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展：国际政治的历史、现状与展望

00=导论：国际政治才是你人生的底层约束条件
你好，欢迎收看《国际政治学40讲》，我是施展。国际政治这门学科，你刚一听可能会觉得这是一门屠龙术，那是国家领导人层面他们才需要关注的事儿。对你来说，除了多了一些能够跟人侃一侃的国际八卦之外，和日常生活还能有什么关联呢？别着急下结论，我先问你一个问题，你想象一下，如果你是一个生活在二战前夕的英国人，你面对着纳粹德国的疯狂扩张，你觉得应该是向纳粹妥协让步，还是应该团结起来一致反抗？
估计你会说肯定不能妥协，纳粹这么邪恶当然要反抗了，但是生活在当时的英国人，还真未必是你这么想的，因为在距离二战爆发前的20年，欧洲刚刚经历过一场惨烈的世界大战，就是一战，从一战开始战争也工业化了，屠杀效率前所未有的高，一天就能有几万人血肉横飞的死在战场上。
这此前历史上从没见过，比如在1916年的索姆河战役里面，德军阵地上，每100米架了一挺马克沁机枪，就像割庄稼一样扫射，那些冲锋过来的英国军人一天打死快6万人，就这么4年打下来，英国阵亡了将近100万军人，战争的规模超过了所有人的想象。
然而到了战争突然结束的时候，却没有人能说清楚打了这么大的仗，遭了这么多的罪，死了这么多的人到底是为了啥？这个时候如果你是一个生活在二战前的英国人，有一个家伙告诉你，我们必须想方设法保持和平，只要有技巧，哪怕是希特勒，我们也能安抚住的。
而另一个家伙出来告诉你，我们必须马上对希特勒强硬起来，哪怕是再发生一场大战也在所不惜，那么你会选择支持谁呢？第一个人就是当时的英国首相张伯伦，第二个人是丘吉尔，当然了你了解后面的历史，可能你会毫不犹豫地说当然要支持丘吉尔了，但是如果脱离了刻板印象，把你自己带入到那种具体的场景当中，可能你就不那么容易作出选择了。
所以尽管当时的希特勒正在一步一步的扩大德国的势力，但是英法这两国都不愿意再发生一场大战，所以最后英法两国就同意以捷克斯洛伐克为代价来安抚希特勒。到1938年9月底，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这4个国家共同签署了条约，同意了希特勒的要求，这就是著名的慕尼黑协定。而英国的首相张伯伦在回国之后，在机场上挥舞着协定得意地宣布，我带来了整整一代人的和平。在当时张伯伦的讲话获得了英国人民的热情欢呼，很多人都在庆幸，终于避免了可怕的战争。
同时这些人他们也都在痛斥丘吉尔，觉得这就是一战争贩子，总在鼓吹着要和希特勒打仗，是个愚蠢而又讨厌的家伙，再设想一下，如果你是一个在场的人，你如何能够做出更聪明的判断来决定何去何从？以及你再进一步设想一下，如果在这个时候你是一个生活在德国的犹太人，你看到慕尼黑协定签订了，战争似乎也可以避免了，那么在这个时候你是会长出一口气，继续留在德国生活，还是会神经紧张起来考虑赶快移民？这会儿的你可能还不知道留给你选择的时间窗口只有几个月了。
说到这儿你大概会意识到在这种处境下，对国际政治的理解能力是关乎生死的大事儿，生还是死，就在一念之间，当然了这种处境是很罕见的，你这一生大概率不会遭遇到但是对国际政治的理解能力仍然对你有着重要意义。因为你在制定人生规划的时候，就要理解自己所面对的环境，从而根据环境的变迁来调整你的规划，这是成功规划里面必不可少的一环。而个人所面对的环境当中有各种会产生影响的要素，国际政治，这就是影响个人环境的所有要素当中最底层的约束条件，这就是为什么人们都应该学习国际政治学的一个基本原因往大了说，它可以帮助你理解国际的风云变幻。往小了说它可以帮你在制定人生规划的时候，有着一种其他人所不会具备的大视野大格局。
听到这儿可能你又要问了，我平时也会看一些国际新闻什么的，可是我也没能从这里面看出来该怎么分析国际政治，这就对了，你平时看看新闻什么的，根本不叫国际政治，只能叫国际八卦，真正的国际政治学它是一种分析方法，它不是对这种短时段的八卦的了解，而是对长时段的大势的把握，你静态的看一个时间断面，哪怕你比别人看到的更多，也都不算有洞见，除非你能够进一步的分析出这个时间断面未来的演化方向，能够见人所未见，这才叫有洞见。
而对于未来演化方向的分析能力，就取决于你对长时段大势的理解能力，那么怎么才能够获得这种理解能力呢？我要再次引用我在中国史纲课程当中反复强调的概念，历史学才是真正的未来，学要想能够把握住未来国际秩序的演化路径，就需要理解国际秩序是如何演化到今天的，这样你才可以从历史中看到未来。
既然我们要理解大势，把握国际秩序的演化方向，那我们就要抓住两个关键的要素，一个是对于现实力量格局的把握，一个是对于人心的把握，力量和人心这两个要素可以说是国际政治当中的第一性原理，这两个要素会发生各种演化，并且在过程当中会产生各种不同的组合方式，这就构成了国际秩序的演化历程。
先说第一个关键要素，现实力量格局也就是力量，这主要指的是各国之间的力量对比，而力量是多方面的，它不仅仅是军事力量或者经济力量，还有很多种要素，并且随着技术的变迁，在不同时代究竟什么样的物质要素才构成力量，也都会发生演化。比如在200年前，石油没有用，但是到了今天石油就是力量。
而第二个关键要素人心，它又包括两个方面，分别是欲望和道德，欲望就是人性趋利避害的本能，国际政治来说，它经常被表达为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永恒的只有利益。但是人不仅仅有欲望，还有道德，道德经常会让人做一些违背自己的物质利益的选择。
所以我们既要看到欲望所带来的各种博弈的活动，更要考察国际道德观。所谓国际道德观就是说在这个时代之下，人们认为正当的国际秩序应该是什么样的？简单来说，力量决定了各国的博弈能力，人心则决定了各国可能的行动方向。随着每个时代的变迁，力量和人心也都是会发生演化的。力量和人心这两个关键要素不仅仅作用于国际层面，也作用于国内层面。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在这个意义上是彼此关联，无法孤立分析的。实际上也可以说《国际政治学》它和隔壁的包刚升老师所讲的《政治学》都是更广义的大政治学的一个分支。包老师所讲的政治学研究的是一个国家内部的各种结构，而国际政治学则是研究这个国家所面临的外部环境，内部结构和外部环境加在一块儿，才构成一个大政治学，以此来完整理解国家的问题。
刚才我们说的这些内容，就是理解国际政治所必备的一系列分析方法，目前这些要素在你的头脑里面可能还是散乱的状态，这门课就是要帮助你把它们整合成为一个系统的框架，我给你呈现出的框架，它不会是一个静态的僵硬框架，否则那就又变成一种静态的时间断面了。
我会在国际秩序的演化史当中，让你看到一个动态演化的框架，我会带你看到从大航海时代开始，人类社会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从而带来了今天我们所说的国际秩序。而这个1.0版本的国际秩序又是因为什么原因不断向前滚动，继续进入到大革命时代、大战争时代、大阵营时代，以及我们今天所处的大颠覆时代。在这5个版本的国际秩序演化过程当中，你会真实的看到力量和人心的共同作用，你会深刻地理解力量和人心是如何推动了国际秩序系统的演化。那么下一讲导论，我就会给你画出一张国际秩序演化的大版图，让你对这门课的全貌有所了解。相信在完整听完这门课之后，你会对于大到全球秩序问题，小到身边的人际博弈问题都有不一样的理解。欢迎您加入国际政治学这门课。

划重点00：要把握国际秩序的演化方向，我们就要抓住两个关键的要素，一个是对于一现实力量格局的把握，一个是对于人心的把握。力量和人心，这两个要素可以说是国际政治当中的第一性原理。第一个关键要素，现实力量格局，主要指的是各国之间的力量对比。第二个关键要素，人心，又包括两方面，分别是欲望和道德。力量决定了各国的博弈能力，人心则决定了各国可能的行动方向。

01= 大航海时代：国际秩序如何经历了五个时代的演化？
你好，欢迎收听《国际政治学》，我是施展，这一讲是这门课的导论，我就先来给你画一张国际秩序演化史的大版图，让你对这门课的总体结构有个基本了解。发刊词里面我也说了，要理解国际秩序的演化，就要抓住两个关键的要素，力量和人心。而在每个时代推动力量和人心演变的其实就是技术的变迁和观念的变迁。所以这门课里面我就会按照技术和观念的变迁，把国际体系划分成不断演化的5个版本，分别是大航海时代、大革命时代、大战争时代、大阵营时代，以及我们今天所处的大颠覆时代，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核心命题。
我们今天处在第五个版本，也就是大颠覆时代，要理解它未来会往什么方向发展，我们就必须理解前面四个版本都是怎么发展过来的。
好，下面我们就分别说说国际体系的这5个版本，第一个版本就是16世纪到18世纪中期的大航海时代，为什么是从这个时代开始讲起之前的历史为什么不说了？这是因为在大航海展开以前，人类的秩序在相当程度上还是若干个区域秩序，区域和区域之间的联系程度并不强，一直到大航海才把这些区域给连为一体，这才真正有了国际秩序。
大航海时代的核心命题就是海洋的崛起了，海洋的崛起包括远洋航行和远洋贸易，远洋贸易会带来巨额财富，也就颠覆了欧洲的旧秩序，后面又在一系列战争的过程当中推动了新秩序的建立，而新秩序究竟该怎么建立？
人们需要去想象新秩序，于是就又浮现出一系列的新观念，从古老的帝国观念当中脱胎而出了近代的国家观念，代表国家就是法国从古老的陆地视角当中又分化出了海洋视角，代表国家就是英国这两种新观念，改变了人们对于世界秩序的想象，也改变了战争的逻辑。
在现实问题的推动之下，各种秩序想象就落实为一套可操作的国际法。最后又在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当中，形成了人类第一个国际体系。不过像英国、法国这些对近代秩序的形成有着重要影响的国家，他们并不是先把问题都想清楚了，再一步一步往前推进的，在很多时候都是事情逼到头上了，不得不想各种办法来应对。
比如法国是在反抗哈布斯堡帝国的过程当中，发展出了近代的国家观念，而英国是在和西班牙对抗的过程当中发展出了海洋视角，这些具体的历史过程我们在后面都会展开。
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形成之后，国际体系仍然在往前滚动，这主要是因为大航海时代从海外带来了各种新资源，这就在欧洲引发了各种的不均衡，不均衡越来越严重，最终就让欧洲的国际秩序迭代进入了2.0版本，也就是大革命时代。
大革命时代有双重的革命，分别是英国的工业革命和法国的政治革命，这两重革命就厉害了，他们让两个发起者，也就是英国和法国都能够找到新的办法，对其他国家进行一种降维打击。比如英国的工业革命就让工业大规模的发展起来了，英国就利用了产业逻辑的落差，展开了一套全新的玩法，用现代经济对付传统经济，对其他国家进行降维打击。而法国的政治革命则带来了观念层面的深刻变迁，把传统的政治秩序给完全颠覆掉了，用现代政治对付传统政治，直接推动了民族主义观念的出现，发展出一套全新的大众政治的组织和动员的技术，以及全新的战争逻辑。这对于那些仍然固守传统的国家，就形成了另外一种降维打击，那些遭遇到降维打击的国家肯定也会拼命反抗。这里面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德国，德国通过不懈的努力，率先发生了第二次工业革命，在经济上找到了自己的发力点，他又把法国政治革命当中的民族主义政治观念往前推进了一大步，发展出了德国版的民族主义，也在1871年完成了自己的统一大业。
于是工业革命和政治革命这两场革命的升级版在德国合二为一，让它在19世纪后期一跃成为欧洲顶级强国，严重的打破了欧洲过往的均衡，这就推动着国际秩序继续演化到3.0版本，也就是从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中期的大战争时代，正是在这个时代爆发了一战和二战，为什么在这个阶段会发生两场世界大战呢？很重要的原因是各国在对抗降维打击拼命发展技术的时候，带来了一个衍生后果，就是技术演化的速度大大的超过了国际秩序上观念和规则的演化速度。所以各种传统的外交斡旋机制全都作废。同时战争技术也出现了巨大的发展，像什么马克沁机枪、坦克轰炸机等等各种新式武器的出现，让战争的破坏力远远超越了历史上的任何时候，人类因此就陷入了极为可怕的战争，怎么才能避免这种可怕的战争再次出现呢？这就是大战争时代的一个核心问题。
时代的思想家都觉得一定是之前的政治逻辑有问题，导致战略目标的设定严重扭曲，才引发了战争。而之前的政治逻辑到底有什么问题呢？其实核心就是大革命时代发展起来的民族主义，各个奉行民族主义的国家，他们都会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其他国家多一半都居心不良，想要害我，于是在政治上就会形成一种强烈的封闭性。
但是另一方面技术的演化，第二次工业革命却让全球经济空间前所未有地联系在一起，各国的相互依赖变得更深，很矛盾的是各国在经济上相互依赖越深，彼此之间不一定就越信任，也有可能会越猜忌，因为我的命脉都在你手里，你一直存心要害我，与其将来被你制住，还不如我现在先发制人。
所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人们开始反思，产生了一系列新的国际道德观，这些新的道德观就是要超越克服民族主义，走向普世主义的国际道德观。其中最重要的有两个，一个是美国总统威尔逊的主张，也就是民族自决，各民族独立之后再组建国际联盟来确保和平这样一个方案。另一个是列宁的主张，也就是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共同推翻资产阶级国家，从而实现世界大同这样一个方案。这两套方案各自都有着说服力，但各自又都有着困境，而且他们还都搞不定有着民族主义情绪的其他欧洲国家，于是就又引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到了大战争时代的尾声，人们为了把战争能力推到极致，发明了原子弹，原子弹给国际秩序就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因为原子弹有一个特性，就是它的破坏能力超级强大，强大到了完全不可控的地步，结果他反倒成了终结大国战争的武器。为什么？因为战争作为政治目标的手段，它的破坏力必须可控，否则你就没法给政治谈判留出空间，但是原子弹超强的破坏力使得政治谈判的空间被压缩没了，政治目标没法实现了，那战争也就没有意义了。所以在原子弹出现之后，反倒让大国之间的战争从此成为不可能了。
在这之后的战争都是小国之间打的代理人战争，于是国际秩序就演化到了4.0版本，也就是20世纪中期到20世纪后期的大阵营时代，在大阵营时代，既然大国之间已经不可能再出现战场上的热战，对抗就转入到了观念领域的冷战。
所以大阵营时代的核心命题就是对于人类命运前途的争论，到底是美国还是苏联所代表的理想，才是人类的未来，其他国家在这个背景之下纷纷归入了某一个阵营当中。美苏两国在冷战当中都鼓动和支持殖民地的独立，用这个来显示自己一方是更加正义的。
于是在这个时期，世界上就出现了大量的前殖民地国家，并且在联合国成员国当中，这些国家逐渐占据了多数，这就出现一个很矛盾的状态。
国际秩序的力量框架是由美苏两国主导的，但是国际秩序的正当性或者说国际道德的制高点却是在联合国，而联合国当中的大部分票又掌握在新独立的国家手中，这些国家针对不同的事情有各自不同的算盘，投出来的多数票就没法有统一连贯的原则，这种状态就让国际秩序的正当性和执行力之间经常发生冲突。
大阵营时代除了观念对抗之外，经济体制上的差别也很大。苏联的计划经济在初期看起来很有效率，蒸蒸日上，但是计划经济有一个致命的问题，就是他极度的抑制创新，因为创新本身是没法计划的，而不能创新的话就意味着在这一波技术红利吃过之后，没法内生出下一波的技术红利，而市场经济在创新上的效率，这是计划经济没法比的。
所以到了20世纪70年代以后，美国的创新能力带来的后劲逐渐显现了出来，苏联逐渐跟不上了，又由于一系列的政策失误，终于就让苏联走向了解体。大阵营时代，最终就是由美国所代表的海洋秩序获胜了。
曾经有西方学者提出这就是历史的终结了，但实际上国际秩序在这个时候才刚刚迭代到它的5.0版本，就是21世纪的大颠覆时代，推动大颠覆时代的重要技术力量就是互联网它使得人类的交往一直要面对的时间和空间的约束一下被突破了，这就彻底突破了传统的社会秩序以及传统的道德观念，人类秩序就进入到一种前所未有的状态。
5.0版本也就是大颠覆时代，才刚刚开始，我们还看不清它未来的走向，但是我们可以说在这个版本当中，文明之间的对抗和新技术的不断迭代，将共同构成新的秩序演化动力。而中国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会扮演极为重要的角色，而这个角色究竟会是什么样子？相当程度上又取决于我们在今天对于未来的想象。
通过我们刚才所有的这些讨论可以看出在5.0版的大颠覆时代，核心资源是对于未来的想象力，谁掌握想象力，谁就有更大的机会去掌握未来，而谁掌握了对于历史的理解力，谁就会拥有更大的想象力。通过这一讲，你应该对于国际秩序的演化史有个大概了解了，从下一讲开始，我们就进入到国际秩序演化的具体进程当中，让你看看在历史的现场，新的观念，新的体系都是如何产生的。下一讲再见。

划重点01：这门课把国际体系划分为不断演化的五个版本,分别是大航海时代、大革命时代、大战争时代、大阵营时代以及我们今天所处的大颠覆时代。背后的依据,就是不同时代技术和观念的变迁。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核心命题。我们今天处在第五个版本,也就是大颠覆时代。要理解它未来会往什么方向发展,就必须理解前面四个版本都是怎么发展过来的。

02= 为什么这个时代才出现国际秩序？
你好，欢迎收听《国际政治学40讲》，我是施展。这一讲开始我们就进入到这门课程的正文部分了，正如我在导论里面跟你介绍的，这门课程总共会分为五大板块，我会以物质和精神层面的变迁为时间节点，跟你讲清楚人类的国际秩序在这几百年里是如何层层递进，一步步演化而来的。
第一个板块，我们来看看国际秩序的1.0版本大航海时代。所谓的大航海时代就是指15世纪末到17世纪，欧洲人通过远洋航行发展新的贸易路线，以及发现新大陆和新地区的过程，这个过程也被称作地理大发现，在大航海时代之前，人类的秩序可以说是各自分别发展的区域秩序，各个区域彼此之间的联系程度很低，尤其是中国所在的东亚地区，跟其他地区的隔绝性更强。
但是从大航海时代开始，人类开始了远洋贸易，人类秩序就逐渐的从区域秩序连接为全球秩序，最终形成了我们今天所说的国际秩序，你可能会问了国际秩序的形成就是各大区域连为一体这么简单吗？当然不止这样了，大航海时代开始浮现了国际秩序的初始要素，也奠定了今天国际秩序的基本面貌。
首先咱们来看一下国际秩序到底是什么？国际秩序首先就得有国存在，各国得以国家的方式来理解相互关系，否则就无所谓国际秩序，你可能会觉得这不常识吗？但事实上这种理解方式的出现也就三四百年的时间，而且一直到19世纪末，这种理解方式还不能说是各国的共识。
我举一个关于大清的例子你就明白了，今天你不会认为韩国在国际法上的级别要低于中国，但在晚清的时候可不是这样，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时候，大清觉得自己的力量可能不足以保护自己的藩属国朝鲜王国，就打算让朝鲜也用以夷制夷的办法来自我保护，所以大清就鼓励朝鲜亡国，要和西方各国建立外交关系，让列强在朝鲜能够相互制约起来，这样朝鲜就能自保了，所以朝鲜就开始跟各国建交开设使馆。
依照当时的国际法，朝鲜王国的驻外大使和大清帝国的驻外大使，他们应该是平等关系，但这是大清没法接受的，因为大清认为朝鲜是我的藩属必须得低于大清，所以大清要求朝鲜的驻外大使到任之后，不能先去拜会驻在国的政府，而是要先到大清的驻外使馆来磕头请安，而朝鲜的驻外大使也不能自行的递交国书，需要由大清的大使带领才能递交国书，这就让驻在国，也就是西方各国他们彻底晕掉了。
朝鲜你这大使到底是个啥身份？你要是还得让大清的大使做监护人，你就没资格跟我建交，如果你是个真正的大使，你就用不着跟在大清屁股后面，这是因为当时的西方国家已经用国家之间一律平等这种原则来理解国家之间的关系了。
这种理解方式在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当中成型之后，已经成为西方各国的共识。关于这个体系的形成，我在后面还会给你详细讲到，但是要看到当时的大清却不是以国家的方式，而是以宗藩关系的方式来理解自己跟朝鲜关系的。
也就是说朝鲜是自己的藩属国，相互之间必须是不平等的，而这种理解方式在当时已经持续快2000年了，朝鲜王国刚跟西方国家建交的时候，他也不觉得去大清的使馆磕头有啥问题，但是来了之后没多久就懂了，就觉得很屈辱，于是朝鲜内部就有人主张要借助日本或者俄国的力量，摆脱对于大清的藩属国身份这样一种内部的声音，也是后来中日甲午战争的一个诱发因素，而中国也是在甲午战争之后开始了痛苦的转型，被迫放弃中方关系的路数，转而以国家的方式理解自己和理解世界。
我说到这儿你可能会觉得当时的大清很愚昧，但实际上在大航海之前的欧洲秩序跟大清在十九世纪时在东亚维持的秩序也差不多。
当时的欧洲有帝国，也就是神圣罗马帝国，它的首领是皇帝，还有很多王国，首领是国王以及公国首领是大公等等，你可能不知道在近代以前帝国跟王国的区别，我简单解释一下，帝国首先是个文明的概念，也就是说他认为自己是一种宗教理想在尘世之间的化身，化身具体在哪片土地上，皇帝姓啥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宗教文明本身不能消亡，也就是说帝国本身不会消亡，所以在西方人们就认为象征文明的罗马一直没有消亡，神圣罗马帝国就是古罗马的继承人，这就像在东方，人们认为儒家天下秩序一直没有消亡，只不过皇上姓赵，姓李还是姓爱新觉罗，这个事儿可以变。
刚说的这是帝国，而王国它首先是个治理的概念，也就是说皇帝任命国王具体管理这片土地上的行政规划变了，这王国也就没了。
说到这儿你就明白了，近代以前帝国都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高于王国，并且认为自己应该一统欧洲。在这种格局之下，帝国和王国之间肯定是不平等的，不管是帝国还是王国，都不会按照咱们今天这种国家之间一律平等的方式来理解彼此之间的关系。而这种对于秩序的理解方式，在当时的欧洲也持续了有1000多年了，但是到了大航海时代，原先那种以帝国为中心，天下一统的秩序观遭遇到了根本的挑战，实在是维持不下去了。于是就浮现了一系列新的玩法，新的观念才有了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国际秩序。
那么为什么在大航海之后，欧洲原来的那种秩序就维持不下去了？实际上咱们应该反过来问一下，欧洲原来的那种秩序是怎么维系了千年的？你可以把大航海时代以前的欧洲理解为类似于东周列国的状态。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就是当时欧洲人的皇帝，但是皇帝的力量跟周天子差不多，下面大大小小的诸侯全都不服管，而且诸侯们对于自己手下的次级诸侯也都管不了。因为从皇帝到各级的诸侯，他们的财富就是来自于他们治下的领地，而这些人尽管爵位不一样，但是领地的规模未必相差很大。皇帝的直属领地甚至还不如一些大贵族的领地，规模大，你也知道统治者的财富能力是大致可以兑换成他的军事能力的，如果皇帝的领土还没有贵族大，皇帝肯定就打不过贵族，所以也就没法让贵族们服管了。
在这样的力量对比之下，这样一种高度割据的秩序，在欧洲比较稳定地存在了，近千年中间也有一些波动，但都不是什么实质性的变化。
但是随着地理大发现和远洋贸易，全球各自分离孤立发展的地区开始被连在一块，形成一个世界市场，而那些以各种方式参与到远洋贸易当中的人，有可能一寸土地都不占有，但是却能够积累起大量的财富，形成了一种全新的财富形式。新的财富形式的出现就让一些君主发现了机会，可以从富起来的商人那里贷款，这就变成自己全新的财政来源。而新财政模式的出现也使得新的军事模式能够出现，而新军事模式的出现，又使得过去那种基于庄园领地式的政治组织形式都不灵了，这就又推动了新的政治组织形式的出现，新的政治组织形式的出现，又要求着一套新的观念系统来为他进行正当性的辩护，所以秩序就由此发生了深刻的变迁。
因此我说大航海时代开启了国际秩序，但是紧跟着又有一个问题，就是既然大航海把全球联系在一起，成为一个世界市场，为什么只有欧洲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呢？实际上大航海带来的这种不均衡，它不仅仅发生在欧洲，它发生在地球的所有地区，只不过其他地方变化的节奏没有欧洲那么快罢了，而欧洲之所以变化速度快，这就和欧洲当时的超级多元性有关了。
如果你听过李筠老师的《西方史纲50讲》，就知道中世纪的欧洲有着大大小小的各种封建领主，有着各种各样的自治城市和自治团体，有着独立于世俗力量之外的教会，所有这些政治体都在不断的变换结盟关系，彼此对抗，而且每一个政治体的规模都不是很大，构成要素多，这就意味着变化组合的可能性就多，每个政治体的规模不大，意味着它更容易受到外部资源的影响。
而反过来拿明清时期的中国做个对比就知道了，跟欧洲相比，中国内部的多样性程度很低，同时中国的规模又太大，秩序的稳定性就很大，受外部影响发生变化的速度就会低得多，所以大航海时代就带来了欧洲内部秩序的高速迭代演化。
除此之外，欧洲还有个重要的历史遗产就是罗马法，也就是罗马帝国留下的一系列法律规范，它给欧洲人提供了一整套重要的法学方法，使得欧洲的内部秩序在高速迭代的过程中，能够演化出一系列的国际法律规则，这套国际法规则具有很强的兼容性和扩展性，伴随着欧洲的扩张，又逐渐覆盖了全世界，欧洲就进一步成为全球秩序演化的发动机。
说到这里我可以总结一下前面所说的国际秩序是什么了，它就是以全球为单位，以国家为基本行为体，以贸易和战争为基本的互动方式，以国际法和国际条约为基本的行为规范，从而形成的一种秩序。它在大航海时代由欧洲推动形成，深刻的塑造了整个现代世界，成为每一个国家都要面对的外部约束条件。所有的这些要素从大航海时代一直到今天这几百年当中，一直在不断的演化，但是其中的初始要素就是出现在大航海时代。
比如法国在反抗哈布斯堡帝国的过程中，发展出了国家的观念，英国在跟西班牙对抗的过程中，发展出区别于大陆视角的海洋视角，这个过程当中又显露出后来国际秩序的一条博弈主线，也就是海权跟陆权之间的对抗逻辑。
此外前面提到了这个时期还有国际法的出现，在国际法的基础之上，各国对于战争与和平的规则有了基础共识，从而出现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国际体系，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等等，所有这些都为此后国际秩序的进一步演化奠定了基础，也形成了后续演化必须要面对的一些路径依赖，成为我们今天理解国际秩序绕不开的起点。在大航海时代这个板块里，我会把这些国际秩序的要素是如何形成的，又是如何演化的，一一给你展开，让你理解人类1.0阶段的国际秩序是如何一步一步生成的。下一讲我们就先来说说国际秩序当中的基本行为体国家这个观念是怎么发展出来的？下一讲见。

划重点02 国家之间一律平等，这种理解方式也就是三四百年前才出现的。当时的欧洲有帝国，还有很多王国。帝国首先是文明的概念，皇帝音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代表的宗教文明不能消亡，也就是帝国不会消亡。而王国首先是治理的概念，如果这片土地上的行政规划变了，王国也就没了。所以帝国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高于王国，并且认为自己应该一统欧洲。在这种格局下，帝国和王国，都不会按照 “国家之间一律平等” 的方式来理解彼此间的关系。

03=国家观念的诞生：王爷能合法反对皇帝吗？
你好，欢迎收听《国际政治学40讲》，我是施展。上一讲里我为你整体勾勒了大航海这个时代的全貌，正是在大航海时代催生出了现代国际秩序的一系列基本要素，其中一个基础性的要素就是国家观念。可能你会感觉很奇怪，国家不是自古就有的吗？实际上自古就有的不是国家，而是统治，统治所指的是人和人之间，分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这是个物理事实，而国家这个观念指的是一整套复杂的政治和法律关系，是个理论事实，也就是说人的统治，这是个真实存在的事实，而国家是人们以特定的方式对这个事实的一种理解。
要说清楚国家这个观念，这需要一系列政治学法学的理论解释，但是我在这一讲里就不展开那么多了，只从国际政治学的角度给你讲讲国家观念是怎么来的，以及它如何影响了国际秩序的演化。国家观念的出现其实是法国对抗布斯堡帝国过程中的一个理论产物。
说到这儿就得解释一下什么是哈布斯堡帝国在15 16年由于一系列继承法的原因，西班牙和神圣罗马帝国的最高统治权落在了同一个人的头上，就是哈布斯堡家族的查理五世，虽然在40年之后，两国的最高统治权又分开了，不是一个人了，但始终都是由哈布斯堡家族的人在担任，他们彼此之间会有各种配合关系，这就被称为哈布斯堡帝国。在地理大发现的时期，西班牙曾经自视为天主教世界的盟主，想要一统欧洲成为一个普世帝国，这背后的正当性就是基于他的布斯堡身份。
你看一下文稿里面的地图就知道了，当时的布斯堡家族控制着大半个欧洲，其中神圣罗马帝国在东面包围了法国，西班牙在南面包围了法国，西班牙的属国尼德兰又在北面包围着法国，法国是四面受敌，而对哈布斯堡帝国来说，法国也是个麻烦，法国虽然也信奉天主教，但他总是跟帝国叫板。

还有一个麻烦是在宗教改革之后，在德意志的北部和北欧出现的一些新教诸侯国，哈布斯堡帝国想灭掉新教诸侯国，但是法国总在背后使坏，所以帝国转头就想来收拾法国，如果能把他先给灭掉，神圣罗马帝国和西班牙的领土就打通了，再去对付新教诸侯国也就好办了，就能把欧洲给大一统起来，建立天主教的普世帝国，但是法国肯定不这么想，他要想方设法对抗哈布斯堡家族的势力，对抗过程从16世纪前期就开始了，一直持续到17世纪前半段有100多年，而历史的结果想必你也知道，法国终结了哈布斯堡帝国的陆地霸权，自己成为新的陆地霸主，但真实的过程可没有说起来这么简单。
布斯堡的军队曾经一度推进到离巴黎不远的地方，法国被打得几乎要亡国了，那要想活下去，法国就必须去拉拢更多的盟友，但是法国以外的天主教世界几乎都被哈布斯堡家族控制着，要拉盟友就只能到天主教世界以外去拉，那就只剩俩选项了，一个是新教国家，再一个就是正在凶猛扩张的奥斯曼土耳其，但奥斯曼土耳其是信仰伊斯兰教的，要拉这俩盟友的话，法国很可能会被人指着鼻子骂个半死，主要原因有两个，第一，你作为一个天主教国家，不仅不帮着天主教世界的盟主打坏人，还反过来跟新教甚至跟伊斯兰教这种异教国家相结盟，这事儿他冒天下之大不韪。
第二，法国在当时是个王国，它的最高统治者是国王，而哈布斯堡家族所统治的是帝国，它的最高统治者是皇帝，我们在上一讲也提到了，在近代以前，人们认为哈布斯堡帝国继承的是罗马帝国的正统，而法国国王从原则上来说，近乎是皇帝下面的高级地方长官，法国要反对哈布斯堡帝国，亡国反对帝国，这就像吴三桂要反康熙一样，是没有正当性的，所以法国要这么干，肯定会被人指着鼻子骂，但如果不找盟友去对抗哈布斯堡帝国，有可能命就没了，所以法国必须这么干，但是也必须要论证跟异教国家合作的正当性。否则如果让自己的臣民也觉得本国有问题，干的事情违背正统，法国可能就分崩离析了。
所以法国一直在想各种理由来为自己辩护，这些理由在历史上一点一点的发展。
到了17世纪的前半段，终于有一个人物把这套理由给集大成了，国家观念也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浮现出来，这个人物叫做黎塞留，他是个红衣主教，但更重要的身份是他曾经在1624~1642年中间担任法国的首相，这是法国历史上最伟大的首相之一，就是在他的手上终结了哈布斯堡帝国的陆地霸权，让法国走上称霸欧陆的进程。
那么黎塞留到底是怎么把跟异教徒结盟，对抗天主教盟主这个事儿给说圆的黎塞留找到了一个关键角色，讲了一个故事，这个关键角色就是罗马教皇，为什么罗马教皇能起到这个作用？主要是因为欧洲的一个特殊性，就是世俗世界的最高统治者和宗教世界的最高领袖，这两个身份是分离的。
在古代中国宗教上的最高领袖和政治上最高领袖实际上都凝结在同一个人身上，就是皇帝，皇帝的氏族身份就是皇帝，但他还有一个宗教性的身份，就是天子上天的儿子，其他的大帝国基本上也都跟中国一样。
但是在天主教的欧洲，由于他在中世纪的一系列特殊情况，使得这两个身份分离了，世俗世界的最高统治者是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而宗教世界的最高代言人是罗马教皇，只要这两个身份是分离的，黎塞留就有空间来说他的道理了。他就说布斯堡帝国是一个非常邪恶的帝国，既然神圣罗马帝国很邪恶，谁代表正义？罗马教皇代表着正义，因为教皇才是天主教世界真正的最高领袖，是道德的制高点所在。但是罗马教皇自己是没有军事能力的，如果让哈布斯堡帝国把整个欧洲给统一了，邪恶帝国就会控制住罗马教皇，那么整个天主教世界全都会堕入万劫不复的境地。为了保住天主教世界，不至于堕入地狱，我们就必须保住罗马教皇的独立，又怎么保住罗马教皇的独立呢？那就是得要阻止布斯堡帝国一统天下，又有谁能够阻止邪恶帝国一统天下呢？现在看起来似乎只有法国了，因此无论如何法国都得能活下去。既然法国要活下去，这是第一要务，如此才能拯救天主教世界。法国就不得不和异教徒结盟，以便对抗哈布斯堡这个邪恶的帝国。这样一来，法国和新教国家甚至跟土耳其人结盟，来打击天主教的哈布斯堡帝国。这些原本根本说不过去的事儿，就全都有正当性了。黎塞留这样一番眼花缭乱的论证，使得法兰西国家的生存成了第一要务，这种情况在历史上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
我在上一讲刚说过，对近代以前的人来说，原则上王国是一种行政治理单位，有必要的话帝国是可以取消这种单位的，要说一个王国必须无条件地存在下去，这种事情在历史上从来没有过。黎塞留这套理论在政治学上有个专有概念，法语叫做hasn’t did that。翻译成汉语就是国家理由，国家这个观念就由此浮现出来了。
在此之前，不管是在西方还是东方，人们都是从文明的角度思考问题的。什么意思？中国古代有个说法叫做王国跟王天下是不一样的，所谓的王国是指一个具体的政权是否能够保得住，所谓王天下是指你的文明是否会被颠覆掉，如果仅仅是一个具体的政权保不住了，这跟老百姓没关系，只跟统治者的家族有关系，只有说文明本身会被颠覆掉，那才跟所有人都有关系，老百姓也在关心，而一直到黎塞留的国家理由，这套论证完成之后，特定国家的存续才成了老百姓也关注的事儿。
人们对于国内政治秩序和国际秩序的想象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国家理由的出现也使得遵奉这种理念的国家，他们思考一切问题都开始只从本国的利益出发，绝不会再从一个超越于本国之上的普世帝国秩序的角度出发。
举个例子你更容易理解，100多年前的大清是要为他的藩属国越南出头的，跟法国打了一仗还赔了不少钱，因为那会儿的大清是从一个普世帝国维护秩序的角度来思考问题的，越南是大清的藩属国，如果不罩着他，自己就没有资格做一个帝国，但今天中国肯定不会这样了，因为今天我们是从自己本国的角度出发来思考问题的，所以当法国基于国家理由，把国内各种资源都给动员起来之后，他绝不会像自视为天主教世界盟主的西班牙那样，欧洲各处哪里出了什么问题都要扑过去管一管。
法国的资源只会为了自己的利益使用，而不会用来管别人的事情，这就意味着法国的资源使用就比哈布斯堡帝国更加聚焦，虽然他的资源少，但手指捏成了拳头。
哈布斯堡帝国虽然资源很多，但手指全都张开了，想要同时按住欧洲无数个地方，于是法国反倒在和哈布斯堡帝国博弈的时候，能够形成局部优势，更有效率，最终击败了他。
到路易十四的时期，布斯堡帝国就从欧洲头号强国的位置上跌落了下来，让位给法国，而这个过程里浮现出的主权国家这个观念也是前所未有的。它是在欧洲陆地争霸的过程中发展出来的，替代了原先欧洲大陆那种以帝国为中心，天下一统的观念，代表着一种全新的陆地视角。而随着大航海远洋贸易的发展，国际秩序还产生了一个此前从未有过的重要视角，就是海洋视角，这个视角主要是在英国的逆袭过程中浮现出来的，下一讲我就带你看看英国是如何逆袭的，这个过程里又如何产生了一种新的海洋视角下一讲见。

划重点03：法国要反哈布斯堡帝国，就是王国反对帝国，就像吴三桂要反康熙一样，是没有正当性的。而且法国还要跟异教国家联盟，简直是冒天天下之大不韪。但是，当时法国首相黎塞留却通过一通论证，把跟异教徒结盟，对抗天主教盟主这个事儿给说圆了。这套论证有个专有名词，就是 “国家理由”。国家理由的出现，也使得尊奉这种观念的国家，思考一切问题都开始只从本国的利益出发，绝不会再从一个超越于本国之上、普世帝国秩序的角度出发。

