果我们继续进行观念考古，你会发现这套把戏有着极深的神学渊源，某些古老的异端神学认为物质世界就是邪恶的，世俗的成功本身就是肮脏的，现代的反资本主义叙事，就是这种破烂神学的劣质翻版，他们把自由市场描绘成充满原罪的系统，把任何如鱼得水的企业家，预设为剥削者剥削者。
老米说到这儿，肯定有人要跳脚了。老米难道有钱人全都是干净的？老百姓发发牢骚有错吗？你这不是在给黑心资本家洗地吗？我的老伙计们，如果你们这么想，你们就完完全全低估了古典自由主义的智慧。老米极其郑重的告诉你们，古典自由主义绝对不为任何具体的富人辩护，谁触犯了法律，侵害了他人财产，不管他多有钱，都该受到最严厉的制裁，哪怕是被物理消除。米赛斯真正批判的是一种极其有毒的群体心理疾病。这种心态的可怕之处在于他把个案的犯罪上升成了对自由市场规律的根本性否定。它在你的脑子里植入了一个恶毒的木马程序，只要你比我成功，你骨子里就是肮脏的；而我虽然一事无成，但我道德高尚，我是个完美的受害者。仔细掂量掂量，一旦你接受了这种受害者叙事，你就亲手交出了生命的方向盘，你放弃了独立思考，变成了一个充满怨气的巨婴，你把改变命运的希望寄托在某个从天而降的神探，或者某种狂热的集体力量来替你消灭所有的富人。可是历史早就用血的教训证明了，当你把摧毁一切的权力交给一个庞大的机器时，这个机器最终也会毫不留情的碾碎你那微小的个人自由。
老米站在这儿，哪怕声音再难听，也要把这些硬核理论拆解给你们听，是因为我太爱你们这些在泥沼里挣扎的普通人了，我绝不鄙视任何靠体力养家糊口的朋友，因为你们是社会的基石，但正因为如此，我绝不能给你们灌那种廉价的迷魂汤。真正的哲学不是酒桌上的谈资，它是一把极其锋利的手术刀，用来切除你大脑里那些宏大的谎言肿瘤，古典自由主义要求你像一个真正的成年人一样，对自己的每一个选择、每一份资产负债表承担起不可推卸的责任，拒绝被宏大的集体名词吞没，拒绝用虚幻的嫉妒麻痹自己，哪怕我们在真实的竞争里暂时是个输家，也要输得明明白白，输的有尊严。下次当你在窝在沙发里看着剧中反派被拉下马而浑身舒坦时，不妨停下来感受一下空气。不要再做那个暗中寻找他人污点的劣质侦探了，现实的市场只相信供给与需求的真实咬合，他从不相信眼泪，更不理会你那可笑的道德洁癖。
现在我们要撕开全书第三章第四节的那块遮羞布，彻底聊透一个问题，在这个看似什么都能说的时代，我们的出版自由和说话的权利到底是怎么被系统性阉割的。别觉得哲学离你很远，当你懂得这一节，你就会拥有识破这个世界上所有宏大谎言的精神免疫力。咱们先做个时间旅行，大众常识里总是有一种极其天真，、极其巨婴的浪漫主义错觉。他们以为扼杀思想的总是落榜美术生点燃的熊熊篝火，或者是中世纪宗教裁判所里的铁处女，他们以为只要律法上写的几个大字，自由就如同空气一样自然存在。但在古典自由主义的黄金时代，那些思想家可不是这种天真的小白兔，1644年那个写出失乐园的双目失明的英国诗人约翰米尔顿，为了对抗当时极其严苛的出版许可法，写下了定海神针般的《论出版自由》。当时的审查官是一群自以为掌握了宇宙绝对真理的老学究，米尔顿拔出弓箭指着他们的鼻子骂，真理绝对不是被保护在温室里的娇花，真理是在旷野中和谬误真刀真枪拼杀出来的，你给思想盖个合格章，保护的根本不是真理，而是当权者的傲慢。
时间推到1859年，19世纪中叶留着络腮胡子的硬汉哲学家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写出了《论自由》。当时的维多利亚时代，整个社会陷入了一种可怕的从众心理，谁敢特立独行就会被周围人的唾沫星子淹死。这是一种没有狱卒的隐形监狱。密尔极其冷酷的宣告，哪怕全人类都持有同一种意见，只有一个人持相反意见，全人类也没有权利让那一个人闭嘴。从米尔顿到米尔，这几百年的逻辑极其严密，但听到这里你肯定要撇嘴了，老米大道理我都懂，可现实就是那样，不低头就没饭吃啊，这就对了。接下来米赛斯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解剖刀要下场了，他不相信纸上的咒语，他揭示了一个极其冷酷但不可动摇的供应链逻辑，自由的出版，只能存在于生产资料由私人控制的地方。听懂了吗？这根本不是一个政治问题，这是一个纯粹的经济问题。什么叫生产资料？就是印刷机纸张、油墨，甚至是运送传单的卡车，或者今天的服务器和带宽。想象一下，如果在一个人造的绝对集体主义乌托邦里，所有的造纸厂印刷厂全部归那个庞大的系统所有。这个时候还需要什么审查员每天拿着红笔去删改你的稿子吗？根本不需要。系统只需要通过一张物资分配表格，就能决定谁有资格获得那一吨纸，谁有时间去坐在打字机前。当唯一的雇主掌握了你的饭碗，他对你的训话就是降维打击。如果你写的东西让他不高兴了，你甚至连个去物理关机、提前退场的悲壮机会都没有，因为你会被整个社会网络彻底拉黑，你的思想连变成废纸的机会都没有。为了让你有更震撼的画面感，米赛斯直接拿沙皇俄国和后来的苏联做对比：在完全垄断了所有出版资源的彻底社会化实验面前，沙皇时代的那些地下黑市简直就像是自由派的狂欢节。伟大的作家罗斯妥耶夫斯基虽然被沙皇流放西伯利亚，但他出来后依然能找到私营出版商印出《死屋手记》，为什么？因为只要有私人老板愿意为了赚钱去印你的书，思想的火种就永远掐不灭。可一旦所有的印刷机被收归一统，那就是釜底抽薪。米赛斯甚至冷冷地指出，当年纳粹分子在广场上成千上万本异端书籍烧上汽油烧掉，这种行为和那些推崇绝对集体主义的设计是一模一样的。因为底层逻辑是绝不允许个人意志挑战那个庞大的宏大叙事。
好。你可能觉得现在没人烧书了，我们安全了。错！米赛斯极其敏锐的预见到了未来的变动，今天那些自称代表进步和集体利益的人，手里握着比烧书更隐蔽更高效的凶器，这个武器叫做“抵制”。这时候肯定有满脑子宏大叙事的人要跳出来反驳老米，抵制那些不符合我们口味的作者，难道不是消费者的自由选择吗？放屁！让我们扒掉这条逻辑底裤。自由确实包括你不看某本书的权利，但是现在的玩法是什么？是某些以道德卫士自居的压力集团、工会大佬或者平台算法，直接向出版商书商发出死亡威胁，你不封杀这个批评者，我们就让你全网下降，你不停止发售这本书，我们就掐断你的供应链。把审查制度比作市场选择，就等于给老母猪戴钻戒，纯属恶心人。这简直是用下三路的手法给别人的声带安装了一个强制收费站，这就像是一帮地痞流氓不去砸你的面馆，而是派50个壮汉每天死死堵在你店门口，把每一个顾客都吓跑了，最后把你逼破产了，他们擦擦手微笑着说，你看，是市场淘汰了你。这帮人利用组织暴力和垄断资源，强行拉高了所有人说真话的机会成本，最后逼迫所有人乖乖跪倒在道德帝国的脚下。这就引出 米塞斯笔下另一个不是你不知道，但极其荒谬，却又极具悲剧意味的文化现象：喜剧的彻底堕落。
在旧制度下，在那个被进步主义者喷得体无完肤的封建时代，统治者居然还能保留一点幽默感。法国大革命前夜，博马社写出了疯狂嘲弄贵族的《费加罗的婚礼》，莫扎特把它谱成歌剧，包厢里的法国贵族们看到舞台上愚蠢的伯爵被底层仆人捉弄，居然跟着全场一起哈哈大笑。19世纪法兰西第二帝国的拿破仑三世，看到奥芬巴赫排练的恶搞穷兵黩武和宫廷腐败的《格罗斯坦公爵夫人》，这位独裁皇帝不得掀桌子，反而看得津津有味。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吉尔伯特和沙利文写音乐喜剧，让演员指着台下上议院的贵族领主们唱，这群贵族脑子里根本没有这些智慧，那些大老爷们照样放声大笑。贵族们为什么能笑？因为旧时代的权威有着某种居高临下的笃定，他们把讽刺看作社会的润滑剂。但你再看看今天，你敢不敢在电影里去尽情嘲讽那些庞大的工会头头？那些连年亏损的机构官僚？或者那些漏洞百出的福利政策？绝对不可能。现在社会这帮打着劳工旗号，满嘴全心全意为大众利益的权利巨婴简直比古代的皇帝还要玻璃心。他们把自己的地位建立在一种极其虚伪的完美人设之上，这种人设是建立在沙滩上的幻觉，轻轻一戳就会全面崩塌。一旦你把集体主义推上神坛，任何对政策的嘲讽，瞬间就变成了亵渎神明的异端邪说。只要你敢碰触他们的匿名，他们就会动用庞大水军和算法，把你在这个行业里被系统出清。正是这种极度虚弱的玻璃心，彻底杀死了现代喜剧的灵魂，当所有深刻的讽刺都被禁止，如今的舞台上还能留下什么？只能留下那些无伤大雅的下半身的生理排泄笑话，或者是嘲笑结巴，嘲笑穷人的弱智闹剧，喜剧早就变成了一具行尸走肉。
朋友们，古典自由主义的底色从来不是绝望，而是对个体力量的无限坚信。我们反如果您正在考虑通过代孕拥有自己的宝宝，您可能也正在写。怎么长得很长？没有怎么动了，反对那些膨胀的集体权利，绝不是因为冷酷，恰恰是因为我们深深爱着的每一个具体的人。如果一种打着为了你好的制度，不允许你对他开一句玩笑，那他绝对不是天堂，而是伪装成保姆的监狱。在这个系统性的博弈中，环境的恶劣绝对不能成为你放弃思考的借口，但只要你心里清楚的知道那个规定有多方面，只要你没有发自内心的去给这套吃人的逻辑唱赞歌，你就是一个拥有自由意志的大写的人。自发秩序的微光，只能靠每一个具体的个人用硬骨头去死死撑住。
