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解读《知识分子与社会》：为什么聪明人总喜欢干傻事？

摘自“老米文渊阁”YouTube 2026年2月12日

昨天半夜我写稿子写累了，就去楼下油烟味挺重的大排档撸串，隔壁桌坐着几个明显刚下班的网约车司机，大概是跑了一天累得够呛，一边剥着毛豆，一边听着手机外放里的短视频，视频里的专家大概是喝了二两假酒，正声嘶力竭地喊着，大概意思就是什么？我们要下大棋，要为了长远的宏大目标，暂时牺牲一下个体的舒适度。年轻人要把闲置的房子租出去，开私家车去拉活增加收入。听到这儿，其中一个司机大哥狠狠的把签子往桌上一拍，骂了一句，去tmd大旗，老子明天早上的车费钱还没跑出来，这帮坐办公室吹空调的孙子，知道什么叫腿肿吗？知道现在的空跑率有多高吗？给车充电的钱都不够。在那一刻，这位满身汗味的大哥在知识上秒杀了衣冠楚楚的专家。为什么？因为司机大哥活在真实世界，他的每一个决策接单、刹车、加油、躲避违章摄像头都有及时的价格反馈。如果他判断失误，立刻就是真金白银的损失。而专家就是咱们今天要啃的这块硬骨头，托马斯索维尔的神作《知识分子与社会》里要拎出来吊打的主角，那就是知识分子。

最近总有年轻的朋友跟我抱怨，说老米这日子没法过了，辛辛苦苦读了十几年书，好不容易本科毕业，硕士毕业，就发现自己要么是文科废物，要么就是进大厂当个高级螺丝钉，等到35岁还要面临被优化的命运。想躺平，不甘心想卷，卷不动；看着房价在那阴跌，看着股市在那儿搞3000点保卫战。看着身边的哥们一个个背着几百万房贷，要是断了供就成了老赖，这心里头全是焦虑。大家都在问，这世界到底是谁设计的？为什么设计成这个鬼样子？要回答这个问题。

咱们今天得把老所这本书的序言给吃透了，你别听“序言”两个字就觉得没劲，觉得那是废话。我告诉你，这序言里头藏着的就是解开咱们这个时代荒诞媒体的钥匙，是一份让你的大脑反格式化的病理学报告。这一章我给它起了个名叫，“这帮聪明人是怎么把世界搞砸的”？

好，咱们先把书翻开，所谓一上来就说了，这是一个知识分子扮演了历史上前所未有重要角色的时代。这时候肯定有朋友要问了，啥叫知识分子啊？是造原子弹的奥本海默吗？是搞杂交水稻的袁隆平吗？还是在医院里给你做开颅手术的主刀大夫，所谓在序言里其实埋了个伏笔，他重新定义了这个词，在咱们普通人的概念里，脑子好使，读过书智商高的就算知识分子，对吧？错！大错特错。你想想，在医院里给你做开颅手术的主刀，大夫智商高不高？高！书读的多不多？那是真多。但他是不是索威尔笔下的知识分子。不是！

为什么？因为大夫要是把你脑子开坏了，你这辈子就完了，他也得吃官司，搞不好饭碗就砸了。这就是经济学上说的，这些人有切肤之痛，或者是身家性命都在赌桌上，他们处理的是物质。如果不遵循物理规律，手术会失败，水稻会绝收，原子弹会原地爆炸，现实会狠狠地教他们做人。但是咱们书里说的这帮知识分子，指的是那些以处理观念为生的人。注意了，是指观念，作家、社会学家、政治理论家，所谓的公知制定政策的那些幕后高参，这帮人有个什么特点呢？他们的工作产出是方法，是点子。如果他们出了一个馊主意，比如说这地方印1万亿钞票就能解决问题，或者这地方把房租限制在500块，就能让大家都住上房。结果呢 ？结果可能是通货膨胀，让老百姓手里的钱变成了废纸，或者是房东不租了，大家只能去睡桥洞，但是重点来了，这帮出主意的人，他们会因为这些灾难性的后果而负责吗？会有人因为这个馊主意被炒鱿鱼吗？不会！恰恰相反，鼓吹高福利导致国家财政破产的教授，依然领着终身教职的薪水；提倡废除死刑导致治安恶化的专栏作家，依然住在有私人保安的高档社区里。他们可能还会因为在这个领域进行了大胆的探索而拿到学术大奖，或者那本写满胡话的书变成了畅销书，版税拿到手软。

这就是我想说的第一个残酷现实，权利和责任的彻底分离。咱们在工地上搬砖，砖砸了脚是自己的疼，咱们送外卖，超时了要被扣钱；咱们在街头摆摊躲城管，跑慢了车就被扣了。但这帮聪明人，他们是在拿整个社会做实验，成功了，是他们的功劳；失败了，但是这届人民不行，或者是执行的不到位。如果你是一个卖耗子药的，你的药毒不死耗子反而毒死了鸡，你早就被市场淘汰了，甚至可能被愤怒的买家打断腿；但在思想市场上，如果你的理论把国家搞乱了，你反而可能因为充满人文关怀和批判性思维获得诺贝尔奖，这就是为什么索威尔盯着这帮人咬牙切齿的原因。

索威尔在序言里提到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概念，叫“围光晕”，他说真正的原创思想家其实没几个，像马克思、凯恩斯这些大牛，那是搞批发的，货源在那。但是围绕着这帮人有一大圈传播者，也就是那些把高深的理论嚼碎了，甚至嚼歪了，再喂给大众的人，这帮人是谁？记者、中小学老师、立法者的助手，法官的书记员，还有那些在网络上带节奏的大V，这帮人组成了庞大的知识阶层。咱们来换个视角，用社会学的眼光看看这事儿，这就好比是思想的传销组织。

绝大多数人包括在那蹲墙根吹牛逼的大爷，或者是在写字楼里天天喊着内卷的小白领，他们这辈子可能从来没读过马克思或者凯恩斯的原著，哪怕读了一行，估计也就睡着了。他们脑子里的想法是哪来的？是那些二道贩子！就是那些老师记者，专栏作家，倒了好几手之后灌输给他们的。索维尔引用了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的一句话，大意是说这世上有好多凯恩斯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根本连这俩人的书皮都没摸过。你想想咱们小时候痛苦的集体劳动记忆，什么收麦子、扫大街。老师是怎么教育咱们的？是不是告诉咱们集体高于个人，是不是告诉咱们大公无私才是最高尚的？这些观念其实就是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通过教育系统，像打点滴一样一滴一滴输进咱们血管里的。这就像传销，下线根本不知道产品的化学成分，他们只知道上线画的大饼。这就是为什么咱们很多人明明日子过得紧巴巴，买个临期食品还得拼单，看病还得先查查余额，但是一谈起宏大叙事，一谈起国际局势，那叫一个热血沸腾，恨不得把自己那点微薄的工资全捐了去造航母，这就是观念的力量。也是那帮二道贩子的功劳，他们构建了一个让咱们深信不疑的信息茧房。而咱们就在茧房里一边吃着泡面，一边操着联合国的心，甚至还会为了某个遥远国家的所谓正义，在网上跟人骂的狗血淋头。这就是典型的被人把脑子给格式化了，成了别人思想的跑马场，却还以为自己在独立思考。

接下来老索做了一个特别重要的区分，他说这本书咱们不谈像苏联那样的集权国家里的知识分子，比如伊利亚、艾伦堡，为啥不谈？因为在那种环境下，知识分子就是个喇叭，上头让他吹什么调，他就得吹什么调，不吹？不吹就去西伯利亚挖土豆了，或者直接人间蒸发，研究他们没意思。因为他们的言论不代表他们的真实想法，只代表了生存的本能。

我们要研究的是在现代民主国家里，在那些最自由的地方，这帮知识分子在干什么？这就好比咱们观察一种病毒，你得看它在自然环境下是怎么传播的，而不是看它被福尔马林泡着的时候是啥样。在自由社会里没人拿枪顶着这帮教授的脑门，也没人逼着那帮大记者写假新闻。他们是自愿的，主动的去推销某些观念，这才是最细思极恐的地方。

这就好比一个人没人逼他吃那啥，他不仅自己吃，还甚至想要立法，让全社区的人跟着一起吃，理由是这才是高级的味觉体验。为什么在没有强制力的情况下，这帮绝顶聪明的人会不约而同地倒向某种特定的立场，为什么他们会集体性的对某些常识视而不见？我想起法国的所谓思想大师萨特，这哥们当年跑到苏联去转了一圈，回来之后把那个地方吹得跟天堂一样，而当时苏联的老百姓正排着长队买面包，古拉格群岛里塞满了无辜的人，沙特傻吗？不傻，他是大哲学家，但他为什么看不见？或者说他为什么选择看不见？这就是咱们要解剖的病灶，一种深植于知识分子灵魂深处的傲慢与偏见。

在序言里索维尔特意提到了一个人，也提到了为什么要冷落这个人，这个人就是他的恩师，自由市场的捍卫者，米尔顿弗里德曼。我得插一句，弗里德曼那可是咱们奥派经济学的老朋友，虽然他是芝加哥学派，但在捍卫自由这点上，咱们穿一条裤子，他一辈子都在喊，让政府把手拿开，让市场自己说话，他怎么问？所谓的免费午餐是不存在的，你现在觉得爽了，那是透支了未来的钱。但是索威尔说，咱们这本书里不会给弗里德曼太多的篇幅，为什么？因为在知识分子这个圈子里，弗里德曼是个异类，是个怪胎，是个叛徒，他就像指着皇帝喊他没穿衣服的小屁孩，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他们的本能是什么？是干预，他们觉得老百姓太笨了，不知道怎么花钱，不知道怎么教育孩子，甚至不知道怎么吃才健康，所以需要他们这帮聪明人来设计一套方案，指导咱们过日子。

这就好比咱们现在的网格化管理，恨不得连你上厕所用几张纸都要给你规定好。而弗里德曼说，得了吧，老百姓比你们聪明，让他们自己选。这种观点在知识分子圈子里那是大逆不道的，因为他剥夺了知识分子的优越感，剥夺了他们当国师的快感。如果社会不需要被设计，还要这帮设计师干嘛？难道让他们去送外卖吗？所以索维尔要研究的是那个群体模式，是像旅鼠一样集体冲向悬崖的大多数。这也是为什么耶克所说的自发秩序让他们如此痛恨？因为自发秩序承认，你不全知你也不全能。这对于那些自认为是社会工程师的知识分子来说，简直是降维打击，直接把他们的神坛给拆了。

序言里引用了哥伦比亚大学马克里拉教授的一段话，这段话读得我背脊发凉，他说20世纪那些杰出的教授，天才的诗人，还有那些大名鼎鼎的记者，他们用尽了自己的才华去告诉全世界，那些杀人不眨眼的现代暴君是解放者，那些惨无人道的罪行，如果换个角度看是高尚的。朋友们这是人话吗？但是这恰恰就是20世纪最大的惨剧，之一。

咱们看看历史，当年希特勒上台的时候，多少德国的大学教授在那欢呼雀跃，海德格尔，那是当时全世界最牛的哲学家之一。他干了啥？他带着纳粹的袖章在那鼓吹元首的伟大！再看看那些对柬埔寨波尔波特政权顶礼膜拜的西方左派学者，当金边变成鬼城，当无数人倒在杀戮场上的时候，这帮在巴黎喝着咖啡的知识分子正在赞美，那是人类社会最纯洁的实验！这到底是为什么？我觉得这是一种心理上的代偿，是一种权力的意淫。这帮知识分子，他们在书房里指点江山，觉得自己掌握了宇宙的真理，但是回到现实，他们可能连个灯泡都不会换，或者被邻居的大妈吵得睡不着觉也没辙，他们在现实中是无力的。而那些独裁者，那些暴君，他们展示了一种以此为生的力量，他们把知识分子、梦想中的社会工程变成了现实，虽然这个工程是用尸骨堆起来的，但在知识分子眼里，它是美感的，它是壮丽的，他们爱上的不是暴君，而是投射在暴君身上的全能的自我。

这就好比那些在直播间里给霸道总裁刷火箭，喊着我要给你生猴子的粉丝，他们真的爱那个总裁吗？不。他们爱的是如果我有钱，我也这么横的幻觉，这帮知识分子本质上就是键盘侠的终极形态——键盘皇帝！

索维尔在序言的后半部分提出了一个非常核心的方法论。也是对那些和稀泥的人的一记响亮耳光。很多人说这只是价值观不同，左派右派都是为了人类好，有人说我们要公平，有人说我们要效率，这就像有人爱吃甜豆腐脑，有人爱吃咸豆腐脑没法争，所以一针见血的指出不是这样的，这不是口味问题，这是事实问题。如果我说我喜欢吃甜豆腐脑，你喜欢吃咸的，这是价值前提，这确实没法争。但如果我说喝下这瓶鹤顶红能长生不老，而你说喝了会死，这就不再是口味问题了，这是因果逻辑和事实认定的问题。

这一章最狠的地方在于索维尔指出，大家的目标其实是一样的，不管是自由派还是保守派，没有哪个神经病会说我就希望穷人饿死。大家的分歧在于怎么做才能达到这个目标？

一派知识分子认为，要通过政府发钱，通过限制房租，通过劫富济贫，穷人才能过好。这基于一个假设：人类是可以被改造的，资源是可以被完美分配的，只要有一个足够聪明的大脑，也就是他们自己来控制名为利维坦的怪兽。

而另一派认为财富是可以增长的。如果你限制了富人，富人就不投资了，工厂就关门了，穷人就失业了，最后大家一起喝西北风。这基于一个常识，人性是恒定的，资源是稀缺的，没人能拥有全知全能的上帝视角。

但是那帮知识分子最擅长的把戏是什么？是抢占道德高地，卖道德伟哥，他们不跟你讨论限制房租会不会导致房源减少这个事实问题，他们直接骂你，你反对限制房租，那你就是冷血。你就是资本家的走狗，你就是没良心。你看这一招多好使。就像现在网上吵架，没人跟你讲逻辑，上来先给你扣个帽子，你是不是收了谁的钱？你是不是屁股歪了？只要把你搞臭了，他们就赢了。

老索就是要撕开这个画皮，他告诉我们别扯什么高尚不高尚，咱们来看看数据，来看看历史，来看看那些被你们的理论搞得民不聊生，最后只能去讨薪拉横幅的现实案例，序言的最后，索维尔提到了那本著名的书《失败的上帝》。这本书记录了6位著名的西方知识分子，是如何从共产主义的狂热信徒最后彻底幻灭、反水的。

这就好比是一个人年轻的时候谈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觉得对方是完美无瑕的天使，结果结了婚才发现这哪是天使？这就是个家暴男加控制狂，这种转变是痛苦的。你想想，你30岁以前天天喊着要砸烂旧世界，觉得这世界上所有的苦难都是因为资本家的剥削，结果到了40岁，你自己被社会毒打了一顿，你发现原来那些所谓的剥削者其实是在给你提供饭碗，而那些喊着要解放你的人，其实是想把你兜里最后两块铜板都掏走，还想控制你每天能玩几个小时游戏。这时候你会有什么感觉？这就叫大马士革时刻，就是那一瞬间的顿悟。就像咱们现在很多年轻人，大学刚毕业那会儿，满脑子都是诗和远方，觉得钱那是庸俗的东西。等到真的进了社会，被房东赶出来两次，被老板骂得狗血淋头，生个病不敢去医院，只能在百度看到烂尾楼业主在寒风中维权，那时候他就明白了，庸俗的钱能护住你那高尚的命，这就是事实的力量。不管你的理论多么完美，不管你的辞藻多么华丽，在坚硬的现实面前，它们终究会碎得稀里哗啦。

讲到这儿，我想稍微发散一下，咱们来搞个跨越时空的圆桌会议，假如把奥地利学派的祖师爷哈耶克请来，他会对着这帮现代知识分子说什么？他会指着那帮鼓吹顶层设计的专家说，这就是致命的自负。你们以为你们拥有全知全能的上帝视角，其实你们连楼下卖煎饼果子的大妈那点局部知识都不如，大妈知道谁爱吃辣，谁爱吃葱，大妈知道城管几点来，哪条胡同能跑？你们知道个屁，你们的计划注定是通往奴役之路。

朋友们，这些话听着是不是特别耳熟？看看咱们现在的世界，专家建议年轻人把闲置的房子租出去，开私家车去拉活来增加收入。这专家是生活在真空里吗？他知道年轻人哪有闲置的房子，年轻人的房子那是租来的，还得看房东脸色。他知道网约车现在空跑率有多高吗？那是油费都不够。这就是典型的何不食肉糜。这不仅仅是蠢，这是一种系统性的无知，而这种无知恰恰是因为他们被包裹在知识分子这个特殊的阶层里，他们和真实的泥土断了联系，他们坐在有空调的办公室里，研究着各种复杂的数学模型，试图计算出明年的经济增长率，而真实的经济是什么？是在寒风中瑟瑟发抖的摆摊小贩，是为了省两块钱快递费，跟快递员磨半天嘴皮子的大妈，是把每一分钱都掰成两半花的烂尾楼业主，是日结工打完工没地去，只能睡桥洞的背影。这些活生生的人在知识分子的模型里，只是一个个冷冰冰的数字，是可以被为了大局而牺牲掉的代价。

好了，序言部分咱们拆解的差不多了，索维尔这老头子很傲娇，他在序言最后直说，这本书不是写给知识分子看的，因为试图说服一个沉浸在道德优越感里的知识分子，就像试图说服一只猪不要在泥里打滚一样困难，他们会因为你指出了他们的逻辑漏洞而恼羞成怒。这本书是写给我们看的，写给网约车司机，写给程序员，写给小店主，写给每一个在真实世界里摸爬滚打的普通人。它是一剂解毒针，让你在面对那些满嘴新名词，什么分配正义，什么结构性优化的专家时，能一眼看穿他们底裤上的破洞。记住我的话：

第一不要迷信那些头衔，教授、专家、学者，这些名头不代表真理，有时候他们只代表了一种被认可的偏见。

第二，要看后果，不要看意图。不管那个政策说的多么天花乱坠，如果他让你买不起房，看不起病，找不到工作，他就是个垃圾政策，不管制定他的人显得多么慈悲为怀。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相信常识，相信经验。那些存在了千百年的道理——比如欠债还钱，多劳多得，杀人偿命——往往比那些时髦的新理论要靠谱的多。

在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咱们普通人能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守住自己的脑子，你的生活是你自己的，不要把大脑的管理员权限交给任何一个试图为你设计生活蓝图的人。别看着别人喊口号，你也跟着喊，你要看看喊完口号之后，你的饭碗还在不在？你的积蓄还在不在？如果你觉得老米今天讲的这番话有点扎心，但也确实在理，那说明你的大脑正在重启。

那么现在简单说一个观点，在这个世界上有一群人智商极高，靠兜售观点为生，却从来不需要为这些观点的后果付出哪怕一毛钱的代价。现在咱们要深度拆解的就是这本书的第一章，智力与知识分子，这一章简直就是一把手术刀，把咱们现在这个光怪陆离的世界，特别是那些在网上指点江山，在电视里唾沫横飞的专家和公知们的脸皮，给扒了个干干净净。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打开手机看到那些头衔吓死人的专家建议，什么年轻人没工作可以把闲置的房子租出去，什么低收入群体可以用私家车跑滴滴增加收入，你当时的第一反应是不是想顺着网线爬过去给压两个大耳刮子？你是不是在心里嘀咕？这帮人书读得比谁都多，脑子怎么就跟进了水似的？

老米今天要告诉你们，老索就是要回答你这个终极疑问，为什么聪明人会干傻事？而且往往是那种祸国殃民的大傻事。所谓而一上来就毒舌的拆解了两个词：智力与智慧。很多人觉得既然你书读得多，脑细胞活跃，能把各种抽象概念玩的跟杂耍似的，你说话肯定靠谱。所谓而冷笑一声，智力减去判断力就等于知识分子。咱们现在的教育体系，也就是你们天天刷题选的死去活来的系统，其实是在筛选智力，什么是智力？按照老爷子的说法，你脑子转得快，你理解复杂概念的能力强，这就像是你电脑的中央处理器主频高，运算快，这叫智力。但是智慧是什么？智慧是你能利用这些智力结合现实，做出正确判断的能力，这中间差着十万八千里。所谓举了两个重磅例子来砸场子：

第一个是卡尔马克思，马克思的智力那绝对是顶级的，他在资本论你构建的那套逻辑大厦极其精巧，极其复杂，但他把财富的来源死死扣在体力劳动上。这就好比一个发廊老板认为，店里赚钱全靠剪头发的双手，至于店面选址、装修风格、资金周转、品牌管理这些通通不算数。咱们用脚后跟想想，如果体力劳动是财富唯一来源，非洲那些顶着太阳挖土的兄弟应该是全球首富，而硅谷那些只动脑子不流汗的极客早就该饿死了。事实恰恰相反，这就证明了再精妙的理论，如果脱离了真实世界的因果律，就是一堆散发着臭气的思维垃圾。

第二个例子是罗尔斯写正义论的那位。他的书里充满了精妙的推理，核心意思就是正义高于一切社会考量。听着特感人是吧？但老米问你，如果正义的代价是全社会饿死，这正义还值钱吗？所以智力减去判断力，剩下的就是单纯的智力游戏。而智慧需要一种自知之明，知道理性的边界在哪里。你看那些在流水线上打螺丝的小兄弟，那些在烈日下送外卖被投诉还要陪笑脸的小哥，他们可能不懂什么宏大叙事，但他们懂得生存的逻辑；反倒是那些坐在空调房里，拿着高额课题费究底层生态的教授们，往往会搞出什么何不食肉糜的笑话。

我们要搞清楚所谓而定义的知识分子是谁，他不是说脑外科医生，也不是说造火箭的工程师，更不是比尔盖茨那种写代码的大神。为什么？因为知识分子的核心定义是处理理念的人，而且他们的最终产出依然是理念。你看一个工程师，他运用物理学原理，但它最终的产出是一座桥，或者一栋楼，这个楼要是塌了，他得坐牢。一个医生，他运用医学知识，但他最终的产出是治好病人的病，如果治死了人，那就是医疗事故，要赔钱，甚至吊销执照。但是真正的知识分子，他们的产出物从头到尾都是想法，他们是高校里的教授，报纸上的专栏作家，电视里的政策顾问。他们就像是那种在电线杆子上贴祖传秘方的江湖郎中，但他卖的药他自己是不吃的。那些政策专家，他们搞出一套社会工程学的方案，什么延迟退休五年有利于社会活力，什么全面放开二胎三胎，他们自己不去执行这些政策，执行的是那帮公务员、社工、警察，这些专家只是生产的想法，然后把这些想法交给别人去折腾。

索威尔在这里极其敏锐的指出，理念本身既是知识分子的饭碗，也是他们最危险的诱惑。在这个圈子里评价你牛不牛逼，不是看你的想法好不好用，而是看你的想法够不够复杂，够不够新颖，够不够反直觉？你去大学看看哪个学院最像知识分子扎堆的地方，肯定不是商学院，也不是医学院，最知识分子的地方是社会学系，是文学批评系。索维尔说，研究发现，社会学系的人通常比医学院的人政治立场更左，英语系的人比经济系的人更左。在这些生产原创观念的大知识分子周围，还有一圈人，索威尔称之为知识阶层，这帮人是谁呢？就是咱们身边的老师、记者、社会活动家、政治助理。这帮人可能自己不生产什么惊天动地的理论，但他们是观念的搬运工，特别是记者，当记者在报道事实的时候，他是记者；但当他在社论里指点江山，或者在报道里夹带私货，把事实按照某种理论进行剪裁的时候，他就是知识分子的一员了。

还有一类人就是咱们现在在朋友圈里经常见到的那种，虽然自己的工作跟学术没啥关系，但特喜欢在饭局上聊点萨特福柯或者谈谈国际局势，以此来选择自己很有深度。这帮人也是广义上的知识阶层外围成员，这帮人的存在极大的放大了知识分子的影响力，哪怕是那些老百姓根本没听过的哲学家，他们的影响也是巨大的。普通大众有几个人真的读懂了弗洛伊德？没几个，但是通过那些二道贩子三道贩子的传播，弗洛伊德的观点渗透到了电影、小说、育儿经，甚至你们父母那一辈的口头禅里，这就是知识分子的力量。哪怕他死了100年，那些从未听说过他名字的人依然在随着他的思想起舞。

好了。高潮来了，这一章最核心、最犀利、也是最让我拍案叫绝的部分就是关于问责制的讨论。咱们前面说了，工程师造桥，桥塌了要坐牢；基金经理炒股，亏了底裤要跳楼。这叫外部验证，你的理论好不好？不是你自己说了算，也不是你的同行说了算，而是现实结果说了算。但是敲黑板了重点来了，知识分子的理论是没有外部验证标准的，一个结构主义文学批评家的理论牛不牛，取决于其他的结构主义批评家觉不觉得他牛，这是一个封闭的圈子，是一个互吹互捧的夸夸群。这就好比一群人在屋子里研究如何用精神意念控制勺子弯曲，如果他们的标准是谁的理论听起来来更玄乎，最后选出来的冠军可能就是个大忽悠。只要不出这个屋子，不拿真勺子来试，他们永远觉得自己是对的。这种内部标准极其危险。因为在知识分子的圈子里，大家评价一个观点，往往看他是不是进步，是不是复杂，是不是充满人文关怀?至于这个观点拿到现实中会不会饿死人？会不会导致社会崩溃？他们往往不在乎，或者说他们根本看不见。这就是为什么20世纪那些杀人如麻的独裁者，比如列宁、斯大林、希特勒，甚至波尔布特，在西方民主国家都拥有一大批知识分子粉丝，那些在巴黎左岸喝着咖啡的哲学家，盛赞苏联的伟大实验。而当时苏联正在发生大清洗和乌克兰大饥荒。这些知识分子知道了也不在乎，觉得那是历史进步必须付出的代价，这就叫对理念负责，不对现实负责。

老索在这里列举了一堆黑历史，把那些光鲜亮丽的知识分子拉出来公开处刑。有个叫埃里克霍夫的作家说的特别好，知识分子享有一种惊人的特权，那就是可以由于一本正经的愚蠢而声名狼藉，却丝毫不会损害他们的声誉。咱们举几个真名实姓的例子，

第一个是萨特，就是那个存在主义大师。这哥们在1939年从德国回来，居然说希特勒的德国和法国没啥区别，后来他又成了斯大林的铁粉，甚至在苏联坦克开进布达佩斯的时候还在洗地，结果他依然是知识界的教皇，受万人敬仰。

第二个是保罗.埃利希，这哥们在1968年写了本畅销书《人口爆炸》，他在书里信誓旦旦的预言，在这个10年也就是70年代，世界将面临大饥荒，几亿人将饿死。结果现在都21世纪了，世界面临的问题是什么？是粮食过剩，是肥胖症，但是这位教授因为预测错了而身败名裂了吗？没有。他继续拿大奖，继续在名牌大学当教授，继续贩卖他的焦虑。这要是放在咱们普通人身上，你送外卖超时三次可能就被平台封号了，你做生意连续判断失误三次可能就破产睡桥洞了。但是知识分子他们搞出的理论让无数人失业，让通货膨胀吞噬老人的养老金。然后他们依然坐在明亮的办公室里，享受着终身教职，拿着高额退休金继续在报纸上教导我们如何正确的生活。咱们把书合上，我想跟你们多唠几句这背后的逻辑。为什么这帮聪明绝顶的人会干出这么荒唐的事？

首先是理性的自负。这是哈耶克老爷子的核心观点。这些知识分子认为人类的理性是无所不能的，他们觉得，既然我能解开微积分方程，我当然能设计出一个完美的社会制度来安排你们种多少土地，生产多少螺丝，生几个孩子。他们把社会看作是一个可以随意拆卸组装的机器，觉得自己拿着扳手的修理工，试图用顶层设计来取代分散的自发秩序，这就是灾难的根源。

其次是道德的优越感。知识分子往往觉得自己不仅智力高，而且道德水平也高，他们觉得自己是在为民请命，这种圣徒般的心态，让他们听不进任何反对意见。

当你觉得自己在代表正义的时候，任何阻碍你的人不就是邪恶的吗？为了消灭邪恶，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在他们看来是完全合理的。从深层逻辑上看，这种傲慢源于一种隐秘的神学基因，也就是现代诺斯替主义，他们潜意识里觉得自己是那群被选中的人，掌握了开启乌托邦大门的秘密口诀。在他们眼里普通的快递小哥、小摊摊主都是一群被虚假意识蒙蔽的庸众。

这就是奥地利学派最警惕的地方。当权力与这种不负责任的才华结合，人间地狱的入场券就发到了每个人手里，咱们把视线拉回到现在，你看现在那些年轻人为什么这么痛苦？为什么会有孔乙己的长衫这种梗？因为咱们的教育体系就是在批量生产这种半吊子知识分子，读了十几年书，学会了各种高深的理论，但是一旦毕了业，面对那个残酷的需要外部验证的市场一下子就蒙了。

你发现你学的那些宏大叙事，解决不了房租涨价的问题；你背的那些理论模型，帮你找不到一份月薪5000的工作。这时候你不得不脱下长衫，去送外卖，去开网约车去摆地摊，这时候你才发现在街边炸油条的大叔，那个直播间里装疯卖傻，但能带货的主播，他们虽然可能没读过大学，但他们通过了市场的外部验证。

所以第一，祛魅。别看到专家头衔就膝盖发软，不管是诺贝尔奖得主，还是名牌大学教授，如果他的观点违背了常识，违背了你作为一个正常人的生存直觉，那就哪怕他在放屁。

第二，警惕那些不需要负责任的建议。当你听到一个头衔高的吓人的人，在为你规划某种宏大叙事，或者要求你为了某个集体利益牺牲自己的那一丁点自由时，你只需要问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如果你错了，你会付出什么代价？如果他的答案是我会深刻反思，那么请你立刻捂紧你的钱包，保护好你的家人，转头就走。

第三，尊重市场的逻辑。在这个世界上最值得信任的不是那些闪光的脑回路，而是那些必须为自己的错误买单的人，怕剪坏你头发，而被你投诉的发廊小哥，比坐在办公室里设计社会分配方案的教授更值得你托付。

这个世界充满了不确定性。咱们在红尘里打滚，不管是看病查余额，还是蹲墙根吹牛逼，那也是在真实的活着，咱们不需要那些高高在上的国师来教我们怎么过日子，多点生活的泥土味，少闻点书房的霉味，多相信自己的常识，少迷信专家的宏论。

现在进到第二章题目叫“知识与观念”。说实话，每次读这一章，我总能想起咱们身边那些特聪明的孩子，想象一下你在菜市场买葱，看见一个戴着厚底眼镜，夹着公文包的斯文人，正对着卖鱼的大婶指点江山。这哥们大概是刚看完某篇宏观经济研报，痛心疾首的对大婶说，现在的鱼价完全不合理，这是供应链管理的缺失，是市场失灵，你应该引入数据化管理，把价格压下来。大婶头都没抬，手里的杀鱼刀啪的一声拍在案板上，溅了那哥们一身鱼鳞，直接开骂。光头强今早海面刮6级风，渔船出不去，隔壁老王的冷库昨晚跳闸了，臭了一吨货，你跟我谈模型，不买滚蛋！这一刻我仿佛听到了奥地利学派祖师爷们的狂笑，这个场景就是索威尔在这一章里要扒皮的核心命题，为什么那些在书斋里造核弹的聪明人，一到了现实社会，往往连个茶叶蛋都卖不明白。那些从小就在实验班尖子班里呆着的，被老师捧着，被家长惯着的学霸们，长大以后往往有一种莫名的优越感，他们总觉得自己手里掌握着某种能拯救世界的秘籍。

丹尼尔弗林曾经一针见血地说过，聪明人从小就被提醒自己很聪明，这让他们对自己的智慧产生了一种极度膨胀的错觉。这就好比一个在考公路上顺利上岸的小年轻，或者一个刚拿到博士学位，还没被社会毒打过的海归，坐在空调房里，看着窗外顶着40度高温送外卖的小哥，心里想的是这些人的生活方式太不科学了，得由我们这些懂行的人来重新规划一下。老所在这张里，就是要撕开这层温情，默默的智力优越感，带大家看看这帮所谓的知识分子到底在玩什么猫腻。

咱们先来拆解第一部分：知识分子手里拿的到底是真理还是迷信呢？老索说，知识分子和普通人一样，脑子里装的其实是知识和观念的混合物。但这里有个坑，有些领域的知识分子确实掌握了一些验证观念的方法，比如实验室里的科学家，按理说既然主意和想法是他们的饭碗，他们应该比谁都严谨的去测试这些想法。但现实中，知识分子最擅长的其实是口头功夫，他们能用一堆玄之又玄的词儿，去躲避对自己心头好的那些观念的测试。简单说，他们的聪明才智往往不是用来维护学术标准，而是用来绕开标准，去推行一些根本不科学，甚至反制的私人私货。

这就好比一个搞金融理财的专家，明明自己买的基金都腰斩了，他还能在直播间里给你讲出一套，价值投资、长期主义的宏大叙事，把你忽悠的心甘情愿去补仓，你以为他在传授知识，其实他在兜售他的观念，顺便割你的韭菜。这本质上和电线杆子上卖的道德伟哥或者精神大力丸没啥区别，都是在兜售一种虚假的心理安慰。

更有趣的是，老索认为那些没被贴上知识分子标签的人，比如工程师、金融家、医生，他们往往在实际操作中比知识分子更严谨，更讲究逻辑，为什么？因为工程师要是算错了一个小数点，桥会塌；医生要是开错了药，人会死。他们的错误是有代价的。但知识分子他们提倡一个错误的社会政策，就算最后搞得民生凋敝，饿殍遍野，他们依然可以在大学里领工资，甚至还能拿个什么和平奖，咱们得盯紧一个词“公共知识分子”。这些人一旦跨出了自己的专业领域，去对社会政策指点江山，那简直就是灾难。这种跨界的自信源于他们混淆了特殊知识和世俗知识。老所举了几个大名鼎鼎的例子：

比如伯特兰.罗素，这位爷在数学领域那是神一般的存在，但他作为公知的时候在干嘛？1930年代，希特勒正在疯狂扩军备战，罗素居然在英国鼓吹单方面裁军，甚至主张解散陆海空三军。他觉得只要我们表现出和平的诚意，纳粹就会被感化。这就是典型的道德伟哥，吃多了产生了幻觉。如果你是一个当时正在地里收麦子的英国农民，听了罗素的话，你可能觉得他博学多才，但你只要稍微动动脑子就知道，面对拿着刺刀的强盗，手里没棍子，那就是自寻死路。

还有诺姆.乔姆斯基，他在语言学上确实厉害，但在政治评论上，我觉得他纯粹是在胡言乱语。

再比如埃德蒙.威尔逊，这位文学评论家在1932年大选中，居然敦促美国人去投共产主义的票，最逗的是萧伯纳。1933年他访问美国时说，你们美国人太怕独裁者了，独裁才是政府办成事的唯一途径。看看民主搞成了什么烂摊子。1935年他去南非度假，还感慨说希特勒把欧洲安排的这么好，我能安心度假了。哪怕后来希特勒搞反犹，萧伯纳对他有点意见了，但他对斯大林的独裁依然情有独钟。1939年，纳粹和苏联签了条约，萧伯纳还自鸣得意地说，斯大林掌握着和平，结果一周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这就是老索说的一帮在自己领域顶尖的聪明人，一旦开始跨界，往往表现得像个智障。

用诺贝尔奖得主乔治斯蒂格勒的话说，这些大佬每个月都向公众发布措辞严厉的最后通牒，而这些通牒往往除了他们的傲慢之外，没有任何依据。他们的致命错误在于，认为在某个特定领域的卓越能力可以转化为对整个世界的全方位智慧或道德优势。下棋的高手，音乐神童很少犯这种错，唯独知识分子最爱犯。凯恩斯的传记作者曾经说，凯恩斯对很多话题都滔滔不绝，有些他是专家，有些他可能只是翻了几页书，但那副老子就是权威的派头是一模一样的。朋友们，你们去相亲的时候，要是遇到一个对宏观经济侃侃而谈，却连彩礼都出不起，小镇做题家，你就知道凯恩斯这种派头在现实中有多荒谬了。他可能在分析美联储的加息周期，却不知道自家楼下的烧烤摊为什么涨了两块钱。

接下来老索聊到了一个核心概念，究竟什么是知识？在知识分子的眼里，只有那种学术的高深莫测的东西才叫知识。如果你是一个修水管的工人，一个木匠或者一个修汽车变速器的老师傅，或者是一个在35岁面临被优化的程序员，在他们眼里你那不叫有知识，顶多叫有技能。老索说这简直是放屁。这种对知识的定义，人为的限制了真相。

牛津大学有个老教授叫本杰明.乔维特，有人写诗嘲讽他，我叫本杰明.乔维特，只要是知识我全知道；我是学院的院长，我不知道的，那就不算知识。这种傲慢害死人。

老索举了泰坦尼克号的例子，那些开船的专家肯定懂很多航海知识，但在冰冷的夜晚决定几千人命运的救命知识，不是什么航海力学公式，而是在那一个特定的时刻，那一坨冰山到底在哪个经纬度？这就是世俗知识，这种知识琐碎低级甚至拿不出手，但他比精英们的宏大理论更具决定性，它存在于网约车，司机的空跑预判里，存在于老飘带孙子时对菜价的精打细算里，存在于摆摊躲城管的各种战术里，而知识分子的傲慢在于他们不仅瞧不起这些下三路的知识，甚至认为这些根本不算知识。

星巴克的崛起靠的就是对门店位置这种平庸知识的极致把控。而他后来关掉几百家店，老索认为正是因为他们开始背离这种细碎的常识，转而去追求什么？宏大的社会愿景。

老索还提到了诺曼底登陆，希特勒当时觉得盟军会在加莱登陆，如果德国人预先知道了会在诺曼底，那整个战争史都要改写。这种地理位置的信息，在知识分子眼里可能太土了，但在战场上他就是成千上万条人命。

所以老索引用了哈耶克的观点，知识不仅包括我们头脑中意识到的东西，还包括我们为了适应环境而形成的习惯，技能、情感、态度、工具和制度，这些东西是人类过去经验的沉淀，就好比一个在工地上打螺丝的老工人，他不用看量规，一摸就知道这螺丝紧不紧，这种手感，你让一个物理学博士写10万字论文也写不出来，这里就引出了一个非常关键的论点，知识的集中与分散。

老索认为，就算你是地球上最聪明的人，你掌握的知识也不到全人类总和的1%，为什么那么多顶级知识分子会支持那些灾难性的主意？因为他们的意识形态反映了一个根本性的误区，他们以为知识是集中的，而且就集中在像他们这样受过高深教育的人手里，他们觉得既然自己人均知识水平高，那就有资格去指导全社会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他们完全忽视了一个事实，散布在亿万普通人手中的那些零碎的平庸的看起来不起眼的知识，加起来要比精英手里的那点东西庞大的多，有效的多。如果没有人掌握超过1%的知识，那么那种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简直就是通往灾难的门票。

20世纪那么多搞计划经济的国家，最后为什么都搞不下去了？难道计划委员会的专家不聪明吗？难道他们手里的统计数据不够多吗？不是！是因为几百万个普通人在市场里根据自己的情况进行交易，这种互动产生的知识量是任何计划委员会都处理不了的。苏联的中央计划机构需要给2,400万种商品定价，这不只是数学问题，这是神学问题。

这就好比让一个人同时算出全人类此刻想吃什么，想穿什么，明天会不会失恋？后天会不会拉肚子？当中国和印度放弃了中央计划，开始让自由市场发挥作用，贫困率才开始大幅下降，这就是因为那99%的零碎知识被释放出来了，那些主张司法激进主义，城市规划，还有各种社会工程的专家，本质上都觉得社会决定权不能交给那群没知识的普通大众，比如广场舞大妈或者看病查余额的打工人。但问题是如果那99%的知识是在民间的，那么自由互动的市场，司法的克制、对传统的尊重就显得尤为重要。

华尔街日报的前编辑罗伯特.巴特利说过一句话，市场通常比最聪明的参与者还要聪明。系统性的过程，本质上是一个试错的过程。如果你做错了，市场会通过亏损、倒闭、网贷补窟窿给你反馈，但政治和法律过程一旦做错了，决策者很难承认错误，因为那涉及他们的政治前途，这就是为什么社会工程往往会翻车，那些坐在办公室里没有任何相关经验的人，替那些有直接经验，有切身利益的人做决定，这本身就很荒唐。老索毫不留情的指出，受过教育的精英们的无知、偏见和群体思维，依然是无知、偏见和群体思维，让掌握1%知识的人去控制拥有99%知识的人，不仅荒谬而且危险。

现在咱们来聊聊理性的门槛，知识分子特别爱说一句话，所有的行动、政策和制度，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证明自己的合法性。威廉.哥的温1793年就说，我们要把一切带到理性的标准面前。这话听起来挺正义的，对吧？但老索说这背后藏着极大的恶意。很多知识分子不理解为什么企业高管能拿那么高工资，或者为什么彩票梦能让那么多人暴富，于是他们就觉得这事儿不合理，要求改变。拜托。那是雇主和雇员之间的契约，人家用的是自己的钱，冒的是自己的险。你一个第三方凭什么？因为你不理解，就觉得人家不合法。

老索举了一个关于警察开枪的例子，非常扎心，每当警察在冲突中开了几十枪打死罪犯，一帮从没摸过枪，甚至在社会秩序混乱时，只会躲在家里刷题，或者是看老头钻发廊的公知就开始愤怒了。为什么要开这么多枪？开一两枪示警不就行了吗？但老索拿出了纽约警察局的研究数据，哪怕在只有6英尺，也就是2米不到的距离内，警察开的枪有一半都会打偏，在15~25码的距离命中率只有14%，而且现在键盘上义愤填膺的人根本不知道在那种生死时速压力山大的瞬间，人体的反应是什么样的？但在理性的法庭上，这些无知的愤怒往往成了政策制定的依据，这就是老索说的要求一切都在理性面前自证清白，本质上是要求无知者必须被说服，这是一种凭证的无知，在社会各个角落蔓延。

老索又举了年龄歧视的例子，很多公司规定了退休年龄，这在知识分子看来是刻板印象，于是那些对该行业一窍不通，没有任何经济利害关系的第三方机构，通过法律强制取消了强制退休。在他们看来，这是在维护老年人的权利。但对于雇主来说，他们最清楚哪些员工还有战斗力，哪些人已经在混日子演繁忙了，而那些做决策的官员和专家就算决策错了，公司倒闭了，他们也不用付一分钱的代价。

老索还提到了著名的杜克大学曲棍球案，2006年三个白人学生被控强奸一名黑人妇女，一时间媒体和校园里的知识分子炸了锅，各种口诛笔伐，仅仅因为这符合他们脑子里富家子弟欺负弱势群体的观念。当时只有女子曲棍球队的姑娘们站出来支持他们，因为他们平时跟这几个男生长待在一起，但这些姑娘的言论被媒体嘲笑为愚蠢，缺乏常识，结果后来事实真相大白，那几个学生是被冤枉的，检察官甚至因为渎职被开除并吊销了执照，这就是知识分子的傲慢。他们凭着脑子里那点先进观念，就觉得自己比那些有第一手亲身经验的人更了解真相。

咱们再聊聊专家这个职业，老索承认专家在特定领域是有用的，但专家最容易犯的错，觉得自己掌握了狭窄领域的真理，就能预测整个社会的未来。

20世纪初，美国的林业专家预测会出现木材荒，结果完全没发生，石油枯竭的预言，咱们听了100多年了，每过10年就有人跳出来说，石油只够用12年了，结果在后来石油储量比之前还多，最让我反感的是那些搞城市规划的专家，他们搞什么愿景座谈会，问公众你想要更少的污染吗？你想要更漂亮的社区吗？谁会说不呢？于是专家就把这些答案解释为，看民众支持我们的增长管理政策，老索说这完全是耍流氓，真正的理性决策是权衡成本，而不是不计成本的追求某个美好的目标。那些城建专家很清楚，他们的方案必须能卖给政客，政客想要政绩，想要某个铁路项目，就会命令专家把客流量估高点，把成本估低点。最后超支了，亏本了。政客说，这不是我的错，我是听专家的。专家说我也没办法，我是按上面的意思办的。最后谁买单？还不是那些在路边摊吃低标价肉，在广场舞里寻找第二春，在直播间装疯卖傻的普通纳税人？老索引用了一句古话，专家应该是放在手边备用，而不是在头顶指挥。如果专家越过了专业边界，开始用法律或政策来作为社会变革的工具，那他们就是在发动一场场微型政变。就像1960年代，美国的法官开始疯狂扩张犯罪分子的权利，当时的警察局长试图解释，这会破坏执法效率，结果坐在台上的最高法院大法官们一脸冷漠，结果从1961年到1974年，美国的谋杀率翻了一倍。那些精英们在空调房里嘲笑实干家的时候，街上的治安已经烂透了。这就好比烧烤摊互殴时，公知在讨论打人的力度是否符合美学。

最后老索谈到了知识分子最致命的一个思维习惯一件事一件事处理的逐日理性主义，这种思维只看眼前的逻辑，完全不管长期的连锁反应，最经典的例子就是1938年的慕尼黑会议，当时法国有个政治学家叫约瑟夫.巴泰勒米，他在报纸上发问，为了就捷克斯洛伐克难道值得把整个世界都点着吗？听起来很有道理，很理性，对吧？但丘吉尔当时就指出了这种思维的荒谬。你今天为了眼前的和和平出卖了盟友，不仅没能换来和平，反而让希特勒变得更强大。老索说，这种逐日理性主义在内政上也一样，比如债务减免，有些知识分子觉得免除贫困国家的债务是人道主义，但这种一次性理性带来的后果是：这些国家明天还会继续借钱，继续不还。再比如佛罗里达的飓风和加州的火灾，每次发生灾难，政府都会拿纳税人的钱去补贴灾民重建。在知识分子看来，这是关怀，但结果是，人们会反复在那些已知有危险的地方建房子，因为他们知道万一出事了，会有全国的纳税人替他们买单，这种只看当下，不看后果的思维，让社会陷入了一个不断重复错误的怪圈。

