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硬核刘大”YouTube 2026年4月3日
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分享北大教授张维迎2013年的演讲，为什么分享这个演讲呢？因为他说的很多问题，今天不仅没有变好反而倒退了。同时他认为中国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关键在于重启改革，建立更加公平法制，开放的制度环境，减少过度干预，让市场发挥更大的作用。同时需要通过制度约束权力，提升社会公平与责任感。只有当规则使公众机会均等，人们才愿意创造价值，社会才能形成良性循环。他说的很多观点还是很有参考价值的。大家可以听一下。
我要讲的题目是，什么决定中国的未来？其实我的观点很简单，我认为两个东西最重要，第一个就是理念观念，第二个就是领导力。
所谓理念观念，也就是说我们相信什么？我们不相信什么？我们认为什么样的体制，什么样的制度有助于我们国家的发展？有助于人民的幸福？
所谓领导力也就是说，什么样的人在指引着我们？他有什么的担当，他是不是有足够的智慧，足够的勇气，足够的责任心，当然了也需要比较好的技能来领导我们，实施我们想要做的东西。
我这几年思考一个结论，我对历史唯物主义有些迷惑，历史唯物主义讲的就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决定上层建筑。我就想说，我们为什么要改革？既然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决定上层建筑，那我们就没有改革的必要啊，你落后了就有落后的生产关系，你发达了你就会有发达的生产关系。但我们之所以说要改革，不就是因为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在决定着生产力吗？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就要问，生产力究竟靠什么决定的？一种答案生产力是由技术决定的，那技术又是什么决定的？实际是任何一种技术的出现都是理念的结果，而且我们还看到，在什么样的体制下，在什么样的观念下，才会有什么样的技术。比如比尔盖茨、史蒂芬乔布斯他们出现在美国，而不是出现在我们中国。如果没有美国的那样一种自由的思考环境，能出现他们这些人吗？不可能！
马克思曾经讲过，手推磨决定了封建的生产关系，蒸汽机决定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但我们看一些历史的话，好像不是这样的，实际是资本主义决定了蒸汽机的发展，蒸汽机的应用，然后才有了工业革命。所以我这里讲，这是我比较困惑的一个观念。
第二个问题，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说法，什么阶级说什么话。这我也是比较困惑，为什么呢？这句话我们没有办法解释马克思、恩格斯本人。看马克思的出身，他父亲是一个大律师，显然不能叫无产阶级；他岳父我们都很清楚，是一个大贵族，也不是无产阶级；他的小舅子当过普鲁斯的部长，他的合伙人、合作者和资助者——恩格斯，本身就是一个资本家，他怎么说出了一些无产阶级的话呢？而且马克思本人，他的生活也不是无产阶级的，因为他写资本论的时候，他给恩格斯写信，说我每年没有400~500英镑的收入的话，我是没有办法生活的。而当时英国人里最高收入的10%，年平均收入是多少呢？72英镑！而马克思要求的生活费是英国最高收入10%的人的6~7倍。恩格斯把他的一个工厂卖了，纺织厂卖了，专门给马克思设了一个年金，每月从年金给马克思支付350英镑，而马克思仍然写信抱怨他的生活太拮据。所以我就想不通，什么阶级说什么话，这句话的道理何在？因为我觉得这个问题很重要。
如果我们认为是什么阶级是什么文化的话，科学就被变成多元逻辑论了，就没有从真正的科学，科学都有阶级性了，就像在文化大革命时我们大家强调的，那时候自然科学都有阶级性，现在我们不认为自然科学有阶级性了，但是我们仍然认为社会科学有阶级性，所以像我搞经济学的仍然流行这样一个概念，叫资产阶级经济学。因为我们还有一个无产阶级， 今天有个资产阶级，由此我们还有一整套的其他的说法，比如说我们说要民主，有人说有资产阶级民主，有无产阶级民主，对吧？我们说自由，也有资产阶级自由，有无产阶级自由。如果这样说的话，实际上就没有任何自由了，因为我们完全可以随意的根据阶级性来定义， 这也是我比较困惑的一个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我也比较困惑，毛泽东讲的很经典的一句话，就是枪杆子里边出政权。我就一直想这个问题，历代统治阶级都是有枪杆子的，他怎么就垮台了？枪杆子一直都在他们手里边啊，我思考之后，觉得这句话或许有问题，不能说枪杆子里边就能出政权，也就是说枪杆子能出政权的话，那就没有一个统治阶级能被推翻， 但事实上的历史上有好多统治阶级被推翻了。所以我思考一个结论，政权其实来自理念，也就是人们相信什么，不相信什么。当人们认为某一种政权的合法性或者正当性已经丧失的时候，政权再多的枪杆子也没法维持。
我们从近代史上看，满清到了上个100年前，好多人认为满清已经没有它的正当性了，所以不是武昌起义推翻了它，因为武昌起义就有一个军营里边就打那么几枪，能把那样一个帝国推翻了？不是的！所以还是大部分人觉得它没有正当性，武昌起义只是一个导火线而已，所以武昌起义之后好多省就自己宣布独立了。大家知道原来的皇帝的圣旨那可了不得的，突然它没人听了，所以它就瘫了，跨台了。
我们再看国民党政府，国民党是枪杆子，比共产党要强不知多少倍。我们共产党自己是小米加步枪，对吧？但打败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飞机加大炮，共产党怎么能够打败国民党？我觉得还是人的理念。当时的国民党政权压迫人民，没有自由，没有民主，所以大家觉得他没有正当性。为什么好多知识界的人士都跟共产党走？中国共产党49年就成功夺取政权了，我们那一年就解放了，什么叫解放？解放的意思就是说，你原来是奴隶，原来被奴役、被压迫，我们给你自由，这就是中国人民当时追求的东西。我们的军队也叫中国人民解放军，对吧？所以我认为这些理念可能是决定历史最重要的东西，是理念是观念造就了历史，而不是历史造就了观念。我们看到现在的好多制度、社会秩序，它就是某种思想某种观念的产物。人类历史上我觉得有两个500年，它是创造思想、创造观念最重要的，这两个500年所创造的思想，就决定了我们今天的生活，决定了我们今天的思维方式，决定了我们今天的游戏规则。
第一个500年，就是在公元前的那500年，是轴心时代。大体来讲，也就是从孔子到耶稣那500年，这500年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都出现了伟大的思想家，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我们看到无论是孔子、老子、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柏拉图，释迦摩尼、耶稣等等都在那个时候出现的，他们所创造的那些思想，至今仍然在影响着我们今天的生活，或者说整个后来的人类，文明的基石仍然没有动摇。
第二个500年，从公元14世纪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开始，一直到公元18世纪的法国启蒙运动，其是启蒙运动不仅是法国，英国好多伟大的思想家做了很大的贡献。大概在这500年，我觉得跟以前那500年不太一样。
前五百年的伟大的智者，他们思考的是什么？当时天下大乱，所以他们思考的是人类社会怎么从无道变得有道？所以他们更多的强调人心的改造。无论是创造的宗教，还是创造了我们儒家的这种仁义礼智信，这样一种学说。