咱们现在讲的是全书的第三章第五个问题，就是第五节，米塞斯探讨的核心就叫做“文人阶层的偏见”。如果你是一个表面现象的观察者，你很容易被那些热闹的电视辩论给骗了。你看到各种干预主义者、福利国家拥趸以及左翼激进派在论坛上吵得不可开交，仿佛他们水火不容。但我告诉你，别看他们在互相咬，那只是同一家黑店里的几个伙计在争夺掌柜的位置。让我们把时光机调回到一两百年以前的欧洲大陆，那正是工业革命刚刚兴起，高耸的烟囱往外冒着黑烟的时代。当时有一群读过很多书，生活优渥的知识分子，坐在巴黎或者伦敦那些铺着红地毯的沙龙里，一边喝着昂贵的红酒，一边拼凑出了一支理论缝合怪，这简直是一锅发馊的东北大乱炖。那么从1848年伦敦大胡子写下的宣言里抄一点，从德国历史学派那里偷一点，再扮上一点共产主义和美国制度学派的评选，这一套大杂烩的核心教条极其巨婴。这帮文人直接把圣经伊甸园的神话搬到了经济学上。在他们的神话里，人类本来生活在你好我好的伊甸园里，直到有一天某个自私的混蛋圈了一块地，说这是我的私有财产，于是万恶的资本主义诞生了。在他们眼里人类的原罪就是私有财产和自由企业。一旦有人开始做生意赚利润，社会就坏掉了。于是各种千奇百怪的实验怎么登场？比如19世纪有个叫罗伯特欧文的老板带着信徒跑去美国搞了个新和谐公社，废除老板和私有财产，结果不到三年就因为大锅饭养懒汉而彻底破产。再比如英国的“费边社”，这帮聪明的高级知识分子知道来硬的不行，就像温水煮青蛙一样，主张通过慢慢修改法律，把个人的自由选择权交到国家手里。他们坚信你们这些老百姓都是目光短浅的，必须由他们这些绝顶聪明的精英坐在国家计划局的大办公室，替天下苍生规划好人生。在这些进步知识分子的眼里，拯救世界的办法很简单，那就是召唤一个名为国家的利维坦，用强权去驯服那些贪婪的剥削者。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向政府献上了一堆听起来能立刻拯救劳苦大众药方，这些药方听起来简直像江湖骗子的狗皮膏药：扩张信贷，多印钞票，强制规定最低工资，并且严厉控制物价和房租。朋友们听起来是不是特别贴心？但是经济学作为一门冷库的逻辑科学，早就把这些狗皮膏药的底裤扒的一干二净了。当无形的大手开始扩张信贷狂印钞票时，这根本不是在创造财富，这纯粹是给一个宿醉的人猛灌假酒。市面上的猪肉、大米没多，钱却多了，所有的物价都会像坐了火箭一样狂飙，瞬间洗劫咱们普通老百姓本来就不多的储蓄，这就是隐形的抢劫。当你满怀爱心的去强制推行高于市场资源水平的最低工资时，你猜怎么着？你并没有让饭店里洗碗的穷小伙子暴富，你只是把那些技能最差、最需要工作的人永远地踢出了劳动力市场，制造了年复一年的大规模失业。当你去搞什么最高限价和房租控制，市场立刻就会用物资短缺和黑市来回敬你。养牛场不赚钱了，就直接把奶牛物理出清；房东收不回修墙皮的成本，就干脆把房子空着。最后老百姓赚的钞票在大冬天排长队连半个发霉的面包都买不到。这些定理在逻辑上是无懈可击的，那帮文人怎么应对呢？很简单， 打不过就捂住别人的嘴。他们利用手里的报纸和讲台，歇斯底里的把危机萧条和失业全都扣在资本主义头上，一旦有清醒的古典自由主义学者证明，恰恰是你们这些干预主义的脏手把经济搞砸了，这群知识分子就会惊恐万分，他们搞起了容不得半点沙子的宗教裁判所，严禁学生去看那些异端学说，谁敢说真话，谁就被贴上冷血动物的反动标签。现在让我们把那个满脑子宏大叙事，天天劝你不要走极端的理中客朋友，请到咱们的逻辑解剖台上。这位朋友肯定会说，咱们即使要残酷的市场，也不要暴力的全面冲突，咱们走中间路线，搞个福利国家，把资本家的贪欲关进笼子里。听起来多么岁月静好啊，但我要祭出米赛斯最犀利的三连击，彻底粉碎这种理中客的致命黑洞：
第一击，直接粉碎所谓的分配焦虑，这帮文人完全搞错了时代的核心问题，他们把社会看成一群山贼在分抢来的金银财宝，天天盯着怎么抢老板的蛋糕，纯粹瞎扯。真正的命题是到底哪种制度能把蛋糕做大。在一个没有私有产权和自由市场的地方，根本无法进行合理的经济计算。你连一双鞋一块铁到底值多少钱都不知道，你怎么去安排生产？没有价格信号，一个大一统的计划社会就是个瞎子，最后一定会陷入巨大的混乱和贫困。文人们拒绝面对这个科学问题，因为这戳破了他们虚伪的痛处。
第二击，撕下福利国家和中间路线的伪装，别再玩文字游戏了朋友们。在经济学的透视镜下，福利国家、计划经济和那种终极的红色乌托邦，根本没有任何本质的区别，他们全都是要用公共控制来取代私有产权。一个主张福利国家的人确实比一个直接开着推土机给你家房子的人要温和，但请搞清楚，这只说明他的胆子比较小，或者吃相比较文雅，他不过是每天在你的饭菜里下一点慢性毒药，你们最终要驶向的悬崖是同一个方向。所谓计划就是用利维坦大楼里的指令，强行抹杀掉几亿普通人自己的人生计划，这就叫权力的彻底转移。
第三击，对干预主义的降维打击，根本不存在什么岁月静好的中间状态。自由市场和公共控制，就像水和火绝对不可能混合出一种叫水火的物质一样。干预主义就像是你为了显示博爱，非往汽车油箱里倒两斤白糖，你规定的牛奶不许涨价，导致牛奶绝迹，政府绝对不会认错，只会继续出台政策，强制规定饲料降价；接着再出台政策，派人拿刀逼着农民种地，最初那一点点善意的干预也会迫使利维坦一步一步接管所有市场环节，甚至连那个写下著名宣言的大胡子本人都极其诚实的承认，那些干预政策在经济上完全站不住脚。之所以要用，恰恰是因为他们会把社会搞得一团糟，从而迫使系统进行更深一步的干预，最终彻底颠覆旧世界。
干预主义不过是通往全面独立之路的第一块垫脚石。归根结底，这些文人和知识分子为什么对自由市场有着如此深仇大恨？我给你们一剑封喉：因为在自由市场里你获取财富的唯一途径是去满足其他普通人的主观需求。市场是一个极其冷酷但也极其公平的验钞机，他不看你的文凭，不看你念了多少高深的哲学词汇，他只看你能不能为社会创造价值。这让那些自诩为人类灵魂工程师的文人们感到了深深的生理性屈辱，他们无法忍受一个世俗的、由无数个像老楚那样一生铁锈味的普通消费者来决定他们身价的世界，所以他们必须召唤利维坦，试图用强制的权力来重新分配一切，好好在人为设计的宏大剧场给自己安排一个高高在上的国师宝座。
朋友们放弃那些由知识分子精心编织的受害者叙事吧，环境或许会给你一副烂牌，但你必须基于你的理性和自由意志，为你自己的人生全权买单。任何试图把责任推给体制、推给资本，然后眼巴巴搞得无形大手来给你发福利的念头，都是在主动交出你作为人的底线。捍卫你的常识，警惕那些满嘴仁义道德的理中客。因为在这个世界上一切以行善之名强制剥夺你选择权的权利扩张，最终都会把你变成代价本身。
我们现在要翻开米赛斯老爷子的《反资本主义的心态》拆解第三章的第六个问题“社会小说与戏剧”，你肯定对这种套路绝不陌生，不管你打开哪一部号称反映现实的电视剧，或者翻开一本畅销小说，只要是穷人那绝对是淳朴善良，被命运按在泥地里摩擦的白月光，只要是老板必然是脑满肠肥、道德败坏，靠坑蒙拐骗发家的吸血鬼，贫穷污垢、疾病全都是万恶的商业体制造成的。为什么所有的编剧和作家都这么爱写这种套路？为了搞清楚这个问题，咱们必须闭上眼睛，跟着米赛斯穿越回几百年前的欧洲去寻找病根。
在封建时代，社会等级森严到让人窒息，你生在铁匠家里，世世代代就是铁匠；你是农奴，连结婚都被贵族老爷点头。那时候贫困是人类的默认出厂设置，那是真正的易子而食。后来轰隆隆一声巨响，工业革命来了，平地上建起了大工厂。那些世世代代给贵族当牛做马，自己可以离开土地，去城里卖力气。按理说这是老百姓靠双手改变命运的唯一生命线，可是当时欧洲那些知识分子和没落贵族是什么反应？他们捂着鼻子看着满身油污的工人和轰鸣的机器痛心疾首。在他们眼里以前宁静的乡村多美啊，农民虽然穷的饿死在路边，但是他们淳朴听话，多有诗意啊。现在资本主义把人都变成了赚钱的机器，太庸俗了！就在这种扭曲的心态下，社会小说开始大行其道。公众既然迷信了那种反对自由市场的左翼幽灵，作家们便像闻到了血腥味的猎狗，源源不断的生产的名为“控诉”的文化饲料。
米赛斯太毒舌了，他毫不留情的把这些写苦难拼图的作家分成了两拨人：