04=海洋视角的浮现：英国是如何打败海洋霸主西班牙的？
你好，欢迎收听《国际政治学 40 讲》，我是施展。上一讲我通过法国击败哈布斯堡帝国的故事，跟你讲了“国家”观念是如何浮现出来的。大航海时代，除了陆地争霸，当然更少不了海洋争霸。这个海洋争霸的过程，其实就是英国对抗海洋霸主西班牙的故事，故事的结果你应该也很熟悉，就是英国击败了西班牙，取而代之，成为了新的海洋霸主。
在英国和西班牙海洋争霸的过程里，出现了一个很重要的观念转型，就是从传统的陆地视角向全新的海洋视角的观念转型。这是现代国际秩序当中的一个很关键的变化，也是我们观察国际政治很重要的一个视角。
你要知道，任何转型都不是容易做的，因为转型通常意味着要离开自己的舒适区，进入到一种此前没有过的生存方式中；成功者往往对于过往的成功方式有着路径依赖，不会愿意离开舒适区主动转型，那意味着要面对太多的未知与不确定性。通常都是落后者、失败者，在百般无奈之下，被迫做出观念转型，反倒有机会逆袭。
而这一讲的主角英国，也正是因为在大航海开始的时候落后了，才被迫做出了观念转型。
在这个时代，西班牙率先开启了大航海，在海外攫取了大量财富，成为欧洲霸主。但是，西班牙虽然最早开始大航海，却仍然是站在陆地视角下思考问题的。
什么叫用陆地视角思考问题呢？我们可以看一下西班牙在海外的战略设计，就明白了。西班牙通过大航海，首先做的就是在美洲大量抢夺土地，这意味着西班牙人认为，财富和力量最重要的基础来源于土地。
西班牙的这种思路在当时也很容易理解，因为土地天然就带给人确定性与安全感，海洋则充满了不确定性，所以在此前的欧洲历史上，占有土地一直就是争霸的核心手段。对西班牙来说，航海只是个用来获取更多土地和金银的手段，除此之外，航海本身的意义不是特别大。
不仅西班牙人是这种思路，那时候整个欧洲都是这种陆地视角，甚至连孤悬海外的岛国——英国也不例外。
在陆地视角下，岛国就是一个非常不利的处境，所以英国统治者从中世纪以来长期的战略目标就是如何在欧洲大陆抢夺地盘，英法之间著名的百年战争就是因为英国的这个战略目标。但是在 1453 年，发生了两件世界历史上的大事，一个是奥斯曼土耳其人攻克君士坦丁堡，另一个就是百年战争的结束。
百年战争的结果是，英国在欧洲大陆抢到的领土几乎全部丢掉了，再度回到孤悬海外的境地，看上去就要沦为一个无足轻重的二流国家了。之后英国又开始了持续 30 年的玫瑰战争，国内的大贵族争夺王位继承权，彼此屠杀。热门美剧《权力的游戏》，它的历史原型差不多就是玫瑰战争。
等到英国的王位争夺终于告一段落，英国花了很长时间来疗伤，重新站起来之后，发现自己在大航海上已经远远落后了。美洲气候最好最为富庶的土地已经都被西班牙人占领了，留给英国人的是一些荒无人烟的苦寒土地。
西班牙依靠在美洲抢到的财富，装备起规模庞大的舰队，横行四海，更是让英国人难以招架；不仅如此，1493 年在教皇主持下，西班牙与葡萄牙还瓜分了统治全世界海洋的权力，其他国家的人如果未经两国允许便到海上去航行，就是海盗行为，可以被合法打击，英国在海外的各种活动因此都欠缺法律正当性。
你看，英国这个时候是满把烂牌，看上去似乎很难有翻盘的机会了。
就像我们前面说的，只有失败者才有动力做出转型。正是在这种困窘不堪的状态中，英国被迫采用了一种新的战略。
因为这个时候，英国已经没办法再去海外占领土地了，所以英国只能不再追求占领更多的土地，他们开始着力去控制海上航道。因为英国意识到，只要能够控制海上航道，就能控制远洋贸易。
那怎样才能去控制海上航道呢？说起来也很简单，英国开始把主要精力放在占领一些特定的据点，比如直布罗陀、好望角、苏伊士、新加坡等等。这些据点都是海上航线的咽喉要道，比如直布罗陀控制了从地中海进入大西洋的咽喉，好望角控制着从大西洋到印度洋的咽喉，新加坡控制着从印度洋到太平洋的咽喉。
控制住这些地方，海洋就近乎是英国内湖，它可以放手在海上搞事，海洋贸易的财富全都进入到英国的手中，而且，英国完全不用负担占领、管理和统治这些土地的成本。
进一步说，一旦英国控制了这些据点，那么即便西班牙占领更多的领土，意义也不大了。因为西班牙那些领土上的财富，如果不运回本土，也没有意义；而如果想要运回本土的话，必须得从海上走，而海上航线是控制在英国人手里的。西班牙的财富，相当程度上自己就说了不算了。
你可能好奇，既然控制海上据点有这么多收益，为什么西班牙人想不到呢？就像我们前面说的，领先者是没有动力去主动转变思路的。西班牙人作为大航海的先行者，他们所关注的财富首先来源于土地。从美洲的土地上已经可以获得源源不断的财富了，而海上据点并不能直接产生财富，所以西班牙人就不会有多大兴趣去占领它们。
海上据点与财富之间的关系，是需要一种根本的观念转型才能够被发现出来的。可以看到，西班牙人虽然拥有了强大的工具和手段，却由于没有遭遇到太多困境，便不会想着改变观念。要知道，改变观念，实际上比改变工具要困难得多，经常是走投无路之后的柳暗花明，刚刚让你看到了，英国人的观念转型也是这么来的。
当然，英国人占据这些海上据点也并不是一下就能完成的，也是在很漫长的历史当中逐渐占领的。但是重要的是，英国通过这一时期战略的转型，开始让它放弃了主动占领太多土地，而是以控制海上航线据点为主。
理解了英国的观念转型，你就能理解后来英国的一系列行为逻辑。直到 19 世纪末期，其他列强开始抢夺海外殖民地之前，除了印度这个特例之外，英国在国家行为这个层面上，基本不去在海外主动占有太多土地，至于北美殖民地，那些多半属于民间行为而非国家行为。
而观念转型后，英国的岛国身份也从最不利的处境，转为最为有利的地位。因为岛国不用面对任何来自陆地上的威胁，所有资源都可以投放在海洋方向上，不用分一大部分资源投到陆地安全这方面。
正是这种观念转型，才能让英国轻装上阵，最终击败了满把好牌，但是观念陈旧、负载过重的西班牙。标志性的事件是 1588 年英国击败西班牙的无敌舰队，这场海战本身就极富象征意义。
无敌舰队是当时世界上最庞大的一个舰队，拥有 100 多艘战舰，3000 多门舰炮，数以万计的士兵。这还只是西班牙派去攻打英国的舰队，西班牙海军在最巅峰时期有 1000 多艘舰船，总排水量超过了现在美军单支航母的编队。这可是木帆船的时代，你就可以想象当时西班牙海军的规模达到了什么程度。
此外，西班牙为了能够远洋航行，还开启了造船术上的一个变化。在更早的时候，人们所用的船只主要都是桨帆船，就是说船上有帆，同时还有桨。这种船更适合近海航行，在有风的时候靠帆来移动，没风的时候就靠划桨来移动。但要真想进行远洋航行，靠划桨肯定是搞不定的，所以人们开始研究改进帆的技术，形成了纯粹的风帆船。
这样一种变化，让西班牙在 1571 年的勒班多海战中击败了地中海上不可一世的土耳其舰队，土耳其此后甚至放弃了海洋，只集中精力在陆地上发展。
那为什么短短十几年之后，西班牙却会败给舰队规模远小于土耳其的英国人呢？
重要原因之一是，西班牙开启了造船术的变迁，但是在战争技术上没有发生重要的变化。即便是海战，它也仍然执着于近身肉搏。
就是说，我把船开到离你很近，用船头的钩子钩住你，我的军人跳到你的船上，一通肉搏，把你的船员都给杀死，战争宣告结束。西班牙当时虽然也开始重视火炮了，但它认为解决问题最有用的办法还是近身肉搏。这就意味着西班牙在相当程度上，仍然是以陆战的思路来打海战。
对比下英国就更明显，英国放弃了近身肉搏这种打法，专门用火炮。英国船的吨位远小于西班牙船的吨位，但是火炮的射程却远大于西班牙的火炮射程。对西班牙来说，既然是依靠近身肉搏，火炮也就用不着很大的射程。
所以英国人就依靠自己小船，机动灵活地摆脱西班牙战舰，免得陷入肉搏战，同时用火炮远距离攻击。西班牙人就这样被打得特别难受，不久又赶上一场飓风，于是整个无敌舰队就失败了。
为什么英国人能够搞出这种全新的战法呢？说来可能会让你吃惊，这是因为当时英国的海军是皇家舰队与民间海盗的混合编制，海盗被女王给招安了，这套新的战法是海盗发明出来的。海盗是在体制外讨生活的人，必须有一种与既有体制不同的玩法，否则就没得玩了。结果这套在搏命当中发展出来的玩法，反倒成了主流，唤醒了一个新的时代。
1588 年的海战，隐隐显露着一个趋势，就是西班牙式的陆地视角已经过时了，英国式的海洋视角才代表着未来，现代国际秩序将沿着一种与过去截然不同的逻辑展开。
作为落后者的英国，被迫做出了观念转型。这个转型的关键在于你怎样理解海洋，大海究竟是天堑还是通途？
如果你认为海洋是天堑，那么你会从陆地视角形成理解，然后决策你的资源仍然投放在陆地上，你不会想着去征服海洋，那么大海对你来说真的就会成为天堑。而如果你认为大海是通途，你就会从海洋视角形成理解，以此决策你的资源投放在海洋上，最终你才真正有机会征服海洋。
不过必须要说，虽然西班牙这样传统的陆地视角过时了，但并不是说只要是陆地视角就不行，比如，我们上一讲我们提到的法国，就代表着一种更为现代的陆地视角。这种新型的陆地视角也表现出来一种全新的、很有竞争力的逻辑。
于是，伴随着英国式海洋视角和法国式新型陆地视角的形成，现代国际秩序当中的一条主线逐渐浮现出来，就是海洋秩序与陆地秩序的博弈。
下一讲我们就专门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海陆大博弈。下一讲再见！

划重点04 成功者往往对于过往的成功方式有着路径依赖，不会愿意离开舒适区主动转型，那意味着要面对太多的未知与不确定性。通常都是落后者、失败者，在百般无奈之下，被迫做出观念转型。在大航海时代，作为落后者的英国，就是被迫做出了观念转型。这个转型的关键在于你怎样理解海洋，大海究竟是天塹还是通途？如果你认为大海是通途，你就会从海洋视角形成理解，以此决策你的资源投放在海洋上，最终你才真正有机会征服海洋。

05=海陆大博弈：海洋霸主和陆地霸主有什么不一样？
你好，欢迎收听《国际政治学40讲》，我是施展。前面两讲我带你看了大航海时代浮现的新视角，一个是法国这样的新型陆地视角，还有一个是英国这种全新的海洋视角。这两种新视角的浮现也带来了海洋秩序和陆地秩序之间的对抗，引领着国际争霸的进程进入新的逻辑。关于国际秩序有一种常见的误解，就是以为英国、法国、德国、俄国等等这些国家，他们的霸权逻辑都是差不多的，实际上这些国家里面有的是海权逻辑，有的是陆权逻辑，而海权和陆权有着巨大的区别，两者甚至可以说是在不同的维度上竞争。
理解这个逻辑对于我们理解现代世界秩序来说至关重要，这一讲我就来说说这个话题，而且这一讲我也不会局限在大航海时代，因为海权和陆权的大博弈是一条贯穿至今的国际秩序主线，所以这一讲我会不时地引入中国的案例，帮助你来深入理解。
如果说海权和陆权在发展逻辑上有什么不一样，那就得理解大海和陆地有什么本质区别，从物理空间的属性上来说，陆地是可以被某个国家进行封闭式占有的，这块地我占了就没你事了，就像俄国把克里米亚半岛从乌克兰手里给抢过来一样，但是大海它没法被封闭式的占有，当然这里所说的是远离陆地的公海，靠近陆地的领海是另外一个逻辑了，领海上你用岸炮就可以覆盖到，别人不经允许就没法过来，这跟能够封闭式占有也差不多，在这个意义上，领海可以被视作陆地的某种延伸，在近代历史上确定领海宽度的时候，用岸炮的射程做依据的，但是岸炮的射程有限，它没法覆盖公海，人们没法在公海上划界限，打界桩，也没法派出舰队在海上进行24小时不间断的无缝巡航，所以公海就没法被封闭式的占有。
不过海洋的这种开放性的特征，也不是一开始就被人们认识到的，最早的海洋霸主，也就是最初开始地理大发现的西班牙和葡萄牙这两个国家，他们都试图把海洋给封闭起来，但结果你也知道他们都失败了，因为他们试图禁止其他国家到海上去自由航行，却又不可能做到无缝链接式的巡航，别人到海上去他们也逮不着你的政策如果落实不了，那就还不如不说，否则这会让你的威信扫地威信。
至于在国际政治的意义上可以被理解为威胁的可信性，你的威胁没啥可信性，你在国际博弈中就玩不长，海洋无法被占有这样一个特征，最终被国际法之父格劳修斯发现了，并且确立为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海洋法里面的海洋自由原则，也就是说大海上没有主权者，公海上不服从任何国家的国内法管辖，只服从自然法是自由的。
格老休斯的相关讨论，我曾经在中国史纲的加餐里面提到过，具体的论证过程很有趣，这里我就不展开了，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去找来听一下。海洋是自由的，陆地则有可能是封闭的，但是你要注意了，海洋虽然是自由的，但海权又一定是独霸的，而陆地虽然是封闭的，但陆地上的格局却一定是多雄并立的，这么说好像很矛盾。但事实上这就是和海洋没法被占领，而陆地可以被占领，基本区别紧密相关的，你看陆地可以被占领，你就可以在上面设置防御阵地，更可以借助山川险阻，让它成为无法被攻克的防线。
这么一来陆地上很容易就会出现相持战，双方就在一道防线附近来回的拉锯，拉到一定程度谁也耗不下去了，索性就以这道防线划界了，而由于山川险阻的存在，陆地天然会被分割成很多块，相互之间要想征服的成本几乎大到无法承受，结果就是多雄并立的秩序，哪怕有哪个国家能够成为陆地霸主，也只是说它比其他国家力量更强，但它不可能是独霸的。
陆地霸主也就只能形成一个区域性的霸权秩序，海洋上就不一样了，公海没法被占领，上面也不可能有山川险阻，你就没法在海上设置防御阵地，所以就不存在相持战。一旦在公海上打起来，肯定是歼灭战，失败一方的远洋力量被打残了，还原成为一个海岸警卫队，所以公海上就是独霸的结构，公海上任何多个强国的结构都只能是个过渡阶段，而不会是常态。
但这种过渡阶段可能预示着某种霸权转移的过程，而且海洋上的独霸性还体现在海洋是连为一体的，霸主的力量一定是覆盖所有的公海领域，不会局限在特定海域，从而也就没有海上划界而治的可能性。而海洋能够连通全球海洋霸主，因此也天然的是全球霸主。一旦想明白这一点，你就会意识到网上那种所谓什么突破马六甲困局之类的说法，那是完全没有搞懂海洋逻辑的结果。
我得解释一下马六甲困局这个说法，他是说目前中国的海上贸易航线非常依赖于马六甲海峡航道，一旦这个航道被对手给封锁了，中国就会陷入非常危险的困境。所以网上经常会看到一些说法说只要在印度洋方向找到一个友好国家，为中国提供出海口，那就破解马六甲困局了。但问题是海洋是连成一体的，它不像陆地上是多个国家分割控制的，在陆地上你要是和某个国家关系不好，你可以绕着它走，它打不着你。可是在海上，中国就算能绕得开马六甲，你还绕得开波斯湾吗？你绕不开波斯湾的话，绕开马六甲又有什么意义呢？反过来对手如果能够封锁马六甲，难道他就没有能力去封锁友好国家所提供的港口吗？如果能够封锁这个港口，用它来破解马六甲困局又有什么意义呢？
当然注意我这么说，完全不是说在印度洋方面找到友好国家提供港口没有意义，它当然很有意义，但这个意义并不是在破解马六甲困局这个层面上，就破解困局这层面上而言，它没有任何意义。
那么是否等到中国成为海洋霸主就能解决这个问题，你这么想倒也没问题，但是对于中国的地理条件来说很不现实，因为要成为海洋霸主，就得有远洋舰队，这是很耗钱的。
海战对于国家财政能力的需求相当高，这就带来一个结果，只有岛国才能作为海洋霸主存在，因为只有岛国他才用不着再供养一支庞大的陆军，他所有的国防开支都可以用在海军建设上，而陆地国家就得分出至少一半的国防资源用在陆军上，那跟岛国比拼海军肯定会失败。
国际政治上的意义而言，美国就是个超级岛国，因为它的陆地邻国对它没有任何威胁，所以今天的海洋霸主就是美国这么一来，中国是不是就只能忍受被威胁的命运呢？那还真不是因为独霸的海洋霸主，它所建立的又一定是一个自由的霸权秩序，这么说听上去似乎就更矛盾了。
要理解这一点，你就得看到在国际秩序的意义上，海洋有双重属性，一重是它的军事属性，还有一重是它的贸易属性。我们说的独霸的海洋霸主，它对于海洋的垄断，实际上只是在军事意义上对于海洋的垄断，而不会是对于海洋贸易航线和海外贸易权的垄断。所以海洋霸主通过军事垄断所实现的海洋安全，就转化成为一种全球公共品，它可以为所有的国家所共享，这就相当于霸主，为全球的海上贸易提供了安全通道。
霸主的利益就在于以某种方式从公共品当中来收租，所以霸主国它一方面自己会利用海洋大规模的做贸易，同时也会尽力的推动自由贸易的发展，以便有更多的人到海上来做贸易，他能收到的租就更多。所以总结一下海洋霸主它在海洋的军事属性上是独霸的，但在海洋的贸易属性上又是自由的，这不是因为霸主善良，而是因为这样做才是最符合他利益的生存原则。
说了这么多结论是中国注定成不了海洋霸主，中国还有机会吗？当然有机会就在于在过去的历史上，海洋上的军事霸主和贸易霸主都是同一个国家，但是在进入21世纪之后出现一个全新状况，就是海上的军事霸主和贸易霸主分离了。美国是军事霸主，可是海上商品物流的最大份额现在是在中国的手里，也就是说中国成了贸易霸主。当然了，海洋上的基本秩序还是由军事霸主决定的，贸易霸主也要服从这个秩序，但是维持军事秩序是很费钱的，过去的军事霸主，它的军事费用可以通过其贸易霸主的地位再赚回来，但现在这两个霸主的身份分离了，整个秩序的逻辑就全变了。
贸易霸主他仍然需要服从军事霸主的秩序，但是他也有了自己完全不一样的谈判空间了，而真正高手的谈判不是把具体的一件事儿谈下来，而是要建立一套新的规范性秩序。所以高手所争的不是具体的一城一地的得失，而是规则的主导权，这才是长线上的利益。这就像我们在讨论商业问题的时候，经常听人说到的，一流企业做标准，二流企业做品牌，三流企业做产品，国际秩序上的规则主导权，这就是标准。而要讨论这个问题，你就得理解国际法的逻辑，国际法就是在大航海时代逐渐浮现出来的。所以下一讲我们就来看看国际法到底是如何出现的。下一讲再见。

划重点05 海洋是自由的,陆地是封闭的;但是,海洋虽然是自由的,海权却又一定是独霸的;陆地可能是封闭的,但陆地上的格局却总是多雄并立之的。因此陆地霸主只能形成一个区域性的霸权秩序;而海洋联通全球,海洋霸主也天然地是全球霸主。

06= 国际法的生成：怎么构建一个规则系统？
你好，欢迎收听国际政治学，我是施展。上一讲的结尾我谈到了高手之间的国际政治博弈是对于规则主导权的争夺，而规则的具体表达就是国际法。这一讲咱们就来看一下国际法为什么重要。简单来说，正是国际法才使得国际秩序的演化成果能够积累下来，要理解国际法的这种重要性，我会从国际法的生成史的角度来入手，看看它是如何在各国的博弈过程当中演化出来的。这种发生学的角度能让你真正的看到国际法在国际秩序当中的结构性功能。
学过法学的人都会知道，公认的国际法之父是17世纪早期的荷兰人格劳修斯。不过国际法学界还有个说法认为格劳休斯的理论还有个更早的渊源，那就是16世纪西班牙的萨拉曼卡学派，萨拉曼卡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维多利亚，他提出了一些基本的国际法原则，都被格老休斯给继承下来了。
当然了你很容易就会想明白为什么是西班牙的学者为国际法奠基，因为西班牙是最早开始海外冒险的，也是早期大航海时代真正的主角，他所遭遇到的问题一定是最多的，也就会最先开始想办法，回顾历史你就会发现没有什么开创性的理论或者学说是凭空产生的，他们都是在应对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当中发展起来的。
而萨拉曼卡学派最初就是为了讨论这个时期的一些新问题而形成的学派，比如最直接的就是地理大发现带来的问题，也就是西班牙人和印第安人的关系。
这里多说一句，萨拉曼卡学派是在萨拉曼卡大学的神学院里面发展起来的，这是因为罗马法在中世纪是通过教会法获得各种传承的，罗马法是在古罗马帝国发展起来的，而其中所形成的大量的法律概念、法律原则和法学方法都构成了现代法学的基础，而中世纪的天主教会也逐渐的发展起一系列的法规，用以规范教会自身以及各种宗教性的事物，这就是教会法。
教会法所依托的基本法律概念和法学方法，都是从罗马法来的，但又融入了很多基督教神学的要素，所以法学一直都是神学院极为重要的基础性学科之一，神学院里面也就汇聚了很多一流的法学家，所以国际法最初的渊源来自神学院，这就不稀奇了。
萨拉曼卡学派的代表人物维多利亚他写过一本小册子，讨论印第安人问题，他讨论的问题核心是西班牙人对于印第安人的侵略到底有没有正当性。维多利亚认为上帝创世，把人分布在彼此相隔遥远的世界各地，这是个伟大的智慧。因为只有这样，人类才会努力的去相互联系，相互合作，人类的各种潜能才能充分的发展出来。如果人都聚集在一块，反倒发展不出这些潜能。分布在各个地方的人都是自己所生活这片土地的合法主人，这也是上帝所赐予的，哪怕某个地方的人并不信仰上帝，他们也同样拥有这种权利，而相应的为了能够实践上帝对人类发展潜能的这种期待，人们也都应该有权利到世界各地去自由的航行，自由的贸易，自由的传教，当地的主人也有义务保护客人，能够安全并和平地做到这一切。如果有谁拒绝了其他人的这些权利，甚至伤害从远方过来的人，那就是在违背上帝的意志，对这种伤害进行报复，那就是正义的战争。而依据罗马法，敌人的财产可以被视同为无主物，没有主人的东西，一旦被战胜方所占有，就可以成为战胜方的财产。所以西班牙人是通过正义战争获得了对于印第安人及其土地的统治权。
维多利亚这么咬文嚼字绕了一大圈，为西班牙人对于印第安人的侵略进行了正当性辩护，你听起来可能会觉得好虚伪，把人都打死了，还要强词夺理地说自己是正义的，这么说还有什么意义呢？你这种理解这是对国际秩序很容易形成的一种弱肉强食的理解，弱肉强食，这当然是一个无可否认的现实，但这并不完全。咱们还得看到国际秩序当中另外还有讲求规则的一面，才能完整地理解国际秩序，你可能会继续质疑。西班牙人打印第安人的时候并没有讲究什么规则，现在打完了又出来要讲规则，这演给谁看？确实萨拉曼卡学派的这套国际法论证，他并不是说给印第安人听的，武力都已经征服完了，还跟人说确实太虚伪了，这是说给谁听的，这是说给英国和法国人听的。
因为英国和法国他们是有可能跟西班牙进行海外争夺的，西班牙就必须要论证自己统治海外领土的正当性，以便让英国和法国，他们看着西班牙的海外领土在打主意的时候，先得从法律权利的层面上掂量一下，如果他们不愿意尊重西班牙的合法海外领土，你就不能指望西班牙愿意尊重他们的合法海外领土，所以让自己统治海外领土的正当性获得对手的承认，这是非常重要的。
问题是在海外征服什么样的领土是有正当性的，什么样的没有，这得有个统一的标准，如果还没有这个标准，那就得把它找出来。
而维多利亚咬文嚼字论证的那一大堆东西就是要完成建立标准这个任务，而在国际博弈当中，谁能率先的建立标准，而且是把这个标准给逻辑自洽的建立起来，那么谁就会获得更有优势的地位，因为你掌握了这套标准的解释权，说到这儿你就会发现国际政治虽然很多时候表现为弱肉强食，但是在秩序的构建上讲究的还是规则，不仅仅西方会这么做，其他文化所主导的地方也会这么做，那就又要问了西方所构建的规则，或者说西方所开创的这套国际秩序体系，它的独特性又在哪呢？它跟其他文明的秩序有什么不一样，区别就在于有没有罗马法的传统。
西方发展起来的这套国际法是基于罗马法传统的，不过你可别以为西方人是直接把罗马法给用起来了，罗马法主要是司法，这是私人的私，也就是说规范各种不属于政治事务的法律，罗马法在公法方面的建树并不多，而国际法首先是公法，也就是处理涉及政治事务的法律。尽管罗马法主要是司法，但是罗马法给西方人提供了一整套的法学方法，也就是该如何建构各种法律权利，把它给表达为一套抽象的规则体系，以便规范现实当中的各种关系。这种法学方法不仅仅可以用在私法当中，它更可以用在公法当中，只不过在罗马人的时代，公法层面的法律需求不大，所以不发达，而近代的国际法就是继续运用和发展了罗马法它的法学方法，用来规范各种罗马时代所没有的现实关系。
比如就像前面讨论的问题，而在其他文明当中没有罗马法那种法学方法，他们所构建的规则通常不是一套逻辑自洽的抽象规则体系，而更经常的是作为一些道德信条表达出来的，比如说什么以德服人之类的。那么基于罗马法的抽象规则体系和其他文明的道德信条体系有什么区别？简单说。抽象规则体系有个特征，就是其中每一条的具体规则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通过其他的规则获得意义，规则和规则之间互为解释，构成一个逻辑自洽的系统，而道德信条彼此之间不一定都有相互解释关系，就没法构成这种系统，这会带来一个进一步的区别，就是抽象规则体系，它作为一个系统，一旦其中某些特定的规则发生变化，由于规则之间是互为解释的，那么整个系统就会发生演化，继续往前发展。
国际法体系就是这么不断的自我演化的，但是道德信条之间并不会互为解释，如果时代变了，某个特定的信条变了，它也不会引起道德体系产生一种系统性的自我演化，而且更进一步的抽象规则体系，因为它有这种演化性，所以它会有更强的可扩展性，也就是说它可以不断用来解决新的问题，而在扩展过程当中还可以不断的积累，逐渐把新扩展的领域和原有的领域整合在一块，形成一个统一的规则系统，而道德体系的扩展性和积累性就都不如抽象规则体系。
这么一来你就明白了，西方之所以在近代能够后来居上，压制住其他地区，不仅仅是因为它有坚船利炮，还因为它有国际法秩序的构建能力。
国际法秩序的厉害之处在于它可以把相关各方都纳入到一个统一的规则体系当中，各方因此都获得更大的舞台，更大的市场。
从长线来看，对于自己的发展也都是利远远大于弊的，所以国际法秩序就获得了很强的扩展性和演化性。一个地方一旦加入进来，甭管它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只要时间足够长就都会发现好处，就更愿意在里面参加博弈，而不是退出去。各方在博弈过程当中就带来国际法体系的继续演化，这些演化的结果会在这个秩序体系里面继续积累，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成吉思汗他征服了世界，但是在他的帝国崩溃之后，没留下什么遗产，而西方人征服了世界，在他们的殖民帝国崩溃之后，却留下了一整套的规则系统，构成了现代世界秩序的规则基础。
说了这么多你就知道国际法体系对于理解国际秩序的重要性了，也知道了萨拉曼卡学派那些咬文嚼字的意义了。没有那些理论努力的话，西方对世界的征服未必会比成吉思汗的征服留下更多的东西。国际法确实很重要，但光靠它也没法生成国际秩序，因为如果有些国家拒绝接受这些规则怎么办？争议的各国很可能就会诉诸战争，但战争从来都不是目的，战后的秩序安排才是目的，这个秩序安排就需要通过国际法来加以规范了。下一讲我们就来看一下战争和法律是如何共同作用，带来了近代历史上第一个国际体系，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下一讲再见。

划重点06 抽象规则体系有个特征，就是其中每一条的具体规则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通过其他的规则获得意义，规则与规则之间互为解释，构成一个逻辑自治的系统。一旦其中某些特定规则发生变化，那么整个系统就会发生演化，继续向前发展。因为有这种演化性，抽象规则体系会有更强的可扩展性，它可以不断用来解决新的问题，而在这个扩展过程中还可以以不断积累下来，形成一个统一的规则系统。

07=体系的成型：主权平等原则是如何出现的？
你好，欢迎收听《国际政治学40讲》，我是施展。前面几讲我分别给你讲了法国、英国还有西班牙，在大航海时代各自都遇到了什么难题，他们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又带来了怎样的结果？比如国家观念的浮现，这是法国人的理论创新，还有海洋视角，这是英国人的观念转型。再比如国际法的雏形，最初是西班牙人奠定的，在大航海的前期，欧洲各国已经碰到了很多新情况，并且在解决问题的过程里产生了这些国际秩序的基本框架。但是到了大航海时代的后期，欧洲的秩序就越发的混乱不堪。各种战争不断，之所以有这么多战争，一是因为大航海从海外带来了越来越多的财富，但它在欧洲的内部又不是平均分配的，这就引发了各种不均衡，从而带来了动荡。再一个是发现新大陆之后，仅仅20多年的15 17年，欧洲又开始了另一个惊天动地的大事儿，宗教改革你也知道在信仰层面的冲突是很难调和的，尤其是当时的欧洲政治还没有世俗化，信仰就是政治正当性的根本前提，所以信仰的冲突会被放大到极为尖锐，天主教国家和新教国家之间，因此发生了大量的宗教战争。
大航海最初的主导者是西班牙，而宗教改革发生在神圣罗马帝国的内部，我在前面说过15 16年之后，西班牙和神圣罗马帝国的最高统治权都落在了哈布斯堡家族的头上，于是大航海和宗教改革所搅起的动荡，跟哈布斯堡帝国称霸欧洲的努力又叠合在一块，战争就卷入更多的要素。
咱们可以看到海外财富它激起了各国以及各国内部的群体在世俗利益上的争夺，宗教改革它激起了人们在信仰层面的搏杀，帝国的野心又激起了征服一切的努力，不同群体有各种诉求，彼此之间难以通约，而同一个群体也可能会有不止一种的诉求，所有这些东西各种交错，又找不到大家公认的解决原则，各种仇恨就彼此叠加，相互激化，战争就越发难以平息。积累的各种仇恨到了16 18年终于汇聚成为一场规模巨大的战争，把大部分的欧洲国家都给卷进来了。
战争一直打到1648年，一共持续了30年，所以历史上称之为30年战争，30年战争，这是两次世界大战之前欧洲历史上最惨烈的战争。惨烈到什么程度呢？在持续不断的冲突和杀戮当中，主战场神圣罗马帝国损失了至少1/5的人口损失比例，甚至远远的超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里面损失最惨重的苏联。德国曾经是神圣罗马帝国的一部分，1945年做过一次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德国人认为30年战争是本国所遭受过的最重大历史灾难，甚至超过纳粹政权。战争打到这种程度，哪个国家都受不了，而且30年战争打到最后，原有的盟约基本都失效了。各个国家基本上就是混战和相互杀戮。
在这样一种混乱无序的环境之下，欧洲的有识之士就开始思考了，是否能够把各种不同的诉求以及提出这些诉求的主体给整合起来，找到一种可以通约的基础，以便让战争也遵循某些规则。如果能够做到的话，即便是有战争，只要有大家能公认的规则，那么战争也能够导向某种秩序的建立，而不是单纯的相互杀戮。
关于秩序的建立，很多人都做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比如我们在前面提到的西班牙萨拉曼卡学派的维多利亚，而在这方面集大成者是荷兰的法学家格劳修斯，他也是公认的国际法之父。格洛休斯把包括维多利亚在内的前人所提出的国际法原则，给发展成为一套庞大而又系统的法学体系。所以30年战争的结局是参战的各方在神圣罗马帝国境内的威斯特伐利亚这个地方签订条约，结束了战争。条约所遵循的法理原则就是来自格罗休斯在1625年出版的著作，战争与和平法，由此所形成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也被公认为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国际体系。
那么格老休斯的学说到底是怎么重新建立秩序的基础原则，最终促成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呢？问题的关键在于战争的名义，格老休斯在这样一个动荡的时代，始终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如何让战争的目的指向和平，从而导向秩序的构建。在他看来，这里面最重要的前提就是战争必须得是正义的，那就得定义正义战争的标准是什么？先来看看以前人们所提出的标准，中世纪的基督教神学家奥古斯丁阿奎纳都提出过正义战争的三个原则，战争组织者的权威战争正义的理由。三，战争的正当意图。
关于这两个大神学家的重要性，你可以去李云老师的西方史纲50讲里面听一下，格老休斯在前面这三个原则的基础上进一步展开，但又依照时代的变迁，把其中的内涵做了相当的调整。他认为正义战争最重要的先决条件就是要有正义的理由，而正义理由又是什么？就是要为了维护自然法所规定的权利和义务而战。此外的战争都不是正义的，那问题又来了，自然法又是从哪来的？
格劳修斯认为自然法来自于自然和人的理性，它是一切法律的基础和根据。自然法的概念并不是到了格老休斯的时候才被提出来的。古希腊古罗马的时候，人们就在仔细讨论自然法了，但是在17世纪的科学革命之前，人们一直是把自然法的根基放在神的手中，科学革命让当时的人对于人类的理性获得了巨大的信心。格劳修斯正是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所以他会认为自然法是出于人的理性，基于这样一种自然法的都是正义战争，这么一来就把基于宗教的战争理由给排除在外了，而再往前推一步，就战争而言，自然法所规定的权利和义务的主体又是谁？在格劳修斯看来只能是主权国家，除了主权国家之外的贵族、领主、地方官员、宗教领袖等等都无权发动战争，或者说他们的战争不具备正当性，而国家主权的特性又是对内是最高权力，对外是独立的，不受任何其他权力的节制。这就把我们之前所讲过的法国所发展出来的国家这个观念在国际法的层面上给进一步的落实了。
这样一来，战争组织者的权威，战争的正义理由，在格劳修斯的理论里面都确定了，接下来就是要对原则进行可操作性的细化，确定战争当中的各种具体行为，如何能够符合正义的标准，什么样的行为是正义的，参战者可以对因此而获得的战果，主张自己的合法权利，什么样的行为是不正义的，参战者对于战国不能拥有合法权利等等，这里面有一系列的法律技术性的展开，我在这就不多说了。只说一个结论，格洛休斯对于战争的这些法学讨论，逐渐成为30年战争当中各方对于规则的共识，并且成为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的法理基础。
格劳修斯对于现代世界的影响极为深远，以至于差不多250年之后，中国的康有为在得知格老休斯的成就之后，曾经感叹格老休斯是一介布衣的身份，却能为天下改制，后来康有为也以此自诩，认为自己所参与的变法活动，就是以布衣平民的身份为天下立法。
说完了格老休斯的国际法学说，你就能明白威斯特伐利亚条约当中一些基础原则的由来了。战争名义出现变迁一个标志就是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的签署，各方彼此都承认为国家而在此之前，他们可不是这么理解相互关系的。比如条约当中规定各国的主权一律平等，甭管你这个国家的统治者是什么头衔儿，是皇帝、国王还是大公，在对外关系上都是平等的，这么一来就不会再出现当年法国国王对抗神圣罗马帝国的时候所面临的那种正当性困境了。再比如条约当中规定教随国定，也就是说一个国家内部究竟信仰什么宗教，由该国的统治者说了算，别的国家不许干涉，这就把战争的宗教理由给直接排除掉了。还比如条约规定，要用国际会议的方式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条约也必须被遵守，违约者可以被集体制裁，这就意味着国际社会不是个丛林社会，而是有着一些基本原则的。
所以30年战争被称作是最后一场宗教战争，也被称为是第一场国家间战争。因为在这之后，至少在欧洲国家之间就没有什么重要的战争，是以宗教的名义发起的，都是以国家的名义发起的，所有这些都意味着我们今天所熟悉的一系列国际秩序的基本原则开始出现了。比如最重要的就是各国主权一律平等，国家开始成为国际体系的主角。再比如政治在国际层面的世俗化，还比如一些基本的国际条约原则等等，正是因为明确了这些基本的原则，我们在这个模块的开篇所提到的那种宗主国和藩属国的体系，也就在欧洲成为历史了。
说到这里，关于1.0版本的国际秩序生成史，基本就说清楚了，通过这个阶段你会发现国际秩序就是一个面对持续出现的新变量，不断找出解决办法和规则，并且不断向前演化的秩序体系。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落定之后，欧洲的争霸过程也依旧在继续，但是主角换了，换成了新晋的海洋霸主，英国以及新晋的陆地霸主。法国两国的争霸又给这个时期的国际秩序带来了新的变量，而英法两国的争霸能折射出什么新的问题，最后又会把国际秩序导向什么新的方向，这就是下一讲内容，下一讲见。

划重点07 战争名义出现变迁的一个标志就是，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的签署各方，彼此都承认为国家，而在此之前它们可不是这么理解相互关系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落定，意味着我们今天所熟悉的一系列国际秩序的基：本原则开始出现了，最重要的就是各国主权一律平等，”国家” 开始浮现为国国际体系的主角。正是因为明确了这些基本原则，早先那种宗藩体系，也就在欧洲成为历史了。