那么第二个500年呢？更多的强调是人的权利，是对人性的尊重。在一个制度下我们人类怎么能变得更好的合作？我们不再承认，我们这个人类是靠上帝创造的。我们觉得人有自然的权利，是与生俱来的，是别人不可剥夺的。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要有相互合作，所以我们怎么用市场的方式，即亚当斯密讲的看不见的手，怎么用民主的方式去约束政府，思想的方式约束每个人的利己行为，所以他不对别人形成伤害，不仅不对别人形成伤害了，而且给别人带来价值。就是一个人你想赚钱，你首先要给别人创造价值，否则你无法赚钱，亚当斯密的理论。
另一个我们要用民主的方法约束当权者，他这个权力是哪来的？原来说是上帝给的。君权神授或者说我们中国人说的天子，那时候当权者不再被这样认为了，而是所有的统治都来自民意，就是人民的同意，即人民接受你。而且我们知道所有的统治者他和普通人一样，他有善的一面，也有恶的一面，我们怎么能够约束他恶的这一面？我们就设计一整套的权力的制度制衡他，如要定期的选举等等，这是第二个500年。
第一个500年，我刚才讲到中国和西方是一样的辉煌，坦率的讲第二个五百年，我们中国没有出现非常伟大的思想家，至少没有办法和西方出现的那样一些伟大的思想家相比，所以一直到100多年前，鸦片战争之后，特别是甲午战争之后，我们中国人才开始认识到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叫“启蒙”，“五四”就是启蒙，其实在“五四”之前，我们中国人已经有好多的启蒙，但“五四”之后很长时间，启蒙就基本中断了，我们用主义代替了启蒙。所以我们中国人的启蒙没有完成，是一个夹生饭，所以我们好多今天的理念，我觉得还不如100年前。
今天我们知识界的一些思想，也不如100年前知识界那些思想。这我意思说人类并不总是在进步的，也不是说今天的科学一定比之前的就好。回到一个历史唯物主义者的决定论，可能也是有问题的。不是说人类就是一个台阶一个台阶都在往上走，人们有时候是会倒退的。30多年前，我们改革开放也有一个启蒙期，启蒙大致10年时间，到了1989年也停止了。
这使我认识到，我们今天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我们有个新的一个启蒙时代应该到来，而且必须到来。但是我说这些理念并不是所有都是对的，历史上有好多错误的理念。我的总结就是说，什么理念可以有长久的生命力？错误的理念也可以在一段时间很能有市场的，可能现在主导一个社会，但是从更长远的历史来看，只要符合人性的理念，只有有助于人与人之间更好合作的理念，它才能够长期的存在下去。
我们举个例子，好比春秋战国时期，那时候有儒家还有墨家，我看现在我们很少人还知道有墨家，估计只是知道此人是吧？我觉得很大一点不同就是，他们对人性的理解不一样，孔子对人性的理解比墨子对人性的理解更符合事实。比如墨子讲，所有的人的爱是完全是相同的，你对你的亲父母、儿女的爱跟对其他的人的父母、儿女是一样的。但孔子不这样认为，孔子认为爱是有等差的，从你爱你的父母开始，血缘关系越远，你爱的就越浅，如果离你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人的话，你可能会有同情心，也就是怜悯之心，但是你不会像你对你父母或者对你孩子那么爱，是吧？就是说孔子的一整套儒家的学说，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对人的认识的基础上，所以我觉得他是有生命力的。
我也特别想说阶级斗争理论，它没有生命力，没有生命力在哪？就是它不是在推动人与人之间更好的合作，它是在撕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在撕裂人性，因为它这个东西与人性的冲突太大，所以它在一段时间内可能会有市场，但是从长远来看，我想它站不住脚，所以这个可以理解为我讲的一个隐言，我只是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希望大家去思考它。我们的课本上，从中学到大学、研究生，介绍的好多理念，可能是需要我们重新思考的。如果我们仍然学那样的思想，那样的理念，那么直到我们思考问题，我觉得我们就很难得出恰当的正确的结论。
接下来我们真正要讲的主题，就是什么决定中国的未来？我们要理解未来，我们就要理解一点过去，至少理解过去的35年的改革历程。在这些过去的历程，我们可以有好多的划分，我的一个最简单的划分就是，过去的十年和之前的25年做一个区别比较，我现在从过去的十年间，我有这样三个判断：
第一个，从经济成长的角度来讲，是过去35年里边最好的十年。
第二个，从社会矛盾、社会问题的角度讲，这是过去35年里边最糟的十年。从改革的角度来讲，它所失去的十年。这就是我对过去10年的一个基本判断。
我们先看经济成长的角度，为什么它是最好的十年？你看增长率，过去平均达到10%的增长率，我们的贸易出口达到平均20%。我们的人民生活水平都有好多的提高，我们的外汇储备从2,000亿增长到34,000亿，我们的国际地位大大提高，我们的经济体从10年前的应该世界第四，还是第五位变成了三年前的第二位。所以中国人现在觉得很了不起，我们预测再有20年就超过美国了。
但是看我们的社会矛盾，大家是不是觉得，我也感觉到，现在你要找一个满意的群体好像很难，到处都在抱怨，到处都在发牢骚，到处都在不满，各种的群体事件不断的发生。官员政府和老百姓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政府和知识界的距离也越来越远，对吧？我觉得我们过去30年或35年里边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你看现在政府出一个什么事儿，好多老百姓当笑话看，好像觉得这个国家不是我的，这个国家是人家的，因为和我没关，对吧？我是一个旁观者，这是很可怕的，但是我们国家现在确实就是这样的状态。你去跟企业界他讲啊，因为他们充满了焦虑，所以好多人开始移民。你说穷人我们还可以理解，这富人也不满，那就不好理解。老百姓不满可以理解，你看政府官员现在也不满，所以没有一个团体群体是满意的。
第三点，我说改革失去了十年。国家过去10年基本上没有做什么大的改革，不仅没改革，好多是倒退的。好比说我们过去前25年是私营企业的发展，最后到90年代国退民进；但是过去10年完全逆转了这个趋势，变成了是国进民退，我们的法制也大大的倒退。10年前我们强调法治国家，但过去10年呢，我们已经不再强调建立法治国家了。这个不需要我举更多的例子，我想在座的可能有一些切身的体会，但是大家会问我一个问题啊，你说我们国家最好的十年，但又说改革没有进行，那怎么能够取得高增长的？
那我的答案是什么？过去10年的经济成长就来自前25年的改革红利。我刚才举三个例子给大家看，过去10年尽管民营企业受到好多的压制，但是我们90%的就业都是民营企业解决的，如果没有民营企业在前25年的发展，从80年代夹缝中生存到90年代获得了正宗的地位，再到法律上承认了，要多种经济成分并存，我们怎么可能有过去10年的好增长？
我稍微回顾一下，我们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一开始只是个体户，私营企业是不合法的，然后到了1988年，私有企业才变得合法，就是可以注册私有企业。在这之前办的好多私有企业都是打着乡镇企业集体企业的招牌，就等于在法律上只能那样注册，所以大家后来知道有一个摘摘帽子的运动，90年代摘红帽子，就是原来不是真正的私有企业，就变成注册的成私有企业，这个过程当中也出现了好多的矛盾，人家给你戴帽子也不能白戴，但是总体来讲是私有企业的份额不断增长。然后到了90年代以后，好多 国有企业混不下去了，都亏损了，所以各地出现了一些国有企业改革，不求国有，但求所在。有些地方把整体的国有企业全部打包或者整个都出售了。然后再到了10多年前，我们知道互联网这个行业基本上都是民营的，至少是民营发展起来的。