第一波是那些自己压根没挨过恶的文化贵族，对于底层的世界他们极其陌生，怎么办？他们就带着厚厚的防毒面具下凡去搞所谓的社会调查。米赛斯一针见血的指出，这些人去调研根本不是去寻找真相的，这就好比一个人拿着显微镜，一头扎进公共厕所，只为了向全世界证明地球就是一个巨大的化粪池。他们在出发前，脑子里就已经装满了从1850年伦敦大胡子导师那里批发来的教条，坚信商业化是一台绞肉机，于是他们对那些通过勤奋劳作、盖起新房的鲜活个体视而不见，专门去垃圾堆里寻找能印证他们偏见的惨状。描写苦难本身没有错，但他们的恶劣之处在于强行扭曲了因果律。那些令人作呕的贫困根本不是资本主义造成的，这就好比你看到一个刚从深渊里爬出来，浑身是伤的人，你不去谴责那个把他推下深渊的黑暗时代，反而去痛骂那个人正在拼命把他往上拉的绳子。这帮作家根本不懂最基础的常识，资本主义的本质是大规模生产，为了大众消费的产品，在流水线上流汗的工人，恰恰就是流水线上生产出来的评价罐头和日用百货的最大消费者，把一个正在不断提升大众生存底线，尽最大可能消灭极端贫困的系统，描绘成制造苦难的元凶。这不仅是经济学上的文盲，更是道德上的破产。
米赛斯在这里特别点名了19世纪法国大文豪左拉，他创立的自然主义，试图把反资本主义当成科学实验的最高真理，只要他们赖以生存的伪经济学破产，他们写出的所谓名著，瞬间就会像纸糊的房子一样轰然倒塌。
更为讽刺的是第二波作家，他们就是从贫民窟和底层工薪家庭里走出来的，靠着头脑和笔杆子跨越了阶层。按理说这帮人最清楚真相，他们比谁都明白，当初一起光屁股长大的哥们为什么还在底层打转？他们在见过无数像自己一样起点极低的穷小子，靠着敏锐的嗅觉和极其粗鄙的生存本能，建立了商业小帝国，他们心里明镜似的。财富的差异根本不是什么宏大叙事里描绘的阶级压迫，而是个体在智力、时间偏好、抗风险能力以及自由意志上的巨大鸿沟。但当这帮人拿起笔时，他们竟然选择了撒谎。为了迎合庞大市场的左派口味，为了混进那个痛骂商业才是政治正确的文艺圈子。他们把亲身经历的真相彻底阉割，炮制出千篇一律的受害者哀歌。米赛斯痛骂，这群背叛了自身常识，为了版税出卖了良知的人写出来的东西完全是文化垃圾，人品甚至连第一波蠢作家不如。
咱们再来看看这些文学巨匠们是如何描绘老板和商人的，因为这些高高在上的文人一辈子没在残酷的供需法则里搏杀过，只能靠着几本地摊历史书去想象财富的来源。在他们笔下，大亨发财的唯一秘诀就是下三滥。历史书里写商人卖牛，就在过秤前拼命给牛肚子里灌水，就这么发了财。于是作家们照猫画虎，写老板卖纸糊的鞋底，卖腐烂的食物，疯狂行贿，让我们用奥派最基本的逻辑把这帮文人的遮羞布彻底扒掉：我亲爱的大作家们，你们写出这种弱智情节，实际上是在侮辱所有消费者的智商，把买东西的老百姓当成了100%的纯种白痴！你以为在市场上买牛的屠夫不知道吗？他摸不出牛肚子里全是水？自由市场不是天堂，但它是一个拥有极其强大的自我纠错能力的免疫系统。在没有强权撑腰垄断的情况下，声誉是最昂贵的资产。一个靠卖纸糊鞋底坑人的企业，在真实的信息摩擦中活不过三个月，就会被消费者用脚投票，彻底物理出清，你们把最古老、最拙劣的街头骗术，当成了现代商业运转的核心机密，这就像是一个只会数手指头算数的原始人，看着飞驰的内燃机车，所以说那里面肯定藏着1万个正在蹬自行车的小人，这不叫批判现实，这叫智商裸奔。而在私生活上，文人笔下的商人永远是个纵欲过度的野蛮人，白天赌博，晚上糜烂。米赛斯讽刺的提到那些左翼理论里的断言，说富人们最大的乐趣就是互相诱惑对方的伴侣。为什么大众特别爱看这种狗血剧情，因为这是最典型的底层心理意淫。当兜里没几个钢蹦的普通人，面对比自己耀眼的富人时，会产生巨大的挫败感。当他们看到小说里大富翁背地里如此肮脏，心里就会立刻升腾起一种巨大的道德优越感，本能的把对方拉低到下三路的排泄口，用原始的生理器官运动去解构对方的成功。这套财富原罪论巧妙的迎合了人性中最阴暗的嫉妒心和推诿责任的本能。如果你承认邻居是因为比你更勤奋、更敢于承担不确定性而致富的，那是对你个人无能的最严厉鞭笞。但是如果一本畅销小说走过来告诉你，你穷不是因为你懒散、短视，而是因为名为资本的无形大手在剥削你，你的贫穷恰恰证明了你的高尚。听听，这剂麻醉药打进静脉的时候多舒坦，他瞬间免除了个体的一切责任，让你心安理得的躺在泥坑里散发道德优越感。而那些作家就是这群巨婴的心理按摩师，他们兜售的廉价的心理安慰剂，赚的盆满钵满，转身就去买下了富人区的高级公寓。任何试图把你塑造成无辜受害者的叙事，都是在试图没收你生而为人的能动性。在这个由无数微观个体组成的自发秩序中，没有谁生来欠你什么。环境的粗鄙，起点的落后，那是你必须直面的硬通货，而不是你幻想把选择权全部上交，召唤一个庞大系统来为你主持公道的借口。当你沉迷于那些把责任推给体制的眼泪文学时，你实际上已经主动退出了成年人的博弈，沦为了一堆随时等待被统御的肉矿。放下那些鲛人怨天尤人的文学垃圾，去弄脏你的双手，去真实的交易里感受风险的痛处，去给你的孩子攒学费，去对拿摄像机让你装可怜的导演大吼一声，“滚开”！你的人生只有你自己能全权买单。
在开始第四章之前，咱们看一个极其真实的微观切片，想象一个发霉的乡镇街道办的档案室，已经是凌晨2点，头顶那盏老旧的日光灯像濒死的飞蛾一样，发出高频的电流声，空气里全是一股劣质打印纸、混合的下水道反胃的酸臭，角落里，一个干了8年还是副科级的基层科员老白，正把浮肿的双腿翘在掉漆的铁皮柜上，他像个毫无知觉的碳机打字机，机械的往电脑里填的那些给上面交差的所谓网格化管理虚假表格。在这套庞大、冰冷，随时能把人碾碎的宏大系统里，老白连个螺丝钉都算不上，顶多算是一抹润滑油的残渣。为了让自己在这个能把人活活憋疯的夏夜里保持清醒，老白咬牙花了200块私房钱，从废品站淘了个二手的半导体小冰箱藏在办公桌底下。当他带着满手的油墨抠开一罐冰镇的劣质提神饮料，那股廉价的糖精混合的冰水，顺着他干瘪的食管砸进胃里的那一瞬间，老白那张麻木的脸上终于挤出了一丝属于活人的舒坦。就在这个时候，如果有个喝着手冲咖啡，满肚子宏大叙事的知识分子走进来，悲天悯人的对老白说，朋友，就算你拥有了这个小冰箱，你也未必能获得真正的幸福，物质的丰裕是无法填补体制内灵魂的空虚的。你猜老张会不会抡起漏电的冰箱，直接给这个知识分子来一次物理关机。朋友们，别急着笑，我用这句极其活的话，就是要强行焊死我们现在要解剖的荒谬命题。在古典自由主义的视野里，那些反对自由市场，整天对资本主义咬牙切齿的人，最喜欢抛出的第一个道德高地就是物质享受不能带来绝对的幸福。紧接着他们会抛出第二个指控，就算有这些高科技玩意儿，也并不是所有人都能立刻拥有，所以这个制度是邪恶的，这就是反资本主义的心态。
第四章“对资本主义的非经济性反对理由”的第一节，这一节的名字就叫“幸福的论证”。现在我们要把这些知识分子的序列一扒的一干二净。不过，咱们逐字逐句拆解米赛斯的神回复之前，咱们必须踩一脚刹车。如果不搞清楚在西方2000多年的历史长河里，那些聪明绝顶的大脑们，是怎么忽悠普通老百姓去理解幸福的，你们就永远看不懂今天那些知识分子嘴脸上的虚伪。来，端起你们手里的茶杯，咱们去历史的深处看看。咱们先把时间拨回2000多年前的古希腊，伟大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穿着长袍，吹着地中海的微风说，“幸福是灵魂合乎完美德性的活动”。听起来是不是特别高级？但是我得泼一盆冷水。在那个时代，谁有资格追求这种高级幸福？只有那些不用干活的自由民，在他们优雅探讨灵魂升华的背后，是无数衣不蔽体的奴隶在矿山里砸石头。奴隶没有资格谈幸福，他们只是会说话的工具。所以古希腊的幸福是建立在极度不平等基础上的贵族专属奢侈品。
快进到漫长又压抑的中世纪，在长达近千年的时间里，教会告诉所有人，人类生活的世界就是一个赎罪的劳改营，肉体是肮脏的，追求物质就是大逆不道。那个时代最被推崇的楷模是苦行僧。一个修道士几年不洗澡，身上爬满虱子，用带刺的鞭子抽打自己，把自己打得鲜血淋漓。教会用这种变态的思想规训底层，当一个农奴累得吐血时，神父会告诉他忍耐吧，你今生受的苦越多，死后进天堂就越容易。这种把安贫乐道、忍受痛苦看作高尚的神学逻辑，这样巨大的精神枷锁，把活生生的人死死锁在悲惨世界里。直到启蒙运动爆发，一个叫约翰洛克的英国老头站出来，说了一句惊天动地的话，每个人都有生命权、自由权和财产权。