08= 内政和外交：英国为什么能彻底击败法国？
你好，欢迎收听《国际政治学40讲》，我是施展。在前面几讲里，咱们看到随着各国的博弈，法国在欧洲的陆地上成功地挫败了强大的哈布斯堡帝国，成为新的陆地霸主，而英国则在海洋上击败了早期的霸主西班牙，成为新的海上霸主，在打败各自的对手之后，英法两国从17世纪中期开始成为重要的对手，而英法两国的争霸结果你也都知道，就是英国彻底击败了法国，成为最终的霸主。
前面几讲咱们都是从外部视角来看国际秩序怎么形成的，这一讲我再带你通过内政的视角来看看两国的争霸，英国能够逆袭成为霸主的原因很多，但如果从内政的层面上来说，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英国的战争融资能力非常之强，尤其是进入到18世纪之后，远远好过他的对手法国争霸战争从来都没法靠闪击战来完成，都是持久的消耗战，谁在消耗战当中能够耗得下去，谁就会战胜，而融资能力强的国家很自然就会占据很大的优势。
但是你要知道英国的融资能力有这么强，这跟英国在当时的政体又是息息相关的，在君主立宪的政体下，英国的税率比法国高出将近一倍，也就是说它收税的能力很强，同时英国的国债利率又比法国低一半，这一进一出，结果就是英国偿还债务的能力远远高于法国，这就让英国的战争融资能力远远高于法国。你听我这么说可能会感觉奇怪，英国的偿债能力和战争融资能力比较强，这不是因为英国的制度创新和金融创新的能力强吗？这跟政体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下面我来说一个英法两国解决金融危机的例子，你就明白了，法国缺乏的并不是金融创新的能力，而是内政的区别，带来了两国金融能力的区别。英法两国所遭遇的金融危机都跟战争债务有关。从17世纪中期开始，英法两国就是重要的对手，差不多隔几年就会发生战争，一打起来就持续好几年，尤其是1701~17 14年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卷入了大半个欧洲，战后英法两国也都欠下了大笔的战争债务，该怎么消化这笔战争债务？当时的法国摄政王采用了一个叫约翰劳的人给他的建议，建议极为大胆，就是合并重组了法国好几个进行海外拓植和贸易的公司。新公司的名字就是密西西比，密西西比公司承诺了他要承担一部分法国政府的战争债务，但是有个条件就是要政府授权公司享有在美洲密西西比地区的贸易垄断权。
当时法国所控制的密西西比，可不是今天的美国密西西比州那么大点地方，而是纵贯整个北美中部的庞大区域。那么密西西比公司又哪来那么多钱能够替政府承担战争债务？很简单，向社会融资，密西西比公司用自己获得的贸易垄断权为名，向公众画了很大的一张饼，公司的股票价格很快就一路上涨轻松就融到钱，消化掉了一大笔战争债务。而尝到甜头之后，法国的摄政王就产生更大的野心，打算用同样的办法把剩余的战争债务一举都消化掉。密西西比公司于是就发行了更大规模的股票，社会上也产生了很大的购买热情，但是当时法国的货币供给明显不足，没法提供足够的流动性来支撑股价。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法国的一个银行又获得授权，成为中央银行，发行了大量的纸币，以便提供流动性，这又是法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个金融创新。
过去都是使用贵金属本位的货币的，大量新发行的纸币就大幅的推高了，密西西比公司的股价不到半年的时间涨了差不多10倍，法国人一时之间都陷入到疯狂的状态，拼命的抢购股票，看上去法国的战争债务问题就要解决了，然而这一切都是泡沫。
法国在美洲的属地人口非常稀少，密西西比公司的贸易规模根本发展不起来，所以很快就有人发现问题了，他们就开始甩卖股票，股票的价格很快就崩盘。因此法国在1720年的下半年陷入到一个极为严重的金融危机，社会财富在这个过程当中经受巨大的洗劫，国家元气大伤。而在海峡的对岸，就在密西西比公司的股价如日中天的时候，英国政府也发现了，原来可以这么轻松的解决战争债务问题，就给了本国的南海公司以类似的授权试图让南海公司来消化战争债务。南海公司因此也迅速的吹起了巨大的金融泡沫。而等到密西西比公司的泡沫破灭的时候，英国这边的南海公司泡沫也跟着破灭了，英国同样陷入到严重的金融危机当中，两国几乎同时陷入类似的危机，但是到这个时候，两国的解决方法上就出现很大的不同。
英国主持解套的人叫做沃波尔，他因为享有善于理财的名声，在南海泡沫破裂之后，被任命为财政大臣，沃波尔就推动了对于南海公司的调查，发现公司有严重的欺诈和舞弊行为，于是他主持没收了公司董事们的财产，向受害者发放补偿，更重要的是沃波尔利用了几年前成立的一个减债基金，这个减债基金简单的说就是英国政府先发行了高利息的短期国债，后来因为政府的信用足够好，又成功地发行了低利息的用长期国债偿还了短期国债，这中间还形成了利息差，由此形成的财政盈余就被设立为一个基金沃。
波尔就是以减债基金为担保，发行了新的国债来解决财政困境，人们的信心就逐渐恢复了，这种做法挽救了政府的信誉，让英国在较短的时间内就度过了危机。
而法国解套的做法初看上去和英国很相似，国王在密西西比泡沫当中甩掉了一大部分债务，剩余的债务都被强制转化成为长期国债，并且也尝试了类似于英国的减债基金这样的做法。
但是由于法国政府在历史上的国债违约次数太多，总是赖账，人们对于政府的信心本来就不足，又经历了密西西比泡沫的洗劫，所以法国的这些做法在解决问题的效率上都远远的低于英国。于是法国政府只好选择再次赖账，而密西西比泡沫当中，法国中央银行发行了大量的纸币，这是火上浇油的一个策略，这也让法国人对于中央银行的制度心有余悸。此后长期不敢设置，直到近百年之后的拿破仑时期才重新设置中央银行。
如果你听过徐奇遇老师英国简史的课程，就知道英国在16 94年设置的中央银行，他对于英国的国债发行，从而对于国家的对外战争能力有着多么重大的意义，这几种原因叠合在一块，让法国在很长的时间里都陷入了财政困难，法国的这种困境也让他无力再发动战争。
所以英法两国在这期间居然维持了20多年的和平，这在18世纪的两国关系当中是很罕见的，那么问题就来了，为什么法国的国王总是赖账，难道他不知道好借好还再借不难的道理吗？他当然知道了，可还是会赖账，因为他是真的还不起。
可为什么英国国王就还得起是法国比英国穷吗？并不是这个时期法国的经济规模大约是英国的两倍还多，那是英国国王借的少吗？也不是，这个时候英国国债的规模接近了本国经济规模的两倍，而法国的国债规模仅仅是本国经济规模的一半多一点，法国国王借的钱比英国少多了，那原因到底在哪儿？
实际上咱们前面已经说过了，原因在于英国的税率比法国更高，高出将近一倍，所以英国的经济规模不到法国一半，但是税收的规模跟法国差不多，同时英国的国债的利率又比法国低了一半，一进一出的结果，英国国王比法国国王发行了更大规模的国债，还钱的压力却小不少。
为什么英法两国在这方面差异这么大，这就和两国的内政差异有关了。
英国经过了1688年的光荣革命，建立了立宪君主制，议会掌握了实际权力，而在英国的立宪君主制之下，税收它都是通过议会批准的，原则上就相当于是选民自己同意的，所以政府收取税理直气壮，哪怕税率很高，也不怕引起国民的反感，而法国在差不多的时间里面建立起了绝对君主制，君主大权独揽，法国的绝对君主制下面因为臣民没法就税收问题发表意见，国王收税的时候反倒没法理直气壮，不敢设置太高的税率，以免招致臣民更大的怨恨。
这么一比对就知道了，立宪君主制能够更有效地整合国家内部不同人群的各种意愿，看上去政府的权力似乎很小，但实际上国家的能力反倒更强，而绝对君主制看上去似乎君主大权独揽，政府权力很强，但是君主在整合臣民的意愿上，麻烦大得多，国家的能力反倒比较差。
因此英国政府的偿债能力比较强，战争融资的能力也就比较强，对法国国王来说则陷入到一个恶性循环当中，它的税收能力比较差，因此偿债能力相对就弱，偿债能力弱，融资风险就高，就只好用更高的利率来发行国债，偿债的压力就更大，压力越大就越容易赖账，信用变得更差，再到下一次发行国债融资的时候，只好付出更大的成本。所以两国在泡沫破裂之后，走出来的能力就大有区别。那么长此以往，在争霸的拉锯战当中，法国当然就很难坚持的下去了。
经过了近百年的争斗，英国在1756~1763年的7年战争当中，彻底击败了法国，让法国丢掉了绝大部分在海外多年辛苦经营所占领的殖民地，英国成为无人能够挑战的海洋霸主。再说法国他在这近百年的战争当中屡战屡败，积累了强烈的复仇欲望，而这个欲望间接地推动了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就是大革命的时代，它终结了大航海时代在国际秩序层面的各种草创阶段，继续推动国际秩序向前演化，开始进入到一种更加壮阔，也更加具有颠覆性的时代。我们在今天所熟知的很多国际政治层面的要素，正是在大革命时代开始浮现出来的，下一讲我们就进入到下一板块，大革命时代，我会带你去看更加激动人心的历史进程，和更加让人眼花缭乱的国际秩序演化逻辑。下一讲见。

划重点08 立宪君主制能够更有效地整合国家内部不同人群的各种意愿,看看上去政府权力小,但实际上国家的能力反倒更强。绝对君主制看似君主大权独揽政府权力很强,但君主在整合臣民意愿上麻烦大得多,国家的能力反倒较差。

09= 大革命时代：两场革命如何颠覆了国际秩序？
你好，欢迎收听《国际政治学40讲》，我是施展。这一讲开始我们就进入到国际体系2.0版本大革命时代。这一讲我先带你看一下大革命时代国际秩序的全貌究竟是怎么样的。大革命时代的起点肯定就是革命了，这个时代有两场重要的革命，分别是1760年代开始的英国工业革命，和1789年开始了法国政治革命，这两场革命虽然方式不同，但都把国家的内部秩序给掀了个底朝天，而且这两场革命还有巨大的扩散效应，不断的向外扩散到整个欧洲，乃至于后来扩散到整个世界，又把国际秩序也给掀了个底朝天。
这两场革命之所以能有这么大的力量，就在于他们开启了一种全新的玩法，可以让这两个国家率先进入到现代的政治和社会秩序，相对于当时的其他国家来说，可以说是领先了一个时代，所以这两国可以对其他国家展开降维打击，在这种降维打击之下，其他的国家被迫都要跟上，也就陆续的都以某种方式进入到现代秩序，于是国际政治就继续向前滚动，进入到一个全新的秩序体系当中了。
任何的演化都是既有的体系当中的不均衡所导致的。那么开启大革命时代的两场革命，也都是在大航海时代孕育出来的，只不过是大航海时代所带来的新资源和由此形成的新秩序。在英法两国表现为不同的样态，最终也就导致了在英国发生的是工业革命，而在法国发生的是政治革命。
咱们先来看一下英国在大航海时代获益最多的群体是商人阶层以及那些经商的新贵族，而法国就完全不同了。法国在大航海时代获益最多的是国王政府，而获益群体的不同，是最终导致在这两个国家发生了两场完全不同的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我们就要追问了，英法两国为什么在获益群体上会有这种区别呢？这其实和两国的贵族能力有关。
在近代以前英国的贵族实力相对较弱，而法国的贵族实力相对较强，这背后也有复杂的历史成因。其实英国本来也有大贵族，但是经过英法百年战争，以及后来争夺王位继承权的玫瑰战争，英国的大贵族基本都被消灭了，不再有那些能够对君主构成严峻挑战的贵族了，于是中小贵族就只能联手起来和国王博弈，最终和国王达成一种均衡。标志性的事件就是1688年的光荣革命。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就能看到英国从封建割据走向统一的过程，差不多就是一个自下而上的聚合的过程，这也导致英国君主的力量不足以压制社会，社会的力量很强大，英国的经济因此非常有活力，在欧洲的大国里面独树一帜，这种社会活力再配合上大航海所带来的各种新经济资源的刺激，再加上其他的各种机缘，英国就率先发生了工业革命，英国工业革命这是从0~1的创新，这种创新是最难的，难度远远大于从一到n而从0~1的创新有一个核心的必要条件，那就是高度有活力的社会。
反过来再看法国这边他就不一样了，法国的大贵族一直很多，力量也很强，国王在中世纪以来长期都拿大贵族们没有办法到什么程度呢？中世纪的法国国王手上只有两块直属领地，巴黎和奥尔良这俩地方还不连着，国王都不敢随随便便的从一块领地到另一块领地去，因为在路上可能会被大贵族给绑票，那就得付一大笔赎金才能把自己赎出来。
国王当然也想打击大贵族，但是国王的领地比有些大贵族的领地规模还要小，没钱就没军事实力，肯定就打不过大贵族，但是地理大发现和远洋贸易带来一种全新的财富形式，你不需要占领一寸土地，商人们也能积累起巨额的财富，这笔新财富就被国王给注意到了，他们就从商人那贷款，用借来的钱去雇佣瑞士的雇佣兵，终于就有能力打过大贵族了。
但这个过程也很漫长，法国国王和大贵族反复的拉锯，大约是花了差不多100年的时间，到17世纪后期跟英国的光荣革命大致同时期，法国国王才把大贵族都给打败，把法国从割据的状态给统一起来，这你就看到了，它和英国自下而上的聚合过程不一样，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征服过程，这个过程锻造出了法国君主的强大军队，国王的政府也获得了对于社会的强大压制能力，也正因为如此，法国的社会精英长期的受到政府的压制，就有着强烈的反抗欲望，这种欲望再配合上各种历史的机缘巧合，最终在法国就激发出了政治上的大革命。
说到这儿你就应该理解了，虽然英国的工业革命和法国的大革命这两场革命的发生路径不同，但他们都有同一个根源，就是大航海时代所带来的新利益在分配上的不均衡，以及由此衍生的秩序不均衡。这两个国家他们的革命路径不一样，但影响都特别大，他们对当时的其他国家都形成了降维打击，这种降维打击概括来说，用现代的玩法来对付传统的玩法，那么到底什么是现代玩法？这就得理解现代政治了。
现代政治它的基础是大众政治和大众社会的出现。举个例子，在大众政治以前的传统时代，政府根本就不会考虑关注失业的问题，因为那又不影响选票，但是在大众政治时代，政府就必须应对失业问题了，于是在内政和外交方面的政策就会大不一样，比如有可能会出现贸易战，而传统时代的政府它不在乎失业问题，除了因为它不涉及选票问题之外，更因为传统社会自带稳定器，打个比方，传统时代的社会就像蜂巢，里面有一个的小格子，就是那些传统的村庄之类的小社群，这种小格子天然的就给整个风潮带来秩序，但是工业革命和政治革命一来，都把蜂巢小格子的墙壁给冲得稀巴烂，蜂巢内部就不再是天然有秩序的了，如果不能找到新的办法，建立起内部的秩序，风潮有可能就彻底崩溃了，所以就必须找到一套全新的玩法，重建秩序，而工业革命和政治革命的全新玩法，可以用同一个词来表达，就是理性化在传统时代，由于社会自带稳定器，治理的需求很小，所以领主们可以松松垮垮，用权宜之计的方式来应付，也根本不用考虑什么效率问题。
但是在大众政治的时代不一样了，需要治理的内容急剧增多，就必须提升治理的效率，把治理的办法给抽象化规则化，用同一套规则来应对各种层出不穷的问题，否则根本就搞不定。这就是所谓的理性化。
当然了在两种革命里面，理性化它具体展开的路径也是很不同的。
在英国工业革命的套路之下，理性化主要是在工厂的管理结构这个层面上展开，政府层面相对来说是被动跟从的，在此之前的工业基本上是手工业作坊师傅带徒弟的方式，他也不追求大规模可复制的展开，而在工业革命之后，追求的首先是大规模可复制性，工人也不像过去的学徒那样要把师傅的手艺全都学来，而就是被分配在一个特定的工序流程上，重复一种机械动作，于是工厂的管理规则就全变了，所有的规则都是以效率为导向，并且不断的迭代优化。
你可别以为工业革命仅仅是蒸汽机的应用，其中同样重要的是全新的工厂制度的出现，没有新制度，蒸汽机也用不上，因为蒸汽机天然就只适合于规模生产，不适合于手工生产的，而理性化的工厂制度一旦出现，传统的手工作坊就完全没法跟他竞争。
这样一来，英国对那些还没有发生工业革命的国家，就有了降维打击的可能性。工业革命让英国的财富呈现指数级的上升，支撑战争的财政能力以及进行战争的技术也都获得了质的飞跃，这就让他能够更加稳固住自己的世界霸主地位。而英国作为工业国，它还会想法把其他的国家给钉死在农业国的地位上，让自己能够始终保持住不对称的竞争优势。这样一来，国际竞争也就不再是单一的军事战争，又发展出来复杂的经济战的打法，这一下其他的国家也都被迫必须要进行工业革命了，否则就只能永远被英国压制，这个过程也带来了各国内外秩序上的各种变化。
说完英国，咱们再来看看法国，在政治革命的套路之下，法国的理性化主要是在政府的官僚制这个层面上展开的，实际上官僚制是在国王统一法国之后就开始建立了，原先国王只能管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儿，事情也没多少，但是等到国王把大贵族全都打败之后，所有事情都得国王来管了。
国家内部需要管理的事务，突然之间指数级增长，于是国王就开始在国家范围内设置官僚制，但是在君主制下面，有些历史的包袱还是放不下，官僚制的效率在很多领域都得不到充分的体现。而到了大革命之后，历史包袱一扫而空，理性官僚制的效率一下子大幅提升。于是法国政府对于社会的控制能力在大革命之后就变得更高了。
此外法国革命在当时的国际政治中还有一个深远影响，就是观念层面的冲击，因为大革命它颠覆了传统的政治秩序在欧洲人心目当中的正当性，这也让其他欧洲国家的君主都产生了巨大的恐惧，而其他欧洲国家的人民都对法国革命产生了巨大的热情。
法国革命直接就从内政转化为一场遍及全欧洲持续十几年的大规模战争，也在欧洲掀起了近乎是连锁式的革命。在这个过程里面，国家之间战争的打法，各国内部政治的逻辑，国家之间的关系，以及人们对于正当国际秩序的理解，全都发生了极为深刻的不可逆的变迁。法国的革命在政治正当性、政治组织模式、军事组织模式等等方面，都对其他的国家形成了降维打击的优势，逼迫着其他国家也都脱离开传统的打法，向新模式靠拢。
这么一来你看经过理性化过程的英国和法国率先进入到一个新时代，而当时的其他国家不论在工业生产、社会治理还是政治军事的组织形式上，都处于传统时代那种松散的形式里面，根本就没法对抗英国和法国，他们就得想法改变自己，尽快跟上，所以如此一来从18世纪后期开始，欧洲各个国家都开始了工业革命和政治革命双重革命的进程，并且革命不断的向前迭代，持续了近百年，推动了国际秩序的剧烈演化。
咱们今天所知道的大量国际政治上的逻辑和玩法都是在这个时代浮现出来的，要把握对于国际政治的分析方法，就无法绕开对于大革命时代的深刻把握。从下一讲开始，我们要来具体展开大革命时代，英法两国的降维打击具体是怎么展开的？其他的国家在遭遇降维打击的时候又是如何反抗的？下一讲见。

划重点09 英国工业革命和法国政治革命的全新玩法，可以用同一个词来表达，就是”理性化”。因为进入大众政治时代，需要治理的内容急剧增多必须提升治理效率，把治理办法给抽象化、规则化，用同一套规则来应对各种层出不穷的问题，这就是所谓的 “理性化”。在英国工业革命的套路下，理性化主要是在工厂的管理结构这个层面上展开的。而在政治革命的套路下法国的”理性化”主要是在政府的官僚制这个层面上展开的。

10= 自由贸易：英国如何从经济上实现降维打击？
你好，欢迎收听《国际政治学40讲》，我是施展。上一讲我跟你讲了大革命时代的全貌，英法两国通过不同的革命率先进入到现代秩序，对当时的其他国家展开了降维打击，这一讲我就带你来具体的看一下，工业革命究竟是如何让英国获得了对外降维打击的能力，降维打击能力的出现？这不仅仅是因为工业革命，它对于生产效率的提升，更重要的是与之配套的管理规则以及经济政策的变迁，彻底改变了当时国际博弈当中的政策重心，让英国形成了贸易战的打法。
从大航海时代开始，世界各地的资源都通过远洋贸易开始发生交换，开始突破了原本那种自然经济的模式，就是像东方的小农经济，草原上的游牧经济，西欧的庄园经济，这种自给自足性质的经济，而工业革命的出现又进一步的摧毁了这种自然经济，在自然经济的时代，各种政治体根本也无所谓什么经济政策，因为在自然经济下也没什么能够刺激经济的政策，人们基本上也不想这事儿，所以在国际博弈的时候，基本上就是靠战场上死磕。
但是到了大航海时代，就有人开始琢磨经济政策的问题了。当时流行的是一种被称作重商主义的政策，就是说要通过政策引导想法让本国的出口规模远远大于进口，让本国囤积足够的黄金白银，这样就有能力在战争当中击败其他的国家。这种政策上比较典型的就是英国在17世纪中期公布的航海条例，它规定了从世界各地运往英国以及英国殖民地的货物，只能由英国的船只或者生产国的船只来运输，他力图用这样一种高度保护主义的政策来打击当时的海上霸主荷兰。
为此英国和荷兰没少打仗，不过这个时候各国的政策目标都是在外贸层面上想办法少买多卖，对本国内部的经济政策没多大关注，而由于各国都是在拼贸易，是一种同态的竞争，没谁有新玩法，所以拼不出结果的时候就还是只能拿起刀枪战场上见。
但是到了工业革命的时候不一样了，因为贸易不再是财富的唯一来源了，工业革命它让生产的效率获得了质的飞跃，形成指数级的上升，内政层面的经济政策就变得非常重要了。这个时候重商主义的国际政策对于工业国来说就没多大意义了。
航海条例在17世纪中期颁布之后一直被执行，直到19世纪中期持续了近200年，但是到了18世纪后期工业革命之后，事实上这个条例已经不合时宜了，因为贸易不再是财富的唯一来源了，工业生产是更大的财富来源，而保护主义它对工业产品扩大市场是很不利的，所以亚当斯密在国富论里面曾经批评航海条例，认为这种政策破坏了英国诸多的产业部门之间的自然均衡，因为它不恰当地提高了特定部门的利润，让资本不成比例地流向这些产业部门，对英国的整体利益有损害，所以应该放弃这种保护贸易的政策，转而推行自由贸易，私密具体的理论阐述，我到下一讲再详细展开。
这里你只要记住他在呼吁自由贸易政策这就行了。
但有意思的是英国政府在当时没有马上理会斯密的说法，还是长期的采取保护贸易的政策。因为在这个时候英国的政治精英主要是贵族地主阶层，他们是经营农业的，保护贸易对农业更有利。而工业革命当中诞生的工业家阶层，他们不断的抗争，终于通过议会改革，在政治上有了更大的声音，推动着英国经济政策缓慢的转型，保护贸易的各种政策也就逐渐被废除。到1849年，英国废除了航海条例，这是最后一个被废除的保护贸易政策。英国到了这时就终于完成了政策转型，开始实行自由贸易的政策了。这个时候距离国富论的出版已经过去70多年了，而一旦到了这一步降，维打击的路径也就出现了。
英国开始推行自由贸易，而且它实行的是单方向的自由贸易。所谓单方向自由贸易是指我往你那出口东西，你是否收我关税我无所谓，而你往我这出口东西，我对你全都免关税，当然是完全符合亚当斯密的经济理论的，而且你听上去可能会觉得英国政府简直是难以想象的高尚。
你很难想象一个国家居然会为了一个道德理想做出如此之大的让步，但是你再仔细观察一下就会发现，实际上这么做完全符合英国的国家利益，因为当时的英国是世界上唯一的工业国，它出口的都是制成品，别的国家无论收不收关税，你都得从我这买。
如果你的关税收的太高，你的国民还是会通过走私的方式从我这买。
而英国作为唯一的工业国，它进口的就是粮食和原材料全都免关税，就意味着它能拥有全球最低成本的原材料和粮食，从而控制生产成本和劳动力的成本。这种单方向的自由贸易就让英国能够放大自己的工业优势，其他的国家除非它出现英国没法匹敌的技术革命，否则根本就没法和英国的工业进行竞争，只能作为英国的原材料殖民地和产品市场存在，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工业革命让英国和其他国家之间形成了产业落差，工业经济和农业经济的逻辑是完全不同的，产业落差这就带来了降维打击的可能性。
而英国的国家利益就在单方向的自由贸易当中获得了实现，在这个过程里面，英国逐渐积累起了巨额的财富，最后变成了全世界的金融中心和贸易中心。在19世纪中后期有相当长的时间里，全球贸易的1/3都跟伦敦城相关，以后再也没有哪个城市对于世界的影响力有这么大过。
伴随着工业革命还出现一个状况，就是各国的内政和外交有了一种高度联动的关系，这是我们分析国际政治的时候一个极为重要的观察角度。之所以内政和外交能够联动起来，是因为一个国家的所有政策最终都要通过某种财政方案来获得落实，你有再多的梦想也得有钱才能实现，而财政方案的操作空间，这又是基于这个国家具体的经济状况的，但它的经济状况却不是这个国家的内部政策就能直接控制的，因为工业经济非常依赖于外贸，而世界市场的波动就会影响这个国家的经济状况，但世界市场本身它又是超脱于所有国家的控制力之外的。
当然了，如果你是个大国，你的对内或者对外政策都能够引起世界市场的波动，并且反馈回到本国的内部，进一步传导到对于其他政策的影响上。随便打个比方，比如今天美国美联储加息的政策，就有可能会引起拉美国家的资本外流到美国，拉美国家就会遭遇到经济困境，这就会引发社会问题，并且使得反美的政府有机会上台，美国的对外政策就又得应对反美政府的问题。一旦考虑到这种连锁反应，美国在一开始评估是否要加息的时候，就会有更复杂的考虑了。
所以作为大国，必须得能够从这种内外联动关系的高度出发，来制定政策，顺势而为，才有机会在国际博弈当中占据有利的地位。更进一步，随着经济的发展，国家内部各种利益团体的力量也会发生此消彼长的变化，这种变化会改变内政上的博弈结构，进而会影响到国家的对外政策的取向。刚刚说的英国从重商主义转向自由贸易，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随着经济的发展，英国的贵族地主和工业家阶层之间相对力量发生消长，这就带来了政策上的变化。考虑到这一点的话，咱们对于政策上的内外联动关系就有了更多的观察维度。
从英国的成功案例里面，咱们还可以看到英国推动自由贸易，这实际上是提出了一种全世界通行的普遍贸易规则，英国的国家利益正是在这种普遍规则当中实现的，而这也是英国真正成为霸主国的关键所在。只有你能够把一己之私装在一个普遍秩序当中，才有可能真正实现自己的国家利益。
什么是普遍秩序呢？就是对所有国家具有普遍约束力的一种普遍规则。霸主国要想真的能够成为霸主国，重要的是他所争夺的绝对不应该是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应该是对这种普遍规则的主导权。而这样一来霸主国在运用它力量的时候也会自我节制，因为它的力量只有在用来维护这种普遍规则的时候，才最符合他的长远利益。
反过来其他的国家对霸主国也可以形成相对有效的预期，对霸主国形成信任，这种信任不是他们相信霸主国会抱有善意，而是相信霸主国是有能力识别它的长远利益的，而只要能够让别的国家形成这种信任，这些国家就不会去实质性的对抗霸主国，霸主国，因此就可以大幅度的降低统治世界的成本，它的霸主地位才可以持续。
所以真正的霸主应该是争夺普遍规则的主导权，这样一种霸主逻辑在古往今来都是一样的，但是在工业革命的时代，普遍规则的主导权该怎样争夺？开始有了比单纯的军事对抗更为复杂，也更为巧妙的玩法。英国经济政策的转变就是个非常好的例证。
好，说了这么多，你可能会惊呼工业革命套路深，我想回农村，对不起回不去了。因为工业革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能力，战争能力，也推动着全新的政治逻辑和外交逻辑的浮现，不愿意工业化想要回农村的国家，肯定会被这个时代所彻底抛弃。要还想在这个时代做个够格的玩家，你就只能想办法让自己升到跟对手同样的维度，才有可能获得一种反击的能力。那么该如何获得这种能力，这就是咱们下一讲的内容。下一讲见。

划重点10 英国推动自由贸易,这实际上是提出了一种全世界通行的普遍贸易规则英国的国家利益正是在这种普遍规则中实现的。这也是英国真正成为霸主国的关键所在一一只有将一己之私装在一个普遍秩序当中,才有可能真正实现自己的国家利益。霸主国要想能够真正地成为霸主,重要的是所争夺的绝不应该是一城一地的得失,而是对于这种普遍规则的主导权。

11= 国民经济学：德国如何应对富起来的英国？
你好，欢迎收听《国际政治学40讲》，我是施展。上一讲我谈到了率先实现工业革命的英国，如何通过它与其他国家之间的产业落差发展出了自由贸易的玩法，对其他国家形成了经济上的降维打击，这种玩法让英国特别受益，但其他国家肯定不痛快，必须得想办法怎么能对抗英国的降维打击。
这一讲我就带你看看两位经济学家的理论，其中一位是我们之前提到的英国的亚当斯密，另一位是19世纪前期德国重要的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李斯特的理论就代表着工业革命时代，德国对于英国反击的思路，这两位经济学家观点很不同，你可以把他们看成是辩论的双方，代表英国一方的亚当斯密认为，从经济政策的角度来看，国家只要提供一个公平的法律环境，这就行了。
其他方面的参与越少越好，就让个人直接到世界市场上面去折腾，这是最好的。
而代表德国的李斯特则认为，亚当斯密光看到了个人和世界市场这两个极端，而忽视了中间层次，就是国家它的作用，但恰恰是国家在经济政策里面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也就是说斯密认为国家在经济当中的角色就应该是个打更老头，只要看着别让人偷东西就行了。而李斯特认为国家只当打更老头儿，这肯定不行，他还得当董事长，要对经济有个整体的规划。
不过亚当斯密的著作国富论是1775年出版的，比李斯特的著作国民经济学的政治体系要早上半个世纪，所以双方的争锋其实就是李斯特在单方向的PK前辈斯密，因为斯密到那会已经去世了，但是这两位经济学家的理论PK后来体现在了英国和德国的政策PK上面，也许你会问了理论对于政策的影响力能有多大？这么说会不会过分的拔高了理论的影响力呢？我可以用另一位伟大的经济学家凯恩斯的一段话来回答这个问题。
凯恩斯说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思想家的思想，无论是对还是错，实际上都要比一般人想象的更为有利。这个世界确实是有少数精英统治的，那些自认为能够免于受到经济学家思想影响的实干家，往往是那些已经过世的经济学家的奴隶。那些当权的狂妄者所信奉的，其实也只不过是若干年前某些末流文人狂妄思想的零碎而已。这样你就知道理论对于政策的巨大影响力了，理论是人们用于理解世界发现问题的基础框架，政策只不过是用来解决理论所识别出来的问题的。
但我还得再说一句，斯密跟李斯特这两位的理论绝对不是用来为政策进行背书的，如果是那样的话，随着政策的变化，他们的理论也就没有价值了，就不会成为传世的经典了。他们俩是在关注人类要永恒面对的一些真正深刻的问题，但是两个人入手角度不一样，所以会有理论上的冲突，而他们的理论所产生的政策效应是理论和时代发生了共振的结果。
我们先来看一下代表英国的斯密，在上一讲我也提到了一部分，斯密要回应的时代问题是工业革命的时代，英国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经济政策？原先那种重商主义理论和贸易保护的政策，在只能通过贸易来积累财富的时代是有效的。但是到了斯密的时代，工业革命初步开始了，工业生产开始成为重要的财富来源，贸易保护政策就和时代的趋势背道而驰了，但是任何政策都有既得利益者在背后支持，当时英国的既得利益者主要就是经营土地，以及获得了国王授权，在海外搞垄断贸易的贵族阶层，而工业家还没有成规模的崛起，影响不了政策就只能干瞪眼了。
所以斯密严厉的批评了这种政策，就以英国在北美殖民地所实施的贸易垄断政策为例，斯密认为贸易垄断人为地抬高了在北美的贸易利润，这就让本来不会投到这个方面的资本也都会投过来，从而让英国的经济对于北美殖民地会形成过度的依赖，这就让英国政府本能的会想办法强化自己对于北美的控制，结果就带来政策上的变形，引发北美的反弹，英国进而就会陷入很危险的境地。
当时我读到这一段的时候，不得不感叹斯密真有巨大的预见力。他的国富论是1775年出版的，而1776年就开始了美国独立战争。
那么在斯密看来，经济政策上应该怎么做很简单，把一切都交给市场，让看不见的手来指挥各种经济资源的流动，就会达到一种均衡的状态。政府只是作为一个打更老头存在，防止有人不守规矩就行了，而地理大发现和远洋贸易，把人类各大地区给连接成为世界市场，也就是说市场不再是以国家为单位的，而是以全球为单位的。所以要把一切都交给市场的话，那么国家也就不应该设置贸易壁垒，以至于世界市场会被割裂。各国之间应该进行自由贸易，让看不见的手来引导全人类的经济运转。市场和政府的关系究竟该怎么界定？这就是斯密在时代问题的背后所看到的更深层的永恒问题。
而斯密的高超之处在于他还进一步的论证出了普遍的自由贸易所具有的道德价值。他认为各国之间通过不断的商业交互和技术传播，包括对于亚洲非洲等地的传播，可以让世界各地的居民都能够有同样的勇气和实力，就不会有哪个国家敢于欺负别人了，这会让全人类普遍的享有繁荣和自由。斯密的这种理论为后来大英帝国所主导的全球自由贸易秩序提供了最高的正当性论证。因为从理论上来说，这种秩序不是为了英国的利益，而是为了全人类的利益。如果谁要是违反这种自由贸易的秩序，那就是和全人类的利益为敌，大英帝国的坚船利炮就会过去教他做人，这就让英国的对外军事行动也获得了非常强的正当性辩护。
从这个角度来说，斯密的国富论就不仅仅是经济学的奠基性著作，它同样也是一部深刻的政治学著作，而且斯密的理论在当时甚至让很多德国人也都很信服，虽然他们可能也觉得英国的自由贸易政策对本国的经济形成了打击，但是他们也没有能力反驳斯密的理论，直到李斯特出来正面硬刚斯密，李斯特首先就抨击斯密的理论是一种空洞的学说，因为他只从个人和世界市场这两个角度出发，而忽视了国家中介世界上会有战争，而斯密的理论只有在各国都处在持久的和平关系之下才成立，可是这种理想主义状态靠得住，一旦战争打起来肯定还是得靠国家。这时如果你再仅仅从个人和世界市场这两个角度来说，事儿就太不现实了。
那么李斯特是否认市场的作用吗？这倒不是，他也完全承认市场的作用，认为市场是配置资源最有效率的手段，也认为从世界市场的角度来说，自由贸易是人类整体的经济效率更高的办法，但是一旦考虑到国家层面，李斯特更重视的在世界市场上自由贸易是以谁为中心来展开的？如果各国都依照斯密的理论来制定自己的政策，那结果就是英国将永远成为世界市场的中心，其他国家就只能沦为龙套，陪着英国玩儿，永远被降维打击，这是无法接受的。
所以李斯特提出一个三步走的方案，既然德国现在跟英国这些发展起来的国家相比，比较优势只是在农业上，那就应该先进行自由贸易，先通过农业积累起足够多的资本，之后进入到第二个阶段，采取保护主义的经济政策，用积累起来的资本来促进本国的工业发展。等到工业能力发展起来了，再进入到第三个阶段，恢复到自由贸易政策，只不过到了这会儿，德国就在世界市场上有足够的话语权，甚至成为中心了。这就是李斯特所说的国民经济学的基本路数。
李斯特为了让自己的理论能够获得实施，就积极地参与到现实的政治活动当中。当时的德国还不是个统一的国家，内部是非常多个独立的封建小邦国，邦与邦之间的税卡多如牛毛，把德国这片土地上的市场给分割得非常细碎，没法形成合力来发展工业经济。同时又有很多的邦国都相信斯密的理论对英国实行自由贸易政策，这就让德国处在更加不利的状态，所以李斯特就联合了另外一些人，极力的呼吁要成立德意志关税同盟，打造一个属于德意志的经济空间。这个事儿在1834年成了现实，李斯特也成为德意志关税同盟的首任秘书长，关税同盟的成立，对于德国经济的发展，乃至于对后来德国的统一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到19世纪后期，德国的经济和美国的经济都崛起了，在工业经济上都超过了英国这和德国与美国率先发生了第二次工业革命有关，但也和两国的经济政策都深受李斯特理论的影响有关。
但是有个问题还是需要回答，德国的崛起只是个结果，在当初李斯特也不能保证这个结果一定能实现，但是如果非要实施李斯特的办法，德国就要为不确定的结果承担很多痛苦的努力，那问题来了，德国为什么要这么痛苦，一定要让自己努力非得超过英国呢？如果通过农业也能积累起很多的财富，国民也能过得很舒适，那就做个安静的国家不好吗？
实际上现代世界也有不少这种国家，比如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他们就没啥工业，主要是靠第一产业发展起来的，但也都非常富裕。
其实李斯特也不认为所有国家都有能力，或者应该奉行国民经济学的路数，多一半的国家在世界市场上获得一个被动分工的状态就行了。因为国民经济学的实践过程会有很多痛苦，只有那些有着伟大的文化抱负的国家，才应该承受这些痛苦，因为他们对于人类秩序有着更加重大的责任，这就是李斯特所关注的永恒问题了，经济是否是人类的唯一追求，在这之外是否还有其他的更加重要的价值？
如果有这种价值存在，然而它却可能被单纯的经济考虑所伤害的话，那么国家在这里面是否应该起到一些作用，但是你要注意了，虽然李斯特提出了经济以外的其他价值，我们并不能说亚当斯密的理论就是只考虑经济而不考虑其他价值。
相反我们在前面也说过，斯密就认为自由贸易是具有很重大的道德价值的，只不过私密是在全人类的意义上抽象地谈论道德价值，忽视了具体的人群所可能起到的特殊作用。而李斯特就是把这个道德问题从另一个角度提出来，对斯密是个很严肃的挑战。你看英国自由贸易的打法对欧洲其他的国家形成了降维打击，而德国在对英国的反击过程当中，先从理论再到实践，实现了国民经济学的路线，成功实现了对英国的反击。但是新的国际秩序不仅仅是由经济层面来推动的，政治层面的变化也直接推动了新秩序的形成。那么下面几讲我们就来看看法国大革命以及政治革命对于全欧洲的政治秩序所带来的冲击。下一讲见。