我刚才讲到了国有企业改革，十几年前，90年代国有企业改革是很艰巨的任务，大量的企业都在亏损，资不抵债，然后使得银行也处于技术性破产。从1994年如何解决国有企业债务已经是一个大的问题，所以出现了好多的理论，好多的论文在讨论这个问题。朱镕基下了狠心，解决了。所以我们中国现在的银行，中国工商银行是全世界最大的银行，是吧？好牛气。大家想，如果没有那个时候解决这些问题，我们怎么可能度过金融危机的关？不要等金融危机，我们自己就已经危机了。
1998年一年，有将近2,000万的国有企业下岗分流，而且大家去想，这些国有企业下岗分流有相当一部分人，又是被非国有企业吸纳了，如果不是这样做的话，中国的社会矛盾那时候就会非常的严重，当然国有企业下岗潮当中也有好多的问题，现在可能还没有完全解决。但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没有朱镕基90年代下狠心解决国有企业这个问题，没有当时提出的国有企业的战略性重组、战略性撤退，没有抓大放小。我想我们过去10年不会有那么好的增长。
我再讲一个理由—— WTO，我刚才讲到2001年的时候，中国的外汇储备就2,000亿左右，应该还不到2,000亿。2001年我们加入WTO，好多人担心中国这下完蛋了，但其实WTO之后，我们的外贸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最重要的驱动力。外贸的年平均增长是GDP增长的1.5~2倍，然后才有了我刚才讲的外汇储备等等这些。WTO让我们中国很好的利用了国际市场，尽管外国人也在利用我们的市场，但是总体来讲，这是个双赢。人类过去500年的进步就是来自相互利用，因为思想一体化，全球化导致的，所以全球化不是今天的问题，几百年前就开始了。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1793年，英国国王派他的大臣马克尔尼来中国，他要开一个大使馆在中国，是吧？我们不让他开，我们乾隆皇帝说，你们小英国有什么东西？我们什么都有，要你们干嘛？回去、回去！大家想一下，如果那时候让他开一个大使馆，然后开办事处，那我们中国也在英国伦敦开一个大使馆，我想后来的故事就完全不一样了，也就不会有什么鸦片战争。就因为我们的愚昧，我们的无知，我们的闭关锁国，我们的自大，导致了后来一系列的问题。我的意思说，我们的历史不要只用我们的那种感情思考，动不动就说帝国主义列强，其实那时候我们的GDP占世界的1/3呢，但是我们的数字不能说明一些问题，你看当时，中国已经是个衰弱的老人，西方他年轻人，在成长，他看起来身子没有你高，体重没有你胖，但是他总要超过你的。这在很大程度与我刚才讲的，他有那样一个文艺复兴，有启蒙运动的过程，对吧？所以才有了工业革命，但我们没有！
我举这三方面，也就是我们过去前25年的改革积累的这些制度资产，是我们过去10年取得好的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但是你说，我们为什么过去10年有社会矛盾的激化？那我的道理也很简单，因为过去10年我们不改革，导致了社会矛盾的激化，尽管我们提出建立和谐社会，但是自提出建立和谐社会之后，大家发现这个社会怎么反倒变得越来越不和谐了？那就是说，我们不改革导致的，为什么这么讲？我们的腐败是现在我们中国社会引起巨大社会矛盾的一个主要因素之一，为什么腐败越来越严重？我首先看腐败的严重程度方面，我有个判断，1992年我在英国的时候，英国学者跟我讨论，那时候中国也有腐败，我说过这句话，我还是比较乐观。他说你为什么乐观？我说只要一个国家它的GDP的增长速度超过腐败的增长速度，它就不会出大问题，是吧？人家老百姓对腐败不满，但是收入增长，大家就有满意的一面，但如果反过来的话，那就可能是大问题。我的判断应该是80年代、90年代，它基本上属于腐败在成长，但是它的速度还没有GDP增加的快，是吧？但我们过去10年，我觉得腐败的增长速度已经超过GDP增长速度了。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我们知道河南，河南交通厅，先后连续4任的厅长全出问题了，大体就是每4年出一次问题，然后第一个出问题是在1997年，他也是在这个位置上大概4年左右时间，他被认定的贪污受贿的金额是30万，到第四任在2011年11月出问题，涉贿金额是3,000万，14年间就是100倍，年平均增长率是38.9%，那么远远超过我们的GDP的增长。我只是说一个例子，但我觉得这个例子，可能并不具有典型意义，但我们现在找干净的官员真的很难。如果这个官员的腐败变得如此严重，你怎么让老百姓觉得满意呢？怎么让企业家觉得满意呢？如果说我在做生意，我规规矩矩合法做生意，而看到另外一个人他就有一个关系，拿到一块地，拿了一个批件，突然我几十年赚的钱都没有他一年赚的钱多，我心里能舒服吗？如果大家觉得这个社会不公平，你要让这个社会有道德，这怎么可能啊？
再比如说我们大学生，你毕业以后去就业，越来越是靠关系了，90年代还不是这样的，80年代当然那时候分配也不是这样的，我不说那时候没有不正之风，一定有！但是毕竟不是主流啊。可以说我那时候从西安毕业以后，我分到国家机关，那不是因为我有任何关系，可能因为我写一篇文章，现在完全不是这样了，如果你要靠关系的话，那没有关系的人他就很愤恨，很怨恨啊，你还让他有什么道德？我才遇到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一个河南的大学生，他考公务员连考三年成绩都是名列前茅的，但是每年都没录取他，最后他又跑到陕西考，运气很好，陕西录他了，然后主考官录用人单位就跟他谈话，他就给这领导说，他说我非常感谢你，因为在这之前，我已经对社会充满了仇恨，但是我现在认识到社会还是有好人的，政府那边也有好官的，所以你挽救了我。当一个人他对社会充满仇恨以后，他就可能什么事都可能干得出来。我想起来，我们80年代，我们当大学生那年经常出现个问题，你的自行车的玲档让老被人家拧走了，那偷走了以后你怎么办？你就自己买一个，你是个好人。但是三次都被人偷走了，你还买吗？你就不买了！以后把别人铃铛再拎过来，你再看吧，大家就互相偷了，对不对？所以这个腐败，它到一定程度之后，它对社会整体的道德就带来极大的摧残。
还有我们的职业精神，我讲一个故事你就明白。大家知道赖昌星、那时候他后备车里边老装着二三十万块钱，他老让司机拿这钱，一会送这个，一会送那个。过了一段时间司机给他留了一张字条说，赖总，这一箱钱我提走了，谢谢你这么多年对我的照顾，拜拜！当他觉得，这个老板整天搞不正之风，我天天给人家送钱，我怎么没有？所以他就拿走了，那么他不觉得要有任何歉疚感的。所以我说这个社会一旦失去了这种机会均等，一旦我们普遍认为社会不公，我们真的太难维持一个很好的道德秩序了。腐败为什么会这么严重？很简单，就是你权力越来越大了，农民为什么不腐败？不是说农民道德高，他是没权啊。但是我绝不贬低道德的重要性，同样的官员，有些腐败，有些就不腐败，那么还是道德水平有差距，但是权力的诱惑对任何人都是存在的。所以现在我们政府，他要拥有这么大的权力，你要靠反腐败的措施就能去解决它吗？你根本不可能的！
回到我讲的，为什么西方几百年前就建了宪政民主制度，它变成约束官员的重要手段，还有言论自由，那言论自由对政府的约束是非常重要的，对吧？这个方面当然有一定好处，我们现在有互联网等等的，是吧？但是总体我们还是没有言论自由，所以我说我们矛盾激化就是不改革的结果，改革停止的结果。十几年前，改革是有正当性的，过去10年我自己就说改革已经没正当性了，所以当时我有一篇文章说，整个国家的气质发生变化了！比如说我有个亲身经历，我在学校里边，我从199几年开始在我学院搞改革，力度很大，很正当的，觉得很有正义感，说这是我的使命。尽管力度很大，也得罪不少人，但是仍然走出来了，因为大环境在改革。谁不改革，至少反改革的人他是在桌面底下搞，他不敢公开跟你叫板。但是2003年之后，为什么我觉得学校的改革越来越没正当性了？因为反对改革的人可以公开跟你叫板了，这是整个大气候变化了。
