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来到宏观洞察，在这里我们致力于为大家追踪全球优质宏观信息。同学们，你是否好奇中国经济未来10年会变成什么样子呢？今天这期视频我们为大家解读一份来自美国著名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研究报告，中国的经济转型，债务人口去全球化及2035年情景展望，整个报告100多页非常长，这里我们对报告的主要内容做了梳理，报告原文地址大家可以自行查看详情链接。好了话不多说，让我们直接进入报告。
首先报告回顾了中国过去20多年的经济发展模式，简单来说这个模式的核心就是靠盖房子和修基础设施。在计划经济时代，城里人的房子都是单位分的，又小又挤，很多，人家连独立的厨房和卫生间都没有，到了1998年国家政策变了，不再免费分房，鼓励大家自己买房，很多人就把单位的老房子用很便宜的价格买下来，然后再卖掉，手里就有了第一笔钱，可以去买更新更好的商品房了。除了老百姓对好房子的渴望，再加上成千上万的人从农村来到城市打工，对住房的需求就更大了，收入高了，大家就想换更大的房子。后来还形成了一种社会风气，年轻人结婚前得先有套房，这就又创造了一大批，买房的人这么一来房子经常处于稀缺状态，房价也一直涨，很多人除了自己住的房子，还会再买一两套用来投资，这种模式跟美国很不一样，美国人买房大多是买二手房，而中国的房子在2020年的时候差不多89%都是新盖的，这背后就带动了巨大的经济活动。
高峰时期整个房地产行业，算上盖房子本身还有生产钢筋水泥玻璃以及下游的家电装修等，加起来能占到中国经济总量的25~30%。为了满足这些需求，中国建了很多工厂来生产各种材料，自己造挖掘机和推土机，还造大船去国外运铁矿石，新房子需要新冰箱、新空调、新电梯，这些也都是中国自己生产的。同时房价不断上涨，让很多有房的家庭感觉自己越来越有钱。数据显示中国家庭大概有60%的资产都在房子上。除了盖房子、修基础设施也是经济的一大动力，城市越来越多，自然就需要更多的路桥、机场和港口，这些钱从哪来？
主要是靠借债，以前地方政府是不能直接借钱的，他们就想了个办法，成立了一些公司，叫做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这些公司表面上是私企，实际上是替地方政府借钱来搞基建，2015年之后政策松动了，地方政府可以自己发债了，分成两种，一种叫专项债，主要用来修公共工程，另一种叫一般债，用来补充日常的财政开支。通过这些渠道，地方政府积累了大量的债务，其中很大一部分是通过融资平台借的，这部分债务官方称之为隐性债务。
到2024年底，地方政府直接发行的债券余额有47.3万亿人民币，但隐性债务到底有多少就没那么清楚了。财政部在2024年11月说，隐性债务还有14.3万亿，而且计划到2028年把它减少到3万亿左右。但报告引用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就是IMF的估算，认为这个数字太低了。Imf估计光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借的钱，在2023年底就达到了60.4万亿人民币，再加上地方政府直接借的40.5万亿，总数就超过了100万亿。
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的学者史宗瀚也给出了一个差不多的估算，认为在2022年地方政府的总债务在90万亿到110万亿之间，相当于当年中国GDP的75%~91%，地方政府借了这么多钱，拿什么来还利息呢？一部分靠的是修好的收费公路，机场这些项目产生的收入，但很多项目要么收入很少，要么根本没有收入，比如新的政府大楼或者景观湖。在其他国家这种项目得靠税收来养，但中国的地方政府有一个独特的收入来源，就是卖地的收入，中国的土地是国有的，不能买卖，只能转让使用权。住宅用地一般是70年，地方政府把农村的农地收过来改成住宅用地，然后高价卖给开发商，虽然要给农民补偿，还要平整土地，但地方政府还是能赚很多钱，只要卖地的收入一直涨，地方政府就能一直借钱搞建设，盖房卖地搞基建的增长模式就这样转了20多年，但是报告指出这个模式现在已经走到头了，转折点发生在2021，年中国的房地产市场见顶之后，就开始了一场漫长而深刻的调整。
房价跌了，房子卖不动了，新开工的项目也少了。从销售面积来看，2024年的房屋总销量比2021年的高点下降了48%，卖不出去的房子越来越多，从2021年9月到2024年12月，待售住宅面积增加了74%，开发商也不敢再投钱了，2024年的房地产投资比2021年萎缩了32%，房价到底跌了多少？官方数据，因为有限价政策不太能完全反映真实情况，但报告综合行业分析师和中介的估计认为新房的平均价格从2021年8月的高点下跌了20~30%，一些小城市的跌幅甚至超过了40%，房子盖的少了，开发商自然也就不需要那么多地了，这直接导致了地方政府的卖地收入大幅缩水。
2021年地方政府卖地收入有8.7万亿人民币，到了2024年就只，剩下4.9万亿，了，少了44%。报告引用了中国金融40人论坛的一份研究，这份研究对比了1970年以来全球22次房地产危机，研究发现在那些危机中，房屋销售额从最高点到最低点，平均要下降35.1%，而且通常需要5年时间才能恢复增长。而中国的房屋销售额到2024年的时候已经比2021年的高点下降了47.8%，这么大的降幅只有2007年金融危机后的西班牙和爱尔兰能比，所以中国的房地产市场调整可能还会持续很长时间。
Imf在2024年2月也预测，中国的房地产投资最终会比2022年的水平下降30~60%，而且就算到了底反弹也会很有限。
问题不仅仅是暂时的调整，报告认为中国未来再也不需要像以前那样盖那么多房子了，为什么？因为人口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中国的总人口在2022年达到了顶峰之后就开始减少，而最有可能买房的劳动年龄人口从2012年就开始萎缩了，这两个趋势未来只会越来越严重。
我们来看看第一次买房的人，在中国买房的平均年龄是29.5岁，大城市里会晚一些，一线城市平均33.5岁，二线城市32.5岁。总的来说第一次买房的人基本都在35岁以下，但是现在35岁以下的这代人数量上比前面那代人要少很多。根据联合国的数据，现在20~35岁的人口比35~50岁的人口少了4,520万，少了14.3%，而更年轻的一代人数量就更少了。报告还提到一种观点，认为官方可能高估了一孩政策时期的新生儿数量，这意味着未来的购房人群可能比数据显示的还要少。
人口的变化不仅是全国性的，地区差异也很大，很多省份的人口已经在减少，因为人们都往更发达的地区跑，2023年有13个省的人口比2019年还要少，即使在省内人也都在往大城市集中，结果就是未来能保持人口增长的城市会越来越少。北京大学的一项研究估计到2025年，中国大概340个城市里只有204个会有人口增长，而到2035年这个数字会下降到140个。人口流失的城市走的主要是年轻人，特别是大学毕业生。比如在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吉林省吉林大学2024年的毕业生，只有26%留在了本省，很多人都去了南方的广东和北京，相比之下上海的大学毕业生有68%都留在了上海。