划重点11 斯密的高超之处在于,他还进一步论证出了自由贸易的道德价值。他认为各国之间的自由贸易,可以让全人类普遍享有繁荣与自由。这种论证为后来大英帝国所主导的全球自由贸易秩序,提供了最高的正当性论证。而李斯特所关注的永恒问题是,经济是否是人类的唯一追求?女0果在经济之外还有其他的更重要的价值,然而它却可能被单纯的经济考虑伤害的话那么国家在这里面是否应该起到一些作用。

12= 人民主权：法国大革命为何深刻影响国际政治？
你好，欢迎收听《国际政治学40讲》，我是施展。前面两讲我跟你聊了工业革命，工业革命所带来的主要是物质层面的颠覆，而我经常说人类的秩序有物质和精神这两个层面，物质层面，这是人类秩序的约束条件，而精神层面则为人类秩序给出了意义和方向。那么大革命时代它的革命性就体现在它推动着人类的秩序，在物质和精神这两个层面上都产生了颠覆性的变化。接下来我会用几讲来聊一下，发源于法国的政治革命，它在精神层面上带来了巨大的颠覆，让人们对于正义秩序的想象发生了巨大变化，这就带来了新观念体系和老观念体系之间的深刻对立。
这种对立冲突它可不是简单的，就像你和爸爸之间有代沟那样一种新老观念的冲突，你和爸爸之间的冲突最多，你不听他话就是了。而法国大革命所带来的新老观念的冲突，导致了国家之间你死我活的搏斗，国际体系也由此发生了极为深刻的变化。而且法国大革命的深远影响还在于它所开启的这种观念冲突，在相当程度上构成了我们理解20世纪甚至直到当下的国际政治的一个原型范式。
20世纪以来，这100多年的人类历史和国际秩序演化背后的动力机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都是观念冲突所引起的。这些彼此冲突的观念有一个你更熟悉的名字，意识形态甚至连意识形态这个词都是在法国大革命当中出现的。它法语原来的意思就是观念学。
咱们先来看一下法国革命到底带来了什么样的观念变化，为什么它会引发国际秩序当中的深远冲突？法国大革命在政治上带来的观念变化，简单用一个词来概括就是人民主权，人民主权的对立面就是君主主权。大革命就是要用人民取代君主来作为国家内部最高权力的来源，也就是打开了一种全新的对于正义的政治秩序的想象。大革命一来就只有人民自己统治自己，这才是正当的政治秩序。君主来统治臣民就变成不正当的了。当然了，君主主权和人民主权这两种观念的前提都是对于主权国家的承认。
我们前面讲过，主权国家这种观念是在大航海时代浮现出来的，这种观念肢解了过去的大帝国观念，而大革命又往前推进一步，人们开始争论主权有了，但是它到底应该掌握在谁的手里？是应该归属于君主还是归属于人民？你作为一个现代人听到这个问题，很可能本能的就会觉得归于君主还是归于人民，这就是落后和先进的区别，因为在君主主权下面，人和人是不平等的，分等级的，而人民主权下面人和人都是平等的，实际上这背后的真实逻辑要比这复杂得多，没法简单的用落后和先进来评价。
理解了这些逻辑，你就能更好地理解现代政治里面的民族主义，但是这里先不展开了，我会把它放到下一讲跟你仔细去讲。
这讲里我先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这样一种观念变迁会在国际秩序上引发剧烈的冲突？实际上是不是引发冲突？并不在于新的观念是否主张革命或者主张人民主权，而只在于是否出现了两种彼此尖锐对抗的观念体系，导致人们对于国际秩序的想象出现了巨大差异，不再有共识，在观念层面上出现不均衡。这倒不是说如果各国对于正义的国际秩序的想象有共识的话，就不会发生冲突了，实际上冲突是永远存在的，但是怎样才能解决冲突？有没有共识就会引发出大不一样的走向了。
如果各国对于国际秩序的想象有共识，那么彼此就没什么原则冲突要解决的主要就是现实的物质利益冲突，而物质利益这个东西是能讨价还价可以交易的，而如果没有共识，那就是观念层面的原则冲突，原则冲突这个东西是没有办法讨价还价，没有办法交易的。
说得更鲜明一点，物质冲突是一种有限冲突，只要达成利益上的平衡，冲突也就结束了。而观念冲突是一种无限冲突，只有把抱有不同观念的对方给彻底颠覆掉，冲突才能完。总结一下就是物质冲突要的是钱，观念冲突要的是命。比如工业革命在国际秩序里面带来的更多还是物质层面的冲突，所以英国在工业革命之后，跟其他国家之间发生的仍然是一种有限冲突。虽然从长期来看，工业革命在事实上让世界变得面目全非，但这是以一种相对来说温和的方式，所以在中短期上人们还看不到这一点，但是法国大革命所带来的则是观念层面的冲突，它在中短期内就会以一种极为暴烈的方式带来无限冲突。
那么为什么法国革命带来的观念冲突这么大呢？你也知道法国大革命时候的纲领文件叫做人权宣言，注意了这个不是法国人权宣言，而是人权宣言，这是为所有人类写的他所呼吁的，不是法国人应该活成新的样子，而是说人类应该活成新的样子。
人类全都要摆脱君主的统治，由人民进行自我统治，这一下就能搅动起周边其他欧洲国家民众的内心。
法国的内政马上就会产生巨大的外部效应，其他那些国家的君主本能的就会感受到危险，法国所挑战的不是具体的哪个国家，而是所有其他国家现存的政治逻辑，肯定就得跟革命的法国殊死搏斗，于是革命的法国跟其他国家之间的战争，就和过去的争霸战争有了本质区别。在争霸战争里面，敌对国家的政府这还是本国政府打交道的对象，日后还得指望着从他这儿要钱。而在法国革命激起的战争里面，敌对国家的政府在原则上来说是要被颠覆掉的，要的就是他的命。
这下新的问题又来了。法国革命是1789年才开始的，但是100多年前的1640年发生了英国革命，10多年前的1776年开始了美国革命，前面这两场革命为什么没有带来像法国革命这么大的影响？这就涉及到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什么才叫革命？实际上西方人对于革命这个概念的理解，经历过一个180度大转型的变化，以前的理解是回归传统，后来变成了开创未来。这是什么意思？你注意一下，英文和法文当中革命这个词的写法都是revolution，它的拉丁语词根原来的意思是天体循环，就是天上的星星绕着轨道循环运转。
在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以前，人们普遍都是以这样一种循环的方式来理解革命的，也就是说沿着历史留下来的轨道往回走，让历史轨迹绕成一个封闭的圆圈，这才叫革命。如果不是往回走，而是突破过去的轨道，开创一种全新的路径，那就是脱轨了，根本就不是革命。比如1640年英国革命的主导者，实际上是英国的传统贵族，他们所追求的并不是把过去的旧秩序给推翻掉，他们所担心的是国王不断在强化自己的权利，这跟中世纪留下来的传统不一样，所以要努力的把势头再扭转回到传统上面去。
那么当时英国的传统又是什么呢？就是从中世纪留下来，并且一直被人们所实践的各种习惯法，包括著名的12 15年的大宪章，这都是习惯法的一部分。英国国王强化权力的努力，就表现为不受习惯法的约束，想要按照自己的意志来行事。当时革命的贵族打的就是他这一点，而1688年的光荣革命，通常被认为是英国革命的结束，光荣革命第二年发布的权利法案，其中的内容差不多就是对12 15年大宪章的重申。所以当时的英国人认为，我们已经完美的回到了过去，革命就结束了。在这种情况下，英国内部的革命就不会很暴烈，又由于他所追求的，只不过是回到传统，所以也不会产生什么国际秩序层面的观念冲突。英国革命也就没有多大的外部效应。1776年开始的美国革命初看上去很激进，想要摆脱英国的统治，不要国王了，要追求人民主权，但实际上美国宪法里面的核心理念也非常符合英国习惯法的传统，再加上美国离欧洲太远，刚独立的时候人口又太少，国家实力非常弱小，所以美国革命也没什么外部效应，但是法国革命不一样了。
在革命前的几十年，法国开始了启蒙运动，经过启蒙思想家的重新解释，革命这个词儿获得了一个新的意涵。本来革命的意思是天体循环天体循环，这也意味着一种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所以启蒙思想家就认为，在人世间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是什么呢？就是理性进步的秩序必将战胜愚昧落后的秩序。所以革命就是要用理性所发现出来的新的政治和道德原则来替换掉过去的愚昧落后的原则，要开创一个全新的秩序，让人类历史进入到一个新的纪元。所以就必须得跟传统死磕，不能想着往回走，否则就会让人类沉沦在愚昧落后当中难以走出来。所以你看法国革命就是遵循这样一种和传统一刀两断的全新秩序，它当然就会带来国际秩序层面的观念冲突，进而引发无限冲突了。
法国革命还有另外一个和英美革命的巨大区别，英国的革命者除了反对国王这个共识之外，对革命后应该建立什么样的秩序也是有共识的。要回归到过去的传统，美国革命者在这方面也差不多，但是法国革命者除了在反对国王这个事情上有共识，在革命之后应该建立什么样的秩序上是没有共识的。因为大家都想建立一种新秩序，但哪种新秩序才是值得追求的，这事儿上就说不清了。结果就是革命者不仅仅在和国王死磕，推翻了国王之后，革命者彼此之间也在死磕，这就让法国革命跟英国和美国的革命相比极为暴烈，这么暴烈的内部冲突所产生的外部效应就会被进一步的放大，于是整个欧洲就全都被搅动起来了，并且这样一种新的政治想象被释放出来之后，欧洲秩序就再也回不到过去了，而推动法国大革命的观念体系还在不断演化，发展出现代政治的一个重要理念，就是民族主义革命后的法国正是用这个理念展开了对其他国家的降维打击。下一讲我们就来看看这究竟是怎么展开的。下一讲见。

划重点12 物质冲突是一种有限冲突,只要达成利益上的平衡,冲突也就吉束了;而观念冲突是一种无限冲突,只有把抱有不同观念的对方给彻底真颠覆掉,冲突才能完。法国大革命时候的纲领文件叫做《人权宣言》,这是是为所有人类写的。就是说,人类全都要摆脱君主的统治,由人民进行自我统治。这一下就能搅动起周边其他欧洲国家民众的内心,法国的内政马上就会产生出巨大的外部效应。

13= 民族主义：德国人如何通过讲故事对抗法国？
你好，欢迎收听《国际政治学40讲》，我是施展。上一讲我谈到了法国大革命所带来的观念变化，也就是把政治的正当性从君主主权转化为人民主权，这就带来了国家之间的观念冲突，从而深度地影响了国际政治。那么这一讲我们再来聊一下大革命的意识形态如何进一步的演化出了民族主义？而民族主义又如何影响了当时和日后的国际秩序？
要说清楚这些问题，咱们先得说一下民族主义到底是指什么？
民族主义这个词它的英文是nationalism，那么它所对应的民族在英文里面就是nation，你就需要注意一下，英文里面有两个区别非常大的词，汉语里都给翻译成了民族，分别是ethnic和nation，这就导致了在汉语里面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经常会出现各种误解。Ethnic它所指的是由于历史和文化传统的差异而形成的族群差异，它并不包含政治性，也不要求政治上的独立。这个词在过去被翻译成民族，但是现在更多的是把它给翻译成族群，而nation这就是民族主义所对应的民族，它一定包含着政治性，要求政治上的独立。比如用中国的例子来说，汉族、满族这些族群如果翻译成英文就不是nation，而是ethnic。中国的nation应该指的是包含了56个民族的中华民族。
好，那么再回到最初的话题，民族主义最初到底是怎么来的？它就是来自于法国大革命。我在上一讲里面说过，法国大革命提出的一个全新理念就是人民主权，也就是说主权归属于人民，不再归属于君主。问题来了，到底什么叫人民呢？于是民族或者说nation这个词正是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出现了，为什么提出了人民主权之后，民族或者说nation这个概念就出现了？要说明白这个还得先说一下人民主权和君主主权的一些区别。
现代人对君主制通常有一种误解，以为这是一种把人当奴才，让人效忠君主个人的制度。实际上君主制所要求的是要效忠君主这个职位，以及这个职位背后所代表的一整套秩序，君主个人也是要效忠这套秩序的，否则人们就会指责他不配做个君主，所以才会有昏君这种概念，昏君倒未必是君主很弱智，而是说他不配做个君主，在君主主权下面是可以兼容贵族制的，社会上会有君主、贵族、平民，也就是不平等的，但这种不平等从原则上来说，不是说哪个人的地位高低，而是说那个人所处的位置在整体的秩序当中有高低之分。每个位置的人如果把自己这个位置所要履行的责任都履行到位，那么同样可以获得巨大的尊严。
就比如一个农夫做好了自己该做的，那么贵族就必须承认农夫应得的尊严。也就是说君主制所整合起来的天然就是一种多元化的等级制的社会，但这种等级制并不是现代人通常所想象的那种邪恶，而大革命之后的人民主权就不一样了，他认为所有人都是平等的，大家共同投票，表达出共同的意志，决定我们该如何进行自我统治，制定宪法。那么通过投票来制宪也需要一个前提，就是每个人都得在某种意义上是同样的，只有这样你投出的每一票才是等价的，投票这个事儿才有意义，否则投票就没意义了。
问题是人在现实里面是有各种差别的，你非得说这些人都是一样的，这个一样你总得找个标准，而且只有有了这个标准，才能用它把别的国家的人给区分出去，否则我们在投票的时候，别的国家的人要想来掺合一下，凭什么不行？说到这儿你大概就能猜到了，人民主权首先就是需要一个故事，用这个故事给他想要去覆盖的那些人赋予同样的身份，同时又能把其他人和自己这些人给区分开，而这个故事是什么呢？就是对于nation对于民族的身份的讲述，先来看一下革命后的法国是怎么讲这个故事的。
法国大革命是民族主义的起源，就在于法国大革命把人民主权这种理念极为有力地表达出来了。对应的革命后的法国也就必须定义什么是法国的人民革命者们所讲出的故事，凡是认可同一部政治契约的人，都构成法兰西民族的一份子。法国大革命里面发布了人权宣言，你大致可以把它理解成就是这部社会契约，你瞧凡是认同人权宣言的就是法兰西民族的一份子，这和你是什么血统，什么信仰，什么出身都没有关系，只和一种政治认同有关系，所以这被称为政治民族主义。
这种民族主义有很强的开放性，人权宣言这又不是法国人权宣言，所以他对其他国家的人也有吸引力，甚至还有一些德国人也被法国的民族主义给吸引了，但是这个过程中出现了一段背叛，这就让德国也开启了自己的民族主义讲法。
但德国讲的就是另外一种故事了，被称为文化民族主义。这具体是怎么回事呢？当时的德国还不统一，还是几百个独立的封建小邦国，就像马赛克拼图一样，而德国的市民阶层看到法国人革命之后，也想建立人民主权的秩序，把这些封建领主的统治给推翻掉。所以当拿破仑打过来的时候，很多德国的市民阶层都非常欢迎，甘心给法国人带路，他们相信法国人会帮助自己摆脱封建领主的压迫。
但是等到法国人真的打过来之后，德国人发现上当了，拿破仑的军队只对掠夺财富，征发兵源感兴趣，并不是来帮助这片土地上的人实现人民主权的，这就相当于法国人背叛了自己当初的承诺，在法国的刺激之下，德国的知识精英就开始反思我们该怎么办？他们意识到要想把握自己的命运，就必须打造一个民族共同体，变得更强大，才不会任人欺负。共同体的基础是什么呢？想来想去就只能是把德国给统一起来。
问题是德国的这些邦国在历史上从来就没有统一过，没有任何历史基础，人们都不认可，这事儿肯定就干不成。这个时候你就明白德国为什么要讲民族主义的故事了，就是要先从理论上把一个有待统一的德意志民族这样一个观念给打造出来，然后再把它灌输到人们的心里面去，等到接受这故事的人足够多了，反过来再推动这个民族统一成为一个国家。
所以说德国故事的讲法跟法国是相反的，法国是有现成的国家了，讲个新故事来重新定义这个国家，而德国是连国家都根本没有，那就先把故事讲出来，等到接受这故事的人足够多了，反过来再推动这个只存在于观念当中的民族，统一成为一个国家也因此德国这种故事的讲法比法国需要更复杂的理论工作，最基础的是哲学层面的工作，要从哲学上建构出来一个历史上从未存在过的日耳曼民族，在论证出这个民族的伟大，因此它应该统一起来。
有很多哲学家都做了这方面的努力，非常典型的是德国哲学家费希特，他在拿破仑大军占领之下的柏林大学做了14次演讲，后来被整理成书叫做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在之后黑格尔的哲学把德意志民族的历史重要性以更深刻的方式给论证出来了，但问题是哲学能影响的只是上层阶级，普通老百姓听不懂的，要影响大众社会，光靠哲学家的工作就不够了。因此德国知识阶层里面有另外一个群体做了一些非常重要的工作，工作的成果之一，你可能也读过就是著名的格林童话。
实际上格林童话并不是一本童话书，它是德国的民间传说集，格林童话里面的故事都有一个基本的结构，就是主人公汉斯外出劳动，他来到了黑森林，误入其中的一个小木屋，被一个老巫婆用黑魔法给困住了。之后，汉斯用他的勤劳勇敢、善良感化了小动物，小动物帮着他一块把老巫婆给搞定了，然后是一个大团圆的结局。
这种书籍的大众传播效应肯定好过高深的哲学书，所以德国知识阶层想要传达的一些观念就这么传播开了，你要注意了，格林童话里面的汉斯，他的形象通常是勤劳、勇敢、淳朴，甚至还有点笨拙，绝对没有聪明这个意象，为什么这样？
因为格林兄弟要用这个形象来对标法国流行的一个民间故事，列狐的故事，列狐这只狐狸特别狡猾，利用自己的聪明才智把狗熊、狮子、大灰狼给玩得团团转，同时去欺压各种小动物，兔子、老母鸡、鹦鹉什么的都给吃了，列那狐就在强者之间游刃有余，对于弱者没有任何仁慈，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德国的知识阶层就拿这两个故事往一块比对。
然后总结说，你看法国人他们所推崇的都是这种人，都是狡猾鸡贼的人，是一种已经彻底堕落掉的人，他们是没有任何前途的。你可能看到这种人当下似乎过得还不错，但人类的未来根本不能指望他们，而我们的德国社会，我们的民族所推崇的是汉斯这样的人类要想有未来的话，就一定得找这种真正淳朴的人，他所拥有的那种混元之气还没有被耗散掉。
我们德国人没有被文明所腐蚀，我们蕴含着人类未来所有的可能性。
通过这一系列故事，一个从来没有存在过的日耳曼民族一个想象的共同体，一个有待统一的德意志这么一个概念就变成了一个势在必行的趋势。你瞧这么一来德国人都是一样的，他们共享着汉斯这样一种文化，德国的民族主义是和文化直接相关的，一个民族就是一种文化的载体，所以这就被称为文化民族主义。但是文化民族主义有着相当的封闭性，因为他要用一种和别人有高度区分性的文化来作为自己的识别标志。那么一个人是否从属于这个民族，就和他的信仰血统出身等等都很有关系了，所以文化民族主义在后来被恶性发展，成为血缘民族主义，纳粹就是这种恶性发展的结果。
不过我们必须公正地说，德国的那些思想家们是不需要为这种恶性发展负责的。他们理论当中的德意志民族之所以伟大，正是因为他能够凭借自己独特的能力为世界做出更大的贡献。应该说这是一种很健康的民族主义，他关注着本民族和他民族的区分，并且为本民族的独特性而自豪，但并不导向对于本民族唯我独尊的狂妄。
就现代世界的政治秩序来说，只要有人民主权的政治叙事存在，民族主义就是必定要存在的，但是民族主义有健康的和不健康的两种，它就像一把双刃剑，既可能会带来本民族的凝聚力与动员性，一旦恶性发展，又会带来世界以及本民族的灾难。这一讲我们主要讲了两套民族主义的讲法，你要知道法国大革命不仅催生了民族主义，他也彻底改变了当时的战争逻辑。法国正是运用一种全新的战争逻辑，获得了对于其他国家的降维打击能力，而其他国家当然也要努力的寻找反击的办法。下一讲我们就来看看战争逻辑到底发生了哪些改变，下一讲见。

划重点13 《格林童话》的汉斯,对标法国流行的一个民间故事,就是《列那狐的故事》。通过汉斯勤劳、勇敢、纯朴的形象,德国人就共享了同一种文化。德国的民族主义是和文化直接相关的,一个民族就是一种文化的载体,所以这就被称为文化民族主义。于是,一个从来没有存在过的”日日耳曼民族一个想象的共同体,一个”有待统一的德意志”这么一个概念,通过这个故事就变成了一个势在必行的趋势。

14= 全民战争：西班牙怎样在战场上拖垮法国？
你好，欢迎收听《国际政治学40讲》，我是施展。上一讲咱们谈到了法国大革命是如何催生了民族主义？这一讲再来看一下，大革命又是如何让战争的逻辑也发生了深刻的变迁？一说到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战争，可能你马上就会想到拿破仑纵横四海的绝世武功，法国以一国之力对抗整个欧洲，全欧洲不得不联合起来7次，才最终把法国把拿破仑给按住，这段历史确实令人荡气回肠，也成为了启发。后来欧洲的浪漫主义思潮一个非常重要的一项。
但是仅仅半个多世纪之后，法国就在1870年被德国打得没有还手之力，之后一直都被德国压制着，直到二战结束那问题来了，为什么大革命时期的法国如此有战斗力呢？是因为有拿破仑这么一位军事天才的存在吗？实际上这是因为革命法国开启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战争形态，通常我们可以称之为全民战争。拿破仑的军事天才他只不过是顺势而为，把全民战争的力量放大到了极致，才成就了那么大的奇迹。但是等到这种全民战争的打法扩散到其他国家之后，法国的优势也就没了。当时法国的对外战争还让西班牙发展出了全民战争的另外一种形态，你也一定不陌生，那就是游击战。要解释法国所开启的全民战争，就得先说说此前的欧洲战争模式是什么样的。简单说法国大革命以前的欧洲战争基本上还是可以理解为贵族战争，而贵族战争无论从战争的目标设定上，还是从战争的资源动员能力上，都是比较有限的。
先说贵族战争的目标设定，无论中外贵族都有特别强烈的等级和秩序意识，要把自个跟平民给区分开，这种意识很自然的也会延伸到贵族对待战争的态度上，他们都认为战争是只有贵族才有资格参与的事情，平民是没资格的，而战争的目标基本上也就是贵族之间的利益平衡，所以很少会发生你死我活的战争，因为贵族们对于彼此的血统正当性都很看重，而血统这个东西是没法通过战争来获得或者被取消的。
所以在战争里面就算把一方的贵族给打败甚至打死了，战胜者也未必有资格获取那些失败者的领地。这么一来贵族们就没多大兴趣，非要打个你死我活不可了，所以贵族战争的目标就比较有限，规模也不会太大。
再说贵族战争的资源动员能力，贵族们对于自己的特权身份都极为看重，而特权身份是基于流传久远的历史传统的，而传统对于人们的行为边界又有着一系列的约束，所以贵族们很重视传统，就也要受到它的约束，这就导致贵族在打仗的时候能够动员起来的资源相对有限，也就进一步的限制了贵族战争的规模，更何况贵族战争里面所能动员的资源，主要都是来自贵族自己的领地，而在欧洲有大约1/3的土地是归属于罗马天主教会的，教会土地上的资源，很少会被动员到战争里面去，这就进一步的限制了贵族战争的规模。
刚才说的这几层意思都限制了战争的规模，但是法国大革命从这几点上都重新定义了战争。
先说战争的目标设定，我在前面两讲刚刚说过，大革命带来的是一种观念冲突，这就使得战争不再是以追求物质利益为目标的有限冲突，而是变成了以彻底颠覆掉对方为目标的无限冲突，这就在本质上突破了传统的限制。大革命又讲了人民主权的新故事，国家内部不再有什么贵族和平民的区别，所有国民都是一样的。那么在原则上来说，能够被动员起来，参战的人就不再仅仅是贵族，而是全体国民都可以被动员起来，这两条的变化都使得革命法国所能发动的战争规模不再是传统的贵族战争所能比拟的，这种新的战争形态就是全民战争。
再说全民战争的资源动员能力，革命法国的目标是要把传统彻底给颠覆掉，所以过去那些传统所带来的约束就不存在了，资源汲取能力就变得很强，而且革命政府还有一些更直接的大招，比如反对革命的流亡贵族，土地直接就没收掉了，教会的土地也给没收掉了，政府的手里面掌握了大笔的土地资源，用这个做基础就可以给战争提供强大的财政支持，能够养得起被动员起来的庞大军队。
说到这儿你就明白了，革命法国已经开启了全民战争的新打法，而法国以外那些仍然是君主主权的欧洲国家，还是保持着贵族战争的打法，结果就是法国能够动员起来的人力和物力资源，差不多相当于其他欧洲国家的总和。而革命法国所形成的新的战争目标和战略路径，也不是传统的欧洲国家所能比拟的，这就带来了各种层面上的降维打击。
本来法国就有了巨大优势了，再加上有了拿破仑这位军事天才的指挥，革命，法国就可以横扫欧洲，震动大半个世界了，而有了革命法国的战争冲击以及观念刺激，其他的欧洲国家在这之后的几十年里面陆陆续续也都完成了从贵族战争向全民战争的模式转型。
到了这会儿法国的先发优势就没有了，同时它的人口又不够多，又没能占据住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先机，于是就被统一之后的德国给死死地压住，一直没有翻过身来，不过这都是后话了。
大革命之后的法国几乎是横扫欧洲，当然了其他的国家也都在想法的反击，法国这里面最典型的就是西班牙，拿破仑所向披靡，他发现了西班牙不服，就迅速的攻入西班牙，占领了他。但正是在西班牙激发出另外一种形态的全民战争，就是游击战，法国的大军被死死地拖在了西班牙，动弹不得，以至于拿破仑曾经悲叹说，西班牙就像是我的一块溃疡，什么是溃疡？它不会直接致命，但是它会让你一直都不得安生，甚至间接地影响到你的核心目标。
最后拿破仑的失败就跟西班牙有很大的关系，据估计拿破仑军队的差不多一半都常驻在西班牙，而常驻军里面的一半大约是25万人是用来对付游击战的，而西班牙游击队的规模根据最大的估计也就是5万人左右。为什么这么小规模的游击队却能困住拿破仑如此庞大的军队？咱们看一下，拿破仑他占领了西班牙之后，按照传统的战争逻辑，他认为这就结束了，接下来就可以对西班牙进行统治了。
问题是西班牙的民众拒绝接受法国人的统治，决意要反抗，这里就不得不多说一句了。在大革命之前不到100年，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孙子就基于继承法当上了西班牙国王，他的家族一直统治下来，当时的西班牙人民也没什么不愿意的，为什么拿破仑打过来，西班牙就不愿意接受法国人统治了？其实这就是因为法国大革命重新定义了政治正当性，在君主主权之下，谁统治国家，这跟老百姓关系不大，但是到了人民主权之下，谁统治国家，这区别就大极了。你看法国大革命带来的新的战争模式，让法国有能力占领西班牙，但是法国大革命带来的新的观念模式，又让法国没法统治西班牙，这真是一种悖论话。
再说回来，西班牙人又是怎么反抗的呢？就是游击队，游击队不是正规军，因此他没法在正面战场上和拿破仑硬刚，但正因为游击队不是正规军，拿破仑就没法准确的找到自己的敌人究竟在哪，在法国人打不着的时候，游击队员拿起枪就是兵，随时可以打击法国军队，而一旦法国人压制的太紧，游击队员放下枪，就是老百姓跟其他老百姓没什么区别，法国军队就找不到自己的敌人在哪儿，这就麻烦了。
对法国军队来说，敌人无所不在，因为每个老百姓都随时可能变成游击队员，但是敌人的军队又哪里都不在，因为每个游击队员也随时都会变成老百姓与法国军队相对抗的，就不再是哪一支具体的军队，而是整个西班牙民族，除非你把西班牙的老百姓全都消灭掉，否则这场战争就是不可能胜利的，而把老百姓全都消灭掉，这又是不可能的。
不仅仅是因为你在伦理上做不到，在战争的逻辑上也做不到，因为战争的目标就是进行政治统治，可是如果被征服的人都被杀光了，没人了，你还统治谁去？战争就丧失意义了，结果拿破仑的军队就被困住了，他永远无法战胜自己的敌人，又没法撤走，因为一旦他撤走了，威信丧失，法国的对外统治就可能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倒下来，根本停不住。
因此西班牙游击战就重新定义了战争。对于游击队来说，战争的目标不再是自己的军队取得胜利，而是要敌人逮不着我，只要敌人逮不着我，我就能耗死他。敌人是否也能用游击战的办法来对付游击队，对不起，做不到。因为游击战实际上就是被占领一方，他的人民的自发反抗，游击队是以本土的老百姓作为自己的土壤的占领军，他不是在自己人民的土地上，而是在敌人的土地上，所以他没法游击起来。
那么占领军就只能有两个办法，比较好的办法是通过良善的统治来争取被占领土地上的民心，让老百姓多一半都认同自己，那么游击队就没有土壤了，如果做不到这个好的办法，占领军就只能是正规军来作战，但是面对游击战又不可能获胜，只能是收获一块溃疡，在不断的流血当中消耗自己的力量，最终放弃撤军走人，这样一种逻辑一直贯穿到当代，你想想为什么在越南战争当中，看似弱小的越南，居然会把强大的美军拖得无可奈何，黯然撤军。
在苏联入侵阿富汗的战争里面，为什么强大的苏联会被拖垮，乃至于诱发了苏联最终的解体呢？对于美苏这些大国来说，只要不能消灭游击队就是失败。而对于越南阿富汗这些被占领国家来说，只要游击队能不被逮着，这就是胜利。
所以法国大革命开启了现代国际秩序里面一系列基本的政治和战争的逻辑，以至于不理解法国大革命，就很难完整地理解现代世界秩序。再说回革命，法国虽然他开启了一整套的降维打击的新玩法，最后毕竟还是失败了。那么18 15年的维也纳和会，欧洲终于在把法国给按倒之后，重新来安排战后秩序的会议，在和会上有各种博弈，堪称是外交史上教科书一般的案例，尤其是战败，法国居然靠着他的外交部长三寸不烂之舌，重新成为欧洲列强之一。而维也纳和会所形成的秩序竟然在欧洲维持了数10年的和平，堪称是奇迹。我们下一讲就用维也纳和会这个案例来看一下真正的高手是怎么做外交的。下一讲见。

划重点14 法国的对外战争,在西班牙激发出另一种形态的全民战争,就是游击战。西班牙游击战重新定义了战争。对于游击队来说,战争的目标不再是自己的军队取得胜利,而是要敌人逮不着我。只要敌人逮不着我,就花无死他。最后拿破仑的失败,就和西班牙有着很大的关系。而游击战这种战争逻辑也一直贯穿到当代。

15= 维也纳和会：国际博弈的顶级高手怎么玩政治？
你好，欢迎收听《国际政治学40讲》，我是施展。前面三讲我们讲了法国大革命，以及由它所带来的对于世界秩序一系列的影响。那么这一讲咱们再来看一下法国大革命所带来的动荡最后是如何收场的？法国在革命当中把世界给闹了个底朝天，最后被整个欧洲联合起来给摁住了，被迫作为一个战败国，到安排战后秩序的维也纳和会上面去等待自己的命运。按说到了这会儿，法国就只能等着任人宰割了，但是当时的法国外交部长塔列郎却凭借着令人眼花缭乱的外交技巧，居然让法国在和会上重新回到欧洲列强之列。塔列郎凭什么能做到这一点？这是个非常经典的外交案例。
要说明白塔猎狼的厉害之处。
咱们首先还是得看一下塔猎狼所面对的历史处境，18 14年拿破仑被第六次反法联盟打败之后，联盟的各国就在维也纳开会，商量战后秩序该怎么办，结果拿破仑又悄悄回到巴黎，欧洲就被迫第七次联合起来，又一次把拿破仑打倒，然后在维也纳继续开会，拿破仑在第一次被赶下台的时候，革命所推翻的波磅王朝就复辟了。当年在大革命里面被砍头的国王路易十六的弟弟回来当国王了，被称作路易十八路。易十八就是在反法联盟的支持之下登上王位的，等拿破仑再次回到巴黎复辟的时候，路易十八仓皇跑路，然后又一次靠反法联盟的支持恢复了王位，整个过程当中的路易十八显得又窝囊又没用，他的人在维也纳能得到些什么待遇就可想而知了。
现在设想一下，假如你就是路易十八的外交大臣塔列郎，要在维也纳和会上为法国争取最大利益，你该怎么做呢？很有可能你想要最大利益这个事儿，这都有点想多了，法国能活下来就算不易，很可能连这个国家都保不住。这不仅仅是因为路易十八是靠外国的扶持当上国王的，还因为在维也纳和会召开的时候，反法联盟的军队还驻扎在法国的国土上，法国的命运根本自己没法说了算，而维也纳和会上的主角就是反法联盟里面的各个主力国家了。
咱们挨个来看看，一个是跟法国有深仇大恨的普鲁士，也就是后来统一了德国的邦国，在拿破仑的时期，法国曾经把普鲁士几乎给灭国，普鲁士被迫接受了极为屈辱的条件才算活下来。现在法国战败了，普鲁士肯定想要狠狠的羞辱他，压榨他。
还有一个是奥地利帝国，在今天奥地利是个小国了，但在当年它可是欧洲的顶级强国，在维也纳和会之前的几年，它的名字还叫做神圣罗马帝国，认为自己是罗马帝国的继承人，这是欧洲人1000多年来一直认可的正数，也是奥地利人极为自豪的，甚至到了19世纪后期，奥匈帝国的官方行政语言还是拉丁语，因为这是属于古罗马人的语言，可以想见他们对于罗马这个身份有多看重，但是罗马的身份生生就被拿破仑时期的法国给废掉了，不许他再自称罗马了，这仇肯定小不了。
还有一个是沙皇俄国，三年之前拿破仑刚刚带领法国打过去，一把火把莫斯科都给烧了，虽然拿破仑最后就败在了攻打俄国的战役上，但是莫斯科被烧掉，这种耻辱战斗民族岂会善罢甘休。
还有一个是英国，拿破仑在征服了几乎整个欧洲大陆之后，发现就剩下英国怎么都是不服，于是就搞了一个大陆封锁政策，要把整个欧洲大陆的市场向英国彻底封闭，试图用这个办法来困死英国，英国也一度遭受了重创，这也是个大筹码，就这么一群如狼似虎的敌人跟法国都有大仇，现在终于把法国彻底给打垮了，而且自己的军队正在法国的领土上耀武扬威，好多人都摩拳擦掌准备把法国给撕个粉碎，但是到最后塔列郎不仅让法国成功的活了下来，保住了法国在大革命之前的所有领土，而且还在和会上让那几个国家公认了法国重新成为欧洲五大强国之一。
塔内郎是怎么做到的呢？这关键就在于他对于国际政治当中道和术的深刻理解与精准把握。
咱们先来看看踏六郎的道，也就是他对于国际政治深层原则的理解。塔六郎深深地知道，各国在拿破仑战争之后都筋疲力尽，都在想着怎样能保住和平。基于这个理解，他就深刻地把握住了两个原则。第一，欧洲各国的势力均衡，这是能够大致保持和平的基础。第二，光是物质层面的势力均衡还不够，还得考虑人们对于正当秩序的想象。如果各方在这种想象上针锋相对，也就是说在国际道德观上不均衡，就总会有人对现状不满，力图要改变，那么和平也就不大容易成为可能了。塔列朗把握住了道，那么外交的目标相对就容易锁定了，那就是要让法国成为欧洲打造势力均衡的时候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
还有法国要主动倡导一种能够获得最多人支持的正当秩序观念，只要抓住了这两点，就能把对手给带到自己的节奏里，道给出了目标，那么接下来就该轮到用具体的数来实现目标了。塔列郎看到各国之间除了都跟法国有仇之外，实际上他们彼此之间共识很小，矛盾重重，这就有各种见缝插针挑拨离间的机会了。
所以那就先来挑拨英国，英国最重视的一点就是欧洲大陆的势力均衡，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让欧陆各国彼此牵制，英国才可以放手在海外搞事情。既然英国有这诉求，这就好办了，只要让英国明白，如果过分的削弱法国，有可能会让俄国过分强大，破坏欧洲大陆的势力均衡，这样就能把英国拉到自己一边。
再来看看奥地利，奥地利帝国密切关注着一些领土和俄国普鲁士分别都有冲突，单凭奥地利自己是难以跟俄国和普鲁士相对抗的，他需要法国的支持，那么这些关系也就相对容易挑拨，所以法国就获得了英国和奥地利这两个国家的支持，重新成为欧陆势力均衡当中的重要砝码。就算俄国和普鲁士不愿意，但是整个格局的态势已经变了，但这还远远不够。塔列郎在国际秩序的精神层面上又提出一个重要原则，就是正统性原则，什么叫正统性原则跟正统性原则相对立的就是革命原则，革命原则就是要把传统的秩序给掀个底朝天。
在法国大革命以来，革命原则上欧洲各国都心惊胆战，好不容易把拿破仑给按住了，各国都在想怎样才能防止革命再次的爆发。
所以塔列郎就顺势提出了正统性原则，就是说要尊重正统君主家族的统治，这个原则是当时的欧洲各国能够达成共识的最大公约数，因为正统君主家族都是传统留下来的，人们对于传统是比较容易达成共识的，而其他任何颠覆传统的主张，除了反传统之外，人们难以达成新的共识，国际道德观上就丧失掉了均衡，那就一定会带来再一次的动荡。
所以塔列郎正统性原则一提出来，就获得了奥地利帝国的最大支持。因为奥地利帝国内部所统治的族群极为多样，帝国政府的能力也相对比较弱，除了回归延续了近1000年的传统之外，其他的主张都没法让这么多族群达成共识，效忠帝国。而沙俄和英国也愿意支持基于传统的正统性原则，不愿意让欧洲秩序再被革命力量所动摇。
这样一来，极力想要最大程度打击法国的普鲁士就被孤立起来了，最后也就只能无奈，同意了正统性原则紧跟着，既然大家都同意正统性原则，那就要看看法国的正统君主到底是谁，就是复辟回来的路易十八他的统治正当性是有他们家族几百年来统治的基础的，所以各国都应该尊重路易十八的统治，这就等于是在尊重各国自己内部的传统，而尊重法国的正统性，就不能把法国在大革命之前的领土给剥夺走，否则就会让路易十八在国内难以交代他的统治正当性就会受到伤害。
这反过来对于各国的利益也是伤害。因为如果各国赤裸裸的蔑视正统性，会让他们在各自的国内也遭遇到革命力量的挑战。所以各国听了这么一通论述之后，也都只能接受塔列郎的这种主张了。塔列郎就是这样，凭借对于道和术的深刻理解和娴熟把握，用一套令人眼花缭乱的外交操作，让法国完全保住了自己在大革命之前的几乎所有疆域和人口，并且重新成为欧洲5强之一。当然了，我们还是要说光是塔列郎自己一个人有这些想法，也未必能玩得出这么多花来。毕竟法国是战败国，即便有塔利郎这样的外交高手，能发挥的作用也很有限。幸好当时还有另外一位顶级外交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就是奥地利帝国的首相梅特涅，梅特涅后来被称为欧洲的教练员，因为维也纳和会所建立的国际体系是在他的实际主导下完成的。
实际上梅特涅也一直在用一种类似于塔烈狼的方式来思考欧洲的格局问题，虽然他是从奥地利的角度，而不是法国的角度来思考问题，但是两大高手所理解到的道是一样的，真正的高手就是能够这样惺惺相惜，殊途同归，所以两个人虽然立场不同，却会有着某种合作关系，因为他们对于国际大局有着共同的理解与把握，知道在这种大格局之下，其他国家不得不配合你，看只要能把握住道，哪怕你是下明棋，对手也不得不跟最后你也能达到自己的意图，而树这个事情只要懂得基本的人性，依照一些博弈论的原则相对容易理解，更难的是对于道的把握，它看上去似乎没有术那么直接实用，但是看了塔里郎这个案例，你就知道其实道大有用途。
我们还要看到国际秩序是各个国家共同组成的一个体系，它约束着所有国家的选择空间。对于这个体系内在逻辑的分析和把握，就是道它决定了具体的术的运作空间，高超的外交底层根基是要有办法来揭示出这种道，并促成其他国家也都理解到这种道，然后再用一系列的术让道的具体运动过程，朝向有利于本国的方向演化。实际上不仅仅是在国际政治当中是这样，这样一种分析方法在现实当中同样是适用的。比如公司之间的竞争，公司内部的竞争，你作为其中的博弈，一方都同样需要有这种对于道和术的把握能力。随着大革命时代工业革命和政治革命的推进，欧洲各国的博弈逐渐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海洋秩序和陆地秩序的对抗博弈也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许多更深刻的意涵就在这个过程当中逐渐浮现出来了。这段历史背后的逻辑对于我们理解今天的世界秩序极为重要。下一讲我们就来说一下这个话题，下一讲见。