追求幸福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天赋人权。这句话就像闪电劈开了中世纪的黑暗，人们终于开始相信我凭双手努力工作去改善哪怕一丁点的物质生活，这不是罪恶，这是无上的光荣，正是这种思想的彻底解放，才引爆了工业革命。诞生了今天的市场经济。漫长的历史底片洗完了，咱们回到米赛斯的书里，看看那些批评现代社会的知识分子提出了什么指控。他们说拥有汽车、电视机和电冰箱并不能使用幸福。米赛斯冷笑了一声，他说这句话本身是正确的，但如果用它来指责资本主义的社会合作体系，那就是纯粹的扯淡。接下来米赛斯的这句话是古典自由主义对人性最深刻的降维打击：你们听好，人们劳作和操心并不是为了达到完美的幸福，而是为了尽可能多地消除一些感觉到的不适，从而变得比以前更快乐一些。朋友们默念三遍，提出物质不能带来绝对幸福。这种观点的人本质上是对人类行为学一窍不通，人在这个粗鄙的世界里奔波劳碌，难道是为了白日飞升吗？根本不是！我们拼命劳作，只是为了消除那些让我们感到难受的不适感。这就好比去医院看病，把市场经济比作一个外科医生，你不能指望医生割了你的盲肠，你就能立刻顿悟宇宙真理。医生的任务仅仅是让你不疼了，让你能正常吃饭睡觉。同样汽车和电冰箱不是造神机器，不能治愈你的职场内耗。但洗衣机把你从大冬天把手泡在冰水里搓衣服的痛苦中解放了出来，如果你因为电冰箱没有解决你人生的空虚，就去大骂电冰箱是罪恶的，你就是一个不讲道理的巨婴。
米赛斯接着把火力对准了另一种人，他在书里写道，也许有些佛教的托钵僧靠施舍生活在污垢和贫困中感觉非常幸福，但对绝大多数人来说，这样的生活是无法忍受的。谁敢把一个在泥泞里要饭的乞丐作为普通人的榜样？我绝对尊重个人的信仰自由，哪怕你去深山老林吃树叶，也是你的权利。但是现在有些极其虚伪的精英，自己出门坐头等舱，却在文章里拼命向底层的工薪阶层宣扬苦行僧的价值观，他们把大众当成道德表演的道具，试图把那种极少数人才能忍受的污垢状态塑造成道德标杆。这种将自己对物质的厌倦强行投射到穷人身上的做法，何等傲慢，何等残忍。我们普通人想让饭菜里多点肉，想让孩子穿双好鞋，这是刻在记忆里的求生本能。谁敢试图掐灭这团小火苗呢？为了彻底击溃这种虚伪，米赛斯抛出了一个无法反驳的事实，资本主义最引人瞩目的成就之一就是婴儿死亡率的下降，谁想否认这种现象至少消除了许多人不信的一个原因呢？在没有现代医学的古代，母亲生孩子就是半只脚踏进鬼门关，一场小感冒就能在一个晚上物理消除一个婴儿。那时候的母亲几乎每隔几年就要经历一次撕心裂肺的绝望，得益于药厂为了赚钱拼命研发的抗生素，今天婴儿死亡率降到了历史最低。如果让一个母亲不用亲手把骨肉埋进黄土里，都不算伟大的成就，如果消除这种巨大痛苦都不算增加幸福，你们嘴里的狗屁幸福到底是个什么反人类的东西？
深吸一口气，咱们接着碾碎他们的第二个指控，他们说技术和医疗创新并没有造福所有人，既然不能同时普及，这个制度就是不公平的。这就好比有人抱怨，既然轮子是个好发明，为什么第一天不能给全世界的手推车都装上？既然做不到，我们就把轮子砸了，大家继续用肩膀扛吧。这就是典型的不是自发秩序演化规律的巨婴思维。米赛斯怎么回应？他用极其冷酷的经济学真相告诉我们，创新一开始只属于少数人的奢侈品，直到渐渐走进大众接触范围。核心词是“时间差”。米赛斯提到了叉子和肥皂。在漫长的中世纪，哪怕是英格兰的国王吃饭，也是用手抓，11世纪拜占庭公主带了一把黄金小叉子到威尼斯，当时的教会大骂，这是对上帝的亵渎。如果当时的公知跳出来说为了公平抵制奢侈品，制造叉子的工匠就会破产。全人类今天还在用手抓饭，肥皂更典型。17世纪奢华的凡尔赛宫里，号称太阳王的路易十四一年洗不了几次澡，因为早期的香皂极其昂贵，但是正是第一批使用肥皂的娇贵女士和绅士充当了大规模生产的先驱，他们用真金白银替大众垫付了早期的试错成本。无数商人看到利润开始建厂，化学家拼命研究廉价合成方法，结果今天一个浑身泥水的泥瓦匠，也能花两块钱买块肥皂，洗个干净澡。试想一下，如果当年那些贵族陷入集体负罪感，拒绝购买昂贵的早期肥皂，结果会怎样？工厂直接被系统出清，穷人不会变得更好，只会永远的脏下去，这就是市场进步的残酷逻辑。今天富人用的高科技奢侈品，正是明天穷人家里的日用品。如果在90年代，所有大老板为了公平拒绝购买几万块钱的大哥大，通信产业链根本就不会诞生，今天的外卖小哥就永远用不上智能手机。你不能因为自己暂时处在队伍后面，就去砸烂排在前面的人的饭碗。砸烂了，整个队伍就彻底停滞，你永远分不到那杯羹。如果这种仇视物质，要求绝对平均的论调成为常识，潜伏在暗处的庞然大物就会露出狂喜的笑容。一旦你接受了物质，不能带来幸福，不能立刻普及就是罪恶，你就是在主动缴械。无形的大手会说，既然市场不能让所有人同时拥有，那就把分配权交给我吧。而历史无数次证明，当他以平等的名义接管一切时，带来的绝对不是普遍的幸福，而是普遍的匮乏，它不会让所有人都用上肥皂，只会让所有人都吃泥巴。
好，咱们把今天的话题往回收，在这个世界上总有宏大的声音在你耳边嗡嗡作响，忽悠你接受平庸。但古典自由主义的灵魂在对你说，不！你是一个极其珍贵的独立个体，你在工厂流的每一滴汗，你为了给老婆买件新衣服，咬牙坚持，这一切都不低俗，这一切都无比高尚。你追求哪怕一丁点儿物质改善，都是在消除生命中的不适感，是对这世界最真实的贡献。真正的自由绝不是幻想有个青天大老爷把财富平均分给你，而是你有权在法律底线之上，通过合法劳动去改变命运，哪怕慢得像蜗牛爬行。而社会最大的道德就是捍卫你爬行的权利，绝不让任何人打断你的腿，这就是《反资本主义的心态》第四章第一节给我们的照妖镜。 但是反资本主义的家伙们绝不甘心，现在我们要拆解的是米赛斯那本绝妙著作《反资本主义的心态》里第四章的第二个大命题“唯物主义”，米赛斯将解剖刀对准了那些整天抱怨资本主义充满铜臭味的文化酸儒，这帮人有一种极其顽固的受害者叙事，他们不得不承认自由市场确实让老百姓吃饱了饭，但立刻话锋一转，痛心疾首的控诉这种体制毁掉了诗歌、绘画和宏伟的建筑，认为现在的商业社会只生产文化垃圾。让我们狠狠砸碎这套散发着樟脑丸气味的知识分子幻觉。
首先什么是美？米赛斯提出了一个极其常识，但精英们死都不愿意承认的观点：艺术的审美是一件绝对主观的事情，根本不存在一把由某位宇宙神明或者文化局长颁发的绝对标尺。米赛斯在书里提到了法国中世纪高耸入云的沙特尔大教堂，以及17世纪西班牙天才画家韦拉斯开兹，那幅仿佛用魔法定格了时间的画作宫娥。在文化精英眼里，如果你面对这些奇迹，心如止水，那你就是无可救药的乡巴佬。可是米塞斯说，强求所有人欣赏同一种艺术这本身就是一种暴政。这就好比用枪指的一个每天在流水线上打螺丝的工人的脑袋，逼他下班后必须去听古典交响乐，这简直是屎上雕花一样好荒谬。
接下来米赛斯笔锋一转，直接扯下了那些所谓鉴赏家的底裤，他极其辛辣的指出，这些上流人士对几百年前早就变成骨灰的古代大师顶礼膜拜，根本不是出于真正的热爱，那是他们用来拉踩、贬低和嘲笑当代艺术家的最佳武器。为了看清这种虚伪，米赛斯举了一个19世纪英国文艺圈的经典历史对决，当时英国有个一言九鼎的文化教父叫约翰拉斯金，这家伙简直是英国自由和繁荣的掘墓人，他是个经济学文盲，满脑子宏大叙事，极度痛恨现实的自由市场，甚至变态到去赞美那些会导致人类被物理消除的古代流血战争，认为那才有骑士精神的高度灵魂。
1877年一位当代伟大的绝不向传统妥协的画家惠斯勒，展出了一幅极其前卫的画作“黑金色的夜曲”，结果那个偏偏给老古董烧香磕头的拉斯金当场勃然大怒，在报纸上用极其肮脏的语言辱骂惠斯勒，说他把一罐颜料直接泼在公众脸上，是在诈骗老百姓200坚尼的真金白银。惠斯勒是个硬骨头，直接把拉斯金告上法庭，判他诽谤。当拉斯金的律师傲慢的嘲笑惠斯勒只花了一两天的劳动就敢要天价时，惠斯勒挺直腰板冷冷的回答，我索要那个价格不是一两天的劳动，而是我一生的学识和经验。你上次举了个例子，就是要证明当真正的天才站在精英面前时，他们不但认不出来，还会用最恶毒的方式去扼杀。正是这种人把一种荒谬的偏见塞进了大众的大脑。既然精英们厚颜无耻的指责这个时代只有卑劣的唯物主义，我们就用冰冷的事实来打脸，恰恰是在这个他们最瞧不起的资本主义时代，人类爆发出怎样璀璨的艺术需求。
米赛斯一口气列出了瓦格纳、威尔第、普契尼、理查、施特劳斯等一支由天才组成的无敌骑兵连。在资本主义之前，音乐家就是王公贵族家里的高级家奴，要看主子脸色写曲子，如果不听话随时会被系统出清。是市场经济的商业逻辑，让音乐家能够向广大平民售票赚钱，彻底解放了创造力。还有文学巨匠巴尔扎克，他写出不朽名著的动力，根本不是为了在幽静城堡里陶冶情操，而是被破产的债务逼着拼命赚稿费去堵债主的大门。这种极其世俗的搞钱动力，催生了直击灵魂的伟大作品。那些酸溜溜的精英又挑刺说，现代科学都是钻牛角尖的专家，缺乏古代那种掌握宇宙一切规律的综合性人才。米赛斯对此嗤之以鼻，现代科学的深度和广度早就不是古希腊时期，一个人都在树底下想想就能包罗万象的时代了。你让一个人同时精通量子力学和分子生物学，那简直是痴人说梦。但这并不代表科学没有综合，而是由无数自由探索的大脑拼凑出的更高维度的宏伟图景。到了这里，米塞斯展现了他最神来之笔的降维打击，抱怨者们常常指着历史痛心疾首，你们资本主义这几百年怎么造不出埃及金字塔了？怎么造不出哥特式大教堂和凡尔赛宫了？你们的审美降级了。听到这种言论，我简直想把一本经济学基础教材拍在他们的脸上。为什么没有金字塔了？原因太残酷了，因为它揭示了公权力庞然大物的嗜血本质，金字塔和凡尔赛宫是怎么建起来的？那是残暴的独裁君主，完全无视老百姓饿的啃树皮，用皮鞭强行征用成千上万底层人的血汗，哪怕让他们被终极解决掉，也要去满足君主一个人的审美狂想。而在资本主义时代，哪怕是最富有的企业家，他的财富也远远不上古代拥有整个国家的国王。在自由市场的自发秩序里，没有哪个人或者哪个委员会拥有把所有人的资源强行集中起来去修一座奢华奇观的特权。现在公共建筑由害怕担责挨骂的委员会投票决定，注定走向平庸。所以造不出宏伟的宫殿和陵墓，这绝不是资本主义的耻辱，这恰恰是老百姓不再做奴隶的勋章。