有人可能会说还有很多农民工进城，他们也需要房子似的，但农民工传统上买不起商品房，他们大多住在宿舍或者城中村。
从2021年开始，国家开始重视为他们建保障性住房，十四五规划期间也就是2021~2025年计划建870万套保障房，大概相当于同期商品房数量的20%，保障房当然是好事，但它对经济的拉动作用远不如商品房。
为了控制成本，保障房的地是政府低价给的，开发商利润很薄，而且房子面积也小，一般不到40平米，而商品房大多在75平米以上，所以保障房产生的经济活动要少得多，除了新需求减少，报告还指出了一个严重的问题，房子已经太多了，中国到底有多少空置房数据不一。
2019年西南财经大学的一项调查认为全国有22%的房子是空着的，2022，年贝壳研究院的估计是28个主要城市里有12%的房子空置，不管具体数字是多少，反正空房很多。这里面除了开发商没卖出去的，还有大量是人们买来投资的，中国的租金回报率非常低，大城市的房价租金比超过500:1，也就是说靠租金要500个月，也就是40多年才能收回房子的成本。
相比之下澳大利亚房价也很高的国家比例是130，所以很多房主宁愿让投资房空着，也不愿费心去出租。
过去20年，大家买房投资是看中了房价上涨带来的资本收益，但是现在人口在减少，很多地方的房价可能再也回不到以前的高点了。这样一来，这些手持多套房的人就有动力把房子卖掉，锁定利润，一旦这些投资房源大量进入市场，对新房的需求就会被进一步挤压，所以过去那得靠盖房卖地搞基建来拉动经济的模式，现在已经彻底玩不转了。
这个模式的瓦解带来了一系列连锁反应，家庭财富缩水，地方政府没钱还债，更别说投资新项目了，那些为房地产繁荣提供产品的工业企业厂能严重过剩，面临降价压力，而地方政府开发商和工业企业的收入减少，最终会变成银行的坏账。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者张斌有个形象的说法叫456，房地产行业关联着40%的银行贷款，50%的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以及60%的居民财富，一旦房地产出问题，整个社会的信贷和购买力都会受到冲击。面对这样一个根本性的变化，中国急需一个新的经济增长模式，这个新模式不仅要创造新的增长点，还要能处理好旧模式留下的这些烂摊子。
那么新的增长模式应该是什么样的？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不管是中国还是外国的经济学家都在说中国需要再平衡，也就是从依靠投资转向依靠消费。现在旧的模式走不通了，很多人就觉得唯一的出路就是搞消费拉动型增长。北京大学的黄一平就说，只有消费上来了，经济增长才能持续，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上不来，经济发展的动力从哪来？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副主任刘世金也说，中国还有5亿人没用过抽水马桶，10亿人没坐过飞机，这些需求如果能被挖掘出来，增长潜力是巨大的。
前面我们提到了，中国老百姓的消费占GDP的比重特别低，2023年只有39%，而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是59%，就算是和中国发展阶段差不多的国家，比如土耳其的57%，马来西亚的55%也差得很远，其实在90年代中国的消费占比还不算低，在44~48%之间，但进入21世纪后，随着出口和房地产的崛起，消费的比重就一路下滑。报告认为，对于一个需要大量建设新住房和基础设施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投资占大头，消费占小头是可以理解的，但现在情况不同了，新房需求在减少，城市的基础设施也基本够用了，再像以前那样大规模建设就是巨大的浪费，所以现在必须靠消费来接棒了。
就连官方也承认这一点。总理李强在2025年2月就说，要更多依靠扩大消费来拉动内需，畅通经济循环。但是要提高消费就得解决两个问题，第一得让老百姓更敢花钱，第二得让老百姓有更多的钱花。报告的数据显示和别的国家比，在同样的经济发展水平上，中国家庭的可支配收入是偏低的。也就是说，经济增长的蛋糕虽然做大了，但分到老百姓手里的那块比例一直没怎么变。为什么老百姓分到的蛋糕这么小？报告分析了三个主要原因，国企、土地和住房以及劳工制度。先说国企，国企从政府那里能拿到各种补贴，比如低息贷款，便宜的地和能源，这些补贴花的钱本来是可以用于公共服务的，所以可以说是间接从老百姓口袋里掏出来的，更直接的是分红。
国企名义上是全民所有，利润分红理应惠及全民，但实际上国企上缴的利润大部分都留在了国资系统内部用于再投资，真正进入国家公共财政预算，用于民生支出的少之又少。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研究发现，2019年央企只有2.4%的税后利润进入了公共预算，这相当于国企的财富被企业自己截留了，没有和全民股东分享，再说土地和住房，我们前面讲过地方政府低价从农民手里征地，高价卖给开发商盖商品房，差价就成了地方政府的收入用来搞基建。这个过程中农民没有得到土地增值的全部好处，而城市居民则要承担高昂的房价中国社会科学院在2017年测算，商品房价格里有68%都是地价，也就是说，老百姓买房的大部分钱最后都进了地方政府的口袋，这个体系从城乡居民手里抽走了大量的财富，把它转化成了基础设施投资，最后是劳工制度，尤其是对农民工，农民工进城很难进入稳定高薪的国企或政府部门，大多从事低技能的私营部门工作，很多还是零工，企业本应为所有合同工缴纳社保，包括养老和医疗，这笔钱相当于工资的20%多，但很多农民工没有正式合同，企业也就省下了这笔钱。虽然现在零工也可以自己交社保，但负担全在个人身上，所以很多人选择不交。
据2020年的一项调查，超过一半的农民工没有缴纳任何社保，他们虽然也有养老金，但只能在户口所在地的农村里，每个月平均只有200块钱和城市居民的3500块钱没法比，这意味着他们老了以后根本无法在城市里生活，只能回到农村，这个制度实际上是把农民工的社保福利转移给了企业，降低了企业的用工成本，那么怎么才能把财富重新分配给老百姓呢？
报告说最近几年中国也采取了一些措施，比如把保障房建设作为优先事项，要求地方政府低价供地，开发商微利运营，还像滴滴美团这样的平台企业施压，要求他们为骑手和司机提供社保，但这些措施的力度还远远不够，要真正实现财富再分配，就需要大规模增加公共服务和福利开支。