好了。第二章咱们就聊到这儿，总结一下，老索这一章的核心思想其实很朴素，别被知识分子的那套大词儿给唬住了。真正的知识是散布在每一个修车匠，每一个卖菜大妈，每一个在35岁面临优化的程序员手中的。那些觉得自己掌握了理性法庭最终解释权的精英往往才是最无知的人，他们追求的不是事实，而是那种我是救世主，我是光之子的自我满足感，他们都受的不是知识，而是精神大力丸或者是廉价的道德春药。咱们普通人想保平安，想不被割韭菜，最好的办法就是尊重常识，尊重市场，尊重那些虽然说不出来，但能让我们活下去的古老传统。祛魅是我们的第一步，守住你的钱包和智商是第二步。咱们现在想象一下这个场景，在晚上的路边烧烤摊上有这么一个人，一只脚踩在塑料凳子上，手里挥舞着一根没啃干净的羊肉串，指着路边停着的一辆保时捷，那是咬牙切齿，满嘴喷着唾沫星子骂道，妈的看见没？这帮资本家也就是命好，他们的钱还不都是从咱们老百姓身上刮下来的，他们多吃一口，咱们就少吃一口。这世道黑呀。同桌的几位那是纷纷附和，举起手里的啤酒，那是干了又干，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浓烈的、酸腐的廉价正义感。这帮吃烧烤的大哥，还有那些在大学校园里戴着金丝眼镜，满嘴公平正义的知识分子，甚至包括屏幕前此时此刻正在为了考公上岸焦虑的、掉头发的你，本质上脑子里装的东西是一样的，这就是典型的零和博弈，脑癌晚期。在这个逻辑里，社会财富就是一块定量的披萨，有人拿了大块，就一定有人饿肚子，这帮人以为财富是像那样堆在路边的无主之物，只等着你去分。只要你信了这个邪，你这辈子就是一棵绿油油的韭菜，永远等着被镰刀收割。

咱们现在接着读托马斯.索维尔的知识分子与社会，这是书里的第三章。这一章的标题特别朴实，叫“收入分配”。这一章的内容直接关系到你为什么觉得自己穷，为什么你觉得这个世界不公平？以及为什么你那些关于杀富济贫的幻想，可能不仅救不了你，还会把你踹进更深的坑里。所谓的老头子在这一章里就是要拿着手术刀，把这种覆盖在经济学常识上的道德遮羞布给他血淋淋的揭下来，让你看看这里面到底长的是肉还是瘤子。

咱们先从一个非常有名的说法开始，也就是所谓的收入分配。我问你们，这个词本身是不是就带着一股子坏味，“分配”，一听到这个词，你脑子里是不是立刻浮现出一个画面，一个慈眉善目的大家长，或者是无所不能的政府利维坦坐在一堆金山银山上，像给幼儿园小朋友发糖果一样，你一份，他一份。如果张三拿多了，那一定是大家长偏心，或者是张三偷了李四的。就是语言的腐败，这就是给你们大脑下的降头术。在真实的市场经济里，根本不存在一个坐在云端的分配者，所谓的收入不是谁发给你的恩赐，而是你为他人提供服务后换回来的兑换券。但是那些不想动脑子的文人墨最喜欢零和博弈调调。所谓的书里引用了大作家斯坦贝克的一句话，这话写的是真漂亮，简直是文学的典范。斯坦贝克看着那些美国的大富豪捐钱做慈善，他不感动，反而冷笑的说，大家只要记住这些像狼一样的金融家，前半辈子花了2/3的时间从社会的肚子里把财富给掏出来，后半辈子再花1/3的时间把这些钱塞回去，听听，从社会的肚子里掏出来，这画面感是不是跟异形似的？是不是让你觉得资本家每一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但是朋友们，咱们得把情绪先收一收，咱们动动脑子想一想，斯坦贝克写小说是一把好手，但讲经济逻辑，他可能连菜市场的大妈都不如。索威尔在这里极其犀利的指出了一个被无数知识分子故意忽略的事实。那些顶级富豪，比如当年的钢铁大王卡内基、汽车大王福特、石油大王洛克菲勒，或者是咱们现在熟知的那些科技大佬，他们发财是因为把东西卖贵了吗？恰恰相反，他们之所以富可敌国，是因为他们把原本昂贵的东西变得极度便宜了。

当年的福特汽车那是把汽车这种原本属于皇亲国戚的奢侈品，把价格打到了地板上，让普通的美国工人稍微努力也能买得起；洛克菲勒的标准石油公司把煤油的价格降到了原来的零头，让穷人晚上也能点得起灯看书。这就是奥地利学派常说的消费者主权。这些所谓的强盗大亨，他们之所以能堆起金山银山，是因为他们极大地扩展了客户的数量，他们提高了数百万人的生活水平，这是一场正和博弈，这根本不是一个我抢了你，你就穷了的过程，而是一个我创造了财富，我也带着你把日子过好了的过程。

但是在那些知识分子的嘴里，这些创造财富的人变成了经济皇族，知识分子们特别擅长发明这种吓人的词汇，什么剥削吸血，但他们从来不回答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当洛克菲勒把油价降下来的时候，他到底抢劫了谁？这其实就像咱们现在你看着快递小哥抱怨送外卖辛苦，你看着网约车，司机在那个APP上空跑焦虑，你会觉得是平台太黑，是资本家在吸血，但如果咱们回到20年前，没有这些平台，这些劳动力可能连这种被剥削的机会都没有，只能回老家蹲墙根吹牛逼，或者去地里刨食靠天吃饭。

商业不是圣人做的事，这点我也承认，公司里做坏事的人不比政府里或者大学里少，但是这章的核心在于，知识分子们默认了一个前提，财富是现成的，像天上掉下来的馅饼，而实际上财富是被生产出来的，如果你不明白这一点，你就会像个巨婴一样坐在餐桌前大骂，为什么厨师吃的比我好？这不公平。

接下来索维尔老头子要揭穿一个更大的魔术，这个魔术骗了全世界好几代人，也是现在的媒体最喜欢用的财富密码，就是关于贫富差距扩大的谎言。你们肯定在新闻上，在短视频里，在广场舞大妈的闲聊里听说过，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顶层20%的人拿走了多少财富，底层20%的人多么惨，听着是不是特绝望？是不是感觉阶级固化了，奋斗没用了，不如直接回村里躺平算了。

且慢，索维尔告诉你，这完全是把统计类别和有血有肉的人给搞混了，这是一个非常狡猾的偷换概念。咱们举个最通俗的例子，假设有一家酒店，甚至就像咱们大学旁边的快捷酒店，有些房间是顶楼豪华套房，有些是地下室的大通铺，我们要统计一下，肯定是住顶楼的人最有钱，住地下室的人最穷对吧？如果咱们只看房间，那个顶楼套房永远是富人住的，地下室永远是穷人住的，这个贫富差距可能永远都在会不会拉大。但是住在里面的人是流动的，今天住地下室的可能是刚毕业来大城市打拼的小伙子，白天去面试被拒，晚上回来吃泡面，但过了10年，这小伙子可能就搬到3楼标准间去了，再过20年他可能混成高管住顶楼去了；而原来住顶楼的那个老头可能破产了，或者退休了收入锐减，搬出去了。媒体最喜欢干的事就是盯着地下室和总统套房这两个空框子看。

索维尔引用了美国财政部和国税局实打实的数据，那是跟踪具体肉身的数据，不是跟踪统计类别的数据，结果怎么样？吓你一跳。那些在1996年处于收入最底层20%的人，到了2005年，他们的收入增长了91%，翻了快一倍，朋友们，很多人早就跳出了底层，甚至冲进了中产。而那些一开始就处在顶层20%的人，他们的收入只增长了10%，更夸张的是那些最顶尖的1%的超级富豪，他们的收入实际上是下降了约26%。为什么？因为穷人大多是年轻人，没经验，没技术，工资低，但人是会成长的，你会学技术，你会跳槽，你会积累人脉，这就是所谓的人力资本积累。

随着年龄增长，大多数人都会从底层往上爬，这就是所谓的莫欺少年穷。而那些富豪榜上的人竞争多激烈，今天你是首富，明天你可能就去喝茶了，后天你的公司可能就因为技术路线错误倒闭了。顶层0.1%的名单其实是一个旋转门，里面的人换的比走马灯还快，但是知识分子和媒体不关心这个，他们就喜欢盯着顶层和底层的框框看，他们会说你看底层20%的人收入没怎么涨。废话，原来的那一拨人早就升职加薪跑去中层了，现在填进底层的，是新毕业的大学生或者是新来的移民，这个底层的框框里永远装的是新人，这能说明什么问题？什么也说明不了！这就像咱们看那些所谓的留守老人或者空巢青年的报道，媒体总喜欢把这描绘成一个固定的悲惨阶级，但实际上每个人的人生都是动态的。你20岁的时候可能是个穷光蛋，为了省两块钱公交费，宁愿走三站路；你40岁的时候可能家里的顶梁柱，开着车带全家去露营；等到你80岁了，你可能又变成低收入群体了，因为你退休了。所以别被那些阶级固化，寒门再难出贵子的宏大叙事给吓尿了，那是统计学的把戏，不是你真实的人生。

还有一个特别能忽悠人的数据叫家庭收入中位数。很多专家喜欢拿这个说事儿，说你看过去几十年家庭收入根本没怎么涨，美国梦碎了，全世界的打工人都得绝望。我给你们拆解一下这个骗局，这叫分母的轨迹。索维尔指出，从60年代到现在，所谓的家庭收入增长缓慢，有一个核心原因被那帮读书读傻了的人给忽略了，家庭变小了。以前什么叫一个家庭？那是七大姑八大姨，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加一堆孩子挤在一个屋檐下，那时候一家五六口人是常态。现在年轻人一言不合就搬出去自己住，不婚保平安，甚至稍微有点钱的老头老太太也自己住，不跟儿女掺和。这100块钱以前是5个人分，现在是1个人花，数据在那摆着呢。1970年21%的美国家庭5个人以上。到了2007年，这个比例掉到了10%。如果你只看户均收入确实涨得慢，但是如果你看人均收入，那是蹭蹭往上涨。这几十年人均实际收入翻了一倍都不止，把这种人均收入的暴涨，硬生生说成是生活水平停滞，这不仅是数学不好，这是坏！这是为了贩卖焦虑，为了证明资本主义要完，为了证明我们需要大政府来救命，而且你们发现没有？越是穷的家庭人口往往越少，这不是因为穷人生不起孩子，而是因为统计里的低收入家庭，很多时候就是刚毕业独居的大学生，或者是领退休金的独居老人，而高收入家庭往往是两个正值壮年的双职工，再加上还在啃老的成年子女，哪怕每个人赚的钱一模一样，四口之家的总收入也肯定是独居者的四倍，这能叫贫富差距吗？这叫人口结构的差异。这就像是你把一块披萨切成四块，现在切成八块，然后你大喊，天哪。现在的披萨变小了，你说这仅仅是数学不好？不。这是脑子不好。

所以当有人拿着家庭收入数据来告诉你，日子越过越惨的时候，你得长个心眼，这就好比你看着现在的年轻人都不结婚，都喊着断子绝孙，然后你得出一个结论说现在的年轻人身体素质不行了，这不扯淡吗？这是生活方式变了。

现在咱们进入一个更深层次的讨论，也是咱们中国人最容易纠结的地方，更是圣母心泛滥的重灾区——道德。咱们从小受的教育是啥？是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是按劳分配，是只要你努力了，你就该得到回报。这种思维在现在的考公大军里特别流行，大家觉得我只要背书背的够多，我就该拿铁饭碗。但是索威尔狠狠的打碎了这个幻想。他告诉我们经济学不讲道德，只讲生产力。这就好比说有一个心地善良的老好人，他每天在那用勺子挖运河，累得半死，满手是血泡；另一个人是个脾气古怪的混蛋，但他开着挖掘机半天就把活干完了。从道德上讲可能老好人更改感人，特别值得歌颂。但是市场会给这个影响，肯定给开发区的，因为市场不在乎你流了多少汗，市场只在乎你给别人提供了多少价值。这就是为什么帕瓦罗蒂唱一首歌，赚的钱比一个在街头卖唱的辛苦一辈子赚的还多。不是因为帕瓦罗蒂比街头艺人道德高尚，而是因为有成千上万的人愿意花钱听帕瓦罗蒂，而没人愿意花钱听鸭公嗓，这就是最残酷也最真实的现实。

生产力不等于优点，你可能是一个完美的父亲，一个孝顺的儿子，一个遵纪守法的好公民，但如果你的技能是这个社会不需要的，或者你的效率太低，你的收入就是会低；反过来哪怕你是个私生活混乱的混蛋，只要你能搞出大家都抢着要的芯片，或者你能把球踢进该死的球门，你就能赚大钱。很多知识分子接受不了这个，他们觉得这不公平，他们想要一种神一样的视角来重新分配财富，让那些好人赚钱，让那些努力的人赚钱，他们甚至想把这种道德焦虑变成一种精神大力丸，到处兜售。但是朋友们想一想这得多可怕。谁来当这个神？谁来定义谁是好人？难道让那帮坐在办公室里喝咖啡，连韭菜和小麦都分不清的专家来定义吗？哈耶克早就说过，所谓的社会正义常常是一个海市蜃楼。如果我们非要把收入和品德挂钩，我们需要的就不是一个市场经济，而是一个集权的一言堂。而且咱们还得面对一个更扎心的现实：一个人的生产力很多时候确实不是完全由自己决定的，你生在什么家庭，你爸妈有没有钱供你读书，甚至你有没有天生的好嗓子好脑子，这些都是运气。是的，运气很重要！但是这不代表我们就应该因为别人的运气好而惩罚他们，或者因为别人的运气不好，就必须把整个社会的规则推倒重来，我们能做的是提供机会，是让穷孩子也能上得起学，让只有一把力气的工人也能找到工作，而不是在那搞什么劫富济贫的所谓正义。

最后咱们来聊聊这一章里最接地气，也是最容易让人产生误解的一个话题，这简直就是给那些圣母婊们的一记响亮耳光，穷人就要多花钱，这听起来简直是混蛋逻辑，对吧？穷人本来就没钱，怎么买东西反而更贵。知识分子们看到这个现象，立马就炸毛了。他们会说，你看，这是商人的贪婪，这是种族歧视，这是对弱势群体的剥削。比如在那些贫民窟，或者是咱们城乡结合部的地方，超市里的东西确实比市中心大卖场要贵，而且质量还差，银行也不愿意去那开分行，穷人借钱只能找高利贷，找那种9出13归的地下钱庄。这时候正义感爆棚的知识分子和政客们出场了，他们大笔一挥，出台法律限制最高利率，打击高价商品，谁敢把钱借给穷人收高息，谁就是吸血鬼，该抓起来！听着是不是特解气？是不是觉得给底层人民出了一口恶气？但是所谓的老头子冷冷的告诉我们，这种善意通常是穷人最大的灾难，为什么穷人区的物价高？是因为那是商家故意使坏吗？动脑子想想，那种地方治安差，小偷小摸多，犯罪率高，开个超市三天两头被0元购，保险费都比别的地方贵几倍，再加上这种地方大家购买力低，买不起大包装的东西，商家没法搞薄利独销，进货成本自然就高，这一切都是成本！价格只是传递了这个成本信息的信使，高价格在尖叫，这里的生意难做，你把信使杀了，成本还在那摆着呢。再说让无数人深恶痛绝的高利贷或者现在的网贷，为什么利率那么高？因为借钱给穷人的风险大，借给比尔盖茨100万，他肯定还；借给一个吃了上顿没下顿，工作都不稳定的日结大神，这钱大概率是打水漂了。如果你强行规定利率不能超过10%，结果会怎么样？结果不是日结大神们能借到便宜的钱了，而是根本没人借钱给他们了。正规的金融机构一看，这点利息，连我审核资料的成本都不够，更别提坏账风险了，我不玩了还不行吗？于是由于美国某些州限制了利率，大量的发薪日贷款公司倒闭，那穷人急需用钱怎么办？孩子发烧了要看病，电动车电瓶被偷了要买新的送外卖。这钱从哪来？原本他们可以咬咬牙付点高利息渡过难关。现在好了，合法的路被堵死了，他们只能去借真正的黑社会高利贷，或者干脆去偷、去抢，或者只能眼睁睁看着孩子病着，那些高喊着保护穷人的知识分子们，他们住在高档社区，有信用卡、有公积金，他们根本理解不了那种急需500块钱救命的窘迫，他们用自己的道德洁癖剥夺了穷人最后的选择权。就像有人说的，只有傻瓜才会觉得把穷人的破棉袄扒下来扔掉，穷人就能穿上貂皮大衣，实际上把破棉袄扒了，穷人就只能冻死。这群好心人用高尚的道德情操铺就了一条通往地狱的道路，他们自我感动完了，拍拍屁股走了，留下一地鸡毛和更惨的穷人。

好了。这一章的内容咱们拆解完了，为什么这些甚至拿过诺贝尔奖的知识分子，会犯这种连街头卖烤冷面的小贩，都懂得常识性错误？这不仅仅是智力问题，这是神学问题，这是一种理性的自负，他们不相信千千万万个体的自发选择，不相信市场。他们迷信一个全知全能的顶层设计，他们认为自己拥有特殊的知识，可以这样玩“模拟城市”一样规划社会，如果现实不符合他们的模型，那一定是现实错了，这更是一种细度的制度化。在他们眼里不平等本身就是原罪，他们潜意识里渴望的是一种均贫富的伊甸园，这其实源于古老的诺斯替教派思想，认为现实是邪恶的，必须通过掌握某种秘传知识来得救。

对现代公知来说，这套秘传知识就是凯恩斯主义、社会工程学和再分配理论。现在的网络上到处都是贩卖这种情绪的贩子。他们告诉你，你的穷是因为资本家坏，是因为社会不公，是因为还没等到完美的分配方案。他们把你描绘成一个永远无法翻身的受害者，把你关在一个叫底层的笼子里，然后给你为一种叫怨恨的饲料。这种饲料吃起来很爽，让你觉得自己站在了道德的高地上，但这玩意儿有毒，它会让你忽略一个事实，在这个虽然不完美，但依然在运转的市场经济里，流动性是存在的。送外卖的小哥，在直播间装疯卖傻，想要火一把的大姐，在流水线上把眼睛熬红了的小妹，他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试图在统计表格里往上爬一格，甚至包括你们正在听我瞎扯淡的你们，你们可能正在为考公上岸掉头发，可能正在为那点可怜的工资跟老板斗智斗勇，或者正在为了网贷的窟窿发愁，这都很苦，真的很苦。我不灌鸡汤，生活就是这么糟心。但是相信那些零和博弈的鬼话，相信只要把富人挂路灯，自己就能变富的鬼话，是没有任何出路的。

历史上无数次有人试图通过消灭富人来消除贫困，结果呢？结果只是把大家都变成了穷人。除了那几个分蛋糕的人。我们真的应该警惕的不是那些通过降价把产品卖给你的企业家，而是那些整天想要替你做主，想要限制你选择权，想要用漂亮的词汇来掩盖经济规律的知识分子和道德家，他们不生产粮食，不生产衣服，他们只生产主义和愤怒。

当你听到有人说为了保护你，我们决定禁止这个、限制那个的时候，你一定要摸摸自己的钱包，看看自己的选择权是不是又少了一个。记住你的钱包不归统计局管，归你自己管。在这个充满了不确定性的时代，学点奥派经济学，不是为了让你发财，而是为了让你不至于在被人卖了的时候还在那儿帮人数钱。

现在我们开始讲知识分子与社会的第四章“经济系统”。索维尔说，经济学这门学科之所以存在最根本的原因就一个，这个世界上大家想要的东西永远比现有的东西多。你想要是咱们活在伊甸园里，树上结的是满汉全席，河里流的是酱香茅台，想要啥伸手就有，那还要经济学家干嘛？还要上班演繁忙干嘛？还要35岁被优化干嘛？大家彻底躺平不就得了。但现实是资源是有限的，欲望是无限的。所以不管你是搞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还是以前那种封建领主制，任何一个经济系统除了组织生产，它还有一个最招人恨，但也最无可奈何的任务，就是得想办法阻止人们完全满足自己的欲望，他必须得把这种稀缺的信号传达给每个人。在市场经济里，这个传达信号的信使是谁呢？就是价格。你想买房子，我也想买房子，可好地段的房子就那么多，怎么办？大家竞价，价格涨上去，就是为了告诉那些钱不够的人，这玩意稀缺，您先看看别的。这听起来有点残酷，对吧？就像咱们相亲遇到的天价彩礼，其实也是一种残酷的信号，告诉你某种资源竞争有多激烈，可就在这个时候，那些自以为不爱的知识分子们跳出来了，比如大哲学家约翰.杜威，还有写剧本的萧伯纳，甚至大数学家罗素，这帮人就像是一个因为发烧而要把温度计砸烂的疯子，指着水银柱说，看，这根玻璃管子害我体温升高的，这帮大知识分子的逻辑就是把传达坏消息的信使给杀了。

约翰.杜威觉得市场经济是在为了个人利益而维持人为的稀缺，萧伯纳也觉得资本主义的原则就是限制产出；罗素更绝，他把市场经济形容成一群阔绰的拦路强盗，守着矿产资源管全世界收过路费。我每次读到这儿都想笑，这帮大知识分子在学术领域那是泰山北斗，但在经济直觉上，可能还不如一个在集贸市场躲城管的小贩。他们觉得只要修改了制度，那种潜在的丰裕就能变成现实。这话听着多好听。像不像现在那些卖道德伟哥或者精神大力丸的脑残片广告？他们告诉你，只要听我的，大家都能过上不缺钱，不加班，买房不遇烂尾楼的好日子。索维尔就问了，既然杜威老先生觉得现有的制度不好，那您能不能举个例子，现实世界里哪套制度产生的丰裕比这套更多，结果杜威不说话了。这在知识分子圈子里是个常态，只要你的观点符合大家的共同愿景，只要你听起来是在为民请命，那你就不需要证据，甚至不需要逻辑。就像很多21世纪的历史学家随口就来一句，资本主义创造了赤贫的劳工大众。

朋友们，咱们得动动脑子，资本主义之前，劳工们难不成是在夏威夷度假吗？如果资本主义真的创造了贫困，那些原本在乡下种地收麦子，满脸泥土的农民，为什么要成群结队的往城里的工厂跑？难道他们疯了？非要放着以前那种丰裕的日子，去给资本家打工受罪？这种逻辑就像是说送外卖导致了年轻人没出息。可问题是如果没有送外卖这份活，很多年轻人可能连这份辛苦钱都赚不到，只能在老家蹲墙根吹牛逼，或者在村口看老头钻发廊，最后去搞个拼单买临期食品，现实往往是这些劳工在进入工厂之前，日子过得更惨，只是知识分子们习惯了坐在书房里想象田园牧歌，却看不见底层人在泥里的挣扎。

索维尔举了个特别有意思的例子，就是关于杀掉信使的现代版，比如说现在有些银行拒绝黑人贷款的比例比白人高，知识分子一拍桌子，这是种族歧视，这是道德沦丧。但索维尔带我们去看事实，很多时候负责审批贷款的人根本看不见申请人的脸，他只看纸面上的信用分数、财务状况。结果发现黑人拥有的银行拒绝黑人贷款的比例同样很高，而白人拥有的银行拒绝白人的比例竟然比拒绝亚裔的比例还要高。为什么？因为亚裔的平均信用评分就是比白人高，而白人的就是比黑人高，这是经济现实。银行只是在传达这个现实，你的信用不够，借钱给你风险太大。可媒体不喜欢这种枯燥的经济解释，媒体喜欢的是道德叙事，是黑白对立，是穷人被欺压，因为这种道德大力丸好卖。要是把亚裔和白人的对比数据放进去，这场戏就演不下去了，这事儿就变成了一个平淡无奇的信用风险问题，这就牵扯到了本章的第二个核心议题，“混沌与竞争”。

很多知识分子总觉得如果没有政府出来规划、控制，这社会不就乱套了吗？那不就成了一片混乱吗？这帮精英总有一个迷思，没有政府的计划和控制，经济就会陷入混乱。约翰杜威就说过得有全面的计划，否则社会就是一场意外、浪费和痛苦的延续。在他看来，要么是明智的计划，要么是盲目的漂流，中间没有第三条路。但索维尔用自然界打了个比方，真是绝了，这直接就是哈耶克自发秩序的自然版。他说你去看一片原始森林，没人去规划哪棵树长在哪吧，没有任何一个林业局长在那瞎指挥，但森林里乱吗？一点都不乱，植被在山坡上的分布是有系统规律的，海拔低的地方长这种树，海拔高的地方长那种树，到了珠穆朗玛峰顶上啥也不长。这是谁计划的？没人计划，这是由于温度、土壤这些系统性因素决定的。每棵树都在争夺阳光、水分和土壤；动物也一样，鱼在水里游，鸟在天里飞，这也不是它们商量好的，而是环境竞争和系统筛选的结果。这就是索维尔想告诉我们的，没有中央计划，不代表就是混沌。要是真按知识分子的思路，非得找几个聪明绝顶的专家，坐在办公室里，按计算器，算出全中国明年需要多少条裤子，多少颗螺丝钉，那才叫灾难。索维尔冷冷地嘲讽道，这帮人连自己晚饭吃吃什么都经常纠结半天，却觉得自己能规划几亿人的生活。其实这种系统性思维，早在200多年前的经济学家那里就是常识了，不管是亚当斯密还是卡尔马克思，其实都承认这一点。

说到这儿大家可能奇怪了，马克思也承认？没错。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分析得非常透彻，他认为竞争产生的结果根本不以资本家的意志为转移，咱们这就得聊聊系统性因果和意图性因果的区别了。知识分子那是典型的意图性因果思维，看到坏结果，就一定要找个坏人。穷人多了，那是富人太坏，工资低了，那是老板心黑，这种思维和中世纪抓女巫没啥区别。而经济学家讲的是系统性因果，比如说一个资本家发明了新技术，能降低成本，他为了抢生意就得降价。别的资本家一看，也赶紧跟进，结果大家都得降价，这个过程资本家自己也控制不了，它被系统推着走。

马克思还分析过经济危机，他说一个生产者生产的东西，他没有选不选择卖掉的自由，他必须得卖。危机来的时候，他想卖也卖不掉，或者得赔本卖，这也不是他主观想亏钱，而是系统出了问题。所以我想跟那些整天做着彩票梦暴富，或者在A股里被割成韭菜，还骂庄家的朋友们说一句，咱们个人的那点主观意志，在宏大的经济系统面前，真的就像大海里的一叶扁舟。真正的经济学研究的是那种无人策划却有序产出的模式。可惜很多像杜威这样的知识分子根本不理解这种系统性因果关系，他们觉得要是没有人出来管，那就是原子式的个人主义，就是自私自利，他们把反对计划的人形容成是一群感情用事的怪物。但索维尔说这哪是感情问题，这是经济常识问题。牛津大学的罗纳德沃金教授甚至嘲讽这种系统因果论是愚蠢的信念，觉得它像什么隐形的手，能让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自动结合，结果现实啪啪打脸。

当初德国分成了东德和西德，朝鲜半岛分成了北边和南边，同样的民族，同样的文化，一边搞计划，一边搞市场，结果大家都有目共睹，这可不是什么信念，这是拿命试出来的真理。在市场经济里竞争强制性的让成千上万个人的决策互相协调，这就像我们在农贸市场买菜卖菜的贵点卖，买菜的想便宜点买，大家在那讨价还价，最后达成一个都能接受的价格，价格就反映了现在的供需。

亚当斯密被尊为自由市场的祖师爷，可他在书里对商人的评价比马克思还低。他说商人聚在一起就没好事，肯定是在商量怎么坑消费者？但他认为市场的妙处就在于商人虽然自私，但只要有竞争，他就不得不为了自己的利益去讨好消费者，这就是那只著名的看不见的手。而那些所谓的社会计划者，他们口中说着为了社会利益，实际上是用他们那几个人的脑袋去代替几千万人的脑袋，这种所谓的规划，其实是强行用政府的计划去压制几百万人的个人计划。

赫伯特.克罗利，那是当年美国进步主义运动的大牛，他把杰斐逊主张的小政府称为漂流政策，而把汉密尔顿的大政府主张成为对国家利益的英明维护。我听了这话就觉得耳熟，这不就是咱们平时常听到的那种论调吗？要有大局观，要相信有关部门的统筹规划。在这种观念里进步只能靠那几个代理决策者，而不是靠咱们这些送外卖的、打螺丝的、摆摊的小老百姓自己努力。索维尔接着又戳破了一个知识分子最爱用的粉红泡泡，就是那句著名的要为了使用而生产，不要为了利润而生产，这话听着多高大上，仿佛利润是某种肮脏的东西，而使用则是纯洁的。但问题是没用的东西，谁会花钱买？没人花钱买，资本家哪来的利润？所以为了利润而生产，本质上就是为了别人觉得有用的东西而生产；而所谓的为了使用而生产，实际上是想让一帮第三方的代理人来决定，我觉得你该用什么你才能用什么。在苏联时期这种为了使用的计划经济闹出了无数笑话，仓库里堆满了没人要的左脚鞋子，或者几百万个没地方用的裤子扣子。但人们想买斤粮食，买件像样的衣服，却得在大雪天里排几个小时的长队。这像不像咱们现在有些地方搞的形式主义工程，花大钱建个广场，结果没人去，最后成了广场舞大妈骚老爷们互殴的战场，真正需要的停车场，菜市场却没地儿建。

讽刺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就预见到这种后果。恩格斯在给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写序言时，就说，如果没有价格波动的信号，谁能保证咱们不会在甜菜塘里淹死，在土豆烧酒里溺亡，却连遮羞的裤子都穿不上。杜威这种人总觉得要把利润动机给压制下去，但正如索维尔所说，最重要的问题是谁来做决定？是几千万消费者在市场上用钞票投票，决定什么东西该生产，还是几个自以为聪明的专家坐在办公室里拍脑袋，决定咱们该吃什么穿什么。

知识分子还特别喜欢把经济学戏剧化，油价涨了，那是贪婪；工资低了，那是缺乏同情心。这种解释多爽，直接把复杂的经济问题变成了善恶中间的戏曲，跟看那些手撕鬼子的神剧一样过瘾。但索维尔反手就是一个耳光，如果是贪婪决定了价格，为什么石油巨头不把油价定到1000块一升？难道是因为他们星期二比较贪婪？星期三突然良心发现降价了吗？当然不是，那是系统性的技术进步和竞争压力，逼得他们不得不降价。如果价格只是知识分子眼中的人为建构，那政府只要下一道命令，规定人人都有的住的廉价房，人人都看得起的低价医疗，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历史上搞这种价格控制的国家多了去了，结果无一例外，价格控制到哪儿？短缺就跟到哪儿？你想控制房租？好，房东一看没钱赚，再也不修房子了，也不盖新房了。结果就是大家挤在破破烂烂的漏雨房子里，或者干脆流落街头，那些想在城里找个窝的年轻人，最后只能去离市中心几十公里的地方日结睡桥洞。为什么知识分子看不见这些历史教训呢？因为他们不需要看，在他们的圈子里，只要大家的观点一致，只要听起来政治正确，那就足够了。验证事实，那是我们这些老粗才干的事。

所谓还提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误区，叫做零和博弈的经济观。很多知识分子，比如著名的哈罗德拉斯基，觉得资本和劳动的利益是根本对立的，这就像有一块现成的蛋糕，你多吃一口，我就少吃一口。我在街头看大妈们为了拼单买临期食品吵架，或者为了抢半价鸡蛋互殴，那确实有点零和博弈的意思。但在宏观经济里蛋糕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资本和劳动合作烤出来的。如果你非要站队，非要为了保护劳方而去死磕资方，结果往往是蛋糕根本就考不出来，最后大家一起饿肚子，比如那些所谓的保护劳动者的最低工资法，听起来多温暖。像不像道德伟哥？

但你从经济系统看，如果一个年轻人的技能只值每小时30块钱，你非要法律规定必须付50块，那老板会怎么做？老板不是傻子，他会直接不雇佣这个人，或者用机器代替他。结果，那些最需要工作经验，最需要走出第一步的贫困年轻人，反而彻底失去了工作的机会。他们在家里蹲着，技能退化，最后可能变成彻底的躺平一代，甚至沦落到去搞网贷补窟窿。在欧洲很多国家年轻人失业率高达20%，这很大程度上就是那些善良的知识分子们推动的法律给闹的。房租管制也一样，在开罗，在墨尔本、在纽约只要一搞房租管制，房源立马消失，房东宁愿把房子空着，或者改成写字楼，也不愿意租给穷人，最后受益的是谁？往往是那些已经住在里面，不打算搬走的有钱人。索维尔还点名批评了麻省理工学院的莱斯特.斯诺教授，这位仁兄写了一本书叫零合社会，在知识分子圈子里火得一塌糊涂。斯诺教授在书里大倒苦水，说美国这50年的就业记录太烂了，一会有萧条一会有战争，他觉得政府必须出来重组经济，给每个人提供工作，所谓反手就甩出一堆事实，其实美国当年的失业率比那些搞了大政府干预的西欧国家低得多，而且瑟罗预测1980年以后会更糟，结果里根上台搞了跟色罗相反的一套，减税放权，结果美国迎来了20年的经济大增长。斯诺教授这种精英知识分子，虽然在学术地位上如日中天，但他在事实面前错的离谱，可为什么这帮人还是能掌握话语权，还是能在纽约时报，在各大杂志上指点江山，因为他们擅长文字游戏。

杜威喜欢说社会化组织的情报，有组织的社会重建，这些词多高级，其实翻译成大白话就是让咱们这帮人说了算，你们这帮老百姓老老实实听指挥，他们把政府称为社会，搞得好像政府就是民意的完美化身，这就叫利维坦假装成慈父。但索菲尔提醒我们，政府不是抽象的，政府是由政客、官僚和法官组成的，这些人也有自己的小算盘，也要养家糊口，也要为了考公上岸或者保住乌纱帽而演戏。市场里的决策者如果错了，会有红字——也就是亏损来教他做人；你开个餐馆，味道不好，服务太差你就会赔钱，最后倒闭。这种反馈是强制性的，你没法靠说漂亮话来蒙混过关，但在政治领域反馈非常迟钝，一个政策搞砸了，后果可能要10年后才显现，到时候当初做决定的政客早就退休去抱孙子了。而且政客最擅长的事就是甩锅，只要选民还没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只要还没发生那种一眼就能看出来的，没法推卸的大灾难，政客就能一直演下去，他们不需要对结果负责，他们只需要对听起来好不好听负责，这就像庸医治死了人，然后说都怪病人身体太差，下次我要加大剂量！这就是权力的傲慢与责任的缺失。

索维尔在这一章的最后感叹道，为什么人们会觉得把经济决策从那些直接利益相关的人手里拿走，交给一帮不需要为错误买单的第三方，会产生更好的结果？这大概是因为知识分子们提供了一种虚幻的掌控感，他们让我们觉得这个充满稀缺和无奈的世界是可以被某个聪明人设计好的。但我想说。咱们得清醒点，生活不是剧本，经济不是模型，当你听到某个专家又在建议，为了大家好而要限制这限制那的时候，你得摸摸自己的口袋，想想那只看不见的手，再看看那些坐在高位上从不担心交不起房租的人。别做那个被砸碎的温度计，也别做因为听说0和博弈就去抢半价鸡蛋的大妈，承认常识，拒绝煽情。

咱们现在要啃的是全书的第五章。说实话，这一章的内容要是搁在现在的网络环境里，那绝对是深水炸弹级别的，因为他动了太多人的奶酪，也戳破了太多被咱们奉为准则的所谓真理。这一章的标题叫做“政府与经济”。但我看不如叫做当理性的自负遇上真实的巴掌。咱们先从一个生活里的荒诞场景聊起，想象一下，你现在坐在街角一个破旧的理发店里，那个老头正给你推着寸头，你只是想要个清爽的发型，结果那个洗头房的老头非要拉着你聊发丝的生长，如何折射出城市化的阵痛，还不时停下手里那把生了锈的剪刀去挨到北极那块快化了的冰川，你急不急？你心里肯定在想，老头你特么先把老子脑袋上的头发剪齐了行吗？这就是咱们今天这个世界的写照。

那些整天坐在空调房里，手不沾泥，连个煎饼果子都没摊过的知识分子，总想给满头大汗的生意人当爹，老索在这章里，那是拿着手术刀精准的捅进了这帮导师的腰眼上，把他们对经济的傲慢与偏见切的是血肉模糊。咱们今天就把这一章给它嚼碎了。

咱们先说商业这个词，在咱们这个时代大家活的都不容易，毕业了去打螺丝，两班倒累得像条狗，送外卖，为了不超时在那儿闯红灯，结果被车撞了，晚了一分钟还要被客户投诉，好不容易考公上岸了，发现是在基层演繁忙，整天填那些没完没了的表格。要是做生意，满大街的旺铺都贴着转让，理财产品全部腰斩。这时候你心里是不是特别渴望有个青天大老爷，或者一个绝顶聪明的专家，来把这些贪婪的资本家给整治一番。

索维尔告诉咱们，知识分子就是这么想的。书里提到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那些从来没做过生意，甚至连个小卖部都没开过的知识分子，往往觉得自己比谁都懂怎么经营企业，他们觉得老板给工人的工资低了，那是老板黑心；老板赚的钱多了，那是老板贪婪。咱们来看看列宁同志当年的暴论，列宁是谁？那可是革命导师。但他对做生意这事当初是咋看的？他说经营企业这事那是极其简单的操作，只要是任何一个识字的人都能干，在他眼里所谓的首席执行官和流水线上打螺丝的没区别。会计、计算、控制，这就是经营的全部，这是一种典型的机械唯物主义视角。

朋友们听到这儿你们是不是想笑？这就好比一个从来没下过厨房的杠精，指着米其林大厨说，你不就是把菜扔锅里搅和两下吗？是个活人都会。凭啥你一道菜卖几百块？结果现实那是真打脸。列宁掌权仅仅三年，那还是在他所谓的后资本主义经济里，他自己都不得不承认经济面临着毁灭饥荒和破坏，为啥？因为被他瞧不起的简单的市场机制被他废了，最后咋办？列宁不得不180度大转弯，搞了个新经济政策，重新把那个被他骂走的市场老师傅请回来救命。这一救苏联经济才开始复苏，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测试经营企业很容易理论，结果是灾难性的失败。可悲的是这种失败在20世纪的地球上被无数国家反复重演。

直到20世纪末，连那些古老的东方大国都开始搞市场经济了，这事儿才算有个定论。但是咱们现在的知识分子改了吗？并没有。咱们看看美国前总统西奥多罗斯福，这哥们也是个典型的知识分子型政客是个学霸，出过十几本书，他就说过一句特别傲慢的话，他说跟有钱人聊天真累，你以为掌管着大企业的百万富翁是个啥人物，结果一聊，除了他的生意他啥都不懂。我读到这儿的时候，差点把嘴里的茶喷出来。这就好比你指责迈克尔乔丹，除了打篮球你还会个啥？你会解微积分吗？你会写十四行诗吗？不会？那你就是个废物！这就是典型的用知识分子的标准去衡量非知识分子在商业领域成功，不需要你是百科全书，不需要你会写漂亮的散文，商业需要的是专注，甚至是偏执，你需要对成本，对市场对消费者的口味有极度的敏感。

贝比鲁斯不需要是文艺复兴全才，鲍比费舍尔也不需要懂农业，但他们在自己的领域就是神。知识分子们看不起商人，觉得商人俗，觉得商人没文化，但是正是这些没文化的商人，把石油价格打下来了，把汽车变成了普通人买得起的工具，把物流搞得像今天这么发达。这就引出了另一个知识分子特别爱用的词，社会责任。现在的企业不光要赚钱，还得搞什么企业社会责任。伍德罗威尔逊，这位当总统前是普林斯顿大学校长的老兄，就说过如果一个人做生意只是为了赚钱而不考虑社区的整体利益，它就是不合法的。这话听着多顺耳，多有道德感，简直就是给大众发的精神大力丸，或者是道德伟哥，但是我要给大伙泼盆冷水，啥叫社区的整体利益？这玩意儿谁来定义？是卖水管的商人吗？还是坐在办公室里喝咖啡的官员？

首先来说，这简直就是要求商人变成哲人王。一个做水龙头的厂家，他的本分就是把水龙头做好，不漏水，价格便宜这就够了。如果非要逼着他去思考他的水龙头对人类命运有什么影响，最后的结果只能是水龙头越来越贵，质量越来越差，因为他的精力都用来搞这些虚头巴脑的政治正确了。这就像咱们现在有些专家呼吁外卖平台要有社会责任，要照顾骑手，要照顾商家，要照顾消费者，结果平台为了应付这些指责，搞出一套又一套复杂的算法，最后骑手困在系统里，商家利润被压榨，消费者还是吃不到热乎饭。（注：倒因为果了。事实是平台搞出了复杂的算法，让骑手、商家、消费者都受到了平台的压榨，然后才有专家提出平台要有社会责任。）

约翰.杜威，这位美国教育学的大佬也跟着起哄，说工人们也应该有社会事业，不能光顾着干活拿钱。我想问问杜威大爷，一个在流水线上打螺丝的小伙子，或者一个在写字楼里熬夜做演示文稿的姑娘，他们累得回家只想躺平，你还要求他们去思考工作的社会意义，这不是何不食肉糜是什么？

知识分子们总是喜欢把自己想象成天使，站在道德的高地上，西奥多.罗斯福就说，我们站在世界末日的战场上，为上帝而战。这调门儿高的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是摩西呢。他们的目标就是那些通过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来赚钱的商人，只要你赚钱了，你就是剥削了工人？就是欺诈了消费者？这种道德情节剧，咱们是不是很眼熟？现在网上那些骂拼多多的文章，说他压榨供应链，说他搞乱市场，但就是不提拼多多，让五环外的大妈们买到了便宜的卫生纸。你把最核心的一点，消费者受益给过滤掉了。那剩下的可不就是资本家的贪婪罪证吗？

接下来咱们聊聊这一章里最烧脑也最精彩的部分，关于权力和控制的定义，知识分子们特别擅长玩文字游戏，他们把自由和权利这两个词的意思给彻底颠倒了。在咱们普通人的理解里，啥叫自由？自由，就是没人拿枪指着你的头，你想干啥干啥；啥叫权利？权力就是我有能力强迫你干你不想干的事。但是，在知识分子嘴里这事儿变了，他们说如果一家大公司，比如造打字机的史密斯科罗纳公司，他在市场上卖的特别好，占了50%的份额，它就是控制了市场，它就有了权力。

这时候老米得给你举个例子，假设你家门口有两家卖煎饼的，老张家的煎饼又大又脆，大家都爱买，占了这条街80%的生意；老李家的煎饼又软又塌还死贵，没人买。按照知识分子的逻辑，老张控制了这条街的煎饼市场，老张对咱们有了权力，这不是扯淡吗？老张能强迫你买他的煎饼吗？不能。他要是明天涨价，或者往煎饼里吐口水，大家立马就去买老李的，或者干脆去吃包子了。真正控制市场的是咱们这些吃煎饼的消费者，咱们手里的钞票就是选票。书里提到的史密斯科罗纳公司，1989年的时候，他卖掉了美国一半的打字机，反垄断的律师们盯着他，说他垄断，结果仅仅过了6年，1995年这公司破产了，为啥？因为电脑普及了，大家不买打字机了，如果他真的控制了市场，他怎么不禁止大家买电脑呢？所以商业上的垄断或者市场份额，那是事后统计出来的结果，不是他手里真有了生杀大权，但是，知识分子为什么要这么重新定义权力呢？

这里面有猫腻，加尔布雷斯，这位大名鼎鼎的经济学家，他的逻辑是因为大公司有权力，所以政府必须得站出来行使抗衡权力来保护老百姓。你看圈套就在这儿。如果大公司的吸引力被定义成了强制力，那么政府的真强制力就有了合法性。沃尔玛是世界上最大的零售商，厉害吧？但是如果你这辈子都不进沃尔玛的门，沃尔玛能把你咋样？他能派保安去你家把你抓来买东西吗？不能。但是政府不一样，你要是不交税，或者你不想遵守某个奇葩的规定，警察叔叔可是真会来找你的。才是真正的权力。加尔布雷斯这帮人，非要把消费者自愿选择的结果说成是企业的权力，目的就是为了给大政府干预找借口。还有关于垄断导致涨价的传说。在19世纪末，也就是美国出台谢尔曼反托拉斯法之前，那是企业巨头疯狂兼并的时代。按照现在的理论，那价格不得飞到天上去？事实恰恰相反，那个时代是价格疯狂下跌的时代，原油在1860年要卖十几美元一桶，到了19世纪末跌到了不到一美元，铁路运费跌了一半，钢轨价格跌了一半，糖、铅、锌所有东西都在跌价，为啥？因为规模效应啊，洛克菲勒的标准石油公司把炼油运输搞成了流水线，成本低得吓人，但是当时的知识分子看不到这些，他们只看到了大，只看到了富。有个叫艾达塔贝尔的女记者写了本标准石油公司时，把洛克菲勒骂得狗血淋头。但是后来的研究发现，这书里居然完全没提油价下跌这回事。这就好比现在的自媒体写文章，说某个打车平台垄断，却不提正是因为平台的算法，才让你在大半夜的偏僻小巷能叫到车。