接下来我们来解剖资本主义最伟大却被骂的最惨的特点，它把消费的权利第一次交到了千千万万普通人手里，那些对着博物馆里手工雕花复古大衣柜流口水的文化批评家，痛斥流水线上生产出来的廉价板材家具毫无美感，哀叹工业艺术的衰亡。他们那被浪漫主义浆糊糊住的双眼，刻意忽略了一个无比残忍的历史真相：那些摆在贵族城堡里的精美家具，从来就不属于底层的劳苦大众。在资本主义诞生之前，几百年前的贫农根本不存在拥有丑陋家具的苦恼，因为他们住的是泥巴糊的茅草屋，连一张稍微平整的木板凳都没有，世世代代只能睡在满是跳蚤的泥土地上。当现代工业革命开始为无数一无所有的底层人提供改善生活的基本物品时，他们首要任务就是用最低的成本解决有和无的问题，这根本不是审美的倒退，这是人类文明史上最伟大的一次资源普惠。只有当资本主义的繁荣把大众的生活水平提升到一定高度后，人们才会自发的开始追求精致和美感。如果我们去深挖这种厌恶物质的文化基因，你会发现它其实是一种极其古老的宗教残余，他们把看得见摸得着的廉价商品视为肮脏，把虚无缥缈的纯粹精神视为高尚，他们把市场经济带来的繁荣视作对他们智力优越感的侮辱。
老米想把这个底层逻辑强行焊死在你们的脑子里：哲学绝不是为了让你们在考卷上多拿两分，而是为了让你们拥有识破宏大谎言的精神免疫力。资本主义最大的罪过。在精英看来，并不是让大众品位变差了，而是让原本像牲口一样劳作的底层大众变得富裕了，变成了有闲钱去消费爽文和庸俗电影的消费者，他们真正恐惧的是自己再也无法垄断文化的话语权。真正的自由不仅仅是能够选择崇高和伟大，更是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拥有去选择平庸，去消费劣质小说的权利，更是免于被强迫去修筑金字塔的权利。没有任何人有资格替你定义什么是好的人生。
这一节我们摔碎了文化精英的玻璃心。如果你觉得拨开这层画皮已经足够冷酷，那么请做好心理准备，咱们这本《反资本主义的心态》的读书之旅，现在走到了第四章的第三节。这一节与赛斯老爷子要探讨的是针对资本主义的第三个也是情绪最激烈的一个非经济性反对理由，那就是两个字“不公”。为了让你们真正拥有识破谎言的精神免疫力，咱们得先把视线拉长。看看西方人脑子里那个极其沉重的历史包袱。在漫长的中世纪，社会被庞大的神学思想统治，那时候老百姓一辈子没出过村，全靠听神职人员布道。神学里有一个核心叙事，那就是伊甸园的故事。在这个故事里，神创造的世界一开始是完美的，到处都是流着奶和蜜的河流，果树上挂满了吃不完的果子，人类不需要劳作，只要伸出手就能得到一切。
所以在很多哲学家和底层民众的心里，始终潜伏着一个极其荒谬的底层幻觉。
他们坚信所谓大自然是一个充满母性光辉、慷慨解囊的免费自助餐厅。老天爷原本给每一个降生到地球上的婴儿都发了一张无限额度的饭票，大自然早就准备好了吃不完的精粮和漫山遍野的财富。后来到了启蒙运动时期，这种神学观念被改造成了天赋人权。思想家们宣扬，人在自然状态下是平等的，结果进入文明社会后，这张平等的提货券被有权有势的人给撕毁了，这就形成了一种极其宏大的叙事。既然东西本来就是全人类共有的，现在有人挨饿，那绝对不是因为大自然吝啬，而是因为分配不公。解决贫穷的办法不是去辛苦的创造财富，而是呼唤那个名为利维坦的庞然大物站出来，去搞一场轰轰烈烈的财富大转移，把东西重新均分。这种观念让人在短暂的道德高潮中彻底烂死。
米赛斯作为一个坚定的古典自由主义者，只用了一个极其残酷的真相，就把这个神话击得粉碎。米赛斯说，大自然根本就不是什么慷慨的慈母，大自然无时无刻不在琢磨着怎么给人类物理关机，你们把自己的衣服脱光，扔回几万年前的原始丛林里看看，那里有免费的自助餐吗？根本没有！大自然极端吝啬，它给人类准备的生存物资少得可怜，他甚至在动植物身上都刻下了毁灭人类福祉的基因密码。大自然给我们的初始设定只有疟疾、台风、毒蛇和饥荒这些终极解决方式。我们人类能活到现在，能坐在这儿喝冰镇啤酒，完全不是靠什么虚无缥缈的神圣正义，而是靠大自然赋予我们的唯一武器——理性，以及建立在极其复杂的劳动分工体系下的玩命合作，是世世代代的人类从死神手里一点点抠出了今天这点微薄的家底。真正重要的问题从来不是怎么分大自然赏赐的免费盲盒，因为这个世界上根本不存在这种东西，真正的问题是我们应该建立怎样的社会制度，才能让人们有动力去继续生产。人一旦被宏大叙事洗脑，就会说都极其荒唐的话。米赛斯在书里举了一个真事，1948年二战刚结束，欧洲还在废墟里，西方一个极其庞大的宗教组织，叫“世界基督教协进会”，开大会发了一份宣言，里面郑重其事地说，正义要求亚洲和非洲的居民也应该享受到更多机器生产带来的好处。这话在当时不知道赚了多少眼泪，但咱们那位眼光极其毒辣的酷大叔米赛斯，简直要在书桌前笑出声来了。这帮神职人员的潜台词是什么？难道是上帝老爷爷在天上开场，空投了一批重型机械，打算按人头平分，结果邪恶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背着上帝半路截胡了吗？这是何等的脑残！西方国家之所以拥有更多的机器，根本不是抢了上帝的救济粮，而是因为他们率先采用了一种叫做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制度，要刺穿这种理性的自负。我教你们一句市井黑话：资本的唯一来源是极其反人性的克制与储蓄。这就好比你今天打到了三条鱼，你强忍着胃部痉挛的饥饿感，硬生生只吃一条，把剩下两条腌起来，挂在房梁上。这挂在房梁上的鱼，就是你明天可以不去打猎，而是有时间去把石斧打磨成铁斧的资本。所有的机器、厂房、人工智能系统，本质上全都是被延迟的消费。本绝对不是上帝的领域，而是人类深谋远虑的克制了当下的欲望换来的。如果一个落后国家当时有几亿人生活在极度贫困中，那是因为他们死死抱着原始生产方式不放，是因为他们天天搞没收财产，搞外汇管制，吓跑了外面的资金，又把本国老百姓那点可怜的积蓄盘剥的一干二净。外面的资本不敢进来，里面的老百姓不敢攒钱，大家一起在低水平的泥潭里互相撕咬，最后对系统集体出清。把这种自己造成的苦难怪罪到资本主义头上，这脸皮得有多厚？
这时候，满脑子宏大叙事的卫道士一定会跳出来反驳：老米，你说了半天都是资本的功劳，咱们这些拼死拼活打工的人呢？如果没有工人的劳动，资本家不也抓瞎吗？所以财富的增加必须全部归功于劳动者个人生产力的提高。这个问题问得极其尖锐，米赛斯在书中给出了一个连1850年伦敦那个大胡子思想家都无法击穿的铁律解答。
首先，米赛斯彻底埋葬了那个极其可怕的工资铁律，那种理论认为只要工资稍微涨一点，工人就会像发了情的动物一样疯狂繁殖，最后把增加的财富吃光，导致工资永远停留在饿不死的水平。米赛斯温柔且坚定的告诉我们，在资本主义文明里，人有尊严，人懂得节制，所以资本积累的增长速度远远跑赢了人口的增长速度，人变成了稀缺资源。
其次对于那种认为功劳全在工人个人的说法，比赛斯抛出了一个极其生动的比喻：你拿一把剪刀剪开一张纸，你能精确测量出到底有百分之几的功劳归上半片刀刃，百分之几归下半片刀刃，又有百分之几归拿剪刀的那只手吗？造一辆汽车，你需要图纸、机床、橡胶和流水线工人，根本没有人能在物理上把这笔账拆得明明白白。但是如果非要追问到底是什么引起了整体生产力的飞跃，答案极其干脆，是资本！因为今天的工人手里或者被别人辛苦储蓄下来的更好的机器设备。为了把降维打击进行到底，米赛斯举了理发师的例子，咱们直接换成今天成立高级美发沙龙的发型总监，你闭上眼睛想想，200年前，清朝街头的剃头师傅，一剪子下去咔嚓一声剪掉一缕头发。今天的发型总监在空调房里，也是一剪子下去咔嚓一声，从物理操作来看，这个总监个人的生产率有任何飞跃吗？一丝一毫都没有！那凭什么今天的发型总监每个月能赚上万块？而古代的剃头匠只能勉强糊口，难道是因为他长得帅吗？不！是因为就在这家理发沙龙的隔壁建起了一座高度资本密集型的高科技工厂，那里的企业家积累了大量的机器设备，他们急需人手去按电钮，工厂里多雇佣一个工人就能产出极高的价值。如果理发店老板给的钱太少，这位发型总监当场就会把剪刀一扔，掀桌子退群，转身进工厂赚高薪去了，理发店老板必须支付一笔高昂的对价，才能把他从工厂的抢人大战里留下来。听懂这个极其炸裂的逻辑了吗？让服务员、理发师这些千百年来动作没怎么变的底层人，能够拿到越来越高工资的原因，根本不是他们自己有多大功劳，而是疯狂积累资本的系统，硬生生的把全社会底层的身价给抬高了，是那些在其他行业里拼命攒钱投资的人，把水库里的水蓄满了，水漫出来，把所有人的船都给抬高了。当你透彻理解了这套底层经济规律，你再回头看那些天天鼓吹资本主义就是不公平，就是剥削的言论，你就会发现他们是多么苍白无力。决定我们工薪阶层生活水平能够不断改善的唯一原因就是社会上平均分摊在每个人头上的资本设备增加了。无论是哪个极其愤怒的理论家，都无法驳倒这个铁一般的事实，永久性的提高工资水平，造福所有打工人的唯一方法就是加速资本的增长。