我还想起个故事，我觉得是90年代，听说有些年轻人穿一背心，就像夏天了，穿上背心儿，背心上写的什么：点儿背不能怪社会。你活得不好怪你自己，其实给你自由，你不要再抱怨说我的生活太清廉，那你摆个地摊也行。你说待在政府里太穷，你去做生意去，待在学校去，你下海去。现在大家看，每个人都在怪社会，是吧？点背就是怪社会。你政府管得越来越多的时候不怪你怪谁？当人们没有真正的自由的时候，怨恨一定在聚集在那啊。
我看到最近的慈善捐款也是一样的，什么样的社会人们最有慈善之心？公益一定是在自由的社会，美国最典型。美国是全世界大国里边最自由的国家，所以美国人的慈善活动是最多的，无论捐款、志愿者世界。如果这个政府管得很多之后，那么做什么事就是政府的责任，不是我的责任。实际上每个人都是有责任心的，但政府管多了谁都没责任心了。原来有责任心的人，现在也慢慢没责任心了。所以我总结说，过去10年由于我们不改革甚至倒退，整个的气质发生了变化，积累的矛盾就会越来越多，对吧？然后大家就越来越不满，越来越愤怒。好多的犯罪，你仔细分析一下，他都认为社会对他不公。我不是替他辩护，我只是说，我们必须分析清楚这些问题，当然有些认为不公的不一定是真的不公，因为有的人有时候很古怪的，对不对？你对他再好，他都觉得你对他不好，那没有办法，我们社会总会有这样的人。但是对大部分人来讲，我们还是要有一个公认的正义的标准的。如果大部分人认为社会的公正的、正义的，好比我们搞生意的人，我赚的钱我合法，我说我辛苦赚的来的，老百姓其实也不会有很多的怨恨，我没有发现说大家去怨恨李彦宏，怨恨比说马云或者这些马化腾这些人，因为大家基本认为，他们还是坚持靠他们市场上打拼出来的，但是为什么好多房地产商，大家对他们有这么多的怨恨？因为你确确实实有一些人赚钱，是因为他有关系，能搞到地嘛，当然大家就会怨恨。我们就是说，做生意的人，你不要以为他富有了，他就没怨恨了。你想呀，他要赚这笔钱，如果他是求爷爷告奶奶啊，要给政府官员低三下四啊，最后是成功了，那他也是一肚子气，我本来不需要这样的，凭我的能力，凭我的努力赚钱，但现在却不行，当然没成功的人他也有怨恨，所以大家就可以理解这个事情，为什么富有的人也不满？穷的人也不满？因为我们已经失去了基本的公正的规则，使大家觉得我穷也好，我富也好，我认为都是不公平的。就像我们上大学基本还是一个公平的，对吧？我没考上，我不去我不会去杀老师，我不会去杀招生的人，你怎么没录我？对吧？但是考上和没考上，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个公平、公正的，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
总结来讲，我说前25年的改革积累的改革红利使得过去10年成为最好的增长10年，而过去10年本身的不改革或者改革的倒退，是导致我们社会越来越不和谐的主要原因，我们就要走到再往前走。前25年是怎么回事？我简单的说，改革的前25年，理念基本是正确的，而且有强有力的领导力。大家现在见到改革，是吧？改革好难啊，现在既得利益者那么强大，你怎么会去改？但我要说其实改革一开始都有好多既得利益者的，改革不是今天才有既得利益者的阻碍，任何体制下都会有具体的例子，对吧？那么你若要变这体制机制，利益就会反弹。我们农村改革，随处都是既得利益者，原来生产队的书记，各委会主任就是既得利益者，甚至一些年轻人呢，也是既得利益者，因为他不会劳动，只会唱歌跳舞，但是他和下地干活的人赚一样的工分，那么他也喜欢轻松，所以现在他就反对。当然公社书记干部都反对，还有好多意识形态的障碍，怎么能够搞包产到户？这我们不是走社会主义道路嘛。现在怎么不走社会主义道路了？这是改革理论上的一些障碍。但我们走出来了。
我要特别讲，在包产到户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物是谁？万里。万里在安徽搞农村改革，你知道当时谁在领导着中国的农业？就是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陈永贵我想年纪大的都知道，年轻的不一定知道了，他原来是大寨的党支部书记。万里也升到国务院副总理主管农业。你想，万里来主管农业，他怎么可能会同意？农村搞包产到户，万里收到了好多的指责和挑战，说你走资本主义道路，挖社会主义墙角。万里怎么回答的？如果你非要让我在农民吃饱饭，和你所谓的社会主义道路之间选择的话，我宁肯选择农民吃饱饭，我不要你的社会主义道路。你走你的阳关道，让我走我的独木桥。有一次农业部开会，会上专门批判包产到户，当时有一个农业部副部长就指责万里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是阶级斗争的表现。万里实在气得没办法，拍桌子说，你看你，吃的脑满肥肠，农民已经饿得皮包骨头，你还不让他们吃饱饭，你居心何在？这就是一种理念。他认为只有这样走包产到户的路，走生产责任的路，中国农民才能够有激情干活，才能吃饱饭。当然后来的宪法也修改了，人民公社就解体了，从我们原来没粮食吃，到了84年我们中国的粮食就吃不完了，那时候粮价就大跌，原来的穷人大家都能买任何东西。你吃的粮食都是陈粮，没新粮的，国库的陈粮全都卖了，新的存了进去。后来自由市场来了，我们要啥有啥了。
我再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广东和福建的改革开放。当时广东的附近我们叫前线，就是一线，国家不提供多少投资。广东的离香港很近大家知道，当时好多广东人都往香港跑了，香港是有边界的，有铁丝网的，就像柏林墙一样，好多人死在那了，我们有边防。1978年习仲勋被解放之后，派他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到广东当第二书记，当时第一书记是韦国清。我们在座的年轻人可能觉得很奇怪，我们当时有第一书记、第二书记、还有第三书记，那个年代你说你是某某地方书记，你大概是五六把手，跟现在不一样。但是他主持工作了，因为韦国清在中央人大还有什么其他工作，习就去当地专门讨论这个问题，当时有一个广东的干部站起来就说，这道理很简单，农民在这边没名没份的干活，一年到头吃不饱饭，到了那边干一年活，要啥有啥。然后习仲勋就说，你这个同志思想有问题，我撤了你的职，这位同志说，谢谢领导，我早就不想干了！会后习仲勋就思考这个问题，他就还下来再找其他同志谈。他回忆说，最后他自己认识到那个同志说的话是对的，就在第二天又专门把这个同志请回来，向他道歉。然后就和他说，我们广东怎么能使我们这边的人民也可以努力，就可以吃饱饭，过好生活。这一整套的改革开放的措施就都来了，当然这要有中央支持。然后对广东的开放是最大贡献是谁呀，任仲夷。当时任仲夷在当这个省的书记，当然我们知道一开放就引进外资，香港人过来了，腐败就出现了。因为你想香港人随便带一个什么电子表送给政府官员，政府官员就高兴得不得了，马上就给他办事儿，不送就不给你办。当然这是一部分人，不是所有人，因为当时的好多干部还真的有一种理想的，跟现在不一样。另外一个呢？他们走私，因为两边的价格相差太大，那时候好多人靠走私发财，那么这个也就变成了包括中央，还有好多其他地方的一些人反对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的口实，然后不断有人打报告上来说，任仲夷在那儿走资本主义道路，帝国主义夹着皮包又回来了，所以任仲夷老在北京做检讨。有一次他又来到北京，批判他很厉害，我们党的规定啊，我们要召开组织生活会批判你，你就是要装孙子，做检查，要灵魂深处闹革命，把自己骂的狗血喷头。当时他就想，那我回去以后怎么办？我回去怎么向广东的干部传达会议精神？如果我实话讲了，广东干部会说中央政策要变了，我们这开放不搞了；但如果我不讲的话，就有违反我们党的组织生活原则，所以他犯难。所以他回广州之前就找胡耀邦，问胡耀邦同志，你说我应该怎么办？耀邦说你看着办，你爱怎么传达你就怎么传达，这就是一种领导力，一种理念。他要保护做事的人，给他一个心理的心灵的一定的自由。所以任仲夷回去以后该怎么干还怎么干，当然了，反腐败要搞，反走私也要搞，但是绝对不能由于搞这个就不改革了，因为反对的就是让你不要搞开放，肯定是这样的，他们认为，搞社会主义一定要封闭起来，社会主义必须封闭起来，你不封闭起来怎么搞？