好了，朋友们，咱们来到了这一章的高潮部分，“经济衰退和萧条”。提到大萧条，大家脑子里是不是浮现出那些黑白照片，穿着破大衣的人在寒风中排队领救济周？教科书里是怎么教的？1929年股票崩盘证明了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彻底失败，然后伟大的罗斯福总统带着新政来了，力挽狂澜。老索在这里直接把这个神话给砸得粉碎。

首先咱们看时间线，1929年10月股市崩盘，两个月后失业率是9%，到了1930年6月，失业率降到了6.3%。注意听，这时候经济其实正在自我修复，根本没到大萧条那个地步，但是就在这时候，胡佛总统开始搞事情了，1930年6月，他签署了斯穆特获利关税法，把关税提的老高，结果引发了全球贸易战，出口断崖式下跌。在这个干预措施出台后的6个月内，失业率直接飙升到了两位数。然后胡佛还没完，他呼吁企业不要降薪，他的逻辑是工人工资高了才有购买力，这话听着是不是特熟悉？但是在经济危机的时候，钱少了，物价在跌，如果这时候你强行维持工资不降，对于老板来说，实际的人力成本其实是暴涨的。

假设我是开包子铺的，以前一个包子卖两块钱，我给你发2000块工资，现在经济危机了，包子只能卖一块钱了，如果你的工资还是2000块，我就得卖2000个包子才能付你钱，可是现在大家都没钱，我上哪卖2000个包子去？这时候如果市场是自由的，我会跟你商量降点工资，咱们共度时艰，虽然你收入少了，但至少还有个工作。但是胡佛总统和后来的罗斯福总统死活不让降薪，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包子铺倒闭，你直接失业！这就是为什么大萧条持续了整整10年。罗斯福的新政在教科书里吹得天花乱坠，但在他的整个任期内，美国的失业率从来没低于过20%，直到1939年，二战都要打响了，失业率还是20%，这叫拯救了经济，这简直是谋杀了经济。

索维尔做了一个绝妙的对比。1987年美国股市又崩了一次，跌幅比1929年还惨。当时的媒体都在骂里根总统冷漠无能，呼吁里根像罗斯福那样大胆行动，但是里根做了什么？他什么都没做，他就是让市场自己去调整，结果美国经济没有进入大萧条，反而开启了长达20年的大牛市，低通胀低失业率。这是一次完美的对照实验，一边是胡佛和罗斯福的疯狂干预，导致了10年的噩梦。另一边是里根的无为而治，迎来了繁荣。可这么明显的历史事实，为什么咱们的知识分子视而不见呢？因为在那个宏大的计划途径里，他们是画图的人，他们迷恋那种上帝视角。好了，洋洋洒洒聊了这么多，老索就是想告诉咱们，

第一，别迷信那些没做过生意的知识分子对经济的指指点点，他们连个摆摊卖煎饼的账都算不明白，他们眼里的简单是对现实复杂性的无知。

第二，别被社会责任、道德、血液这些大词给忽悠了。企业的最大道德就是遵纪守法，把产品做好，其他的多半是用来博民生的幌子。

第三，别把市场份额当成强制权利，只要你能自由选择不买，那就是市场，真正的垄断通常是行政垄断。

第四，面对经济危机，政府那只闲不住的手往往是越帮越忙，大萧条不是市场死的，是庸医治死的。

站在咱们的立场上看，现在这个世界其实挺危险的，大家越来越迷信权力，遇到问题第一反应就是禁止或限制补贴，看看现在的那些广场舞大妈为了占场地能闹成啥样，看看那些卖保健品是怎么给老头洗脑的，看看那些彩票站门口挤满了想靠运气翻身的年轻人，大家都在焦虑，都在寻找精神大力丸，但咱们得学会看穿那些宏大叙事背后的常识，别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

咱们现在接着聊这本书的第六章，名字起的挺有学问，叫做“愿景的冲突”。要是用咱们在路边摊撸串的土话来说，这一章其实就在讲一件事，为什么这世界上有些人总觉得自己是手握施工图的救世主？而另一些人觉得这世界本来就挺破烂，能缝缝补补维持住现状就不错了。老索一针见血的指出，知识分子这帮人对各种事的看法并不是零散的一堆意见，在这些意见背后，其实藏着一套完整的宏大的世界观，所谓而管它叫社会愿景。

这就像是每个人鼻梁上都架着一副隐形眼镜，有人戴的是粉红色的，看什么都觉得只要按他的方子来，世界就能变成大同社会。有人戴的是灰色的，觉得人类这物种天生就有毛病，咱们得小心翼翼的别把屋子给点着了就行。咱们现在就来拆解拆解，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眼镜，到底是怎么把咱们这个世界搅和的鸡犬不宁的？

第一节，咱们聊聊那些天选之子的迷梦，也就是被选召者的愿景。索维尔说，现在这帮主流知识分子心里都揣着一种先觉者的愿景，他们觉得这世界上所有的麻烦，什么贫困、犯罪、不平等、打仗，通通都是因为现有的制度没搞好，而他们这帮人就是上天派来解决问题的。他们觉得自己不仅聪明，而且道德高尚，没私心简直就是人类的大脑。你瞧瞧这种心态多熟悉，就像咱们老家那些卖道德伟哥或者精神大力丸的骗子，总跟你说他手里有包治百病的灵药。这些知识分子觉得自己不是那种只会收租的地主或者只会数钱的土老板，他们是受膏者，也就是头顶有光环的精英。

这里索贝尔提到了一个人叫约翰斯图尔特米尔，这位老兄是知识分子的典型，米尔当年大笔一挥，说现在的教育太烂了，社会安排太糟糕了，这才是人类通往幸福的唯一障碍。他觉得只要靠他们这帮最有修养的才智之士，那些善于思考的大脑就能引导世界走向光明。

还有那位大名鼎鼎的卢梭，他那句“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简直是这帮人的座右铭。在卢梭看来，咱们现在受的苦遭的罪，全是社会制度这把枷锁给害的，只要把这把锁砸了，换成他设计的方案，大家立马就能过上神仙日子。

我有时候就在想，这帮人是不是刷题刷傻了，或者是考公上岸之后，真把自己当成全能的保姆了，他们把社会当成了一台可以随便拆卸的机器，觉得自己掌握了说明书的修理工，可他们忘了，社会是由一个个大活人组成的，你觉得不平等是制度问题，得推倒重来，可你有没有想过35岁被优化家发愁房贷断供的老哥，看能不能等得起你那场宏大的社会实验？在这种先决者愿景里，贫困战争不公正，那都是问题，既然是问题，就一定有解决方案，而方案就在知识分子的脑瓜子里，但这时候另一种愿景冒出来了，索维尔管它叫悲剧愿景，这种愿景觉得人类这玩意儿天生就有缺陷，贪婪、自私、短视，这些毛病是改不掉的。所以咱们折腾出来的那些法律制度，其实都是为了修补这些毛病的不完美的工具。

这种愿景的祖师爷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修昔底德。修昔底德觉得人类能从蛮荒和野蛮里逃出来，靠的是历代人积累的那点经验，那是好不容易才糊上去的一层薄薄的文明，就像咱们这儿的广场舞大妈，虽然有时候因为抢地盘闹得不可开交，但只要大家还遵守那点不成文的规矩，日子就能凑合过。在悲剧愿景看来，生活里没有什么万灵丹，只有权衡。你想搞福利社会，让大家都看病不花钱，那税收肯定得高得吓人，结果就是老板们纷纷关门跑路，旺铺贴上转让，大家最后一起失业。这就是权衡。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曾经就讽刺过那些改革家，他说你这一通操作，虽然在某一方面把社会拉上去了，但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在别的地方把社会给拽下来更多呢？这种愿景觉得，文明就像是活火山上的一层薄皮，下面全是滚烫的岩浆，野蛮一直躲在幕后等着上场。所以咱们不能靠那些所谓的令人兴奋的新理论过日子，得靠实际经验，就像你回乡种地，你得听老农的，不能听连麦苗韭菜都分不清的博士生。

理查德.爱普斯坦教授说得好，研究人类社会制度，其实就是在找一种最能让人忍受的不完美，咱们追求的是别太烂。这句话我建议大家背下来，咱们追求的是别太烂。这两派人吵了几百年，根本原因在于他们脑子里的世界就不一样。先觉者们觉得人是可以被塑造的，像泥巴一样，而悲剧派比如亚当斯密，他就特别推崇分工，他觉得人的精力和脑子是有极限的，每个人管好自己那一摊子事儿，整个社会才能运转的好。更逗的是这两派对需要解释什么的看法也完全相反。

先觉者觉得贫困犯罪、战争这些丑恶的事需要解释，为什么会有穷人？一定是富人太坏了。但悲剧派觉得这些丑恶的事儿是人类的常态真正需要解释的，反而是为什么咱们既然能搞出繁荣法律和平和公正。这玩意儿可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那是无数代人无数次流血牺牲，无数次艰难权衡才保住的那么一点火苗子，和平这玩意儿。就像你在烧烤摊上喝酒，大家之所以没打起来，不是因为大家都是圣人，而是因为有警察在巡逻。正如一句话说的，没有哪份和平是能自己维持自己的。如果你弱的让人瞧不起，你连保持中立的资格都没有。

接下来的第二节，索维尔开始拆解，把大家搞得晕头转向的标签，左派与右派。所谓的左派好歹还有个大致的定义，就是主张通过政府进行集体决策，目标是减少经济和社会的不平等；但右派是什么？索维尔说根本没有什么统一的右派，所谓的右派，其实就是所有反对左派的人，这帮人里头有主张自由市场的，有主张君主制的，有主张神权的。这就尴尬了，就像你把所有不喜欢吃香菜的人都归为一类，然后说他们有一个统一的纲领，更离谱的是知识分子们经常把共产主义放在极左，把法西斯放在极右，索维尔说这完全是逻辑混乱。

你看墨索里尼自己定义的法西斯就是国家主义、集权主义。纳粹的全称是什么？是“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人家名字里就带着社会主义，事实上法西斯和纳粹跟咱们理解的主张小政府个人自由的派别相比，他们跟左派的相似之处反而多得多。他们都主张政府控制工资和工时，都主张对富人征高税，最关键的是他们都主张政府应该去改变人性，从娃娃抓起，搞洗脑式教育。那为什么法西斯被划到了右派？索维尔解释说，那是因为他们在国际立场上跟苏联对，但实际上斯大林后来的一国社会主义跟法西斯的国家社会主义，在操作上有什么本质区别吗？没啥区别。

至于种族主义，那是希特勒个人的变态执着，并不是法西斯主义的标配。在意大利墨索里尼一开始甚至有很多犹太支持者，所以把法西斯和共产主义放成对立的两极，纯粹是知识分子为了自保而玩的文字游戏。他们把自己那些激进的方案包装成光明正大的左派，然后把那些搞砸了的、名声臭了的集权方案扔进右派垃圾桶里。索威尔在这里提到了哈耶克在很多美国学者眼里是个保守派，是维护现状的人，这真是天大的笑话。

哈耶克主张的很多改革，比如教育券制度，彻底的货币自由化，那简直是革命性的。其实咱们应该换一种分法，不是分左和右，而是分谁来做决定：

一种是个人做决定，比如自由市场，每个消费者每个生产者自己决定买什么，卖什么？

另一种是替代性决策，也就是一帮自以为聪明的专家法官或者领导替大家做决定。

这就是两种文明逻辑的冲突，一种相信系统性的演化，另一种相信精英的蓝图，这种扩权是有惯性的，政府官员总有动力扩大自己的权力，而咱们老百姓忙着送外卖，忙着刷题内卷，忙着在股市里保卫3000点，哪有精力天天盯着那帮官老爷，是不是又多管了一桩闲事？

这时候索维尔抛出了一个更辛辣的观察，他发现不管是民主左派还是那些独裁者，他们内心深处都对普通大众充满了蔑视。别看他们嘴上天天喊着人民，工人阶级，但在他们眼里这些只是受惠者，而不是决策者。卢梭觉得大众就像是个愚蠢胆小的病人，肺边社的萧伯纳甚至觉得工人阶级是可恶的，这种傲慢是知识分子的通病，他们觉得自己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

在上世纪20年代，西方很多知识分子是崇拜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写了时间机器的赫伯特乔治威尔斯，甚至在牛津大学演讲时，让学生们去做自由的法西斯分子和开明的纳粹。

讲完了左派右派，第三节索维尔聊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年轻人和老年人，你有没有发现现在的教育系统特别推崇年轻人，在索威尔看来，这背后也是两种愿景的博弈。如果你觉得知识学校里教的那些书本知识，是处理抽象概念的能力，年轻人肯定有优势。18世纪的孔多赛就说，一个刚走出校门的年轻人懂得比古往今来最伟大的天才还要多。但在悲剧愿景看来，真正的知识是经验的沉淀，是那种在泥土里打滚摸索出来的智慧。亚当斯密就说，那些最聪明、最有经验的人，通常也是最不容易上当受骗的人；而年轻人容易被那些宏大的、令人热血沸腾的口号给忽悠了，这就是为什么知识分子总喜欢在年轻人身上下功夫。威廉戈德温当年就说，孩子是咱们手里的原材料，他们的脑子就像一张白纸，这听着多吓人呀，把孩子当原材料，老师成了什么？成了工厂的技工。

索维尔提到了一个叫“价值澄清”的项目，这玩意特别有迷惑性。父母平时教孩子不能撒谎，不能偷东西，这是传统的道德准则；但学校里的专家不这么教，他们会给孩子设计一些极端的道德困境。比如一艘救生艇快沉了，人太多，你得决定把谁扔下去淹死。通过这些极端的例子，专家们其实是在暗示孩子，传统的道德准则是不管用的，每个人都应该建立自己的情境伦理，结果呢？孩子们的道德观被搞乱了，他们学会了质疑父母，学会了对复杂的社会问题信口开河，却没学会最基本的责任感。这种教育方式其实是在剥夺孩子的思考能力，他们学会了发泄情绪，而不是分析证据。

索威尔在这里特别点名了约翰.杜威，杜威是现代教育理论的祖师爷，但索维尔说，杜威的文字写得云山雾罩，为什么？因为他在干一件很冒险的事，他想把学校变成一个胚胎社会，用来改造下一代，从而创造出一个跟现在完全不同的社会。你想，我辛辛苦苦打螺丝送外卖，挣的钱供孩子读书，是为了让他学点本事，以后能在这个残酷的世界里生存下去，能找份工作，能不被收割。结果你学校偷偷摸摸的把我孩子当成社会实验的小白鼠，要把他培养成反抗传统，质疑家庭的进步人士。当这些实验搞砸了，当这些孩子长大后发现自己除了满口口号之外一无所长，当他们陷入35岁失业、房贷断供、全职当儿女的窘境时，那些专家们可不需要付一分钱代价。

索维尔这一张其实是在拆穿一种理性的狂妄，那些自诩为先知受高者的知识分子，他们本质上是不相信咱们这些普通人的，他们不相信咱们能管好自己的生活，不相信咱们在菜市场讨价还价，在烧烤摊吹牛逼，在广场舞里寻找第二针的过程中，其实蕴含着最深刻的生存智慧。他们喜欢宏大叙事，喜欢救世主剧本，因为那能满足他们的虚荣心。但我作为一个老派的人，我更倾向于那种悲剧愿景。我觉得世界本来就是一地鸡毛，咱们能维持住基本的秩序，能让孩子吃上热乎饭，能让老头沾沾发廊，老太太打打低保麻将，能让看病查余额的时候不至于太绝望，这就已经是了不起的成就了。

别动不动就想推倒重来！那些看上去很美的蓝图，最后往往都成了大家的葬礼。咱们现在的世界依然充满了这两种愿景的冲突。你看那些为了给孩子买临期食品而拼单的父母，那些日结睡桥洞的兄弟，在那些知识分子眼里，这些人只是数据。但在我看来，这些人才是文明的基石，承认局限性，咱们才能谦卑；有了谦卑，咱们才不会在那帮卖道德伟哥的忽悠下，把咱们仅有的那点家底都给折腾光了。记住，自由不是获得某种资源的权利，而是免于被那些自以为是的先知强制干预的权利。

现在咱们把场景切换到相亲角。你们想象一下，如果这时候有一个戴着金丝眼镜，满嘴公平正义的大学教授跑去相亲角，对着一位正在替女儿把关的大妈说，大妈您这要求不对，您要求男方有房有车，身高1米8，学历985，这在统计学上是不公平的。在抽象的人类概念里，在桥洞底下睡觉的日结大神，和在中关村写代码的秃顶高管，他们作为碳基生物的价值是一样的，您拒绝流浪汉，这就是一种基于社会偏见的歧视，这是一种对他者尊严的剥夺。我敢打赌这位大妈大概率会用手里那把写的有车有房的折扇狠狠地敲在书呆子的天灵盖上，并附赠一句经典的市井哲学。你是喝多了假酒，还是脑子里进了地沟油？

咱们接着聊索维尔这本带刺的奇书，《知识分子与社会》，咱们已经讲到了第七章，这一章的标题叫“抽象世界里的抽象人”。刚才那个故事就是这一章的核心，索维尔这老头要干的事儿，就是拿着手术刀，把那些高高在上的知识分子脑子里的脑雾给挑破了。他要告诉你，为什么那些掌握了话语权的专家，特别喜欢把活生生、血淋淋满身烟火气的人，看成是生产线上整齐划一的积木。索维尔一上来就揭了个老底，他说那些知识分子之所以敢对整个社会发号施令，最基础的逻辑就是把人给抽象化了。什么叫抽象化？他把隔壁跳广场舞跳得正欢的王大妈，把小区门口整天抱怨油价贵的快递小哥，把35岁被大厂优化之后，一脸茫然的中年大叔，通通塞进一个叫收入阶层或者家庭的统计盒子里。在他们看来，世界就是一盘设计完美的模拟城市游戏，人就像是游戏里的非玩家角色，也就是NPC，只要颜色一样，形状差不多，就可以互相替换。他们最喜欢谈论不平等，尤其是结果的不平等。

比如凭什么那一群人挣得比这一群人多？如果你把人看成是抽象的，没有任何区别的原子，这种不平等确实让人义愤填膺。这就好比大家都在玩同一款游戏，凭什么你出门就有神装？我出门就拿根木棍？但问题是现实世界里的人，那是自带属性的。有的人勤快，天不亮就起床去摆摊躲城管；有的人懒散，宁愿躺平当全职儿女，也不肯出门找活；有的人聪明绝顶，专门研究怎么割韭菜卖道德伟哥；有的人老实巴交攒了一辈子的钱，结果买房遇到了烂尾楼。所谓举了个特别绝的例子，就是他之前提到过的美国人口调查局和国税局的数据对比，这事儿太典型了。

人口调查局的数据就像是个高高在上的监考老师，他看着一个个收入档位的盒子，今年这个盒子里有5000块钱，明年有6000块钱，他就得出结论，底层阶级进步缓慢，但国税局的数据是跟着人走的，他们发现那些1996年还在最底层挣扎的小年轻，到了2005年，很大一部分人都已经爬到中产甚至高层去了。

这就好比说一个大学宿舍年年都有人住，虽然住的人总是在换，但宿舍的平均资产可能永远都是那几台破电脑，如果你只盯着宿舍看，你会觉得这群人穷了一辈子。但实际上里面的学生毕业了，去当码农了，去考公上岸了，人家过好日子去了。那些知识分子就是喜欢盯着宿舍看，然后感叹贫富差距太大了，非要搞点什么社会公正。他们看不见那些活生生的人是在流动的，他们只看见了静止的、抽象的贫民窟。这帮人就是想当上帝，上帝造人的时候是按泥捏的，但知识分子看人的时候是按表格划线的，在他们的Excel表格里，人被钉死在了十字架上，动弹不得。他们故意忽略那个正在努力打怪升级，从底层爬向高层的具体的活人。

说到这儿，有些朋友可能会说那些歧视偏见和刻板印象怎么说？难道不是因为大人物的傲慢吗？索维尔在书里讲了一段，让现在的政治正确斗士们想跳脚的历史。拿19世纪的美国来说，当时大量的爱尔兰移民涌入，在那之前，美国人根本不知道什么叫霍乱，结果爱尔兰人一来，纽约和费城的霍乱就在爱尔兰社区大规模爆发了。你要是那时候的一个普通市民，家里有老有小，你看着邻居爱尔兰社区里病死了一堆人，暴力事件不断，酗酒成风，你会怎么想？你会像现在的圣母一样说，我们要打破刻板印象，给他们更多的拥抱吗？别逗了。

老百姓最朴素的生存逻辑就是躲远点。所谓而一针见血的指出，当时那些拒绝跟爱尔兰人住在一起的人，不是因为脑子里装满了恶毒的偏见，而是基于实实在在的生存经验，甚至连天主教会都看不下去了。他们在那拼命搞道德建设，劝爱尔兰兄弟们少喝点马尿，多干点正经事，别整天在大街上互殴。如果这一切都只是别人脑子里的偏见，教会费那么大劲去改变他们的行为习惯干什么呢？后来随着爱尔兰人慢慢融入社会，行为方式变了，那些爱尔兰人不得入内的招牌自然就消失了。这不是因为知识分子教育大家要博爱，而是因为现实中的爱尔兰人已经不是带病又暴力的抽象标签了，他们变成了勤奋的邻居和可靠的员工。

这就好比说你现在的相亲对象如果是个负债累累，整天刷爆信用卡补窟窿的赌徒，你会因为不能有偏见而嫁给他吗？你要是真嫁了，那才是脑子里进了水。

再比如现在的房屋租赁市场，房东看到某些租客就把门关上了，是因为房东天生坏。不是，是因为房东怕房子被拆了，怕收不到房租，这是市场博弈出来的风险控制，不是知识分子嘴里的恶意歧视。有些知识分子最喜欢干的事，就是把别人的痛苦和教训轻飘飘的归结为观念错误，我觉得这就是一种纯粹的傲慢。

他们坐在书房里喝着咖啡，对着那些为了避开危险而搬家的普通人指手画脚，这不就是典型的站着说话不腰疼。接下来，索维尔开始解构另一个宏大叙事。如果大家都没受歧视，各行各业的成功率应该是一样的，这在知识分子的抽象世界里是非常完美的逻辑，就像掷骰子，如果是公平的，每个点数出现的几率应该差不多。但索维尔说，对不起现实世界的人类从来不按随机分布。他列举了一大堆数据，多到能把那些搞社会学的看晕过去。

在1912年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全君士坦丁堡有40个私人银行家，你猜怎么着？没有一个是土耳其人；34个股票经纪人，也没一个土耳其人。那时候土耳其人的工厂里一半资产是希腊人的，20%是亚美尼亚人的。再看20世纪60年代的马来西亚，那个10年里华裔学生拿到了400多个工程学学位，而占人口多数的马来学生只拿到了4个，这是为什么？是因为希腊人统治了土耳其吗？还是因为华人在马来西亚搞了系统性压迫，恰恰相反，在这些地方被统治的往往是这些少数族裔，但他们在经济上的表现就是能甩开多数族裔好几条街。

索维尔又讲到了波兰，1921年的时候，全波兰60%以上的商业活动是犹太人干的，而犹太人只占人口的11%，还有咱们熟悉的巴西，1908年，圣保罗州几乎所有的金属家具、纸张、帽子、啤酒、肥皂，甚至马车都是德国移民造的。后来日本移民来了，他们产出的土豆占了泉州的2/3，番茄占了90%以上，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了不同的群体，带着不同的文化资本来到了这个世界。

索维尔认为，人不是一张白纸，文化也不是可以随便抹掉的标签。如果你那个族群的文化就是喜欢存钱，重视教育、肯吃苦，那你大概率能发财。如果你那个族群的文化就是今朝有酒今朝醉，那是谁也救不了你。而那些知识分子他们一看到这种差距，就跟打了鸡血似的，立马跳出来说，这里有黑幕，这里有歧视，我们要立法，要配额，要让每个人都平均。

这就好比说你看一场足球赛，发现前锋进球多，守门员进球少，你就非要立法规定，守门员必须承担一半的进球任务，这不扯淡吗？这帮知识分子就是想在现实世界里玩消消乐，把所有的差异都消掉。但问题是这种差异恰恰是社会活力的来源，如果歧视是决定贫富的唯一因素，那这些被歧视的少数派早就该饿死了，而不是变成富得流油的群体。

这时候又会有聪明人跳出来反驳了，老米，就算他们文化不同，这种文化差异又是怎么来的？还是因为社会不公吗？索维尔微微一笑，开始讲起了地理学，他说咱们得承认老天爷发牌的时候就是不公平的。为什么工业革命发生在英国和欧洲，而不是美洲的土著那里？知识分子可能会编出一套种族优越论，或者殖民掠夺论。但所谓的说最根本的原因可能比这简单的多，那就是马！在欧洲人带着马横渡大西洋之前，整个美洲大陆连一匹马都没有，不但没马，还没牛。你想象一下，没有马和牛这种重体力牲畜，你怎么搞大面积耕种，你怎么长途运输，你怎么打那场改变历史的战争？

美洲的玛雅人聪明到发明了轮子，但他们拿轮子去给孩子做玩具，为什么？因为没东西拉车，在一个没有牛马的世界里，轮子的价值大打折扣。

再看看撒哈拉以南的非洲，那里土地贫瘠，雨水不靠谱，最要命的是地理环境极其封闭，巨大的撒哈拉沙漠挡住了北边的世界。三面是大海，海岸线还没几个天然良港，河流里到处是瀑布和急流，根本没法通航。索维尔感叹道，被孤立的人群注定会落后，这不是因为他们智商有问题，而是因为他们接触不到外面的文化，没法进行那种大规模的协作和学习。就像著名的历史学家布罗代尔说的，大山里的生活永远落后于平原，在这个意义上，所谓的结果不平等，很多时候是地理的不公正，但有些知识分子不买账，他们非要给这种天灾人祸，扣上一个社会不正义的帽子。

索维尔讽刺道，把这些由于地理隔离导致的落后成为社会不正义，除了能给那些受苦的人提供一点点口头上的安慰，也就是卖一粒精神大力丸之外，没有任何实际意义，这反而会把这些人引向歧途，因为一旦你觉得你的贫穷全是社会的错，你就不会想着怎么去克服环境，怎么去学习新的技能，你只会想着怎么去抗议，怎么去分别人的家产。

这就好比说如果你出生在山沟沟里，确实比出生在北上广深的孩子起步难，你可以抱怨老天爷没把你生在富贵人家，你可以要求社会给你补贴，这都没问题。但如果你认为这种差异纯粹是因为城里人心眼坏而导致的，你这辈子可能也就烂在山沟沟里了。所谓在这里非常接地气，他告诉我们世界就是不公平的，承认这种不公平才是解决问题的开始。为了进一步证明这不是种族问题，索维尔对比了东欧和西欧，同样是白人，同样在欧洲，但西欧的发展比东欧早了几个世纪，西欧有墨西哥湾暖流，冬天港口不封冻，西欧的河流平缓，能顺着水流把货物送到大海，更重要的是西欧早早就被罗马帝国给征服了。

虽然罗马人杀人放火没少干，但也带来了文字法律和公共建设。

西欧人识字的时候，东欧人还在那放羊呢，这导致了一个结果，西欧的技术是向东流动的，在古代东欧城市的精英往往是德国人，犹太人，希腊人，因为这些人带来了造纸术、火药、印刷机和硬币。索维尔说，这难道是因为东欧人基因不行吗？还是因为西欧人歧视东欧人都不是，这就是历史的偶然和地理的必然。但到了20世纪，很多知识分子开始拿这个说事，煽动民族仇恨。在捷克斯洛伐克，有些人就喊着要纠正17世纪的历史错误，把那些在当地住了几百年的德国人赶走。索维尔冷冷的说了一句，那些在17世纪受委屈的人，骨头渣子都找不到了。你现在的这种纠正，不过是让一群没犯过错的人去补偿一群没受过委屈的人。这话听着是不是很耳熟？

现在有些所谓的社会活动家，整天嚷嚷着要让现在的年轻人为几百年前的奴隶制或者殖民统治负责，这在我看来就是典型的跨时空碰瓷，你让一个现在正为了生活发愁，在直播间装疯卖傻求打赏的小年轻，去为他曾祖父可能干过的坏事买单。除了制造新的仇恨，还有什么用？那些整天在网上喊打喊杀的爱国贼，那些动不动就要拿U型锁砸同胞脑袋的蠢货，本质上都是这种思维。这种把人看成跨时空抽象概念的做法，实际上是在摧毁社会连接的纽带，它让每个刚出生的孩子怀里都揣着一份由于祖辈留下的预包装恨意，这哪是建设社会？这分明是在给火药桶里塞引信。

讲完了宏大的历史，索威尔又把目光投向了那些具体的社会指标，他拿棒球开了个玩笑，1927年的纽约洋基队有两个球星，打率都是35.6%，如果只看这个数据，这俩人是完全平等的。但如果你仔细一看，其中1个那年打出了60个全垒打，他叫贝比鲁斯，另1个只打了6个，你看在打率这一个维度上，他们平等了，但在长达能力和对球队的贡献上，他们差了10倍。

索威尔用这个例子是想说明人类的属性是多维度的，现在的知识分子在谈论贫富差距、就业差异的时候，最喜欢玩的一种游戏叫“控制变量”。比如他们发现黑人和白人的抵押贷款拒绝率不一样，就立刻大喊歧视，但当你把信用评分、负债率、资产水平这些变量加进去，差距就缩小了。如果再把亚裔加进来，事情就更尴尬了。亚裔的贷款通过率往往比白人还高，这说明了什么？说明银行不看肤色，银行只看你能不能还钱，银行只歧视一种人——还不起钱的人。如果你非要坚持歧视论，那你得解释为什么白人老板会歧视白人而去优待亚裔？难道他们都是亚裔的卧底吗？

还有一个经典的论调，叫玻璃天花板，说女性在高管里少，是因为有一层看不见的障碍。索维尔引用了一些研究，非常无情的指出，最关键的因素其实是当妈，当了父亲的男人，往往工作更拼命，因为有家要养，他们能接受更长的工作时间，甚至愿意去干那些危险但高薪的活。你看90%以上的工伤死亡都是男的。而当了母亲的女性，很多人的优先级发生了变化，她们更看重工作的灵活性，更愿意在家里陪孩子，而不是为了一个CEO的位置每天飞来飞去，甚至晚上开会开到12点。如果你对比那些从未结婚一直全职工作的单身女性和单身男性，你会发现他们的收入甚至比男性还要高。所谓的玻璃天花板，很多时候其实是个人选择的结果，这叫机会成本，不叫性别歧视。你不能既要朝九晚五的安稳，又要拿卖命换来的高薪，这不符合经济学基本法。但知识分子不喜欢这种解释，因为这种解释太平庸了，它显示了人类自由意志的选择，他们更喜欢结构性压迫这种高大上的词儿，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扮演对抗恶势力的天使。

索威尔最后总结道，知识分子的所有愤怒往往来源于他们的理论跟现实对不上号。当现实证明他们的平等理论是错的时候，他们不会觉得自己错了，他们会觉得是现实错了，是世界坏了，需要拆了重建，他们把人当成棋子，想通过政府的手，强行把每个人都按到那个随机分布的位置上。我想告诉大家，真正的正义不是让每个人的结果都一样。因为每个人付出的努力，拥有的才华，面对的环境，甚至选择的人生目标都不一样。真正的正义是把每个人都当成一个真实的独特的有尊严的个体来看待，不要去买那些知识分子兜售的道德伟哥。那种东西吃多了，除了让你变得自命不凡，满腹牢骚，对你改善生活没有任何好处。

在这个35岁被优化，买房怕烂尾，理财怕腰斩，看病得先查余额的时代，咱们这些普通人最需要的不是那些宏大的抽象叙事，而是对自己生活的真实掌控。别被那些表格里的百分比给忽悠了，你不是那个数字，你是你自己。如果信的知识分子那套抽象人理论，你就只剩下两条路：要么躺平，觉得反正我不成功是社会歧视我；要么变得暴力，想砸碎橱窗，抢回属于你的那份平均数。醒醒吧，你的祖先可能确实没有马，你家门口可能确实没有海港，你可能确实出生在起跑线后面，但是决定你明早吃干饭还是喝稀粥的，不是把你当数据填进表格里的专家，也不是那个高喊口号的利维坦，是你自己做一个具体的负责任的，哪怕满身泥点子也要向前拱的战士。

现在咱们接着聊托马斯索维尔这本神书，《知识分子与社会》咱们已经聊到了第八章，这一章的题目很有意思，叫做“没有论据的论点”。这名字是不是觉得有点绕？其实说白了就是那些所谓的大知识分子，在跟你争论社会问题的时候，经常玩一种空手套白狼的把戏，他们不需要事实，不需要逻辑，只需要挥舞着道德的大棒，或者抛出几个听起来高端大气上档次的词，就能把你砸得晕头转向。在这一章开讲之前，假设你正光着膀子，在充满孜然味和啤酒沫的深夜，跟旁边的老哥抱怨说，最近的猪肉价格怎么又上天了？这时候如果那老哥是个养猪户，他会跟你算饲料涨了多少，非洲那边的猪瘟死了多少猪，运费又加了多少，这叫常识，叫供需关系。但如果这时候旁边那一桌坐着几个戴着厚底眼镜，满嘴结构性矛盾的知识分子，他们会怎么说？他们会轻蔑的瞥一眼养猪户，鼻孔里喷出一股冷气，说你这种解释太简单化了。他们会告诉你，猪肉价格的波动，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异化，是某种主义对底层购买力的剥削。听完是不是想拿酒瓶子砸他？

别急。索维尔在这章里告诉咱们，这帮知识分子其实根本不想跟你讲道理，他们只是在用高级词汇耍流氓，这就好比你在大街上摆个摊挣点辛苦钱，城管过来了，他不说你哪违章了，也不跟你讲法律条文，他直接指着你的鼻子说，你这个人缺乏社会责任感，你的存在破坏了城市的美学。你一听，好。这帽子扣的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接话了。

这一章讲的就是这帮知识分子是怎么在没理的情况下，强行把自己塑造成真理的化身，把对手非常道德的人渣的。咱们先从第一个大坑说起，这一节索维尔管它叫简单化的指责，你在生活里肯定遇到过这种事，比如你看到咱们现在的经济不太景气，你跟朋友抱怨说这生意难做，主要是因为税太高了，管的太死了，要是能给咱们减税少，点瞎指挥，生意肯定能好转。这时候如果有个读了两本经验哲学，或者在象牙塔里呆久了的导师型知识分子路过，他多半会推推眼镜，冷笑一声说，你这个想法太简单化了，经济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涉及全球供应链、心理预期、结构性矛盾，你这种说法简直是幼稚。你看，你看他用了简单化这个词就瞬间把自己立在了高处，他并没有证明你错在哪，他只是暗示你，你脑子里那点东西太浅，没考虑到他脑子里那些宏大的东西。所以说这简直就是辩论里的一种脑残片，或者道德伟哥，他能让那些明明给不出证据的人，瞬间产生一种自己掌握了真理的幻觉，其实一个观点简不简单？跟他对不对？那是两码事。

你想想咱们小时候老师教咱们说，太阳下山是因为地球是圆的，地球在转，这个观点简单。在那帮相信平头地球论的古代键盘侠眼里，这简直太简单化了，他们会给你画出极其复杂的星图，解释太阳是怎么在一个盘子上跳舞的，结果简单的往往才是对的。

索维尔讲了个很有意思的例子，说的是普雷斯顿大学，有个叫奥利阿什菲尔特的经济学教授，这位老哥是个数据控，他发现通过当年的降雨量、气温这些气象数据，就能准确预测出那一年的葡萄酒到底好不好喝，将来能卖多少钱。他甚至都不用去酒庄尝一口，也不用看酒瓶上的金奖。结果那些自诩品酒大师的人炸锅了，他们纷纷嘲笑这位教授，说他的方法简单的可笑。在这些大师的眼里，红酒是艺术、是灵魂，是土壤的呼吸，是酿酒师的心跳，怎么能用几个降雨数据就概括了？这太简单化了。

可结果呢，几年以后市场打脸了，教授预测的价格比那些大师们神神叨叨算出来的准的多。你看这帮知识分子最擅长的就是把简单的问题搞复杂，好让你觉得他们值钱。而当你试图戳穿那层窗户纸时，他们就祭出简单化大旗。这就像现在的年轻人，35岁被优化了，去送外卖，被系统投诉了，他找人诉苦，说这日子没法过了，能不能把平台算法改改给劳动者留点活路？结果专家出来说，你这想法太简单化了，这是平台经济的边际成本与社会福利函数的博弈，人家都要断供成老赖了，你在这儿玩名词消消乐呢？

索维尔要接着聊到了第二个现象，给对手泼脏水，也就是不称职的对手。索维尔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规律，在这些知识分子眼里，如果你不同意他们的经营愿景，那你不只是错了，你简直就是坏透了，或者是蠢透了。这种不对称性非常有意思，那些信奉古典自由主义或者悲观愿景的人，比如我或者索维尔本人，咱们看到别人观点不一样，咱们顶多觉得对方是逻辑没理顺，或者是对人性的弱点理解的不够深刻，咱们会说我觉得你可能想的太美好了，现实没那么简单。但是那些所谓的被选中的人，那些自命不凡的知识分子，他们看咱们的时候眼神里是带着杀气的。如果你反对给某个特定群体发高额补贴，他们不会跟你算账，说这钱从哪来？会不会导致通胀？他们会直接说你是个种族主义者，你是个冷血动物，你没有同情心，你就是个剥削阶级的走狗。你看他们把一场关于事实的辩论强行变成了一场关于灵魂的审判，这种辩论就像是你要跟他算账，他却要跟你算命，他把自己的观点神圣化变成了灵魂的护身符，谁敢反驳谁就是攻击正义本身。

所谓而追溯了一下历史，早在1793年写《政治正义论》的威廉戈德温，就是这种人的祖师爷。戈德温在书里把他的对手描绘成什么样呢？他说这些人是恶意的，没有人性的。而他的对手那位著名的经济学家马尔萨斯是怎么评价戈德温的呢？马尔萨斯说，我并不怀疑戈德温先生的天分，我也不怀疑他的坦诚，我只是觉得他的逻辑推导有问题。你看这境界差距，一个是在谈观点，一个是在刨祖坟，到了现代，这种风气更盛了。

索菲尔举了哈耶克的例子，1944年，哈耶克写了那本著名的《通往奴役之路》，这书简直是捅了知识分子的马蜂窝。哈耶克在书里特别客气，他说我的对手们其实都是些单线条的理想主义者，他们的真诚和无私是不容置疑的。结果那帮左翼知识分子是怎么回敬他的？他们说哈耶克是邪恶的化身，是资本家的走狗。

咱们现实生活中这种事儿还少吗？你在网上发个帖，说我们要理性看待某种福利政策，要注意财政负担，底下马上就有一群人围攻你，说你这种人就是没吃过苦，你就是既得利益者，你简直不是人。这种扣帽子的行为，索维尔看得透透的，他说这是因为这帮知识分子的愿景不仅仅是他们对世界的看法，更是他们对自己身份的认同，他们觉得自己是正义的化身，如果你说他们的方案不行，那就等于在说他们这帮超人其实是傻子。

索维尔还提到了一组数据，简直是打脸神器。这些知识分子总觉得只有自己才有爱心，结果叙拉古大学的一位教授亚瑟布鲁克斯做了一个大规模的实证研究，他调查了美国人捐款、献血当志愿者的情况，结果你猜怎么着？那些被贴上冷酷无情标签的保守派，无论是捐款的绝对金额，还是捐款占收入的比例，都比那些整天喊口号的自由派要高，甚至在献血这种实打实的付出上，保守派也捐得更多。这说明了什么？说明这帮知识分子在谈论道德时根本不需要证据，他们觉得只要我喊的声音大，我就是圣人。

接下来咱们聊聊这一章最精彩的部分，关于经济问题的刻板印象。索维尔重点拆解了两个在知识界流传了快100年的谎言，一个是给富人减税，另一个是所谓的下渗经济学，也就是咱们常听到的滴漏理论。这词你肯定听过，大概意思就是说政府给有钱人减税，有钱人挣了钱就会从指缝里露点出来给穷人，像水往下面渗一样。索维尔说，这简直是知识分子制造出来的最大的草包。他翻遍了所有的经济学著作，从亚当斯密到凯恩斯，从哈耶克到萨缪尔森，根本没有任何一个主流经济学家提出过什么下渗理论，这个理论是谁发明的？是那些反对减税的人发明的，这就是索维尔说的，对着稻草人打架。咱们看看历史上真实发生的减税是怎么回事，最典型的例子是1920年代的安德鲁梅隆，这位老兄当时是美国的财政部长，那时候刚打完第一次世界大战，美国的个人所得税高得吓人，最高那一档能达到73%。你想想，如果你挣一块钱，政府要拿走7毛3，你还干活吗？你肯定不干了，你要么去打麻将，遛鸟、蹲墙根吹牛逼，要么就把钱存到那些不用交税的市政债券里，也就是所谓的避税天堂。梅隆当时就发现税率定得这么高，结果政府反而收不到钱，因为有钱人都不玩了，他们把资金从工厂、商店里抽出来，藏进了不产生生产力的死钱里。

梅隆建议减税，他的理由很简单，把税率降下来，让那些藏起来的钱重新回到市场，去开工厂，雇工，人搞装修。这样一来，虽然每块钱收的税少了，但因为干活的人多了，总的税收反而会增加。结果那些知识分子和政客马上跳出来大喊，这是给富人送礼，可事实是1921年最高税率73%的时候，政府收到的个人所得税大概是7亿美元，到了1929年税率降到了24%，政府收到的税反而超过了10亿美元。你看减税之后，富人交的税不仅总额多了，占国家税收的比例也更高了，这叫给富人减税吗？这分明是让富人没法逃税。这让我想起了咱们现在的股市，那些专家天天在电视上说，我们要保护中小投资者，结果股市常年保卫3000点，基民的钱全腰斩。你要是问他为什么，他会给你讲出一套复杂的模型；你要是说把造假的抓起来，他会说你这个想法太简单化了，没考虑到市场流动性风险。索维尔感慨道，这些知识分子对事实的冷漠简直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在他们眼里经济就像一块固定大小的饼，富人多吃一口，穷人就得少吃一口，他们完全理解不了，好的政策能把饼摊大，为什么他们理解不了？因为如果他们承认饼可以摊大，他们那种劫富济贫的导师形象就没法维持了，他们需要仇恨，需要对立，需要把自己塑造成穷人的守护神。

接下来咱们聊聊另一个大杀器——权利的修辞。现在的知识分子最喜欢说一个词，叫权力。什么也提醒咱们，权利这东西逻辑上是有一个对应物的。如果你有权利得到某种东西，那就意味着有人有义务提供这种东西。如果你说你有权利拿生活工资，那谁有义务给你发这笔钱？如果是雇主，万一这个雇主是个开小超市的，他自己都快交不起房租了，他哪来的义务非得给你发那一笔钱？如果你强迫他发，他最后只能关门大吉。

索维尔一针见血的指出，所有的权利如果不需要你付出对应的义务，它本质上就是对第三方的抢劫，谁赋予你这个权利去强买强卖？是庞然大物，那个叫利维坦的怪物。这种所谓的权利成本就是市场的自发秩序被破坏，是资源的错配，是想工作的人，找不到工作，想雇人的人，不敢雇人。这种心态在现在的年轻人里特别流行，刷题内卷，考公上岸，好不容易考上了，发现工作也就那么回事儿，就开始抱怨。老米理解这种无奈，生活确实苦，但咱们得明白，这些权利的承诺往往是知识分子卖给大众的精神大力丸。最后当承诺兑现不了的时候，他们会告诉你是邪恶的资本阻碍了权力的落实。这就像有人欠了一屁股网贷去补窟窿，结果窟窿越来越大，最后只能去烧烤摊互殴发泄。

最后咱们来聊聊本章的核心社会正义，“社会正义”这4个字，现在简直就是知识分子的图腾。所谓对这个概念进行了非常深度的结构，他提出了一个灵魂拷问：生命是不公平的。这没错。但社会是不公正的吗？这两者是有本质区别的。比如我长得没吴彦祖帅，这是不公平，但这是谁的错？是社会这个机制错了吗？那些追求社会正义的人，比如哲学家约翰罗尔斯，他在那本《正义论》里说，我们要追求一种境界，就是要把那些天生的不平等给抵消掉。罗尔斯觉得你聪明，你身体好，这些都是偶然的运气，社会应该把这些收益拿出来分给那些运气不好的人，听起来是不是很感人？但索维尔说，这叫宇宙正义，不叫社会正义。

人类的社会机构顶多能保证程序正义，也就是同样的规则适用于所有人。知识分子觉得这种平等太冷酷了，他们想要的是结果的公平。但问题来了，谁来负责安排这个结果？要实现结果平等，就必须给某些人巨大的权力，这种权利的集中往往才是最大的不公正。为了抹平那一丁点天生的差异，他们不惜动用断头台，最后把所有人都变成了平等的奴隶。这就像有些地方搞彩票、梦暴富，或者是老头逛发廊、低保打麻将，你觉得你在追求某种补偿，其实你只是在制造更大的混乱。

索维尔最后引用了亚当斯密的一段话，亚当斯密管这种知识分子叫系统人，这种人觉得自己聪明的不得了，觉得整个社会就像一个大棋盘，而他就是下棋的手，但他忘了，在人类社会的这个大棋盘上，每一个棋子都有它自己的意愿、情感和利益。如果你非要违背棋子的意愿去强行安排他，那最后的结果只能是棋盘碎了，棋子也毁了。

好了，聊到这儿，咱们总结一下这一章，索维尔想告诉咱们，知识分子在讨论社会问题时，经常使用一些不需要论据的论点，他们用简单化来掩盖自己的无能，用道德审判来抹黑对手，用下渗、理论这种草包来回避经济事实，用虚无缥缈的权力来骗取大众的支持。最后他们用社会正义这个宏大的旗号，试图夺取对所有人生活的控制权。