比如提高养老金，扩大医疗报销范围，中国在这方面做得还不够好，中国的养老金替代率也就是退休后能拿到的钱占退休前工资的比例大概是44%，而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是61.4%，中国的医疗费用个人自付的比例大概是34%，远高于日本的13%和巴西的22%，很多农民工因为户口问题，在打工的城市享受不到公共服务，他们的孩子上公立学校很困难，通常只能回老家上学。
所以很多经济学家都建议政府应该大力增加在公共服务上的投入，特别是要让农民工和城市居民享受同等的社保待遇，有研究测算，如果给一个农民工和城市居民同等的身份和福利，他的消费能增加1/3，全国有3亿农民工，如果能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就能释放出巨大的消费潜力。
原则上北京市同意这个方向的。2024年7月的三中全会就提出，要让进城农民工和城市居民享有同等权利，但问题是钱从哪来？地方政府已经没钱了，不可能再为几亿新增人口提供公共服务，这就需要中央政府来出钱，但报告指出北京在花钱扩大福利这件事上非常谨慎，尤其是反对用借债的方式来搞福利。领导人多次强调搞福利不能超出财政能力，不能搞福利主义养懒人。中国的官方媒体和学者经常拿拉美国家举例子说，他们就是因为搞了超越自身发展阶段的西方式福利体系，才掉进了中等收入陷阱，经济停滞不前。所以扩大福利的前提是持续的税收来支撑。
当然也有例外，比如提高生育率，因为关系到国家长远安全，政府可能会愿意借钱来补贴生育家庭，但在其他福利领域就没那么容易了。那么能不能通过加税来增加收入呢？现在政府的税收收入，因为经济不景气和之前的减税已经有所下降，虽然最近开始追缴富人在海外资产的税款，但这毕竟是少数。开征房产税的呼声一直都有，但只要房地产市场不景气，这个税就很难推出来。所以大规模增税也不太可能，中国需要的不是更高的税率，而是更宽的税基。
中国的税收占GDP的比重在2022年是20.1%，而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是34%。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刘元春就说，税收水平偏低，削弱了国家的宏观调控能力，发达国家之所以能征更多的税，是因为老百姓更富裕，尤其是个人所得税能贡献很大一块收入，在中国交个税的人相对还很少，2022年美国有1.54亿人报税，占总人口的45%，而中国只有6,500万人交个税，人口是美国的4倍，交税人数还不到100，而且交税的人里大部分都是用最低的3%税率，所以个税在中国总税收里的占比只有6%，而发达国家平均是24%。
报告以韩国为例，2013年韩国的税收占GDP比重和今天的中国差不多，是23%，但到了2022年这个比例就提高到了32%，这背后是韩国人均GDP的增长，也就是说只有经济发展了，老百姓收入高了，才有可能建立一个更强大的税基，来支撑更完善的福利体系，所以结论虽然大家都在呼吁靠消费拉动增长，但实现这个目标所需要的财富再分配在政治和财政上都很难实现。
北京不愿意为了扩大福利而大规模举债，因此中国选择了一条非常不同的新增长道路，他相信这条路最终也能让经济有能力支撑起一个更好的福利体系。同时这个新模式还要能解决一系列其他紧迫的问题。
那么北京到底想要一个什么样的经济模式呢？这个新模式需要同时实现好几个目标，首先要避免中等收入陷阱，让中国成为一个高收入国家。其次要实现共同富裕，缩小贫富差距，同时还要应对人口老龄化，保障经济安全和控制债务水平。
先说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概念是世界银行提出来的，他们发现在1960年是中等收入的国家里，到2008年只有13个成功进入了高收入行列。比如日本、韩国、新加坡，很多国家，比如泰国、巴西一度增长很快，但后来就停滞了。按收入水平算，中国已经快要迈过高收入国家的门槛了。2023年世界银行对高收入国家的定义是人均国民总收入超过14.05美元，而中国当年的人均GDP是13,390美元，领导人也设定了目标，到2035年人均GDP要比2020年翻一番，2020年是10,409美元，翻一番就是20万88美元，接近现在中等发达欧洲国家的水平，但是跨过一个数字门槛还不够，关键是要能持续的维持在高收入水平。
过去那种靠借钱盖房的模式是不可持续的，中国需要一个能让经济结构发生质变的模式，很多国家的经验是靠低成本大批量生产商品可以成为中等收入国家，但要成为高收入国家，就必须能生产更高质量更有价值的东西，这就要靠提高效率和开发新产品。
第二个挑战是共同富裕。但中国是个贫富差距很大的社会，基尼系数常年在0.46~0.47之间徘徊，比公认贫富差距大的美国还要高。
领导人提出到2050年要基本实现共同富裕，到2035年要取得实质性进展。听上去这像是要搞大规模的财富再分配，但领导人也明确说了，改善民生要量力而行，不能开空头支票。所以共同富裕的重点不是重新分配现有的财富，而是要把未来的蛋糕做得更大，分得更公平。也就是说要靠发展来解决问题。总之，旧模式下增长的好处主要为开发商和国企拿走了，新模式下要让增长本身成为实现共同富裕的驱动力。
第三个挑战是人口老龄化。中国有句话叫未富先老，随着人口迅速老龄化，领养老金和需要医疗服务的人越来越多，给国家财政带来巨大压力，同时劳动力数量在减少，创造财富和交税的人变少了，中国需要一个能让劳动人口的财富快速增长的经济模式，这样他们才能在不牺牲自己生活水平的情况下，养活越来越多的退休老人。
第四个目标是经济安全。北京认为中国在很多方面都受制于人，能源粮食关键矿产需要进口，国际贸易和金融高度依赖美元体系，很多工厂里用的高端设备和零部件，也是从国外买的，从2018年美国制裁中心开始，到后来对半导体技术的封锁，让中国越来越感到一种卡脖子的焦虑，解决办法就是凡是能自己造的就一定要自己造，而且要能创新，实现技术上的自立自强。
最后一个目标是债务可持续性。中国的总债务占GDP的比重已经超过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甚至很多发达国家。2024年中期这个数字达到了291.9，这个高债务是过去增长模式的后遗症。从2008年底到2016年底，为了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和刺激经济，中国的债务率飙升了超过100个百分点，之后虽然有所控制，但疫情一来又开始上升，这么高的债务水平和日本在资产泡沫破裂后7年的水平差不多，未来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政府为了支付养老金和医疗费用可能还要借更多的钱，就像日本后来做的那样，所以在还能控制的时候，北京希望债务率能降下来，要实现这一点，需要一个经济增长速度超过债务增长速度的新模式。
总结一下。北京对新增长模式的要求很高，要能创新生产高附加值产品，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要能创造更多中小企业，扩大中产，以实现共同富裕。要能创造更多财富，让更少的劳动人口养活更多的退休人口，要能实现关键技术的自主可控，以保障经济安全，还要能更有效率地使用债务，让经济增长跑赢债务增长。为了同时实现所有这些目标，报告认为北京选择了一个以制造业为中心，以创新为驱动，以生产率提升为目标的增长模式。这个新模式的核心可以用一个新词来概括，叫做心智生产力。