我们再举一个例子，个体户、私营企业。若没有邓小平这样，像胡耀邦，赵紫阳这样一些领导人，他怎么能够搞起来？比如个体户，个体户一开始完全实用主义的，就用了2,000万个知青进城了，政府没法给他们安排工作，都是国有企业，是吧？提供不了岗位，最后好多地方网开一面，然允许他们办个个体执照，办个体执照马上就可以自己干了，干好了，你就有雇人吧，但雇人的话马上就变成剥削了。按照马克思这个理论，就变成剥削了。我现在也闹不清楚剥削理论，世界上有没有剥削？肯定有。但是按我们现在是雇人就叫剥削，这个好像说不太通。所以有经济学家就提出这个问题，说资本家赚钱的叫剥削，他亏的时候剥削谁了呢？你说不通啊，是吧？但那时候这是一个很大的阻力，然后有经济学家很聪明，在马克思《资本论》那里边找，最后真找着了，马克思说雇佣八人以下不叫剥削，这就有一个依据了，是吧？然后的问题是，有些人搞得挺好，大家喜欢买他的东西，他雇佣八人也不行了，他就雇了几十人了，甚至上百人了。那公安是要不要抓他？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年广久，炒瓜子的，瓜子炒得好，那很多人就喜欢，为人民服务做得好，但是现在我们政府要不要抓他？最后谁都不敢定，一直报到邓小平那儿，我们都知道，邓小平说，别抓！那么一个年广久就破坏了社会主义吗？不是说我们要大力发展什么私营企业吗？他用否定式的方式，传递了一个重要信息，国家要往哪走？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体制？这是一种理念。而且那么多人主张要抓他的，那些都报到他那儿了，他不抓。我们知道，当时有好多个体户是被抓过的，包括像温州，那是很开放地方，1982年有八大王，什么纽扣大王、项链大王，7个人一抓，1个逃跑了，后来7个都被抓住了，都判了刑，然后到了84年又给他们平反。 那个时候一年就有一个变化。
那么再看邓小平到90多岁高龄的时候还去南方视察，为什么？他看到1989年之后改革停滞了，这是不得了的事。他之前在上海讲了两年没人听，邓小平的声音在北京也传达不出来的，而且我们人民日报还有文章批判，因为当时文汇报选了邓小平的文章，但不能说是邓小平的，那文章说要怎么改革，但人民日报就是批判，老人家实在觉得不行了，最后一搏，南巡到了武汉说，谁不改革谁下台！这句话很厉害的，是吧？然后我们知道邓到了深圳珠海的讲话，这个讲话都是通过香港的报纸媒体传播出来，最后再到中央，这对我们后来的90年代改革发挥了巨大作用，所以邓小平南巡讲话，今年是20周年，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这是老人家的理念。
我再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加入WTO。我刚才讲了，加入WTO我们经济增长好多，其实还有一点没讲，WTO它阻止了我们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倒退。也就说，如果我们没有加入WTO，过去10年的经济体制倒退要更大，有WTO了以后你和国际间有一个约束，你还不能太不像话，但是加入WTO的时候国内就分歧很大，分歧有利益的，好比有的地方原来你看我们好多国有企业，它就靠保护才能生存，我们就靠关税来保护自己的，这损害老百姓的利益，但有助于一部分人的利益，这就是既得利益。还有观念理念的分歧，不管什么原因，都是很难的。所以朱镕基被人骂成卖国贼，主持谈判的龙运图也被骂成卖国贼。但是朱镕基还有江泽民他们很坚决，因为他们相信加入WTO对中国利大于弊，所以像江泽民、朱镕基他们当时就有这样一种理念，相信WTO进一步开放能给中国带来好处。其实当时李鹏也说过这样的话，管他呢，先加入再说，就别跟他们争那么多，先加入了，有什么问题咱加入之后再说。
我再举一个例子，像我们高考制度的恢复，我觉得大家可能知道我讲的这个故事，我觉得太有意思了。我自己是1977年上大学，77级。邓小平恢复工作以后，他是副总理，主动要求主管两件事，第一件事就是教育，第二就是科技。因为他认为教育科技是四个现代化最重要的根本。教育怎么搞？文化革命时大学都停了，后来毛泽东说大学还是办的，我讲的主要是理工科大学。然后怎么招生，那时候红比专重要，学习好没用，思想要好，那时候是谁的思想好鬼知道，是吧？就靠推荐。但是我想说推荐这个体制，它一开始还行，我看好多那种体制都是这样，一开始还行，过两年大家已经找到它的漏洞了，就开始利用它，就变坏了。邓小平说这上大学靠推荐，有些人小学生就上大学，他连初中的东西都没学过，就上大学，这怎么行？所以要恢复高考。上大学就考试，我刚才讲的平等考试，尽管我们第一年考了，但一些政治还是很重要，就因为政审还是很重要，所以下面今年高考，然后让教育部门去办。教育部那时部长还有工作人员都很想不通，那时两个凡是还没有否定。所以毛泽东是说的我们怎么能改呢？所以教育部他就拖延，然后就给邓小平汇报说，高考实际非常复杂，我们学校要长期的认真的准备，要周到的准备，所以今年77年大学生那时候已经到八九月了，所以今年来不及了，我们建议今年还是按照过去的方式推进。那邓小平怎么讲？邓小平说你们干得了你们就干，你们干不了我知道谁干的了，回去吧！这就是领导力，认准的事一定要干，别给我找什么借口！你想，如果你没有领导力的话，那就是听听你的回报了，什么我们要认真的研究呀，要反复征求专家的意见呀，一定要保证条件成熟了，他会这样想。所以我们那时候77级是11月考试的，还不是全国统考，那是各省组织考试，有些省早，有些省比较晚。还有教育部说考试没有卷子，工农兵推荐大家不需要纸，对不对？现在要印那么多卷子，你想那时候有几百万考生，邓小平批示，将印毛选五卷停下来，印考试卷子，这真是了不起的一件事。大家想一想，你居然将印毛选五卷的事停下来，印考试卷子。所以有人就说邓小平是死不改悔走资派，因为他有理念，我觉得伟大的人物他一定是有理念的。但是我们凡夫俗子，我们已经习惯于什么，我们是机会主义者，比如我说的话领导是不是能听进去？对不对？我好汉不吃眼前亏，我们中国人有好多好多的说法为自己辩护，对吧？君子报仇10年不晚，是吧？所以我说，理念在这个国家是多么重要，没有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这人的理念，怎么可能要去改革呢？那时候万里，还有领导人讲，允许改革犯错误，但不允许不改革！包括后来江泽民、朱镕基的这些理念，我觉得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很遗憾我们过去十年这个理念倒退了，没有进步。我们改革前25年相信市场，但是相信市场是一个逐步的过程，你开始也不完全相信，后来南巡讲话以后我们真是相信市场。
我说一下四川的好多力量，真的是我们想象不到的今天，我们谁都没想到是包产到户，几年之后中国粮食过剩。谁都没想到1992年邓小平一个南巡讲话之后，中国人的收入就开始翻番的涨，就因为思想的力量。但过去10年，我们开始越来越不相信市场了，我们越来越相信政府了，我们知道了好多的政策，比如产业政策在改革过程中，计委的权力越来越小，但你看过去10年计委的权力却越来越大。你们知道计委是哪吗？现在就是发改委，穿马甲，圈子越来越大，各种审批，你看现在出了多少问题？我们四五年前，2009年提出了十大产业振兴计划规划，你看凡是提出振兴规划的，最后都一塌糊涂。最典型的叫光伏产业，政府一折腾问题就出来，本来有一些民营企业规规矩矩做的挺好的，政府也勾引他，他忍不住，然后就开始膨胀。一个典型的比亚迪，老板是很了不起的一个企业家，政府一勾引，然后到处给他支持，然后09年一下就生产量一下就翻了80%，现在就麻烦了。这样的故事很多，我说当你理念变了以后，你就更相信政府了，你的问题就慢慢越来越多了。