划重点15 国际秩序是各个国家共同构成的一个体系,它约束着所有国家家的选择空间对于这个体系内在逻辑的分析与把握,就是”道”。高超的外外交,底层根基是要有办法揭示出这种”道”,并促成其他国家也都理解这种”道”,然后再用一系列的”术”,让这个”道”的具体运动过程朝向有利于本国的方向演化。

16= 海陆对抗：德国挑战英国为何很难成功？
你好，欢迎收听《国际政治学40讲》，我是施展。通过前面这几讲，你看到了工业革命和政治革命，这两场革命给欧洲各国所带来的巨大影响，在大革命时代又催生出了现代世界的一系列重要理念和秩序逻辑。那么这一讲我们就会用这门课的一个重要观察视角，也就是海权和陆权的博弈。来看看在大革命时代，欧洲的大局势究竟发生了怎样的改变。到了大革命时代的后期，英国彻底确立了海洋霸主的地位，而德国也开始崛起，成为新的陆地霸主。英德这两个国家开始争霸，海洋与陆地秩序的对抗就进入到一个新的高度，而海洋霸主和陆地霸主两种不同的生存逻辑到了这会儿也就更加清晰地浮现出来了。
我们先来看一下海洋霸主英国在大革命时代的状况，英国的整个19世纪都是世界秩序毫无争议的主导者，不过除了印度这个特例之外，英国在海外的殖民地并不特别多，有一篇很有名的研究大英帝国史的论文，题目叫自由贸易的帝国主义。这篇文章里面就提出大英帝国，包括正式帝国和非正式帝国两个部分，正式帝国就是英国直接统治的地方，比如印度，但更大规模的是非正式帝国，就是既加入到英国主导的世界贸易体系，又不被英国直接统治的地方。
你可能在历史地图上经常会看到地球上到处都是英国殖民地，但要知道那是19世纪末期的状态，而在此之前，英国并没有占领太多的殖民地，这是因为对于英国来说，大航海时代开始的远洋贸易再加上工业革命，就使得世界上各个地方都被卷入到全球贸易网络当中，没有哪个地方可以脱离这个系统。对英国来说，只要能够把一个地方拉入贸易体系，就可以通过自己的主导权而获得很多利益，犯不着花钱去直接统治它了。而且英国对国际秩序的主导，根本上来说是通过对于规则的主导来实现的，覆盖全球的政治规则体系和贸易规则体系，他们相互支撑，而大英帝国在世界上的治理对象并不是具体的领土，而是普遍的规则体系。
举个例子，英国在当时通过国际金本位制度来主导全球资本和货币市场，各个国家的货币都以英镑作为基准，就好像今天的各国货币都以美元作为基准一样掌控货币标准，这就是掌控着市场经济最底层的标准，是最根本的降维打击能力。而且当年的英镑它是可以自由兑换英格兰银行所存储的大量黄金的兑换的价格也是通过自由的市场来形成的，拿着英镑就相当于拿着黄金，这就是金本位。
还有英国当时的国际战略，是要着力打造一个各国之间的势力均衡体系。英国要努力维持其他列强彼此之间的制衡关系，让自己可以作为第三方的仲裁人存在。那么英国本国的经济以及内政就可以有比较从容的外交环境。加入到英国这套规则体系的国家就都会进入到全球市场当中，让自己的经济获得更好的发展条件。如果不愿意加入这套规则体系，那就没法搭上发展的快车。英国主导的这样一种秩序在原则上不会排斥其他国家的参与，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是一种开放秩序，对规则制定权的掌握，也不以对于土地的占领为前提。所以英国在18世纪乃至19世纪末期以前，经常是把一个地方打下来，确保当地愿意加入世界贸易体系之后就又会退出来。
实际上即便是印度，其中仍然有大量的地方是英国通过当地的土邦王公进行间接统治，可以说几乎整个非西方世界都处在大英帝国的帝国范围当中，但英国的统治成本却非常之低，这也是英国能够成功的主导全球秩序的基础。如果英国主导全球的成本很高的话，也就维系不下去了。
再看德国这边，到了19世纪后期，完成统一的德国又率先实现了第二次工业革命，迅速崛起，但是德国只是在工业能力上比英国强大，却根本没有英国那种掌控全球贸易秩序的能力，但是德国发达的工业经济又高度的依赖于全球贸易体系，就肯定会受制于英国对贸易体系的主导权。所以德国人非常郁闷，19世纪后期的德国，他要用比英国快三倍的速度来发展自己的工业，但是也就能获得跟英国差不多的经济增加值，这让德国就越发的看着英国人不顺眼，觉得这就是一群势利小人，怎么办呢？还是得有自己的地盘，所以德国就开始在海外抢殖民地了，希望获得自己专属的经济区，就可以玩出在英国秩序以外的花样了。
如果你对我们前面聊的海洋秩序和陆地秩序的差异还有印象的话，那么你应该能够发现德国这种思路所追求的并不是英国那种开放性的规则体系，而是排他性的封闭地盘，也就是一种封闭性的秩序。
如果我们再仔细看一下，就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每一个新的陆地霸主在此之前都是个落后国家，他们又是如何成为新的陆地霸主的原因之一，恰恰就在于他们打造了一个封闭秩序，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封闭秩序虽然不利于你经营全球的经贸网络，却有利于你对于特定的人群进行动员，一旦还能结合上技术上的跃迁，就有机会成为新的陆地霸主，而成为霸主之后，封闭秩序本身所带来巨大的惯性，就会让它和海洋霸主之间发生对抗关系。
比如我们在前面讲到的德国文化民族主义的政治理念所追求的就是个典型的封闭秩序，因为他要刻意的强化本民族和其他人群的区别，甚至把自己描绘成好的，把别人描绘成坏的，以便对本民族形成动员，这出来的肯定是个封闭秩序。德国用民族主义作为动员机制成为新的霸主，但这也很快让他和英美发生了强烈的对抗，接连失败了两次，也就是一战和二战。一直到了二战之后，德国才放弃了民族主义，放弃了封闭秩序，加入了开放秩序，才让自己崛起的成果真正能被收获。
陆地霸主经常会尝试打造一个封闭秩序，而海洋霸主一定是打造开放秩序，虽然陆地霸主对于海洋霸主的历次挑战都失败了，但这并不等于说陆地秩序就是无效的，陆地霸主就是落后的，这种陆地秩序对于海洋秩序的挑战过程本身也是很重要的。因为一方面陆地霸主对于海洋霸主的反抗，会让海洋霸主本身也不断的自我调整改进。
另一方面陆地霸主都是大国，他们在反复失败，最终加入到开放的海洋秩序之后，由于它们的体量规模，也就让海洋秩序不会再是过去的老样子了，海洋秩序也会发生新的演化，不再是由海洋霸主自己一家独大的来主导了，只有这样开放的海洋秩序才能逐渐的发展成为属于全人类的秩序，而不仅仅是海洋霸主自家的天下。
我们稍微总结一下海洋秩序与陆地秩序之间的对抗史，这种对抗表现为海洋秩序的不断扩展，但陆地秩序不断的反抗，又使得海洋秩序不断地朝着更加开放包容的方向来演化。这就是我们看到的国际体系演化史当中不变的线索。
当然了，我们这里所说的是一种理想状态，它可以帮助我们更清晰的把握住一些逻辑关系，在现实当中并不是这种非黑即白的状态，而是有个灰度递进的状态。刚才我们说到德国开始抢夺海外殖民地，而德国一旦启动了，其他列强也都不敢落后，于是19世纪末就掀起了列强瓜分世界的狂潮。而到了这会儿，英国也被迫开始主动占领殖民地，免得其他列强占领了殖民地之后，向英国关闭市场，英国的贸易体系就会受到重要影响了。
结果英国正式帝国的规模越来越大，但是它的非正式帝国的规模就越来越小，这就是为什么在进入20世纪之后，大英帝国统治世界越来越吃力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他统治世界的成本变得越来越高了，而德国发现自己抢了很多殖民地，却仍然没法扭转他面对英国的那种憋闷状态，于是就决定放大招，要大力发展自己的海军力量，力图在海洋上真正挑战英国的霸主地位，而由于德国强大的工业实力，这个挑战对于英国是很严峻的，但同时这个挑战对于德国的陆地邻国法国和俄国更加严峻，他们凭借自己完全没力量对抗德国这个新的陆地霸主了，就只好拉拢英国来结盟对抗德国，而英国这个时候也没有底气独自对抗德国了。毕竟工业时代的战争基础是工业能力，法国和俄国不足以均衡住德国的力量，那么英国就必须跟他们结盟，才能继续维持住国际上的势力均衡。所以到这个时候英国就没法再置身事外，做第三方仲裁人了，这就进一步的加大了英国主导国际秩序的成本。列强之间的结盟就彻底的打破了此前的国际秩序运作逻辑，国际秩序由此就告别了大革命时代，迭代演化进入第三个版本。大战争时代将从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继续催生出一系列全新的逻辑，我们下一讲就会进入到新的板块，下一讲再见。

划重点16 海洋秩序与陆地秩序之间的对抗史,就表现为海洋秩序的不断扩展,但陆地秩序不断反抗,使得海洋秩序不断地朝着更加开放包容的方向演化。方面,陆地霸主对海洋霸主的反抗,会让海洋霸主本身也不断自我调整改进;另一方面,陆地霸主都是大国,它们在反复失败,最终加入开放的海洋秩序之后,由于它们的体量规模,就让海洋秩序也不会是过去的老样子了,海洋秩序也会发生新的演化。

17= 大战争时代：惨烈的世界大战是如何发生的？
你好，欢迎收听《国际政治学40讲》，我是施展。从这一讲，咱们就开始进入到国际体系3.0版本大战争时代了。我先来说一下人类为何会走入大战争时代。在前面的大革命时代你看到了在政治上在经济上各种降维打击的手法，这些手法是由技术演化和观念演化所带来的。而为了对抗降维打击，那些处在不利地位的国家就得拼命发展技术，并且要建构和鼓吹新观念，从而才能形成反抗降维打击的能力，这就带来一个结果。技术和观念演化的速度超过了国际规则演化的速度，过去的规则没法用来规范新的现实。历史上人们所习惯的各种国际政治的博弈逻辑纷纷失败，人类最终就陷入到可怕的战争。
上面说的这是一个大的逻辑，要搞清楚人类为何会走入大战争时代，我们得来看看技术和观念到底发生了怎么样的演化，为什么就超过了规则演化的速度？我们先来解释一下技术的问题，技术进步它先是让战争动员变得非常危险，在近代历史上，各国进行外交博弈的时候，战争动员是一个很重要的谈判筹码，比如在谈判进行到很艰难的时候，或者其中某个大国判断用战争动员来威胁对方会更有利可图的时候，就会进行动员。他们之所以敢这么做，是因为直到19世纪中期，通讯手段还比较落后，交通手段也比较低下，一个大国要想进行战争动员，需要相当一段时间才能完成。那么这段时间外交官就可以在谈判桌上表达出明确的威慑，同时对方也有时间妥协，那么问题就有机会解决了。
在这种情况下，战争动员是从属于外交谈判的工具，但是到了19世纪后期，电报技术发展起来了，铁路也发展起来了，大国进行战争动员的效率极大的提升，过去需要几个月才能完成的事儿，现在几周就能完成了，而动员完成了之后，外交官很可能还没谈完，那问题就来了，战争到底打不打呢？
不打的话就得让军队再回去待命，可是这时候对方有可能把军队也动员起来了，我怎么还敢把军队派回去，但如果非得要打的话，又没有明确的战略目标，因为一开始把军队动员起来，也不是为了打仗，只是为了威慑一下这种两难的情况，对于外交技巧的要求就非常高，因为留下来斡旋的时间太短了，一旦操作不慎就不可收拾，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这么开始的。
所以到了这一步，技术的演化就让战争的动员有了独立的逻辑，不再仅仅是从属于外交谈判的手段了。
刚才说的电报和铁路都是现代工业的产物，而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展开，战争本身也开始大规模的工业化了，最明显的就是武器的屠杀效率高度工业化了。马克沁机枪就是最典型的代表。1884年刚刚被发明出来的马克沁机枪，首先是被列强应用在了殖民战争当中，经常是几十个欧洲军人携带着几挺马克沁机枪就可以击溃几千人甚至上万人的土著军队。在一战当中，马克沁机枪第一次被应用在欧洲1916年的索姆河战役，这场战役本来是英法联军打算击退在法国的德军，结果德军阵地上每百米一挺马克沁机枪，就像割庄稼一样，扫倒了勇敢的冲锋过来的英国军人，一天就打死了快6万人，这种杀戮的效率在历史上闻所未闻。
所以到一战末期，主要参战国的军队里都大规模的装备了马克沁机枪，战场上完全就是屠杀，可是这种屠杀式的战斗已经跟勇气无关了，战争的味道也变了，人们就难以在战争当中获得意义感，只剩下全无意义的杀戮。战争的味道这么一变，战争法最底层的法理根基就被抽走了，这也就带来了战争工业化的第二个表现。
因为武器屠杀的效率是基于武器生产的高度工业化，所以各国在进行战争的时候，比拼的首先就是工业能力，如果你的工业能力不行，你的军队规模再大，也只有挨打的份儿，这又进一步带来一个后果，既然工业能力是基础，而工业能力是没有清晰的民用和军用的界限的，很多工业设施会同时满足民用和军用的需求，那么战争打击也就没法再照顾到不伤害平民这种基本原则了。
因为一个国家为了遏制另一个国家的工业能力，就会打击它特定的工业设施，以及对它进行禁运，但是被击毁的工业设施，被禁运的物资，同样也是平民要用的。战争，因此一定会以各种的方式伤及到平民，传统国际法的逻辑也就遭遇到巨大的挑战，没法再规范这种新的事实，而模糊掉军人和平民的差异，在某种意义上无差别的打击所有人这被总结为一套军事理论，叫做总体战。
这是一战当中德军的副总参谋长鲁登道夫他所发展出来的理论。他提出现代战争是全民族的战争，卷入到战争的人员，由军队扩大到全体民众，所以他的原话是战争和政治都应该服从于民族的生存，而战争是民族生存意志的最高体现，因此政治应该为作战服务，你应该听过一个说法，叫做政治是战争的延续，也就是说战争应该为政治目标服务，但是在总体战争反过来了，变成了政治为战争服务，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反转呢？这又跟大革命时代后期的观念演化相关了。
我们前面提到的民族主义的狂热发展是一个核心要素，德国在这方面非常典型，德国在民族主义的精神动员之下完成了政治统一，崛起成为欧洲大陆的头号强国。而民族主义会尽可能的强调本国的特殊性，强调本国和其他国家不一样，比其他国家更优秀，这种想法你用它来进行政治动员是很有效率的，很容易把国民给忽悠起来，但是这有个很大的负面效应，你越用这种办法进行动员，就越会带来一种悲情意识，让国民感觉整个世界都亏欠了我，因为这符合人的一种基本心理。
如果你觉得自己获得了应得的东西，就不会天天总去强调自己有多优秀，只有你觉得自己受到了不公的待遇的时候，才总会去强调自己的优秀，而世界亏欠了我。所以德国的民族主义动员太过强化，就让当时德国的国民觉得世界亏欠了我们，于是就倒向了和世界很强的对抗性。
领导德国在1870年完成统一的是时任的首相俾斯麦，俾斯麦是一位极为伟大的政治家，他既有着高超的政治手腕和钢铁一般的意志，又有着极佳的政治分寸感，知道一件事情应该做到哪一步截止，不能往前多走，他要统一德国就得击败奥匈帝国和法国，因为这俩国家都不会愿意看到德国统一，但是在战争当中，俾斯麦始终能够把握住分寸，就是既要打得对手没法还手，又要给对手留出足够的面子和余地，免得他们把德国看作不共戴天的敌人，以致过于恶化德国的外交环境。
但是这种政治分寸感始终要面对民族主义的压力，这是德国的一个结构性的困境。如果不用民族主义来动员，德国就难以统一起来，可是用民族主义动员，大众的悲情感一旦被煽动起来，那种分寸感就很难守得住。俾斯麦可以靠着他自己巨大的威望，以及在内政外交上的各种纵横捭阖，勉强还能压住德国的民族主义激情，但是他的后继者根本就没有这个能力和威望，于是在后面就被民族主义裹挟着，一步一步走向战争了，而这个时候的其他国家比德国高明不到哪去，众多国家都在民族主义激情之下，渴望着对外战争，渴望着洗刷本国的屈辱，虽然这些屈辱很多都是在各种宣传当中被构造出来的，但是他们的政治影响是实实在在的，各种力量都在火上浇油，而新的技术又让外交斡旋变得更加困难，人类就难以避免地走向大战争了。
两次世界大战极为惨烈，毁掉了19世纪以来人们的理性主义乐观情绪。人们才开始意识到民族属于政治以及现代技术，他们虽然带来了很多好处，同时又释放出了多么大的魔鬼，那如何才能够更多的享受好处？又能驯化魔鬼技术本身只是中立性的存在，它会产生什么作用？首先在于人们会怎么使用它，而怎么用技术，很大程度上又取决于人们是如何理解世界的。所以人们在战后的努力主要就放在了对于新观念和新规则的寻找上。很多人都意识到封闭性的民族主义政治对于国际秩序的破坏力，也意识到现代工业经济对于开放性的经济空间的需求，所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就形成了若干种新的观念系统，试图超越民族主义，为人类寻找到某种具有普世主义取向的新方向。
其中最重要的两种观念系统，一个是一战时期美国总统威尔逊所提出来的威尔逊主义，核心就是民族自觉，要让弱小民族都独立建国，再结成国际联盟来保障普遍的和平。
而另一个是列宁主义，核心就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把各国的外战变成内战，推翻帝国主义政府，实现人类的大团结，从而实现普遍和平。这两种观念系统都超越了民族主义。虽然他们没能阻止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但是二战之后的秩序安排仍然是这两种观念系统在竞争，他们的影响力一直贯穿到今天。
所以在大战争时代这个板块，我们不会把精力放在对战争过程的讲解上，而是放在对于这些试图超越民族主义，从而终结战争的观念系统的分析上，他们引导着人们对于战后秩序的思考，对于我们理解今天的世界秩序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下一讲我就先来说说威尔逊主义，我们今天对于正当世界秩序的想象，相当程度上就是基于威尔逊主义的下一讲见。

划重点17 用民族主义来进行政治动员是很有效的,但是这有个很大的负面效应,就是你越用这种办法进行动员,就越会带来一种悲情意识,让国民感觉整个世界都亏欠了我。两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德国就是典型。除了德,这个时期众多国家都在民族主义激情下,渴望着对外战争,渴望着洗刷本国的屈辱。而战后,人们开始意识到民族主义带来的问题,开始寻找新观念和新规则。

18= 威尔逊主义：用民族自决来超越民族主义
你好，欢迎收听《国际政治学40讲》，我是施展。上一讲我讲了由于技术和观念的演化速度超过了规则的演化速度，人类是如何在20世纪初一步步走入了大战争时代，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人们开始反思，从而带来了人类在国际秩序观上的深刻变迁。
从一战前的现实主义转向了理想主义，当时出现的最主要的两种理想主义理念，一个是威尔逊主义，一个是列宁主义，这两种理念，同时也都是超越了民族主义的普世主义理念。那么为什么会经历这种变迁？这得从一战所带来的困境说起，在1914年的夏天，列强纷纷都抱着极大的热情投入到战争，在民族主义的各种狂热宣传当中，双方都坚信自己是正义的一方，也都相信战争会速战速决。德国人的运兵车上写着去巴黎吃早饭，而法国人的运兵车上写着圣诞节就回家，没有任何人想到过接下来的战争会打上4年多，前线的士兵在战壕的泥水里绝望的挣扎，被机关枪成片成片的扫射，被毒气搞得生不如死，被坦克碾压而过。战争的双方打到后来谁都说不清楚是为什么要打仗了，只是无奈的熬着，看谁先熬不下去。最终生力军美国人加入战场，让德国一方意识到不可能熬得下去了。所以虽然在这个时候，外国的军队根本还没有攻入到德国的本土，德国的军队正驻扎在外国的土地上，但德国也只能无奈的投降了，于是突然之间战争结束了，战争开始的，莫名其妙结束的同样莫名其妙。
德国这种战败国命运已经不在自己手里了，但是问题对英法这种战胜国来说才更加严峻。这个问题这场战争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如果说不清楚战争的意义，那么在前线死掉的几百万亡魂，在后方忍饥挨饿许久的国民，所有的牺牲全都无法获得安顿，对国家的认同有可能就此瓦解掉。
外战刚刚结束，有可能就会发生内战，更何况旁边还有一个刚刚出现的苏维埃政权，一直在鼓动各个国家内部的阶级革命，在德国还没有被打败的时候，有这个外部的敌人存在，英法等国的内部问题还不凸显，等到外部敌人没有了，内部的问题随时就可能爆发出来，因此就必须找到一种对于正义秩序的新的叙事逻辑，一种新的国际道德观，从而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找到正义的基础。一旦找到这种新的叙事逻辑，就意味着一战的目标会被重新定义，战后的秩序安排也会被这种新的叙事所引导，西方的精神世界才有机会获得重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威尔逊主义和列宁主义这两种理想主义的观念才获得展开的空间。
这一讲我就着重来说一下威尔逊主义，在讲威尔逊主义之前，我们还得先来看一下一战前的国际秩序是由什么样的观念所主导的。
没错，就是前面所提到的现实主义，现实主义的现实性在于他认为国际秩序是以国家的实力为前提的，脱离开实力对比，你来讨论理想状态应该是怎么样，那没有意义。但是现实主义对于实力的讨论并不是为了战争，而是为了和平。因为他认为和平的基础是大国之间的力量均衡，大国彼此之间的力量差不多的时候，就没法通过战争来达到政治目标，而只能通过大国之间的和平谈判来实现，也就是说和平只能依靠大国之间的力量均衡，而不能依靠他们的善良意愿来保障。为了确保大国之间的力量均衡，必要的时候就得牺牲弱小的国家和民族而牺牲弱者，这也谈不上什么正义或者不正义。如果你不肯牺牲弱者，有可能会把更多的人卷入到战争，那就更不理想了。
现实主义的这套国际秩序理念，看上去冷冰冰的，他却保障了从拿破仑战争结束，一直到一战之前大约100年的和平。这中间虽然有过一些战争，但规模都不大，基本上就是用来调整力量均衡的。但是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现实主义的逻辑说不通了，现实主义讲究的是实力的均衡，各国之间的战争与和平首先考虑的是现实的利益，但是这种观念却完全没能阻止一战的爆发，而且一战也和调整力量均衡没什么关系。如果还是按照现实主义的方案来安排战后秩序，那么一战根本就没有办法获得意义，这就轮到威尔逊主义获得话语空间了。
威尔逊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位拥有哲学博士头衔的美国总统，他在从政之前曾经当过普林斯顿大学的校长，依照威尔逊主义来看，一战的意义就在于终结掉那些奴役人民的大帝国，让人们获得普遍的自由，从而让一战成为一场终结一切战争的战争。威尔逊认为，之所以会爆发世界大战，根本原因就是大帝国以建立力量均衡为名，压迫弱小民族，引发内外的各种矛盾，从而导致战争。从表象上来看，威尔逊说的也没错，一战的导火索是奥匈帝国的王储在萨拉热窝遇刺，而王储之所以会死在那里，就是因为奥匈帝国要欺负弱小的南部斯拉夫民族，而奥匈帝国之所以要在那儿搞事儿，又是因为他跟俄国在巴尔干争夺去吞并弱小民族，要是没有这一系列事情就不会爆发一战。因此威尔逊得出结论，为了确保世界和平，就应该保障各民族的平等，允许弱小民族独立建国。归结为一句话就是民族自觉，各个民族要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进而他们也才会懂得尊重其他民族的命运，和平才能够有保障。
威尔逊鼓动各个民族都要建立自己的国家，初看上去这好像也是一种民族主义，但是威尔逊认为各个民族都独立建国，这还不算完。新成立的各个国家都是自己当家作主，不被大国欺负的，对于正义的国际秩序就会有大致相同的观念。他们要联合在一块成立一个国际联盟，由这个联盟来集体性的保障各国的安全，这才有永久和平的可能性。
你看从威尔逊的诉求来看，威尔逊主义是普世主义的，但他又并不是要消除掉民族主义，这是什么意思？所谓普世主义关键在于无论你和其他人的价值观念是否相同，你们都必须要共存在这个世界上，只要是共存，那就必须得打交道，打交道的时候总还是要遵循一些基本原则的，否则交道也持续不下去。从这些基本原则里面能提炼出一些更抽象更高位阶的价值理念出来，这才是普世主义真正的根基。但同时普世主义并不会排除掉你自己和别人不一样的那些价值观念，就这样，民族主义和普世主义就被安顿在不同的位阶上，找到了各自的位置。威尔逊的这套理论很有吸引力，一经提出就迅速占据了整个国际政治界的道德制高点，也成为了一战之后的凡尔赛和会的道德基础。英法两国就算很讨厌威尔逊主义的不切实际，也不得不在名义上接受他，否则在战后也找不到什么理由来安顿国内的情绪了。
为什么说威尔逊主义不切实际，这有很多原因，首先各个弱小民族都搞民族自觉，可是究竟怎样才算个民族？我在大革命时代的板块里面讲过，nation这个意义上的民族实际上是理论建构的结果，那么在谁有资格进行民族自决这个问题上，人们根本就没有共识。其次，就算你能说明白什么叫民族，但是没有哪个地方是单一民族居住的，那么当地某个民族的人口究竟多大比例才有资格提出自觉，比如70%就可以自觉，凭啥69%就不行？再以及比如奥匈帝国境内，某个州是捷克人超过70%了，可以自觉来建国，可是这个州内部的某个城市又是日耳曼人的比例超过70%，这个城市是否可以民族自决，如果说应该这个城市里某个小镇又是斯洛伐克人比例超过了70%，是否还可以自觉呢？你要是说不行，你的理由又是什么呢？民族自觉到底应该把它发展到多大的城市，应该截止所有这些问题都是不可能有共识的。所以结果所谓的民族自觉独立建国的过程又演变成了暴力冲突过程，而一旦冲突起来，冲突各方就又都开始用民族主义进行政治动员，这些在一战之后都成了现实，也恰恰和威尔逊主义的初衷南辕北辙。
另一方面要想实现威尔逊的理想，还需要在国际层面上，各国之间，尤其是大国之间有着比较深度的合作，但是这种深度合作需要足够的信任，在各国博弈的过程当中，这一点也很难实现。你如果了解博弈论，可能会说这也好解决，就让各国反复多次的博弈，双方就会为了长远利益，最终达成深度合作。
不过很遗憾，在国际政治上这个方法基本走不通，因为国际政治层面上的多次博弈，往往是以数10年为时间单位的，经常一两代人就这么过去了，参与博弈的早就不是同一拨人了，而人类从历史教训当中所学到的往往很有限，以前吃过的亏，到了后面的几代人可能还会再吃，所以靠多次博弈形成合作的方法，在国际政治上成本很高，效率很低，那就还剩下一个方法，设置一个第三方执行人，通常这就是一个超越于各国之上的霸主国，有了第三方执行人，各国违约的成本可能远远高于违约的收益，那么合作就会成为更加理性的选择了。
但是如果用这个方法又有新的困境，首先中立性如何确保呢？只有在这个第三方执行人的身份本身，对于霸主国来说蕴含着巨大的国家利益的时候，这种情况下霸主国才能保证中立性，否则就会损害他长期利益，那么什么情况下才会出现这样的霸主国？那就是霸主国不是通过具体的事物来获益，而是通过主导国际规则来实现国家利益。打个比方，霸主国是做平台的，而不是做具体产品的，他就不会特别的偏向哪个具体产品的生产商，否则就没人愿意来他这平台了。
我们说了这么多困难，这并不意味着威尔逊主义不可能实现，而只是说实现的条件很苛刻，最起码在一战之后的环境当中并不具备，这就让当时的威尔逊主义显得很虚伪，但如果你明明白白的拒绝威尔逊主义，仍然坚持过去那种现实主义的话，又很容易在国际上陷入道德困境。这一种两难格局就是一战后的世界秩序陷入到一系列困境的重要原因之一。而在这种情况下，另外一种理想主义秩序观就对很多人产生了吸引力，这就是列宁主义，这是咱们一的内容下一讲见。

划重点18 从威尔逊的诉求来看,威尔逊主义是普世主义的,但它又并不是要消除掉民族主义。普世主义,就是你和别人共存时所遵循的基本原则,从这些基本原则里提炼出一些更抽象、更高位阶的价值观念出来,这才是普世主义真正的根基。但同时,普世主义并不会排除掉你自己和别人不一样的那些价值观念。就这样,民族主义和普世主义就被安顿在不同的位阶上,找到了各自的位置。

19= 列宁主义：用普遍革命来超越民族主义
你好，欢迎收听《国际政治学40讲》，我是施展。上一讲我谈到了一战之后国际秩序上所面临的一系列困境，以及试图突破困境的威尔逊主义。那么这一讲我再来说一下与威尔逊主义针锋相对的另一种普世主义理念，就是列宁主义。不过我先要说明一点，我这里用列宁主义所指代的是苏联所倡导的一整套世界秩序观，既包括列宁的理论叙述，也包括斯大林的理论叙述，同时还会回溯到他们与马克思的理论之间的关系。
相信你也知道列宁主义是从马克思的理论当中发展出来的，马克思是生活在大革命时代的人，那么他的理论就是要回应工业革命所带来的问题的。工业革命以前的传统社会是一种稳定的熟人社会，人们对于未来的生活有着高度的确定感，但是工业革命把大量的人都从传统社会当中给甩出来了，这些人进入到城市，渐渐地成为工人阶级，但也就渐渐地脱离了那些基于熟人社会的传统的社会保障系统。跟过去相比这批工人他们的收入确实比在村子里的时候高多了，但是他们对于未来的种种不确定感也比以前大大增加了。这些人有着一系列的社会和政治的需求，但他们自己在当时也说不清究竟需求什么，更没有人知道该怎么解决这些需求，结果社会就出现各种动荡，而各国政府为了防止社会失去秩序，基本上都采用了镇压的方式，这就是马克思所面对的时代背景。
马克思说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今天的人可能会觉得这种定义太过冷酷了，但是如果切换到马克思所处的时代，这就非常能够理解了今天我们所能看到的国家的公共性、服务性，在当时还远远没有像今天这样发展起来，国家在当时所呈现出来的面目，很大程度上政府对于社会的残酷镇压，既然说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那么紧跟着的问题就是阶级又是如何定义的？马克思认为阶级是通过生产资料占有方式来定义的，跟种族、信仰、肤色等等都没有关系，它也不是以国家为单位的，所以马克思并不承认法国式的或者是德国式的民族主义，他认为那些都只不过是构造出来的话语，是用来掩饰阶级统治的本质的。所以马克思提出一句中国人都很熟悉的口号，就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主张所有无产者要联合起来推翻阶级统治。但是要注意了，马克思不是说此后要由无产阶级来统治资产阶级，而是说从此以后不再有任何阶级统治，否则就是换汤不换药，没有阶级统治，那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从此不再有国家了。所有人都进入到一种世界大同的秩序。由此你就能看到，马克思的思考是以全球以全人类为单位，而不是以任何国家或者民族为单位的，这天然就是一种超越了民族主义的普世主义。
也因此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革命是要在全世界各国同步的发生，至少是在所有发达国家同步发生，这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他是不能把自己给限制在特定的一个国家的，但是这样一种革命究竟该怎样启动？
不同的革命者就有不同的解释了，比如列宁就有自己的解释，他认为无产阶级革命有可能在帝国主义链条的最薄弱环节，也就是俄国率先展开，为什么会在俄国，而不是现代工业更发达，无产阶级力量更强大的英、法、德这些国家呢？列宁认为这些国家在发达起来之后，他们的工人阶级的领导者就很容易蜕变，被资产阶级所收买，没心思革命了。所以在那些有了一定的工业，但还不太发达，无产阶级还没有被收买的国家里，就更容易发生无产阶级革命。俄国就是最典型的这种国家，但是这里发生的既然是无产阶级革命，就肯定不会只发生在俄国。所以列宁认为俄国它只是全球无产阶级革命的导火索，由此引发其他发达国家的革命，从而实现全球普遍革命，革命才算真正完成。
在此之前，革命始终都还是进行时，简单对比一下，可以说马克思的理论给出了共产主义革命的终极目标，而列宁的理论给出了具体的革命策略，使得革命获得了一种路线图。
列宁的路线图当中还有一点，就是帝国主义国家随着它内外矛盾的各种激化，最终会发生大规模战争，而无产阶级要做的就是把帝国主义国家的外战转化为内战，趁着战争激化了国内矛盾，无产阶级顺势发动革命，各国的革命连锁起来，帝国主义国家纷纷瓦解，世界革命就实现了。这样一来，第一次世界大战也就获得了全新的意义。
依照这个路线图，后面的事情你也应该有所了解了，俄国在一战当中发生了革命，建立了布尔什维克党人所领导的政权。但是出乎布尔什维克意料的是，他们所期待的西方发达国家的普遍革命并没有被连锁性的激发起来，这是怎么回事呢？其实按照列宁的理论也早就有解释了，因为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人阶级上层都被资产阶级收买了，哪怕是俄国革命了，也没法激发他们的革命热情了。而收买工人阶级的财富又是从哪来的呢？当然是从广大亚非拉殖民地既然如此，要想实现全球连锁革命，就要在亚非拉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地区发动革命，一旦这些地方获得了独立自主的能力，西方国家没法从外面汲取财富来收买本国的工人，全世界的连锁革命就能实现了。所以为了推动发达国家的普遍革命，不得不先推动殖民地人民的革命。
所以在19 19年初在巴黎和会正在召开的同时，列宁领导创建了三第三国际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在广大落后国家和地区推动革命。
在推动落后地区革命的时候，布尔什维克又面临一个很现实的理论挑战，就是威尔逊所提出的民族自决这种主张，他跟布尔什维克革命几乎是同时出现的，布尔什维克就陷入到一种两难困境，对于威尔逊的主张到底认不认同？如果认同很现实的问题就是布尔什维克刚刚接手的俄国，这就是一个压迫着众多的弱小民族的大帝国，那么按照威尔逊主义就应该让这些弱小民族自觉自主的建国，也就是说布尔什维克革命刚刚成功就会带来国家的分裂，可是如果不接招，不承认民族自决，那共产国际又凭什么可以在落后地区推动民族主义革命呢？这就左右为难了，而列宁还没有来得及在理论上处理这个问题就去世了，继承他的斯大林解决了这个问题。
斯大林的民族理论首先界定民族主义，这是资产阶级上升时期出现的现象。接着他又提出资产阶级对于民族的定义是服从于阶级统治的工具，所以是虚假的。斯大林就重新定义了何为民族。他认为所谓民族必须同时具备4个要素，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土地、共同的经济以及共同的文化，4个要素缺1个都不算民族，新定义一出来，新的政治玩法也就出来了。在俄国革命时期，境内的犹太人一直主张要独立建国，但这时的犹太人是没有共同的土地的，所以斯大林说你们根本就不是个民族，没资格独立建国。
还有一个就是当时苏联要面对的中亚泛突厥主义，当时苏联境内的中亚突厥语系的人群主张自己是突厥民族，但是依照斯大林的民族理论，根本就没有什么突厥民族，因为中亚的人群没有共同的经济，斯大林定义民族的4个要素里面共同的经济，这一点很重要，并不是说你们这群人都在骑马放羊，这就是共同的经济了。依照斯大林的理论，民族主义是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现象，而只有大工业生产才是资本主义经济，这才有资产阶级，然后才有斯大林所定义的民族出现。而中亚都还在游牧经济状态，没有资产阶级那就没有民族，所以就没资格主张民族自觉独立建国。不过斯大林也给出了中亚人民一个解决方法，就是布尔什维克领导建立的是社会主义国家，是可以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可以帮助中亚人民进行土改，从游牧经济一步跨入到现代工业经济，那么中亚人民就有了共同的经济，可以成为民族了，但究竟中亚都有什么民族？这取决于土改的结果，所以涂改的过程也就是个创造民族或者说识别民族的过程。
最后识别的结果是中亚一共有5个民族，只要是民族那就可以独立建国。
除了中亚的5个民族之外，布尔什维克在原先的沙俄帝国境内，一共识别出15个主要民族，全都建国了，沙俄就分解成为15个独立的主权国家，你看布尔什维克让他识别出来的民族都实现了民族自觉，并且在他认为没有民族的地方，还要主动识别出民族帮他建国，这对威尔逊的回应就非常硬核了，但这还远远没完，新成立的这些国家是由谁来领导，当然是由无产阶级来领导了，而全世界无产者要联合起来，所以也就没有什么哈萨克共产党、乌克兰共产党、白俄罗斯共产党之类的，只有统一的原则上来说属于全人类的苏联共产党。这样一来，独立的15个国家，共享同一个政党被民族国家所分割开的沙俄这个盘子，又被苏联共产党这样一个领导力量给整合起来，成为一体。这15个国家因此就形成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不仅如此，依照斯大林的理论，未来任何国家发生共产主义革命，他们的领导力量都会超越民族主义意识，也都会加入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当中来。这个联盟是向全世界敞开的，拥有超级巨大的扩展性，最终实现了全球革命的所有人都会加入到这个联盟当中，人类就实现了大同斯大林的民族理论就这样环环相扣，最终演化为一个世界大同的方案。这个套路就已经不仅仅是在回应威尔逊了，简直是要秒杀掉威尔逊马克思的普遍革命理论，通过列宁获得了现实操作的路线图，又通过斯大林获得了扩展到全世界的制度逻辑，成为一战之后另一种具有巨大冲击力的普世主义方案。
至此激烈竞争了将近一个世纪的两大普世主义政治方案全都出现了，这构成了我们理解20世纪国际政治的一个基础。但是听过了前面这些讲你也知道了，随着现代国际秩序，从大航海时代大革命时代向下的逐渐展开，现代政治的逻辑在相当程度上是被经济逻辑所引导的，所以要想超越民族主义来重构世界秩序，光有政治方案是不够的，还需要一套经济方案相配合，这就是我们下一讲的主要内容。咱们下一讲再见。