中国领导人在2024年1月解释说，心智生产力的关键在于全要素生产率的大幅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听起来有点复杂，其实就是衡量经济效率的一个指标，他看的是除了增加劳动力和资本投入之外，还有哪些因素能促进产出增长，比如技术进步创新，资源配置优化等等。简单说就是用同样的投入能产出更多的东西。
中国经济曾经有过一段全要素生产率高速增长的时期，那时候成千上万的农民从生产效率低的农业转向生产效率高的工业，整个国家的劳动生产率就大大提高了。再加上加入全球经济体系和市场化改革，都促进了效率的提升。但是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就急剧放缓了。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说，危机后10年的年均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只有0.7%，而危机前10年是2%点，原因有很多，比如效率低的企业不容易倒闭，国企改革停滞，但最大的拖累是服务业在经济中的比重越来越大，随着收入提高，人们会花更多的钱在服务上，比如旅游、医疗、教育、娱乐、人口老龄化也会创造更多对医疗养老服务的需求。
几十年前北京还鼓励发展服务业，想降低对制造业和出口的依赖，但现在思路变了，为什么？因为服务业的生产率很难像制造业那样快速提升，汽车厂可以通过自动化用机器人代替工人提高效率，但医院里如果医生看每个病人的时间减少了，服务质量可能就下降了。教室里如果一个老师带着学生太多，教育质量也会受影响，所以当一个经济体越来越以服务业为主导时，它的整体增长速度就会放缓。为了对抗这个趋势，北京现在重新把宝压在了制造业上，在最新的5年规划里不再提提高服务业比重，而是要求保持制造业在GDP中的份额稳定。
领导人在2023年3月说，中国有两个关键领域，一个是保障我们的粮食供应，另一个就是发展制造业。过去的制造业优势是靠低成本，现在工资高了这条路走不通了，所以新的模式要靠创新和先进制造技术来提高生产率，创新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能创造财富，通过开发新技术，企业可以做出与众不同的产品，卖出更高的价格，开拓新市场，用机器人代替人工还能降低成本，提高质量。
这几年中国已经在一些领域展现出了强大的创新能力，最典型的就是电动汽车。中国的电动车在底盘设计、智能座舱体验方面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还有世界一流的电池供应商，官方把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和光伏产品合成为新三样，认为他们正在取代服装、塑料、家电这些传统的老三样成为中国制造的新名片，北京的雄心远不止于此，他还规划了一系列未来产业，包括先进制造、信息技术、新材料、新能源、空天科技、大健康等等，希望能像新三样一样在更多领域取得突破。
总理李强在2024年夏天的达沃斯论坛上，解释了中国发展新兴产业的独特比较优势，一个超过14亿人的超大规模市场，一个完整的工业配套体系，以及丰富的人力资源。完整的工业配套体系指的是中国制造业门类齐全，很多产品的全部零部件都可以在国内生产，并且集中在几个大的产业集群里，比如珠三角的电子、长三角的半导体，东北和西南的汽车，这种产业集聚有利于企业间的合作和技术交流，而超大规模市场的优势就更大了。这个市场不仅仅是人多，更关键的是它可以通过国家政策来培育和引导。
比如太阳能产业的技术最早是美国发明的，设备是德国开发的，但中国企业通过大幅降低生产成本，让它得以大规模普及，这背后就是国家对绿色能源的坚定支持，创造了巨大的国内需求。同样如果没有国家在2009年开始大力扶持新能源、汽车，也就不会有今天中国的电池产业的辉煌。当然光有市场还不够，根据css，专家斯科特肯尼迪的估算，从2017年到2023年，中国政府为新能源汽车行业提供了超过2,200亿美元的补贴，形式包括免税充电桩建设、研发资助、政府采购和消费者补贴等等，正是靠着国家的支持，巨大的国内市场和激烈的内部竞争。中国的一些企业，比如电池制造商宁德时代，已经从最初的技术追随者变成了世界级的创新领导者，除了培育新兴产业新模式的另一个重点是产业升级，也就是改造传统产业。
很多经济学家以前都认为随着中国工资上涨，像纺织玩具这类低端制造业会转移到越南、孟加拉国这些成本更低的地方，但北京的想法是要尽可能的把这些产业留在中国，怎么留还是靠技术。
报告举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塑料打火机，打火机的生产最早在欧洲，后来转移到日本、韩国，90年代到了中国的广东、浙江，最后集中到了湖南邵东，现在邵东是全球最大的打火机生产基地，全世界70%的打火机都产自那里，10年前邵东的打火机厂也面临招工难，成本上涨的问题，但他们没有搬走，而是选择了升级设备。生产打火机本来是个劳动密集型的工作，有时几个小零件需要组装，邵东最大的打火机厂东亿电器从2015年开始搞了三轮技术改造，把生产一个打火机的成本从2毛钱降到了1分5，工人数量减少了85%，但日产量从100万个增加到了500万个，以前工人用镊子一天三班倒地干线，现在12道工序全都自动化了，这就是一个良性循环。企业用新技术降低成本，提高质量，增加利润，然后用赚来的钱再去搞下一轮升级。这种对新技术的持续需求又为创新者创造了市场，这个过程官方称之为新型工业化，它的核心是让高科技企业开发出的新材料新工具，被传统制造业用来降本增效。
在打火机的例子里，就是开发出能像人手一样灵活操作的机器，还有能自动检测火焰的传感器，新模式看起来好像和经济学家们提倡的消费拉动背道而驰，消费拉动是把钱分给老百姓去花，而这个模式是把钱投到生产端，但报告解释说这其实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在新的模式下，需求是由生产创造的当，企业通过创新能卖出更高价格的产品时，他就可以把多出来的收入一部分作为利润留下，一部分，以工资和奖金的形式分给员工，无论哪种方式，政府的税收都会增加，就有更多的钱去扩大福利，进一步刺激需求，同时用更先进的机器代替人工，虽然需要的工人少了，但留下来的都是技能要求更高的工人，他们的工资也会更高，企业利润增加了，政府税收也增加了，这听起来对制造业工人是好事，但更重要的价值在于它能创造出新的服务业岗位。