我刚才讲到过去我们相信私有企业、民营企业，认为国有企业在好多领域是负担，只在少数领域是需要的。但过去10年变了，我们相信国有企业，国有企业什么都可以了，它全面的扩展，原来退出的又进入了。同样一个国有企业，赚钱以后可以收购其他的一些产业。我们当时成立国资委是作为改革国有企业的一种办法，但国资委成立以后，变成做大做强国有企业的一个机构了。怎么做大做强？那就是进来怎么去欺负别人。我们前25年发展是硬道理，就是我们中国的矛盾要在发展当中解决，蛋糕做大的过程当中解决。但过去10年我们不是了，我们说和谐，其实就是说，我们更多着眼在财富的分配。
我要说一下，我们财富的分配公平不公平，最重要的就是你的规则是不是公正平等。如果你的市场规则不平等，你要有一个公平的分配是不可能的。我们现在说市场是初次分配，初次分配导致不平等，我们政府要二次分配，三次分配，然后变得平等，这是错误的！初次分配为什么会不公平？就因为你政府介入太多，使得有特权的人可以做生意，可以赚更多的钱；没特权的人就做不了生意，赚不了钱，那你怎么可能公平？所以现在说国务院要出台收入分配方案，我说如果思路集中在这，实际上是有问题的，你收入方案一定失败。一个国家只有注意力集中在真正的游戏规则的公平，建立公平的游戏规则，剩下的才是小问题。通过一些其他的措施也可以得到解决，包括民间比如说救济，做慈善等，它可以解决好多问题。就像盖大楼一样，你承重墙本身是不行的，就靠你不断抹上泥巴，一把把抹上去，该塌还是塌。所以我说，我们现在考虑收入分配必须认识清楚一个问题，不要相信那些理论说市场导致不公平。市场只是导致收入差距，但这种收入差距如果机会均等或者大致的机会均等的话，人人都是有机会的。你不要以为发了财的人，事实上的竞争是很激烈的，你随时不努力就垮下来了。它有几亿、几十亿的资产，过两年你就看他破产了，市场是很公平的，它是在一个不断的洗牌，不像过去的传统社会不洗牌，你富了就是富了，就是贵族，在西方的贵族不洗牌，市场实际上是每天都在洗牌。现在特别有互联网，24小时在洗牌，因为人们消费者晚上都在买东西，你做的不好你就完蛋。所以我们这些年已经看到多少企业在倒，所以我说如果一个国家把着眼点放在分配上，而不是让人有激情去创造财富，当然是按照公平的原则下，人们才要进行创造财富。如果游戏规则不公正的话，人人都有一个贪嘛，人们都想用最便宜的办法赚钱嘛，如果我看到我可以拉关系走后门，我贿赂官员就可以赚钱，我干嘛把房子装好？只要你没有办法从政府那儿赚钱了，你才给消费者创造价值。只要一个国家讨好政府官员是赚钱的最好方式，这个国家的老百姓消费者就得不到最好的服务。反过来说，只要卡住了政府这一头，没有任何其他的特权，企业家只能在市场上赚钱，我们老百姓我们消费者的服务就会大大的提高。不是所有赚了钱的人都是为别人创造了价值，有些人就是寻租，就是靠特权，我们必须承认这一点。这是我想我们中国今天分配不公平的重要的原因，不是由于我们的资产导致的不公平，而是由于政府部门、政府的权力在市场的这种干预，或者政府的这种过大的自由裁量权，才导致了这种收入分配不公平。
过去10年我们还有一个倒退，我刚才已经讲到法治倒退，我们要稳定压倒一切。什么样的制度最稳定？法制的社会最稳定。本来大家老百姓有矛盾，因为可以用法律的方式解决，好比你房子被拆了，你可以告他，法院判决他有一个规矩，按法制你就接受。现在我们不强调法制了，那么就变成政治问题了。你看中国本来是法律问题，在中国现在变成政治问题，就是所有的声音都大，你要把事情越搞得越大，那么才越有领导关注你，然后就出现了好多暴力群体事件，是吧？因为你不做到那一步就没人理你，连我们的法院都是那样，我们今天去法院，他经常不立案，那要你法院干嘛？法治倒退最典型的就是过去几年重庆的问题，就是薄熙来在重庆，那已经像文化革命了，公检法联合办公，如果我们没有法律的倒退，怎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那些事情肯定被阻止住了。出现了李庄这样的事情，你律师的权利都不知道保证，那老百姓的权利怎么得到保障？我们中国人的有一个奇怪的观念，我们对律师好像有一些偏见，为什么要律师？是为了我们每个人的利益，不是为了律师本人，因为我们属于弱者，我们随时可能被受到侵害，所以我们需要有人帮我们，所以他需要律师。
有个故事很有意思，有一个省的纪检委书记被抓起之前，他就知道自己又出问题了，他就给一个大律师打电话说，我进去以后你一定帮我找一个好律师，这朋友们要帮忙嘛，但是这朋友下来跟我说，当时我就很想问他了，你在位的时候你怎么对待律师的？你现在要倒霉了，你才相信律师了？包括我想，薄熙来现在也有这想法，对吧？得有一个好律师替他辩护，但他在位的时候他不会想到这些问题的。你把法制严重破坏了，你就不可能有稳定了，所以我们现在维稳的所谓成本越来越高，有些你变得匪夷所思了。我在十八大之前，有一天我去了廊坊住了一晚上，第二天回来，我进北京，我的车停下来开箱检查，后备箱盖都翻起来，让我突然想到，我啥时候见到这情景？我没有，只是在电影上看到的，日本人占了北京以后，进去的全都是检查。一个国家怎么搞成这样？所以说法治的倒退一定导致社会更多的矛盾。
所以我觉得过去10年的倒退，我总结有两种错误的思潮，第一种就是说我们10年前或者七八年前的改革是失败的，为什么中国改革出这么多问题，收入差距、环境问题，那就是自由主义给主导了，所以中国改革已经失败了。现在怎么办？要加强政府的力量，加强国有企业的力量，这就2004、2005年的思潮。后来好多改革就停了。
到了2008年、2009年金融危机以后，中国好像是风景这边独好，我们就马上自信心回来了，那前面改革失败了，你怎么还变得好了？那就变成了一个中国模式：我们之所以成功，是中国模式。中国没有接受华盛顿共识吧？我们至少有北京共识。我怎么没听说过北京人怎么没共识？外国人老是有北京共识？中国模式论的核心就是国家干预，不由其主导。我说这两种理论现在有些人还在支持它，本质上是一样的，第一种是否定前面的市场化，第二个是反对后边的市场化，就是认为我们中国到这已经挺好了，不能再往前走了，这是最好的了，所以叫特权。既得利益者不断的强固自己的堡垒。所以我说这两种思潮，我们要认识到都是错误的。接下来我们看未来的改革，我觉得我们应该做什么？
首先要有一个大的长远的目标，所谓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如果说我们没有一个长远的目标，我们脑子里知道我今年干什么，明年干什么。我特别烦有些人一见我，老跟我请教问题，下半年经济形势会怎么样？我说三年以内的事我不关心的，你问三年以后才可以讨论一下，三年以内的我不管它，但是可惜我们现在的好多领导只关心下半年咱们投资要搞上去，怎么都这个价格呀，这不是完全不对，但是如果你没有大的理念，长远的愿景的话，这东西肯定出问题的。所以我说中国未来30年，我说你一个大目标是什么？就是建立一个自由、公正、法治、民主的社会，这就是共产党的使命。有了这个，我们再看我们一步一步怎么做。我们就知道我们中间出一些问题，没什么可怕的，没有一个变革。不出问题。
我刚才就说，现在改革是过去25年一下充满了到处的风险、惊险。我们现在改革到什么深水区了，石头摸不着了，我说这谁知道？其实我觉得无所谓什么深水区，其实我们就根本不想过河。这就是一种理念，有这个理念以后，其他的我觉得都好办，我们所谓的好多的河都是我们脑子里的河，脑子里没河就不会有河。如果脑子里是河，则到处都是河。现在你看就有这样一种说法，是吧。所以我说我们首先至少脑子里要有一个大的目标。你不能只是期待着，然后就说，我可以设计的一个完整的方案，那不叫社会，那叫工程。我们过去有好多自然科学工程出身的人管社会，创造了好多工程，社会哪是一个工程？社会里每个人都是有血有肉的，有思想的，你怎么知道他每天在想什么？你只有给他自由，我们在碰撞当中出现的。如果我们大家都可以设计好的话，要市场干嘛？那我们计划经济早就成功了，还有市场存在的余地？当然我不是否定我们的整体设计，但是我说理念比你所谓的设计更重要。