如果那些做白日梦的浪漫主义者，非要指着这个冷冰冰的规律骂不公平，那么老米想替米赛斯回敬一句，如果你觉得规律不公平，请你去对着无情的大自然破口大骂，但请绝对不要去责怪那些顶着风险、克制欲望，用真金白银堆砌出资本壁垒的普通人。因为正是这些被污名化的人，在物理意义上扛起了这个摇摇欲坠的世界，免于让你退化回山洞里去跟野兽抢生肉吃。古典自由主义教给我们的，是绝对不被任何宏大的集体名词吞没，真正的正义不是呼唤利维坦去抢劫别人，而是你拥有保护自己劳动果实的权利，并且勇敢的为自己的选择承担后果。世界 不欠我们的，一切都是我们自己和无数个理性行动的人共同创造出来的。
现在我们要讲第四章第四节，用最冰冷的手术刀切开人类历史上最虚伪的社会病灶。书里的标题叫“自由的资产阶级偏见”。一听到“资产阶级偏见”一些大词，你们可能觉得昏昏欲睡。别急，咱们把这些高高在上的概念全都扔掉。在古典自由主义的词典里，“自由”的定义干净利落且极度克制：它仅仅意味着免于强制，准确的说是免于拥有合法暴力机器的无形大手的任意支配。自由不是天上掉馅饼的特权，不是你拥有豪宅跑车的兑换券，自由仅仅是只要你不侵犯他人的财产和生命，那个手持棍棒的守夜人就绝对没有权利一脚踹开你的房门。
为了讲透这个常识，咱们跟着米赛斯的目光来一场超级大穿越。闭上眼睛想想几千年的古代社会，人类社会的常态是什么？是绝对的服从。那时候没有“人”的概念，底下的老百姓就是地里的韭菜，是修金字塔的砖头。主子一句话，你这百十来斤的肉体瞬间就能被物理消除。漫长的绝望岁月里，大家觉得老鼠生来就该被猫吃，直到在海水湛蓝的古希腊突然冒出了一群脑后长反骨的人，他们聚在广场上喝着葡萄酒，一拍大腿说，咱们凭什么要让暴君骑在脖子上拉屎？咱们能不能自己定规矩？朋友们，这是开天辟地的一声惊雷啊，米塞斯极其严肃的指出，“自由”这个观念，纯粹是西方文明的特产。虽然古希腊人的自由带着寡头垄断的味道。把奴隶排除在外，但这就像2000年后起草独立宣言的美国元勋一样，虽然家里养着黑奴，但他们渴望不受强权欺凌的念头是无比真诚的。这颗火种后来怎么活下来的？米赛斯提到了一个极其滑稽的历史细节，19世纪的普鲁士帝国有个最痛恨老百姓要自由的专制狂人——铁血宰相俾斯麦，连他都头皮发麻的承认，那些叫贵族子弟读古希腊古罗马文学的古典中学，简直就是培养造反派的兵工厂，高高在上的贵族，本想让孩子学拉丁语，装点门面，结果孩子们翻开书一看，全是教人怎么反抗暴君，怎么追求独立尊严的热血故事。这些老古董就像藏在敌人心脏里的尖刀，逼得后来的独裁者上台第一件事，就是拼命把古典文学从课本里删掉，他们怕孩子们长出自由的骨头。顺着历史往下走，这颗种子结出了资本主义这个巨大的果实，那个被无数左翼文青痛骂的放任自由时代，干了一件人类历史上最伟大、最积德的事，它把特权阶级的桌子给掀了，它废除了奴隶制，取消了贵族的世袭特权，用冷冰冰但值得平等的契约代替了基于血统的压迫。在法律面前，无论你是腰缠万贯的富商，还是兜里只有几个铜板的学徒，你们的生命权和财产权是等价的。人类的创造力就像火山一样喷发，多出来的几十亿人口没有饿死，反而过上了连古代皇帝都羡慕的日子。但是且慢，每当自发秩序创造奇迹，总有一群红眼病的知识分子要跳出来砸场子，100多年前，大家天真的以为自由的趋势不可阻挡，但反自由的幽灵极其狡猾，他们给自己套上了一层超级自由主义的华丽外衣，打出全面计划、统筹分配的旗号，最荒诞的是绝大多数支持这种理念的知识分子，竟然打心眼里坚信自己是在为真正的自由而战。
为什么这群读了那么多书的聪明人会陷入这种集体的精神错乱？米赛斯在这里把人类的虚荣心和嫉妒心扒了个底掉，咱们把话挑明了，市场是一个极其冷酷且绝对诚实的体重秤，在这个靠本事吃饭的社会里，你写的小说没人看，你搞的艺术没人买单，只能怪你自己不行。可是对于那些自视甚高的知识分子来说，让他们承认自己是个平庸的废物，比杀了他们还难受。他们发现自己在自由市场上的身价，居然还不如一个研发出新款除臭袜子的乡镇企业家，他们的自尊心彻底崩溃了。为了找个替罪羊，他们就开始自我催眠，他们振振有词地说，我之所以失败，绝对是因为资本主义体制太邪恶，他们把客观的匮乏当成了主观的压迫，得出结论，必须让那个名叫“国家”的利维坦强势介入，没收富人的财产，发给他们这些充满挫败感的平庸之辈，这才是实质性的自由。当这套逻辑停留在沙龙里打嘴仗时，听起来多美啊，不用承担失败风险，有个全能的慈父政府安排好一切。但当这套体制在苏联真正落地时，残酷的现实瞬间把谎言击碎。那些为这种体制唱赞歌的辩护士，只能靠厚颜无耻的篡改词义。米塞斯点名批评了当时的英国工党主席拉斯基教授，这位教授大言不惭地说，在苏联的俄罗斯，一个共产主义者拥有充分的自由感。我看到这儿真是气得想掀桌子，这真是在温室里呆久了的巨婴才能说出的浑话。米塞斯冷静而残忍的揭开真相：在国度里一个人确实是自由的，但他唯一的自由就是绝对服从上级的自由。只要他的脑电波偏离了权威规定的正确思想，哪怕1%寸，他就会被毫不留情的物理关机。你们去翻翻历史，那些在大清洗中被排队注销地球账号的高级干部和知识分子，他们是反对派吗？根本不是！他们是被系统出清的最狂热的信徒，他们犯的唯一死罪，就是当最高权力的口味发生改变时，他们反应慢了半拍，没有及时调整自己的谄媚姿势。如果在这种半夜随时被带走的环境里，也就要拥有充分的自由，那屠宰场里的待宰牲口简直就是世界上最自由的哲学家。紧接着，米赛斯做了一个极其讽刺的对比。在法西斯统治下没有自由的意大利，有一位死硬的马克思主义前议员格拉齐亚德伊教授，按照常理他早该掉脑袋了吧。结果这位老兄不仅活得好好的，还能按月从意大利政府领退休金，还能极其自由的写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书，并交给最著名的出版公司公开发行。如果那也叫“拥有充分的自由”，那屠宰场里的待宰牲口简直就是世界上最自由的哲学家。紧接着米赛斯做了一个极其讽刺的对比： 一个在法西斯国家写反对书籍的教授，和一个在苏联因为拍马屁慢了半拍就被物理消除的忠诚党员，这对比难道还不足以把拉斯基教授的脸给抽肿吗？为了彻底粉碎这种知识分子的谎言，米赛斯搬出了一个重量级的历史见证人——卡尔马克思本人。从1848年开始，马克思在欧洲大陆四处煽风点火搞革命，作为外国人，普鲁士政府是怎么迫害他的？就是礼貌的把他和他的家人、女仆一起驱逐出境，没有秘密处决，没有严刑拷打。后来大赦了，他又完全可以随便回国，让他自己选择把家安在了当时全球资本主义的心脏——伦敦。在这个他发誓要彻底埋葬的资本主义大本营里，他干了什么？1864年他大摇大摆地成立了第一国际，公开宣告要剥夺富人财产，发动世界大风暴，这等于是在别人家客厅里天天拿高音喇叭喊着要没收主人的家产。那么邪恶的英国警察去踹他的门了吗？连个影子都没有。他安静地坐在大英博物馆里查阅资料，写出震古烁今的《资本论》，拥有极其充分的自由去撰写和出版这些要掘资本主义坟墓的书，因为被他鄙视的资产阶级偏见，也就是法律面前免于强制的自由，结结实实地保护了他，最终他在伦敦的家里平静的闭上了眼睛。
现在你做一个最简单的思想实验，你把同样的场景平移到那个承诺给予人民实质性平等的绝对计划体制下，一个意见者敢公开成立颠覆分配制度的组织，他能活过几个小时？他连买一瓶墨水的资格都会被剥夺，因为所有的纸张和面包全都是由系统统一分配的。朋友们，听懂了吗？这就是自由与奴役之间最冷酷的区别。自由的资本主义社会，其伟大之处不在于它能保证你大富大贵，而在于它能容忍一个发誓要毁灭它的异端，能安然无恙的在他的图书馆里写书。而那个高喊着消除剥削的乌托邦，却容不下任何一个哪怕在睡梦中皱起眉头的信徒。