制造业的发展会带动金融、法律、研发、设计、市场营销、广告等一系列高薪的白领工作。这对于解决中国当前严重的青年失业问题，尤其是有大学学历的年轻人的就业问题至关重要。所以北京设想的未来是这样的，一个由创新驱动的高校工业部门创造出大量高薪的白领工作岗位，这既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让更少的劳动力创造更多的财富，又能在不依赖大规模举债的情况下实现增长，最终为全体人民带来新一轮的繁荣。当然这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景，要实现,它 ，中国必须成功应对去全球化人口结构和债务这三大挑战。
我们先来看出口，这个以制造业为核心的增长模式，最终的目标是建立一个以内需为主导的经济体，也就是说高薪工作会增加家庭收入，完善的社保体系会让大家敢于花钱，但那一天还很遥远，在此之前中国生产出来的这些越来越多商品，必须得有地方卖，国内的需求暂时还指望不上，那就只能靠出口了。
为了刺激国内需求，北京也想了一些办法，比如在农村推广充电桩来拉动新能源汽车的销售，在城市里多建停车场来鼓励大家买车，但这些措施效果有限，更大的问题是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新增的消费会更多的流向服务业，而不是制造业产品。中国社科院的张斌就认为，富裕起来的中国消费者会追求更高品质的商品，但不会买更多的商品，他们会把更多的钱花在子女教育和老人看护上，所以结论是光靠国内市场是消化不了中国庞大的制造业产能的。
根据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的数据，2023年中国占了全球工业产出的27%，而且这个比例还在上升，预计到2030年可能会达到45%，这意味着要实现这个增长模式，中国必须让世界其他国家买更多的中国货，同时减少他们自己的生产。然而世界似乎已经消化了太多的中国商品。中国刚加入世贸组织那会儿，出口占制造业增加值的比例一路飙升，在2007年达到了41.8%的顶峰。但金融危机后全球贸易放缓这个比例开始下降，疫情之后，随着中国把制造业作为新的增长引擎，这个比例又开始回升，到2023年达到了34.1%。
报告还特别指出，中国高附加值制造业产品的出口增长非常快，在总出口中的占比从2015年的52.2%上升到了2023年的54.4%。金融学教授迈克尔佩蒂斯估计如果未来10年中国经济保持4%~5%的增长，并且制造业维持目前的贡献率。
到2035年中国制造业占全球的比重将从现在的30%上升到37%，这就必然会引起其他国家的反弹，尤其是美国。美国对中国出口的抵制，从特朗普第一任期就开始了，当时主要是为了保护美国本土的蓝领就业。拜登政府的措施，比如限制半导体技术，主要是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专门针对中国新三样，也就是新能源，汽车电池和太阳能电池板的关税是拜登政府唯一明确针对中国新增长模式的措施，理由是中国的产能过剩，欧盟也采取了类似的行动，同时银行对制造业的贷款从2020年中期开始也出现了急剧增长，增速一度是总贷款增速的4倍。
面对国际上的阻力，北京有几种应对策略，第一种是让中国再次便宜，这听起来不太吸引人，但已经是正在发生的事情。房地产市场的崩溃导致国内对钢铁等产品的需求大幅下降，工厂的产能严重过剩。为了生存，这些企业只能把产品低价出口，从2021年底开始中国的钢材出口量飙升，但出口收入却停滞不前，因为价格被大幅拉低了。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工程机械、家电，甚至是传统燃油车上。因为国内新能源，汽车的崛起，传统车企在国内卖不动，只能降价出口。从2023年4月开始，中国的出口价格就一直在下降，这是有记录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出口通缩。理论上政府也可以通过让人民币贬值来达到同样的效果，但这会损害国内消费者的购买力，与提振内需的目标背道而驰。
第二种策略，也是更重要的一种是通过出口中间品来巩固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中间品就是用来生产最终成品的零部件和半成品。过去20年中间品在中国总出口中的占比从1/3上升到了近46%，贡献了6成的出口增长，中国在高附加值制造业上的出口增长也几乎完全是由中间品驱动的。比如出口到日本和墨西哥的汽车零部件，出口到美国和德国的锂电池，出口到越南和印尼的电子屏幕。
国际关系学者理查德鲍德温有个说法叫中国是工业投入品的欧佩克，一份布鲁金斯学会的研究发现，2018年中国生产了全球约40%的中间品，但只生产了约20%的最终消费品，这意味着世界经济对中国制造的依赖远比直接从中国进口的数据所显示的要深得多，很多，从其他国家进口的商品里面都含有中国的零部件。
特朗普2018年对中国加征关税后，中国对美国的直接出口确实下降了，但与此同时，中国对墨西哥、越南、马来西亚等国的中间品出口却在增长，这些国家把中国的零部件组装成最终产品，再出口到美国。2023年新兴市场国家首次超过发达国家，成为中国中间品的最大出口目的地。这种策略用领导人的话来说，就是要增强国际产业链对我国的依赖，通过在全球中间品市场占据主导地位，中国可以有效对抗脱钩的压力。除了出口零部件，中国企业还开始在海外建厂，以规避贸易壁垒，比如电视制造商TCL在波兰的工厂，80%的零部件来自中国，但在欧盟境内组装就可以免除14%的关税中国的太阳能企业也在东南亚设厂，把中国的硅料和硅片加工成组件再出口到美国，以绕开对中国产品的惩罚性关税。不过2024年12月，美国也开始对从东南亚四国进口的太阳能组件加征关税了。尽管如此，海外建厂仍然是中国企业应对贸易摩擦的重要方式，中国的电池和汽车企业正在匈牙利、西班牙、泰国、墨西哥等地大举投资建厂。第三种策略是开拓新市场，特别是全球南方也就是发展中国家。虽然这些国家的市场规模和购买力无法与美欧日相比，但它们是重要的增量市场。中国汽车在俄罗斯、墨西哥、澳大利亚等国销量大增，中国还在积极推动各种自由贸易协定，把自己塑造成全球自由贸易秩序的捍卫者，最后中国正在把自己定位为全球绿色转型不可或缺的伙伴。
对于大多数没有先进制造业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要实现经济的低碳化，最可行最经济的路径就是通过中国。当美欧指责中国产能过剩时，北京反驳说，全球对低成本绿色技术的需求是巨大的，而中国的贡献恰恰是满足了这种需求。为了解决发展中国家买不起绿色产品的问题，北京大学的黄一平甚至提出了一个绿色马歇尔计划的构想，也就是由中国出资帮助发展中国家建设低碳经济，从而为中国的绿色产品创造新的需求。但问题是光靠出口够吗？特朗普的第二任期对所有进口商品都加征了关税，这不仅影响中国，也影响了全世界。
几十年来，美国一直是全球的最终消费者，吸收了全世界的过剩产能，现在美国关上了大门，全世界都需要寻找新的市场。中国不仅要为自己日益增长的工业产出寻找买家，还要消化掉那些原本要卖给美国的商品，这使得中国的国内市场变得前所未有的重要。