邓小平改革的时候他就是理念，当然他也在不断的设计，但是同时要相信建设的力量比设计更伟大。包产到户不是设计出来的，国有企业改革也不是设计出来的，个体户我刚才讲了也不是设计出来的，私有企业都不是设计出来的，要相信人，相信人性，给他自由，他会创造。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两方面，经济上我们必须相信自由市场的理念。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国有企业的改革，我们现在国有企业太强大，我说任何国家国有企业占GDP的比重占到10%以上，就不能叫市场经济。我不是说完全不要国有企业，但是要比10%低是啥意思？就是撒切尔改革之前，英国的国有企业比重，那时候就是10%左右，我们现在是35~40%，而且是最重要的一些要害部门，可以欺负人的部门都占了。
在这里要破突破一些理念啊，说国有企业是共产党执政的基础，这个我也想不通。如果再想说是，先有共产党执政才有了国有企业，对吧？不是先有了国有企业才有共产党，你之前怎么用你的执政基础呢？另外你看苏东共产党垮台了，恰恰是在他完全控制了国有企业的时候，而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还强大，就是因为我们过去三十年发展了好多非国有企业，如果我们过去三十年不发展非国有企业，我想中国共产党今天也可能没这么行了，所以这个从历史上其实讲不通。
理论上讲，现代国家的统治权绝不是建立在对财产所有权的基础上，西方中世纪的领主才对财产所有权具有统治权，他是有司法权，是因为这土地是我的，这我土地上的人都接受我的司法，他们是农奴。但现在国家不能像一个中世纪的领主那样去统治，说只有我控制着资产，然后我才有统治权，这种统治就没有正当性的，现在的统治一定是超越所有权的统治。
还有我们国有企业，对它还有好多的误解，我们这个离不开它，那个离不开它，你总是离不开就是你从来不想离开它。原来我们计划经济下每一个针头线脑都是国有企业生产的，他现在不生产了，我们就买不到针，买不到线了吗？我们现在宣传的国有企业的所谓贡献，我们只看他的一面，不看另一面。说我们贡献了多少税，都是产值，都是就业。我说你看看投入，国有工业企业占行业企业资产的42%，创造的产值只有百分之27%， 多年如此。
我还打一比方，大家知道乾隆皇帝有17个儿子，10个女儿，我们现在只有一个孩子，你能认为乾隆皇帝的生产力是我们的27倍？不就是他占的资源多吗？他占的资源本身先不论，他的资源占领，其实损害了别的人的生产力，就是外部性。你看他后宫3000个女的意味着有3000个男的找不着对象，当然他要不就再把3000男的都变成太监，是吧？我们国有企业这种不公平的地位，大大的约束了私有企业的成长，而且导致了我前面讲的社会道德的破坏。你调查一下，国有企业一定是各种裙带关系，你怎么让老百姓有我刚才讲的道德感？国有企业对社会公平、对社会道德的破坏，我们远远没有认识到。我们只是把它看作一个生产单位，它不是一个简单的生产单位。国有企业改革其实也不难，只要你下决心，要比80年代、90年代简单多了，你看后面我们好多大型国有企业都上市了嘛，你要做的无非就是股份转让的问题、出售的问题。你也可以分给老百姓，而且不要一步到位，你现在占70%~80%，你先减少成50%还能控制，什么都没变啊，然后再减到30%，然后好多民间的力量就占主导了，就不要在国有企业那边分心了。
我们政治上就是宪政、法治、民主，我们必须承认人类的普遍价值，或者我们叫普世价值这个东西。我觉得普世价值并不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就类似西方讲的自然法，就是我们中国人讲的“天理”，我们说天经地义的东西我们都承认，那我们不承认普世价值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可以做很伤天害理的事啊，所以普世价值很简单，就是一个天理，就是人的本性、人的生活、人的幸福需要的一些基本的价值观念。你不能说有一类叫人，有一类人叫中国人，对吧？中国人也是人这一类。所以对所有人出于人性的概念，为了人类的生存发展幸福需要的一些基本概念，从古到今都有。
我刚才讲，任何制度不能够伤天害理，不能违反天理，也就是不能违反普世价值，不能违反自然法，所以我们生活的法律都是人定的。但有一个比人定的法律更高的法律，如果没有这个更高的法律的话，任何统治者都可以随便定法律，那个就是普世价值，那就是自然法。那个就是我们要遵守的。中国在这方面其实也不复杂，你就是真正的遵守宪法，执行宪法就行了，我们甚至一开始都不需要修改什么宪法，然后慢慢的再走到下一步，民主其实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我觉得大约未来30年，如果我们按这样的理念去做，我们才可以做得好。大家也不要说30年很长了，其实30年也不是特别长，有些事情我们大家想，我们中国未来30年，80后90后的孩子是什么想法？跟我们不一样的，跟我们在座的年龄大的也不一样，有些东西是不可逆的。
比如说互联网，已经变成年轻人的生活方式，任何政府都不应该试图跟技术对抗，如果你还要跟它去对抗，你只能引起更多的怨恨，你今天把这个关了，明天把那个关了。比如说Google，Google它已经变成一种不仅是信息交流，它更是一种科研的手段了。你写论文，查资料，索引各种需要，但我们现在不能享受人类进步，不能享受给我们创造的这样一种新的文明，时间长了，科研人员他没有怨恨吗？他会有怨恨的，再30年我不知道我能再想起什么。
美国1776年独立，1789年选出总统，到1865年黑人才获得解放，废除了奴隶制。又过了100年，1965年黑人获得选举权，这世界好强大。现在有一个黑人当总统，这是20年前，甚至十几年前，美国人都没有想到的。如果你是90年代的，你说什么时候有一个黑人总统，我想90%的人美国人认为不会的，但他们就都错了。所以我说可能很长，也可能很短。当然了我们说改革肯定有阻力，因为我有专门的文章我不想在这里讲了。虽然我认识到了既得利益者是改革最大的阻力，但是如果既得利益者本身不能变成改革者，改革是没希望的，这似乎听起来是一个悖论，我可以解开这个悖论，有三个原因，
第一，还是理念的力量，我们不要以为人都是利益支配的，人之所以是人，他有是非观念的，他有价值观念的，所以华盛顿他不当国王，不当皇帝，当总统，而且总统只当八年；邓小平废除终身制，实行改革，不是他的利益，而是他的理念，他认为社会人类就应该这样。包括我们共产党，共产党人所做的也是出于理念，我们闹革命，不是说工人阶级要我们闹革命，创造共产党的人，好多不是工人阶级，或者绝大部分不是，你看那些人，我们中国共产党创始人，要不就是地主、资本家、知识分子或者军阀，最差的也是一个富农，像毛泽东这样，是吧？你怎么说是无产阶级要闹革命？这是理念变了他就闹，是吧？所以你要相信人类，因为人是有理念的，所以我们有好多理念我们就会变，比如废除黑奴。中国妇女缠脚，缠脚不是妇女解放的，是男人解放的，男人是既得利益者，他为什么要解放妇女缠脚？黑奴的废除好多都是白人努力废除的。
第二个原因就是既得利益者之间是有博弈的。我们想说既得利益者，觉得他们团结的像一个人一样，有一个目标坚定要跟改革的人对着干，不是这样的。既得利益者之间的矛盾比既得利益和其他人之间的矛盾还要大，他们争权夺利，争分吃醋，这个历史上好多变革就是互相斗的结果啊。我们讲政教分离，那就是国王和教会斗，就出现了政教分离。法国国王和贵族斗，贵族之间又斗，最后出现法国革命。英国国王和教皇斗，英国出现了国教，出现了新教，然后贵族跟国王斗，然后出现了大宪章，出现了光荣革命。