我觉得咱们作为普通老百姓，在这世道上混，真的得长个心眼。当你听到那些专家教授在电视上在直播间里满口宏大叙事，让你为了某种愿景去牺牲自己的利益时，你得摸摸自己的口袋，想想自己的房贷。我们要警惕那些试图给我们为道德伟哥的人，生活确实很苦，我们要面对房价下跌，要面对降薪保饭碗，要面对看病查余额时的尴尬。但真正能解决这些问题的，绝不是那些坐在空调房里搞系统设计的知识分子，而是咱们每一个普通人。就像广场舞大妈们，他们虽然吵，但她们是在真实的活着，她们不需要什么社会正义的理论来指导她们怎么摆胯，她们只需要一个能让她们跳舞的广场，以及一个不被无端干扰的晚年，别让那些没有论证的论证，成了你思想的脚镣。

现在咱们聊到第九章，这一章的标题叫做”受膏者的行为模式”。嘿别被受膏者这种宗教词汇给吓跑了。虽然这个词原意是头顶涂了神油，被神选中的人，但在老索的语境里，指的就是那些自我感觉极度良好，觉得全人类都需要他们来指引方向的精英知识分子。咱们今天不聊虚的，就聊聊这帮人在生活里在社会上到底是个什么德行，想象这么个场景，在北京三里屯或者上海安福路的某家精品咖啡馆里，一位发型精致，衣着考究的进步青年正对着苹果电脑敲敲打打，他眉头紧锁，抿了一口那杯价值40块钱的燕麦奶拿铁，在社交媒体上激昂文字，痛斥这个社会停滞不前，呼吁我们要拥抱改变。他觉得在窗外烈日下通下水道的工人是体制的受害者，是需要被他那套宏大理论拯救的沉默大多数。

然而如果那个通下水道的大叔走进店里，哪怕只是想借个火，这位进步青年大概率会捂住鼻子，嫌弃那股混合了生活艰辛和沼气池的味道，这就是所谓而要撕开的第一层遮羞布。这帮自诩为受膏者的知识分子，他们最大的瘾不是咖啡因，而是我很重要这种幻觉，他们把你我通下水道的大叔都当成了他们道德表演的道具，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现在的专家建议听着总让人想打人，什么年轻人没工作，可以把闲置的房子租出去，什么低收入群体可以用私家车跑滴滴增加收入。咱们这些刚毕业就在流水线上打螺丝，送个外卖还被投诉，哪怕考个公都卷成麻花的朋友们，听到这种话，是不是恨不得顺着网线爬过去给他们两耳光？为什么这帮专家、学者、大大夫总是显得那么何不食肉糜？是因为他们坏吗？还是因为他们蠢，所谓在这一章里告诉我们，都不是！是因为他们活在一个自我编织的行为模式里，这个模式像个严丝合缝的逻辑闭环，把他们像温室里的花朵一样保护起来，却把咱们这些在泥地里打滚的人隔绝在外。

首先咱们得聊聊这帮人最喜欢挂在嘴边的一个词，“改变”。这帮受膏者最擅长的一招就是垄断词汇的定义权。他们把世界简单粗暴地切成两半：一半是像他们这样支持改变的，代表着正义、光明和未来；另一半就是维护现状的，那自然就是维护既得利益的老顽固，代表着黑暗腐朽和过去。这套逻辑是不是很熟悉？就像你在菜市场买菜，摊主告诉你，吃我的葱聪明，不吃我的葱就笨，这完全是那种卖道德伟哥或者精神大力丸的江湖骗术。老索一针见血的指出，这世上根本就不存在完全满意现状的人。哪怕是刚中了五百万彩票，正琢磨着怎么花钱的幸运儿，他也希望彩票税能再低点。哪怕是坐在办公室里喝茶的局长，他也希望自己那还没着落的侄子能赶紧安排个工作。

在这个充满稀缺和遗憾的世界上，每个人都想要改变。那些在烂尾楼里断供陈老赖的业主不想改变吗？那些35岁被大厂优化，只能去跑网约车空跑的中年人不想改变吗？那些在农村老家看着地里庄稼不值钱，想进城又留不下的农民伯伯不想改变吗？大家都想变，问题的核心根本不是变与不变，而是怎么变？往哪个方向变，谁来承担变的代价？但是精英知识分子们很狡猾，他们把改变这个词给垄断了，在他们嘴里只有按照他们设想的那种由上而下，通过政府强力干预，甚至重新设计社会结构的变动，才配叫改变。除此之外，凡是民间自发的，市场演化的，哪怕是翻天覆地的变化，如果不是他们设计的，他们就视而不见，或者干脆把你打成维护现状的反动派。

我觉得这里有个最硬的例子，你们都知道亚当斯密吧，写《国富论》自由市场的祖师爷，在很独罩代左派知识分子眼里，亚当斯密就是资本主义的法走狗，是维护现状的典型，但事实如果你回到18世纪的英国，你会发现亚当斯密简直是个激进到没边的革命者。那时候的英国是个什么德性？重商主义横行，政府勾结，大商人搞垄断，殖民地遍布全球，还玩奴隶制。亚当斯密，他坚决反对奴隶制，鄙视那些认为黑人天生低贱的种族主义理论，他主张让美国殖民地独立，别打了让他们走。他反对政府给大商人特权。他那本900页的国富论，每一页都在痛骂当时的既得利益集团，每一页都在挑战当时的现状，你管这叫维护现状？如果这也是维护现状，那鲁迅先生估计也是个温顺的小绵羊了。还有埃德蒙.伯克，保守主义的鼻祖，现在的激进派一听保守主义四个字，马上就给他贴上老顽固的标签，可实际上博客在那个年代是极少数站出来反对奴隶制，主张给奴隶自由并分给他们土地的人。

索维尔在这里特别幽默的提到了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那个年代美国社会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巨变：汽车普及了，电力进入了千家万户，收音机让信息开始爆炸，连锁商店让穷人也能买得起便宜商品，这是一个由技术和市场驱动的，让普通人生活质量飞跃的十年。

但是你在历史书或者文学作品里，很少看到知识分子歌颂20世纪20年代的改变，为什么？因为那些改变是福特汽车搞出来的，是爱迪生的灯泡照亮的，是沃尔玛的前辈们卖出来的，而不是这帮知识分子坐在书斋里规划出来的。在他们眼里那是铜臭味的十年，是庸俗的十年，甚至是停滞的十年，因为政府管的少，他们没机会插手。这就像什么？就像咱们村里大家靠着勤劳致富，盖了新房，买了小车，日子过得红红火火。这时候来了个城里的规划师，看着这一切直摇头说，你们这不叫发展，因为你们没有按照我的图纸修一个巨大的昂贵的，除了好看一无是处的广场，你们这是维护落后的现状。我觉得这种傲慢真让人想在那规划师的屁股上踢一脚。

接下来咱们聊聊这帮人的第二个毛病——态度大于原则。经济学里有个铁律评价一个政策要看结果，而不是看初衷。但在受膏者的圈子里，这条铁律被扔进了垃圾桶。他们评价事物的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态度。我常说做学问也好，做人也好，最重要的是逻辑一致，是原则性。比如你信奉杀人偿命，不管杀人的是张三还是李四，是富二代还是流浪汉，你都得坚持这个标准，但是对于那些受膏者来说，原则是个累赘，态度才是关键。

什么是态度？就是我要表现的富有同情心，我要表现的站在弱者一边，我要表现的比你们这些俗人更道德。索维尔举了一堆让人哭笑不得的例子，比如对于罪犯，如果一个杀人犯他说自己小时候被家暴过，或者是个饱受压迫的少数族裔。这帮知识分子立刻圣母心泛滥，说他是社会的受害者，要轻判、要宽恕。但是如果一个警察在生死攸关的零点几秒里，为了保命开枪打死了一个歹徒，这帮人马上就会跳起来，拿着放大镜分析警察的每一个动作，指责警察暴力执法，冷血无情，这时候他们的原则去哪了？如果他们真的珍视生命，难道警察的命就不是命吗？不，在他们的剧本里，罪犯是用来展示他们宽容的道具，而警察是代表国家暴力的恶人，所以态度必须鲜明，原则可以不要。这种双重标准还体现在对风险的态度上。如果一种新药有万分之一的概率导致副作用，知识分子会呼吁政府马上禁掉它，哪怕这种药能救1万人的命，他们觉得自己是人民健康的守护神。但是对于跳伞、漂流、滑雪这些高风险的娱乐活动，每年摔死淹死那么多人。你见过哪个知识分子呼吁政府禁止滑雪吗？你看拳击比赛打死一个人，媒体就嚷嚷着要废除拳击；滑雪场每年抬出去多少断胳膊断腿甚至送命的，有人喊着要废除滑雪吗？没有！为什么？因为滑雪是这帮中产阶级精英自己喜欢的运动，那是生活方式。而拳击是底层人的运动，看起来太野蛮，不符合他们的审美，这就是所谓的态度。他们的态度不是基于逻辑，而是基于一种时尚。

就像咱们现在网上有些人一边喊着男女平等，一边要求相亲对象必须有车，有房还得给天价彩礼，否则就是普信男。这不是追求平等，这是在做生意。还有那些卖保健品洗脑的，或者在直播间装疯卖傻求打赏的，他们最懂这种态度营销。这帮人还特别喜欢批判企业的贪婪。油价涨了，他们骂石油公司黑心；药价贵了，他们骂要去吸血。在他们眼里，凡是赚利润的都是贪婪，但是朋友们请注意，他们从来不骂政府贪婪！你看，政府收税，可是从你兜里直接掏钱，而且是不管你愿不愿意都得掏。你辛辛苦苦一辈子，好不容易买套房，结果为了搞什么旧城改造，为了让地方官那点政绩好看，一声令下就把你家房子拆了，赔偿款还不够，你在郊区买个厕所，这难道不是最大的贪婪吗？

还有那些为了争取连任的政客大手一挥，发福利，搞基建，钱不够了就借债，把债务留给你的儿子、孙子，甚至还没出生的重孙子。这叫不叫贪婪？在知识分子的字典里，这不叫贪婪，这叫公共服务。如果你敢抱怨税太高，你就是自私；如果政客要把你未来的钱都预支了，那叫有远见。我觉得这帮知识分子最大的恶就是只享受占据道德高地的收益，却让社会底层的普通人去承担错误决策的成本。

就像广场舞的大妈给你介绍对象，昨天说找个老实的，今天说找个有钱的，反正你得她他的，不听你就是不知好歹，还要承受她的白眼。我虽然也算是读过两天书的人，但我知道知识分子最怕什么？不是怕穷，也不是怕累，最怕的是把自己关在一个回音壁里，听不到外面的声音。索维尔把这个称为密封的气泡。历史上有太多这种惨痛的教训了。

咱们中国人都知道郑和下西洋，那是15世纪，那时候咱们的宝船长四百尺，宽一百六十尺，九根桅杆，红丝绸的帆，那是海上的巨无霸。哥伦布那艘圣玛利亚号跟咱们的一比简直就是个澡盆子。那时候咱们的技术、财力、组织能力甩了欧洲几条街，咱们不仅去了非洲，还带回了长颈鹿。但是后来皇帝一声令下，不玩了！不仅不玩了，还片板不得下海，把这扇门给焊死了。为什么？因为那帮儒家士大夫觉得外面都是蛮夷，没啥好学的，咱们天朝上国什么都有，关起门来过日子多安稳。结果这一关就是几百年，等英国人的坚船利炮打过来的时候，咱们才发现原来外面的世界已经变天了，那个曾经领先世界的帝国，因为把自己封在气泡里，活生生变成了东亚病夫。

日本也是一样，德川幕府搞锁国，200多年不跟外面来往，结果1853年，佩里准将的黑船一来，日本人傻眼了，发现自己手里的武士刀根本砍不过人家的大炮。好在日本人反应快，明治维新，赶紧开了门，这才没被灭了。

还有葡萄牙，当年也是航海霸主，结果宗教裁判所搞的太凶，谁敢研究天文学，谁就是异端，谁敢提哥白尼谁就得被烧死。结果葡萄牙的航海技术一落千丈，因为航海得靠天文，你把搞科学的都吓跑了，谁给你指路？

再看看纳粹德国，二战前德国那是世界物理学的中心，诺贝尔奖拿到手软。希特勒要是好好搞，原子弹说不定真让他先造出来了。但是这位元首是个极端的种族主义者，把犹太人都赶跑了，爱因斯坦跑了，波耳跑了，一大批最顶尖的大脑都跑到了美国，最后是谁帮美国造出了原子弹？就是这帮被希特勒赶出来的犹太科学家，这简直是人类历史上最讽刺的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我觉得无论哪个国家，无论哪个时代，只要你搞思想封闭，只要你搞，只有一种声音是正确的，最后倒霉的肯定是你自己。可悲的是现在的美国大学正在变成这样一个新的气泡，在那些常春藤名校里，虽然没有皇帝下旨，也没有宗教裁判所，但有一种无形的政治正确高压线，凡是不符合左派进步主义观念的言论，都会被围攻被取消被社死。教授不敢说真话，学生不敢提问题，这就好比你在大学食堂里只能说饭真好吃，谁要是敢说一句这肉有点馊，立马就被一群人围上来，指着鼻子骂你是不尊重厨师，歧视农民伯伯，破坏和谐氛围。久而久之，这所大学就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全员装疯卖傻的精神病院，这种封闭的臭毛病迟早会害死整个社会。

最后咱们来聊聊这帮人的行动逻辑。经济学里有个特别重要的概念叫“显示性偏好”。我觉得这意思就是别听一个人嘴上说什么，要看他腿往哪走，钱往哪花。对于知识分子发起的那些浩浩荡荡的社会运动，索维尔称之为十字军东征。我们要用这个照妖镜去照一照，他们嘴上说的是什么？是为了穷人，为了社会正义，为了环保，为了拯救地球，这些口号听起来太美了，太神圣了，谁敢反对谁就是没良心。但是我们看看他们实际上做了什么，以及最重要的是他们做完之后关不关心结果。

如果一个人真心想帮助穷人，那么当他推行一项政策，比如最低工资法，结果发现穷人反而失业了，因为老板雇不起那么贵的人了，他应该怎么做？他应该反思，应该研究为什么好心办了坏事？但是这帮受膏者不这么干，他们只管呼吁，只管立法，只要法律通过了，他们就觉得自己赢了。至于后面有多少人，因为这个法律丢了饭碗，有多少小老板因为法律破产他们根本不在乎，甚至连看都懒得看一眼。为什么？因为他们的目的根本不是为了解决问题，而是为了让自己感觉良好，为了让自己站在道德的高地上俯视众生。就像有些人去放生买一堆陆龟，那是只能在陆地上爬的乌龟，非要给扔到河里去，还在岸边念经祈福，感动得热泪盈眶。结果乌龟淹死了，水质污染了，你跟他说这乌龟会死，他骂你没爱心，他在乎乌龟吗？不在乎，他在乎的是正在行善的自己。

索维尔举了个特别扎心的例子，关于消除贫困，在20世纪90年代，印度和中国通过市场化改革让成千上万的人摆脱了贫困，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减贫奇迹。按理说，那些天天喊着关心穷人的西方知识分子，应该敲锣打鼓的庆祝，对吧？可是这帮人对此冷漠的可怕，为什么？因为中国和印度的成功靠的是市场经济，靠的是私营企业，靠的是老百姓自己的奋斗，而不是靠知识分子设计的那些福利计划和国家干预，这让他们很没面子。这种成功剥夺了他们扮演救世主的机会，所以他们宁愿无视，甚至还要挑刺。说你们虽然富了，但是精神空虚了，环境污染了，贫富差距了。总之只要不是按我的方子治好的病，那就一定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

最惨烈的一个例子是关于DDT的。大家可能听过一本书叫《寂静的春天》，作者是雷切尔卡逊。这本书把DDT这种杀虫剂描写成毁灭生态的恶魔，说它会让鸟儿绝种。春天再也听不到鸟叫。于是环保主义的受膏者们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成功让各国政府禁用了DDT。他们赢了，他们觉得自己拯救了地球，他们的灵魂得到了升华，但是朋友们代价是什么？DDT是杀灭蚊子，预防疟疾的最有效武器。在斯里兰卡使用DDT之前，每年有几百万例疟疾，用了之后降到了个位数；但是随着DDT被禁用，疟疾卷土重来，成千上万的人尤其是穷国的孩子因此丧命。为了保护几只鸟蛋，他们献祭了几百万条人命，那些反DDT的人，他们不知道疟疾会死人吗？他们当然知道，但是在他们的天平上，那种我在拯救地球的自我陶醉感，比几百万非洲孩子的性命更重。

正如诗人艾略特说的那句话，这世上一半的坏事都是那些想让自己感觉重要的人干的。我觉得这话真准，准得让人心惊肉跳。听完这些是不是觉得背脊发凉？我们生活在一个被各种愿景口号主义包围的世界里，这帮受膏者，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那些脱离群众的精英，他们像是住在一个巨大的气泡里，用傲慢和偏见编织着一张大网，试图把我们也罩进去，他们不在乎事实，只在乎立场，他们不在乎后果，只在乎动机，他们不在乎你过得好不好，只在乎他们自己显得高不高尚。

从奥地利学派的视角看，这就是理性的自负。哈耶克老爷子早就说过，人类的知识是分散的，没有任何一个大脑能掌握所有的信息来规划整个社会。试图用一个蓝图去改造社会，最后往往会造出一个人间地狱。

看看咱们现在的世界，年轻人为什么选择躺平，为什么宁愿去送外卖，也不愿意进工厂？为什么宁愿不结婚，不生娃，也不愿意去背房贷，去供养那些寻租的利维坦？这不仅仅是因为累，更是因为大家看透了那些宏大叙事背后的荒诞，大家本能的感觉到那些专家画的大饼吃下去是会硌掉牙的，别被他们那些花里胡哨的新名词，什么结构性压迫，系统性不公，给忽悠瘸了。

我觉得凡事如果不考虑成本的行善，都是在耍流氓。凡是试图用别人的钱来实现自己道德理想的都是强盗。咱们不想当谁的实验品，也不想当谁的道德注脚，咱们只想踏踏实实的过日子，这是最大的天赋人权。所以朋友们，下次再看到电视上，网络上那些专家痛心疾首的教你做人，义正词严的要搞什么大运动的时候，多留个心眼，问问自己，这一脚踩下去，到底是谁在买单？别当韭菜，别当电池，保持清醒，这比什么都重要。

现在我们讲到第十章了，标题叫“过滤现实”，这书名听着文绉绉，翻译成咱们江湖话，就是这帮知识分子是如何把一坨屎，通过修图技术包装成米其林大餐端到你面前的。你们现在的日子可能过得不太舒坦，或许你正蹲在路边吃着猪脚饭，看着手里那个要把人逼疯的送餐软件，担心差评扣钱。或许你刚从流水线上下来打了一天螺丝，腰酸背痛；又或许你是个刚毕业的大学生，拿着简历四处碰壁，感觉自己就像超市里就要过期的打折酸奶，谁都不想要。你想不通，为什么书上说的那个美好的世界和你眼前这个为了几两碎银子拼得头破血流的世界，差距这么大，为什么你觉得自己像个拉磨的驴，怎么跑都在原地打转呢？

首先老索上来就扔了个炸弹，他说很多知识分子为了维护自己那套高大上的理论，会拼命的、甚至是绝望的去过滤事实，这叫选择性样本。咱们举个最接地气的例子，你在短视频上看到的那些帅哥美女，一个个皮肤白得像刚剥壳的鸡蛋，生活精致的像住在皇宫里，可要是你真信了，觉得这就是人类的平均颜值，这就是生活的常态。你出门坐一趟早高峰的地铁，或者去菜市场转一圈，你非得精神崩溃不可。因为真实的世界里大部人都在为生计奔波，脸上写满了疲惫，而不是滤镜下的精致。

知识分子干的事儿，跟这网红开美颜滤镜是一个道理，但后果严重得多。老爷子举了个例子，说是1983年，美国经济刚从衰退里缓过劲来，那时候50个州里有45个州的失业率都在下降，形势一片大好，但是媒体怎么报？当时著名的美国广播公司新闻台偏偏就挑了那剩下的5个失业率还在涨的州做专题报道。他们对着镜头一脸沉痛地说，看，这就是美国失业问题多严重？这就好比你考了9门功课，8门满分，就一门体育不及格，结果你老师把你家长叫来，指着体育成绩说，你这孩子废了，彻底没救了。这叫啥？这就叫通过选择性样本来撒谎。这种手法我觉得特别像咱们某些专家，为了证明年轻人就业形势好，就把灵活就业发明出来。为了证明大家有钱，就搞个平均收入，把你和马云一平均你也成亿万富翁了。凡是不符合他们叙事的数据，统统被过滤器筛掉了，这就是给现实世界开了10级美颜。

再比如，关于无家可归者的报道。我知道。咱们有些朋友可能也在大桥底下，公园长椅上凑合过几宿，那是真的没钱，真的难。但在美国媒体的镜头里，他们把流浪汉描绘成什么样呢？他们找那些长得干干净净，看着跟你和我都差不多的流浪汉，上电视，告诉你，看这些人就是咱们的邻居，甚至是前几天还在讲台上的老师，因为经济不好才流浪的，可实际上这完全是把物理现实给篡改了。有一位叫伯纳德戈德堡的记者实在看不下去了，他说我在街上看到的流浪汉大部分是酒鬼、瘾君子，或者是对着空气骂娘的精神分裂症患者，他们眼神凶狠，我们要躲着走。可电视上放出来的那些简直就像是刚从写字楼里出来的白领，只是忘了带钥匙而已。为什么要这么美化？因为如果告诉你流浪汉是因为酗酒、吸毒或者精神疾病，你就会觉得这是个人问题或者医疗问题。但如果把他们描绘成和你一样的普通人，知识分子就可以大声疾呼，看，这是万恶的资本主义制度，把好人逼上了绝路，他们需要这个苦难叙事来推销他们的大政府方案，来推销他们的道德伟哥。

还有个更绝的例子。在美国，只要一提到少数族裔的困境，媒体总是把黑人和白人比，说黑人收入低，贷款难，结论就是白人歧视，但是他们死活不提亚裔美国人，为什么？因为亚裔美国人在同样的制度下，收入、学历往往比白人还高。如果把亚裔放进这个对比里，白人至上导致贫困的理论就破产了。亚裔就像是班里不懂事的学霸，考试考太好，把全班都在躺平的借口给戳穿了。所以知识分子的做法很简单，直接把亚裔从统计数据里过滤掉，假装这群人不存在。这就像是相亲市场上的媒婆，只给你看姑娘的美照，绝口不提他欠了一屁股网贷，这帮知识分子心怀鬼胎的媒婆。

接下来索维尔讲到了更狠的一招，直接隐瞒事实，这里的谎言不需要成本，甚至能赚钱。有一个历史上臭名昭著的例子，我必须得给大家好好说道说道：那是上世纪30年代苏联搞农业集体化，结果在乌克兰搞出了大饥荒，饿死了几百万人。几百万人！朋友们，那是什么概念？那是尸横遍野，人相食的地域景象。当时纽约时报有个驻莫斯科的大记者叫沃尔特杜兰蒂。这家伙明明知道真情，私下里跟外交官说可能饿死了1,000万人，可他在报纸上写什么？他写根本没有饥荒，只有营养不良。结果这哥们凭着这些谎言，居然拿了普利策奖，评委还夸他客观深刻、清晰，这简直是给那个时代最大的黑色幽默，就像给一个投毒犯颁发了最佳营养师奖状。与此同时有个叫马尔科姆麦格里奇的英国记者，那是真汉子，他冒死跑进灾区，亲眼看到了饿得只剩骨架的农民，写出了真实的报道，结果他被主流知识分子圈子封杀，被骂成是歇斯底里的疯子，丢了工作，穷的一家四口只能去蹭朋友的房子住。你看这就是那个时代的舆论场，也是一种严重的信息市场失灵，谁说真话谁倒霉，谁撒谎谁拿奖。这像不像咱们现在某些时候，你实话实说被封号，那些满嘴跑火车卖精神大力丸的网红却赚得盆满钵满，制造虚假叙事的人拿走了奖杯和稿费，而为此付出代价的是沉默的大多数，这叫什么？这叫巨大的道德风险。

还有一个经典的例子是关于枪支管制的，在咱们这也常被拿来说事，知识分子总是喊，枪多了犯罪就多。看看英国，禁枪多严，犯罪率多低，我以前也差点信了。但是老索那是数据狂魔，他直接拿出一堆被过滤掉的数据甩在知识分子脸上，他说你光看英国和美国不行啊，你看看俄罗斯和巴西，那里的枪支管制比美国严多了，可谋杀率比美国高出好几倍。你再看看卢森堡，那是完全禁止手枪的，可隔壁的比利时、法国、德国都不禁，结果卢森堡的谋杀率反而是最高的。更打脸的是历史数据。纽约的谋杀率在200多年里一直比伦敦高，哪怕是在两边都没怎么管枪的时候，这说明啥？说明谋杀率高低可能跟文化社会结构有关，跟手里有没有枪关系不大，甚至在英国，当他们开始严厉禁枪之后，谋杀率反而上升了。这里面的经济学逻辑叫多变量分析，社会是一个复杂的自发秩序系统，犯罪率跟文化、道德约束、警力都有关，但知识分子喜欢单变量解释，因为这样好忽悠，他们把复杂的世界简化成有枪等于坏，禁枪等于好，就像把复杂的烹饪简化成放盐就好吃一样荒谬。但是这些数据你能在主流媒体上看到吗？很难。因为这不符合那些想管着你的受高者的愿景，他们觉得你们这些屁民手里拿的家伙太危险，得把你们管得服服帖帖的才行。他们只要找到了一个能支持自己观点的数据，就立马停止思考。这让我想起咱们有些股评家，只要股市涨了一天，就大喊牛市来了，完全无视基本面已经烂透了的事实，这就是选择性失明。

这一节非常有意思，索维尔讲到了知识分子怎么捏造人物形象，他们就像捏泥人一样把你塑造成神，或者把你抹黑成鬼，完全不管你真人到底是啥样。咱们先说说倒霉蛋赫伯特胡佛总统，在历史书里，胡佛是不是在大萧条时期无所作为？冷酷无情，只顾着有钱人的坏蛋？是不是都说是因为罗斯福上台搞了新政才救了美国？这纯粹是瞎扯淡，是知识分子编了几十年的鬼话。真实的胡佛是谁？他在当总统之前是一战时期救活了无数欧洲难民的大慈善家，他甚至拿自己的全部家当做抵押，去买粮食救人，而且他在大萧条时期根本就没有无所作为，恰恰相反，他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动用联邦政府力量去干预经济的总统，他搞高关税，搞公共工程，给大企业施压，不让降工资，甚至把最高所得税率从百分之二十几一口气加到了60%多，这听起来是不是很耳熟？这不就是后来罗斯福干的那些事儿吗？实际上罗斯福的新政大部分都是接着胡佛的政策往下干的。但是知识分子为了捧罗斯福这个神，必须把胡佛踩成鬼，他们需要一个稻草人来证明只有政府扩权才能救经济。以前那个自由放任的时代是邪恶的。再来说说另一个被黑得很惨的人，克拉伦斯托马斯大法官，这也是我很佩服的一条汉子，他是美国最高法院的黑人大法官，但是在媒体嘴里他被描绘成一个孤独的隐士，性格孤僻，是白人保守派的傀儡。事实，有人去调查了，发现托马斯简直是最高法院里最接地气的人，他开着一辆那种巨大的房车，带着老婆满美国跑，而且专去沃尔玛停车场露营，他穿着大裤叉子坐在折叠椅上，跟旁边的卡车司机、退休工人聊汽车打蜡，聊家长里短，那些人根本不知道他是大法官，就觉得这是个挺乐呵的黑人大叔。在法院里他认识所有的清洁工、保安叫得出他们孩子的名字。这么一个充满人情味独立思考的人，为什么被描绘成怪物？因为他是黑人，但他不信奉左派，那一套受害者叙事，他反对优待性政策，主张自立自强，这让那些以此为生的知识分子感到恐惧。因为托马斯的存在本身就是对他们理论的巨大威胁。这就好比咱们村里如果出了个大学生，不考公，不进体制，非要自己去创业，卖烤红薯还能发财，那村口的大妈们肯定会编排他，谁肯定是脑子坏了，或者是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因为他破坏了只有考公才是正途的这种集体幻觉。

这帮知识分子不仅捏造人，还捏造国家，这叫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在20世纪30年代，西方那帮文人把苏联吹成了天堂，那个叫埃德蒙威尔逊的文学批评家，居然说苏联是世界的道德巅峰，那时候苏联正在搞大清洗和古拉格群岛，这也叫道德巅峰？后来苏联露馅了，他们又开始吹别的，比如有一段时间他们特别喜欢吹印度，为什么是印度？因为那时候印度搞的是计划经济，搞那一套半社会主义的东西，特别符合西方左派知识分子的胃口，他们把印度描绘成一个精神高度发达，没有西方那种铜臭味、和平非暴力的国家，可是现实现实是印度那个种姓制度把人分成了三六九等，那些所谓的贱民，连影子落在高种姓人身上，都被认为是一种污染。在农村贱民要是敢去公用的池塘打水，可能会被泼硫酸，甚至被打死。哪怕是到了21世纪，这种事还经常见报。还有让咱们觉得不可思议的荣誉谋杀。

但是你在西方主流知识分子的书里，很少看到这些血淋淋的东西。他们给你看的是泰戈尔的诗，是甘地的非暴力，他们过滤掉了那些残酷的现实，因为虚构的印度是他们用来攻击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武器，这不就是典型的叶公好龙吗？这些知识分子要是真被扔到印度农村去当个贱民，估计一天都活不下去。这就像咱们有些人在朋友圈里发向往田园生活，那是加了滤镜的田园，真让他去老家旱厕蹲两天，蚊子咬一身包，他跑得比谁都快。这一招叫语言腐败，或者书里叫语言清晰，老米觉得这是最阴险的一招。

知识分子发现有些词儿用久了，大家都有生活经验了，不好忽悠了，怎么办？换个词儿，比如流浪汉这个词带着一股馊味，让人想起懒惰、酗酒、不负责任，这不行，这不利于把他们描绘成受害者。于是知识分子发明了新词“无家可归者”，这一改味道全变了。无家可归听起来像是一个被动状态，好像是房子长腿跑了，他彻底抹去了流浪汉个人行为的因素，变成了一个单纯的社会问题。

再比如沼泽，你一听这词肯定想到的是蚊子臭水沟、鳄鱼，谁会喜欢沼泽？但是如果改名叫湿地，是吧？瞬间高大上了，有没有？感觉那是大自然的肾。于是如果你想填平一个臭水沟盖房子，以前是改造环境，现在成了破坏湿地，是不可饶恕的罪过。

还有一个咱们都很熟悉的词，自由主义者在美国原本这个词是说支持个人自由，限制政府权力的结果到了20世纪，这帮支持大政府的人把这个词抢过去了，搞到最后这个词都臭了，变成了喜欢乱花纳税人钱的代名词。那咋办？换马甲，现在他们开始叫自己“进步主义者”，这词儿好，谁不想进步？你要是反对他们，你就是反对进步，你就是落后分子，这招在咱们这儿也常见，把裁员叫向社会输送人才，把降薪叫薪酬结构优化，把烂尾楼叫待盘活资产，把经济不好叫负增长，这就是用新词来掩盖旧的痛苦，用香水来喷在垃圾堆上。所以要提醒大家，以后听到那种特别拗口特别高大上的新词，一定要多长个心眼？问问自己这词儿背后到底藏着什么，不想让我知道的烂事儿。

最后索维尔揭露了知识分子的一张底牌，当你质疑他们过滤事实，歪曲真相的时候，他们会摆出一副哲学家的架势，跟你玩深沉，他们会说世界上哪有绝对的客观，每个人都有偏见，我也是人，所以我有点偏向性是很正常的。朋友们千万别被这套逻辑给绕进去，这叫偷换概念。没错。人确实做不到上帝视角的绝对客观，但是科学之所以是科学，不是因为科学家本人有多高尚，而是因为有一套严谨的程序和方法。如果一个造桥的工程师因为不喜欢某个力学公式，就把那个数据给过滤掉了，结果桥塌了，死了人，他是要坐牢的，那是刑事犯罪。如果一个医生因为偏爱某种药厂的回扣，就隐瞒了这种药的副作用，那他是要被吊销执照的。但是这些搞社会工程的知识分子呢？  他们过滤事实，隐瞒数据，推行错误的政策，导致社会动荡，经济崩溃，甚至饿死人，他们需要负责吗？不需要。他们不仅不需要负责，甚至还能拿普利策奖，还能在大学里当终身教授，继续给下一代灌输他们的毒药，他们用绝对客观不存在作为借口来掩盖他们故意撒谎，故意误导的行为。

这就像一个厨师往菜里吐了口痰被发现了。他跟你说，这世界上哪有绝对卫生的厨房，你看空气里也有细菌，你说你想不想抽它？你们可能会问，为什么这帮读了那么多书，脑子那么好使的知识分子，非要这么干？是他们傻吗？当然不傻，他们精着呢这里面有两个深层原因：

第一，是傲慢。哈耶克早就说过这叫致命的自负。这帮人觉得社会就是一个巨大的乐高玩具，只要他们设计好蓝图，就能拼出一个完美的世界。任何不符合这个蓝图的事实，对他们来说都是噪音，必须被过滤掉，他们爱的不是真实的人，而是他们脑子里那个抽象的人类，为了那个宏大的幻象，具体的活生生的人的死活，在他们看来是可以牺牲的代价。

第二，是利益，咱们别把知识分子想的太清高，制造焦虑，制造对立，制造受害者心态。这在当今社会是一门大生意，如果你觉得自己过得还好，那他们怎么卖你救世主的方案？如果你知道只要努力工作，遵守规则就能过得不错。你还需要他们这些导师吗？所以他们必须告诉你，你很惨，你被系统压迫了，只有听我的，只有把权力交给我，你才能得救。这叫什么？这叫寻租。回到咱们的生活。

朋友们，我知道现在日子不好过，内卷严重，大家都在拼命刷题，考研、考公或者干脆回家躺平，看着银行卡里的余额，看着父母老去的背影，心里确实发慌，但是越是这个时候，越不能让别人把你的眼睛蒙上，老索不是在教，你仇恨媒体，而是在教，你思维防身术，我们要做的很简单，捡起那把叫逻辑的手术刀，即使它很钝，即使它不带美颜功能，当有人告诉你这一切都是资本的错的时候，你多问一句，是不是还有别的像胡佛那样乱干预的手在作祟？当有人告诉你读书无用，阶层固化的时候，你看看那些还在默默奋斗的人，是不是真的毫无机会？当有人用那些花里胡哨的新词来忽悠你的时候，你给他翻译，还原成大白话，看看里面到底卖的什么药？不要活在别人给你编织的，充满了受害者情节，充满了虚假道德优越感的茧房里。茧房虽然暖和，但那是用来煮你的温水。你要像被嘲笑的克拉伦斯托马斯大法官一样，哪怕被主流圈子排挤，也要开着自己的房车去真实的世界里走一走，去和真实的人聊一聊，去用自己的眼睛看，用自己的脑子想，别做被过滤剩下的残渣，要做把滤网捅破的刺头。

现在我们翻到第十一章了，这一章的名字听着特别玄乎，叫做“主观真理”。我们先想象一对小情侣吵架，那哥们一脸赖皮，脖子上还挂着个没擦干净的红印子，对着哭得梨花带雨的妹子大言不惭的喊，宝贝，你看到的只是物理上的，我睡在了别人床上，但在我的精神真理里，我是绝对忠诚于你的，这是我的真理。你不能用你那种平庸的现实来霸凌我的主观感受。说句心里话，这要是真的，这哥们在大学校园里高低的是个社会学系主任，或者是搞后现代主义的大拿，这哪里是什么渣男语录，这简直就是当代那帮臭老九，那帮知识分子的最高纲领——主观真理。所以这样的人可能随时扶黑框眼镜跟你说，兄弟别难过，其实真理是主观的，你觉得苦是因为你建构了苦，你要是换个思路，这苦就是甜。你听完是不是想直接把手里的外卖盒扣他脸上？

索维尔老头写这一章，就是专门来私人的假面具的。他开篇就说了一句，扎心的话，真理，也就是那些实打实的事实，或者是硬邦邦的逻辑，其实是所有教条的死敌。现在有一小撮，但人数在不断增加的现代知识分子，简直把真理当成杀父仇人来对待，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了这帮所谓的精英的学术标准，跟他们那点自私自利的肠子早就各走各的路了。

咱们得明白一个事儿，这帮人不仅仅是在攻击某一个具体的真相，他们是在挖坑，想把真理这个概念本身给埋了。你看，现在流行一种说法，叫做我的真理和你的真理。这就好比你相亲遇到了天价彩礼，你觉得这是在卖女儿，对方说这是我的真理，是传统文化。真理要是能变成像私有财产一样，你有一份，我有一份，那真理还有个屁用。真理的全部意义就在于它是大家沟通的公约数。

索维尔举了个例子，有个叫罗伯特莱克的大人物，以前通过劳工部长，他在书里写了好多开会的细节，把自己塑造的跟救世主似的，结果别人翻出当时的录像带一看，好嘛，录像里的情况跟他写的完全是两码事，简直就是满嘴跑火车，别人拿着证据去质问他，你猜这位大知识分子怎么回？他说我不追求比我个人感知更高的真理。你们听听，这话说的多么优雅，多么不要脸！翻译成咱们胡同里的白话就是，我不管事实是什么，我只管我感觉到了什么，我觉得是这样，那就是这样！如果真理变成了主观的，这玩意就彻底没意义了。这在经济学上叫什么？这叫破坏交易底座。如果真理是私有的，那契约就不存在了。我说我付了钱，你说没收到，咱们没法对账，因为付钱在我的主观真理里已经完成了。社会协作的基础是共识事实，消解了事实，社会就会原子化，原子化之后谁最高兴？当然是那个拥有最大暴利的利维坦，因为当个体之间无法通过讲道理达成一致时，最终的裁决权就只能交给拳头最大的那一位。

现在还有一个听起来特别高端的词儿，叫做”社会建构”。这帮人告诉你，所有的现实都是社会建构出来的，性别是建构的，家庭是建构的，犯罪是建构的。这话听着挺有深度，其实就是一种精神大力丸，或者叫道德伟哥，他们忽略了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这些所谓的建构是需要经过验证的。老索举了个极损的例子，蝙蝠蝙蝠这玩意眼瞎，全靠超声波回声定位来飞。虽然蝙蝠脑子里的世界图像跟我们人类看见的不一样，但有一点是绝对的，蝙蝠不会一头撞死在砖墙上，为什么？因为那堵墙是客观存在的，不管蝙蝠的主观世界怎么建构这堵墙，它必须符合物理法则。如果蝙蝠像某些后现代哲学家或者是蹲墙根吹牛逼的民科一样，认为强只是一个社会概念，只要我不承认它，它就不存在。这只蝙蝠的下场就是变成墙上的一滩标本。你要是感知错了，那是会死人的。你看这笼子里的狮子，那图像确实是你脑子建构的，但你要是觉得这只是个主观感知，大大咧咧走进去跟狮子聊聊哲学，或者是给狮子喂点心灵鸡汤，那狮子会用几秒钟的时间向你证明，在你的脑子之外，存在着一个完全不受你意志转移的血淋淋的现实，但我们的知识分子不需要像蝙蝠那样为错误买单。如果一个建筑师把楼盖塌了，他要坐牢；如果一个卖老鼠药的把人药死了，他要偿命。但如果一个知识分子发明了一套真理，比如取消死刑能感化罪犯，或者多发福利能消除贫困，结果导致犯罪率飙升，通货膨胀搞得大家只能拼单买临期食品，你猜怎么着？他屁事没有，他甚至还能靠这套理论评上终身教授，去下一场论坛继续忽悠。

再说说那些宏大的愿景，爱因斯坦的物理学跟前人都不一样，但他的理论到底是不是真理，不是靠他在大学里跟人辩论赢了，而是在广岛惨烈的时间点上，原子弹爆炸的那一刻，它变成了一个谁也躲不开的，让全世界都战栗的现实。索维尔说，这帮知识分子最爱干的事，就是故意忽略这种验证过程，他们把社会、经济、科学都看成主观的小词儿，这样他们就能名正言顺的把自己一套，我觉得应该怎么样塞进去，代替掉现实里的本来是怎么回事。还有一种耍流氓的方式，就是搞不评价，现在的流行语叫谁能定义谁，或者是我们要包容，不要评判，听的挺大度，挺宽容，像个温文尔雅的绅士，但实际上这往往是在逃避后果，是一种战术性的装傻。

比如聊到婚姻，知识分子会说，婚姻就是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跟单身同居或者不婚保平安没区别，这话听着没毛病，但他们避而不谈的是不同选择带来的后果。婚姻不仅仅是两个人的事，它涉及孩子，那些出生在不稳定环境里的孩子，他们没得选。事实证明单亲家庭的孩子贫困率更高，不仅费纳税人的钱去补贴，而且犯罪率也更高。

索维尔给出了一个扎实的数据。自打1994年以来，那些结婚的黑人夫妇，他们的贫困率一直是百分之几的个位数，这说明什么？说明有些生活方式它就是比别的好，产生的后果就是更健康。你非要在那儿搞不评价，那就跟看病不看体检报告，所以说这病也是一种生活态度一样荒谬，这种不评价主义其实是知识分子最危险的武器，因为他们根本不需要给理由，只要不停的复读或者在小圈子里达成共识，就把真理给阉割了。这种对真理的破坏早就传染到了艺术音乐和文学领域。

有个剧作家叫哈罗德品特，居然说真实和虚假之间没有硬性区别。好家伙，这话听着多耳熟，跟那些理财无法兑付，旺铺贴转让，还要骗你最后一把的骗子逻辑差不多。这帮人拿着大众的钱骂着大众的文明，这日子过得真是舒坦，自恋到了极点，还不用付任何代价。

接着索维尔聊到了一个更有意思的话题，邪恶的局部化。知识分子最爱说的一个词就是改变，好像这世界已经烂透了，只要改变就一定是好事。可是历史证明，很多时候改变是往更烂的地方走，比如当年的俄国或者古巴，原来的日子虽然也不怎么样，但一通折腾之后更惨了。但为了推销他们那套宏大的社会方案，知识分子必须得假设，这个世界之所以不好，是因为某一个阶级，某一个制度或者某几个官员太坏了，他们必须把邪恶局部化。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如果他们承认人性里本来就有贪婪、懒惰、残暴这些底色，无论你怎么重新排列组合这个社会，结果都差不多。就像泰坦尼克号要沉了，你在甲板上把椅子挪来挪去有什么用？知识分子不爱听这个，他们需要坏蛋，他们需要通过打击坏蛋来显示自己是被选中的，掌握真理的人。而且这个坏蛋不能太远，最好就在家门口，这样才好下手，才好在观众面前表演自己的正义。于是咱们这个社会就成了攻击目标。

比如帝国主义，现在的知识分子一提到帝国主义，就觉得那是西方社会的专属罪恶，可你翻开人类历史看看，那一串串血淋淋的征服印记谁没干过？奴隶制，谁家祖上没养过奴隶，或者没当过奴隶？索维尔说，这种邪恶从来就不是局部的，它是全人类的共性。你看当年威尔逊总统搞那个民族自决，结果那些曾经被压迫的少数民族亦有了自己的国家，立马转过身去压迫更小的少数民族，速度比直播间装疯卖傻求打赏都快，但现在的剧本不是这么演的，现在的剧本是残暴的欧洲人征服了无辜的土著，土著都被描绘成与自然和谐相处，这其实就是一种神话。欧洲人之所以能干成，是因为他们那几个世纪正好有钱，有技术火力猛。但在那之前，欧洲人被亚洲中东北非的征服者奴役了多少个世纪？中世纪的时候，成吉思汗的铁骑横扫亚洲，一直打到东欧深处，那时候的斯拉夫人那就是被当成提线木偶一样统治。

奥斯曼帝国统治巴尔干半岛长达5个世纪，每年还得抓走一定比例的欧洲小男孩，强迫他们改姓教，训练成奴隶兵，200年里抓了20万人，那时候谁是弱者？谁是受害者？再看西班牙，他们打了好几，百年才把北非征服者赶走，赶走那一年哥伦布才出发。而在哥伦布到达美洲之前，那儿的奴隶制和征服早就家常便饭了。其实征服本身是错的这种观念，反而是西方文明后来慢慢演化出来的通用标准。结果现在历史被倒过来了，变成了西方文明特有的原罪，这不就是为了让后代背上可继承的负罪感。好名正言顺的要赔偿吗？说到这儿，咱们得聊聊知识分子这两个核心驱动力：优越感和戏剧性。知识分子为什么非得觉得自己高人一等？索维尔说，这几乎是他们的生存需要。

在咱们这个学历内卷的年代，能混进精英学术圈的，基本都是以前考试的前5%或10%，这种从小到大的优越感已经刻进他们骨子里了，他们觉得自己能掌握某种特殊知识，就能以此推断出他们拥有管理这个世界的普遍智慧。这就好比一个围棋大师觉得自己下棋厉害，就一定能教别人怎么谈恋爱，怎么炒股，怎么管理国家一样？索维尔说，一个傻瓜穿衣服都比一个聪明人替他穿要穿得更合身。这就涉及到一个核心问题——分散知识。

索维尔提到了苏联计划经济的笑话，中央计划局要给2,400万种商品定价，这事儿为什么一定会崩？哈耶克早就说烂了，每个人都知道自己哪怕一点点琐碎的信息，我想吃猪蹄，你想买拖鞋，这几亿人的信息汇聚在市场里形成的价格，但知识分子有一种致命的自负，他们犯了一个逻辑错误，把智商高等同于全知全能，他们觉得我连希腊语都懂，难道不懂怎么替这帮泥腿子管好菜篮子呢？结果就是他们试图用自己那点可怜的局部的书本知识，去取代成千上万个体在漫长岁月中通过试错演化出来的自发秩序，有正见的无知，他依然是无知，这种优越感还体现在道德上，他们总想在道德上压人一筹。