划重点19 马克思的思考是以全球、全人类为单位,而不是以任何国家或者民族为单位的,这天然就是一种超越了民族主义的普世主义。马克思的普遍革命理论,通过列宁获得了现实操作的路线图,又通过斯大林获得了扩展到全世界的制度逻辑,成为一战之后另一种具有巨大冲击力的普也生主义方案。

20= 凯恩斯的方案：用全球经济组织来超越民族主义
你好，欢迎收听《国际政治学40讲》，我是施展。前面两讲我们聊了一战之后，彼此竞争的两种普世主义观念体系，分别是威尔逊主义和列宁主义。在这两种政治方案之外，当时还出现了一种超越民族主义的经济方案，而且这个经济方案在整整一个世纪之前，就已经勾画出了沿用到今天的全球经济治理规范，这个就是凯恩斯的方案，凯恩斯是我们今天非常熟悉的一位经济学家，而在1919年商讨一战的战后安排的巴黎和会上凯恩斯是代表英国财政部的谈判代表，他在和会上工作了几个月之后，就在6月5号他生日这一天，听到一个让他震惊不已的消息，和会上几大强国的巨头们都决定德国必须承担巨额的战争赔款。
听到这个消息，凯恩斯清晰的看到，这将在欧洲带来黯淡可怕的前景，就决定逃离这场噩梦。两天之后，凯恩斯就辞职回到了英国，不久之后战胜国和战败国，签订了凡尔赛和约，而凯恩斯就在三个月之后完成了一本重要的小册子，就是合约的经济后果在这本书里面凯恩斯预言了凡尔赛和约很可能会导致又一场世界大战。这个预言很不幸说中了，而为了避免这个可怕的前景，凯恩斯在小册子里面又提出了一整套的补救方案，可惜这些方案在当时没有人听，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行将结束的时候，凯恩斯在20多年前提出的这套方案才重新被人讨论，并且付诸实践，还构成了二战之后世界经济治理的核心机制。
听到这儿你可能首先会有一个问题，为什么在一战之后德国承担巨额的赔款就会带来可怕的后果？凡尔赛和约里面对于德国的苛刻条件，满足了战胜国民众的那些民族主义的情绪，尤其是法国人，他们在1870年的普法战争失败以后，一直对德国人有着强烈的复仇欲望，一定想要置对方于死地而后快。所以凯恩斯评价和会上面战胜国的领导人，他说战后赔款本来应该是他们在经济领域的主要议题，但是他们把赔款作为一个神学问题，政治议题和选举手段来解决，他们从各种角度来看待这一议题，但是恰恰漏掉了他们所掌握的各国经济未来这一角度。
赔款作为一个神学问题，意思就是说战胜国认定本国的民族利益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一切其他的考虑都要为此让步，很明显，这就是一战之前民族主义情绪的延续。
问题是凯恩斯提醒人们，各国的经济并不是这样以国家为单位分割开来运行的，相反，在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初，英国所主导下的世界秩序逐渐走入了深刻的全球化。到一战之前，整个欧洲再加上美国已经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共同经济区，各国在经济层面上极其深刻的相互依赖，整个欧洲已经以德国为中心，形成了复杂庞大的分工体系，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如果索要巨额赔款，彻底摧垮德国经济的话，那么欧洲乃至于西方世界的经济都将因此遭受重创，由此带来的损失将远远超过赔款所带来的收获。如果一切都要为幻想出来的神圣的民族利益让步的话，各国的经济就会掉入到可怕的深渊。
而更加可怕的是即便是德国有钱支付赔款，但是他赔款的能力越强，就意味着战胜国更加危险。为什么这么说？你想想德国支付赔款的能力从哪来呢？他对外支付自己的货币肯定没人要，因为在德国自身难保的情况下，他发行的货币跟纸就没有什么区别，它必须对外支付硬通货，而要获得足够的硬通货，就只有通过大规模的对外出口才能实现。问题是大规模出口挤占的是谁的市场，恰好就是战胜国的市场，这就意味着德国越有赔款支付能力，战胜国受到的市场冲击就越强。假以时日，等到德国赔款支付完毕之日，就是战胜国的灭顶之时，面对这种可怕的前景，战胜国就只能寄望于德国没有出口能力了，但这样做的话，战胜国就不可能获得赔款，于是乎对巨额赔款的要求就只剩下了对于德国的羞辱，没有任何实际意义，这种毫无意义的羞辱在国际政治上是极为危险的。
事实上战胜国还有一个选项，就是把德国给彻底肢解掉，让他根本不再称其为一个国家。法国确实也是这么想的，但是英国美国又不会同意，因为对英国来说不能让欧洲大陆出现一个压倒性的强国，无论他是谁，所以需要保留德国以便制衡法国。而对美国来说，威尔逊主义主张了民族自决，德国所统治的弱小民族地区，必须允许他们独立出去建国，但是德国本民族的地区如果被肢解掉，同样违背民族自决的原则，所以英美不会同意肢解掉德国，法国再怎么想复仇也是做不到的。德国既不能被肢解，索要巨额赔款，又会带来更可怕的后果。那么凡尔赛和约当中对于德国的各种条款，最终就只能是战胜国，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让西方世界遭遇到更可怕的战争了，这就是凯恩斯所看到的最可怕的前景，而短短20年之后，他的预言全都被验证了。如果凯恩斯仅仅是在书里面指出合约所蕴含的巨大风险，那也只能说他是善于吐槽，还不算伟大的思想家。凯恩斯伟大的地方就在于他进一步提出了一整套的解决方案，而这些方案直接构成了20世纪中期一直到现在的全球治理机制的底层方案，现在。
再来看一下凯恩斯的这套方案，凯恩斯先解释了为什么法国、意大利等国一定要想方设法的榨取德国，除了因为政治家受到了本国的民族主义激情的绑架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些国家为了在战争当中能够熬得下去，都借了大量的外债，而战争打的这些国家的经济也都残破不堪，所以就只好拼命的压榨德国，从这榨出钱来才能还债。而战债都是欠谁的？主要就是美国和英国。所以既然想让法国、意大利等国能够放弃对于德国巨额赔款的要求，英国和美国就必须得放弃让法国和意大利偿还战争借款的要求，否则这个事情在经济上就是无解的。
按说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但是凯恩斯说了对商业贷款来说确实如此，但战争贷款它是一种政治贷款，它和商业贷款的目的是不一样的，商业贷款的目的是为了资本的增值，而政治贷款的目的是实现特定的政治目标，如果你一定要求还债，会导致最初想要追求的政治目标全都落空，甚至走向反面的话，那么此时就不能要求还债，这才是更加公道的。但这还仅仅是第一步。
凯恩斯紧接着又提出一整套方案，他提议要在国际联盟的框架之下成立一系列的超国家的机制。首先要成立一个自由贸易联盟，联盟内的国家不能对其他联盟成员的产品征收保护性的关税。联盟下面还应该成立一个协调欧洲内部的煤炭和钢铁生产的委员会。此外还应该成立一个提供国际贷款的机制。欧洲的所有交战国无论是否曾经敌对，都应该同样的有机会从这里获得贷款，以便帮助残破的各国重建经济，跟这个国际贷款机制相适应的，还要有一个国际保证基金，以此来帮助各国整顿货币，进而稳定汇率，避免经济危机。凯恩斯建议英美要放弃追偿战争贷款，他希望能够因此而获得英国在这些国际组织当中的主导地位，从而仍然确保英国对于国际规则的主导权。
说到这儿你可能已经感觉到很多东西听上去很熟悉了，凯恩斯建议英美两国放弃追偿战争贷款，这不就跟二战之后推动欧洲复兴的马歇尔计划非常相似吗？协调欧洲内部的煤炭和钢铁生产的委员会，这一不就是二战之后推动了欧洲统一进程的第一步，欧洲煤钢共同体的原型吗？成立自由贸易联盟，提供国际贷款的机制，以及稳定汇率的国际保证基金，这不就是二战之后的关贸总协定，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三大国际经济组织的原型吗？凯恩斯所提出的这些方案都是要用一种普世主义的经济方案来克服掉民族主义政治的深远危险。
说到这儿你可能还会有个疑问在上个板块大革命时代，我们提到过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的理论，他所提倡的国民经济学理论就是一套民族主义的经济理论，而且德国和美国当时的经济崛起都跟李斯特的理论有关，那么为什么在大革命时代，民族主义的经济理论不会带来严重的问题，但是到了一战后就不大行得通了，这其实和技术的演化相关了，人类的技术在历史上一直向前缓慢的演化，但是进入到近代以后，技术演化的速度大大加快，而不同的技术应用起来最合适的经济单位的规模是不一样的。越是后来出现的技术所需要的经济单位的规模就越大。比如水利磨坊和手工作坊这种技术，最适合的经济单位就是中世纪的封建庄园或者贸易城邦。而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蒸汽机和纺织机这种技术最适合的经济单位是近代的民族国家，就是像英国或者法国那么大规模的国家，而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内燃机和重化工这种技术最适合的经济单位，则已经发展成为跨国家的大洲这个规模。
所以凯恩斯会注意到，在一战前的各国经济实际上已经高度的相互依赖，没法再以单个国家为单位来运转了，这也就带来了这个时代的经济状况跟政治观念之间的巨大矛盾。德国它正是因为民族主义的政治和经济观念，才推动它迅速的崛起，成为欧陆头号强国，并且率先发生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然而又正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技术，在要求一种超越民族主义的观念，以便打造出新的秩序。但是德国既有的观念系统有着巨大的惯性，裹挟着这个国家在民族主义的路上一路向前狂奔，而其他的国家比德国也强不了多少。这么一来技术的演化就远远超过了既有的观念和制度的容纳力，落差大到一定程度，就陷入到大规模战争了。
当然咱们刚刚所做的这些分析也都是属于事后诸葛亮，还原到一战前的现实历史处境当中，很少有人能够清晰的看到这一切，但是到了一战之后，已经有人开始能够看明白这些问题了。凯恩斯还更进一步给出一整套可操作的方案，但政治家却仍然对此选择性的无视，以至于人类没多久又陷入到一场更加可怕的大战当中，这个背后又有着什么样的逻辑？以至于走到这一步搞清楚这些对于我们理解国际政治来说极为重要，这就是下一讲的内容，下一讲再见。

划重点20 不同的技术,应用起来最合适的经济单位的规模是不一样的,越是后来出现的技术,所需要的经济单位的规模就越大。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内燃机和重化工技术,最适合的经济单位是跨国家的大洲这个规模。这就要求一种超越民族主义的观念,以便打造出新的秩序。但现实却是,既有的观念系统有着巨大惯性,各国在民族主义的路上一直向前狂奔。技术的的演化远远超过既有的观念与制度的容纳力,落差大到一定程度,就陷入力大规模战争了。

21= 凡尔赛体系：为何会有接连两次大战？
你好，欢迎收听《国际政治学40讲》，我是施展前面几讲我们讲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从政治到经济，各种超越民族主义的新观念乃至新方案，人们力图用这些来解决战争的问题，但是所有这些努力都没有奏效。一战之后的国际秩序被称作凡尔赛体系，这个体系维系了不到20年，又爆发了规模更大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为什么凡尔赛体系如此脆弱不堪？原因有很多，第一个原因就是凡尔赛体系本身就有问题，当时的各国他们对于正义的国际秩序观的理解有冲突，这样一来凡尔赛体系的正当性就会大有问题，会导致体系非常不稳定。凡尔赛体系在政治上的组织就是国际联盟，按说这个国际联盟应该是国际秩序的正当性所在，但是国际联盟却有着一系列的先天不足，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了国际联盟这个倡议，别的国家都加入了，但是威尔逊却没法说服美国国会让美国加入。
因为在国会看来，国际联盟会让美国被迫的卷入到欧洲那些老大帝国的阴谋诡计当中去，美国还不如继续保持孤立主义，所以美国就没有加入国际联盟，而传统的欧陆大国苏联，由于他在意识形态上跟西方世界尖锐对立，所以一直都被排斥在国际联盟的外面，直到1934年才加入，而1939年又被开除了，这样两个大国都不在国际联盟里面，那么国际联盟的代表性就很成问题，美国苏联都不在联盟里面，国际联盟就被英法这两个大国所主导了，但是这两个国家对于凡尔赛体系的正当性也都不太认可，因为他们也觉得凡尔赛和约对于德国有些欺人太甚，觉得自己在这件事情上比较理亏，正是因为这样，后来希特勒统治德国之后，不断的挑战凡尔赛体系，英法两国却始终都没有足够的底气去反对。
比如莱茵河流经德国境内注入到北海，但是凡尔赛和约规定了德国在莱茵河西侧的国土上不得驻军，这样就不会威胁到法国吗？你看一下文稿里面的地图，就知道这是怎样的地理位置关系了。但是希特勒上台后不久，就把军队派到莱茵河左岸，直抵法德边境，这就是赤裸裸在挑战凡尔赛体系。其实当时希特勒自己也很紧张，他叮嘱带队的军官说，只要法国人一开枪，马上就撤回来，因为当时的德国还完全没有能力对抗法国，但是法国人几乎是眼睁睁看着德国军队开到边境，没做什么反应，这里面很大成分是因为法国人自己觉得理亏，而希特勒这个冒险一成功，让自己在国内的政治威望急速攀升，为他后来一步步的攫取更多的权力提供了基础。

你看凡尔赛体系各国都不大认可，你就不能指望它有多稳定，因为没有多少人会真心实意的去维护它，哪怕是既得利益者也都对他三心二意，他之所以暂时还能够存在，只是因为反对者还没有聚集起足够多的力量而已，也正是因为凡尔赛体系在观念层面上的不稳固，导致了两次大战之间的德国，从一个追求普世主义的国家，逐渐变成一个追求狭隘民族主义的国家，最后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实际上德国军队在一战结束之际放下武器，这并不是他们被打败了，而是觉得继续熬下去没有意义了。
刚好威尔逊又提出来一种看上去颇为追求公道正义的国际秩序观，德国就觉得自己能够获得一种体面的和平，就同意投降了。什么叫做体面的和平呢？就是德国可以承担割地赔款的惩罚，但是不能超过必要的限度，也不能因此就把德国给定义成是发动战争的罪人。因为战争是一种常见的国际政治现象，在一战之前，人们长期都是把战争当作一种调整国际力量均衡的手段，没有谁认为战争本身可以被定罪，但是德国的期待落空了，而落空的原因恰恰就在威尔逊主义上。威尔逊主义他要建立一个全新的世界秩序，那就必须得设定过去的国际秩序观是邪恶的，而英法要让自己成为新秩序当中正义的一方，就必须得把邪恶的名头给安在德国身上，反正你也战败了，你要不承担这种罪责，我们自己这边的事儿就说不圆了，至于你那边对内该怎么交代我就不管了，战胜国这种自私的选择就带来了极为恶劣的后果，那就是德国民间有很多人都认为德国受到了欺骗，于是跟战胜国谈判，并且接受了凡尔赛和约的德国新政府，就被认为是在背叛德国，德国的军队更是这么看问题。
这个新政府所依赖的宪法是在德国的文化名城魏玛制定的，所以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德国经常又被人们称作魏玛德国，魏玛德国他被迫接受了屈辱的合约，想要忍辱负重，带领德国人民走出困境，越是这种时候，这个政权就越需要人们对它正当性有认可，但是屈辱的现实却让很多德国人拒绝接受这个政权，它的正当性天然就不足。
仅仅从宪法的角度来说，魏玛宪法是极为自由民主的，差不多可以说是当时世界上最符合现代文明标准的宪法了，但是政权的正当性并不仅仅来自于宪法，还来自于人们对于现实处境的感受。魏玛德国极力想要融入到新的国际秩序，可是有几个战胜国在战后还是多次的用各种自私的举动来羞辱压榨德国，这些就都让德国内部追求普世主义的力量逐渐失去了政治影响力，而追求民族复仇的力量，获得越来越大的影响力，战胜国这种自私的做法，本身就导致德国的局势非常危险了，而真正让德国的民族主义转向变得难以遏制的，是1929年开始的世界经济大危机，这场危机让全世界的工业生产下降了37%，德国在危机当中遭受的冲击尤其的猛烈，失业率达到44%，也就是说将近一半的人失业。魏玛德国的政策制定要通过各种复杂的民主程序，在平常的状态下，民主程序是非常有助于抑制住各种暴政的风险的，但是在这种非常状态下，民主程序决策的缓慢，就让他面对严重的危机束手无策，于是就给了希特勒这种人以机会。希特勒用极有蛊惑力的民族主义理念进行动员，走上了德国最高权力的宝座。
而德国的经济之所以在经济大危机里面会遭遇到如此严重的冲击，还跟当时的国际经济秩序相关。魏玛德国他知道自己的正当性被国民所质疑，所以从1920年代开始，就从国外大量的借债，以便保持国内的经济活力，缓解潜在的社会矛盾。我们在上一讲说过，当时的西方世界已经是以德国为中心，形成了一个庞大的跨国经济网络了，一旦德国的社会和政治出现动荡，有可能威胁到整个西方世界。德国的这些大笔的借款主要是来自美国，但当时的美国正在采取一种孤立主义的政策，只愿意跟欧洲国家发生经济联系，不愿意发生太多政治联系，但实际上美国经济政策的变动在德国，进而在整个西方世界都有可能会引起重大的连锁政治反应。可是当时几乎没人关注这个问题，都把经济问题仅仅是当作经济问题来处理，所以美国的经济危机一来，德国很快就遭遇到更加惨烈的经济重创，并且最终因为经济危机而引发了剧烈的政治变动，为二战埋下了基础。从这里又可以看到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后的世界、经济、政治、社会各种问题彼此都深刻地纠缠在一起，没有清晰的界限。此前的时代，也许你可以仅仅从政治和外交的角度来处理国际政治问题，但是在这之后再也不可能了。
再说回魏玛德国，虽然他面临着各种不利的内外困境，但是如果他的内政层面上存在着有效的应对机制，也并不是一定会走上纳粹化的道路的。而这样一种机制在魏玛宪法当中本来也是有的，德国有一位伟大的法学家，卡尔施密特就曾经讨论过这个问题，施密特这个人很有意思，施密特在纳粹德国的前期，曾经作为纳粹的高级法律顾问，二战之后虽然被判无罪，但被剥夺了公职。然而在纳粹上台之前，施密特曾经写过一系列极为深刻的公法学著作，讨论过如何才能保卫魏玛宪法免遭到纳粹党的破坏。施密特就看到了纳粹党的各种蛊惑性的宣传，他也意识到纳粹党的目标最终是要彻底颠覆掉魏玛宪法。所以他就提出应该启动魏玛宪法当中的第四十八条，这条的内容是说，联邦总统如果认为国家的公共秩序受到严重威胁的时候，可以临时终止一些公民权利，诸如言论、集会、结社等等公民自由都可以被临时终止住，也可以临时的征用人们的私有财产等等，有必要的话甚至可以动用兵力来达到目的。当时有人批评这个条款，认为这是对于人民的基本权利的侵犯和威胁。但施密特提出宪法是作为一个整体存在的，如果你固执地坚持宪法当中一些具体条款，对于具体权利的保障，却会危及到作为整体的宪法的话，那一定是对于宪法的错误理解。既然纳粹党的各种行径都是以颠覆掉魏玛宪法为目的，那么总统就应该启动第四十八条，限制纳粹党的行动。
在这里施密特所讨论的是政治当中的紧急状态和日常状态进行区分的问题，日常状态都是由法律所规范的，但是紧急状态是游离于常态之外的，用日常的法律不足以应对，必须用超越于法律之外的政治手段来应对。然而紧急状态又有着巨大的风险，因为进入到紧急状态之后，掌权者就暂时不受法律约束了，那如何防止掌权者用紧急状态的名义把法律彻底变成废纸呢？当时施密特的反对者就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而施密特的反驳是如果你坚持法律的绝对至上，不肯宣布紧急状态，最终你所钟爱的法律也将为此陪葬。
不过当时的德国总统兴登堡坚决不肯动用第四十八条，这并不是因为他多么的热爱宪法所保障的个人权利，而是因为他是一战时候的德军总参谋长，一直认为德国的战败就是被内外各种力量所出卖，在背后捅了一刀的结果，他本人对于魏玛德国的正当性一直就不太认同，所以他宁愿看着纳粹党崛起，结果就终于带来了纳粹的崛起。
从这里你又可以看到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之间的复杂纠缠关系，一个国家的内部政策可能会如何抉择，与它所面对的外部环境之间有着密切关联，而内部政策的抉择又可能产生巨大的外部性，内外之间的这样一种联动关系，在剧烈的变革时代会显得尤为明显，影响也会尤为深远。人类就是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走上了又一次大战的深渊。
我讲了这么多，也许你会开始质疑，看来都是威尔逊主义惹的祸，带来了这一系列问题，但这样一种结论是过于草率的。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之下，除了政治层面发生的一系列变化，在国际法的基本法理上，也在几百年间发生了很重要的变化。搞清楚这些变化，才能更清楚地看明白国际秩序演化的深层逻辑下，一讲我们就来谈一下国际法的变迁，下一讲再见。

划重点21 日常状态都是由法律所规范的,但是紧急状态是游离于常态。之外的,用日常的法律不足以应对,必须用超越于法律的政治手段来应对。但紧急状态存在巨大的风险,因为进入紧急状态之后,掌权者就暂时不受法律约束了如何防止掌权者用紧急状态的名义把法律彻底变成废纸呢? 施密特的反驳是,如果你坚持法律的绝对至上,不肯宣布紧急状态,最终你所钟爱的法律也将为此陪葬。

22= 纽伦堡审判：两种国际法范式相互如何对抗？
你好，欢迎收听《国际政治学 40 讲》，我是施展。前面几讲谈到了一战后的一系列困境，最终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二战结束后，人们都有个念头，就是新的战后秩序安排绝不能再现一战之后那种状况，战败国不服，认为自己被欺骗了，总想着要挑战这个秩序；战胜国也觉得理亏，没有勇气去维护这个秩序。
这样的秩序是不可能长久的。怎样才能让大家对于新秩序的正当性都服气呢？一个重要的途径就是对纳粹进行法律审判，这就是著名的纽伦堡审判。这一讲里会让你看到，大战争时代所催生出的观念及法律范式的变迁，如何使得纽伦堡审判成为可能，并塑造了直到今天的世界秩序。对纳粹审判的必要性在今天，你可能觉得这场审判是必不可少的，但在二战刚结束时，有很多声音是主张不经过审判，直接把纳粹就地正法的。
比如，盟国方面的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和英国领导人丘吉尔都认为审判纯属浪费时间和金钱。斯大林曾打算把 5 万名德国官员排队枪毙，至少是送到西伯利亚服苦役，党卫军则应该活埋了事。丘吉尔也打算把党卫军的重要人物就地正法。
但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罗伯特·杰克逊在一个场合说道：“如果你们认为在战胜者未经审判的情况下可以任意处死一个人的话，那么，法庭和审判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人们将对法律丧失信仰和尊重，因为法庭建立的目的原本就是要让人服罪。”最后斯大林和丘吉尔都被美国人说服了，同意成立国际法庭进行审判。
为什么进行审判会这么重要呢？我在大航海时代板块讲国际法诞生的时候就说到过，单纯的暴力有可能带来武力的征服，却无法带来秩序的扩展，只有法律才能带来秩序的扩展。把纳粹简单地杀掉，确实会满足报复的快感，但这只是把德国残暴地踩在脚下，却无法把战后德国纳入新的国际规则体系当中，那就是为未来继续埋藏隐患。
必须通过审判，把德国的罪责在法律规则上具体厘清，才有可能说清楚德国在什么意义上需要被惩罚，在什么意义上要重构，从而把德国纳入新的国际秩序当中，让德国真正获得新生，也让世界发展出新秩序。两种国际法范式的对抗。
好，既然审判很重要，重建秩序也很重要，那同盟国直接上手审判纳粹军官有罪，再安排一套新秩序不就行了吗？
也没这么简单。你来设想一下，如果你是个纳粹官员，站在法庭上，你会怎么给自己辩护呢？很可能你会说，你们所指责我的那些罪责，那都是我在执行命令啊，咱们两边都是各为其主，我忠诚执行命令有什么错了？如果你觉得这些命令有问题，你应该去找希特勒，现在希特勒不在了，你就来让我负这责任，哪有这种道理？你今天之所以能审判我，只是因为我被你打败了。如果你被我打败了，我也这么来审判你，你会服气吗？！
当时纳粹官员差不多就是这么自我辩护的。你再设想自己站在盟国法官的角度，一开始你可能会觉得，似乎纳粹战犯说得也对，从来不应该因为敌人忠诚执行命令而审判对方，否则这不就是在鼓励叛变吗？如果这样的话，那还怎么要求自己这边的人能够忠诚呢？
但是再转念一想，纳粹战犯说的大有问题，就算他们在遵照法律执行命令，可这法律和命令也太邪恶了，虽然忠诚是没有错的，可是执行如此邪恶的法律与命令已经超过忠诚的限度了，所以还是得审他们。这时候麻烦就来了，该怎么判断法律是否邪恶得超过限度呢？如果大家在这个事情上没有共识，相互指责对方邪恶得超过限度，那就算审判也不会得出让大家都能服气的结果了。所以盟国的法官首先得找到这个共识，用以判断法律是否邪恶。威尔逊主义就为这个共识提供了基础。
为什么威尔逊主义会有这个效果呢？我在前面讲过，威尔逊主张每个弱小民族都应该独立，实际上这个理论的核心是，每个人的尊严都应该获得对等的承认，这就需要通过民主制度来实现，而大帝国不会允许弱小民族的人真正享有民主，所以应该允许弱小民族都独立。
既然这套理论的核心是每一个人的个体尊严，那么如果一个政权会否认“人之为人”的基本价值，把所有人都当作实现一个疯狂野心的工具，肆意地驱使、凌辱乃至屠杀，这个政权肯定就是反人类的。对应着来看一下纳粹的案例，法律本应是保障人的权利与尊严的，但是纳粹的法律却最邪恶地践踏着人的权利与尊严，因此即便纳粹官员是在执行命令，也同样是犯下了反人类罪。威尔逊主义为这样一种诉讼逻辑提供了法理基础。说到这，你大概就看明白了，纽伦堡法庭上，其实是两种观念在激烈对抗，表现在法律上就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法律范式。
第一种范式认为，法律本身是好是坏，不是那些要遵照法律执行命令的人所要考虑的，他们只管干活就是了，这种范式在法律上被称作实证法范式，纳粹官员就是用这种范式来自我辩护的；
另一种范式认为，法律本身要服从一种超越于法律之上的善恶标准，违背标准的就是恶法，对它就不应该遵守，而应该遵从自己内心的声音，去勇敢地反抗恶法，这在法律上被称作自然法范式，威尔逊主义就是这种范式。
这么一说，你有可能会觉得，实证法范式是很糟糕的，它可以给纳粹这种坏人提供保护伞。其实并不能这么简单推演。在法律体系的早期阶段，人们普遍都是采取自然法范式，因为这个比较符合人们通常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直觉情感。但是因为自然法范式本身蕴含了一些困境，为了回应这些困境，人们才又发展出实证法范式。
那么，困境在哪儿呢？我们还得更细致地理解自然法范式。所谓自然法范式就是，人们承认有一种超越于一切具体法律之上的正义标准，这个标准就是自然法。人们在思考法律秩序时，首先要问一句，具体的法律是否符合自然法的标准，如果不符合，那就不配被称为法律，不需要被遵守。初看上去，自然法范式很理想，因为它要确保法律本身就是配得上被遵守的，不是恶法。但是这里有个很严肃的问题，也是自然法范式的根本困境，就是自然法标准的根基究竟在哪里？
它肯定不在具体的法律里，只有法律之外，才能用它来衡量具体法律。简单来说，自然法的根基是在人们的道德观念乃至宗教信仰里。这下麻烦就来了，不同人群的道德观念和宗教信仰很可能不一样，他们在自然法的标准上就没法达成共识。你的道德观里面认为是好法律的，在我这就可能被认为是坏法律，那我就不会遵守甚至会极力反抗，这样一来，任何法律秩序都无法建立了。
所以才出现了实证法范式。在实证法看来，既然人们对于自然法的标准无法达成共识，那索性就不从这个角度考虑问题了。具体某一部法律以及具体条文是否正当，只看它和其他的法律以及条文之间是否可以相互解释，构成一个完整的逻辑自洽的系统。只要能符合这个标准，那就是如假包换的法律。
实证法范式的好处就是，法律的逻辑不会被法律以外的考虑所干扰，于是法律秩序就有了自生演化性和可扩展性。不过这也有代价，就是在法律的价值取向被搁置起来之后，虽然可以屏蔽掉很多无谓的争论，但也会使得法律与人们对正义的理解之间产生距离。
因为人们对正义的理解，除了要遵循法律之外，还有某种纯粹属于直觉的道德感受。这也是为什么纳粹给自己的辩护听起来有道理，但又让人很难接受的原因。而自然法范式恰恰是要考虑人们的这种道德感受的。当实证法范式被推进到极致后，会让人感到，严格遵循法律反倒有可能会伤害正义，纳粹战犯的那种狡辩就会冒出来。此时就需要自然法范式来对抗它。
不过，自然法范式也并不是威尔逊开创的，他只不过是对古代的自然法范式做了某种复兴。从一般的法律学说角度来说，古罗马的时候人们就在讨论自然法问题；从国际法的角度来说，17 世纪国际法诞生之初，也是用的自然法范式，一直到了 19 世纪中期，因为法律本身的一系列演化逻辑，以及我们上面说的自然法蕴含的困境，国际法才逐渐转换为实证法范式。
威尔逊在一战后提出的民族自决等理念，在既有的实证国际法当中没有什么依据，只有基于自然法的逻辑才能成立；但毕竟西方已经在实证的国际法上有了大量积累，威尔逊主义不可能无视这些积累，所以威尔逊主义是融合了实证法的自然法范式，要用自然法把实证法重新整合一番。
好，说到这里，你应该搞清楚了这两种法律范式的变迁，以及它们在国际法上的呈现。国际法上的范式变迁，还带来了一个常常被人忽视的一个效应，就是“国家”这个概念在国际法意涵上经受了深刻的变迁，这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国家的近代历史有着很大影响。
下一讲，我就专门来说说这个问题。下一讲再见！

划重点22 单纯的暴力有可能带来武力的征服,却无法带来秩序的扩展,只有法律才能带来秩序的扩展。必须通过审判,把德国的罪责在法律规则上具体厘清才有可能说清楚德国在什么意义上需要被惩罚,在什么意义上要要重构,从而把德国纳入新的国际秩序当中,让德国真正获得新生,也让世界发展出新秩序。