大家知道有一类最重要的现代社会组织是什么？是公司！原来的公司最早是一个特权，每成立一个公司要得到国会或者国王的特许批准，就立一个法。所以我们知道了东印度公司。那东印度公司怎么垮的？其实是富人阶级、资产阶级不断的上诉，要废除它的垄断权。所以后来18世纪中期英国、法国、美国都把特许制改成注册制，就变成了平等的权利。其实西方的法制民主都是从精英阶层开始，然后扩展到整个社会，不是一开始就先社会，而且法制宪政和民主是两个阶段，君主制下也有宪政的，你要按照法律办，不按法律办的就不叫君主制，那叫什么？独裁制，叫专制啊。
我们看看西方历史，君主制在启蒙的时候，好多人像孟德斯鸠，他认为最好的就是君主制，君主制也可以有权力制衡啊。现在有人说党内民主，是可以党内法治为首的，为什么这样？因为在原来没有这个法制的情况下，既得利益者本身的权利是得不到保护的，你看他有特权，但没人权。现在我们的国家，我们现在好多当官的他是有特权的，但他跟我们普通老百姓一样没人权，就突然哪一天不经司法程序他突然就不见了。一个社会大家都要安全感嘛，安全感就是法律。我可能要坐牢，可能被杀头，但是我要明明白白，对吧？我的基本权利应该得到保证。如果你不是这样，我说现在，包括在座的可能有些当官的，能认识到现在这种体制对谁都不好，而且你官越大可能越麻烦。一个官大以后，你当过局级干部，甚至副部级干部，甚至部级干部，你退休以后还有一些自由，你再往上退休以后都没自由了，你只能在自己院子里拉二胡，就只能做这些事。为什么我退休以后我可以演讲，我出自传我还可以赚钱，我觉得这就是人权，我们一定要从特权走向人权。另外你必须认识到一点，改革也是避免革命的最好办法。英国的历史最清楚，英国从1215年有大宪章，然后到了1832年开始才民主，民主花了多长时间？花了96年。也是到了1928年，妇女才获得和男人一样的选举权。注意在历史当中很长一段时间，妇女不是按人算的，她没有人权，人权不包括妇女的权利，妇女的权利都是在19世纪开始才出现。一些世界主张妇女的权利，最后妇女获得了同等的权利。英国当时的首相，有人骂他说，在1832年的时候，你怎么让选举扩大成这个样子？他辩解说，没有人比我更恨这种选举民主了，但是我的目的就是要阻止它，我不这样做革命就发生了，这就是他的道理。所以历史学家普遍认识到，这是一个很聪明的办法。我们当然例子很多了，尼泊尔国王为什么要只当一个现代性的国王了？这就是他认识到这个问题了，好多的国王都这样做，当然我说这种可能性不等于现实性。现实性依赖于什么？依赖于我们有担当、有责任心，领导力，就是我刚才讲的，有足够的智慧勇气做出明智的决策。有一些事情你可以拖，有些事情越拖了那个负担越重。所以我喜欢用的一个例子，是华盛顿和他太太，华盛顿在1799年去世的时候，他在遗嘱里边写到说他太太去世之后，就将家里277个奴隶都解放了。但他太太等他去世一年后，就把所有奴隶都解放了，问他太太为什么要提前？她说我不想生活在那些盼我死的人当中，她有种危机感，是吧？因为只有她死了才能变成自由，那就有人可能会暗杀她，这些都是可能的。所以早解放了就算了。我说华盛顿解放奴隶是理念，华盛顿太太解放奴隶是危机感，危机感和理念，这两种都需要，所以我说一个伟大的领导人就是最有理念的领导人，你没有像华盛顿这样的理念，你有危机感也很重要，但你不能什么都没有。
我们现在国家也有一些问题需要我们去思考，就是说我们现在国家体制走到这一步，官僚和政治家变成一类人。官僚和政治家本来是两类人，政治家是要有理念、理想、责任心，敢于冒险，为什么他要横空出世？我指的横空出世不是像孙悟空那样，是说他不是按照官僚的一步一步循规蹈矩培养出来，像毛泽东、邓小平这些人，他们都不是官僚培养出来的。你说毛泽东这人如果是国民党政府来给他安排一个科长，那他不可能最后变成政治家，蒋介石也不是，但我们的体制已经到了这一步：政治家只能出自官僚，这个东西就带来好多的问题，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我跟大家介绍一下，你们可能不一定熟悉，假如你是个大学毕业生，你好好努力，我觉得没腐败问题，然后你当副县长，然后被今年提到副县长，你这副县长和县委书记之间有几个台阶？你们知道吗？五个台阶！你上面是常委副县长，常委副县上边是常务副县长，常务副县长上边是副书记，副书记上面是县长，县长上面是书记，很严格，每个台阶一般至少得两年时间，2乘5就是10年。然后你当了县委书记，说你一把手都可以干事了，那你想不想进步？想啊，想进步就委屈一下当副市长，这副市长和市委书记之间又有五个台阶，2乘5又是第二个10年；当时市委书记也好，我可以干点事儿，你想不想进步？想啊，想当个副省长，副省长和省委书记又是5个台阶，这是第三个10年，这30年中间再干几年就40年过去，一个人在这种体制下，这样的40年过来的话，如果你真有领导力，十有八九也被淘汰了。不是因为你的素质被淘汰了，就是人家把你给淘汰了，就只有这两种可能。这就是我们现在，包括我们过去10年，我觉得之所以变成这样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当然我们现在还有好多理念的变化，你看现在的干部跟过去的不一样的，80年代、90年代好多干部当官为干事儿，因为我在这个位置上，我就是要干事，现在的干部基本都是干事为当官，这有什么差别？差别是现在当官的人，他干任何一件事都在选择对我提拔能起到多大作用？有利于我提拔我就干，没利益我就不干。大家都知道干事的人不太容易被提拔的，所以中国有句话说，当官不干事，干事不当官，所以你们在座的真的要往上走，你不能干太多的事，因为干太多事肯定出问题，是吧？
我要特别举一个例子，89年的时候，浙江省省长沈祖龙，中央曾经找他谈话，让他当接替浙江省委书记，这老兄回去想了后又找中央领导说，我这个人性格上适合当省长，不适合当省委书记，所以希望中央派另外一个同志当省委书记。你现在能找着这样的人吗？肯定找不着。所以干部的素质结构完全变化了，每个人一当官就想着下一步，我们老百姓，现在有个朋友也是这样，当副县长祝贺一下，请你吃顿饭庆贺，你干了一年多了，有人会说你该动动了吧，怎么两年三年还没动啊，怎么还不进步啊？这就是普通的官僚体系，已经到这种程度，大家只在想着怎么当官，不是想着干事。在90年代提拔官员，你干得好不需要跑关系的，大部分人都提了，当然也有花心思跑关系的，那你就不可能太干事，你就必须有腐败，否则你怎么打点呢？关系是要成本的，对吧？所以现在当官反倒更可能腐败，因为越厉害的人，他提拔的可能性越大，因为他有资源。你如果自己是不粘锅，你不腐败，那好，你就老在一个地方干事，没办法提，这是什么现象？
我再说腐败，腐败是一个摧毁正确的重要力量。比如我想挤兑银行，就和大家说这银行快倒了，存户一听就都去提款，本来存户不需去银行的，银行就这样被挤倒了。我们现在那么多贪官，有个当官的位置，什么人的孩子、仆人都送过去当，和挤兑银行是一样的，所以这个事情怎么制止？对领导人是个巨大的挑战。
我要说未来10年是我们的一个窗口期，我们新一届领导人他有一些特殊的背景，特殊的经历，这也许有助于我们的变革，对吧？我说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所以我们的企业这个东西可不是说我今年不做，明年不做，后年再做也可以。这10年不做，下个10年再做，下10年跟这10年完全是不一样的。你看下个20年的大部分公民，我刚才说的80后90后，你跟他们怎么谈话？拖得时间越长，承受越大，10年前你能挑起100斤往前走，现在你要挑150斤。如果你说，我只能挑120斤，那就不行了。如果再拖10年，那就不是要挑150斤了，直接要挑250斤。你只有能挑250斤，你才能走，这是我的一个担心。
我还想强调前面说的，好多事情我们需要启蒙，我们大多数老百姓的观念决定着我们这个社会。所以无论从长远来看、短期来看，变革期间领导人的理念非常重要，因为领导人本身一种责任，就是改变社会的一些理念。如果长远看，老百姓的理念不能变，这个社会也很难变。好，谢谢大家。
以上就是这期的全部内容，好，我是浏岛，如果你觉得我的分享还不错的话，欢迎点赞订阅和留言，这次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行者驿站 
留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