比如当恐怖分子杀人的时候，他们在那呼吁要给恐怖分子日内瓦公约的待遇。当自己的社会有点什么种族言论的时候，他们闹得比谁都大；但当恐怖分子在电视上现场斩首的时候，他们反而没那么大动静了，这叫双标。这种过滤过的信息从小学传到大学，教出来的学生都觉得自己的社会烂透了。这就导致了一个后果。当真正的威胁来临的时候，这个社会根本没有防卫的意志。

再说说戏剧性，知识分子讨厌那种磨磨唧唧的一点点改进的方案。他们喜欢权力，喜欢那种绝对性的非黑即白的决策。为什么？因为这种决策听起来响亮、带劲，有戏剧效果。你跟人说，咱们通过市场调节，让生活水平每年提高2%，这事太无聊了，没人爱听；但你要是喊我们要给所有人受教育的权利，住房的权利，不被歧视的权利，这多带劲，独振英雄。

可是任何政策一旦推到极端都会变成毒药。知识分子向埃里克霍弗说的那样，他们没法在常温下工作，正常温度的生活对他们来说太没意思了，他们得找那种极端的、能显示自己特殊性的东西，所以他们对怎么创造财富没兴趣，他们只对怎么分配财富感兴趣，因为创造财富那是工厂主、打工人、农民干的脏活累活太世俗了，而分配财富，那才叫社会正义，听着就高级。这就是为什么当中国通过市场化改革让几亿人脱离贫困的时候，那帮一直哀叹贫困的西方知识分子反而没啥兴趣。因为这事儿不是按照他们设计的剧本演的。

为了这种不寻常，他们有时会陷入一种病态的对暴力的崇拜。你们可能很难想象，历史上那些最残暴的运动背后往往站着一大堆知识分子。希特勒在大学校园里的支持率比在普通民众里高得多，纳粹党的那些高官好多都是博士学位，在东欧搞大屠杀的特别行动队，军官里大学毕业生的比例高得吓人，最恐怖的是柬埔寨搞出大屠杀的组织，核心领导层只有8个人，这8个人里5个是老师，1个是大学教授，一个是政府官员，一个是经济学家，全是知识分子，全在巴黎留过学。如果你觉得这只是象牙塔里的自娱自乐，你就太天真了。这种主观真理的终点通常是尸山血海。为了实现他们脑子里那个完美的幻象，他们不惜把现实烧成灰烬。

好了，今天这一章聊的有点沉重，但也挺透彻。我想跟年轻的朋友们说一句，现实是很硬的，他不会因为你觉得他是主观的，它就变软。当你听到有人跟你兜售那种主观真理，不评价主义或者是宏大建构的时候，你得长个心眼，那可能不是救命的良药，而是让你在绝望中更绝望的精神鸦片。在这个众声喧哗的时代，作为一个想要保全自己财产和自由的个体，我们能做什么？很简单，相信你的常识，相信你的痛感，相信那些经过时间检验的老规矩，当一个专家告诉你通胀是好事，家庭是枷锁，常识是偏见时，你就把它当成那只看不见墙的蝙蝠，你有眼睛，你看得见墙，别跟着他撞上去，毕竟撞死了，他会在悼词里赞美你的牺牲，而疼的是你自己。

现在咱们聊聊被无数法学教授包装得像圣经一样，实际上却被这帮知识分子玩成了橡皮泥的东西——法律。这就是第十二章标题叫“知识分子与法律”。老索在这章里把那层窗户纸给捅破了，他告诉我们，这世界上有一群自诩为天选之子的知识分子，正忙着把法律从保护咱们的规则变成他们实现乌托邦的实验室，咱们现在好好拆解，这帮法学精英是怎么把原本保护咱们的盾牌变成了他们手里随意挥舞的镰刀，咱们得先搞清楚法律到底是干嘛的，在我看来法律就是红灯停、绿灯行，是欠债还钱、杀人偿命。这叫自发秩序。它的核心就两个字，预判。制定规则的人不需要知道你今天出门是去相亲还是去讨薪，也不需要知道你是开劳斯莱斯还是骑着小电驴送外卖，规则就摆在那儿，你知道规则，我也知道规则，然后咱们几百万人在框框里自己做决定，自己负责，哪怕是那些在路边摊喝着廉价啤酒，蹲墙根吹牛逼的老哥，只要守规矩，心里就是踏实的。

但这帮知识分子也就是索维尔说的圣座们，他们觉得那套死板的法律太冷血了，他们觉得法律得有灵魂，得追求结果。如果你把法律交给了这帮追求社会正义、同情心或公平的专家，你拿到的就不是法律，而是一个司法盲盒。为什么？因为公平和正义这些词在法律里是没有定义的。这就好比大街上有人向你兜售道德伟哥或者精神大力丸，听着包治百病，吃下去全是副作用。广场舞大妈觉得在楼下跳舞到半夜是他的公平。那刚上完夜班看病还得查余额的小伙子，觉得安静睡觉是他的公平。这时候如果法官不看法律条文，而是凭着自己心里的同情心来断案，这日子就没法过了。

索维尔举了个特别损的例子叫分手费，两人商量好了不领证同居生活，这本来是人家的自由，大家都不想承担那张纸带来的责任，结果过不下去了，要分手！蹦出来个充满爱心的法官大手一挥说虽然你们没结婚，但是为了公平，为了正义，有钱的一方你得给另一方付同居赡养费，这叫什么事儿？这就是法官在事后强行把两个人当初明明商量好不要的责任，又扣回了人家脑袋上，这在法律上叫溯及既往，也就是事后诸葛亮。这种不确定性，就是咱们现在很多焦虑的根源，你不知道你的房子哪天会不会变成违建，你不知道你的行业哪天会不会被一纸文件干掉，这种恐惧比穷更可怕。这就好比那些老飘带着孙子，在异地小心翼翼的活着，最怕的就是规则今天一个样，明天一个样。

这帮知识分子还有一个杀手锏，叫时代变了，每当宪法或者法律挡了他们的道，不让他们随意折腾的时候，他们就两手一摊，说写宪法的那帮老头子都死了200年了，那时候也没互联网，没高铁，所以法律得跟着时代变。我在这里得给大伙填填土，社会变了，法律当然得变，但问题的关键是谁来变？怎么变？正常的逻辑是如果你觉得法律过时了，你去竞选去说服老百姓，大家投票，光明正大的修改法律，这叫规矩。但是这帮精英知识分子等不及，索维尔在书里点名了两个文青总统，那位爱冒险的西奥多罗斯福和那位普林斯顿大学出身的威尔逊，这两位爷就是典型的知识分子治国。

老罗斯福有一次想派兵去没收一个罢工的煤矿，有人提醒他总统先生，宪法没给您这权利。老罗斯福直接吼道，宪法是为了人民制定的，不是人民为了宪法活着的。多热血，但我告诉你们，当一个有权势的人说我代表人民的时候，通常意味着他要开始欺负具体的人了。因为人民是个虚词，当他把宪法踩在脚下的时候，他其实是想说老子就是法。

另一个总统威尔逊更是发明了一个词叫活的宪法。哥们儿，你要谨记一切带活的前缀的法律词汇，活的宪法意思就是这本经怎么念？得看方丈今天的心情。他们说因为有了电视，电脑，所以宪法得改，可索维尔反问，有了互联网言论自由就不重要了吗？有了高铁，咱就能随便抓人了吗？有了手机支付私有财产就能随便充公了吗？所谓的时代变迁，不过是这帮知识分子想绕过投票箱，直接在法袍下面搞政变的借口。

咱们来看看这帮法学精英是怎么把逻辑玩坏的，这是一个发生在1942年的真实案子，叫“维卡德诉菲尔本案”。有个叫菲尔本的农民，在自己家地里多种了点小麦，他不卖，不运出周甚至不出村，留在自己家里喂猪喂鸡，自己磨面粉做面包吃，结果政府找上门来了，说他违法了，要罚款。菲尔本懵了，他说宪法规定你们联邦政府只能管跨州贸易，我这小麦烂在锅里也是我自己吃，怎么就违法了？大法官给出了一个神逻辑，法官说，虽然你这小麦没卖，但是因为你自己吃了你种的小麦，你就不会去市场上买小麦了；你不买就会影响市场需求；影响需求，就会影响价格；影响价格，就会影响跨州贸易。所以我们可以管理这是什么流氓逻辑？按这个道理，如果我在家里自己做饭不点外卖，我就犯法了，因为我影响了外卖平台的生意，如果我自己补袜子不买新袜子，我就影响了纺织业的跨州贸易，这就是索维尔说的司法能动主义的恶果。权力的手能伸到你家被窝里来，这就像是咱们现在的某些专家，非说年轻人不买房是缺乏责任感，他们用这种宏大的叙事，把你个人的微小选择无限上纲上线。

这种逻辑下网约车司机明明按导航走却可能被判违规，你在直播间装疯卖傻求生存，他也能说你影响了社会风气，只要逻辑愿意绕弯子，没有他们管不到的地方。如果说种小麦的案子是强词夺理，接下来这个案子简直就是指鹿为马。

这是1979年的韦伯案，美国有一部法律叫《1964年民权法案》里面写的清清楚楚，雇主不能因为种族原因歧视任何人。有个白人小伙子叫韦伯，想参加工厂培训，工厂搞了个名额分配，居然把一半名额留给了黑人员工，哪怕那些黑人资历更浅，韦伯被刷下来了，韦伯拿着法律条文去告状，你看法律说不能因为种族歧视现在因为我是白的我就被刷了，这不就是歧视吗？结果最高法院的慎做法官们又开始秀操作了。布伦南大法官说，咱们不能死抠字眼，我们要看法律的精神，这部法律的精神是关心黑人，所以虽然字面上说不能歧视任何人，但为了帮助黑人歧视一下白人是符合精神的。我勒个去，这哪里是解释法律？这简直就是强奸文字，这叫语言的炼金术。只要我有口才，黑的能说成白的，违法的能说成正义的。这种思维渗透到社会，就变成了咱们看到的烂尾楼的开发商，明明合同到期不交房，他非要跟你讲大环境讲情怀，不讲合同。当法律不再是确定的契约而变成了法官手中的感化院时，受苦的一定是咱们这些普通人，因为大公司可以雇律师团去研究法官的偏好，而你只能在社会正义的铁拳下瑟瑟发抖。

现在这世道语言都被污染了。那些真正想守规矩的法官被骂成是保守派，而那些随意篡改规则的法官被捧成是进步派。

现在的舆论环境很有意思，当法院判决结果符合经营口味的时候，比如没收私产搞开发，帮知识分子就欢呼，这是时代的进步；可一旦法院判决不符合他们的口味，比如最近法院说你不能随便把任何事都扯到跨州贸易上来管，这时候知识分子就炸锅了，骂法官是右翼，激进分子是践踏民主，这种双标简直比咱们有些专家建议把闲置房屋出租增加收入还不要脸。这种精英的审美正试图强奸大众的选择。正如牛津大学那位著名的德沃金教授说的，哪怕老百姓更喜欢不平等，一个更平等的社会，也是更好的社会。翻译一下。我知道你们想要自由，但老子觉得你们更需要平等，所以我就替你们做主了，这就是通往奴役之路的起点。

最后咱们来聊聊最核心的哲学问题，到底是看意图还是看含义？这帮想搞事情的法官总喜欢说。咱们很难知道200年前写宪法的人心里到底咋想的，既然猜不到，那咱们就随便解释吧，这完全是扯淡。真正的法制派，比如一脸严肃的斯卡利亚大法官，他们说的是我们要看原始含义，比方说王敏给你写个纸条，去楼下小卖部买包盐，如果你看原始含义，那就是去买盐，这是当时大家都懂的中国话。如果你要猜意图，你戏就多了。你可能会想老米是不是嫌生活太苦了，需要加点盐？他内心深处其实是渴望甜蜜的，然后你跑出去买了一包糖回来，法律也是一样，如果不按字面意思来，而是按意图或者精神来，法律就成了法官肚子里的蛔虫，只有他们知道这蛔虫今天要往哪钻；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说，我们需要的是确定性，哪怕是老头转发廊，低保打麻将，只要规则明确，大家就能各安其位。

霍姆斯大法官判案子的时候，经常判一些他自己都讨厌的人，他说我的工作不是主持正义，我的工作是看游戏是不是按规则玩的。  他判过一个鼓吹暴力革命的人有权说话，他说这哥们简直就是个傻缺，但我得判他赢，因为宪法保护这种傻缺说话的权利，这才是真正的法官。（注：美国最高法院在 1969年确立了关于自由言论的 “煽动” 标准：“对于那些鼓吹使用暴力或违反法律的宣传，除非其目的是煽动或导致即刻的非法行为，而且它确实可能煽动或导致这样的行为，否则第一修正案就不允许政府禁止这类宣传”。该标准可被理解为鼓吹暴力革命的人，若不是面对具体的革命组织进行演说，则被认为属于学术、思想交流范畴的言论自由。但我国刑法与国安法规定，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鼓吹暴力革命：《刑法》设有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针对以造谣、诽谤或其他方式放扇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行为。《网络安全法》等明确禁止利用网络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集会游行示威法》规定集会游行示威不得使用暴力或者煽动使用暴力）这就好比虽然看着你烦，但还是按时把工资一分不少结给你的老板，比整天跟你画大饼谈理想，最后却跑路的老板要靠谱一万倍。咱们现在看到的很多乱象，什么烧烤摊互殴后的魔幻判决，什么拼单买临期食品还要被嘲讽，归根结底就是因为规则变得越来越模糊，越来越不可预测。那帮高高在上的知识分子和精英们，总觉得咱们这几亿老百姓是傻子，他们不喜欢咱们自己在市场上乱哄哄的讨价还价，他们喜欢那种由他们设计的、整齐划一的美好社会。为了这个美好社会，他们不惜扭曲法律，不惜让公平变成特权。但是历史告诉咱们，只要法律失去了它的确定性，只要法律变成了权力的婢女，那咱们这些底层老百姓绝对是第一批倒霉的韭菜。咱们不需要什么高大上的社会正义新解释，咱们只需要最朴素的道理，合同算数！私产神圣！如果连这点底线都守不住，咱们哪怕再怎么卷，再怎么996，最后也不过是在沙滩上盖楼。

所以朋友们下次再看到那些专家学者大谈要用新思维看待法律的时候，记得老米的话，捂紧你的钱包，盯着你的自由，看看他们是不是又想把你关进他们设计的笼子里。现在我们开始读第十三章，“法律与结果”。这章的内容听起来好像离咱们很远，毕竟咱们这帮人要么是在学校里，为了就业率极低的文凭刷题内卷，要么就是在大厂里当个天天演繁忙的螺丝钉，或者干脆哪怕你是送外卖、跑滴滴的，每天还得提防着别被投诉，哪有空管什么法律哲学？但是这一章讲的东西恰恰解释了为什么你觉得这世界越来越不讲道理，为什么你明明守规矩却总是吃亏？为什么那些所谓的保护弱势群体的政策，最后往往把你真正的弱势群体给坑的底裤都不剩？

这一章一上来，老索就抛出了一个炸弹，他说法律正在变质，原本的法治精神那个叫法治。就好比咱们在踢球，传统的法官就是个裁判，规则大家都知道，不能守球、不能越位，出界了就是出界了。裁判的作用是什么？是盯着在这个规则下不管你是皇家马德里还是村口二狗队，犯规了就吹，至于最后谁赢谁输，那看本事，裁判不管结果，这就叫形式正义。但是现在的这帮知识分子裁判不这么想，他们觉得这村队太惨了，装备不行，营养也不良，要是让他们输了，那多不公平，那就不符合社会正义了。于是这裁判怎么吹呢？皇马进球了，他吹无效，理由是为了缩小贫富差距，村队用手把球扔进去，他算进，理由是为了照顾弱势群体。这时候你会说老米，这不就是黑哨吗？在咱们这儿叫黑哨，但在那些高大上的法学教授嘴里，这叫追求实质性的社会正义，这叫结果导向的法律。这帮人不像是来当裁判的，倒像是来卖道德伟哥或者精神大力丸的，觉得自己能治愈这个世界的不平等。索维尔在书里说的特别损，他说这种追求结果的法律最登峰造极的版本是哪？是1790年代的法国大革命时期，那时候有个职位叫特派代表，这帮人厉害了，他们被派到各地去纠正错误，权力大到没边，可以说是凌驾于所有法律之上。他们能随便抓人，随便设立法庭，随便竖起断头台，他们想在这个地方定什么物价就定什么物价，想没收谁的财产就没收谁的财产，为什么？因为他们代表了革命的结果，为了那个宏大的美好的未来，现在的规则算个屁。

虽然现在没人敢在文明社会明目张胆的搞这种特派代表，但这股子味儿是一样的。现在的很多法官不再是看你违没违法，而是看判决结果是不是符合他们心目中的理想社会。这就像广场舞大妈抢篮球场，她不觉得这是霸占公共资源，她觉得这是老年人的正义，这就引出了本章的第一个重头戏——举证责任的倒置。咱们都知道一个最基本的法律常识，哪怕你是看电视剧看来的，也知道叫谁主张，谁举证，对吧？你告我偷东西，你得拿出录像、指纹，你不能指着我说，你证明你没偷，证明不了你就是贼，这是保护咱们普通人不受冤枉的最后一道防线。但是为了追求所谓的结果，这个几百年的老规矩被打破了。

索维尔举了个例子，早期的反垄断法叫罗宾逊。这法律规定，如果你对不同的客户收不同的价格，你就违法了，除非你能证明你的成本不一样，听着挺合理是吧？好，现在假设你是个卖烧烤的，你给老张10块钱一串，因为老张是你老主顾，而且一次买100串，你给路人甲12块钱一串，这时候有人告你搞价格歧视，按理说原告的证明你的价格它是不合理的，但在这个法律下不行。一旦指控成立，举证责任就扔给你了，你得向法官证明，卖给老张便宜的两块钱，是因为你的炭火费、人工费平摊下来确实便宜了。你们想一想，成本两个字，那是能把会计师、经济学家和律师都绕晕的东西，你想在法庭上把每一分钱的成本差异都算得清清楚楚，那比让你现在去考个清华博士都难，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你也别挣了，哪怕你是清白的，你也证不明白，干脆掏钱私了。这跟咱们现在遇到的某些情况像不像？

网约车、司机被乘客投诉态度不好，平台不问青红皂白先扣你钱，让你证明你当时心里对他充满了爱意。这怎么证？把你心掏出来给法官看，是凉粉还是热粉吗？这事儿后来就更离谱了，蔓延到了民权案件里。这就得说到咱们社会上现在特别流行的一个逻辑。你看，现在有些大公司或者政府部门，只要他们里面的员工比例跟社会上的人口比例不一样，就会被扣上歧视的帽子。比如说这一片很多人是少数族裔，或者是女性，但你这公司的经理怎么全是白人大老爷们？好，不管你有没有真的歧视谁，光是统计数据的差异就足以构成表面证据。这时候举证责任又扔给老板了，你得证明你没有歧视，这简直就是流氓逻辑。

索维尔讲了一个超级荒诞的案子，1973年美国有个百货巨头叫希尔斯，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告他性别歧视，理由是什么？就是统计数据说你这女员工虽然多，但怎么高层或者卖大件商品的岗位上女性少？这就好比你去相亲，没看上对方，对方把你告了，理由是你前女友都是长头发，我是短头发。所以你其实短发女性，然后让你证明你为什么不爱她。最搞笑的是这个委员会找了半天，连一个真正觉得自己被歧视的女性证人都没找出来，希尔斯公司在那喊冤，我们招人是看谁愿意干这活，很多女性不愿意去卖轮胎或者通下水道的机器，他们更愿意卖衣服，这也不行吗？这案子打了多少年？打了整整15年，希尔斯公司为了证明自己没歧视，花了这15年的时间，光诉讼费就花了2,000万美元，最后虽然赢了，但你想想，有几个公司能经得起这么折腾？这就是为什么现在的公司一个个都跟惊弓之鸟一样，为了不花那2,000万美元去打官司，绝大多数公司选择什么？认怂、赔钱，搞政治正确的招聘配额。哪怕那个岗位需要的是硬汉，我也得招几个不能干重活的进来当吉祥物，这叫什么？这就叫为了结果的平等，牺牲了机会的公正，这跟那些在直播间装疯癫博眼球的主播有什么区别？为了流量这个结果，脸面这个规则早就不要了。

接下来我们看看这章的第二个重点，也是最扎心的一个点，财产权的消亡，咱们中国人对房子对地那是情有独钟，辛辛苦苦攒了6个钱包，背上几十年的房贷，不就图个安身立命吗？但是如果你遇到烂尾楼或者遇到强拆，你就会发现你的财产权在某种力量面前脆弱得像张纸，在美国这事儿也没好到哪儿去。索维尔说，对于财产权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一种是咱们这种普通人，或者叫古典自由主义者的看法。财产权是人权的基础，如果政府能随便抢你的东西，那你说话还敢硬气吗？如果你的房子随时能被拿走，你还敢放心大胆的去创业、去生活吗？

但另一种是那些自以为是的精英的看法，他们觉得财产权就是保护那些有钱人的，是既得利益者的护身符，为了公共利益，为了社会进步，牺牲一点个人的财产权算什么？这种观念导致了什么结果？最典型的就是2005年的凯罗素新伦敦市案，这案子在美国历史上那就是个耻辱柱。宪法里原本写着政府要征用私人的地，必须是为了公共使用，比如修路、修桥、建水库，大家能理解，但是在这个案子里，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大笔一挥，把公共使用给改了，改成了公共目的。一字之差，天壤之别。

新伦敦市有个开发商想在那一片建高档写字楼、酒店、健身房，但这片住着老百姓，人家不想搬，政府就说了，开发商建好了能交更多的税，这就是公共目的，所以强行征收，你看这逻辑多可怕。以前是如果你家房子挨着修路了，政府赔钱让你搬，现在是只要隔壁老王比你有钱，比你更能交税，政府就可以把你家房子抢过来给老王住，这就是所谓的为了穷人的利益。所谓而一针见血的指出，这种被拆迁的往往都是穷人，少数族裔而受益的都是那些大开发商和政客，还有更恶心的叫开放空间法或者明智增长法。这听着多好听。环保、绿色防止城市无序扩张。但实际上这些法律限制了盖房子，土地供应一少，房价蹭蹭往上涨。这让我想起咱们这儿有些大城市，一边喊着要留住人才，一边房价高的让人绝望。那些早就买了房的中产阶级和富人，看着房价涨，心里乐开了花，嘴上还支持这种环保政策，说要保护环境，不能乱盖楼。实际上这就是把梯子撤了，不让后面的人上来。这就好比你挤公交车，你在车底下的时候拼命喊往里挪挪，还能上一个。等你挤上去了，车门一关，你马上就喊别挤了，再挤出人命了，师傅快开车，这就是人性。那些什么规划委员会，分区委员会权力大的惊人，你要盖房子，得给他们进贡，不一定是晒红包还是合法的勒索。比如加州有个地儿，你要盖房就得给政府捐个公园，还得给公共艺术捐款，还得把一部分房子便宜卖，所以说这叫勒索。而且所有这些勒索出来的成本最后是谁买单？是那些买房子租房子的普通人，是那些刚毕业想在城市里有个窝的年轻人，是那些为了看病先得查余额的打工人。

咱们再来聊聊第三个让人血压升高的话题——犯罪。这话题跟咱们每个人都有关，谁不想晚上撸串的时候别遇上打架的，谁不想走夜路别被抢劫，但是在对待犯罪这个问题上，知识分子的脑回路又跟咱们不一样了，他们有个执念，叫犯罪的根源论。在他们看来，一个杀人放火的罪犯，他不是坏，他是病了，或者是受害者，为什么他会抢劫？因为社会不公，因为贫穷，因为他童年不幸福，所以抓他坐牢没用。得治愈社会，得消除贫困，得感化他。你要是敢说严刑峻法，敢说把坏人关起来，你就是简单粗暴，就是没有同情心，索维尔这时候拿出了他最喜欢的武器，历史事实！历史事实是什么？事实是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美国的谋杀率其实是在连年下降的，那时候还没那么多乱七八糟的福利政策，也没那么多关爱罪犯的理论。但是到了60年代，著名的沃伦法院开始了一系列改革，大大加强了对嫌疑人的权利保护，限制警察限制判刑。同时美国搞了向贫困宣战，福利开支大增，按照知识分子的理论，贫困少了，权利多了，犯罪应该少了。打脸了。从1961年到1974年，美国的谋杀率翻了一倍，翻了一倍，朋友们。

在大洋彼岸的英国也是一样的剧本，英国的知识分子更左更讲究文明，他们甚至觉得这世界上就不该有枪，咱们得好好唠唠英国这事儿。英国以前是个多安全的地方，福尔摩斯那是破案的，不是天天防暴恐的。但后来英国的精英们觉得老百姓手里有枪太危险了，得禁。1954年，伦敦只有12起持枪抢劫案，注意是12起，不是1200！那时候英国对猎枪几乎没限制，买手枪也很容易，后来法律越来越严，严到什么程度？严到连玩具枪都不能随便拿。书里讲了个真事儿，有个老太太被流氓骚扰，他拿出一把玩具枪把流氓吓跑了，结果警察来了，把老太太抓了，罪名是使用模仿火器恐吓他人。还有个哥们家里进贼了，他拿把假枪把贼扣住了，报警，警察来了把他抓了。这听着是不是像段子？是不是像咱们这儿有些地方好人正当防卫被抓，流氓反而被送医院慰问。但这真是英国发生的事儿。结果英国彻底禁枪之后，持枪犯罪率飙升，到2000年左右，英国的暴力犯罪率甚至超过了美国。而与此同时，美国有些州允许老百姓隐蔽持枪，犯罪率反而下降了。这就好比说狼要吃羊，知识分子的办法是把羊角的尖给锯了，因为角太危险了，万一羊顶伤了狼怎么办？或者是顶伤了别的羊怎么办？结果羊没了角，狼吃得更欢了，因为狼是不守法的，你禁枪禁的是守法公民的枪，歹徒的枪你也禁不掉啊，他又不去派出所登记。

还有所谓的贫困导致犯罪的理论。孙维尔举了个例子，底特律1967年底特律大暴乱，那是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暴乱之一。但是当时的底特律黑人的贫困率只有全国黑人的一半，失业率比全国白人都低，结果暴乱了。反过来在里根当总统的那八年，福利砍了，强调法律与秩序，结果城市暴乱几乎绝迹了。但这帮知识分子就是不认账，哪怕数据摆在脸上，他们也会说犯罪的原因太复杂了，不能简单归结为坐牢太少。这就是所谓说的把问题扩展到无法回答的维度，你说把罪犯关起来能减少犯罪，他说不行，你得解决他灵魂深处的孤独和童年的创伤，这确实深刻。但除了让无辜的人被杀被抢之外，屁用没有。

更可气的是当监狱里关的人多了，犯罪率终于开始下降的时候，这帮精英又出来痛心疾首了。纽约时报发文章感慨。虽然犯罪率降了，但我们的监狱怎么人越来越多了呢？这是一场悲剧。他们甚至拿监狱的开销和大学的开销做对比，说你看关一个犯人的钱够供一个大学生了，这多浪费。我听到这儿真想笑，这能比吗？关犯人的成本，是你跟把他放出来之后它造成的破坏去比。

英国算过一笔账，监狱系统一年花19亿英镑，但罪犯一年造成的损失是600亿英镑，这还没算那些被杀、被强奸、被伤害的人的身心痛苦，那是钱能衡量的吗？索维尔还提到了李光耀，这老爷子年轻时去英国，觉得英国真文明，秩序真好。后来他回新加坡当家，发现新加坡乱的一塌糊涂，他怎么干的？他没听那些西方白左知识分子的那一套感化理论，而是严刑峻法，该关的关，该打鞭子的打鞭子，结果现在的英国犯罪率高得吓人，而新加坡成了全世界最安全的地方之一。新加坡现在的犯罪率大概只有英国的十几分之一，这不就是最好的打脸吗？

最后老米想跟大家总结一下，这一张法律与结果其实讲的就是一个核心冲突，是尊重规则还是妄图扮演上帝？那些知识分子、法官、精英，他们就像是那些在广场上跳舞占地盘的大妈，或者是那些卖脑残片的骗子，他们手里拿着社会正义，结果平等，保护弱势群体的大旗，觉得自己是受膏者，是被上天选来拯救咱们这帮愚昧百姓的，他们觉得规则不重要，只要他们的初衷是好的，就可以随意践踏法律，可以把举证责任扔给无辜的人，可以没收你的房子去盖酒店，可以把杀人犯放出来去感化。但是这种傲慢代价是谁付的？我们是被莫名其妙投诉还得赔笑脸的外卖小哥，因为规则不在保护清白的人，只保护那个看起来弱势的投诉者；是掏空6个钱包买房，最后却面对烂尾楼哭诉无门的年轻人，因为财产权在更大的目的面前一文不值；是晚上不敢出门，怕被抢劫的大爷大妈，因为警察不敢抓人，抓了法官也会放，因为罪犯是受害者。

这个世界之所以让你觉得荒诞，让你觉得无力，让你想要躺平，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这帮聪明人把那些本来清晰硬朗的规则变成了他们手里随意揉捏的面团，他们用一堆高深的学术名词把常识给掩埋了，法律的尊严不在于他能给你分配多少蛋糕，而在于它能保证没人能随便掀了你的桌子。如果法律开始关心谁该赢，而不是谁违规，那么我们所有人最终都将成为权力的输家，成为那一片片绿油油的韭菜。老索写的书就是为了给咱们递一把铲子，把这些被掩埋的常识挖出来，别被那些宏大的词汇忽悠了。当有人告诉你，为了某种美好的结果需要牺牲掉现在的规则时，你得长个心眼，因为历史告诉我们，通往地狱的道路往往就是由这些所谓的善意铺成的。

咱们现在来聊点带血腥味的，给大伙醒醒脑。我先给你们描绘个场景，设想一下你走进楼下的星巴克，看见一个戴着黑框眼镜，拿着苹果电脑的文艺青年，正在痛斥隔壁桌一位穿迷彩服的大哥是野蛮人，这文青抿了一口燕麦拿铁，义正词严地声称，只要我们把家里的菜刀都扔了，隔壁王二麻子就不会再来抢我们的地盘，世界就充满爱了。你听了这话是不是觉得这人脑子大概是被防盗门给夹了，或者刚喝了一杯过期的拿铁把脑仁给喝缩水了。但如果这个文青变成了哈佛，牛津的教授，变成了普利策奖得主，变成了制定国家政策的国师，你猜会发生什么？会发生尸山血海。

咱们接着聊知识分子与社会，现在要把书翻到第十四章，标题叫“世界大战”。这一章的内容如果用我的话总结，那一帮自以为是的聪明人，是如何用高尚的理念把人类两次推向绞肉机的？

咱们先回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也就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那时候的日子其实过得那是相当不错。欧洲那边自从拿破仑那老小子折腾完之后，差不多有100年没打过大仗了，但这世上有一帮人，他们觉得日子过得太舒服了，简直是一种罪过。这帮坐在写字楼里的高管和战略分析师们，也就是当时的知识分子就开始觉得这生活是不是太乏味了？这社会是不是太松散了？在他们眼里，战争可不是你在电影里看到的断臂残肢，血流成河，也不是老母亲在村口哭瞎了眼，等儿子回来。在他们充满了诗和远方的脑子里，战争是利维坦的春药，是扩大政府权力的最佳理由。当时的美国大哲学家威廉詹姆斯就说了，我们需要一种战争的道德等价物来把大家团结起来。赫伯特克罗利办了新共和杂志的大佬，更是赤裸裸的说，只有通过战争才能打破个人的自私，建立集体的纪律。这听起来是不是特耳熟？这就好比你们公司从来不下基层的某位总监，非要拉着一群天天加班累成狗，只想安稳苟住的程序员去沙漠里徒步，美其名曰狼性文化，团队凝聚力，他觉得这很燃，很热血，但在底下人看来，这就是纯纯的有病。

那时候的知识分子，不管是德国的教授，还是美国的进步派，普遍认为国家需要一种宏大的目标来把这些像散沙一样的老百姓给捏合起来。他们觉得普通人太短视了，只知道老婆孩子热炕头，只知道这一亩三分地根本不懂什么叫国家意志。在他们看来战争不是绞肉机，而是社会工程学的实验室，他们不关心战壕里那些起满血泡的脚，也不关心被芥子气烂掉的肺，他们看到的是一个可以随意指挥的、整齐划一的庞然大物。这就像卖金身大力丸的江湖郎中，终于等到一场大瘟疫，觉得自己露脸的机会来了，甚至就觉得这瘟疫来得正是时候，正好可以治大家自由散漫的毛病。

说到这儿，咱们得把镜头给到当时美国的一位重量级人物，伍德罗威尔逊总统，这位老兄在当总统之前，那是正儿八经的大学教授，普林斯顿大学的校长，那是知识分子里的战斗机。威尔逊这些人，满脑子都是咱们刚才说的那种圣人情结，他看不起那些为了抢地盘抢资源而打仗的庸俗理由，他觉得如果要打仗，那必须得是为了一个高尚的脱离了低级趣味的理由。比如美国当年把波多黎各吞并了，威尔逊就说这帮波多黎各人就像小孩子，咱们美国人是大人，咱们得管教他们。你看这口气，像不像在广场舞队伍里指点江山的大妈，觉得自己是全人类的妈。等到1917年美国决定加入一战的时候，威尔逊给出的理由那是相当的高大上，他说咱们不是为了利益，咱们是为了让世界对民主来说更安全，这就是典型的知识分子思维，把具体的惨烈的杀戮，包装成一种意识形态的十字军东征。

这就好比你老板让你996，不给你加班费，却跟你说，小王，咱们这不是在剥削你，咱们这是在为了改变世界，为了人类的未来在奋斗。你听完是不是想把手里的键盘拍他脸上？在威尔逊和他的那帮知识分子拥趸眼里，他们是上帝选中的代理决策者。他们觉得他们比德国人更懂德国该怎么管，比奥匈帝国的人更懂边界该怎么划。于是一战结束后，威尔逊搞了个民族自决，要在地图上重新划线，创造出一堆新国家。这事听起来挺美，什么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家，就像现在的房地产销售跟你说给你一个五星级的家一样。但实际上这些新划出来的国家，不管是从经济上还是军事上，都脆弱的像个刚出壳的小鸡仔，而且因为地图是这帮对当地情况一知半解的聪明人，坐在凡尔赛宫的红酒桌旁画出来的，把这个民族的一半人发到那个国家，把那个村子的水井划到另一个省，搞的是乱七八糟，这就像是那种从来没下过厨房的专家，制定了一套健康饮食标准，强制要求四川人只准吃甜的，上海人只准吃辣的，结果就是大家都没饭吃，还得打架。

后来咱们都知道了，威尔逊干掉了德意志的君主制，却迎来了更凶残的波西米亚落榜美术生。你知道我说的是谁？他欢呼沙皇的倒台，却迎来了那个1850年大胡子导师的狂热信徒。威尔逊让民主更安全的宏愿，最后换来的是斯大林墨索里尼和希特勒这三个集权主义的大魔头，这就像你为了治感冒，吃了一堆不知名的偏方，结果感冒没好，把肝给吃坏了，这就是致命的自负。他们以为自己在下棋，其实他们只是在把棋盘掀了，然后放出了怪兽。

好。一战打完了，这场仗打得太惨了，把所有人都打蒙了，尤其是法国人，那简直是惨绝人寰。整整一代年轻人变成了化肥。走在巴黎的大街上，你随便扔一块砖头，砸到的不是断了腿的老兵，就是死了丈夫的寡妇。这时候那些原本鼓吹战争有益身心健康的知识分子们，突然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他们就像是一个宿醉醒来的酒鬼，看着满地的狼藉和自己吐出来的秽物，发誓说我这辈子再也不喝酒了。于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西方知识界掀起了一股狂热的和平主义浪潮，注意，我说的和平主义可不是咱们普通人那种希望能安稳过日子的朴素愿望，而是一种病态的甚至有点魔怔的意识形态。这帮知识分子开始觉得战争这东西本身就是坏的，跟谁发动的没关系，哪怕别人拿刀架在你脖子上，你还手也是不对的。他们发明了一个理论，叫战争是因为大家都有武器。这逻辑就像是说男人会出轨，是因为男人长了那个器官，所以要把所有男人都阉了，天下就太平了，或者说强奸案是因为男人有作案工具，所以只要把良民都淹了，世界就清净了。

在英国和法国，这帮文人墨客开始疯狂的写反战、小说，拍反战、电影，这本身没问题，反思战争残酷是好事，但他们走火入魔了，他们开始攻击那些制造武器的公司，叫他们死亡商人。索维尔在书里对这个概念进行了无情的鞭尸，这帮人觉得战争是军火商为了卖武器而挑起的，这个逻辑就好比你拉不出屎怪地球没引力，夫妻生活不和谐，怪床垫太软，武器是中性的，如果你有，流氓也有，那是威慑；如果流氓有，你没有，那是待宰的羔羊。更离谱的是他们觉得爱国主义是战争的根源。在法国教师工会，也就是当时的人类灵魂工程师们，发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道德解除武装运动，他们把课本里那些描写法国士兵在一战中英勇抵抗德国侵略的故事全部删掉了，或者改写了。本来是我们的战士，在凡尔登顶住了敌人的进攻，被他们改成了在凡尔登大家都过得很惨，大家都受苦了，他们教导孩子爱国是可耻的，如果你不恨敌人，敌人就不会来打我们。这就像是现在的某些家长，觉得只要不让孩子看奥特曼打怪兽，这世界上就没有坏人了。或者像是那种把头埋在沙子里的鸵鸟，觉得我看不到狮子就看不到我。

英国的大哲学家罗素，这老头智商极高，但在这事上简直就是个大聪明。他甚至说如果英国把军队解散了，把武器销毁了，这就证明我们没有威胁，希特勒就不会来打我们了，因为没人会去打一个毫无抵抗能力的人。朋友们听到这儿你们是不是想笑？这逻辑要是能通，咱们还要警察干嘛？咱们回家把门锁拆了，把钱都堆在门口，小偷是不是就会感动的痛哭流涕，从此金盆洗手？这简直就是把蠢字写在了脑门上，还用烫金的大字。你想搞单边裁军，但在流氓眼里，你这就是在搞单边开放，就在这帮英法知识分子忙着自我感动，忙着把自己的国家变成没有牙齿的肥羊的时候，隔壁的希特勒正在干嘛呢？他疯狂的造枪造炮，在给德国年轻人打鸡血。告诉他们，我们要把失去的东西拿回来。希特勒这人虽然是个恶棍，但他对人性的拿捏可是大师级的。他看着法国那边老师在教学生，爱国是可耻的；知识分子在喊，宁愿做活着的德国人，不做死去的法国人；他看着英国那边牛津大学的学生集体宣誓，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为国王和国家而战。希特勒心里乐，这不就是天上掉馅饼吗？他跟手下的将军们说，你们别怕，英法就是两个怂包，他们虽然武器比咱们多，但心气儿早就没了。

从经济学角度看，这帮和平主义者实际上是在大幅降低侵略者的边际成本。当你的对手发誓不抵抗的时候，你动手的成本就降到了地板价。事实证明希特勒赌对了，当他把军队开进莱茵非军事区的时候，法国的军队明明比德国强的多，只要稍微动动手就能把德军赶回去，但是法国的政客被那些和平主义的舆论吓破了胆，根本不敢动。他们怕一旦动武，就会被国内的知识分子骂成战争贩子，这就像是一个壮汉，手里拿着狼牙棒，却被一个小流氓拿着把水果刀给吓住了。因为旁边有一群苍蝇在嗡嗡叫：暴力是野蛮的，你要用爱去感化它。到了最后，当希特勒真的动手的时候，法国这个拥有当时欧洲最强大陆军的国家仅仅6个星期就投降了。6个星期还不够咱们现在考公上岸的复习时间长呢，为什么？因为从上到下心都散了。那些在站前喊着道德解除武装的教师爷们，这时候傻眼了。有的被抓进集中营，这时候才明白只有手里有枪才能保卫和平的道理。可惜晚了。

聊到这儿，哈耶克早就说过，这帮知识分子有一种致命的自负，他们觉得凭借自己的理性。可以设计出一个完美的社会，可以消除战争，消除贫困。为什么这帮绝顶聪明的人会犯下如此低级的错误，根源在于诺斯提主义式的傲慢。在他们的哲学里，世界是由抽象的人组成的。在他们眼里德国不是一个有着特定历史怨气和复仇渴望的具体国家，而是一个受了委屈的概念，是一个如果我们要对他好，他就会对我们好的抽象体。他们看不起传统的经验，看不起老百姓那种朴素的生存智慧。

咱们来搞个跨时空的辩论。正方，是当时的大文豪威尔斯，这哥们觉得爱国主义是毒药，我们要搞世界公民。反方，咱们请出乔治奥威尔，就是写1984那位，奥威尔虽然也是左派，但他是个接地气的明白人，他后来在二战时候就嘲讽那些和平主义者，说和平主义这东西客观上就是亲法西斯的。因为你不让自己的国家抵抗，就是在帮希特勒的忙。这道理就像咱们在烧烤摊上遇到流氓打人，你这时候在旁边喊，大家不要打架，打架是不对的。你以为你在劝架，你其实是在帮打人的流氓，因为流氓可不听你的，但挨打的老实人可能会因为听了你的话放弃了抵抗，结果被打得更惨，这就是所谓的道德绑架，而且是绑架受害者。

这帮知识分子就像是那种住在高档小区，有保安24小时巡逻的人，在网上发帖说我们要废除死刑，我们要感化罪犯，因为罪犯一般不会去他们那个小区，但对于住在城中村，晚上回家都要提心吊胆的打工妹来说，严刑峻法才是他们最大的安全感。

知识分子总喜欢用一种超然的、上帝视角的眼光看问题。这就好比现在有些专家看到年轻人不结婚、不生娃，就开始在电视上大放厥词，说这是缺乏责任感，建议适当降低法定结婚年龄。他们根本不看现在的房价是多少，彩礼要多少？35岁被优化后的出路在哪？他们只看数据，只看模型，就是不看活生生的人。咱们把目光收回到现在，索威尔写这段历史绝对不仅仅是为了翻旧账，他是在提醒我们这种聪明人的愚蠢其实从来就没有消失过。

看看咱们身边是不是也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可能是某些建议把闲置房屋租出去，把私家车开出去，拉活来增加收入的专家，他们可能是那些在直播间里装疯卖傻，喊着家人们却卖着三无产品的网红，他们也可能是那些在广场舞大妈的秋波里迷失自我，或者在彩票站里做着报复梦的失意中年人。这帮人里有的坏，有的蠢，有的又蠢又坏。但最可怕的还是那种拿着高学历坐在象牙塔里，却对真实世界的运行逻辑一无所知的知识分子。他们会告诉你，只要我们签了一纸协议，世界就和平了；他们会告诉你，只要我们大家都躺平，资本家就会发善心了；他们会告诉你，只要我们足够政治正确，现实中的，那些烂尾楼断供潮，由于年纪大而被辞退的痛苦，就会自动消失。这简直就是给人为精神伟哥或者是脑残片，吃的时候挺爽，觉得自己站上了道德的高地，觉得自己看透了宇宙的真理，但等到生活的铁拳，不管是战争、经济危机，还是家里老人生病时那张长长的缴费单砸下来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些高大上的理论连个屁用都没有。

就像二战前的法国人，新的道德解除武装的邪，结果国家没了，房子被炸了，儿子被抓了，这时候你再去找那些写文章的大作家理论，人家早就跑到美国或者瑞士去避难了。留在这里受苦的永远是那些跑不掉的普通人，那些在工厂打螺丝的，送外卖的、种地的、摆摊躲城管的、网约车空跑的、日结睡桥洞的。那些知识分子，他们不需要为自己的错误买单。如果他们鼓吹的绥靖政策失败了，使得是前线的士兵，被关进毒气室的是平民，而他们他们会换个话题，换个大学，继续在象牙塔里指点江山，甚至还会写本书反思为什么你们这么愚蠢，没有执行好我的完美计划，这是最无耻的套利行为。咱们作为普通人，虽然没有那些教授学者的头衔，虽然咱们每天为了那几两碎银子，在这个糟心的世界里摸爬滚打，但咱们千万别把脑子也交给别人托管。

奥派经济学告诉咱们一个最朴素的道理，真实的世界是由无数个体的选择构成的，而不是由某个大脑在顶层设计出来的，和平不是靠发誓发出来的，也不是靠自我阉割换来的，和平是靠实力，不管是经济实力还是国防实力，作为后盾，加上理性的博弈得来的，手里有剑和有剑不用，是两码事，但手里没剑和被迫下跪是一码事。

在这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里，别信那些给你画大饼的宏大叙事！哪怕是在咱们个人的生活中，也是这个理儿，你想不被欺负，不是靠你在家里默念世界充满爱，而是靠你自己有本事、有积蓄、有硬邦邦的实力。别信那些让你躺平就是反抗的鬼话，那是在忽悠你放弃抵抗生活的权利；也别信那些让你无脑热血的忽悠，那是想让你当炮灰。用你自己的眼睛去看，用你自己的常识去判断，看好你的钱包，锻炼好你的身体，保持你的弹药库——无论精神还是物理上的——充足。因为当那个波西米亚文青再次敲门的时候，指望那帮教授用论文把他念死是不太现实的。当你听到某个专家又在那提出什么惊世骇俗的建议时，不妨在心里问一句，这老小子是不是又想拿我们当小白鼠？