23= 国际法变迁：近代中国为什么会沦为“野蛮人国家”？
你好，欢迎收听《国际政治学 40 讲》，我是施展。上一讲，我带你通过纽伦堡审判，分析了两种法律范式，也就是自然法范式和实证法范式之间的区别，威尔逊主义是融合了实证法的自然法范式。
如果你听得比较仔细的话，应该也发现了，自从 17 世纪出现了国际法，一直到大战争时代，实际上已经发生了两次重大的范式演变。这两次范式演变都深刻改变了世界秩序，对中国这样的非西方国家的历史也带来了深远影响。
我们先来看看国际法的这两次国际法范式演变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我们在前面大航海时代那个模块，也提到过国际法的产生过程。当时西方各国都高度关注正义战争的理论，也就是战争的正义根基究竟是什么。这一点很重要，要想通过战争带来法律秩序的扩展，那么战争必须有正义的根基。
对西方人来说，正义的标准首先来自基督教，也就是说，他们首先是从超越于具体法律之外的宗教责任的角度，来思考战争问题，这样一种思考方式基本上属于自然法范式。
随着基督教世界逐渐向外扩张，西方国家又力图把国际法的适用范围扩展到非基督教世界去。紧跟着问题又来了。非基督教世界的那些国家，它们算不算跟西方平等的国际法主体？
在自然法范式看来，这些国家也都有可以打交道的君主，虽然它们的道德观与西方不同，但也能为当地带来秩序，那么它们当然是平等的国际法主体，西方国家要努力跟它们在国际法框架之下建立关系。另一方面，西方国家当时也还不够强大，所以只能追求与东方国家的一种平等关系，这就更让西方在国际法上只能采取自然法范式。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欧洲国家之间逐渐发展出越来越多的国际条约。法学家们面对各种条约，努力要找出能把它们给贯穿起来的法理逻辑，注意力越来越集中到对于具体条约的分析，要找到条约间彼此互为解释的关系。所以西方世界的国际法理念在 19 世纪逐渐进入到实证法范式。
如果哪个国家不能有效地理解、参与到这样一种实证法律体系当中，就会被认为无法有效地参与国际法，不能享有完整的国际法权利。
东方国家是在另一种模式中理解自己与世界的关系的，不懂得西方的国际法那一套。并且，这个时候西方又开始形成军事上的优势，可以强迫东方国家了，于是西方就在 19 世纪后期把世界上各种地区划分为三种。
第一种，文明人（civilized humanity）的国家，这些国家享有完整的国际法权利，欧洲和北美国家都属于文明人的国家；
第二种，野蛮人（barbarous humanity）的国家，这些国家内部是有成型的政治秩序的，但是它们的文明水准还不足以能够参与国际法，也就只能享有部分国际法权利，土耳其、波斯、中国、暹罗、日本等国当时都是这种国家；
第三种，未开化人（savage humanity）的国家，这些地方内部连成型的政治秩序都没有，比如非洲各个地方或东南亚一些地方，只能接受文明国家的占领，被文明国家所教导。
国际法发展到这一步，中国这类国家所属的野蛮人国家，就会面对一种很不利的状况，它们没资格享有完整的国际法权利，却被要求承担完整的国际法义务，权利与义务很不对等。中国近代签的所谓不平等条约，就是在这个意义上不平等。
但你要注意的是，鸦片战争后，1842 年的中英《南京条约》虽然经常被称作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但实际上在《南京条约》里中国可不是作为野蛮人国家被对待的，仍然被英国视作一个平等的国际法主体，因为当时西方的国际法主流还处在自然法范式下。
可是到了 19 世纪后期，尤其是 1894 年的甲午战争之后，大清所签订的条约确实多一半是不平等条约了，这时候的大清已经不被当作一个平等的国际法主体了。
更糟糕的是，中国在这个过程中并没有意识到西方的国际法范式的转型。
大清在 1864 年就出版了一本国际法著作《万国公法》，是由一位名叫丁韪良的传教士翻译过来的。这本书是以实证法范式写作的，但是丁韪良出于让中国人容易接受的角度考虑，在翻译过程中经常用春秋大义来比附国际法上的规定，而春秋大义讲究的就是要对政治给出一种是非曲直的判断，这是很近似于自然法范式的一种角度。
这样一来，大清官员很容易就把国际秩序理解成类似于春秋时代的列国秩序，把大清看成仿佛是周天子的国际共主。当时的中国人对于各种实证性的国际法没什么概念。
更进一步，即便他们知道那些实证性的国际法，也不会把核心关注点放在上面，因为自然法范式更重视的首先是大的义理而不是具体条文。更何况，西方人也曾经在自然法范式下与中国打交道呢。结果就是，西方世界的国际法转变为实证法范式之后，中国被视作野蛮国家，自己还不知道怎么回事。
再来看看同处东亚的日本。日本对于国际法的最初了解，还是通过从大清引进《万国公法》开始的，所以最初日本也是通过自然法范式来理解国际法的。但是，日本人觉得《万国公法》这本书不解渴，在明治维新之后大量派人到西方去学习，很快搞清楚了西方在国际法范式上的变迁，懂得了如何能够有机会以平等身份融入国际法秩序。
所以，在甲午战争爆发后，中日两国在国际法方面所做的功课就有很大差距。日本在战争中及战争后做了大量国际法层面的宣传，把自己表现得特别懂国际法，把中国表现得很野蛮。
我的一位朋友，上海交通大学的赖骏楠老师就对这方面做过细致的研究。他发现，日本把战争变成了其国际法知识的大秀场。比如，日本天皇在开战诏书中明确表示日本会遵守国际法，同时用日语出版了各种相关的国际法著作，作为军队作战时的国际法参考用书。战争结束后，又马上派人前往欧洲，战后第二年开始，就以法语、英语、德语等语种陆续出版了一系列著作和论文，介绍甲午战争中日本的各种国际法实践，以此表明日本已经有能力严格依照国际法来行事。
在日本人写的这些著作中，中国的军队则被描述为没有能力依从国际法，仍然保有各种野蛮的战争习俗。而中国人自己写的相关著作则极为有限，只有很少的一点基于义愤的文章，根本没有能力把它转化为具体的国际法探讨，指出日本人究竟违背了哪些国际法准则。两相对比，高下立现。
西方人一看这架势，就改变了对于大清与日本的定位。远东的国际秩序是由世界霸主英国主导的，英国希望在这里找到自己的代理人，来主导地区性秩序。本来英国希望能够让大清做这个代理人。 但是甲午战争让英国人改主意了，希望由日本做这个代理人。
日本开始被承认为“文明国家”的候选人，大清则被视作一个没有能力参与和理解国际法秩序的野蛮国家，要被西方与日本共同地进行文明教化。
大清作为野蛮国家就不能享有完整的国际法权利，在进行国际谈判的时候，由于这种身份残缺，总会遭遇到各种不公平。于是在这之后，两国在国际博弈上，一方事半功倍，另一方事倍功半，这些差异就不断浮现出来了，两国国运走上了不同方向。
一战后中国的再次错位刚才我们说的是国际法从自然法范式转换成实证法范式，这发生在19 世纪中期。 我们在上一讲也提到，威尔逊在一战后提出新的国际秩序观，又带来了国际法范式的再一次演化，就是从实证法范式转化为融合了实证法的自然法范式。很不幸的是，中国在这里又一次遭遇到了错位。
威尔逊主义提出的时候，中国已经经历了辛亥革命，从帝国变成了共和国，也把国内的法律体系依照西方的模式重新制定了一番，满心期待着自己能够被西方国家承认为文明国，从而获得完整的国际法权利。并且，凡尔赛和会上占据舆论制高点的威尔逊主义，其中提出了民族自决等理论，让中国对凡尔赛和会抱着更高的期待，期望能被平等对待。
但是，此时的中国虽比晚清有进步，却还是没有足够好地理解实证法范式，传统思维的惯性太强大了，中国仍然本能地倾向于从自然法范式理解国际法，刚好威尔逊主义本来就是更偏重于自然法范式的取向，很合中国的胃口。
因此，中国在凡尔赛会议上的期待，更多的是基于抽象道义所提出的诉求，对于战前与战后各种国际条约的具体法律责任的关注则远远不够。比如，北洋段祺瑞政府很想能够统一全国，结束军阀混战，但是财政又极度困难，因此在一战期间曾经与日本签署了几个大规模的借款协议。这几笔借款的规模非常大，快要赶上甲午战争后日本从中国压榨的赔款总额了。
如此规模的借款，肯定得有抵押物，北洋政府就以东北和山东的很多铁路权、探矿权、森林开发权益等等作为抵押。段祺瑞借了这笔钱就没打算还，认为这相当于把日本曾经抢走的钱再拿回来。从道义的角度说，这也说得通，但从法律的角度来说，这就不对劲了，一码归一码，不能用违反协议的方式把钱弄回来。
这么一来，在凡尔赛和会上中国和日本提出的主张就大相径庭。中国基于自然法范式的理解，主张山东应该无条件从德国手里还给中国；日本则基于实证法范式的理解，主张应该由日本接收德国的山东权益。威尔逊主义毕竟是自然法范式的，所以并没有满足日本的主张；但是实证法的法律责任也不能不考虑，所以中国的主张也没有获得满足。
由此产生的结果你也知道，中国在凡尔赛和会上大失所望而归，并在国内引发了五四运动。把历史拉开来一些距离再看当年的事情，我们会发现，凡尔赛会议上的一系列结果，有相当原因是因为中国对于国际法理解的错位。
但也是因为这次失望与错位，让中国对于国际法秩序抱有更深的疑虑。于是，旨在挑战西方国际法秩序的列宁主义，也就在中国获得了更多的支持者，从而引发了后续的一系列历史演化。
这两讲我们讨论了国际法的法律范式的变迁历程，以及威尔逊主义如何在国际法层面塑造了二战后的秩序。
下一讲我们把视野再拉回到政治层面上来，看看二战行将结束之际，盟国的三巨头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是如何在雅尔塔会议上，展开一系列大博弈，进而塑造二战后国际秩序的。下一讲再见！

划重点23 由于大清对国际法理解的错位,导致日本开始被承认为”文明国家”的候选人,而大清被视作一个没有能力参与和理解国际法秩序的野蛮祖国家战后,威尔逊主义又带来了国际法范式的再一次演化,就是从买证法范式转化为融合了实证法的自然法范式。很不幸的是,中国在这里又一次遭遇到了错位。因为对国际法的不同理解,两国国在国际博弈上,一方事半功动倍,另一方事倍功半,两国国运走上了不同方向。

24= 雅尔塔会议：三巨头如何安排战后新秩序？
你好，欢迎收听《国际政治学 40 讲》，我是施展。大战争这个板块，我们在前面几讲讲了一战之后出现的一系列新观念系统，包括威尔逊主义、列宁主义，这些新观念都是人类寻求普世主义的一种解决方案。但是所有这一切都没能阻止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得非常惨烈，因为这是一场意识形态驱动下的战争。
二战中对峙的实际上是三种意识形态，分别是英美的自由主义、苏联的共产主义以及纳粹德国的极端民族主义，视野放大一些的话，还有日本的大亚洲主义，这是以黄种人白种人对立为基础的放大版民族主义。
经历了数年鏖战，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两种普世主义意识形态联手，彻底消灭了纳粹德国和当时日本的这两种民族主义。在共同的敌人被消灭之后，按说就该轮到共产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的对抗了。
但没有人想要再踏入一场更加残酷的战争当中，因此二战中英美苏三巨头，分别是丘吉尔、罗斯福和斯大林，决定要在克里米亚半岛上的雅尔塔开个会，看看该如何安排战后秩序。
好了，现在设想一下你处在三巨头之一的位置上，你会如何来构想战后秩序并尝试推进这构想呢？你至少会同时考虑到以下问题：
第一，要尽可能地避免再次爆发大战，那么战后秩序就得尽可能地形成国际道德观的均衡，同时还能大致匹配各国力量对比的结构性关系，否则难保和平。一战后的凡尔赛体系就是个反面案例；
第二要考虑的是，要让本国利益尽可能最大化。这里的利益既包括物质层面的利益，也包括本国的价值观念能够获得更广泛传播。它会让本国在世界上获得更多软实力，毕竟马上就会进入到共产主义与自由主义两种意识形态的竞争了，软实力太重要了；
第三，基于前两种考虑所形成的战后国际秩序方案，还得能够获得本国的支持，你所提出的方案，需要和自己国民的精神气质以及本国的内政机制有着某种共振性。否则你在国内就会成为孤家寡人，你那方案设想得再完美也都得作废，威尔逊在这方面的教训也太深刻了。
当然，三巨头肯定还有更多的问题需要考虑，但最核心的应该就是这三个，其他问题都是为这三个问题服务的。咱们一起来看看真实历史中的三巨头都是怎么做的，进行一种还原式的沙盘推演，这是学习国际政治的好办法。
对于雅尔塔会议上三巨头的国际秩序主张，大致可以描述为，英国丘吉尔的现实主义构想、美国罗斯福的理想主义构想，以及苏联斯大林的融合了现实主义的理想主义构想。
先来说说丘吉尔的现实主义。丘吉尔出身英国顶级贵族之家，投身政治数十年，思考问题的方式很有欧洲老派贵族的范儿。他对于人性的有限性有着清晰的自觉，不觉得那些看上去很美的理想主义有多大实现的可能性，丘吉尔认为人类所能追求的只能是一种不够理想但足够可行的秩序。
从国际的角度来讲，什么是不够理想但足够可行的秩序呢？近代以来数百年的历史已经给出了答案，那就是各国之间的力量均衡。16-17 世纪的宗教战争和 18 世纪后期的革命战争都表明，那种想要让某种理想一统天下的努力，是不可能成功的，只能带来无尽的战乱。
结束这些战争的，不是理想的实现，而是各国都达成共识，即便你不喜欢对方，也只能和对方共存。国家的野心与国家的力量必须相匹配，所以力量均衡的世界便是能够追求的最好世界。
势力均衡政策看似放弃了对理想的全面追求，实际上在追求一种不那么高调但更加可行的理想。所以老欧洲的贵族们在外交当中、在对国际秩序的构想当中，会有一种看似冷酷的现实主义态度，外交的核心内容就是对如何打造势力均衡进行精心的计算与博弈。
丘吉尔早在 1944 年 10 月就曾跑到莫斯科和斯大林开会，讨论从南欧的巴尔干半岛到东欧这一片区域划分势力范围的问题。在雅尔塔会议上，他仍在继续这种工作，力图重整英国、法国，甚至战败的德国的实力，再加上美国，就可以和东方的苏联实力相均衡，从而达成和平。
清晰的势力范围边界，会尽可能消除掉战争的隐患。至于边界两边存在不同的，甚至是彼此矛盾的价值观念，这在丘吉尔看来并不是什么不可容忍的事情。丘吉尔这样一种审慎的外交政策，符合英国几个世纪以来的外交传统，也能够获得本国的认可。
但是丘吉尔的这种观念，却很难被抱持理想主义的美国人所接受，他们会认为这是一种堕落的价值观。无论罗斯福他本人内心深处是怎么想的，要想让自己的方案获得本国的支持，都必须采取一种理想主义的秩序观。这种理想主义在相当程度上是对威尔逊主义的继承，其深层精神动力是基于清教精神，这是美国的立国精神。
清教徒都有着一种特殊的使命感，相信自己是上帝直接选定要拯救的选民，是上帝为这个堕落的世界所保留下来的最后一批种子。这和欧洲天主教的观念很不同，这就导出了美国与欧洲大陆在政治观念上的一个差别。
天主教有个说法叫做“教会之外别无救赎”，就是说你脱离开教会是不可能获得救赎的。这种说法，和对《圣经》的解读有关。《圣经》很难读懂，不同的人解经的路数可能不一样，得出的结论甚至彼此矛盾，而天主教会就负责传承这些权威的解经方法。所以它会说“教会之外别无救赎”，因为你不跟着教会走，就会把经给读偏，就会下地狱了。
天主教会垄断了对于《圣经》的解释权， 垄断就会带来寻租的机会，所以教会里的人开始利用这种垄断地位谋取私利。到中世纪后期，天主教会的腐化已经很严重了，于是有了宗教改革，出现了包括清教在内的各种新教派别。
新教多数都强调一种新的信念叫做“因信称义”，就是说只要你信了上帝，上帝就会拯救你。在新教看来，那些真正信上帝的人，都不是自己选择的结果，而是上帝选择的结果。上帝把信仰直接赐给了这些人，所以一个人有信仰就是他已经得救的标志，根本用不着教会在里面再插一腿。清教在诸多新教教派里是特别强调这一点的。
由此清教徒演化出的政治信念是，他们坚信每个人的价值都是由上帝直接给定的，和任何其他力量都没有关系。所以清教徒本质上就会拒绝民族主义。清教徒认定自己是上帝的选民，所以他们面对他人会有一种特别的傲慢与自负；但是作为选民，他们又认为自己有着一种特殊的责任，所以他们面对世界的时候又会有着一种特别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这两种特征都在美国人的精神结构当中体现了出来。他们作为一个清教徒共同体，坚信 “美国特殊论”，认为美国可以摆脱旧大陆的一切肮脏堕落，建立一个美好的新世界。
在美国很弱小的时候，它会倾向于在国际上采取孤立主义。因为清教徒们认定，世界如此肮脏，就剩下我们这么一点干净的人了，我们可千万别被你们旧世界也给弄脏了，这对不起上帝的期待。
在美国变得强大的时候，它又会倾向于普世主义。因为清教徒们会觉得，我都这么干净了，我希望世界其他地方跟我一样干净，否则我们也还是对不起上帝的期待。
孤立主义和普世主义，初看上去似乎是彼此相反的，但都是清教精神在国际秩序观上的反映。但无论它反映成哪种，都肯定是拒绝把世界分隔为一个个小格子的民族主义的。
在这个背景下，你就能理解罗斯福在雅尔塔会议上的立场了。罗斯福不能接受丘吉尔的主张，他认为英国的搞法反映着老欧洲的堕落，所以才会有这种惨烈的大战。
罗斯福虽然与丘吉尔都属于自由主义阵营，但是在某种意义上他却和斯大林有更多的共性，因为他们都是理想主义者，都在思考一种超越于所有国家和文明之上的普遍秩序，尽管两个人对于这普遍理想究竟是什么，并没有共识。
罗斯福认为一种理想主义的世界秩序是有可能实现的，威尔逊当年的方案实际上很好，只不过在具体的执行机制上有严重的问题，所以他主张要组成联合国，但是要吸取当年国际联盟失败的教训，应该由美国、英国、苏联这三个战胜国，再加上中国，组成联合国内部有执行力的委员会，对付国际上潜在的恶棍。
这个观点后来被人表达为国际上的“四大警察”。我们前面提到的凯恩斯在一战后提出的世界几大经济组织的方案，这时候也全都获得了美国的支持，只不过这时主导这些组织的不是英国了，美国开始起到主导作用。
说完了丘吉尔和罗斯福，再来看看斯大林。就理念层面来说，苏联有些类似于美国，有着一种深刻的理想主义。共产主义同样拒绝老欧洲追求势力均衡的秩序观，但它拒绝这些的深层原因，在于它对“国家”这个概念的拒斥。
依照列宁主义，一旦世界实现普遍革命，国家就消亡了，人类就建立了大同世界。但是此时列宁所期待的西方国家连锁革命并未出现，苏联也就不得不与西方国家共存；而要共存的话，苏联必须考虑自己的战略安全问题，所以迅速就落入到一种势力均衡的逻辑。
但是这和丘吉尔的追求大不一样，因为对斯大林来说，势力均衡不是追求的目标本身，而只不过是面对现实的一种暂时妥协，理论上来说，这种秩序终将被普遍革命所推翻。
所以，斯大林在雅尔塔会议上极力要把苏联的势力范围推进到中欧地区，但这并不是像丘吉尔一样为了消除战争隐患，划清双方边界；而是一方面要让苏联获得战略安全缓冲，一方面构成革命对外推进的准备。从这里可以看到，斯大林的主张中，革命的一面是高度理想主义的，而划分势力范围的一面又是高度现实主义的。
这样三种不同的秩序观的多重复杂博弈关系，相互支撑又相互制衡，最终在雅尔塔会议上找到了一些交叠共识，就是我们所熟知的二战后建立起来的三大国际经济组织、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等等安排。
这些安排终结了大战争时代，但是其中蕴含着一系列内在的张力，终于引发了持续半个世纪的冷战，国际秩序进入到大阵营时代。从下一讲开始，我们就来进入这个新的板块。下一讲再见。

划重点24 为了安排战后秩序,必要要考虑这么几个问题:第一,要尽可能地避免再次爆发大战,那么就得尽可能地形成国际道德观的均衡,同时还能匹配各国力量对比的结构性关系;第二,要让本国利益尽可能最大化,既包括物质层面的利益,也包括本国价值观念的更广泛传播;第三,基于前两种考虑所形成的战后国际秩序方案,要能够获得本国的支持,需要和和国民的精神气质以及本国的内政机制有着某种共振性。

25= 大阵营时代：原子弹为何会终结大国间战争？
你好，欢迎收听《国际政治学 40 讲》，我是施展。从这一讲开始，我们就进入国际秩序 4.0 版本，大阵营时代了。所谓的大阵营时代，就是指二战之后，世界进入到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阵营和以苏联为代表的东方阵营互相对峙的时代。
我们在前面看到了，从大航海时代到大革命时代，再到大战争时代，每一个时代变迁，内在的动力机制都是重大的技术进步和观念变迁。技术进步带来了新的资源，但是新资源从来不会平均分配，于是就会引起社会上的不均衡现象；而观念变迁会改变人们对未来的和对自己的期待，期望值与现实之间的落差同样会带来不均衡。一旦不均衡的程度超过了某个限度，秩序就会出现剧烈的变化。
从大战争时代到大阵营时代的变迁，同样是跟一个重要的技术进步直接相关的。大战争时代的战争规模，史上前所未见，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它还是一场意识形态所驱动的无限战争，双方都是拼死搏命的打法。
这种打法也逼着战争技术迅速演化，到战争后期出现了终极武器——原子弹。
原子弹是一种特殊的武器。特殊性就在于，它是一种能够终结大国间战争的武器，拥有原子弹的国家之间，不再会发生战争了。为什么会这样呢？
你可能听过一个说法叫“战争是政治的延续”，也就是说战争是一种手段，它要从属于政治所设定的目标。但要达成政治目标，需要一个前提，就是战争手段本身必须是可控的。如果我手里有一个终极武器，却完全控制不住它的力量，那就意味着，除非我想把对方种族灭绝式地毁掉，否则就别想靠原子弹达成任何可谈判的政治目标了。
这就在大国之间造成一种特殊局面，两个大国如果打起来，谁也没法确保在战争中吃亏的一方不会使用原子弹。原子弹一旦用起来，当初战争所想要达成的政治目标统统作废，这就导致一开始的战争也完全没意义了。所以原子弹成了终结大国间战争的武器。你可以发现，原子弹出现之后的战争，基本上都是没有原子弹的小国之间发生的常规战争。
那大国们在干什么呢？很简单，操纵小国作为代理人，替自己在某些热点地区打仗。大国不能进行热战了，为了能够拉拢小国站在自己一边，便在观念领域展开了激烈的争斗，争斗的核心命题是，人类的前途命运到底在何方。它们通过这种观念争斗打造自己的阵营，拉拢更多的小国站在自己一方，所以国际秩序就进入了冷战的大阵营时代。
除了对战争形式的影响，原子弹的出现还引起了国际秩序另一个重要变化，那就是常见的欧洲国家那种规模的民族国家，不再是一个有生存能力的政治单位了。因为，虽然原子弹不大可能被实际应用于战场，但是在原则上，你却没有办法保证人们肯定不会用它。民族国家没有足够的战略纵深，一颗原子弹下来整个国家差不多就瘫痪了，所以在原子弹时代，有生存能力的政治单位必须得是帝国规模的政治共同体。
你注意观察就会发现，战争技术的发展和最适合生存的政治体规模之间，是有着一定的比例关系的。比如冷兵器时代的大刀长矛、重装骑兵等战争技术，所适应的政治体的规模大致就是庄园或封建领主的规模。到了后来的热兵器时代，机枪坦克所适应的政治体的规模大致就是民族国家的规模。
而一旦发展出原子弹技术，民族国家的规模便支撑不住了，需要帝国规模。一方面，原子弹的破坏力超过了民族国家这种规模政治体的承受力，另一方面，战争技术的破坏力越大，意味着这是一种越先进复杂的技术，进而就需要越复杂的社会分工合作，才能支撑起来。而如果没有一个大规模的政治体的话，如此复杂精细的现代工业分工是很难出现的。这些都意味着帝国时代的到来。 这里所谓的帝国，就是远远大于民族国家的一个政治联盟。
今天你一听到帝国这个词，可能会联想到一些很负面的意思，比如帝国主义对人的欺压、殖民者的扩张等等。但实际上古典意义上的帝国，是一个与文明相关联的非常正面的概念。人类诞生了若干种伟大文明，每一种文明都会想要在尘世中实现自己的道德理想，帝国就自诩为这个文明的道德理想的现实化。也就是说，帝国不是以特定的人群或者领土作为自己的识别标志，而是以文明作为自己的识别标志。
这就和民族国家大不一样，民族国家是以特定的人群和领土作为自己的识别标志的。理想状态下，民族国家的使命是追求本国人民的利益，不管别的；帝国的使命则是把自己所尊奉的超越任何具体人群之上的理念，以及这种理念转化出来的秩序，覆盖到远远超过民族国家的疆域，甚至是全人类。搞明白了古典帝国的意涵，我们就可以提炼出二战后的现代帝国的三个特征：
第一，帝国是一个超越于单个国家的国家联盟。它的规模很大，有足够的战略纵深，所以它在物理意义上的生存能力就很强。
第二，这个联盟得有核心主导国家，才能把其他国家给凝聚起来。这个主导国家就会同时有两种属性，一种是它的国家性，追求本国的利益，一种是它的帝国性，追求的是整个联盟的利益。
第三，这个国家联盟，要靠远远超越于特定民族之上的普世主义的理念来支撑，才能形成精神凝聚力。只要联盟中的国家，尤其是其中的主导国家，一直还在强调本民族的至高无上，那么这个联盟就注定散伙。
冷战阵营当中的双方盟主就是主导了两个帝国。自由主义的普世理念以英美为载体，共产主义的普世理念以苏联为载体，它们在二战中联手战胜了德国、日本所追求的民族主义理念，之后又分别主导了两大帝国。
美苏两国都力图要把各自所尊奉的理念覆盖到全世界，既然不能靠热战来解决问题，就进行冷战，比拼布局能力，看谁有能力做一个更大的局，以便把更多的国家拉到自己的阵营里面，形成自己的帝国外交圈，进而也带来了第三世界的很多代理人战争。
中国崛起和第三世界国家的独立除了两大阵营的对立，这个时期，国际政治还出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变量，就是中国的崛起。
大阵营时代以前的中国，长期是国际政治当中一个无足轻重的角色，但是进入到二十世纪中叶以后，中国突然之间成了国际政治当中一个不容忽视的力量，并且从共产主义世界的二把手，逐渐演化成为第三世界的领袖，进而推动着全球秩序的转型，从美苏二元对峙的结构转化为一个更复杂的中美苏大三角这样一种三元博弈的格局。
美苏冷战结构，以及从中又衍生出的中美苏大三角结构，这既是我们理解整个大阵营时代的核心线索，也是我们理解中国这几十年来在国际秩序的层面上的发展路径的一个核心线索。世界在今天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其直接的历史根源都在大阵营时代。
美苏两大阵营的对抗，也给第三世界带来了机会。美国和苏联在广大的第三世界都没有殖民地的包袱，它们在争夺盟友时也都要尽可能表达自己对正义的担当，所以它们就大力推动非殖民化进程。大量的前殖民地地区都独立了，第三世界开始能够在国际上发出自己的声音，这又给中国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外交基本盘，中美苏大三角博弈的可能性也是在这一过程中慢慢浮现出来的。
另一方面，前殖民地地区的大规模独立，让世界上的国家数量急剧膨胀。此前世界上最多只有三四十个国家，但是大量第三世界国家的独立，使得世界上的国家达到了将近两百个，联合国会员国数目大幅增长。
在此过程中，联合国一方面为弱小国家提供了重要的发声空间，并作为各国的国际行为正当性的来源，另一方面联合国也更加深刻地呈现出多边组织的一些特殊困境。这些困境的存在，也跟我们今天能看到的一系列国际秩序演化有关。
刚才我们说到大阵营时代是两种观念体系在竞争，这种观念的竞争同时还会表现成两种制度逻辑的竞争，就是以苏联为代表的计划经济和以美国为代表的市场经济。
二战刚刚结束时，苏联的发展可谓如日中天，当时世界上有很多人相信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才是人类未来的希望所在。为什么当时苏联会发展得如此有效率呢？这和十九世纪后期开启的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一个特性有关。
第二次工业革命是以重化工业、钢铁业、重型制造业为核心的。对于这些产业而言，从零到一的过程是需要技术的革命性创新的，但是一旦有人完成了从零到一的创新，其他人可以直接引进这些技术，接下来从一到 N 的过程，需要的就不是创新，而是与大规模的现代工业生产、工业组织相匹配的一种超强的组织能力。就这种组织能力而言，计划经济的模式确实是极为高效率的。
但是，计划经济因此也有一个致命弱点，超强的组织效率意味着每个人都得严格按照计划来行事，原则上不容许计划外行事，这便杜绝了创新的可能性，因为创新恰恰是要在计划外行事的。苏联一旦吃完了第二次工业革命这一轮的技术红利，没有创新作为支撑的计划经济，就失去继续向前发展的可能性了，会自我锁死。那么，如何才能获得创新的可能性呢？除了鼓励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还真没有其他办法。这就构成了美国的优势所在。
所以，二战后的世界，如果以二十几年这种相对短的时段上来看，你会觉得，市场经济的效率、速度都不如计划经济。可一旦你把视野拉得再长一点，以四十或五十年这种相对长的时段上来看的话，就不一样了。经济学上有一个规律叫做康德拉捷夫周期，是指现代经济从繁荣到衰退的循环周期大概就是五六十年，驱动每一次周期的上升曲线的都是一次技术创新。一轮技术创新所带来的红利，大概最多六十年就会吃完。
两轮技术创新之间的一个周期里，计划经济有可能是更有生产效率的；但是等到一轮技术创新的红利被吃完，想要进入下一轮技术创新周期，计划经济就搞不动了，市场经济的效率到这会儿就显现出来了。
大阵营时代，它除了要回应刚才我们讲到的一系列问题之外，还要回应另外一个历史遗留问题，就是从大革命时代到大战争时代所留下的一系列帝国遗产的溃疡。
美国和苏联这两个盟主，在大阵营时代刚开始的时候曾构建的一系列秩序，但是，都因为这些溃疡而逐渐坍塌了。这最终也带来了大阵营时代的终结，人类秩序继续迭代到下一个时代，这个过程我们会在后面的内容里带你逐渐展开。
好，通过这一讲，你应该了解了大阵营时代我们要关注的一系列问题，下一讲我们先来说大阵营时代的第一个核心问题，如何超越民族国家，构建一个现代帝国。
我们下一讲再见。

划重点25 古典意义上的帝国,是一个与文明相关联的概念。帝国不是以以特定的人群或者领土作为自己的识别标志,而是以文明作为自己的识别相示志。而民族国家是以特定的人群和领土作为识别标志的。理想状态下,目民族国家的使命是追求本国人民的利益,不管别的;帝国的使命则是把自i己所尊奉的超越任何具体人群之上的理念,以及这种理念转化出来的秩序,覆盖到远远超过民族国家的疆域,甚至是全人类。

26= 帝国构建：战后欧洲如何超越民族主义？
你好，欢迎收听《国际政治学 40 讲》，我是施展。上一讲里我谈到了原子弹技术的出现，一方面终结了大国之间的战争，另一方面又使得民族国家不再是一个有生存能力的政治单位了，必须要构建一个帝国规模的政治单位才有生存能力。
这里说的帝国，是指超越了单个国家的国家联盟。这个国家联盟必须要超越民族主义，用某种普世主义价值观作为支撑，才能获得凝聚力。但是你也知道，在当时虽然已经出现了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这样的普世价值观，有了英美主导的帝国和苏联主导的帝国。但是，当时大部分欧洲国家仍然都是信奉民族主义的民族国家。那么欧洲各国要如何完成观念转型，融入这个帝国的时代呢？
这一讲我们就来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先来看看，现代帝国是怎么构建起来的。
我在上一讲说过，现代帝国是个国家联盟，得有个核心主导国家或者说霸主国家，以某种超越于单个国家之上的价值承诺作为认同基础。那怎么保证霸主国家能够超越本国之上的价值来打造秩序呢？ 实际上，即便不考虑价值问题，仅仅从纯功利的角度，我们也会发现，对霸主国家来说，以超越于本国的方式来构造国际秩序，是更符合本国利益的。
打个比方就容易明白了。我们可以把国家利益比喻成在一个大商场里做生意，每个国家在这个大商场里都租了一个铺面。如果你是个超大规模国家，或者说如果你是个霸主国家，那你就不仅仅是在商场里经营自己的铺面，你同时还是这个商场的大股东。对大股东来说，最大的利益来源绝不是增加自己铺面的流水，而是你是否有机会从所有的中小商铺那里收租。
那么问题来了，假设有两个竞争性的大商场存在，你的这个大商场凭什么能够吸引那些中小商家到你这儿来交租呢？在物业管理水平差不多的情况下，中小商家就要比对两个商场的管理规则，看这规则是要求所有中小商家的利益都围绕大股东旋转，还是这规则能普遍约束所有商家，包括大股东本身。
如果是前者，中小商家的利益都围绕大股东转，那么中小商家对自己的收益就没法形成任何稳定的预期，因为大股东随时可以为了自己的利益调整规则。这样一种管理规则，就相当于用一种民族主义的方案来整合世界，要求整个世界秩序都要围绕霸主国家的利益被重构。
如果是后者，也就是规则能普遍约束所有商家，包括大股东在内。中小商家对于自己的收益就可以有个稳定的预期，它知道虽然因为自己太小，肯定吃不到肉，但它确信自己肯定能在规则之内喝到汤。在这种情况之下，中小商家最终会选择哪个商场，是不言而喻的。
这两种管理规则的对抗，在历史上真实出现过。纳粹德国如果称霸，它的诉求就是所有其他国家的利益都要围绕自己旋转，因为它的解释是，日耳曼人是世界上最优秀的人种，低劣者服从于优秀者，从人类整体发展上来说也是最好的选择。而和纳粹对抗的美国和苏联，它们的两种方案都是普世主义方案。
纳粹的失败是必然的，甚至可以说从战争一开始就已经注定了。因为争霸世界的战争不可能靠闪击战完成，一定得靠持久战。持久战最后比拼的不是谁有更优秀的将军，而是谁有更强大的、更有效率的资源动员能力。
民族主义的方案，除了本国的资源之外，动员不起任何其他国家的资源。而普世主义方案，可以动员起除了敌国之外所有国家的资源。所以纳粹的失败是必然的，偶然性只在于，究竟要花多长的时间，付出多大的代价才会失败。
听到这儿，你可能要问，既然民族国家注定无法整合世界，那民族国家的理念为什么会在大革命时代出现，又为何会盛行于大战争时代呢？这又和特定的历史阶段有关了。
民族主义能够在国家内部带来强大的动员效率，在大革命时代，世界远远没有被瓜分完毕，有大量空间可以让奉行民族主义的国家去扩张，不是非得和其他国家正面对抗，民族主义在这个时代带来的收益就大于成本。
但是到了大战争时代，世界都瓜分完了，大国之间的对抗就得正面硬刚了，民族主义到了这会就玩不下去了。但是上一个时代观念的惯性还在，所以有些国家比如德国仍然在用民族主义的方案，但两次世界大战证明，这种方案已经走到尽头了。
这样的观点并不是今天后人的总结，在当时已经有思想家明确提出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之际，有一位伟大的法国思想家科耶夫，在他写的一篇题为《法国国是纲要》的长文当中就提出了这种观点，他提出民族国家已经不再适应时代，需要打造帝国。科耶夫的这篇长文是写给当时法国流亡政府的首领戴高乐的，构成了一个非常高明的战后方案。
科耶夫是个传奇般的人物。他是个犹太人，在俄国出生长大到成年，之后长期生活在德国和法国，二战中又曾流亡在英国，对欧洲各主要国家都有直观认知。所以科耶夫就提出，既然民族国家已经不适应时代，世界的未来属于帝国，那首先就要弄清楚当下的世界都存在哪些帝国。
清晰可见的帝国是两个，一个是英美所主导的秉持自由主义理念的帝国，它用自由人权的理念为基础，打造出远超英美之外的帝国圈。另一个是苏联主导的信奉共产主义理念的帝国，它以普遍革命的理念为基础，打造出远超苏联之外的帝国圈。
在这样的世界版图中，作为民族主义发源地的法国就有些尴尬了。法国大革命开启了民族主义浪潮，民族主义曾经是法国的骄傲，但如果在二战后法国仍然执着于民族主义，那未来的国际政治舞台上法国就只能成为一个二流甚至三流的国家。所以法国就必须打造一个超越于法兰西之上的帝国圈。
紧跟着问题就来了，要打造帝国圈就必须得有超越于法兰西之上的价值理念，这个理念该是什么呢？科耶夫顺势就提出了一套极富想象力的方案，他认为法国应该推动打造一个拉丁天主教帝国。法国、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等等既属于拉丁文化系统又信奉天主教的国家，都会是帝国联盟的一员，此外还有深受西班牙、葡萄牙影响的拉丁美洲，以及庞大的法属非洲殖民地。
拉丁天主教帝国一旦成立起来，就可以并列于英美自由主义帝国、苏联共产主义帝国。它在这三个帝国当中会是最弱小的一个，却也会是至关重要的一个。因为这个帝国一旦与另一个帝国结盟，第三个帝国就会遭遇到巨大的压力。而且科耶夫还进一步说，拉丁天主教帝国还有更深层的文化价值。拉丁世界对于生活、艺术，有着一种特殊的文化与审美品位，这是所有的拉丁天主教国家所共享的，并且有着巨大的海外号召力。
我们在现实当中的观察确实可以证明科耶夫所说的这种文化与审美品位。比如，今天世界上绝大部分的奢侈品品牌，都是拉丁国家生产的。奢侈品不仅仅是质量好，它同时包含着一种特殊的品位。我们在德国、美国、英国可以看到高档品，但奢侈品基本上都属于拉丁国家，这是跟它特殊的审美品位相关的。科耶夫的这一理念非常高超，它不仅仅对战后法国有重要意义，更成为欧洲统一进程非常重要的伦理基础。
不过我们要说，战后的欧洲统一进程，光靠法国人自己有观念转型远远不够。如果法国转型追求普遍主义了，而它的邻居尤其是德国却仍然坚持民族主义，欧洲统一进程就仍然只能存活在理念中。幸好，德国时任总理阿登纳也有着超越民族主义的想法。
阿登纳意识到，二战后的德国必须同时完成两个艰巨的任务，但这两个任务又彼此矛盾。是什么呢？
第一个任务，德国需要完成重建，否则德国的经济一路崩溃下去，有可能爆发无产阶级革命，最后整个德国都会被纳入苏联的帝国圈，这对西方世界来说是非常可怕的。
第二个任务是，德国必须要获得邻居的信任，否则没法获得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以便重建。但是，获得邻居信任的前提却是德国不能重建，一旦重建了，德国变得强大，邻居就都要吓死了；可是德国不重建的话，它就可能会被纳入苏联的势力范围，这样一来，邻居就会更加恐惧。德国就此陷入一个两难困境。
到底该怎么办呢？阿登纳想出一个办法，就是德国必须放弃“德国是德国人的德国”这样一种观念，让德国变成欧洲人的德国。这样一来，德国的复兴就相当于是欧洲的复兴，德国才有机会同时完成两个任务。
所以，在此背景下，德国与法国联手，又拉上了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推动成立了欧洲煤钢联营。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煤和钢是发动战争最重要的两种原材料，将其纳入一个跨国的联营委员会来统一管理，德国生产多少煤、多少钢，对委员会其他国家都是透明的，这煤和钢究竟会怎么用也是透明的，别的国家一看不对劲，随时可以叫停。
当然，别的国家生产多少煤多少钢，对德国也是透明的，德国发现不对劲，也可以在委员会里面随时行使叫停权利。这样各国彼此之间就可以相互信任了，此时德国的复兴也就等于欧洲的复兴了。阿登纳所要追求的那两个彼此矛盾的任务，由此可以同时实现了。
也就是说，法国跟德国同步出现了某种超越于本国之上的观念转型，最终才推动了欧洲统一进程，也使得二战之后的欧洲仍然能够作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存在于世界政治之中，否则欧洲有可能彻底沦落下去。
到了今天，德国是欧洲人的德国，而欧洲也已经成为德国人的欧洲。德国对于欧洲的影响力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大，但是没有任何人恐惧它，相反，有很多国家都在主张德国应该承担起更多的责任。德国放弃了自己的民族主义方案，才真正地兑现了自己的国家利益，让自己成长的果实能够真正地被收获。
从法德联合的案例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刚才所说的，大阵营时代证明了现代世界必须是一个帝国的时代。但是要记住，帝国不是说你要靠自己的力量去欺压别人，而是你要靠自己的道德感召力来聚拢别人，你的力量只是你的道德赖以实施的一个担保。
好，说完了欧洲的帝国秩序构造，那么，美国和苏联这两大帝国又是如何构造自己的帝国圈，以及如何相互竞争呢？这是我们下一讲的内容。下一讲再见。