但是报告认为中国的国内消费正面临着几个严重的威胁，虽然在新经济模式下，消费是结果而不是驱动力，但消费的强弱直接关系到这个模式能否成功，消费强劲对出口的依赖就小一些，消费疲软就只能更依赖出口，或者靠政府借债投资来拉动增长疫情。前5年中国的家庭消费增速是快于GDP增速的，所以消费占GDP的比重在缓慢上升，但疫情以来消费增速和GDP增速基本持平，消费占比也就停滞不前了。这背后是家庭可支配收入的增长放缓，以及消费者信心的持续低迷。疫情刚结束时，大家普遍预期会有一波报复性消费，但这个预期很快就落空了，消费的疲软并不仅仅是疫情的短期后遗症，背后有更深层次的结构性原因，首先是房地产市场的崩溃，这对消费的冲击是多方面的，对于农民工来说最直接的影响是就业。
建筑业是吸纳农民工就业的重要行业，而且薪资相对较高。随着房地产开工量大幅减少，估计有多达1,000万农民工从建筑业转向了薪资更低的快递外卖等服务业岗位，这直接削弱了他们的消费能力。对于有房的城市居民来说，冲击主要来自财富效应。当房价下跌时，人们会感觉自己变穷了，哪怕只是账面上的损失，也会让他们更倾向于储蓄减少开支。中国的家庭财富高度集中在房产上，所以这种负财富效应会比其他国家更显着。
问题是中国的房价能很快反弹吗？报告认为不同城市会差别很大，像北京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经济有活力，人口在流入，房价未来可能还会回到甚至超过之前的高点。但对于广大的三四线城市来说，情况就没那么乐观了。这些城市在过去的房地产热潮中建设过度，现在又面临人口萎缩和老龄化，大量的空置房可能会让房价在未来很多年都一蹶不振，而中国大部分的住房财富恰恰是集中在这些三四线城市，更重要的是房地产的黄金时代过去了，它作为家庭财富主要增值渠道的功能也消失了。
过去20年人们习惯了房价每隔10年至少翻一番，但现在这种预期没有了。为了弥补未来预期的资本收益损失，人们可能选择存更多的钱，进一步抑制消费，这个影响可能是长期而深远的。
为了给家庭财富创造新的增长点，北京现在希望股市能接棒，官方媒体开始提倡活跃资本市场，希望打造一个像美国那样慢牛市场，如果股价能持续上涨，也能产生财富效应，刺激消费。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北京从2024年开始不再像以前那样，只是简单的限制卖出，暂停新股发行来救市，而是开始着手解决一些结构性问题。比如加强公司治理，严打财务造假，鼓励上市公司多分红多回购股票，还引入更多像保险公司这样的长期机构投资者。
这些改革借鉴了日本的成功经验，日本在2015年推行类似的公司治理改革后，股市迎来了一轮长达8年的牛市，但是建立市场信心需要时间，而且股市的繁荣还需要一个更重要的基础，那就是人口。
人口结构的变化是威胁消费的第二个也是更长期的因素，人口减少意味着消费者总数在减少，人口老龄化意味着整个社会的消费倾向在下降，因为退休老人的花费通常比年轻人少，在中国这个问题，因为养老金体系的长期资金不足而变得更加严重。中国的养老金体系主要靠第一支柱，也就是现收现付的基本养老保险。但根据中国社科院2019年的测算，这个基金到2035年就会耗尽。虽然政府最近宣布要逐步推迟退休年龄，但这只能延缓问题，不能根本解决问题。虽然国家还有一笔3万亿人民币的社保基金作为战略储备，但相对于每年近7万亿的养老金支出也只是杯水车薪，最终如果不出意外，养老金的缺口需要靠税收或者政府发债来弥补，对普通人来说，这意味着他们对自己未来的养老金没有信心。
在职的人不仅要赡养已经退休的父母，还要为自己不确定的未来存钱，这进一步加剧了高储蓄低消费的倾向，而一孩政策的长期影响更是雪上上霜，现在很多退休老人只有一个孩子可以依靠，而他们的孩子也就是所谓的458家庭，一对夫妻要赡养4个老人，抚养1个或多个孩子，面临着巨大的养老压力，这种压力最大的来源是医疗费用。
虽然中国有全民医保，但个人自付比例仍然很高，平均34%，65岁以上老人更是高达50%。随着父母年纪越来越大，医疗开支的增加，对独生子女家庭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潜在财务风险。为了应对这个风险，他们只能选择多存钱少花钱。所以疫情的冲击，房地产财富的缩水，人口老龄化和养老医疗的压力，这几座大山压在消费者的心头，让国内需求短期内很难有起色。那么如果没有强劲的国内消费，中国的经济还能增长吗？报告认为只要出口能继续扩张，即使国内消费不振，中国经济也可能维持4.5%~5%的增长，实现2035年人均收入翻番的目标，但如果出口停滞或下降，那就必须靠国内需求，如果消费也指望不上，政府就只能靠借更多的债来搞投资走回老路。
但问题是政府的财政，尤其是地方政府的财政也已经捉襟见肘了，地方政府的财政困境，核心问题已经不是债务本身，而是他们的造血功能出了问题。卖地收入的崩溃从根本上打破了地方政府的财政平衡。我们前面算过2021，年地方政府卖地的净利润大概是2.61万亿人民币，这笔钱一半用来补充日常开支，比如发工资搞教育医疗，另一半用来还债和搞新的基建投资。到了2024年这笔净利润只剩下1.46万亿了，少了1.15万亿，实际情况可能更糟，因为很多地方为了完成外地指标，自己的融资平台公司去买地，这实际上是左手倒右手，并没有真正的现金流入，除了卖地收入和房地产相关的5种税收收入也在减少。
报告估算，从2021年到2023年，地方政府因为土地和房产相关的收入减少，总共少了2万亿人民币的进账，这个巨大的窟窿，中央政府虽然增加了转移支付，但并没有完全补上，结果就是很多地方政府出现了事实上的财政紧缩，但这种紧缩和我们通常理解的欧洲那种削减开支的紧缩还不太一样，中国的地方政府开支并没有减少，反而在增加。
因为中央政府还希望他们在科研福利等方面多花钱，但收入少了开支又在涨，钱从哪来，他们就开始想别的办法。一种是拖欠供应商和承包商的工程款，拖欠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员工的工资和奖金，另一种是创收，最常见的就是增加各种收费和罚款。报告数据显示，2024年地方政府的非税收入比2021年增加了8,400亿，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重也从24.6%上升到了29.9%，这种做法对经济的伤害非常大，企业拿不到政府的钱，信心受到打击，随意的罚款和收费，让营商环境恶化，有钱的人都想把资产转移到国外，要结束这种中国式紧缩，唯一的办法就是中央政府借更多的钱来填补地方的窟窿。
一些经济学家，比如北京大学的李稻葵，建议中央政府至少发20万亿的债来解决地方政府的债务和欠款问题。清华大学的白重恩则建议，中央政府应该为地方政府在疫情期间的额外支出买单，这笔钱大概是4.3万亿，不管用什么名义，核心问题都是中央政府要不要，以及愿意在多大程度上为地方政府兜底。
虽然北京一直强调谁家的孩子谁抱走不搞救助，但在实际操作中他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缓解地方的债务压力。比如央行在2023年悄悄设立了一个紧急贷款工具，为还不上债的地方融资平台提供支持。这个工具的存在本身就相当于给了这些平台一个国家信用背书，大大降低了他们的融资成本。