现在我给大伙讲个有点荒诞的故事，想象一下，你就在咱们这儿城乡结合部，开了个小卖部，但这地界不太平，隔壁街住着两个纹着身拎着、西瓜刀的恶霸，咱们姑且叫他们老苏和老衲，这俩货每天就在你橱窗前晃悠，时不时扔块砖头进来，眼神里明晃晃写着四个大字，我想抢你，你一看这不行，咬咬牙花钱请了个孔武有力的保安，咱们叫他大兵，这大兵也不废话，买了一根狼牙棒往门口一杵，那俩恶霸虽然眼馋，但看着那根棒子，也就是骂骂咧咧几句，愣是不敢动手。本来日子挺安稳，但这事坏就坏在你家那个刚读了两年社会学的大学生侄子回来了，这侄子，咱们就叫他知识分子。他看着大兵手里的狼牙棒，那是直皱眉头，晚饭桌上痛心疾首的教育你：二叔，你这思维太野蛮了，你拿狼牙棒，老苏也会去买开山刀，这就是搞军备竞赛，这会制造紧张气氛，你应该把狼牙棒扔了，用爱去感化老叔，去跟他深度对话，去理解他童年的创伤。只要你放下武器，他一定会羞愧的放下屠刀，你一听，哎呦，大学生说的有道理，这叫文明。于是你把大兵辞了，把狼牙棒烧了，结果第二天老苏一脚踹开你的门，把你全家绑了，把你柜台里的钱洗劫一空。而当你被五花大绑扔在角落里的时候，你侄子还在那嘀咕，这一定是沟通还不够深入，是我们之前的态度太傲慢了，没能触动老苏内心柔软的地方。朋友们，听完这个故事你想打人吗？想打就对了。

现在我们要讲的托马斯索维尔《知识分子与社会》的第十五章，标题叫“冷战及以后”。这一章所谓的老先生就是要把这帮住在象牙塔里，手里端着红酒杯，嘴里喊着世界和平，却差点把人类送进火坑的聪明人一个个拎出来，把他们的脸给抽肿。咱们要聊的话题听起来是冷战、越战、伊拉克，离咱们挺远。但你仔细琢磨，这背后的逻辑跟咱们现在的生活简直是一模一样。

你有没有觉得有时候你在工厂打螺丝、送外卖累得像条狗，结果专家在电视上告诉你要付费上班，要反思自己不够努力。有时候你看这烂尾楼想哭，结果大V们在网上讨论的是宏大叙事，和诗与远方。这一章讲的就是这个理儿，那帮从来没上过战场的书生是怎么指挥那些在泥地里打滚的士兵去送死的？或者更糟糕，他们是怎么通过嘴炮让那些本来能赢的仗，最后输的裤衩都不剩的。

这一章开头，索维尔就带咱们回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那会儿，咱们都知道人在什么时候最清醒，是在被生活毒打之后，你看看那些刚毕业的大学生，在学校里那是意气风发，觉得我命由我不由天，结果出了社会被房东催租，被老板优化，被相亲对象嫌弃彩礼不够，只能去拼多多上拼临期食品的时候，这时候他最清醒，知道钱难挣、屎难吃，二战刚结束那会儿，西方世界也是这个状态，那是真被打疼了。希特勒的集中营，日本的南京大屠杀，这些事儿太血腥、太真实了。那时候的知识分子，甚至那些平时最爱唱高调的人，都不敢再说，大家坐下来喝杯茶就能解决问题，这种屁话了。那时候连《时代周刊》都在说，纳粹是对人类灵魂的革命，是对文明根基的践踏。那时候的美国总统杜鲁门也就是做决定扔原子弹的狠人。他有个顾问叫莉莲塔尔在那儿唧唧歪歪，说什么咱们搞氢弹会不会引发军备竞赛？我很担心杜鲁门怎么说？这老哥只用了7分钟就开了个会，问了一句，俄国人能造出来吗？顾问点头说能，杜鲁门直接拍板，那咱就没得选，搞！看，这就是经过社会毒打后的清醒。那时候的人知道，面对手里拿着刀的流氓，你跟他讲论语是没用的，你手里得有把枪还得是上了膛的。但是好日子过久了，人就容易飘。

到了上世纪50年代60年代，新一代的知识分子长起来了，这帮人没见过纳粹的毒气室，没见过战壕里的烂肉，他们是喝着可乐，听着摇滚长大的，他们开始觉得我们的社会怎么这么多毛病？怎么不像我想象的乌托邦那么完美？这就好比现在的年轻人，没经历过当年那种一家人穿一条裤子的苦日子，看到现在的房价高，股市跌，就开始怀念起大锅饭来了。觉得那时候虽然穷，但公平，这就是典型的记吃不记打。

索维尔讲了个很有意思的事，有个历史学家叫汉森，他去逛欧洲的二战纪念馆，发现那边的主题全是战争是愚蠢的，大家都是受害者，好像战争是一场突如其来的流感，大家都倒霉。但是在美国的墓地里写的是勇气、自由、牺牲。这说明啥？说明欧洲那帮知识分子，也就是那帮在和平年代享受着别人用命换来的安全的人开始在那儿装清高了。他们指着战场上的桥梁说，为了这么一座破桥死几千人，真没意义。我听到这儿都气乐了，这就好比你坐在有空调的办公室里，嘲笑在大雨里送外卖的小哥，你为了赚这三块钱配送费，把自己淋成落汤鸡，真没意义！你觉得没意义，是因为你不愁吃穿，但对小哥来说，三块钱就是晚上的馒头钱，但对军队来说，那座桥就是国家存亡的关键，这就是不懂什么叫稀缺。

知识分子觉得和平就像空气一样，是免费的，是天上掉下来的。但实际上和平是一种极其昂贵的资本品，它不是大家手拉手唱歌就能变出来的，它是靠复杂的产权制度，高昂的国防投入和暴力威慑的平衡生产出来的。正如你在菜市场买肉得给钱，你在国际社会买和平得给枪杆子。

接下来索维尔把镜头对准了一个大神级的人物，伯特兰.罗素，这哥们名气大，大哲学家、数学家、诺贝尔奖得主，智商绝对是180往上。但是老米常说，智商高和有智慧那完全是两码事。有些博士生连个灯泡都不会换，有些教授连个煎饼果子都摊不明白。二战刚结束那会儿，罗素还是个鹰派，那时候美国有原子弹，苏联还没有，罗素就跳出来说，咱们得给苏联下最后通牒，让他们服软，如果不服咱们就先发制人，扔核弹炸他丫的，虽然这很惨，但总比咱们被苏联统治强。你听听多狠。但是没过多少年罗素变脸了，变得比川剧还快。当苏联也有了核弹之后，罗素瞬间变成了一只极度温顺的小绵羊，他说我们要单方面裁军，就算苏联不裁，我们也要裁。如果选择是人类灭绝和被共产主义统治，我宁愿选被统治。这就好比咱们村头教书先生，一开始手里有根棍子，对面流氓手里没刀，他喊着要打死流氓，后来流氓手里也有刀了，他把棍子一扔，跪下说，大爷，您随便打，只要别杀我就行。罗素甚至还大骂当时的英美领导人，说肯尼迪比希特勒还坏五十倍，因为肯尼迪搞核威慑。在罗素看来，为了不打仗，我们可以投降，可以当奴才，可以不要尊严。

这就是所谓说的知识分子的反复无常。他们的观点虽然南辕北辙，但有一个共同点，他们永远觉得自己是对的，永远觉得自己比普通老百姓高明。这像不像股市里的那些黑嘴股评家？今天喊牛市来了，让你满仓，明天喊快跑，让你割肉，反正不管怎么说，他们都有理，亏钱的永远是你这颗韭菜。罗素这种思维其实是一种极致的功利主义计算，他觉得活着就是最高价值。但我想问问像猪圈里的猪一样活着，等着过年被宰，那是活着吗？还是像草原上的狼一样，虽然可能饿肚子，虽然可能受伤，但是自由自在。

自由主义的大师耶克早就说过，这类理性的自负是致命的。罗素以为他在下棋，可以计算全人类的命运。但他忘了人类不是棋子，人类是有血性有尊严的个体，你让人跪着活，很多人是宁愿站着死的，更可怕的是这种我投降，所以我光荣的逻辑本质上是在给侵略者发信号。如果你张三在村口大喊，谁打我，我都不还手。你说村里的流氓是会感动的痛哭流涕，还是会兴奋的搓手准备抢你家的牛？这帮知识分子就是在帮流氓递刀子！

好，咱们把时间轴拉到60年代，聊聊著名的越南战争，这可是重头戏。现在的很多电影小说一提越战，那就是美国大兵吸毒，杀平民、精神崩溃，那就是一场毫无意义的烂仗，这都成了好莱坞的政治正确了。但索维尔告诉我们，这全是知识分子和媒体编织出来的信息茧房。60年代的美国知识分子完美复刻了三十年代那帮导致二战爆发的绥靖分子的套路，他们管备战叫军备竞赛，管军火商叫死亡商人。现在的年轻人管这叫，听起来很酷，其实很蠢，他们喊着要做爱不要作战，这口号听着是挺诱人，特别是对那帮荷尔蒙过剩的大学生来说，这帮人对越战的影响不是通过直接决策，而是通过制造舆论，这就像现在的网络水军，他们不直接封你的号，但是他们能把你喷到社会性死亡，让平台不敢推你的流。

越战最关键的转折点是著名的春节攻势。1968年，越南人在过春节的时候突然对南越发动了大规模袭击。当时的美国媒体，比如纽约时报名嘴克朗凯特是怎么报道的？他们说天那，美国输了越共太厉害了，这仗打不赢了，这是泥潭。但事实是什么？事实是军事上越共这次进攻简直就是送人头，他们被美军打得落花流水，主力部队几乎被全歼，死了好几万人，越共的高级将领后来自己都承认，春节攻势在军事上是惨败。这就好比你是个拳击手，对手突然发疯冲上来咬你一口，结果被你一拳打趴下了，牙都打掉了，但是台下的解说员拿着话筒大喊，完了，咱们的拳击手被咬了，他要输了，对手太凶残了，咱们赶紧投降吧。结果美国国内的观众信了，大家觉得这仗真没法打了，连总统约翰逊都被吓得不敢连任了。北越的将领后来在回忆录里说的明明白白，我们在战场上根本打不过美国人，我们唯一的指望就是死磕，然后等着美国的良心人士，也就是简方达那帮好莱坞明星，反战教授在美国国内帮我们赢。

简方达这大姐那是真神。他跑到北越去穿上越南人的红裙子，坐在高射炮上拍照，对着镜头说他为美国感到羞耻，这要是放在以前那叫叛国罪，但在当时的美国这叫良心，这让我想起啥？想起现在有些所谓的公知，国内有点啥事儿，哪怕是修个路架个桥，他都能给你分析出由于体制问题导致生态破坏。国外要是死了人，他就说这是民主的代价。这种双标简直是把端起碗吃饭，放下筷子骂娘演绎到了极致。

最后的结果大家都知道了，美国撤军了，知识分子们欢呼雀跃，觉得和平来了，和平真的来了吗？美军一走，北越马上撕毁和平协议，大举南下，南越沦陷了，紧接着发生了什么？数百万越南人为了逃命，坐着小破船往外海跑，也就是著名的船民，淹死的，饿死的，被海盗杀死的不计其数，死亡人数比打仗的时候还多。这帮鼓吹反战的知识分子，这时候死哪去了？他们去关心这些死在海里的难民了吗？没有。他们正忙着在大学里搞讲座，庆祝自己终结了战争！这就是索维尔最狠的批判。知识分子只在乎自己的道德优越感，至于他们的主意造成了多少人头落地，妻离子散，他们是不负责任的。就像那些忽悠你买P2P理财的专家，爆雷了，他拍拍屁股走了，你可是倾家荡产要跳楼的。

越战之后，这世界弥漫着一股失败主义的情绪，大家都觉得苏联太强大了，咱们还是搞搞缓和，签几个条约，大家做朋友，这时候一个叫罗纳德.里根的老牛仔上台了，这老哥是演员出身，知识分子那是打心眼里看不起他，觉得他就是个戏子，没文化，是个好战分子。里根干了啥？他直接管苏联叫邪恶帝国，这下可捅了马蜂窝了，知识分子们吓尿了，说妈呀，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这太挑衅了，这会引发核战争的！里根才不管那一套。他在日内瓦建戈尔巴乔夫直接摊牌，咱们别整那些虚的，你要搞军备竞赛是吧？行！我陪你。但我告诉你，你赢不了。因为我有钱我有技术，我能把你拖垮。

最经典的是里根去柏林墙。当时德国官员劝他，总统先生，您说话注意点，别刺激东德。里根怎么想的？他在回忆录里说，我想起这帮把人像牲口一样关在墙里的混蛋，我就想骂脏话，然后他站在勃兰登堡门前说出了那句名垂千古的话：戈尔巴乔夫先生推倒这堵墙！当时的媒体和教授们都在嘲笑里根，说他搞星球大战计划是发神经，说他会让世界毁灭，结果苏联解体了，冷战结束了，没有核战争，没有世界末日。

这里面有个特别深刻的经济学逻辑，也是咱们奥派经济学常讲的，苏联那种计划经济体制，那是典型的资源错配。他们为了跟美国搞军备竞赛，把老百姓的黄油都变成了大炮，但是美国是市场经济，造大炮的同时还能造黄油，还能造好莱坞大片，还能造可口可乐，里根看准了这一点，既然你想比肌肉，那我就逼着你举重，举到你腰肌劳损，内脏出血为止，这是一场阳谋。而那些知识分子呢，他们还在研究怎么通过友好的对话来感化一只饿狼？这就好比是一群绵羊开会，通过决议说为了草原的和平，我们建议狼把牙齿拔掉，你说这狼是听了会笑死，还是会开心的多吃两只羊。

冷战结束后，这帮知识分子的老毛病又犯了。到了海湾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剧本几乎跟越战一模一样。第一次海湾战争，萨达姆吞了科威特，美国的专家们又开始了，这会是另一个越南，这会死几万美国人，这是个泥潭，结果美军用了不到100个小时，就把萨达姆打回了老家。美国这边死了多少人？148个！比芝加哥一个周末枪击案死的人都少。

到了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剧本又来了，当美军陷入治安战，也就是恐怖分子搞路边炸弹的时候，美国国内的媒体兴奋了，这帮人是真的兴奋，好像终于抓到了把柄，他们拼命宣传征兵注定失败。当时的参议员奥巴马、希拉里、拜登一个个排着队出来说征兵没用，那是死路一条。赶紧撤军，甚至有个叫move。二级的组织在纽约时报上买了个整版广告，管美军指挥官彼得雷乌斯将军叫背叛我们的将军。这玩的是谐音梗。够损的。但是当彼得雷乌斯真的增兵了，真的用了新的战术把恐怖分子压下去了，伊拉克的局势真的好转了，暴力袭击下降了90%的时候，这帮人说什么了？他们闭嘴了。媒体上关于伊拉克的新闻突然就消失了，因为这不符合他们的叙事，他们不想让老百姓知道那帮粗鲁的军人其实干的不错，他们只想证明我们这帮读书人当初的预测是对的，这就好比你是个庸医，断定病人必死无疑，结果病人被另一个大夫救活了，活蹦乱跳的，你不去恭喜病人，反而在那生闷气，甚至盼着病人出门被车撞死。好证明你的死亡预言是准的。

这里老米要引入一个经济学概念，叫代理人问题或者利益相关性。在战场上决策错误的代价是鲜血和生命。如果一个将军瞎指挥，他的士兵会死；但是如果一个知识分子在报纸上呼吁裁军，导致国家被入侵或者呼吁撤军，导致盟友被屠杀，他需要付出什么代价吗？零！ 甚至如果国家真的沦陷了，他还可以写一本书叫《论野蛮战胜文明的悲剧》，再赚一笔版税，这就是为什么这帮人说话这么轻飘飘，因为他们不需要为结果买单。这就好比那些让你去买垃圾袋的理财顾问，赚的是他眼光好，赔了是你运气差，反正手续费他早就装兜里了。

最后咱们来聊聊这一章的压轴话题，爱国主义和国家荣誉。在知识分子圈里，“爱国”这个词那是相当老土的。你要是在大学教授的聚会上说我爱我的祖国，大家会用看外星人的眼神看你，他们更喜欢说自己是世界公民。十八世纪的戈德文，后来的罗素都觉得国家荣誉感是一种心理疾病，但是对于那些有权有势，可以说润就润的精英来说，国家确实可能只是个旅馆，住的不舒服了，换一家就是了。但是对于咱们绝大多数普通人，对于那些在流水线上打工，在田里种地，在写字楼里加班，还要躲着城管摆摊的普通人来说，国家是什么？国家是你的保护伞，是你的保险公司，是你的最后一道防线。如果这个国家乱了，如果这个国家被外敌入侵了，谁最倒霉？是那些大知识分子吗？不是，人家早就拿着绿卡去巴黎喝咖啡了，倒霉的是跑不掉的老百姓。

1940年的法国就是最好的例子。当时的法国教师工会拼命在学校里搞和平主义教育，告诉孩子们爱国是可耻的，不想当兵是光荣的。结果希特勒打过来的时候，法国人根本不想抵抗，6个星期就投降了。投降之后，那些不想当兵的法国年轻人被纳粹抓去德国当苦力，死在集中营里。那些宣扬和平主义的老师有的也被盖世太保抓走了，这时候他们才发现原来国家荣誉不仅仅是个好听的词，它关乎你的生死存亡。索维尔说的好，爱国主义不仅仅是一种感情，它是一种对共同命运的承认，它意味着我们坐在一艘船上，船沉了，谁都跑不掉。现在的网络上很多人喜欢玩解构，喜欢嘲笑宏大叙事，看到有人谈爱国，就嘲讽说是战狼，是被洗脑，我不反对批判，也不反对反思。但是我们要分清楚，你是为了让这个家变得更好而批评他？还是为了显得自己高人一等而唾弃他？这就像你们家小区物业不好，你可以骂，可以换，可以维权，但你不能说这小区太烂了，大门敞开让小偷随便进吧，反正我是世界公民，小偷进来了，我也能跟他讲道理，你要真这么干，小偷第一个偷的就是你家，因为你最傻。

现在的年轻人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压力，房价高，就业难、内卷严重，很多人选择了躺平，选择了佛系，甚至以此为荣。这我能理解，谁不想舒舒服服的过日子呢？但是咱们心里得有杆秤，那些在网上天天忽悠你躺平，不婚不育保平安，润出去了就是天堂的人。他们自己真的躺平了吗？他们自己真的不卷了吗？往往是那些告诉你努力没用的人，私底下比谁都努力。那些告诉你国外月亮圆的人，赚的却是你在国内点击量的钱。他们就像是那种卖精神大力丸的江湖郎中，要把你的脊梁骨抽走，换成他们的思想拐杖，好让你一辈子离不开他们。索维尔这一章，冷战及以后，其实就是一部知识分子打脸史，从二战后的短暂清醒到越战的自我欺骗，再到冷战的误判形势，最后到伊拉克战争的唱衰诅咒。历史一次又一次的证明，那帮自以为掌握了宇宙真理的受膏者，在处理现实世界的复杂问题时，往往还不如一个凭直觉办事的出租车司机靠谱。为什么？因为出租车司机知道路是堵的就得换道，车没油了就得加。而知识分子会拿着地图说，根据我的理论，这里应该有一条路，如果没有，那是现实世界错了。

奥派经济学告诉我们，知识是分散的，没有哪个大脑能集中处理所有的信息，那种试图用一套完美的理论来规划人类命运的企图，就是哈耶克说的致命的自负。朋友们，咱们生活在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每天都有无数的专家、大V在向你兜售观点，有的让你焦虑，有的让你愤怒，有的让你自卑。读了索维尔的书，老米希望大家能多留个心眼，下次再看到哪个专家在那指点江山，说这事儿肯定不行，那事没有意义的时候，你不妨在心里问一句，哥们，你打过螺丝吗？你送过外卖吗？你真的去过现场吗？还是说这又是你在空调房里憋出来的高见的？

生活是自己的，路得自己走，别让那些并不为此买单的聪明人把咱们带到沟里去了。你有没有在某个深夜的大排档见过那种喝了两瓶啤酒就开始指点江山的醉汉？这种局我见的多了，通常有一类醉汉拍着桌子红着眼说，老子混得不好，是因为老子命不好，祖坟没埋对位置；而另一类醉汉会把酒瓶子一摔，骂道，放屁。老子混得不好，是因为隔壁开宝马的老王把财气都吸走了，是他欠我的。你以为这只是酒精上头的胡言乱语吗？如果你把这些话翻译成学术黑话，这就叫社会科学。

再想象一下，你走进修得金碧辉煌的发廊，穿着紧身裤叫托尼的老师不是想给你剪头发，而是突然掏出一把卡尺，按住你的脑袋开始量你的脑门宽度，量完之后，他一脸严肃地告诉你，兄弟，你的脑门比隔壁老张窄了0.5厘米，根据我们最新的科学研究，你这就属于基因劣势群体，你这辈子注定只能洗头，不能剪头，你会觉得这托尼老师是不是疯了？

但我要告诉你一个惊悚的事实，就在100年前，也就是20世纪初，美国那帮最顶级的知识分子，象牙塔里的教授，甚至是坐在白宫里的那位学术总统伍德罗.威尔逊，他们干的就是这事儿。咱们现在要拆解的是全书的第十六章，“差距及其成因”。听的标题挺枯燥是吧？但我告诉各位，这一章的内容要是放在某些大学的课堂上，那可是要炸锅的。因为他把那些自以为是，高高在上的知识分子们的底裤都给扒下来了。老索在这章里告诉我们，关于种族和贫富差距这100年来，知识分子们的嘴就像洗脚城的技师换班一样勤快，但这套手法的核心逻辑从来没变过，那就是理性的自负以及把我们当成小白鼠的冲动。

咱们现在的年轻人日子过得那是真不容易。你看哪怕你还是个中学生，或者刚上大学，甚至已经毕业进厂打螺丝了，只要你还在这个社会的大染缸里扑腾，你就总会听到一种声音。什么声音？有一帮专家整天在那分析，为什么这拨人有钱？那拨人没钱；为什么有的人住在豪宅里喝红酒，有的人35岁就被大厂优化出来送外卖，还得担心被投诉。这时候通常会有两派专家跳出来打擂台，一派说这是因为有些人天生基因好聪明，另一派说放屁，这是因为社会不公是歧视，是压迫。你会发现这100多年来，知识分子们在这个问题上，就像是广场舞大妈手里的扇子，那是翻云覆雨，今儿个向东明儿个向西。

索维尔一上来就抛出了一个让知识分子们特别尴尬的历史事实，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也就是咱们曾祖父那个年代，西方的知识分子们普遍信奉一种观点，叫种族优越论。那时候的专家那是言之凿凿地告诉你，白人比黑人强，北欧人比南欧人强，这不光是常识，这还是科学。注意，我在这儿得敲黑板了。当年的科学可不是什么贬义词，那就是真理的代名词。那时候的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专家，那是拿着尺子量头骨，拿着试卷测智商，最后得出一堆数据，证明某些人种就是天生低人一等。这不就是我开头说的拿卡尺量头的托尼老师吗？可是到了20世纪末，也就是咱们现在这个时代风向完全变了，现在的知识分子要是谁敢说基因决定智商，那是要被唾沫星子淹死的。现在的流行观点是所有的差距全是社会环境造成的，全是歧视造成的。

老索在这儿就乐了。他说这帮知识分子无论是100年前，信奉基因决定论，还是现在信奉环境决定论，他们都犯了一个最基本的逻辑错误，那就是把相关性当成了因果性。这帮人最喜欢的把戏就是看图说话。咱们举个例子，比如说你发现某个村子里的人特别长寿，同时你发现这个村子里的人都喜欢蹲墙根吹牛逼，你能不能得出结论说，蹲墙根吹牛逼是长寿的原因，显然不能吧。也许是因为水土好，也许是因为遗传，跟吹牛逼没半毛钱关系，但在种族和贫富差距这个问题上，知识分子们就经常干这种把吹牛逼当长寿秘诀的事儿，只要看到甲群体的收入比乙群体低，他们立刻得出结论，甲被乙歧视了。索维尔冷笑着指出，如果按照这个逻辑，那美国白人一定是被日裔美国人歧视了，因为日裔的收入比白人高，甚至白人也被犹太人歧视了。事实是，不同群体的年龄结构，地理分布、文化传统都不一样。你拿一个平均年龄50岁的群体，那是攒了一辈子钱的老帮菜，跟一个平均年龄20岁，刚出来混的精神小伙比财富，这不叫科学，这叫耍流氓。咱们先来看看19世纪的那场大戏，那时候达尔文的进化论刚出来，那是真正的网红理论。有个叫弗朗西斯.高尔顿的人，他是达尔文的表弟，这哥们写了本书叫遗传的天才，他研究了一堆成功人士的家谱，发现牛逼的人，他们全家好像都挺牛逼，于是他就拍大腿了，看见没？基因决定一切，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这种观点一出来，马上就被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奉为圭臬。他们觉得既然盎格鲁撒克逊人当时统治着世界，那肯定是因为他们的基因最优秀。我要是穿越回去肯定得问他们一句。朋友们，要是基因决定一切，那你们怎么解释咱们中国要知道在欧洲人还住在泥巴屋子里，把放血当治病良方的时候，中国人在干嘛？咱们在造纸，在用火药，在搞科举，经济和技术甩欧洲几条街，后来怎么反过来了呢？难道是中国人的基因在那几百年里突然突变了，还是欧洲人的基因突然被上帝开了光，显然不是嘛。人类历史上的这种30年河东，30年河西的巨变，根本没法用基因来解释。

但是当年的知识分子不管他们手里有一样大杀器。索维尔在书里列举了大量当年的数据，这部分读起来那是相当惊悚。二十世纪初，美国搞了个进步主义运动，大家别被这名字骗了，听着像是什么好词儿，其实这帮所谓的进步派，那是当时种族主义的大本营，这帮进步派知识分子看着从东南欧涌入美国的移民，比如波兰人、意大利人、俄国犹太人，那是满眼的鄙视，他们觉得这些人太笨了，会拉低美国人的整体智商。

1911年美国联邦移民委员会搞了个大报告，说在学校里那帮波兰犹太移民的孩子，还有黑人的孩子，留级率特别高，然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军给10万个士兵做了智商测试，结果显示，英国裔、德国裔的士兵分数挺高，而意大利人、波兰人、俄国人的分数垫底，这下专家们高潮了。普林斯顿大学有个教授叫卡尔布里格姆，后来这哥们还成了美国大学入学考试sat的创始人，他就信誓旦旦的说，军队的测试证明了那种认为犹太人很聪明的民间说法是错的，科学证明他们智商不行。

还有一个叫戈达德的专家，在爱丽丝岛给刚下船的移民做测试，最后得出结论，这帮人根本没法进行抽象思维，就是一群只会干苦力的牲口。各位，听到这儿是不是觉得很荒谬？现在的犹太人，那可是拿诺贝尔奖拿到手软，在华尔街呼风唤雨，怎么100年前在专家眼里就成弱智了呢？其实道理很简单，那帮刚下船的移民，那是刚从欧洲的穷乡僻壤跑出来的，连英语都说不利索，饭都吃不饱。你要是用英语给他们做智商测试，问他们一些美国中产阶级才知道的文化常识，那分数能高吗？这就像现在你要是让一个刚从大山里出来，只会种地的老农去考公务员的行测，让他做那些什么图形推理，逻辑填空他肯定也不行，但这能说明他傻吗？你要是把他扔到原始森林里，他能活得比谁都滋润。而那个考了150分的做题家，可能三天就饿死了，这叫什么？这叫错位测试。

更有讽刺意味的是一战的时候来自美国北方几个州的黑人士兵，他们的智商测试平均分竟然比来自南方几个州的白人士兵还要高，这一下子就把基因论给打脸了。如果白人天生比黑人聪明，不管在哪儿都该比黑人分高才对。这说明环境教育文化背景这些东西对智商测试的影响太大了，但是当年的知识分子选择性失明了，他们就死抱着那些符合他们偏见的数据不放，然后开始推销一种可怕的药方——优生学。

现在的历史书往往把优生学跟纳粹德国绑在一起，好像只有希特勒疯子才干这事儿。其实不然，在20世纪初的英美优生学，那是知识分子圈里的显学，是当时最时髦的科学治国理念。那些著名的左派公知，进步派大佬，比如写世界大战的科幻作家威尔斯，还有著名的经济学家凯恩斯，甚至还有写《卖花女》的萧伯纳，他们都是优生学的拥趸。他们觉得那些穷人弱智罪犯，还有那些低等种族生孩子太多了，这是在污染人类的基因库。有个叫麦迪逊格兰特的人写了一本畅销书，叫伟大种族的消逝。这书在当时有多火，连美国总统都给他点赞，这书后来被翻译成德语，落榜美术生希特勒看完了激动的不行，给格兰特写信说，这就是我的圣经。大家注意，这种冷血的逻辑恰恰是来自于一种狂妄的理中客心态。他们觉得社会就像是一个大农场，他们就是农场主，有权利决定哪头猪该留种，哪头猪该宰了。他们看不起那种多愁善感的人道主义，觉得那是妇人之仁。

这让我想起现在的某些现象。你看现在有些专家动不动就建议清理低端人口，动不动就建议严查电动车上路，那种高高在上的口气，跟当年的优生学家简直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他们从来不把具体的个人当成有血有肉的人，而是把人看成是报表上的数字，是需要被治理被优化的对象。

更有讽刺意味的是，当年的很多进步派经济学家，他们支持最低工资，制度支持工会，理由居然是为了排斥那些低等种族，这一点很多现在的年轻人都不知道。咱们现在觉得最低工资是保护弱者的，对吧？但在100年前，像美国经济学会的创始人理查德伊利，还有搞社会学的罗斯教授，他们支持最低工资的逻辑是这样的，那帮中国移民黑人劳工，他们吃苦耐劳，只要一点点钱就肯干活，这会抢了咱们高贵的白人劳工的饭。所以必须定一个最低工资标准，让雇主觉得雇佣那些低等种族不划算，这样就能把他们挤出市场，让他们自生自灭，这是多么阴暗的算计，这哪是保护弱者，这简直就是借刀杀人。这就好比现在有些所谓的好心人呼吁给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涨待遇交社保，初衷可能是好的，但结果往往是平台成本上升，然后平台就裁员，或者用算法把人逼得更紧。最后原本能靠跑腿混口饭吃的人，连这个饭碗都端不住了，只能回老家蹲着。这不就是现代版的好心办坏事吗？

说到这儿，可能有的朋友会问，老米，既然这100年前的专家都错了，现在的专家走到另一个极端，说所有差距都是歧视造成的，这不就是拨乱反正吗？问题就在这儿，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那还是在坑里。老所指出，现在的知识分子虽然不在说基因决定论了，但他们依然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们拒绝承认文化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差异，什么叫文化资本？咱们举个扎心的例子，苏格兰人，18世纪的苏格兰人，那可是出了名的穷和落后。那时候英格兰人看苏格兰人，就像现在城里的某些人看刚进城的民工一样，觉得他们土张没文化，但是苏格兰出了个大哲学家大卫.休默，这老头特实在，他没跟苏格兰同胞说。英格兰人歧视咱们，咱们要抗议，要闹。相反休谟说，咱们得承认差距，咱们得学英语，得学人家的技术，结果怎么样？苏格兰人那真是玩命的学啊。到了19世纪，苏格兰那是大翻身，除了瓦特改良蒸汽机，除了亚当斯密搞经济学，苏格兰的工程师和医生那是遍布全世界，这就是通过提升自身人力资本来改变命运的例子。

但是现代的很多知识分子，他们不教这套。他们教的是什么？是怨恨，这就是所谓的凯恩斯主义，用到了社会学上，永远不反思供给侧你自己有没有本事，永远在需求侧，社会分得公不公平找原因。咱们看看东欧的历史，在拉脱维亚的里加或者捷克的布拉格。以前那里的上层社会主要是德国人，德国人有钱有技术，当地的拉脱维亚人或者捷克人要想往上爬，本来有一条路，就是学习德语，学习技术，融入更先进的商业圈子。可是当地兴起了一帮本土知识分子，这帮人大多是学文科的、学法律的、学文学的，也就是咱们俗称的文科生，他们发现自己在实业上干不过德国人，在科学上也搞不过人家，怎么办呢？他们就搞起了身份政治。他们对老百姓说，你们穷不是因为你们没本事，是因为德国人剥削你们，是因为我们要捍卫我们的民族语言，不能学他们的鸟语，结果就是他们成功地煽动起了民族仇恨。在捷克独立后，政府就开始搞平权，强行把德国人的职位给撤了，把德国人的银行给没收了，结果德国人走了，技术也带走了，资本也带走了。原本繁华的地区变成了鬼城。这就好比你觉得老板太黑心，把老板给赶跑了，把厂房给砸了，然后大家一起坐在废墟上喝西北风，还觉得自己特别爱国，这就叫爱国贼。这种剧本在全世界那是反复上演。

在斯里兰卡知识分子煽动僧伽罗人仇视泰米尔人，因为泰米尔人虽然是少数，但学习好，考公务员的特别多。在马来西亚政府为了照顾马来人，限制华人的教育和经商，结果导致大量的人才外流。这帮搞事情的知识分子往往都有个共同点，他们自己没有什么创造财富的能力，他们不是工程师，不是企业家，他们大多是所谓的过剩的学历无产者。

咱们想象一下这个画面，一个读了8年社会学博士的年轻人毕业了，发现找不到工作，因为社会不需要那么多研究后现代主义解构的人，他只能去送外卖，或者在廉租房里啃老，看着那些搞金融的，搞it的，甚至卖煎饼果子的大妈都比他有钱，他心里能平衡吗？这时候他手里的笔或者键盘就成了武器。他开始写文章，说这个社会病了，说那些有钱人都是因为有特权，说我们这些读书人是因为被边缘化了。他们发明了一套又一套的词汇，什么系统性压迫，什么内卷，什么隐性歧视。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把别人的成功解释成罪恶，把自己的失败解释成受害。这就是索维尔所说的为了平等的幻象，牺牲了实实在在的繁荣。

从哲学的角度看，这其实是一种现代版的诺斯替教派思维。这帮知识分子认为自己掌握了宇宙的终极真理，他们无法忍受这个世界存在随机性和不平等。在他们看来，如果不平等存在，那一定是世界的错，是系统的错，必须由他们这双看得见的手来纠正。他们追求的不是凡人的程序正义，也就是规则公平，而是神的宇宙正义，也就是结果均等。这种思维甚至比贪婪更可怕，因为它带有道德优越感，当一个知识分子鼓动那些落后群体去恨那些先进群体时，他觉得自己是在行善。当年的优生学，他们觉得是在帮人类进化基因。现在的身份政治，他们觉得是在帮弱者对抗霸权，手段完全相反。但那种把人类当成小白鼠，把社会当成实验室，试图通过顶层设计来改造人性的狂妄，100年来连味儿都没变过，他们就像卖耗子药的，今天说耗子太多是因为猫不不努力，明天说是因为猫太霸道，反正不管怎么说，你都得买他的药。

说到这儿，我想起了咱们现在的很多年轻人，大家都很焦虑，都在说内卷，都在说躺平，有人在网上抱怨，我985毕业为什么买不起房？为什么比不过那个拆迁户？这种心情我理解。但是咱们得警惕一种声音，就是那种告诉你你的一切不幸都是别人造成的的声音。

你看现在的网络上有多少大V在贩卖这种精神大力丸？他们今天告诉你资本家是吸血鬼，明天告诉你异性是压迫者，后天告诉你某个地区的人抢了你的资源，他们把你关在一个受害者的信息茧房里，让你觉得全世界都欠你的。可实际上这些大V们靠着你的愤怒赚流量，赚广告费，买大房子，而你呢？你在愤怒中消耗了自己的时间，却忘了去打磨自己的技能，你忘了像当年的苏格兰人那样，去学习那些真正能让你安身立命的本事。

你看这100多年来，从科学种族主义到现在的多元文化主义，知识分子的口号变了，但他们的内核没变。

第一，狂妄。他们认为自己比普通人聪明，有资格给社会做手术。

第二，无视现实。他们不管历史的复杂性，不管经济的规律，非要用简单的公式去套这个复杂的世界。

第三，煽动。他们最擅长的就是制造对立。

对于咱们普通人来说，能从这里面学到什么？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千万别把自己当成统计数据里的一个小数点，也别做那个等待救世主的巨婴。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米赛斯说过，人的行为是不可预测的，每个人的命运都掌握在自己具体的选择里，也许你的起跑线是不如别人，也许你出生在农村，也许你的家庭没有给你留下什么金条，这是事实，这可能确实不公平。

但是如果你信了那些专家的话，坐在路边抱怨社会，等着宇宙正义降临，等着政府发钱，你这辈子就真的完了。你要做的是承认差距，然后像那帮从泥潭里爬出来的苏格兰人，或者像那些在全世界任何角落都能扎根的温州人，福建人一样去学英语，去学编程，去学怎么把螺丝打得更快，去学怎么把快递送的更准，在这个充满不确定的世界里，唯一属于你的铁饭碗，就是你脑子里的知识和手里的技能。至于那些在网上，在电视上，今天喊着要优生优育，明天喊着要均贫富的专家们，你就当他们是在广场上跳大神，好了，你可以看个乐呵，但千万别把他们的话当成给你自己人生导航的地图。

现在我们开始第十七章，这里要讨论的是“种族与智商”。要是把这个话题放在美国的大学课堂里，那是个地雷阵，谁踩谁炸。要是放在咱们这儿的互联网上，估计也是个能让键盘侠们喷出三升口水的核弹级议题。现在的知识分子，他们只有两种极端的姿势，要么像100年前那样拿着卡尺量你的头骨，说你基因低劣，不配生孩子；要么像今天这样，捂住耳朵尖叫，说大家智商都一样，如果你混的不好，一定是万恶的社会欠你的。

朋友们在这个大家都恨不得把头埋进沙子里装鸵鸟的年代，咱们今天偏要把头拔出来，无论你现在是正在工地上搬砖，还是刚送完一单外卖，蹲在路边吃盒饭，又或者是刚做完一套5年高考3年模拟，觉得脑子快炸了的高中生，老米都要带你钻进这个最敏感的兔子洞，咱们看看那些高高在上的知识分子是怎么拿这玩意忽悠咱们，又是怎么被现实狠狠打脸的，把安全带系好。这辆车的车速要快了。

首先咱们得把充满了火药味的词智力给拆开来看看，去去味。现在市面上卖那种精神大力丸或者是全脑开发课的骗子特别多，好像你吃个核桃，就能瞬间变成爱因斯坦；或者报个班，你家是那种只会玩泥巴的傻小子就能变成神童。但在老索眼里，这事儿没那么简单，咱们在这儿聊的智力，不是说你有没有人生智慧，也不是说你会不会修自行车，能不能在菜市场把葱价砍下来5毛钱，更不是那种在酒桌上把领导哄得团团转的所谓情商，那是技能，那是生活经验，那是生存本能。咱们说的是一种纯粹的脑子转速，也就是你的大脑处理复杂抽象概念的能力。打个比方，这就好比是你电脑的中央处理器，也就是CPU，而不是你硬盘里装了多少软件，这玩意儿是天生的吗？很多人说这当然是天生的，但我得给你泼盆冷水，哪怕是还在娘胎里的时候，出厂设置就已经开始变了。你想想看，受精卵刚形成的时候，那叫基因潜力。但是如果这当妈的怀孕期间，抽烟、喝酒、烫头或者营养不良，甚至生产的时候脑袋被产道夹了一下，这出厂设置立马就打折了。所以咱们现在看到的所谓天生智力，其实已经是被环境摧残过一轮的结果了。更绝的是如果你把时间拉长到几千年，不同种族在地球上瞎溜达，有的跑到了冰天雪地，有的留在了热带雨林，那种环境筛选可是很残酷的，这就好比你在大兴安岭送外卖，和在江南水乡送外卖，练出来的本事能一样吗？在冰河世纪那种笨手笨脚，不会算计怎么存粮食过冬的人，早就冻成冰棍了，基因传不下来；而在资源丰富，随手就能摘果子吃的地方，可能只要身体壮，能打架就能活下来。

所以几千年的自然选择是不是让不同地方的人脑子的侧重点不一样了？这事儿老实说没人知道确切答案。但是那帮所谓的知识分子可是敢说的很，有些激进的人说肯定不一样。有些人这种天生就是用来搬砖的，这是20世纪初那帮搞优生学的家伙说的，这帮人恨不得把看着不顺眼的人都给绝育了，这就是典型的把人当牲口配种。又有些激进的人说，胡扯。所有人脑子都一样，谁要是混的不好，那肯定是社会欺负他。这是20世纪后半叶那帮圣母心泛滥的社会学家说的，你看懂了吗？这100年来，知识分子的变脸绝活简直是教科书级别的。承认差异的时候，他们说要搞优生学，要大政府来管；否认差异的时候，他们说要搞福利国家，还是要大政府来管。不管这帮人怎么变脸，不管正说反说，最后的赢家永远是想要控制你生活的利维坦，这就是所谓最辛辣的嘲讽，事实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这种理论能不能成为他们扩张权力的工具，能不能成为他们收割韭菜的镰刀？

咱们来聊聊遗传和环境这俩货是怎么在一起唱双簧的？通常咱们觉得身高这东西是遗传的，爹矮矮一个，娘矮矮一窝，但是你知道吗？使这把手术刀能把基因都给改了。

拿法国人举个例子，咱们都知道拿破仑那个时代，法国那是天天打仗，谁去打仗？个子高的，身体壮的都被抓去当兵了，然后死在战场上，剩下那些个子矮的，身体弱的，留在村里娶媳妇生孩子。好家伙，几轮仗打下来，几代人的筛选，法国人的平均身高硬生生被拉低了，这就叫环境改变遗传，这叫逆向淘汰。

再看看犹太人，咱们都知道犹太人脑子好使，诺贝尔奖拿了一堆。有人就说了，这是天生的。但你想想犹太人这几千年的遭遇简直就是一部逃生大百科，到处被人追杀，没地儿种田，只能干点要脑子的活。借贷、做生意，搞学问，如果你是个犹太人，而且脑子不太灵光。在那几千年的迫害里，你大概率是活不下来的。要么被干掉了，要么为了保命改性别的教融入当地人了。最后剩下的还在坚持当犹太人的，那都是经过几千年地域模式筛选出来的人精。所以你说这是遗传吗？这当然是遗传，但这是环境逼出来的遗传。这就好比现在的职场，能在那种996007的内卷绞肉机里活下来的，那身体和神经都得是铁打的。

还有个更好玩的例子，关于长子。现在的心理学研究发现，家里的老大平均智商比弟弟妹妹要高一点点。别问我为什么？可能是因为老大刚生下来的时候，那是全家的掌上明珠，六个钱包供着，爹妈天天盯着教育；等生老二老三的时候，爹妈也累了，爱咋咋地吧，散养了。如果有一群人，他们每家只生两个孩子，另一群人每家生6个孩子，那么前一群人里有一半人是老大，后一群人里只有1/6是老大，就算这两群人基因完全一样，前一群人的平均智商测出来也会更高，这告诉我们什么？这告诉我们，当你看到两个群体的智商分数不一样时，别急着喊基因优越或者社会不公，这里面的变量多的像你A股账户里的亏损原因一样，根本理不清。所以我想告诉那些整天喊着人种决定论或者环境决定论的家伙，省省吧，咱们现在对这事的了解，就像是大海里的一座孤岛，周围全是未知的迷雾。你们那点可怜的自信看起来真的很滑稽。

好，咱们现在进入正题，聊聊让无数家长焦虑，让无数孩子抑郁的数字智商分数，如果你回到100年前，那时候美国的智者们，比如叫高尔顿的爵士，他们可是信誓旦旦的说，有些种族的智商就是低，无可救药的低，他们甚至建议要限制这些人啥，甚至让他们逐渐灭绝。但是后来出了个叫詹森的教授，这哥们在1969年发了一篇文章，那是捅了马蜂窝了。詹森教授在诊所里给那些穷人家的孩子测智商，这些孩子一来畏畏缩缩的，测出来的分很低，詹森觉得不对劲，这些孩子看着挺机灵，于是他就把孩子叫回来不干别的，就在游戏室里玩，玩泥巴、画画、扔球，跟老朋友一样混熟了，等孩子放松了，觉得这老头是个好人之后，再测一次。猜猜怎么着？智商分数平均涨了8~10分。8~10分是什么概念？美国黑人和白人的平均智商差也就是15分左右，这一放松大半个差距就没了，这就说明所谓的低智商，很多时候不是脑子笨，是吓的，是不适应，是环境压抑的。

这就好比你平时考试考60分，心情一好考了75分。或者说这就好比你平时在村口骂街口才一流，真让你上台演讲你就尿裤子了。更重要的是索威尔甩出了一张图表，叫弗林效应。数据显示全世界的智商测试分数都在上涨，你爷爷要是拿现在的试卷去考，估计也就是个低能。既然全人类的智商在短短几十年里都能像牛市的K线图一样大幅波动，你凭什么说现在的差距就是基因天注定？

再给大家讲个更讽刺的事儿，那个叫福林的教授发现，1945年到1949年的时候，美国华裔的平均智商只有98.5，比白人的标准100分还低一点，但是重点来了，哪怕智商分低一点，这帮华裔和日裔混得可比白人好多了。同样智商水平的人，华裔和日裔能干上更体面的工作，赚更多的钱，这说明啥？说明除了智商，还有别的东西在起作用，比如勤奋，比如死磕，比如那种为了省钱买房能吃三年泡面的狠劲儿。反过来也有数据表明，有些群体智商分测出来挺高，但混的不行，这就像咱们身边那种高分低能的书呆子，做题是一把好手，一进社会就被按在地上摩擦，成了名副其实的废柴。所以智商测试这玩意儿，就像个体检报告，能看出点问题，但决定不了你能不能活到九十九。也像咱们这儿的学历，是个敲门砖，但不能保证你进去之后不被当成韭菜割。