古典自由主义的底色，就是把每个人看作必须为自己负责的独立个体。现代性将人从襁褓中扯出来，扔到市场上告诉你，你自由了，这样你拥有了对生命的绝对处置权，但也意味着你必须背负起沉重的个体责任。很多人害怕这种冷风，他们渴望重新找一个名叫国家的全能上帝，心甘情愿的交出免于强制的权力，幻想这个庞然大物能按需分配给他们食物和尊严。但历史的铁律早已写好，当利维坦拥有了为你提供一切的权利时，他也就自然拥有了剥夺你一切的权利。那些嘲笑资产阶级消极自由的人，最终连吃馊水都要排队申请配额。真正的自由绝对不是想要什么就有什么，而是你拥有对试图把你变成机器零件的强权说不的权利，捍卫那种对庸俗对市井的财产权，就是我们在坠入深渊前最后的自我救赎，你必须停止为自己的平凡寻找宏大的替罪羊，在冷酷的自发秩序中自我立法，自我负责。
现在我们要借着米赛斯的反资本主义的心态，你的第四章第五节来解剖一个被玩坏了的词“自由”。原文的含义是自由与西方世界。现在我们不扯云端的废话，我们只聊你手里那张薄薄的工资条，你每天中午点什么外卖的决定权，以及你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的打工人，到底凭什么能够在这个世界上挺直腰杆做人？大众对自由最大的错觉就是以为自由是某种由一纸公文或者几部法典凭空创造出来的恩赐。那些满脑子宏大叙事的理中客们总是天真地认为，只要利维坦在某张羊皮纸上盖个红印，宣布老百姓免受强权的任意干涉，人类就瞬间沐浴在自由的光辉里了。米赛斯面对这种天真，发出了极其辛辣的嘲笑：这种想法的荒谬程度，就好比你把一张印着满汉全席的菜单死死贴在自己饿得凹陷的肚皮上，然后疯狂给自己洗脑，说我已经吃饱了。纸面上的权利法案绝不能创造自由，它们顶多只是一个保安，用来保护那些已经在竞争性经济系统中存在的自由，而真正能把你从那种令人作呕的依附关系中拽出来的，真正为你提供生存空间的，是那个被无数文化人唾骂了上百年的系统-——自由市场经济，咱们把这事掰碎了揉烂了是吧？在一个一切都被最高权力安排的明明白白的体系里，你是一个什么状态？上面有一个万能的权威，指着你说小伙子你去城东的炼钢厂，你一辈子螺丝，你敢说半个不字吗？在那种环境里，你唯一的进行阶梯就是去疯狂讨好你的顶头上司，你的命运完全悬挂在掌权者的恩惠之上。他不高兴，一句话就能切断你的口粮。这种生活就算法律写的你是个自由人，你在骨子里依然是个毫无尊严的奴才。
但是在资本主义的底层逻辑里，游戏规则彻底变了，在这个残酷又极其公平的竞技场里，没有任何人的既得利益是不可挑战的。你可能会抱怨，老米我连本钱都没有，我拿什么挑战？米赛斯早就看透了这一点，缺乏资金根本拦不住你。因为在市场里那些手里攥着钱的资本家，就像一群闻着血腥味的恶煞，永远在四处游荡，寻找那些能把他们的资金转化为最高利润的聪明人。只要你的点子能打动消费者，资本会倒贴着来找你，这时候肯定会有满脑子原教旨理论的朋友跳出来痛心疾首地质问我，工人在资本家面前不就是毫无议价能力的奴隶吗？老板想开除谁就开除谁，这怎么就不是强权了？面对这种苏格拉底式的经典反制提问，我通常只会反问一句，既然老板拥有这种生杀予夺的神力，他为什么不每个月只付给你一分钱工资，甚至直接把你拴在流水线上白嫖你的劳动力呢？答案极其无情，却又无比美妙。因为雇主给你发工资，绝不是他在赐予你什么恩惠，他雇佣你和他去购买机器里的工业润滑油，购买生铁原料没有任何本质区别，你只是他获取商业成功不可或缺的手段，他需要你，跟腱断裂般的需要你。如果一个企业家眼瞎不雇佣最适合的工人，或者给的钱太少，导致员工跳槽，老天爷不会批他，但市场费用利润暴跌，这种最残酷的物理打击来狠狠惩罚他，直接把他出清出局。在这个庞大的社会选择机器里，没有任何特权是永恒的。每一次你在超市里决定买这瓶碳酸饮料，而不买那瓶劣质果汁，每一次你决定把钱花在这个游戏上，而不是烂电影上，你都在行使你作为经济体系最高法院法官的神圣投票权。是千千万万个像你我这样自私又挑剔的消费者，用手里的零钱在无意中决定了谁该住进豪宅，谁该去睡桥洞。所以资本主义下的自由到底意味着什么？米赛斯的定义堪称一剑封喉的降维打击：所谓的自由就是你不依赖别人主观意志的程度，恰好等于别人不依赖你主观意志的程度。大家都是出来卖弄手艺换口饭吃的，谁也别想无条件的压榨谁，但只要有劳动分工存在的地方，除了这种相互制约的契约自由，你根本想象不出还有任何其他的自由形态。至于那些承诺能给你绝对安全感和平均财富的宏大系统，米赛斯连反驳都觉得费劲。在一个没有市场价格机制的社会里，你根本没办法进行经济计算，你不知道造一吨钢和种一吨麦子哪个更划算？这种消灭了经济计算的系统，不仅不可能带来乌托邦，只会带来大面积的贫困与系统性的互害。但如果你以为这只是一场关于经济学模型的辩论，那你就太低估米赛斯的视野了。接下来，老米带你们进行一场时空穿越，我们将刀锋切向更深层的观念考古学，为什么这种保护私有财产的秩序诞生在西方？而曾经创造了灿烂文明的东方世界，却在漫长的岁月里陷入了死一般的停滞？我们绝不贬低老祖宗的辉煌。大唐长安的朱雀大街，四大发明的奇迹，长城与大运河，那是人类文明的瑰宝。但历史的诡异之处在于，这么辉煌的文明走到某一个节点时，突然就像被抽干了骨髓，思想的天才枯萎了。哲学家们每天都在嚼古人嚼过的甘蔗渣，面对着不断蔓延的衰落，臣民们失去了活力，变得异常冷漠和顺从。当欧洲正在经历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沸腾时，东方却陷入了如同活死人墓一般的停滞，原因极其冰冷，根本不是什么地理环境决定论，只有一个核心毒点，东方从来没有诞生过免于国家强制的自由理念。在漫长的古代东方历史中，老百姓从来没有试图在统治者的绝对权力面前强调个人的权利，不管你是一个多么成功的商人，不管你赚了多少钱，只要皇上或者贪官污吏看你不顺眼，随便安个罪名，就可以把你连根拔起彻底出清，没收所有财产。更可怕的是大众不仅不痛恨这种强权，反而被一种极度扭曲的仇富心理洗脑。他们天真的认为穷人的悲惨是因为富人太有钱。当暴君挥舞长刀去宰杀那些养肥了的商业年猪时，底层的愚民反而会拍手叫好，这种操作的后果就是一场文明的灾难。大规模的资本积累会彻底阻断了。这就好比你养了一群无比聪明的猴子，只要哪只猴子发明了用来摘果子的工具，你就立刻冲进去把工具砸烂，并把那只猴子做成物理消除的标本，不出两袋，剩下的猴子唯一会做的事就是拼命学习如何向你下跪、作揖。没有财产权的保护，就没有资本积累，就不可能诞生独立的中产阶级，通向个人尊严的所有道路都被彻底封死，只剩下一条独木桥，那就是削尖脑袋去伺候那些王公贵族，去依附那个无所不能的权力机器。温顺的东方父母养育出来的后代，从小被灌输的理念只有一个：听话，遵循常规，枪打出头鸟。
我们再转头看看西方，西方社会鼓励机警的青年把世界看作是一个广阔的竞技场，只要有本事就可以去赢得名誉和财富。这种高贵的自我信赖感，在他们的艺术中爆发出了极其震撼的力量。米赛斯举了两个例子：
第一个是古希腊的悲剧，安提戈涅。安提戈涅的哥哥战死，国王下令暴尸荒野，谁敢违抗就是面临被物理关机的重罪。如果是古代东方的臣民，早就吓得缩在角落里发抖了，但安提戈涅挺身而出直接站到国王面前，昂着头说，你的法令不能凌驾于神圣的正义和人类内心的良知之上。你是一个凡人，没有权利剥夺死者安息的权利。这就是古典自由主义的灵魂雏形。他宣告个人良知有权对抗荒谬的权威。
第二个例子是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那磅礴的合唱不仅仅是音乐，那是一个大写的人，在一个充满压迫的世界里发出的怒吼。他在宣告我不是谁的奴隶，我要用双手拥抱宇宙。米赛斯无比感慨，这种歌颂独立意志的凯歌。在古老的东方从来没有被听到过。故事讲到这里，米赛斯向所有的现代人提出了一个让人后背发凉的终极拷问，难道这一切伟大的成就都要被抛弃吗？难道那些好不容易从历史黑夜里挣脱出来的人们，现在居然要主动放弃自由，心甘情愿的像一个无所不能的大政府投降吗？他们真的会满足于在一个比如全能计划的设计的巨大机器里，仅仅充当一个没有灵魂的齿轮吗？为了警醒世人，米赛斯引用了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的一句悲叹。在罗马帝国早期面对社会的焦虑，皇帝提比略承诺把权力交给我，我给你们发免费的粮食，保证你们的安全。于是那些曾经骄傲的罗马公民为了眼前的安稳，心甘情愿地放弃了思考的权利。塔西陀心痛的写下，他们争先恐后地跳进奴役的深渊。是的，做奴隶有一个巨大的诱惑，那就是你不需要再为自己的人生负责，万能的主人会包办一切，但代价是你拿到了一张通向肉体与灵魂双重销毁的单程票。古典自由主义从来不是教你自私自利，它是在用最坚定的声音告诉你，你是极其珍贵的个体，不要被那些试图把你变成流水线零件的宏大叙事给骗了，环境和起点的不公永远不能成为你逃避个体责任的借口，你必须基于你的自由意志，在这个并不完美的市场里为自己全权买单。只要你还敢于对不合理的事情在心里说一句，凭什么？你就永远没有被彻底同化。