再比如允许地方政府发行再融资债券，用低息的新债去置换高息的隐性债务。2024年11月这个计划大规模铺开，未来5年计划发行10万亿，排队12个财政最困难的省份给予特殊政策，允许他们和银行协商对贷款进行展期和降息，还鼓励地方政府出售一些国有资产来还债。这些措施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地方政府的还本付息压力，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他们的收入缺口问题，只要这个缺口存在，财政紧缩的压力就会持续下去，除了财政紧缩债务问题，还有一个更长远的解决思路，就是通过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把债务的相对规模稀释掉，这在经济学上叫化解债务。
中国在21世纪初就是靠着年均超过10%的经济增长，化解了上一轮银行坏账危机，但现在要复制当年的高增长已经不可能了。北京的目标是5%左右的真实GDP增长，加上3%的通胀，实现8%的名义GDP增长，但现实是2024年名义GDP增速只有4.2%，因为消费和生产两端都出现了通缩，结果就是债务占GDP的比重不降反升，所以地方财政的挑战短期内需要中央政府借更多的钱来解决，长期则需要通过适度的增长和通胀来化解，这两件事都考验着北京的决心和智慧。
那么在应对这么多挑战的时候，中国的金融体系特别是银行能扛得住吗？会不会爆发一场金融危机？报告认为虽然面临压力，但中国不太可能发生系统性的金融危机，这并不是说中国的银行没有问题，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的信贷急剧扩张，催生了一个庞大而复杂的影子银行体系。银行通过这个体系绕开监管，把坏账藏起来，也放大了风险。那段时间中国的金融体系越来越像雷曼兄弟倒闭前的美国银行之间相互借贷关系错综复杂，一旦一个环节出问题，就可能引发连锁反应。
但是从2016年底开始，北京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去杠杆运动，大力整顿影子银行，最复杂的银行间借贷网络被拆除了，信托公司的贷款规模被压缩，P2P网贷被彻底取缔，银行卖的理财产品也从不透明的资金池，变成了净值化标准化的产品。同时银行也被要求大力处置不良贷款，从2017年到2021年，也就是房地产市场见顶之前，中国的银行处置了将近12万亿人民币的坏账，相当于2016年底总贷款额的11%，在处置坏账的同时，政府还对一些问题银行进行了救助和重组，比如2019年接管了包商银行，后来又救助了恒丰银行和华融资产管理公司，从2020年开始还推动了大量小型银行的合并，把一些弱小的机构整合成更大更稳健的银行。
为了补充银行的资本金，中央政府还允许地方政府发行专项债，专门用来给地方小银行注资，通过这一系列的整顿，中国的金融体系比以前安全多了，但要准确评估银行的健康状况还是很困难，因为官方的不良贷款数据并不可靠，报告采用了一个很巧妙的办法，他不去分析银行的账本，而是去看银行之间相互怎么看对方。
他分析了银行发行的一种叫做同业存单NC季度的利率，同业存单本质上是银行之间借钱的一种短期债券，如果一家银行发行的同业存单利率很高，就说明别的银行认为它风险大，借钱给他要收更高的利息。2019，年包商银行被接管是这个市场的一个分水岭，在那之前大家普遍认为所有银行都有国家兜底不会倒闭，所以不同银行的融资成本差别不大，但包商银行事件中借钱给他的其他银行并没有拿回全部本金遭受了损失，这第一次打破了刚性兑付的神话。
从那以后市场开始真正对不同银行的风险进行定价。
报告分析了大量的数据后发现，在包商银行事件后，一些来自财政困难省份的银行，他们的同业存单利率确实比其他银行要高出一大截，说明市场认为他们风险更大，但是从2023年中期开始，这些高风险银行的利率又逐渐和其他银行趋同了，这说明经过几年的整治和资本补充，市场认为即使是这些最弱的银行，他们的违约风险也已经大大降低了，当然这并不意味着银行就高枕无忧了，去杠杆运动处理的是上一轮信贷扩张的后遗症。
现在银行要面对的是房地产市场崩溃带来的新一轮冲击，房地产给银行带来的风险主要有两个方面，开发商贷款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开发商贷款的风险相对可控，因为有监管规定，银行对开发商的贷款占总贷款的比例有上限，即使一半的开发商贷款都违约了，大银行也能承受。银行对房地产最大的风险敞口是个人住房按揭贷款，之前因为开发商挪用预售资金导致楼盘烂尾，一度引发了停贷潮，但政府很快介入，承诺保交楼化解了这场危机。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确保开发商有足够的资金完成建设，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债务对银行来说是更大的挑战。Imf估计这些债务的80%，也就是将近50万亿都掌握在银行手里，主要是贷款形式，这些风险可能更多的集中在那些容易受到地方政府干预的小银行身上，这些贷款里肯定有很多已经变成了坏账，但银行并没有把它们计入不良，因为监管允许对这些贷款进行展期，也就是暂时不用确认损失。这些贷款虽然不会马上引爆危机，但会侵蚀银行的利润，这也就引出了银行体系面临的下一个也是更长期的挑战，盈利能力下降。
为了刺激经济，央行一直在降息，但银行的存款利率下降的没有那么快，这就导致银行的净息差，也就是存贷款利率之间的差额被不断压缩，银行赚钱越来越难了，银行的利润是补充自身资本金的最主要来源，利润少了，资本补充就成了问题。而资本是银行抵御风险的最后一道防线，要补充资本除了靠利润还可以发新股，但中国大多数银行的股价都低于他们的净资产，也就是破净。如果按市价发新股，就相当于贱卖国有资产，这是被允许的，所以这条路也基本堵死了，最终补充银行资本的责任还是落到了政府身上。
过去几年不管是地方政府发专项债，还是中央财政直接注资，国家已经投入了超过1.25万亿人民币来为银行补充资本。报告认为未来这种由政府主导的低强度的持续性的银行资本补充会成为一种常态，这对政府来说会是一个持续的财政负担，尤其是在政府自己也需要借更多钱的时候。
好了，分析了这么多挑战和应对策略，我们终于可以来看看报告对中国经济未来10年的情景预测了，报告提出了三种可能性，最好的情况，最坏的情况以及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在最好的情况下，北京的生产率驱动增长模式大获成功，中国企业不断推出全球市场欢迎的创新产品，尽管有贸易保护主义，但因为中国产品深度嵌入全球供应链，出口依然保持增长，同时传统制造业的效率提升，让企业能降低成本，提高利润。
一个更有生产力的制造业带来了更高薪的岗位，成功的中国企业创造了大量金融设计营销等领域的白领工作，更高的收入刺激了国内消费，企业利润更高，个人收入更高，政府的税基就扩大了，就有更多的钱去投入福利事业。