接下来咱们聊聊一个特别具体的现象——抽象思维。全世界各地都有个规律，底层的、穷苦的没文化的群体，不管是什么肤色，他们在回答抽象问题时得分都特别低。比如你问一个每天在街头混的小子，时间是什么？或者逻辑和谬误的区别，他可能一脸懵逼看着你，心想这人是不是有病，但如果你问他那条街怎么走最快？或者怎么能躲过城管？他能给你讲的头头是道，甚至能画出个战略部署图来。

在英国农村的工人阶级孩子抽象能力就比城里孩子差。在苏格兰外海的赫布里底群岛，那里的白人孩子平均智商只有85，跟美国黑人差不多，为啥？因为那地方闭塞，大家关心的都是怎么打鱼，怎么种土豆，谁没事去想那些虚头巴脑的逻辑概念，这让我想起了咱们小时候，你要是问一个天天还要下地帮家里收麦子的孩子，什么是自由意志？他肯定答不上来，但这不代表他笨。如果你给他机会，让他去接触这些概念，他也能学会。

问题在于现代社会，尤其是学校和高科技公司，特别看重这种抽象思维能力，数学、科学、编程全都是抽象的。所以当有人说智商测试是文化偏见，题目太抽象了，对穷孩子不公平。我得说句公道话，这确实不公平，但这就是现实。因为这个社会的游戏规则就是建立在抽象思维之上的，你不能因为自己不擅长，就说这规则是假的。这就好比你是个相扑选手，非要去跑马拉松，然后抱怨路太长。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在会有那么多美团骑士比某些哲学系毕业生赚的还多，骑士们掌握的是具体地图的生存智慧，而某些大学生掌握的是毫无用处的屠龙之术。但请注意，这并不意味着底层孩子就没救了。现在的麻烦是有些人不想让你练，他们只想把篮筐降低或者直接给你加分，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说的好心办坏事的平权行动或者叫善意的谋杀。

朋友们，在这个章节里，老索讲了一个特别扎心的道理，叫“错配理论”。咱们假设你是个普通的学生，成绩中等，本来你可以去一个普通的一本大学，在那里你可能还能当学霸，拿奖学金找回点自信。但是因为某种照顾政策，比如你是某个特定群体的哈佛大学或者耶鲁大学，突然说来吧孩子我们给你降分录取。为了显示我们的仁慈和多元化，你兴高采烈的去了，结果你发现身边的同学都是怪物，他们看一遍书就懂了，你需要看10遍，老师讲课飞快，你根本跟不上，你在原来的环境里是个不错的人才，到了这儿，你成了垫底的学渣，这种打击是毁灭性的，你会开始怀疑人生，觉得自己是不是脑子有问题。最后很多人要么退学，要么转去最容易混日子的专业，搞什么性别研究或者是后现代文学，出来之后大概率就是失业，或者去星巴克，当个不仅要到咖啡还要陪笑脸的服务员，这就叫错配。这就像给一个宿醉的人灌假酒，看似解渴，实则要命。

有两个前大学校长写了本书叫《河的形状》，吹嘘说这种照顾政策特别好，他们说你看去名校的黑人学生毕业率比去普通学校的高，老索那是火眼金睛，一眼就看穿了他们的把戏。他说你们这是在玩统计游戏，真正要比较的是那些智商分数差距小的学校。

数据显示，在那些学生水平差不多的学校里，黑人学生的毕业率反而更高，成才率也更高。这就像什么？这就像咱们这儿的某些家长，非要花几百万买个学区房，把资质平平的孩子塞进顶级重点中学，结果孩子在里面天天被碾压，最后心态崩了，彻底躺平，连个普通高中都考不上。你要是让他去个适合他的学校，没准还能考个好二本，将来考个公务员上岸的。所以这种所谓的仁慈其实是最残忍的捧杀，因为他的善意，把一群本来可以成为优秀工程师、会计师、医生的年轻人变成了名校里的失败者，最后带着一肚子的怨气走向社会，变成了只会喊口号的愤怒青年这一首不仅浪费了稀缺的教育资源，还摧毁了个体的能动性。

现在我要带大家看一个最颠覆认知的历史真相，这也是老所给出的最强一刀，大家都觉得美国黑人的智商测试分低，是因为基因或者歧视，但是在一战的时候，美国军队搞了一次大规模智商测试，结果发现来自美国北部的黑人士兵，智商分数竟然比来自南部的白人士兵还要高。这下那帮种族主义者傻眼了，如果黑人天生笨，那怎么北方的黑人比南方的白人还聪明？如果是因为种族歧视，那时候北方黑人也被歧视，所谓给出的解释，能让你惊掉下巴。他说这跟肤色没关系，这跟文化有关系。那个时候的美国南方白人，很多是以前从英国边境地区移民过来的，那帮人是什么人？那是真正的红脖子。他们的文化特点是上午冲动，讲义气，不爱读书，喜欢动手、不动口，谁要是瞅我不顺眼，我必须削他，不然没面子。这种文化虽然看着挺爷们，但是对于搞学习做学问考智商测试来说，那简直是毒药，而美国南方的黑人在那种环境下生活了几百年，也吸收了这种红脖子文化。后来这些黑人搬到了北方，把这种文化也带去了。时至今日，这种文化还在影响着很多人。

你看看现在美国贫民窟里的那些黑人小孩，如果谁要是努力读书，居然会被同伴嘲笑是装白人，学习好竟然成了丢人的事儿。混进街头，当混混才是真实。这让我想起咱们这儿的一群人，精神小伙紧身裤、豆豆鞋，骑着鬼火摩托车炸街，觉得这才是帅。社会摇跳的飞起，你要是跟他说我要回去背单词了，他肯定觉得你是个书呆子，没出息。这种自发秩序的负面演化，这种反智文化才是导致智商分数低，社会成就低的最大元凶。所以不是肤色让你变笨，是那种读书有个鸟用，不如去混街头的文化氛围让你变笨。你看叫邓巴高中的黑人学校，在一九五几年之前那是人才辈出，甚至比很多白人学校都厉害，为啥？因为那个学校的校长和老师根本不搞什么黑人特色文化，他们就硬桥硬马的教拉丁文，教数学，教历史，他们不觉得黑人学生就需要特殊照顾，他们觉得你们就能行。结果那个学校走出了无数的精英，可惜现在这种学校没了。现在的潮流是告诉你，你有你自己的文化，你不用学那些死板的知识，你只要会唱，跳rap篮球就行了。

这不是爱护，这是害人朋友们。最后咱们得聊聊，那么引起了轩然大波的书《中型曲线》。这本书的作者是赫恩斯坦和莫里，这俩倒霉蛋因为写了这本书被骂得狗血淋头，有人说他们是纳粹，有人说他们收了右翼财团的黑钱。还有哈佛的教授跳出来说他们是伪科学，其实这俩人挺冤的，他们在书里明确说了，基因确实会影响个人智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群体之间的差异，也是基因造成的，他们甚至用了个斜体字强调这一点，生怕别人看不见。

他们举了个例子，北朝鲜人和南朝鲜人基因是一样的，但是现在南朝鲜人比北朝鲜人平均高出一大截，为啥？因为营养不同，环境不同。这俩作者的态度是不可知论，意思是说现在证据不足，咱们不知道遗传和环境到底各占多少比例，所以别瞎下结论。但是这帮知识分子，不管！他们就像中世纪的宗教裁判所一样，只要你敢讨论这个话题，只要你不按照他们的剧本说一切都是社会的错，那你就是异端，必须烧死。这些攻击者很少有人真正去反驳书里的数据，他们只会搞人身攻击，质疑你的动机。有个叫古尔德的教授，甚至写书专门骂他们，结果后来被发现古尔德自己的数据才是造假的。

这就像现在网上的杠精，你跟他讲道理，他跟你讲态度，你跟他摆数据，他问你屁股歪到哪里去了？为什么知识分子如此痴迷于争论这个？因为他们无法接受宇宙的不完美，他们想要扮演上帝，修正每一个不平等。但就像耶克说的，这是一种致命的自负。他们试图用一把尺子丈量人类的灵魂，用一个公式计算人类的命运，结果往往是他们不仅没有消灭苦难，反而制造了新的不公。老索在这章里，其实就想告诉我们一件事，别迷信那些简单粗暴的标签，不管是早年那些想搞绝育的优生学家，还是现在那些满嘴多元化系统性歧视的白左教授，他们都犯了一个错误，他们把人看成了一个个死板的棋子，或者是待割的韭菜，他们要么觉得你因为基因不行，注定是个废物；要么觉得你因为社会不行，注定是个受害者。他们都在试图剥夺你作为一个独立个体的尊严和奋斗的意义。

也许你现在正挤在地铁上，看着手里那点可怜的工资条发愁，也许你正在送外卖的路上，担心超时被投诉，也许你是个正在刷题的高中生，看着模考分数想哭，也许你正为了考公上岸而焦虑的睡不着觉，这世界确实不公平。有的人出生就在罗马，有的人出生就是牛马，基因确实有差异，环境确实有影响，但是千万别信那些告诉你你这辈子就这样了的鬼话，也别信那些告诉你你混的不好，全怪社会的毒鸡汤。智商分数只有85的黑人女孩也能考出140，被认定为红脖子的后代也能当科学家，决定你命运的，不是你头盖骨的形状，也不是你皮肤的颜色，更不是某个教授写在纸上的统计数据，而是你自己愿不愿意像在游戏室里放松下来的孩子一样去挖掘自己的潜力，愿不愿意像为了生存而进化的犹太人一样去适应这个残酷的环境。即使在最烂的泥潭里，只要你还没彻底躺平，只要你还没把自己当成一滩烂泥，你就还有戏。环境可以影响你的起跑线，文化可以拖你的后腿，但作为一个拥有自由意志的人，你永远有选择权。你可以选择继续沉溺在那种受害者叙事里，等着利维坦给你发糖，也可以选择对给你贴标签的知识分子竖起中指，然后转身去磨练你自己的手艺。在这个充满偏见的世界里最大的反抗就是让自己变得强大到无法被忽视，别做那个被知识分子忽悠的傻子，也别做怨天尤人的懦夫。

现在我们要把手术刀插进第十八章，也就是最脓肿，最碰不得的话题“，自由主义与多元文化主义。这一章的内容就像是往滚烫的油锅里泼了一瓢冷水，炸裂程度会让那些刚刚毕业在流水线上打螺丝，或者是在写字楼里演繁忙，心里却慌得不行的年轻人，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头皮发麻。我们来看看这帮所谓聪明人是怎么通过这套逻辑把种族关系、社会公平搞得一团糟，最后还要让你觉得你过得不好，是因为你是个受害者。

咱们先得明白一个事儿，知识分子这帮人变脸比翻书还快，而且他们卖的药往往是假药。把时钟拨回到20世纪初，你以为那些所谓的进步主义者，也就是现在这帮自由派的祖师爷们，一直是心怀大爱的白莲花？错了。在那会儿他们信奉的是彻头彻尾的基因决定论。那时候的知识分子甚至拿着卡尺去量人的头骨，信誓旦旦的说某些种族之所以穷，是因为基因不行，脑子不灵光。他们甚至还搞优生学，那调调跟后来的纳粹也没啥两样。那时候的科学是专门为骑士背书的。但是到了20世纪下半叶，风向变了，为啥变了？因为希特勒落榜美术生把种族主义这事儿搞得太绝了，搞出了大屠杀。这下好了，西方的知识分子们一看。这基因决定论名声臭了，不能再用了。于是他们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这就进入了索维尔所说的自由主义时代。在这个时代，知识分子们发明了一套新理论，带头大哥是一个叫贡纳米尔达尔的瑞典经济学家，他在1944年写了一本大部头叫《美国的困境》，这本书就像是一颗精神原子弹，直接炸平了之前的理论。米尔达尔说，美国黑人的所有问题，贫穷犯罪教育落后，都不是黑人自己的问题，甚至也不是黑人文化的问题。归根结底是白人脑袋里的偏见造成的。听懂了吗？这就是那个时代的政治正确。

以前说你穷是因为你笨，现在说你穷是因为我不够善良，这就是著名的我的错神学。知识分子通过鞭挞自己的同类，也就是主流社会获得了一种类似宗教圣徒般的快感。这种论调是不是听着特别耳熟？就像现在咱们有些专家，看到年轻人不结婚、不生娃，彻底躺平。他们不说现在的房价高得离谱，不说为了看病还得先查余额，不说职场卷的没人样，非得说是年轻人缺乏责任感，或者是社会对他不够包容。这种把复杂问题简单化，把所有锅都甩给一个抽象概念的做法，就是知识分子的拿手好戏。

老索在书里那是火力全开，他说这帮自由派知识分子有个致命的逻辑硬伤，如果黑人的贫困和失业全是白人的种族歧视造成的，那么这就意味着过去种族歧视更严重的时候，黑人的日子应该更难过，对吧？逻辑上是这样没错吧？但事实索维尔那是把历史书都翻烂了，直接把数据甩在那帮专家的脸上。

各位朋友听好了，在1930年，那时候美国还没有联邦最低工资法，种族歧视比后来严重多了，三K党还在那烧十字架，但是那一年黑人的失业率居然比白人还低，你没听错，是更低！再看1948年，那时候黑人少年的失业率，只是后来福利国家建立之后的零头。那会黑人十六七岁的小伙子，失业率跟白人小伙子几乎没差别，这是为啥？难道是1930年的白人老板比1980年的更善良？这话说出来鬼都不信。索维尔用咱们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常识给出了答案，这根本不是什么种族歧视的锅，这是经济规律在起作用。是你所谓的好心办坏事的最低工资法搞的鬼。

咱们来打个比方，假设你是个开小卖部的老板，你想招个伙计搬搬货，现在有两个小伙子，一个经验丰富，干活利索；另一个刚出校门啥也不会。如果政府不规定工资，生瓜蛋子可以说，老板，我只要那一半的工钱，你让我干吧，我学学手艺，老板一算账，行呀，省钱嘛，就用了。这就是价格竞争，这就是弱者攀爬的梯子。但是如果那帮心怀大爱的知识分子和政客跳出来说，不行，这是剥削，为了你的尊严，咱们得定个最低工资，每小时必须给10块钱，这就像什么？这就像给一个只有1米5的人设了一个规定，为了你的尊严，这根单杠必须挂在两米高的地方，跳不上去就不许玩。

好嘛，这一规定老板会怎么想？既然不管雇谁都得给10块钱，我为啥不雇熟练的？我凭啥要花10块钱雇那个啥也不会，还得我教的生瓜蛋子。于是新手直接就被价格给淘汰出局了。这就是为什么最低工资法一出台，黑人青少年的失业率就飙升，因为他们当时普遍缺乏技能和经验，唯一的竞争优势就是更低的人力成本，你把这个优势给抹平了，那就是把他们的饭碗给砸了。

可是那帮自由派知识分子会承认这一点吗？绝对不会。他们会说看！黑人失业率这么高，这证明这个社会充满了种族主义，我们需要更多的政府干预，我们需要更多的福利，我们需要更多的道德伟哥来拯救这些可怜人。这就是我经常说的卖精神大力丸的，他们给你制造焦虑，然后卖你假药，最后你病更重了，他们还说是药量不够，看看咱们身边为了所谓保护劳动者权益，结果导致老板根本不敢招人。网约车司机空跑几公里接不到单，最后大家一起去睡桥洞，这就是好心办坏事的典型。

咱们再深挖一下，在自由主义时代还有个更荒诞的现象，只要黑人社区出了问题，比如犯罪率高，社区脏乱差，知识分子们立刻就会像护犊子一样跳出来喊，这是因为他们被压迫，这是因为他们心里苦，这是因为白人歧视他们。

这就好比说一个人在地铁里随地大小便，砸坏了公物，正常人都会说这人没素质。得罚！但那帮专家会说，不，这是他对压迫性社会的无声反抗，这是他在表达内心的绝望。有个叫詹姆斯鲍德温的黑人作家，写过这种话，他说哈林区的黑人砸窗户，在电梯里撒尿，是因为他们觉得白人看不起他们。索维尔直接反问了两句，

第一，在1960年代之前，黑人受到的歧视更重，那时候他们也在电梯里撒尿吗？

第二，如果那时候没有，是不是说明那时候白人更看得起他们？

这两个问题的答案显而易见，没有也不是。事实是啥？事实是在20世纪初，很多北方城市的黑人社区，本来也是讲究体面，讲究卫生的。后来随着南方大量缺乏教育，生活习惯不同的黑人涌入北方城市，也就是所谓的大迁徙才带来了这些乱象，这不是肤色的问题，这是文化和习惯的问题。但这帮知识分子不管，他们把所有问题都归结为白人的偏见，这种论调不仅误导了大众，更坑惨了黑人自己，因为他传递了一个极其有毒的信号，你做的任何错事都不是你的错，都是社会的错，你不用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这种心态要是放在咱们现在，那就是典型的巨婴心态。你看那些在网上搞男女对立的，那些借了网贷补窟窿，最后骂债主的，或者是那些日结大神干一天玩三天还要骂资本的，是不是都有这种味儿？我弱我有理，我穷我光荣。这种思潮一旦泛滥，那就不是救人，那是害人。

好了，讲完了自由主义时代，咱们再来看看20世纪下半叶演化出来的更奇葩的怪物——多元文化主义时代。如果说，自由主义时代是机会平等，多元文化主义时代就是追求结果平等。以前咱们说不管你是黑人、白人，只要你有本事都该给你机会。现在这帮多元文化主义者不这么看了，他们发明了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词儿，叫多样性。他们认为所有的文化都是平等的，没有高低之分。如果你说某种文化导致了贫困，那你就是在责备受害者，你就是政治不正确，你就是个大坏蛋。

于是荒唐事儿就来了。学校里如果有黑人孩子不愿意学标准的英语，非要说那种街头俚语，老师要是敢纠正，那就是文化霸权。如果有专家敢说，单亲家庭对孩子成长不好，那就是歧视单亲妈妈，更要命的是平权行动，也就是咱们常说的逆向歧视。为了让大学里大公司里的黑人比例看起来好看，为了所谓的多样性，他们开始搞配额制，哪怕一个白人或者是亚裔学生分数更高，能力更强，对不起，为了把这个坑填给少数族裔，你得让路，这事儿咱们熟不熟？

想想咱们身边为了考公上岸，有时候也不是看能力，是看身份、看背景、看萝卜坑是给谁留的，只不过在美国这个背景变成了肤色。普林斯顿大学有个历史教授叫麦克弗森，这就更是个典型的白左圣母了。他说我是个白人男性，我享受了过去的红利，所以我现在哪怕被逆向歧视，我也心甘情愿，我觉得这是在还债。我听了这话真想给他鼓个掌，顺便送他两个字，虚伪！您都这把年纪了，教授当着，房子住着，您当然不在乎了，可是那些刚刚毕业背着一屁股助学贷款，找工作四处碰壁的年轻白人小伙子，他们招谁惹谁了，他们没享受过奴隶制的红利，凭什么让他们来为几百年前的祖宗还债？这就是典型的慷他人之慨，用别人的前途来以此满足自己的道德优越感。这就像在红灯区拉客的老鸨，不关心姑娘们的未来，只关心能不能用这一套凄惨的故事把路人的钱包骗开。

索维尔在这里极其犀利的指出，这种所谓的多元文化主义，其实就是一种新的种族主义，他不再把人看作一个个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个体，而是把人看成一个个类别，看成一个个抽象的符号和图腾。在他们眼里不需要去管你这个人到底努不努力，是不是每天6点起床背单词，是不是为了省钱吃了一个月泡面，只要你的肤色是对的，你就该被照顾，只要你的肤色是不对的，你就该被牺牲，这就叫社会正义吗？我呸！

这帮知识分子还特别喜欢玩双标，他们看到大公司高管里黑人少，就说是歧视。那索维尔就问了，你看美职篮里头怎么没几个矮个子白人呢？那是歧视矮子吗？那是歧视白人吗？不是。那是人家黑人兄弟在那方面确实有天赋，确实练得苦。在马来西亚马来人掌握着政治权利，也没人歧视他们，但考出来的工程师还是华人多。在奥斯曼帝国，土耳其人是统治者，但银  行家还是亚美尼亚人多，这说明什么？说明不同族群在不同历史时期确实存在技能和文化上的差异。承认这个差异，不是为了歧视谁，而是为了实事求是的解决问题。但多元文化主义者不干，他们就像掩耳盗铃的人，非要说大家都一样，如果结果不一样，那就是有人在捣鬼。这种思维方式除了制造仇恨，制造受害者心态，解决不了任何实际问题。

最后老索把话题升华到了一个更宏大的层面——文化宇宙。这也是我最想跟大家好好唠唠的地方。咱们得承认文化这东西它是有功能的，它是用来解决生存问题的。它不是放在博物馆里的花瓶，它是咱们手里的锄头，是咱们脑子里的算法。索维尔举了个特别硬核的例子，阿拉伯数字，咱们现在都在用12345，没人用罗马数字写代码，你要是用罗马数字写个1998，那得写老长一串，稍微搞错一个字母数就错了，还没法表示0，没法做复杂的微积分。

那如果按照多元文化主义的逻辑，罗马人是不是该坚持用罗马数字？是不是该说这是我们的文化身份，我们不能被阿拉伯数字给殖民了！要是那样的话，西方文明估计到现在还在泥坑里打滚呢。再看看苏格兰人和日本人。18世纪的苏格兰人要是坚持他们的凯尔特骄傲，拒绝学英语，拒绝学英格兰的技术，那他们现在还在高地上放羊；19世纪的日本人要是坚持大和魂不可侵犯，拒绝学西方的科学，那他们早被殖民了。事实是，哪种东西好用，哪种文化能带来更高的效率，更好的生活，大家就会去学哪种，这不是什么背叛祖宗，这是人类的本能。文化不是用来供着的，文化是生存的工具箱。有些工具就是比另一些好用，哪怕是黑人自己在历史上也有过这种高光时刻。南北战争刚结束那会儿，有些黑人学校完全不理会什么黑人文化独特性，就是硬桥硬马的学拉丁文，学希腊语，学数学，结果怎么样？那些黑人孩子的成绩把白人孩子都给比下去了。但是现在呢？现在的多元文化主义告诉黑人孩子，那些是白人的东西，你不用学！你要学街头说唱，要学你的本民族特色，那叫街头真实。这听起来是在尊重你，实际上是在害你，是把你锁死在社会的底层。这就像什么？这就像医生告诉病人：别吃药，这药是西方帝国主义发明的，你要坚持你的病毒，因为那也是你身体的一部分，这根本就是一种文化上的慢性谋杀。

这就好比说你是个农村出来的孩子，好不容易考到大城市，有人告诉你，你要保持你的农村特色，别学城里人穿西装打领带，别学那些复杂的社交礼仪，你就蹲在墙根底下抽旱烟，那才是真实的你。你朋友，你要是信了这话，你这辈子就只能在工地上搬砖了，真正的尊重是给你打开看世界的窗户，是让你拥有在这个残酷世界上竞争的武器，而不是把你圈养在特色文化的动物园里，让人参观。

这一章读到最后，我心里其实挺沉重的。老索把道理讲得这么透，为什么那帮知识分子还是听不进去？为什么社会上那种我就烂，全是资本的错，全是体制的错的声音还是那么大，因为承认我自己有问题，承认我的文化有短板，这事儿太痛苦了，而把锅甩给别人，甩给骑士，甩给环境，这事儿太爽了。这就像是吸食了一种精神鸦片，让你在幻觉中觉得自己是个悲剧英雄，这其实就是卢梭老鬼魂在作祟，是一种现代版的诺斯替教派二元论，世界分为光之子受害者和暗之子压迫者，而知识分子就是掌握了真理的先知。

如果问题是个体责任，就不需要他们来搞社会工程了。如果不需要社会工程，知识分子的权利从哪儿来？所以为了保住饭碗，他们必须否认个体的力量。咱们看看现在的世界，广场舞大妈和年轻人抢地盘是因为代沟吗？是因为有些大妈那个群体意识太强，公德心太弱吗？网上的键盘侠到处出征，是因为正义感爆棚吗？是因为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找不到存在感，只能在网络暴力的狂欢里寻找一点权力的幻觉。那些看着彩票梦暴富，看着直播装疯癫的人，都是中了这种被动心态的毒，那些鼓吹多元文化的白左，就像是在卖道德伟哥。他们自己爽了，觉得自己特高尚，但那些真正生活在底层的需要技能、需要纪律、需要融入现代文明的人，却被他们忽悠瘸了。

我始终相信，这个世界没有什么救世主，也没有什么完美的社会设计。所谓的社会正义往往是通往奴役之路的铺路石，真正的出路在哪里？在于承认现实，在于尊重那些经过历史检验的、行之有效的规则和文化在于不管是黑人、白人还是咱们黄种人，都得把自己当个独立的人来看待，而不是某个群体的标本，拒绝做那个宏大叙事里的受害者，去学那些好用的工具，哪怕他是你的敌人发明的，去遵守那些有效的规则，哪怕他看起来很枯燥，去承担你该承担的责任。哪怕这很痛苦，就像索维尔说的，地理环境我们没法选，出身我们没法选，但是是不是要睁开眼睛看世界，是不是要学习比自己强的东西，这个选择权在咱们自己手里，别信那些给你灌迷魂汤的专家，别信那些让你躺平的毒鸡汤，这世界是很残酷，真的很残酷。送外卖很累，写代码很头秃，摆摊还得躲城管，但是唯有面对现实，唯有提升自己手里那点可怜的技能，才是咱们普通人唯一的救赎。在这个充满谎言的时代，常识就是最大的反抗。

现在我们开始讲第十九章了，这一章的标题叫“种族与宇宙正义”。这名字宇宙正义是不是听着特别高大上？是不是感觉像是在看复仇者联盟，灭霸打个响指那种级别的正义？咱们先得搞清楚索维尔说的宇宙正义到底是啥玩意儿？说人话就是，这帮知识分子试图纠正连上帝都懒得管的不公，通常咱们理解的正义，或者说哈耶克那帮老头子推崇的正义，就像是咱们在街头打麻将，只要大家遵守规则，不偷牌、不换牌、不搞鬼，最后谁输谁赢，那是你牌技和运气的事儿，这叫过程正义。

但是那些所谓的知识分子，那些满嘴社会公平的大师们不这么想，他们觉得不行，这结果不对等。凭什么你出生在北上广深？家里有5套房，每天收租就能躺平；而我出生在大山沟里，出门还得翻两座山，奋斗18年才能和你坐在一起喝咖啡？凭什么你智商150，我智商就75？这种先天的运气的历史造成的差距，也就是所谓尔说的出生的偶然性，在这些大师眼里简直就是不可饶恕的罪恶。他们要追求的不光是规则公平，而是连老天爷发的牌都要重新洗一遍，这就是所谓而讽刺的宇宙正义。这就像是咱们看球赛，传统正义是裁判吹哨，要公平；而宇宙正义是觉得那一对太弱了，是从贫困山区来的，所以裁判得判这一对进球算两分，或者直接判对面那队不许防守。更形象一点说，这就像是看到姚明长得高，潘长江长得矮，然后愤怒的指责，这不公平，这是基因霸权。我们要把姚明的腿锯断一截接给潘长江，这才叫宇宙正义。

咱们现在生活的这个世界，特别吃这一套，你可能刚刚大学毕业，发现自己不是在写字楼里指点江山，而是在流水线上打螺丝，或者你送外卖的哥们明明拼了老命跑单，还是因为晚了一分钟被投诉，那一刻他蹲在路边抽烟的样子，让你觉得这世界真tnd不公平。这时候如果有人跳出来跟你说，兄弟这不是你的错，是宇宙欠你的，是历史欠你的，我们得把这笔账算回来。你会不会觉得这人简直就是救世主？但我得给你泼盆冷水，这人不是救世主，他是卖精神大力丸的，这药丸吃下去爽但有毒。这就引出了本章的第一个重头戏，也是，知识分子最擅长的把戏，把结果当成原因，在知识分子的圈子里有个不言自明的神学教条，如果两个群体之间有差距，那肯定是因为歧视，肯定是因为有黑幕，他们有一个预设，前提所有文化的产出能力是相等的，如果不一样，那就是不正义。

比如说如果我们发现某个行业的精英里怎么全是戴眼镜的？没几个不戴眼镜的，按照那些大师的逻辑，他们完全不看证据，只要看到统计数据不一样，马上就炸毛了：这是对视力好的人的歧视，甚至在法庭上，只要雇主或者银行的数据显示出群体差异，那就默认你有罪，你得自证清白，这完全是把疑罪从无的原则给扔进了垃圾桶。

这就好比咱们现在的社会，有些专家看不得一点点不一样，如果看到某所大学里男生比女生多或者女生比男生多，他们第一反应不是去想是不是专业偏好的问题，而是立马高呼这是性别压迫，这是结构性不公。索维尔提到了一个叫安德鲁哈克的大作家，这哥们就是个典型的宇宙正义代言人，他看着黑人的遭遇在那感慨，要不是投胎投的好，我也得那样。这话听着挺有同情心吧，但其实他在暗示，那些混的不好的人全是受害者，全是别人害的，跟他们自己的能力文化价值观一毛钱关系都没有。哈克教授还有一个绝活，就是玩弄文字游戏。当黑人犯罪率高的时候，他不说犯罪，他说所谓的犯罪；当发生暴乱的时候，他说所谓的暴乱。你看只要换个词儿，事实好像就不存在了。这像极了咱们有些专家把失业叫灵活就业，把贫穷叫代富人群，把烂尾楼叫停工待建，这种文字上的洁癖，简直就是给现实涂脂抹粉，把脑残片包装成智慧胶囊，喂给你吃。在这些知识分子眼里，如果一个人穷，那肯定是社会的错。如果一个群体考不上大学，那肯定是考试制度的错。他们永远不会问一句，是不是你自己不够努力，是不是你那个圈子的文化出了问题？

接下来索维尔把炮火对准了多元文化主义，现在的风气是啥呢？就是说所有文化都是平等的，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如果你敢说某种文化更先进，某种文化比较落后，你就是政治不正确，你就是老古董。但是我得说句实话，这简直就是把人往火坑里推。如果所有文化都一样有效，那为什么有些文化造出了航天飞机？有些文化还在研究怎么用巫术治病？所谓而极其毒舌的指出，这种多元文化实际上是在保护一个群体中最烂的一部分人，这就是所谓的最低公分母的暴政。这就像咱们村口二混子，整天蹲墙根吹牛逼，说自己不干活是因为看透了资本的剥削，这是一种高等的生活哲学。

如果你信了他的邪，觉得他这套跟那种起早贪黑勤劳致富的价值观是一样尊贵的，你这辈子估计也就只能在拼多多上拼那些临期食品了。如果我们在学校里告诉孩子们，不管是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文化，还是整天混街头，觉得读书是傻帽的文化，都是平等的，这难道不是在害那些孩子吗？这就好比看到一个人掉进了坑里，你不扔绳子让他爬上来，反而在坑边喊，兄弟，你在坑里的姿势真帅，这是你的文化特色，千万别爬上来，爬上来就被同化了。这哪里是帮他们？这简直是把他们锁死在底层的完美监狱。为了所谓的族群团结，必须包容那些拉低平均分的老鼠屎。这种逻辑下，任何想要融入主流文明，提升自己技能的行为，都会被指责为背叛本族、文化被骂是香蕉人或者精神白人，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很多年轻人明明有机会通过努力改变命运，最后却选择了彻底躺平，或者去搞什么0元购，因为他们被灌输了一种观念，努力是没用的，系统就是针对我的。

说到这儿，咱们得聊聊一个沉重的话题——犯罪。索维尔在这章里列举了大量的数据，揭露了知识分子在面对种族犯罪时的双重标准。当发生白人欺负黑人的事情时，媒体和知识分子那是群情激奋，恨不得把祖宗十八代都挖出来批判一番；但是如果是黑人成群结队的去袭击白人，或者在公园里把路人打得头破血流，媒体怎么报？他们要么装瞎，要么轻描淡写，更可笑的是哪怕事实摆在眼前，那些大名鼎鼎的专栏作家，比如纽约时报的汤姆威克，还会跳出来洗地；哪怕是发生了残忍的强奸案，他也会说这不是种族原因，这是因为社会差距太大，这是因为贫穷，这是因为他们心里有怨气。听听，这逻辑熟悉不熟悉？这就像咱们这儿出了个杀人犯，马上就有专家出来分析。他小时候是个留守儿童，心里苦，这是社会的责任。

老索直接甩出一组反直觉的数据，打的这帮人满地找牙。在美国上世纪60年代以后，黑人的贫困率其实是在大幅下降的，但是犯罪率却在飙升。如果贫穷是根源，应该是越富犯罪越少才对。为什么贫困少了？犯罪反而多了。因为那段时间正是这种宇宙正义的意识形态大行其道的时候，知识分子们不断的告诉年轻人，你们是受害者，你们有理由愤怒，你们的暴力是对社会不公的反抗。这种洗脑，直接把一代人的价值观给毁了。这就好比你告诉一个正在备考的穷学生别刷题了，这考试制度就是歧视你的，你去把卷子撕了才是正义。结果有钱人家的孩子还在拼命刷题，最后考公上岸了。而那个撕卷子的穷孩子只能去工地搬砖，或者去直播间装疯卖傻博眼球。这种怪罪受害者的理论，本质上就是给底层人为精神鸦片，你剥夺了他作为个体的主观能动性，把它变成了一个永远等待救赎的巨婴。

这一章最后，索维尔触碰了一个最大的雷区——奴隶制。在现在的叙事里提到奴隶制，大家脑子里浮现的画面就是邪恶的白人拿着鞭子抽打着可怜的黑人，奴隶制仿佛成了白人独有的原罪，成了黑人独有的苦难。老米要告诉大家，这是对历史最大的无知。老索那是引经据典，告诉我们一个残酷的真相，奴隶制这玩意儿在人类历史上那是全世界通用的，不仅白人奴役过黑人，黑人也奴役过黑人，亚洲人奴役过亚洲人，甚至白人也被别人奴役过，你知道吗？奴隶这个词在英语里叫 slave, 它最早就是指斯拉夫人，也就是现在的东欧白人，因为在历史上他们被大规模的抓去当奴隶。在北非的巴巴里海岸，海盗们抓走的欧洲白人奴隶数量甚至超过了后来运到美国的黑人奴隶。

在印度、在中国、在东南亚，奴隶制都曾经广泛存在。那么西方文明的特殊之处在哪？不是因为他们搞了奴隶制，谁家祖上没阔过，谁家祖上没缺过德。而是因为西方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利用工业革命和军事力量强行在全世界消灭奴隶制的文明。但是现在那些知识分子把这部分历史全部过滤掉了，搞了一种跨时空的幽灵审判，他们说因为200年前A肤色的人奴役了B肤色的人，所以今天A肤色的穷小子必须给B肤色的富二代道歉，这就是奥派最反对的集体主义谬误。昨天在大街上抢劫的B肤色小混混，并不是200年前受苦的奴隶。今天勤恳工作的 A肤色快递员，也不是当年挥舞皮鞭的奴隶主。把具体的个体消解在抽象的历史长河里，搞父债子偿那一套，这不叫正义，这叫部落复仇主义。

有人说黑人家庭现在的崩溃是奴隶制的后遗症，索维尔直接甩出一组数据，在奴隶制刚结束的那几代人里，绝大多数黑人孩子都是在双亲家庭长大的，结婚率甚至比白人还高。黑人家庭的解体恰恰是发生在上世纪60年代，也就是福利国家扩张，自由派知识分子开始大搞社会工程之后。这说明啥？说明毁掉家庭的不是100年前的鞭子，而是现在的政策和观念。

好，书里的内容咱们拆解完了。接下来老米得带着大家往深了挖一挖，咱们得跳出书本，结合咱们现在的日子，看看这套宇宙正义是怎么渗透进咱们的生活的。咱们来做个跨时空的辩论。如果现在把奥地利学派的大佬哈耶克请出来，再把那位写正义论的罗尔斯请出来，让他们和索维尔坐一桌吃顿烧烤，那场面绝对精彩。

罗尔斯可能会说，老索你这就不对了，咱们搞无知之幕，就是为了给最惨的人兜底，我们得追求结果的平等，这就是宇宙正义的初衷。这时候哈耶克估计会喝一口啤酒，慢悠悠地说，老罗你那是致命的自负，谁有能力去计算每一个人的运气？历史祖宗十八代的得失，这得需要全知全能的上帝视角，人类没有这个能力。一旦你赋予了政府或者某个机构这种权利去重新分配运气，那结果必然是权力的滥用和通往奴役之路。这本质上是一种现代版的诺斯替教派思想，他们认为现存的世界也就是市场经济，自发秩序是邪恶的有缺陷的，只有掌握了特殊知识的知识分子精英，才能通过社会工程来重塑乾坤。

咱们看看现在网上是不是到处都充斥着这种宇宙正义的呼声，有人35岁被优化了，不去想怎么提升技能，或者怎么转型，而是天天在网上骂资本，骂环境，期待有个大救星从天而降，给他分配一个钱多、事少、离家近的工作。这心情能理解，但这是想让宇宙倒转。

有些年轻人毕业了找不到好工作，就觉得是上一代人把红利吃光了，这确实有部分是事实：房价是高，内卷是严重，但是如果因此就觉得我躺平我有理，甚至去啃老、去网贷补窟窿，觉得这是社会欠我的，最后吃亏的是谁？这就好比那些买彩票、梦暴富的人，他们其实是在期待一种宇宙正义，期待运气能把所有的不公都抹平。但是现实是残酷的，生活不是彩票，生活更像是在菜市场讨价还价；还有身份证制，咱们这儿也开始有了，比如某些性别对立的话题，比如地域黑，大家不再把对方看成是一个具体的人，而是看成一个标签。你是男的，你就是压迫者；你是那个省的，那你肯定爱骗人。这就是索维尔说的把人变成了抽象的符号，这种思维方式是社会撕裂的根源，他让咱们在烧烤摊上互殴，在网络上互相网暴，在现实中互相提防。知识分子们推销的那套宇宙正义，其实就是在大规模的制造外控型人格。他们告诉你，你穷是因为社会不公，你笨是因为教育资源分配不均，你找不到对象，是因为现在的婚恋市场太功利，听着是不是很爽？是不是像做了个精神按摩，但是按完之后，你还得面对房租，还得面对老板的臭脸，还得面对医院的缴费单，那种怨恨，就像是自己喝下毒药，却指望敌人被毒死。

这一章种族与宇宙正义，它打碎了很多人的玻璃心，也戳破了很多人的乌托邦梦。这个世界公平吗？绝对不公平。有人出生在终点线，有人出生在下水道；这个世界残酷吗？相当残酷。你在大城市打拼，可能连个立锥之地都没有，还得忍受广场舞大妈的噪音攻击和房东的突然涨价。但是试图用宇宙正义去强行抹平这一切，试图通过责怪社会，责怪历史、责怪别人来寻找心理安慰，那是一条死路，那是一条通往奴役，通往怨恨，通往自我毁灭的路。

那些知识分子，那些在空调房里编织各种高大上名词的大师们，他们不会为你的生活买单。当你因为信了他们的邪，放弃了努力，在35岁这年真的变成了废人，他们可不会给你赚一分钱，他们只会把你当成下一个社会学研究的样本，写进他们的论文里，再去赚一波稿费。我们能做的是承认这个世界的不完美，承认运气和历史的无奈。

萨特说过，人是绝对自由的，因此人是绝对负责的。把锅甩给祖宗，甩给社会，甩给虚无缥缈的宇宙正义确实轻松，但代价是你永远交出了对自己命运的主权。哪怕是摆地摊、躲城管，哪怕是开网约车空跑，哪怕是做个全职儿女，只要你是靠自己的双手在解决问题，而不是在那怨天尤人，你就是英雄。不要被那些宏大的叙事给忽悠了，不要因为觉得自己是某个受害群体的一员，就心安理得地放弃了自我提升的责任。如果你觉得这一章对种族牌的结构已经够冷酷了，那么请深吸一口气，既然知识分子在种族问题上能如此颠倒黑白，那么当他们面对真正的绞肉机战争时，他们会如何表演呢？

现在我们讲第二十章，这一章的名字叫“模式与愿景”。这一章咱们不讲具体的某件事了，不谈那些已经作古的死人，或者是那些早就过时的烂事儿，咱们要聊的是一种模式，一种刻在知识分子骨子里的思维代码，搞懂了这个，你以后再看电视上，那些专家在那儿唾沫横飞，或者看那些大V在网上指点江山，你就能像戴了透视眼镜一样，一眼看穿他们底裤是什么颜色的。

咱们先说个事儿，索维尔在这一章开头就提了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他说我们要理解知识分子，别听他们说什么，得看他们干了什么。这就好比你去相亲，对面那男的说自己虽然现在在送外卖，但将来一定能上市敲钟，让你过上富太太的生活。你信吗？你肯定不信，你要看他现在的余额，看他是不是每个月还要还花呗，看他是不是连个像样的见面礼都买不起。知识分子也是一样，他们总觉得自己是为了人类的幸福在思考，觉得自己是社会的良心。但是老索那是相当的不客气，直接上来就打脸，他说我们要看的是过往记录，你看历史就会发现一个很荒诞的事儿，咱们村头流着哈喇子的傻子，顶多就是把自家的碗给砸了，或者掉进沟里把自个摔个好歹，傻子的破坏力是有限的，但是那些村里的天才就不一样了。

那些大知识分子一旦犯起傻来，那可是要拉着成千上万甚至几百万人给他们陪葬的。为什么呢？因为这帮人把智力当成了智慧，理智是你的大脑运转速度像个CPU，智慧是你对这个世界的敬畏和经验。很多知识分子 CPU那是顶级配置，就是里面没装显卡，看不清现实画面，他们没意识到你在哲学上是个天才，不代表你在种地盖房子或者管理国家经济上也是天才。但是他们不这么想，他们觉得自己既然能解开微积分，解决你们这帮泥腿子的吃饭问题还不是小菜一碟。他们觉得自己只要手里拿着手术刀，就能给这个社会做个大手术，把所有不完美的地方都切掉。结果咱们现在很多人毕业了去打螺丝，送外卖被投诉，或者35岁被大厂优化出来，看着烂尾楼发呆，你有没有想过这种种荒诞的现实，背后可能就是某些坐在空调房里，这辈子连个钉子都没敲过的天才们，用他们的那些宏大理论给咱们规划出来的。

索维尔说历史上那些绝顶聪明的人，一旦抱团取暖，形成了一种同行共识，那简直就是灾难。他们互相吹捧，互相颁奖，觉得我们这帮读书人真是太厉害了。谁要是敢反对，谁就是没文化的野蛮人，结果往往是现实给了他们一记响亮的耳光，但这耳光通常不是打在他们脸上，而是打在咱们这些普通老百姓的脸上。

好，咱们进入正题。这一节咱们聊聊所谓的价值前提，这词听着挺高大上，其实说白了就是咱们吵架到底是因为咱们想要的东西不一样？还是因为咱们对这事儿怎么干的看法不一样？现在的知识分子，特别是那些所谓的圣恩眷顾者，特别喜欢用一招，就是当你反对他的观点时，他不说你的逻辑有问题，也不说你的数据不对，他直接说你的人品有问题，说你的价值观不对。比如说有人提议把富人的钱全抢了分给穷人，你说这不行，这样富人就跑了，以后没人投资开厂，大家更穷了。但知识分子怎么说？他们不会理论经济学原理，他们会指着你的鼻子骂你这个冷血动物，你竟然不在乎穷人的死活，你的良心被狗吃了。这就是把事实判断偷换成了价值判断。他们就像是在卖道德伟哥或者精神大力丸，哪怕吃死人，他也说这是为了让你强身健体。

老索在这里举了个极其硬核的例子，把我都给看乐了，他提到了两个可以说是水火不容的人，一个是资本主义的祖师爷亚当斯密，一个是想要掘了资本主义祖坟的卡尔马克思，你肯定觉得这俩人的价值观肯定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索维尔告诉咱们，如果你去翻翻马克思写的剩余价值理论，你会发现马克思对亚当斯密的评价其实挺高的，马克思根本没批评斯密的价值观，甚至著名的经济学家熊彼特，这哥们也是个神人，奥派何菲奥派都得敬他三分。他说过马克思和古典自由主义者之间其实有着一大片令人尴尬的共同点，为什么说令人尴尬？因为对于一个想要搞革命的人来说，承认自己跟敌人有共同点，那是挺没面子的事儿。

事实上亚当斯密和马克思都挺讨厌那些唯利是图的商人的，甚至可以说亚当斯密骂起商人来，比马克思还狠。那他俩到底哪不一样？不一样的是他们对经济怎么运行，这个事实的理解不同，这叫事实假设的差异，或者是因果分析的差异。亚当斯密觉得虽然商人不是东西，但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能让这些坏蛋在追求私利的同时，不得不服务于大众。而马克思觉得不行，这系统有bug，最后肯定得崩盘，得换一套玩法，这就像是两个医生给一个病人看病，一个医生说这人得做手术，另一个医生说，这人得吃中药。他们的价值观是一样的，都想让病人活下来。他们的分歧在于对病理和药理的认知不同，但是现在的知识分子不这样了，他们把这种技术分歧变成了道德审判。比如说那些主张福利国家的知识分子，比如叫缪达尔的和反对福利国家的彼得鲍尔，其实他们都想帮穷人，但是缪达尔觉得给钱就能解决问题，鲍尔觉得直接给钱会把穷人养懒了，反而害了他们。这本来是个经济学问题，对吧？大家拿数据说话，但是现在的舆论环境是，如果你支持鲍尔，你就是仇视穷人，你就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我得插一句，这招太毒了。