现在我们讲今天的最后一个故事，这是一个不见天日的纯手工假牙作坊，空气里的粉尘浓度高得让人觉得肺泡里都结出了水泥块。在这个令人作呕的折叠空间里，老陈正死死攥着一把早就磨得毫无纹路的手摇打磨机，锉刀在劣质树脂上发出让人牙酸的奸笑，他拒绝购买市面上极其便宜的口腔三维扫描仪，逢人便说那是冷血的工业垃圾，只有他手里就把需要把虎口磨出血泡才能捏紧的锉刀，才带有手作的灵魂温度，然而现实是隔壁新开的全自动齿科诊所，10分钟就能用机器直接雕刻出一副完美咬合的牙冠。老陈的主顾正在不可逆转的流失，你们猜老陈怎么着？他宁愿忍受极其严重的腱鞘炎，宁愿看着自己的积蓄化为乌有，也不去学哪怕一丁点建模软件，他选择在大半夜往隔壁诊所的门缝里塞匿名举报信，信誓旦旦的说那些机器带有物理消除级别的辐射。他绝不承认是自己对改变的恐惧，对常识的抗拒，正在将他引向社会阶层的提前退场。老陈宁愿把自己的肺变成水泥疙瘩，也要祈求那个庞大的利维坦出手，把全人类的时间永远冻结在他还能混口饭吃的昨天。这种人宁可主动把网线注销地球账号，也绝不肯承认市场已经翻篇了。刚才老米讲的这个切片，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的缩影，现在我们要撕开那些自诩为知识分子和改良派的伪善面具，看看人类为什么这么害怕改变，以及那些高高在上的文人，是怎么利用咱们这种恐惧把所有人拖进深渊的。
现在我们讲第五章，也是本书的最后一章，在人类的行为学逻辑中，宇宙里从来就没有什么永恒的稳定。生命最大的特点就是变，每一个时代都是一个过渡的时代。生活本来就是一场不断试错，不断出清的动态博弈。但非常荒谬的是，人类的大脑似乎天生带有一种智力上的惰性，这种惰性总幻想着能通过某种宏大的制度设计，按下历史的暂停键，终结一切变化，建立一个没有竞争、没有淘汰的永恒温室。咱们想想历史上那些画大饼的运动，那些口口声声说要给人类建立人间天堂的宏大计划，说白了，就是想设立一个最终的永久的安稳状态。
为什么老百姓那么容易吃这一套？因为市场的每一次技术迭代，每一次价格发现都在强迫人们重新调整自己的生存姿态，这不仅会砸掉既得利益者的饭碗，更会狠狠抽打那些思想懒惰者的耳光。
米赛斯在书里极其生动的描绘了中世纪欧洲的行会，那帮做鞋的、打铁的老头子，看到聪明的年轻人发明了效率高三倍的新式风箱，他们绝不会虚心学习，他们会大半夜拿着棍棒去把年轻人的铺子砸个稀巴烂，那些泥古不化的行会师傅，那些要求关税保护的农场主，以及那些疯狂抵制技术进步的工会团体，他们的内核与开头那个老陈没有任何区别。他们所谓的保守，根本不是保守什么伟大的传统，而只是在拼死捍卫自己免于竞争的特权。然而在所有这些拒绝进化的群体中，最虚伪、最聒噪的莫过于那些落榜美术生似的波西米亚文青和所谓的自封知识分子。
咱们把镜头切到19世纪法国巴黎的拉丁区，那里聚集了一大批穷困潦倒的作家和画家，天天喝着苦艾酒骂着街，觉得全天下就他们最清醒，把商人的赚钱行为贬低为毫无智力含量的铜臭运动。到了今天，这帮人依然存在。他们坐在有企业家的高效物流送到多钱的咖啡馆里，用着资本家流水线生产出来的智能设备，敲打着键盘批判资本主义的物欲横流。让我们用奥派经济学的常识狠狠戳破这层窗户纸。米赛斯一针见血的指出，事实的真相是那些真正在市场上打拼的企业家，他们所展现出来的智力水平和直觉比那些平庸的作家要高的太多太多了。为了让一个几十人的小厂子活下去，老板要在脑子里计算材料成本的波动，要揣摩客户极其微妙的心理变化，要摆平复杂的供应链，这需要极其惊人的综合推理能力。而那些文人为什么鄙视商业？因为他们有极其深刻的自卑感，他们根本无法理解复杂的供需法则，无法承受真金白银的盈亏责任，于是只能发明出一套精神胜利法，把自己的无能包装成一种道德上的高洁，这种自负的傲慢简直就是一种心理防御机制。
听到这里有些逻辑洁癖者可能会跳出来反问，虽然这些三流文人和无良媒体人如此恶心，天天在社会上散播怨气，咱们干脆呼吁上面出个规定，把这些思想垃圾彻底物理清除掉不就行了吗？朋友们，接下来米赛斯说的话是古典自由主义的定海神针，大家竖起耳朵听好。米赛斯说，绝对不行，因为自由是不可分割的，如果你试图赋予公权力去清洗那些颓废的惹是生非的文人的自由，你就必然要把决定什么是好，什么是坏的，终极裁判权交给当局，历史的教训太惨痛了。
那些稳坐衙门的主管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极其反感新的思维方式。赋予当局清洗思想的权利。这就好比给老母猪戴钻戒，你不仅得不到高贵的艺术，反而会让整个社会沾满猪圈的恶臭。一旦这种审查权确立，顺手被连根拔起的，一定是那些最具创造力的天才苗子。所以米赛斯用一种极其悲壮的语气下定论，那帮下流的准作家和准艺术家的道德败坏和智力贫乏，是我们全人类为了保护那些真正的创造性先驱，能够自由呼吸所必须支付的赎金。你必须允许烂泥滩里散发出臭气，因为扼杀了流氓的代价，就是连同天才一起埋葬。但是我们绝不能对这些毒素掉以轻心。米赛斯话锋一转，扒开了思想史上的祖坟，真正的灾难并不是这些文人的几句牢骚，而是大众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对这些疯狂理念产生的盲目追捧。这里必须提到一个极其致命的人物，法国人乔治索雷尔在120年前，这个诗意文人搞出了一套名叫“工团主义”的意识形态，其核心就四个字，直接行动。大白话就是别废话，直接动手砸。索莱尔搞出的是一套彻底反智的哲学，他告诉信徒不要去讲逻辑，不要去理性思考，你只需要为了一个虚构的神话去战斗。只要你站在神话的立场上，任何逻辑清晰的反驳对你都是无效的。我的天那，大家琢磨琢磨，这是一种多么可怕的绝症！为了破坏而破坏，不许讲理！直接寻求物理消除！这种思潮直接启发了二十世纪欧洲的各种极端运动，那些穿着黑衬衫或者别着红袖标的狂热分子，底色全都是索雷尔这套为了神话而掀桌子的狂躁症。而在这一切发生时，那些知识分子在干什么？他们像一群围观角斗的嗜血看客，极力为独裁者的暴行寻找充满同情的借口，直到他们自己也被送进审讯室，直到他们发现自己高唱赞歌也无法换来免于物理关机的豁免权时，他们才如梦初醒，发出微弱的哀嚎。这就引出了这一章最核心、对今天最具杀伤力的毒点：那些自称是反激进主义的温和派，或者叫伪自由派，米塞斯毫不留情地撕下了这帮人的画皮，这帮人表面上谴责那种强制报废肉体的极权，但转头就在大学讲堂上疯狂唾骂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他们声称，要在两者之间寻找一条中间道路，比如搞个什么计划体制，或者庞大的福利国家，把所谓的福利国家政策塞给老百姓，就好比给宿醉的人灌假酒，短暂的止痛后必然是不可逆的脑死亡。他们想让老百姓相信，存在一种不那么极权的极权主义，这就好比告诉你世界上存在一个三角形的正方形一样荒谬透顶。米塞斯一剑封喉：这帮自封的自由派，他们真正反对的并不是极权主义这种制度本身，他们真正反对的是一个他们自己不能掌舵的极权系统！听明白了吗？他们天天痛骂老板，痛骂自由竞争，给你描绘一个没有压迫的天堂，但实际上，他们根本不在乎你的死活，他们只是恨那个拿着鞭子的人不是自己，他们及其向往那种可以随意支配他人命运的绝对权力，他们只是在等待一个机会，把别人踹下去，自己坐上那个发号施令的规划局长宝座。在那种万能的系统里，只有坐在金字塔顶端的人，才能保证自己不被系统出清。老米必须把话点透：咱们读经典，是为了给你打一针思想的疫苗，让你看清，当有人许诺包办你的人生时，他其实是想把你变成他棋盘上的耗材。任何仅经以反对某某东西为口号的运动，都注定是一场可悲的败局。你天天疯狂地骂一个邪恶的东西，实际是变相地给它打了广告。人类不能永远只说我不要什么，你必须毫无保留地去支持一套能够带来繁荣的方案，这个方案是什么？那就是无条件的、彻底的支持自由市场经济，支持那个允许千千万万普通人凭借自己的手艺和智慧，去自由交换的体系，只有在这个没有任何人能强迫你的地方，哪怕你一无所有，你依然拥有拒绝大人物的底气。好了，今天这一大通硬核且烧脑，但我知道你们听懂了，你们都是在这个社会最真实的一面里摸爬滚打的硬汉，你们的直觉比那些书呆子准的多。我们下一本书再见！
摘自“老米文渊阁”于2026年8月31日 YouTube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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