成功的科技企业在A股上配合公司治理改革，催生了一轮股市的慢牛，进一步增加了家庭财富。消费增长反过来又降低了对出口的依赖，整个经济进入一个良性循环。到2035年，中国不仅实现了人均GDP翻番的目标，也朝着共同富裕迈出了坚实的步伐，债务占GDP的比重在适度的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下也得到了控制。
在最坏的情况下，全球对中国出口的抵制导致出口萎缩，但北京仍然坚持发展制造业，结果就是严重的产能过剩和持续的通货罐紧缩。企业为了抢市场只能不断降价，利润微薄，没有能力给员工涨工资，政府的税基没有扩大，也就没钱扩大福利。股市一潭死水，老百姓收入增长缓慢，对未来感到悲观，只能拼命存钱，以应对父母的医疗费和自己不确定的养老，房地产市场的财富损失更是雪上加霜。
为了实现增长目标，北京只能靠借更多的债来刺激需求，但他又不愿把钱花在福利上，而是继续投向已经过剩的基建和工业，结果是债务率不断攀升，通缩更加严重。到2035年中国陷入了类似日本失去的30年那样的困境，增长乏力，通缩持续，资产价格低迷，政府债务高企，老百姓感觉不到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社会信任开始流失，那么哪种情况更有可能发生？报告认为既不会是最好的，也不会是最坏的，而是在两者之间，未来的道路将有几个关键因素决定，北京如何处理产能过剩问题，出口能在多大程度上继续增长，以及国内需求能否改善？
报告认为中国很可能会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上取得成功，但这不一定能转化为更高的利润和工资，因为激烈的内部竞争和价格战会侵蚀掉生产率提升带来的好处，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处理产能过剩，这需要关闭一些工厂，合并一些企业，这个过程会很痛苦。
在出口方面尽管面临贸易壁垒，但中国企业会想尽一切办法维持和扩大出口，他们会在海外建厂，会开拓新市场，会在必要的时候降价，所以出口在未来几年可能还会继续增长，但空间会越来越有限。在国内需求方面，各种短期的刺激措施，比如消费补贴效果会越来越差，要真正提振需求，就必须解决那几个结构性问题。
财政紧缩的压力，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养老医疗负担以及房地产财富的缩水，而解决这些问题的答案都指向同一个方向，政府需要借更多的钱，北京愿意花多少钱，花多快花在哪，报告预测北京会继续借钱来维持基础设施投资以及补贴制造业产品的购买，也会继续以低成本的方式为银行补充资本，但它不太可能搞绿色马歇尔计划，因为那需要自己借钱去资助别人，在解决国内需求的核心问题上，北京的行动会很缓慢，他不情愿为地方政府的财政窟窿兜底，所以这个过程会是渐进的，他也不太可能用借债的方式来大规模扩大福利，虽然会一点一点的增加投入，但不足以从根本上改变独生子女一代面临的财务压力在货币政策上央行可能会继续缓慢降息，但不会很快降到0，因为他担心降息会进一步压缩银行利润，也担心这会被看作是经济失败的信号，所以中国不会像日本那样因为企业大规模偿还债务而陷入资产负债表衰退。
中国的问题是房地产市场的崩溃导致了政府的资产负债表出了问题，地方政府没钱了，只能通过拖欠和乱收费的方式把压力转移给企业和居民，从而抑制了整个经济的需求。和当年的日本相比，中国有一个优势，它的产业升级还有很大的空间，还有机会创造出全球知名的品牌，所以未来10年不会是失去的十年，但会非常艰难。
当然报告也承认预测可能会出错，比如北京可能会突然转变观念，开始大规模借债发福利，或者全球经济陷入衰退，迫使中国不得不全力刺激内需，再或者美欧因为自身通胀等问题，放松了对中国的贸易限制，让中国的出口模式得以延续。但排除了这些可能性之后，报告给出了他认为最可能发生的场景。
未来10年中国的经济会同时呈现出强大和虚弱的两面，从外部看它会很强大，GDP数字上可能还会保持4.5%~5%的增长，中国的出口机器会继续运转，一些中国企业会成为全球知名品牌，生产出令人惊叹的创新产品。世界各国会争相吸引中国工厂的投资，但从内部看他会感觉很虚弱，经济增长的好处不会被广泛分享，政府会缓慢的增加借贷，但消费会持续疲软，地方财政的紧缩会慢慢缓解，但这个过程会很漫长，福利会有所增加，但速度跟不上老百姓的需求。独生子女一代会继续在父母的医疗账单和自己的养老储蓄之间挣扎，社会的不平等可能会加剧，财富和机会会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手里，那些拥有大城市房产的人，财富会继续增值，那些掌握高新技术的工程师和企业高管会成为新的赢家。
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向上流动的机会在减少，曾经买房是通往财富的道路，进城打工是改变命运的机会，但这些路都越来越窄了，最终的结果是中国会避免中等收入陷阱，但在共同富裕上可能不会有太大进展。
他对外部世界的依赖会从依赖进口高科技产品转变为依赖出口来维持增长，而它的债务占GDP的比重还会继续上升。对于世界来说，一个不断向全球输出高科技高性价比产品的中国，会让发达国家感到焦虑和恐慌，担心自己被超越，贸易关系会持续紧张，而在广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影响力会进一步增强，它会成为技术品牌和发展模式的输出者。而在中国国内，这10年会是一个民族自豪感上升的时期，因为中国品牌在全球的成功，但同时也会是一个幻灭感加深的时期，过去40年高速增长带来的水涨船高的时代结束了，人们会发现努力工作不一定能换来更好的生活，不安全感和对未来的不确定性会成为社会的主流情绪。那些有能力的人会继续寻找把资产和家人转移到海外的途径。
总而言之，报告描绘的未来是一个更加复杂也更加矛盾的中国，它会在创新和先进制造领域取得巨大成就，在全球舞台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但同时它也会被疲软的国内需求所困扰，政府债务会不断累积，社会内部的张力也会增加，这个经济体将和我们过去熟悉的那个中国截然不同。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观看，希望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启发，记得点赞订阅并打开小铃铛，这样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更新了，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互动，我们下期再见。
行者驿站 
留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