这就像你在家里跟你老婆吵架，你老婆想买个2万块的包，你说咱们房贷还没还完，买个200的行不行？这时候你老婆不说家庭收支表，他直接来一句，你不爱我了，你是不是外面有人了？你看一旦上升到爱不爱这个价值层面，你讲再多的礼仪也是输。现在的知识分子就是不讲理的老婆，而咱们社会大众看着账单瑟瑟发抖的可怜老公。

接下来这一节咱们要聊聊这一章最核心也是，我最想跟你们唠唠的一个概念，关于知识和事实的假设，这是咱们之前其实聊过，但这一张索维尔把它升华了，知识分子眼里的知识，那是狭义的，就是书本上的论文里的，或者是他们那个圈子里互相引用的东西，在他们看来只有这些才叫“知识”。卖煎饼果子的大妈知道怎么调面糊才不粘锅，跑长途的司机知道哪条路虽然远点，但不堵车，在菜市场讨价还价的大爷知道哪家的肉注水了，这些在知识分子眼里都不叫知识，这叫琐碎的信息。但是老索，还有它背后的耶克大爷告诉咱们，正是这些亿万普通人手里掌握的琐碎信息，才是维持这个社会运转的最重要的东西。

这就好比咱们玩拼图，这个世界是一幅几百亿块碎片的超级拼图，知识分子手里拿的那几块，可能确实画得很精致，但他手里只有这几块，而剩下的几百亿块在咱们每一个普通人手里。所谓的计划经济，所谓的顶层设计就是有那么几个自以为是的人，站在台上说来来来，把你们手里的拼图都交给我，我来替你们拼，我比你们都聪明，结果结果就是20世纪那场惨痛的实验。那些搞中央计划的国家，要权有权，要专家有专家，要数据有数据，最后为什么连饭都吃不上？因为他们忽略了无知的力量，这里的无知不是说老百姓无知，而是说高高在上的计划者，相对于浩瀚的社会细节来说，他是无知的。

咱们看看华尔街日报，巴特利说的一句话简直是金句：一般来说，市场比市场里最聪明的参与者还要聪明。这话说的多通透，市场不是一个怪物，市场就是咱们所有人互动的总和，可是那些圣恩眷顾者们不这么看，他们觉得市场是混乱的，是盲目的，需要他们这帮聪明人来纠正，他们就像是看着小摊贩躲城管，看着网约车空跑，看着日结工睡桥洞，心里想的不是这帮人真不容易，而是这帮人太无序了，得管管，这就引出了咱们要聊的法律问题。

美国的宪法，那是基于一种悲观途径建立的。那帮开国元勋觉得人都是不靠谱的，所以权力得关进笼子里，法律得靠大家慢慢积累的经验，而不是靠哪个天才拍脑门。著名的法官霍姆斯说过一句名言，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这话什么意思？就是说法律好不好用，不是看你写的漂不漂亮，逻辑不通，而是看它在几百年的社会生活里能不能解决实际问题。但是现代的这帮法官和法学教授们，他们是典型的圣恩眷顾者，他们觉得宪法太老了，跟不上时代了，他们发明了一套活的宪法理论，什么叫活的宪法？说白了，法律怎么写的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想让它是什么意思，他们会说我们要根据时代的需要，根据现代社会科学的发现，来重新解释法律，这太可怕了。这就像是咱们签合同，白纸黑字写好了，结果过两天对方过来说，根据时代的需要，我觉得借1万还1万，这句话应该解释成借1万不用还，这不就是耍流氓吗？当法官不再是照章办事的裁判，而变成了为民做主的父母官，甚至是改造社会的工程师时，咱们离暴政就不远了。

你想想看，现在的美国还有很多西方国家，很多荒唐的政策，比如什么以抢劫950美元以下不算重罪，难道是老百姓投票投出来的吗？不是！那是那帮高高在上的法官和法学家坐在象牙塔里想出来的，他们觉得要把罪犯当成受害者来关爱。结果就是咱们老百姓上街买个菜都得提心吊胆。到了这一部分，咱们得聊聊知识分子是怎么耍赖皮的。

这一节索维尔而起名叫“治理标准”。其实我觉得应该叫智力流氓的自我修养，或者是文字炼金术，你说这帮人智商高不高？高！但是他们把这高智商全用在怎么逃避辩论，怎么给对手扣帽子上了？索维尔总结了好几招，咱们来拆解一下，大家以后在网上跟人对线的时候也能防着点。

第一招，重新定义词汇，玩弄文字炼金术，这是最狠的一招。就像乔治奥威尔在1984里写的新话，如果现实打不过你，我就修改字典，比如自由这个词，在咱们古典自由主义者看来，自由就是免受强制，哪怕我穷的只能睡桥洞，只要没人拿着枪逼我干活，没人把我的破铺盖全给烧了，那我就是自由的。当然这种自由很苦涩，但它是自由，但是圣恩眷顾者们不干了，他们把自由重新定义为实现愿望的能力，这听着多好听。耶鲁大学那俩教授写的书里说，如果你没有尊严，没有爱、没有友谊，你就不是自由的。他们还说如果你买不起想要的东西，你就不是自由的。朋友们千万别被这迷魂汤给灌晕了，如果买不起东西等于不自由，那为了让你自由，政府就得发钱给你，政府的钱从哪来？得从别人兜里抢，那是不是为了让你有买得起的自由，就得牺牲别人不被抢劫的自由。这种偷换概念把自由变成了福利。于是你要是反对福利国家，你就不再是反对一种经济政策，你是在反对自由，你简直就是个法西斯。再比如民主，本来民主就是一种政治程序，大家投票选个管事的。现在现在民主变成了一种社会目的，什么经济民主，什么结果平等。你要是支持市场经济，导致了贫富差距，那你就是反民主。

第二招，把问题变成情绪，玩逻辑、躲避球，这一招在现在的互联网上那是铺天盖地。索维尔说，现在你想在学术界混，或者在媒体上混，你不需要证明你的对手错了，你只需要证明你的对手是个坏蛋。

比如你想讨论一下为什么某种犯罪率在某个群体里特别高？我不跟你聊数据，不跟你聊家庭结构，不跟你聊文化差异。我直接给你贴个标签——种族主义者，完事儿，你一旦被贴上这个标签，你说的任何话都是放屁，甚至你连说话的资格都没了。

再比如你想讨论一下男女同工同酬的问题，想分析一下是不是因为工种不同，加班时长不同导致的收入差异？我不听，你就是厌女症，你就是性别歧视，这叫言语先发制人。就像咱们小时候吵架，道理讲不过了，就大喊你是猪，你是猪！只不过知识分子用的词比较高级，叫恐同排外，社会不公。还有一个很搞笑的词，叫玻璃天花板，这词本身就是个赖皮，他的意思是虽然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有歧视，但既然女人当大老板的少，那就一定是有个看不见的歧视在作怪。你看得见是歧视，你看不见更是歧视，反正我是赢麻了，这简直就是莫须有的现代版。

第三招，永恒化暂时现象，这招比较隐蔽，主要用来忽悠那些不明真相的韭菜。比如统计数据说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知识分子就拿着大喊大叫，说社会阶层固化了，说咱们都在内卷都在躺平。但他没告诉你的是，这统计表里的富人和穷人根本不是同一拨人，大部分人年轻的时候，刚毕业打螺丝当实习生，那都是穷人。等过了20年，混成老油条了，当经理了，就变成中产甚至富人了。等到退休了，收入没了，又可能掉回低收入统计里去。美国的数据显示，收入最低的那20%的人过个10年有一半以上都跑到了更高的阶层去了。但是知识分子不管他们就把穷人当成一个固定的阶级，好像这些人世世代代都被锁在牢笼里一样，以此来煽动情绪，搞阶级对立。

第四招，筛选事实，这就是媒体最爱干的事儿。这就像现在的短视频剪辑，掐头去尾，断章取义。索维尔提到，如果有一帮人真的搞阴谋，那还没那么可怕。因为这帮阴谋家心里至少知道真相是什么；最可怕的是这帮知识分子、记者、教授，他们自己都信了这一套。他们在那个封闭的圈子里互相喂料，A教授写了篇论文，引用了经过筛选的数据；B记者看了论文，写了篇报道，加了点煽情的佐料；C法官看了报道，判了个案子；最后D大学生在课堂上学到的就是一个被扭曲了千百遍的世界。这就像是咱们玩的传声筒游戏，传到最后，原来那句吃了吗？变成了杀了他，而这帮人还觉得自己掌握了绝对真理，正义感爆棚。

咱们想象一下，假如这世界上有个真理法庭，原告席上坐着的是那些圣恩眷顾者，那些要改造社会的知识分子，比如罗伯斯比尔，比如搞优生学的萧伯纳，还有现在的那些白左教授，被告席上坐着的是谁？是现实，是在菜市场为了5毛钱跟人吵架的大妈，是为了保住饭碗，不得不996的程序员，是看着烂尾楼欲哭无泪的业主。原告指着被告说，你这个世界太丑陋了，太不公平了。我们要用我们的理性和计划把你改造成天堂。

这时候作为辩护律师的索维尔或者是哈耶克站起来了，他们会说什么？他们会说法官大人原告想造天堂，这心是好的，但他们忘了他们手里没有上帝的图纸，他们想用几个人的大脑去替代亿万人的大脑。他们以为自己在下棋，其实棋盘上的每一个棋子都是有血有肉，有自己想法的活人。

咱们用社会学的角度看，这其实是一种权力的傲慢。知识分子在这个去中心化的市场社会里感到失落。你想在古代国师一句话，皇帝就听了，现在你个大教授写本书可能还没直播带货的网红，卖两句家人们赚的多。这种落差让他们对市场经济充满了仇恨。他们觉得凭什么没文化的网红能赚那么多？凭什么搞房地产的土老板能开豪车？我这么有文化，我才是应该分配资源的人。所以他们必须发明一套理论，证明市场是邪恶的，证明需要一个强大的政府来干预，而这个政府必须听他们这些专家的。说白了，这就叫寻租。他们想用手里的笔杆子换来分配资源的权利，这就是为什么他们那么喜欢重新定义自由。因为如果自由是免受强制，他们就失业了。大家各过各的，不需要他们，只有当自由变成了实现愿望的能力，也就是政府发福利的时候，他们才能摇身一变成为分蛋糕的人。

咱们再看看历史，这种事发生过多少次了？咱们不提1949年以后的事儿，咱们看看法国大革命，罗伯斯比尔，也是个大知识分子信奉卢梭的理论，觉得自己代表了公益。结果为了实现他完美的道德共和国，断头台都砍卷刃了。

再看看古罗马，戴克里先皇帝觉得物价太贵，老百姓过不好，于是搞了个最高价格法，规定所有的东西不许涨价，结果呢？结果就是市场上什么东西都买不到了，大家都退回到以物易物的原始状态，罗马经济彻底崩溃，这都是聪明人干的蠢事。而在咱们的生活里，这种事还少吗？那些专家建议年轻人把闲置的房子租出去，把私家车开出去，拉活来解决收入问题。这话听着多有逻辑，但他就是不知道咱们年轻人哪有闲置的房子？私家车还是贷款买的呢？油费都快付不起了；还有那些建议延迟退休的，说是因为人均寿命延长了，道理是这个道理，但他没看到那些过了35岁就找不到工作的人，中间这几十年喝西北风吗？这就是抽象的人和具体的人的区别。知识分子爱的是抽象的人类，但他们往往受不了具体的邻居。老索在这一章的结尾，甚至提到了著名的联合公民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当最高法院判决公司可以花钱打政治广告时，知识分子们如丧考妣，说这会淹没真相，这就是他们内心最真实的写照。他们不相信你有分辨能力，他们觉得如果不经过他们这道经营过滤器，普通人就会被广告洗脑，他们想当唯一的守门人。索维尔写这本书不是为了让咱们仇恨知识分子，毕竟他自己也是个知识分子，他是想提醒咱们，对于那些头顶光环满嘴大词儿的人，咱们得留个心眼，咱们生活在一个充满了不确定性的世界里，不管是A股的常年保卫战，还是基金的腰斩，不管是买房遇上烂尾，还是永远还不完的房贷。咱们普通人就像是在大海里划着一艘破船，战战兢兢。这个时候如果有人站出来说跟我走，我有地图，我能带你们去一个没有风浪，只有阳光的天堂。千万别信！因为这个世界上没有天堂，只有咱们脚下这块坚硬，有时甚至有点硌脚的土地。那些试图把人间变成天堂的努力，往往最后都把人间变成了地狱，我们该怎么办？哪怕你是在发廊洗头的托尼老师，或者是送外卖的小哥哥，请记住，你对你具体处境的了解，绝对超过哈佛大学的教授。你要相信在菜市场为了几毛钱斤斤计较的你，为了孩子上学跑断腿的你，在深夜里为了生活痛哭流涕的你，比那些坐在演播室里的专家更懂生活，更懂经济，也更懂这个世界。这就是奥派经济学的核心，相信个体的选择，敬畏市场的自发秩序，警惕权力的过度扩张。

现在讲的这一章叫“机与约束”。也就是第二十一章，可以说这一章就是整本书的核武器，他把那些高高在上的专家学者们的底裤都给扒下来了，告诉我们为什么这帮读书读傻了的人总是在胡说八道，却从来不用负责。在这一章的一开始，老索就玩了个概念切割，给咱们画了一条线，他说这世上有两类聪明人：

第一类，咱们叫他硬核手艺人，比如造桥的工程师，开刀的外科医生，像我特别尊重的飞行员，或者是搞芯片的科学家。这类人的工作成果他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桥塌了，就是工程师的错；病人死在手术台上，就是医生的锅；飞机掉下来，机长的玩完。他们的工作最后都要经过现实最残酷的检验。通用汽车如果不想造轮胎，他会去买米其林的，因为他知道自己造不好会亏钱，这就是利润与亏损的约束，是生与死的约束。

但是还有另一类人，也就是索维尔定义的所谓“知识分子”，这类人主要是搞社会学，某些搞宏观理论的经济学家，还有那些研究法国文学或者玛雅文明的教授，他们的最终产品是什么？是观念，是点子，是理论。这玩意看不见摸不着，也没法像验尸一样立刻验证对错。如果一个社会学家说咱们应该这样改革社会，结果改得一塌糊涂，大家都去喝西北风了。社会学家的工资会少一分钱吗？不会。甚至他还能写本书分析为什么改革遭遇了挫折，再赚一笔版税，这就是这一章的核心逻辑——动机与约束。我给你们翻译成大白话，就是想干啥和怕啥。咱们普通人想干啥得看兜里有几个钱，怕啥得看，会不会饿死，但知识分子不一样，他们的动机是出名，是当国师，是指点江山，而他们受到的约束几乎为零。

咱们先顺着书里的逻辑聊聊公共知识分子的供给问题，也就是为什么这帮人这么爱说话？你们现在的年轻人日子过得不容易吧，刚毕业就进厂打螺丝，要么就是穿上黄马甲送外卖，风里来雨里去，还得担心被投诉；好不容易考个公上岸了，发现事业繁忙，想躺平丈母娘那关过不去，还得面对天价彩礼；想奋斗35岁就被优化了，看着那烂尾的楼盘，还有每个月雷打不动的房贷，心里是不是特想问一句，这个世界到底怎么了？为什么那些电视上的专家、网上的大V嘴里蹦出来的词儿一套一套的，什么红利呀，结构性优化呀，可落到咱们老百姓头上，怎么就全是灰，这就对了。因为这帮专家他们正面临着一种绝望的产能过剩。你想想，一个研究十四世纪法国南部方言对农奴制影响的教授，他在学术圈那个小圈子里可能挺牛，但在大众眼里他就是个路人甲，去菜市场买菜，卖菜大妈都不会多给他两根葱，这种巨大的落差就在这帮文科知识分子心里种下了一颗躁动的种子，他们渴望影响力，渴望被大众崇拜，渴望那种站在聚光灯下挥斥方遒的感觉。于是跨界碰瓷开始了。

正如索维尔所说，著名的语言学家诺姆.乔姆斯基，如果只聊语言学，谁知道他是哪根葱？但他不好好研究他的语法结构，非要跳出来点评世界政治，瞬间就成了全球顶流公知。还有一些经济学家自己账本都算不明白，非要教大家怎么理财，结果让咱们的基金全腰斩，A股常保卫，索维尔在书里说的特别损，他说对于这帮人来讲，跨出自己的专业领域去胡说八道，不仅没有成本，反而是一条通往名利场的捷径。这就好比什么？好比一个修自行车的老师傅，手艺精湛，但他不满足非要去给人家做开颅手术，还跟人家说我修车练的特别溜，修脑神经肯定也不在话下，你们能听听，这不是扯淡吗？但在知识界这种事儿天天发生。这里我要引入一个著名的奥地利学派大神耶克老爷子的观点。哈耶克早就说过人类的知识是分散的，任何一个大脑，哪怕你是爱因斯坦，也没法掌握整个社会运行的所有信息，如想掌握，那就是著名的知识的狂妄。但这帮公共知识分子不信这个邪，他们觉得凭借自己的高智商，就能设计出一个完美的社会蓝图。索威尔在这一章里提到了一个特别扎心的现象，波斯纳法官做过一个调查，发现媒体上最红的那100个公共知识分子和学术界引用率最高的那100个学者重合度极低，只有18个人是重合的，这说明什么？说明在媒体上大放厥词的那帮人，往往在专业领域里就是个半吊子，或者根本就是靠语出惊人来博眼球的。

你看现在那些短视频平台上，有的专家说年轻人没工作，可以把闲置的房子租出去，把私家车开出去拉活，这种话一出来，咱们听着都想笑，甚至想顺着网线过去给他两耳光，但在他们的圈子里，这叫创新的政策建议。他们根本不知道对于咱们普通人来说，哪来的闲置房子？哪来的私家车？咱们只有还不完的花和不敢看的体检报告，这时候肯定有朋友要问了，老米既然这帮人这么不靠谱，为什么还有人愿意听他们的？这就涉及到了萨伊定律的反向应用，是供给创造了需求。其实对于这种关键产品，社会并没有自发的刚需，你饿了要买馒头，病了要看医生，这是刚需；但你没事的时候，并不需要一个社会学家告诉你，其实你过得不幸福，不幸福是因为社会结构不公，这种需求是知识分子自己制造出来的，怎么制造？贩卖焦虑，制造危机。他们就像是那种走江湖卖大力丸的，手里拿着一块道德伟哥或者精神脑残片在那吆喝，大伙来看看，你们现在的痛苦，你们的内卷，你们买房遇到了烂尾都不是你们的错，是体制病了。我这里有药，只要按照我说的做，明天咱们就能建成天堂。

咱们年轻人涉世未深，再加上在学校里天天被这帮人灌输，很容易就信了。特别是那些学文科的学生，毕业了找不到工作，送外卖又拉不下脸，心里充满了怨气。这时候如果有个人告诉你，你的失败是因为社会不公，是因为富人太坏，你是不是觉得心里好受多了？这就是知识分子都受的精神鸦片。索维尔有一句极其辛辣的嘲讽，对于知识分子来说，需求在很大程度上是他们自己制造出来的，这就好比一个卖老鼠药的，为了卖药得先在村里偷偷放一窝老鼠，知识分子放的老鼠，就是那些似是而非的社会理论，他们甚至不需要真的解决问题，因为问题解决的太彻底，他们就没有存在的价值了。他们需要的是永远在解决问题的路上，这样那个叫利维坦的怪兽才会不断的给他们拨款，给他们项目，给他们话语权，这就引出了下一个话题，同行评价的陷阱。

工程师的评价标准是市场，是客户、是那座桥塌没塌。但文科知识分子的评价标准是什么？是同行互评，只要你的观点够新奇，够反叛，够让别的教授觉得你好有深度，你就能拿奖，就能评职称，就能拿到基金。这就像是一群青春期的孩子在玩过家家。我们回忆一下中学时代是不是总有那么一阵风潮？比如大家突然都觉得穿某种裤子很酷，或者听某种音乐很潮，谁要是不跟着做，谁就是土鳖。知识分子的圈子也一样。

索维尔说这帮人的心态跟青少年没啥区别，他们追求的不是真理，而是酷。比如在20世纪30年代，西方那帮大知识分子，像萨特这种级别的哲学家，一个个都成了苏联的迷弟。那时候苏联正在搞大清洗，几百万人饿死，还是把人送去西伯利亚挖土豆，但这帮西方的大聪明们看不见，或者假装看不见。著名文学批评家埃德蒙.威尔逊，甚至说苏联是世界的道德巅峰，为什么？因为那时候赞美胡子像钢刷一样的领袖是酷的。书里还举了个极其讽刺的例子，萨科和万泽地案。当年全美知识分子如上考比，为这两个被处死的激进分子喊冤，觉得这是天大的不正义。但同时期美国南方黑人被白人陪审团随意定罪，这帮知识分子却一声不吭，为什么？因为那个时代的时尚单品是无政府主义受害者，而不是黑人。黑人在那时候还不够酷，还没进入他们的受害者时尚清单，这就是主观价值论的扭曲应用。受害者的价值不取决于他们受了多少罪，而取决于他们是否符合知识分子当下的政治审美。我给你们讲个更讽刺的，当时有个英国的大教授叫哈罗德拉斯基，这哥们整天骂英国的军火商，说他们是万恶的资本家，可这哥们也不动脑子想想，如果不是这帮军火商造出了喷火战斗机，纳粹德国早就渡过英吉利海峡，把他犹太左派抓进集中营做成肥皂了，这就是知识分子的荒诞之处。他们享受着自由市场和国防带来的安全，却转过头来拼命挖这个地基的墙角。

说到这儿咱们得聊聊这一章最核心，也是最让我感到后背发凉的部分——约束的缺失，也就是免责特权。咱们前面说了动机是想出名，想当救世主，那约束呢如果一个工程师造的桥塌了，他得坐牢；如果一个医生把好腿给锯了，他得赔得倾家荡产。但是，如果一个知识分子提出了一个错误的理论，害死了成千上万的人，他需要付出什么代价吗？所谓要给出的答案是零，不仅有代价，他可能还会被奉为有良知的思想家。

举个例子，当年这帮知识分子为了环保，忽悠全世界禁用了DDT，也就是DDT这种杀虫剂，他们说DDT会毒死鸟，会让蛋壳变薄。这也是瑞秋卡森那本寂静的春天惹的祸，结果 DDT一禁，斯里兰卡和其他热带国家的蚊子疯长，疟疾卷土重来，死了几百万人，大部分都是穷孩子。那些坐在空调房里写文章，呼吁禁用的环保专家们，有谁为这几百万条人命道过歉吗？没有！他们甚至都不觉得自己错了，他们会说我们的初衷是好的，是为了保护地球，这种初衷是好的，简直就是知识分子最大的免死金牌。在他们的逻辑里，只要我想象的未来是美好的，那么为了达到未来，哪怕现在牺牲掉一代人，哪怕让大家都去吃糠咽菜，也是值得的，这就是一种不对称的战争。知识分子拥有发射核弹的权利，通过影响舆论和政策，却不需要承受哪怕一点点核辐射的伤害，这种权责分离是所有社会灾难的源头。

索威尔还特别提到了教育领域的灌输，现在的学校很多时候不是在教你怎么思考，而是在教你思考什么？比如这一章里提到的性教育案例，60年代，美国学校引入了所谓的性教育，本来是说要减少青少年怀孕和性病，结果课程一开，青少年怀孕率和性病率不降反升，为什么？因为这帮搞教育的专家，他们关心的不是数据，而是推广他们那种性解放的价值观。最后烂摊子是谁收拾？是家长，是那些意外怀孕的少女，是那些染了一身病的小伙子。那个在讲台上，口若悬河的专家早就拿着咨询费去夏威夷度假了。

这让我想起咱们现在的一些现象，学校里经常搞些形式主义的活动，让你填表，让你去搞所谓的社区服务，其实就是去给某些领导的政绩工程充人头。甚至有些大学招生，不看你书读的怎么样，看你有没有当过环保志愿者，有没有去街上举过牌子，这不是在培养人才，这是在培养听话的政治工具。

我们再往深挖一层，为什么这帮读书读傻了的人会有一种谜一样的自信，觉得自己比亿万个体的自发选择更聪明？这要追溯到诺斯替主义的幽灵，在他们的潜意识里，世界分为两类人，一类是被选中的人，也就是他们自己拥有理性良知，看到了社会的本质。另一类是群盲，也就是我这种普通人愚昧、短视需要被启蒙，被管理、被拯救。索维尔称之为圣化的构想。这帮人觉得自己是被上帝涂了油的圣人，是领路人。他们看咱们普通人，就像看一群迷途的羔羊，甚至是一群待宰的猪，他们觉得咱们不懂什么是幸福，得靠他们来设计。而在我信奉的奥地利学派或者索威尔所说的悲观构想里，我们承认人性是有缺陷的，资源是稀缺的，哪怕我们再努力，这个世界也不可能完美。我们能做的是在各种约束条件下权衡利弊，选一个不那么烂的方案。比如房价下跌，咱们心疼资产缩水，房价上涨，年轻人绝望买不起，这本来就是个两难的经济问题，但在知识分子嘴里这就成了道德问题。他们一会呼吁打压房价，一会呼吁救市，反正嘴皮子一破怎么说都有理。至于最后你是断供成了老赖，还是首付亏的底裤都不剩，那就不关他们的事了。而且更可怕的是这帮人还能通过媒体对那些真正干实事的人进行道德绑架。

如果有一个法官或者是官员，他是那种谨小慎微尊重规则的人，这帮媒体大V就会攻击他的冷血，没人情味。他们擅长用煽情的故事来代替逻辑分析。比如看到一个流浪汉，知识分子会立刻写文章，痛斥社会冷漠，呼吁政府发钱。如果你问一句，发钱会不会鼓励更多人流浪？钱从哪来？是不是得从每天起早贪黑摊煎饼的大妈交的税这里出？他们就会骂你，你这个人怎么没有同情心？你看！他们瞬间就占领了道德高地。这种圣母心泛滥的结果，往往是把社会搞的一团糟。就像咱们现在看到的，有些地方为了所谓的市容市貌，不让老百姓摆摊，结果城管追着小贩跑，小贩为了几把青菜拼命逃，最后是一地鸡毛。这背后往往就是某些坐在办公室里的专家，觉得摆摊不文明、不现代，他们要的是那种整齐划一的，像刚被舔过一样的街道，哪怕这种街道上没有任何烟火气，没有任何生机。他们不相信自发秩序，他们不相信你，王胖子知道怎么炒菜最赚钱，他们不相信你，李大妈知道怎么带孩子最好。这种理性的自负不仅仅是智力上的懒惰，更是一种道德上的僭越，他们把自己当成了神，而试图把人间变成天堂的努力，通常结果只有一个，把人间变成地狱。

读完这一章你可能会问，那我们该怎么办？把书都烧了，当然不是，索维尔的意思是我们要对那些越界的知识分子保持12分的警惕，当一个物理学家量量子力学时，你听他的，但当这个物理学家开始教你怎么投票，怎么分配财富？怎么教育孩子时，你要像看卖大力丸的江湖骗子一样看着他。

第一，别迷信权威，不管他是哈佛的教授，还是清华的博导，只要他说的话违背了基本常识，违背了你作为一个正常人的生活经验，你就当他在放屁。如果一个专家告诉你饿了可以吃空气，那是他在忽悠你；如果一个专家告诉你，大家都发钱，大家就都富了，那是他在侮辱你的智商。

第二，看住你的钱包，也看住你的脑子，别被那些宏大的叙事给忽悠瘸了，过好你自己的小日子，照顾好你的父母，爱你的另一半，这比什么都重要。那些所谓的历史潮流，所谓的时代使命，很多时候就是个绞肉机，进去的都是咱们这种普通人的血肉。

第三，要有悲观构想的定力。承认生活是不完美的，承认无论怎么选都有代价，不要指望这世上有什么灵丹妙药，能让你一夜暴富，或者让社会一夜之间变得公平无比。凡是承诺给你递上天堂的人，最后带来的往往都是人间地狱。这章“动机与约束”其实就是一面照妖镜，他照出了知识分子那种无需负责的权利的丑陋，他们像是在玩一个没有赌注的赌博游戏，赢了名利双收，输了，那是你们倒霉，这个世界很荒诞，大家活的都很累。看病得查余额，老了得防诈骗，还得担心孩子在学校会不会被奇葩老师洗脑。在这样的环境里保持一点清醒，保持一点独立思考的能力，就是咱们最大的护身符。

现在我们要讲知识分子与社会的第二十二章，也是全书的大结局要讲的事儿，这一章的分量怎么形容呢？就像是你追了一部80集的大型连续剧，前头79集都在讲渣男怎么骗钱骗色，怎么把家里搞得鸡飞狗跳，到了这最后一集终于要开庭审判了，这一章的标题叫“知识分子的影响”。咱们得先弄明白一件事，这帮人到底是咋影响咱们的？我想问大伙一个问题，你们觉不觉得现在这世道有一种很奇怪的氛围，就是你明明每天累死累活早起贪黑的去打螺丝送外卖，哪怕你是坐在写字楼里掩着繁忙的白领，你也觉得自己活得特真实，特用力。但是只要你一打开手机、一上网或者听某些专家教授一开口，你立马就觉得自己错了，他们会告诉你，你这种追求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想法是庸俗的；你想要多挣点钱的想法是贪婪的，你觉得只要不偷不抢就是好人的想法是落后的。他们嘴里全是那种大词儿，什么结构性压迫，什么社会性焦虑，什么身份认同？听得你一愣一愣的，感觉自己要是没听懂，就像是广场舞大妈在一群跳芭蕾的中间显得特别土。这就是索维尔在这一章开头要说的第一件事，氛围的制造。咱们很多人以为知识分子的影响，就是他们预测个什么事儿，比如说明年房价涨不涨，或者后年会不会世界末日？索威尔说，错了，大错特错。

如果只看预测，这帮专家的脸早就被打肿了。书里提到了波斯纳教授的观点，说公共知识分子的预测基本没人听。确实像叫保罗埃利希的家伙，以前信誓旦旦的说地球资源马上耗尽，大家都要饿死，结果呢？咱们现在的日子比过去肥实多了。还有乔治奥威尔写《1984》的那位，虽然小说写得好，但是他预测的具体年份的事儿也没发生。如果咱们老百姓真的按他们说的具体日子去过，那早就赶趟了。

但是老索话锋一转，杀人的厉害之处不在于具体的点，而在于整体的面。他们制造了一种气候。举个例子，二战前夕的英国，当时有一个大哲学家罗素，那是真正的聪明人，逻辑学的泰斗，可以说是当时全世界最大的圣母。他呼吁英国要把军队解散了，大家别打仗，英国老百姓虽然没傻到真的把军队解散了，但是这种反战、和平至上、只要我们放下武器，希特勒就会感动的调调被整个知识分子阶层给炒热了，结果英国的政治家们不敢扩军备战，因为怕丢选票。等到希特勒真的开着坦克冲过来的时候，英国差点就没裤子穿了，这就是知识分子的可怕之处。他们就像是那种在村口大槐树下嚼舌根的人，他们不直接拿刀捅你，但他们能把这风气带歪。让村长不敢修墙，让保安不敢拿棍。最后强盗进村的时候，全村人都傻眼了。

我读到这儿的时候心里就在想，这不就是咱们现在常说的带节奏吗？你看现在网上的一些言论，是不是也是这样？这帮读过书的人，他们最大的本事就是过滤事实。凡是符合他们完美世界想象的事实，哪怕是芝麻大点的小事，也能给你吹成西瓜；凡是不符合他们想象的事实，哪怕是塌天大祸，他们也能假装没看见，或者给你解释成这是发展的阵痛，索维尔把这帮人称为认知精英。

咱们得好好聊聊这个词儿，什么叫“认知精英”？以前大概是100多年前，上大学是件很稀罕的事儿，那时候家里有钱才能上哈佛，耶鲁那时候的精英那是真金白银堆出来的，虽然也不一定都聪明，但至少他们和普通人的隔阂没那么深，因为他们还得管家里的生意，还得和三教九流打交道。但是到了20世纪50年代以后情况变了，书里列了一组数据，说1952年的时候，哈佛大学2/3的申请者都能被录取，现在的录取率不到1/10。以前看加试，现在看分数看智商，这听起来是件好事，对吧？寒门出贵子，咱们小镇做题家终于有出路了，只要你卷得动，只要你会刷题，你就能进名校，就能跨越阶层。可是朋友们，这里头有一个巨大的坑，当这帮智商极高，极其擅长考试和玩弄概念的人凑到一起之后，他们形成了一个封闭的圈子。他们住在一样的社区，说着一样的黑话，吃着一样的有机蔬菜，看着一样的艺术电影，他们互相吹捧，互相引用。他们和咱们这种还在为下个月房贷发愁，为了几块钱配送费跟保安吵架，为了孩子上学还得去求爷爷告奶奶的人，彻底断联了。他们就像是生活在一个巨大的气泡里。在那个气泡里，所有的逻辑都是自洽的。他们觉得只要我们在纸上画出了完美的图纸，现实世界就应该按图纸来盖楼。如果楼盖塌了，那肯定不是图纸的问题，是盖楼的砖头，也就是咱们这些老百姓——材质不行，或者是施工队，也就是警察和军队太粗鲁。这让我想起了咱们身边的事儿，你看那些坐在办公室里制定政策的人，有些可能连菜市场都没去过，他们不知道5毛钱一斤的白菜和8毛钱一斤的白菜对老太太意味着什么？他们不知道一个35岁大厂优化的程序员，面对还不完的房贷和嗷嗷待哺的孩子，心里那是种什么样的绝望？他们只会看着大屏幕上的数据说，这个结构需要优化，阵痛是必须的。

索维尔在书里特别指出了这种智力上的自负，他们把智力当成了智慧，这完全是两码事。智力是理解微积分的能力，是你写漂亮文章的能力，而智慧那是你在泥坑里打滚滚出来的经验，是你被人骗过被人坑过，在深夜里痛哭过之后才明白的生存道理。这帮知识分子，他们最看不起的就是咱们这种市井智慧，他们觉得咱们那些从爷爷辈传下来的老理儿，什么欠债还钱，养儿防老男女有别，那都是封建迷信，都是偏见。约翰杜威，美国的教育大咖就说过一句话，大意是说，动用武力那是绝望的表现，是因为智力不够用了。你听听这话多好听，但是你如果在深夜的烧烤摊上遇到几个喝醉了酒拿瓶子互殴的流氓，你上去跟他们讲杜威的哲学试试，你看看是你的智力管用，还是警察手里的警棍管用？这就是知识分子的通病，他们迷信讲道理，尤其是讲他们的道理，他们觉得这世上没有什么是不能通过开个研讨会解决的。如果有那就开两个。

接下来老索把枪口对准了知识分子的好基友——政客，这也是本章的一个重头戏。朋友们，你们有没有想过，为什么那些想要搞大新闻的政客，特别喜欢和知识分子混在一起，这就好比是卖大力丸的，得找个写剧本的。政客想要权力，想要管这管那，想要把手伸进咱们的口袋里掏出钱，他总得有个理由吧。他不能直接说我想抢你们的钱，那多难听，这时候知识分子就出场了，知识分子会发明出一套又一套的新词儿，比如把政府寻租，说成是社会工程，把割韭菜说成是分配正义，把限制你自由说成是重大的善。书里用了林肯的一段话，这段话讲的太深刻了，就是说，那些有雄心壮志的，他们是不甘心只做修修补补的工作的，他们不想只是在已经盖好的大厦上加块砖，贴片瓦，他们要的是名垂青史，他们要的是推倒重来。哪怕是把自由人变成奴隶，或者把奴隶变成自由人，只要能让他们出名，他们都干，这就是危险的野心。

现在的知识分子和政客，这种野心家，他们看不得咱们老百姓自己过日子，咱们自己买房自己看病，自己教育孩子，在他们眼里这简直就是混乱，是滴血，是没法容忍的，他们非得插手，告诉你孩子该怎么养，饭该怎么吃，甚至连你该怎么说话他们都要管。你看现在那些所谓的专家建议，甚至年轻人别在乎工资，要看重锻炼机会。什么把闲置的房子租出去，把私家车开出去拉活。这听着是不是想打人？这种话背后的逻辑他们觉得他们比你更懂你该怎么活。他们就像是那种烦人的亲戚，明明自己家日子过得一地鸡毛，非得跑来指导你怎么谈恋爱，怎么生孩子。而在这种指导背后往往藏着巨大的坑，他们爱的不是穷人，他们爱的是能让他们随意摆弄穷人命运的权利，这就是对利维坦那个无所不能的大政府的迷之依恋。

索维尔给咱们算了一笔账，叫做知识的成绩单。咱们看看这帮人到底干了啥好事。如果是说造原子弹，搞互联网、发明新药，那确实是靠高智商的人，但通常是科学家，工程师是那些跟物质打交道的人。索维尔说的知识分子是指那些玩弄理念的人，比如社会学家，某种类型的经济学家、教育理论家，这帮人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可是战功赫赫。

第一，教育领域。他们搞了新式教育，快乐教育，结果学生的分数哗哗往下掉。除了学会了一堆抱怨社会的词儿，连基本的算术都搞不明白，现在咱们看到一些只会刷短视频，离了美颜相机就活不下去，稍微遇到点挫折就要死要活的年轻人，难道不是这种教育的协作吗？他们把内卷挂在嘴边，却连最基本的技能都没有，最后只能去日结混日子，或者干脆回家啃老。

第二，司法领域。他们搞了司法改革，说是要维护罪犯的人权，要探究犯罪的社会根源，结果翻倍。本来治安挺好的社区变得晚上不敢出门。这就好比是你家进了贼，警察来了不抓贼，反而拉着贼的手说，兄弟你是不是小时候缺爱？是不是社会对你不公？然后转头教育你家，安装防盗门就是歧视他，就是不包容，这不是扯淡吗？

第三，家庭与福利。他们还搞了性教育和福利改革，说是要解放天性，要帮助穷人，结果黑人家庭彻底崩溃了。以前黑人虽然穷受歧视，但家庭还是稳固的，两口子一起把孩子拉扯大，经过他们这么一折腾，现在的黑人社区单亲妈妈遍地走，孩子生下来就不知道爹是谁，只能混街头，最后进监狱。这就是我常说的好心办坏事，那是蠢。但如果坚持办坏事，还死不认错，那就是坏！这帮知识分子最缺德的一点就是破坏了社会的凝聚力。

以前咱们觉得不管是张三还是李四，咱们都是一个村的，或者是这一个国家的，咱们有共同的规矩，共同的价值观。比如都认同勤劳致富，都认同尊老爱幼。但知识分子不干，他们非要把人分成369等，但不是按钱分，是按身份分。黑人、白人、男人、女人、同性恋、异性恋，他们给每一个群体都贴上标签，然后告诉其中一部分人，你们是受害者，你们混的不好全是那帮人害的，这就叫部落化。在他们的鼓噪下，现在的社会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斗兽场，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委屈，每个人都觉得别人欠自己的。送外卖的恨点外卖的没给打赏，点外卖的恨送外卖的送慢了；开滴滴的恨坐车的，开滴滴的老头老太太和年轻人不让座，年轻人和老头老太太跳广场舞，声音大，大家都在比惨，你失业了，我比你更惨。我断供了。你断供了，我更菜了，我累了，你烂尾了，我连买房资格都没有，这种怨气本来是可以化解的，通过经济发展，通过互相理解。但是知识分子不让，他们就像是那种聊天时旁边煽风点火的邻居，说，大妹子，他刚才那个眼神就是瞧不起你，他就是大男子主义压迫，你得跟他拼，结果两口子本来也就是，因为今天谁洗碗拌两句嘴，最后打得头破血流，离婚收场。而邻居拍拍屁股走了，回去写了一篇论文，叫论家庭内部的权力斗争。

索维尔在书里特别提到了那个叫托尼朱特的教授，这人定义什么是自由主义者，他说自由主义者就是宽容意见，互不干涉的人。这话听着多漂亮。但是你看看现在的大学校园，看看现在的舆论场，那些标榜自己最自由、最进步的人恰恰是最不宽容的。你在网上稍微说一句跟他们不一样的话，比如你说我觉得男人还是应该像男人，或者我觉得努力工作还是有意义的。好家伙，那一通，帽子就扣过来了，什么直男癌、社达，唾沫星子能把你淹死，这就是他们所谓的宽容，他们的宽容只给那些同意他们观点的人，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就是关于爱国这回事。索维尔说现在的知识分子是让他们夸自己的国家，那比杀了他们还难受，他们以批判自己的社会为荣。

如果你说咱们国家其实挺好的，他们会用一种看智障的眼神看你，然后给你列举出1万个缺点，环境污染、贫富差距、文化沙漠，这就叫只有否定才能显出我的高明。就像外交官乔治凯南说的，除非美国解决了所有的犯罪毒品、教育问题。否则他都不好意思说要保卫美国，这逻辑简直神了。照这么说，如果我也没练出8块腹肌，也没存够一个小目标，我就不配保为我自己的家，我就活该让强盗进家来把我抢了。

这种虚无主义的毒药正在腐蚀咱们的根基，他们让年轻人觉得这个社会一无是处，这个国家不值得爱，甚至连自己的父母都不值得尊敬。他们教出来的学生回到家看父母怎么看怎么不顺眼。爸，你这个观念太落后了，你这是典型的男权思维；妈你别给我做红烧肉了，这不健康、也不环保。这不就是把人变成了没有根的浮萍吗？咱们聊到这儿，可能有人会问，这帮人把事情搞砸了，总得有人负责吧。问题就在这儿。这也是我觉得最扎心的地方，如果你是个做生意的，你投资失败了，你得赔钱甚至跳楼；如果你是个工程师，你设计的桥塌了，你得坐牢；如果你是个送快递的，你把件弄丢了，你得赔偿还得被扣分。咱们普通人每一个决定都是有成本的，咱们是在刀尖上讨生活。但是这帮知识分子他们提出的理论如果导致了经济崩溃，如果导致了犯罪率飙升，如果导致了一代人被废掉了，他们需要负责吗？完全不需要。

那个保罗埃利希预测大饥荒没发生，人家照样要拿麦克阿瑟天才奖，照样在大学里当终身教授，工资一分不少，退休金那是相当丰厚。那些鼓吹快乐教育，把孩子教成傻子的专家，照样出书立传，到处走穴讲课，出场费几十万，卖着精神大力丸和道德伟哥，这就是索维尔说的不需要负责任的特权。他们就像是在玩一个巨大的网络游戏，叫模拟城市。他们在键盘上敲敲打打，把城市拆了建了拆。如果玩砸了，游戏里的市民，也就是咱们饿死了，暴动了，他们只需要两手一摊，说，这是因为参数设置不对，或者是外部环境不好，跟我没关系，然后按一下重启键接着玩下一局。

可是朋友们，咱们的人生能重启吗？咱们那些被烂尾楼套住的一辈子积蓄能重启吗？咱们那些因为听信了读书无用或者躺平有理，而荒废的青春能重启吗？咱们因为P2P爆雷而血本无归的养老钱能回来吗？不能！咱们的命只有一条，咱们的血汗钱只有那么多。

老索在这一章的最后，其实是给了咱们一个极其沉重的警告，他说一个社会就像一个人的身体是有免疫力的，它能经得起一定程度的病毒折腾，但是如果这种病毒也就是这帮不负责任，自以为是，破坏社会凝聚力的知识分子数量太多，毒性太强，而咱们自身的免疫力，也就是咱们的常识，咱们的传统价值观，咱们对家庭和国家的认同越来越弱的话，这个社会是真的会死的。

咱们现在看到的现象很像，其实就是免疫系统在报警了，你看那些30多岁就不想结婚，不想生孩子，只想在出租屋里刷手机等死的年轻人，这正常吗？这不正常，这是社会的细胞在坏死。你看那些为了一个流量网红的一句话，就在网上互相谩骂，恨不得把对方祖坟都刨出来的网民，这正常吗？这不正常，这是社会的神经在错乱，而这一切的背后都有那些拿着笔杆子，嘴皮子利索的高人在推波助澜。

我想说咱们虽然没有博士学位，没有在哈佛、耶鲁镀过金，但咱们有一样东西是他们没有的，那就是真实的生活。咱们知道钱是汗珠子摔八瓣换来的，不是大风刮来的。咱们知道要想被人尊重，得先尊重别人。得守信用，得讲良心。咱们知道家是最后的港湾，不管外面风雨多大，回到家有一口热汤喝，那就是幸福。这些道理书上可能不写，或者写的没那么花哨，但这是咱们安身立命的根本，千万别被那帮人给忽悠瘸了。

他们卖的精神大力丸，治不了你的穷病，也解不了你的愁，他们只会让你在短暂的亢奋之后，陷入更深的虚无和痛苦。面对这帮认知精英的傲慢，咱们最好的回击是什么？不是去跟他们辩论，因为你辩不过他们，他们有一万个概念等着绕晕你。最好的回击是燃起你的常识，扔掉他们的教科书，过好你自己的日子，相信你的常识，相信你的直觉。

如果一个专家告诉你，吃屎是香的，那是结构主义的美食，你别怀疑自己的味觉，你就直接告诉他，那你先吃一斤给我看看。如果一个教授告诉你，你爱你的孩子是自私的基因在作祟，你别理他，你回家抱紧你的孩子，那是这世界上最真实的爱。如果一个大V告诉你，这个国家没救了，咱们都完蛋了。你看看窗外那些还在为了生活奔波的人，看看那些凌晨4点就在扫大街的环卫工，看看那些在实验室熬夜的真科学家，你会发现这个世界虽然有毛病，但只要咱们还在努力，它就还没完。

所谓这本书讲完了，22章洋洋洒洒其实就讲了一个道理，别迷信权威，别迷信大词儿。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上，真正值得信赖的往往是那些沉默的大多数，是那些在泥土里挣扎求生却依然心怀善意的人们，就是咱们每一个普通人，咱们下一本书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