划重点26 大阵营时代证明了现代世界必须是一个帝国的时代。现代帝国是个国家联盟,这个国家联盟必须要超越民族主义,用某种普世主义价值观作为支撑,才能获得凝聚力。帝国不是说你要靠自己的力量去欺尺压别人,而是你要靠自己的道德感召力来聚拢别人,你的力量只是你的道德赖以实施的一个担保。

27= 冷战：美苏两国为何相互对抗又相互依存？
你好，欢迎收听《国际政治学 40 讲》，我是施展。上一讲里，我谈到了二战之后，欧洲如何努力打造自己的帝国。这一讲里，我们再来看看两大阵营的盟主，美国和苏联。平时我们一说到冷战，说到美苏两大阵营的对抗，往往把它理解为彼此势不两立的关系，但是你仔细分析一下，就会发现这样的理解过于简单化了。这两大帝国在深层的生存逻辑上，有着一种既相互对抗又相互成全的关系。
听过前面的课程你应该也知道，在二战前，美国长期实行的是孤立主义的政策，尽量避免插手国际事务。但是为什么二战后美国就成为了自由主义的主导者，而且还和苏联展开激烈的对抗呢？
其实我们在前面也提到过，二战后，美国在政治理念上有一个很明显的转变，就是从孤立主义向普世主义的转向。也就是从只管自己的事变成要管别人的事，甚至是全世界的事。而美国的这种理念转变，实际上可以说是苏联激发出来的。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在大战争时代结束的时候，分析过美国特殊的精神结构，也就是它的清教精神。美国的主体居民是清教徒，他们有一个基本信念是，自己是上帝的选民。这种信念导致美国在国际上可能会呈现出两种截然相反的面相，一种是孤立主义的面相，另一种是普世主义的面相。
这两面都是清教精神中不可分割的部分，但不会同时表现出来。美国究竟呈现出哪一面，取决于它相对力量的强弱。在美国的相对力量比较弱的时候，这个清教徒共同体会觉得，旧世界的人都已经堕落了，他们如此之肮脏，全世界就剩下我们这么一点干净的人了。我们是上帝在人世间所留下的最后一些种子，承担着人类的未来，因此要小心呵护我们这个共同体。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除了跟旧世界的经济关系之外，美国会尽可能避免其他方面的联系，这就是一种孤立主义的取向。一直到 20 世纪中期以前，除了短暂的例外，比如一战后期之外，美国基本上都是这样一种态度。这也导致当时的美国在国际政治上很不重要。
但是，随着美国的力量变得强大，美国又可能会觉得，我们这群清教徒共同体是如此之干净，我希望全世界跟我们一样干净，这是上帝交付给我们的责任。于是它就会努力把自己所信奉的东西向外扩散和传播，让旧世界不再堕落，在这种情况下，它又会表现出一种普世主义的理念。既然美国的清教精神本来就包含着这样强劲的普世主义冲动，为什么又说是苏联激活了它普世主义的一面呢？
看一下两次大战后的历史就明白了。一战后，在威尔逊总统的推动下，美国一度要从孤立主义走向普世主义了，但是传统的精神惯性非常强大，这在任何地方都是一样的，美国国会坚决拒绝卷入旧世界的事情，威尔逊没法说服国会，所以美国就又退回到孤立主义了。
二战刚刚结束的时候，美国内部的主流声音还是打算再退回孤立主义的，并且一度真的往回退了，但是却很快又转向普世主义，一直到今天。为什么一战后的美国能退回去，而二战后就退不回去了呢？原因在于，它所要面对的外部世界不一样了。
一战后，主导世界秩序的是英法两国，英国走的是现实主义路径，法国走的是民族主义路径，这俩路径都没有强烈的普世主义扩张的冲动。英国这样的现实主义认为人类是没法追求不切实际的理想的，管好自己的事情就行了，别人家的事情只要不影响自己，管不了太多。法国这样的民族主义更是只管自己的事，不想管别人，不认为全世界都应该奉行同样的一套价值理念。所以它们追求的扩张都是一种有限的扩张，不打算让自己的理念覆盖到全世界，只打算让理念只跟从国家利益的边界。
但二战后就不一样了，一方面，二战之后，美国的力量更强了，清教徒的那种普世主义理念有了更强大的实力做基础；另一方面，美国要面对的首要对手苏联，不是什么现实主义或民族主义的国家，而是一个有着强烈的理想主义、普世主义的国家，渴望用自己的革命理念改造全世界。
这背后就不再是一种有限扩张的想法，而是无限扩张的冲动。逻辑上来说，苏联这种无限扩张的冲动是有可能深刻地改变包括美国在内的全世界的，而苏联的理念又跟美国人的信念正好相反，所以美国的普世主义的一面迅速就被苏联给激活出来了。美国的普世主义一旦被激活，美苏两国就进入到一种既相互对抗又相互成全的关系了。
具体怎么表现呢？先来说美苏两国相互对抗的关系。
两国普世主义理念的对抗，不仅表现在政治层面，比如想法拉拢盟友，以及打各种代理人战争之类的，这些你都很熟悉了；它们的对抗也表现在经贸秩序当中。两国都试图通过经贸秩序来进一步落实自己的政治理念。
我们所熟知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贸总协定、世界银行，就是由美国在二战之后主导的几大世界经济组织，它们一直影响到当下。美国试图用这些国际组织，来打造一种覆盖全球的自由贸易秩序和自由经济秩序。这种经贸秩序所匹配的政治制度，就是一种西方模式的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
苏联这边也打造起了一个和美国针锋相对的经济空间，叫做经济互助合作会，简称经互会。苏联把世界上绝大部分的共产主义国家，比如东欧的一些国家、美洲的古巴、亚洲的越南和蒙古，都纳入到了经互会当中。
通过经互会，苏联成功地把计划经济这种模式扩展到了整个共产主义世界。苏联打造的这套基于计划经济的贸易秩序，跟美国基于自由市场经济的贸易秩序，是一种相互隔绝的关系，几乎是形成了两套平行的世界。之所以苏联要打造一个相对封闭的贸易空间，就在于，一旦苏联让经互会成员国也参与到美国主导的自由贸易体系，那么，这些国家就会跟苏联帝国圈以外的世界有大量的资源交换。
莫斯科是没有办法对这些资源交换进行计划的，苏东世界内部会出现某种计划外的失衡状态，计划经济模式也就会破产。因此，为了确保计划经济的有效性，苏联就需要确保经互会这种相对封闭且独立的经济空间。这也使得苏联跟美国之间的经济联系非常之微弱，这是冷战时期的一大特征。
美国和苏联对抗的一面比较好理解，我们再来看看两套体系相互成全的一面。
美苏两大集团都把对方视作邪恶的存在，而且都坚信，自己这方的理念是真正正义的，最终将消灭对方的邪恶理念，覆盖全世界。这两种理念在实践中要想能够自圆其说，不至于堕落为虚伪，就得兑现自己在理念上的承诺，但是要兑现承诺，恰恰又是以对手的存在为前提的。
先说美国，它对普世人权秩序的承诺，意味着，在原则上来说，如果有哪个国家达不到这种标准，美国就要过去管一管。问题是，管一管是要付出成本的，除非美国和那个国家之间能够形成正向的经济循环，能够通过贸易过程收回它付出的成本，否则就是个纯烧钱的过程，美国也是烧不起的。
冷战期间美国的帝国圈，大致覆盖在西欧、拉美、东南亚等国家，都是能与美国形成正向经济循环的区域，美国可以很轻松地在这些地方推广自己的理念。美国帝国圈以外的地方，包括中亚内陆、非洲大陆深处等等，就算没有苏联的干预，也是美国不大容易形成深刻经济关联的地区；美国要想兑现自己的理念，原则上来说，中亚内陆这些地方的事情美国也应该管一管，但实际上它是管不起的，太烧钱了。
刚好，冷战时期这些地方多半都处在苏联的帝国圈里面，美国就可以不用管了，“不是我不管，是苏联这个邪恶的帝国在捣乱，我管不了。”美国在帝国圈之外既不用付出经济成本，又不会承担道德指责，甚至还能强化自己的正义形象。
但是等到冷战结束，苏联解体了，美国的麻烦才来了。苏联势力范围退出了这些地方，当地的秩序应该由美国人管了，否则美国普世主义的理念逻辑就无法自圆其说了，但美国人实际上管不起，硬挺着来管，就会让自己陷入财政无底洞。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硬着头皮管阿富汗、伊拉克这些地方的事情，结果就是大量砸钱，却没啥实际收益，近几年陆续撤军，因为它真的管不起了。撤军容易，但是后果很严重。当初美国插手这些地方，当地秩序乱成一团了，虽然就算美国不来插手，这些地方很有可能也会乱成一团，但毕竟美国插手又跑路了，于是美国的理念就此被指责为虚伪的，并引发更多的反美情绪。
再看苏联这边。苏联要想让自己帝国圈内各个国家的革命方向和自己保持一致，就必须对这些国家拥有实际的军事控制能力，而军事控制能力的前提是苏联的财政支撑能力。苏联的势力范围所及的东欧、中亚以及部分中东地区，恰好就是苏联军事投放能力和财政支撑能力的平衡点所在。
苏联后来之所以在阿富汗载跟头，除了阿富汗的地理结构极其复杂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阿富汗已经超出了苏联的军事投放能力和财政支撑能力的均衡点。
因此，大阵营时期的世界格局，初看上去是两大帝国都不会满足的状态，但实际上是两大帝国各自达到现实可行的扩张极限之后的均衡结果。在这种情况下，美苏对于对方的势力范围，不但不用承担任何责任，还可以指责对方在这些地方构建的秩序是邪恶的。这也让它们各自都能达成逻辑自洽，不至于被人指责虚伪。于是，一个有趣的现象浮现出来了，对手的存在，反倒使美苏两大帝国无需背负太多理念和现实之间的矛盾。
这一讲里我们看到了美苏两大帝国的复杂博弈逻辑，实际上它们的博弈给中国带来了一个全新的机会。在大阵营时代的世界格局中，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却在苏联大陆帝国的扩展极限之外；中国有着广大的东南沿海区域，适合于参与到全球经贸秩序当中，却超出了美国海洋帝国的扩展能力范围。中国的成长作为世界秩序的中介性力量，在这个时候就渐渐显露出来。中国的成长改变了大阵营时代的演化逻辑，下一讲我们就来说说，大阵营时代的中国角色。下一讲再见。

划重点27 大阵营时期的世界格局,初看上去是两大帝国都不会满足的状态,但实际上是两大帝国各自达到现实可行的扩张极限之后的均衡结果。在这种情况下,美苏对于对方的势力范围,不但不用承担任何责任,还可以指责对方在这些地方构建的秩序是邪恶的。对手的存在,反倒使美苏两大帝国无需背负太多理念和现实之间的矛盾。

28= 中国角色：大阵营时代中国如何展开影响力？
你好，欢迎收听《国际政治学 40 讲》，我是施展。上一讲，我们讲了美国和苏联这两大帝国在世界秩序层面，相互对抗又相互依存的关系。
我们也提到了，在美苏争霸的过程中，中国获得了一个独特的机会，并成长为国际秩序当中的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这一讲我们就来看一下，中国的影响力究竟是怎么逐渐展开的。
实际上，中国影响力的展开过程跟中国的革命有着直接关联。我在《中国史纲》那门课程中讲过，由于一系列历史逻辑的演化，导致进入20 世纪之后，“革命”便一直是中国历史的关键词，最后走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道路。
对于中国在冷战时期的历史，你应该也不陌生。对中国来说，那也是一段极为艰难的岁月，尤其是 20 世纪 60 年代初，中国和苏联的关系破裂后，中国和两大阵营的代表，也就是美国和苏联，都处在对抗的状态，等于是被敌人全方位包围了。
然而，正是在这种局面下，中国反而打开了一种更大的世界格局，逐步获得了在国际秩序中的影响力。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呢？为了搞清楚这个过程，我们得先来说说中国革命的属性。中国的这场社会主义革命，在对世界秩序的理解上，有着双重属性。
第一重是普遍主义的取向，因为共产主义的理念天然就是以全球为思考单位的。另一重是民族主义的取向，因为中国共产党人在进行革命的时候，一大诉求是实现民族救亡。普遍主义与民族主义这双重属性，就使得大阵营时代的中国占据了一系列独特的地位。
先说普世属性这一面，它直接地改变了二战之后成立的雅尔塔体系。
雅尔塔体系的初衷是让美、英、苏、中四大警察合力维护战后的世界和平，简单讲，就是只要每个警察管理世界当中的一片区域，世界秩序的稳定就能得到保障。从美国方面看，雅尔塔体系的规划意味着美国只需管理美洲就好了，这就相当于美国又退回了二战前的孤立主义状态。
在上一讲，我们说过苏联的共产主义理念激活了美国的普世主义一面，但这种激活效应，在具体的历史过程中，相当程度上是通过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而实现的。站在 1949 年的世界看中国，你会发现，中国革命的胜利相当于为共产主义阵营增添了全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和世界十二分之一的领土，以及巨量的资源。在西方的眼中，共产主义阵营只有苏联的话，也许还是个可以谈判甚至可以驯化的对象，所以通过四大警察的方案划定若干个势力范围，是可以接受的选项。
但是苏联加上中国，这个架势似乎就像当年成吉思汗帝国横扫整个欧亚大陆的格局重现，而且苏联和中国两个国家随着革命的胜利都意气风发，有着强烈的自信心，感觉正引领着人类走向正义的命运。共产主义阵营的力量就此发生了一种质的变化，对于美国来说，外部局势发展到这一步，退回到孤立主义已经彻底不可能了。
所以，我们可以把上一讲的说法推进一步，我们可以说，美国的普世主义不是被具体的苏联给激活了，而是被普世的共产主义理念激活了。这个激活过程又是通过中国革命的成功，才真正得以展开的。这就是中国革命的普世性一面，对于世界秩序的重大意义。
中国革命的民族性再来看看中国革命中民族性的这一面。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当中，始终抱有着强烈的民族救亡诉求，既然要民族救亡，那肯定就会强调民族自尊心以及民族自主性。但是，苏联主导的世界共产主义革命又有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它要求全世界的共产革命都得服从于莫斯科的统一领导。
这对要求独立自主的中国革命者来说，构成了一个很大的压制。所以，在中国的共产革命过程中，中国革命者对这个问题一直存在着相当程度的反弹；但是，由于斯大林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绝对威望，他在世的时期，这种反弹并没有充分地表现出来。
等斯大林去世之后，苏联没有如此有威望的领导人了，继任的领导人赫鲁晓夫，在革命经验上也确实不如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人。于是，当苏联仍然想像过去一样干预中国革命的时候，中国就会产生更为强烈的反弹。
比如，在 20 世纪 50 年代末期，中国和苏联出现了一些理念层面的争执，在处理争执的过程中，苏联曾以撤回专家来要挟中国，让中国做出让步。始料未及的是，这样的一种要挟非但没有奏效，反而进一步刺激了中国人的敏感神经。
在争执的过程中，帝国主义列强欺压中国的一些历史记忆，重新浮现在了中国人的头脑当中。一系列的摩擦进一步刺激起中国对苏联的愤怒和不满，并最终导致了中苏分裂。
共产主义世界的大分裂，对于苏联的帝国圈来说是个很大的震动。本来苏联在东方的国境是非常安全的，可以把精力集中在欧洲方向，跟西方博弈。现在必须得分出相当一部分精力到东方来了，两线树敌，严重削弱了苏联的国际博弈能力。
两线树敌的不仅是苏联，当时的中国处在一个更加危险的境地。中国跟美国和苏联都撕破脸了，美国从海上对中国构成一个巨大的威胁，苏联从北方的陆地上对中国构成一个巨大的威胁，当时的中国几乎处于一个被各路敌人全方位包围的处境。但是，也正是在这种时候，中国打开了一种巨大的格局想象力，提出了“三个世界”的理论，一下子让中国的国际博弈格局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空间和灵活性。
当然，这里有一个时间上的耦合性，也就是说中国陷入全方位包围的困境的时候，正好也是第三世界国家开始大规模独立的时候。中国跟苏联撕破脸是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初期，1960 年是非洲国家大规模独立的开始，1960 年当年就有 17 个非洲国家独立，以至于人们称这一年为非洲年。
这些国家独立时的正当性基础都是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殖民主义，也就是通常简称的反帝、反殖。这样一种诉求反过来打开了中国在思考世界问题时的新脑洞，当时的中国意识到，中国也需要趁此机会，来打造属于自己的世界外交圈，这种圈子要想有凝聚力有认同感，肯定就得跟中国要追求的某种理念相关。
这种理念又在哪里呢？这就又回到了中国共产革命的双重属性上。一方面，因为革命的民族救亡属性，中国拒绝被苏联控制，另一方面，因为革命的普世主义属性，中国又会努力去寻找一个能让普世的伟大理念落地的现实方案。
当时的中国也意识到了，在自己跟美国和苏联进行双重对抗的过程中，包含着一种反帝、反殖的努力，既然第三世界也在反帝、反殖，正好和中国革命的普世主义追求有着高度的共振性，第三世界跟中国当然就处于同一条战线。
于是，中国和第三世界就被反帝、反殖这样一个共同的理念给整合起来了。后来，反帝、反殖的理念，又被中国进一步表达为“三个世界”的理念，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是第一世界，西欧、东欧等等这些国家是第二世界，除此之外的广大地区，包括中国在内，都是第三世界。
由于“三个世界”理念的提出，整个世界的秩序就此被中国给重新划分了，美国、苏联的帝国外交圈也被重构了。西欧国家、澳洲、日本，属于美国的自由主义帝国，东欧地区属于苏联的共产主义帝国，而广大的第三世界属于中国的反帝、反殖同盟，也就是中国的世界外交圈。这一外交圈，直到 21 世纪仍是中国的外交基本盘。
反帝、反殖同盟的这些国家，拥有着世界上最大比例的人口，在国际组织当中构成了最大的票数来源。并且，反帝、反殖同盟的人，不仅仅在这些第三世界国家，从原则上来说，世界各国的受压迫者、受压迫阶级，也都是反帝、反殖同盟当中的成员。由此出发，就有可能转化出中国在世界上的一种特殊的外交力量。
当然，今天看来，这样一种外交力量，可能是想象大于现实；因为，当时中国的经济跟世界还处于某种隔绝状态，中国在这种情况下没法找到通过经贸力量来盘活第三世界的办法。但是不要忘了，政治秩序的成立首先就是基于想象的共同体，凭借想象共同体的凝聚力，一系列巨大的现实效应就都存在被实现的可能性。全球的政治格局因为中国提出的三个世界理念，而幻化出一种全新的结构，雅尔塔体系在这之后被彻底突破，而冷战也走向了一个全新的
这种大三角逻辑，一方面，隐隐地为苏联的解体埋下了伏笔，另一方面，它也推动了全球秩序的进一步演化，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世界秩序的一系列底层基础，都孕育在这一进程当中。要理解这一系列过程，我们又必须得搞清楚第三世界力量的兴起与全球秩序转型之间的关系。这背后蕴含着 20 世纪 60、70 年代一系列最激动人心的历史。这就是我们下一讲的内容。下一讲再见。

划重点28 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在对世界秩序的理解上,有着双重属性。第一重是普遍主义的取向,因为共产主义的理念天然就是以全球为思考考单位的。另一重是民族主义的取向,因为中国共产党人在进行革命的时候,一大诉求是实现民族救亡。既然第三世界也在反帝、反殖,正好和中国革命的普世主义追求有着高度的共振性,第三世界跟中国当然就处于同一条战线。

29=秩序演化：第三世界兴起如何反塑了西方世界？
你好，欢迎收听《国际政治学 40 讲》，我是施展。我们在上一讲说了在大阵营时代，中国作为一支力量的兴起，以及中国在“三个世界”理论下，又如何重构了世界秩序。
这一讲，我们再着重于第三世界，来看看它是如何重塑冷战时期世界秩序的，以及这种重塑过程如何进一步推动了西方国家的内部演化。
要说清楚这些问题，我们先得看看第三世界国家是如何走上国际政治舞台的。这里有个转折性的事件，就是 1956 年的苏伊士战争。战争的起因是，当时埃及的领导人纳赛尔，决定要把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纳赛尔几年前刚刚带领埃及推翻君主制，建立共和国。苏伊士运河在 1869 年由国际苏伊士运河公司组织开凿成功，这个公司是法国人开设的，长期掌握着运河的运营权，后来英国人成为公司大股东。 运河公司每年能收到巨额的运河通行费，埃及政府的收益却非常有限。纳赛尔努力要让埃及独立自主，就和运河公司谈判，但是没谈出结果，于是他在 1956 年强行将运河公司收归埃及国有。
这个结果英法两国肯定也无法接受，便联合以色列共同出兵，要夺回对公司从而是对运河的控制权。战争过程中，出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尽管从军事上讲，英法和以色列取得了节节胜利，但从国际道义上来说，英法和以色列却在节节败退。之所以输了道义，是因为，二战之后的国际道德观念变了，强国肆意入侵一个弱小的主权国家，在殖民战争时期不是大问题，但在冷战时期已经不具备任何道德正当性了。
苏联一直以弱者的保护者自居，看到埃及的状况，马上就以各种方大力支持纳赛尔。而美国如果眼看着埃及跟苏联走得越来越近，却不做任何动作，就有可能在大阵营的布局中失去先手，更何况美国本来也不喜欢老欧洲殖民帝国这种统治形式。所以美国就开始对英法施压，要求它们做出退让，否则就会失去美国的支持。
这下英法两国就头大了，它们在国际道义上节节败退，又面对世界两大阵营的盟主同时施压。迫于无奈，英法便只能吐出吃到嘴里的种种好处，灰溜溜地撤军了。
苏伊士战争可以被视做一个转折点，此后再也没有任何强国敢于以殖民战争的方式来面对第三世界国家了。这对所有第三世界的殖民地地区来说，都是一件非常振奋的事情，它们都从中看到了某种新的希望。因此，第三世界的各种反殖民地运动便风起云涌般地展开了。
与此同时，英法也开始考虑放弃对殖民地的统治，因为它们要承担的统治成本越来越高，而所获得的收益却越来越小，甚至是负数，继续守着殖民地已经变得越来越不划算了。因此，非殖民化运动在 20 世纪50 年代末开启，到了 60 年代，亚洲非洲各个地方的大量殖民地都开始陆续成为独立国家了。
这些国家的独立进程通常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英法主动退出自己的殖民地，允许其独立。另外一种是殖民地地区的民族解放战争，这通常都会以一种游击战的方式进行。
第三世界国家要想有效地展开民族解放运动，对殖民统治者构成巨大压力，就必须得对群众形成大规模动员。而最大规模的群众动员一定是针对底层的，因为底层人数规模最大，而共产主义恰恰也是以底层为它的动员对象的。
因此，共产主义阵营和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运动，就形成了一种相互呼应的关系。共产主义阵营的努力，使民族解放运动获得了更大的力量，而民族解放运动的成功，又可以不断地扩大共产主义阵营的实力，它们形成了一种相互成就的关系。
所以，共产主义阵营在第三世界地区的影响力不断扩大，这对英美自由主义阵营构成一个巨大的压力。尤其是在一些关键的节点性地区，比如在越南，两个阵营的争夺已不仅仅是道义层面的争夺，更是直接进入激烈的战争。
美国在冷战时期提出过多米诺骨牌理论，这个理论认为，东南亚地区就像一排多米诺骨牌，越南是其中的第一张，一旦越南这张骨牌倒下去，被共产主义阵营所征服，那么后续就会有一系列国家像骨牌一样跟着倒下去。因此，为了防止多米诺效应，美国就必须按住越南这第一张骨牌。
越战刚刚打响的时候，美国的普通民众大都非常支持政府在越南的所作所为，因为民众都接受了多米诺骨牌理论，相信如果越南保不住，那么整个东南亚就保不住，作为自由世界的盟主，美国有义务去为自由世界守住最后的屏障。
但这个时代正赶上信息传播技术出现重大进步，彩色电视出现了。随着前线传回的各种战地信息的增多，美国民众可以看到翠绿欲滴的热带雨林被燃烧弹烧成白地，可以看到那张越战中最为著名的照片，燃烧弹烧光了小女孩儿的衣服，赤身裸体的小女孩儿在街上惊慌无助地跑，还可以看到北越的支持者被南越的警察当众枪决，等等，种种彩色影像都对美国民众的心理构成了巨大的冲击。
美国民众本来觉得，支持政府到越南打仗的初衷，是为了保护自由主义世界的秩序，是为了让北越人民也能够享有所有人都应该享有的普世人权。但现实中所看到的，却是北越人民在为战争付出巨大的代价，这违背了美国政府最初的承诺。再以及，当美国民众得知南越统治者的腐败时，更为愤怒，觉得美国政府支持的南越政权看上不去还不如北越呢，这样的盟友，不要也罢。但是美国政府却坚称南越政权是自由主义阵营的重要堡垒。
各种让人恼火的事情加在一起，美国民众就开始质疑发动越南战争的正当性了。可是美国政府却在越南战争中越陷越深，为了将战争继续下去，便开始找各种各样的理由和借口。这反过来引起了美国民众的更大愤怒，因为在他们看来，支持越南战争的理由是，美国作为自由世界的灯塔，应该肩负起捍卫普世人权的责任；但如果政府居然以撒谎的方式来掩盖其错误，此时就要问一下，美国这个国家是否还配得上做自由世界的灯塔。
所以，这个时候的美国民间就开启了大规模的反战运动，反战运动刚好和另一个重要的社会运动又发生了时间上的共振，这就是美国南方的黑人民权运动。从法理上说，一百年前的南北战争已经为美国南方的黑人争取到了平等的权利。但是随后南方又用了一系列技术性的条款，使得黑人在事实上没有办法行使与白人平等的公民权利。南方的黑人对此感觉非常屈辱，如果你看过前阵子热映的电影《绿皮书》的话，就会对这种种族不平等的状态有很直观的感觉。所以，美国南方的黑人在 20 世纪 60 年代掀起了大规模的民权运动，要争取跟白人平等的权利。
民权运动反对的对象就是美国当局，反战运动要反抗的对象也是美国当局，这两股运动就合流了。不仅仅是在美国，这时在大部分西方国家的内部也爆发了一系列反政府的示威、游行，甚至暴力的对抗。这一系列对抗行动被后人称作 1968 年的“五月风暴”。五月风暴中，西方民众要反对的是建制化的制度，而建制化制度的总代表，就是美国政府。对第三世界来说，他们要反抗一个不公正的资本主义秩序，资本主义秩序的总代表也是美国。所有这些又跟美国国内的反战运动和黑人民权运动，合流到了一起，形成了巨大的共振效应，在美国、在整个西方都引发了一系列非常深远的反体制行为。
所谓反体制行为，简单讲，就是凡事儿都跟官方反着来。官方或者主流越认为不应该怎么做，就偏要怎么做。比如，主流思想认为应该在性关系上保持洁身自好，那么很多年轻
人就偏不，他们崇尚性解放。比如主流思想认为年轻人就应该发奋图强、积极上进，认为摇滚乐使人玩物丧志，那么，有一部分人就偏要搞硬核摇滚，甚至天天嗑药。以至于最后，美国社会出现了一句著名的口号，叫“要做爱，不要作战”。跟体制对抗，就意味着你一定要摆脱体制留给你的那种规范化的思维方式，你就必须跟常规反着来。所有这些对体制的剧烈反抗，给美国社会带来了对于现实秩序普遍的反思。
表面上看这种反体制行为带来的是美国秩序的混乱，但是由此却产生了一个重要的意料外后果，就是这些反体制的行为带来了大量的脑洞，全新的脑洞给美国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创新效应。这种效应影响极为深远，以至于今天我们可以看到的美国一系列最伟大的公司，比如英特尔、惠普、微软、苹果等等，都是在那个时代成立的。
所以，如果你仅仅从一个短时段来观察，只看那几年的话，会觉得美国社会似乎已经快被折腾到奄奄一息，西方已经日薄西山了。但是放在长时段上，再来回看这一时代的话，你就会发现，那正是美国在经历剧烈阵痛，也在孕育涅槃重生的一个时代，它反倒给美国带来了连美国人自己都始料未及的创新效应。
讲到这里你就会看到，第三世界的兴起与美国的内政，进一步与世界秩序的整体性重构之间，有了一种深刻的相互关联关系。第三世界的反抗运动，很奇妙地在美国激起了伟大的变革和创新，于是美国不仅仅是在政治上实现了自我涅槃，也在技术上带来又一轮革命。
从技术的演化来看，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技术红利被吃尽了之后，就该进入到新一轮的技术革命了。技术革命是难以在计划经济下出现的，更容易在市场经济下出现，但市场经济下的创新也是需要一些环境的刺激的。
第三世界的革命大潮在美国激发了强大的反体制运动，也很意外地激发出大量脑洞，刺激了创新。第三世界以一种特定的方式，参与到了美国的重构当中，参与到了一种新的技术革命当中，整个世界秩序因此进入到了一个全新的演化逻辑。
这一讲里我们看到第三世界的兴起，对两大阵营带来的巨大影响。而两大阵营的两个盟主，也都有着各自难以克服的一些困境，它们引发了冷战的进一步演化。
这是我们下一讲的内容，下一讲再见！

划重点29 所有对体制的剧烈反抗,给美国社会带来了对于现实秩序普遍的反思。表面上看这种反体制行为带来的是美国秩序的混乱,但是由此却产生了一个重要的意料外后果,就是这些反体制的行为带来了大量的脑洞,全新的脑洞给美国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创新效应。放在长时段上来回看这一时代,你就会发现,那正是美国在经历剧烈阵痛,也在孕育涅槃重生的一个时代。

30= 困境（上）：大阵营时代的两大盟主面临哪些困境？
你好，欢迎收听《国际政治学 40 讲》，我是施展。上一讲里我们讨论了第三世界的兴起，对世界秩序以及东西方阵营都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这一讲，我们再把视野转回到东西方两大阵营的盟主，看看它们面临着什么样的困境。在这些困境当中，既有属于美国和苏联的共同困境，也有它们各自独特的困境。
实际上，美国和苏联的共同困境我们在前面也讲过，也就是美国和苏联都有基于普遍主义理想的道德承诺，它们坚信自己的理想是为了所有人而存在的。这样一种理想让它们都在国外有着巨大的号召力，从而能够成为盟主，但在实践这种理想时的一系列困境，又会让它们陷入一种虚伪的境地，被人指责。
在冷战当中，这个问题还不严重，因为甭管是美国和苏联，超出扩张半径的地方，刚好都在对方主导的区域里。在那些地方，两个盟主反倒可以卸下道德责任，指责对方在那里建立了邪恶的秩序，责任不在自己这一边。
但是，等到冷战结束，苏联解体了，困境就来了。比如苏联势力退出的地方，就该美国去填补秩序了，比如阿富汗之类的地方，但这里是在美国的扩张半径之外的。原则上来说，这种地方的秩序，美国应该去管，但管了之后发现，在这里纯粹是烧钱，却没啥效果；甩手不管的话，自己的普世主义承诺就虚伪化了，这又会给各种反美的力量很多口实。这是一种左右为难的困境。
除了这种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困境，东西方盟主这个时期在和小国相处的时候还会面临一种全新的道德困境。我在前面的课里讲过，原子弹的出现，使得大国之间再也不可能爆发热战了，大国的争斗只能通过小国之间进行的代理人战争来完成。
于是，有些小国处在国际政治矛盾的交汇点，就会成为一个撬动性的支点。比如在 20 世纪 50 年代的时候，朝鲜就是这种支点，一个小国却一下凝聚了全世界的目光。60 年代的越南和古巴、70 年代的安哥拉，都曾经是这种支点。
冷战时期的小国虽然跟大国比起来很弱小，却经常向大国发起非常任性的挑衅。在冷战以前的历史上，极少有哪个小国敢去挑衅大国，因为太容易被大国给灭掉了。但是到了冷战时期，国际道德观发生了变化，轻易灭掉一个国家在国际道德上成为一件极其不正当的事情，更别提用原子弹这种毁灭性武器去打击小国了。
这就让大国十分难受，大国是有原子弹的，但是大国却不可能去真正地用它打击小国。而一旦不是用原子弹，大国跟小国打完常规战后，就很有可能陷入到游击战当中，这对大国来说是一个永远不可能获胜的纯消耗状态。
因此，在这种情况之下，大国也不愿意轻易发动对小国的战争。小国也相信大国不敢真的去打击它，于是小国反倒可以肆无忌惮地挑衅大国，大国却因此陷入到一种道德困境，甚至是一种国际威信上的困境，因为大国的威胁看起来似乎也不那么可信了。
刚才说的这是两大盟主面临的共同困境，再来说说它们各自面临的独特困境。对任何一个盟主来说，它的普遍主义理念要想落地，就必须得在现实中形成一种超越于所有国家之上的经贸秩序安排。但两大盟主在各自的体系里面，又都面临着一些独特的困境。
先说美国这边。支撑它的自由贸易体系的，除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作为世界贸易组织前身的关贸总协定这三大经济组织之外，还有美元作为统一的货币基础，也就是世界货币。但是，美元作为世界货币却会遭遇到一个困境，这个困境被称作特里芬难题，这是由美国经济学家特里芬提出来的。
特里芬注意到，因为美元是世界货币，各国在做贸易的时候都愿意用美元来结算，所以世界上其他国家都会有动力去积攒美元，美元就会从美国大量流出。但如果流出太多了，美元就会贬值，贬值得厉害了，就没人愿意接受美元了，那么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就会变得摇摇欲坠。
这就出现一个两难困境，如果美元不流出美国之外，美元就没法成为世界货币，如果流出的规模太大，美元大幅贬值，它也很难继续保持世界货币地位。
美元的流出规模太大了，慢慢地超出了黄金储备太多，一旦出现大规模的国际波动，人们想要拿着更加保险的黄金，都来兑换，美联储就会扛不住的。到了 1971 年，美国终于扛不住了，尼克松总统宣布美元跟黄金脱钩，不再以黄金作为担保。
新的问题来了，拿着美元不能再随时兑换成黄金，凭什么人们还会愿意去持有美元呢？所以美元马上就寻找到了另外一个隐形的担保物，就是石油。全世界的石油都以美元为单位来计价，你手里拿着美元，就相当于拿着石油，那么美元就仍然可以被人们接受为世界货币。
在这个过程当中，美国跟产油国之间慢慢就浮现出一系列特殊的利益关系。美国必须确保自己对产油国的有效控制，否则就没法保障美元的稳定性。中东在美国的国际战略当中就有了一种特殊的地位，这不仅仅是因为美国需要石油，实际上美国自己也是能产石油的，更重要的是因为美国对美元的货币稳定性的强烈需求。
美元跟石油的担保关系没有落实为一种成文的承诺，而是一种隐性的关系，所以在法律上来说，美元是不以任何实物作为担保的，这就改变了人类的货币演化逻辑。跟黄金脱钩之后，美元从本位货币转化成为信用货币，美元的价值不再以贵金属做担保，而是以美国的国家信用为担保。其他国家的货币又或多或少地跟美元挂钩。这种变化的结果就是，货币对于国家信用的需求，尤其是对美国的国家信用的需求，就会变得前所未有地高，这是人类货币史上从未有过的变化，也构成了美国能够继续作为世界霸主的一个基础。
从本位货币到信用货币的变迁，还有一个重要效应。由于国家发行的货币数量不再受制于贵金属的储备数量，而是可以按照自己的政策需求来投放货币，只要大家仍然认可信用货币背后的国家信用就行了。这样一来，国家就可以通过控制货币投放数量，让经济保持一种温和而又稳定的通货膨胀状态，这可以刺激经济成长，国家因此获得了一种新的经济政策工具。
更进一步，信用货币的出现也让类似于 1929 年的那种经济大危机不大可能再出现了。在本位货币的时代，政府受制于贵金属储备的限制，是很难用货币政策手段解决金融问题的。而一旦转化为信用货币，新的政策工具就出现了。
对比 2008 年的金融危机就会发现，一开始人们感觉它的风险性并不小于 1929 年，但是最后，2008 年的金融危机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被化解掉了，这就是因为整个货币的逻辑变了。所以，美国虽然面临着特里芬难题，但这个难题还是能用各种办法往前应对的，甚至过程中美国还发现了新的机会。但是再看苏联这边就不一样了。
苏联首先面临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维系自己阵营的统一性。依照苏联的革命话语来说，共产主义革命是属于全人类的革命，必须统一指挥，才有行动力。所以苏联要求全球的共产主义国家和政党都得服从莫斯科的统一安排，如果有不服从的，就要对其进行干预，有必要的话可以一直上升到武装干预，以便确保全球的革命事业不受伤害。
苏联在 20 世纪 50 年代曾经对波兰和匈牙利、60 年代曾经对捷克斯洛伐克，都进行了直接的武装干预。对一个主权国家进行武装干预，尤其是在民族自决这种理念已经被人普遍接受为政治正确的时代，这种事情是非常不正当的。因此苏联在60 年代发展出一个新的说法，叫做社会主义大家庭。在大家庭里，任何一个成员的利益要从属于整个大家庭的利益，而大家庭的利益是由属于全人类的普遍革命事业所定义的。全球革命的领导者是苏联，因此，苏联便可以对大家庭中具体的成员国进行正当的干预。这套说法确实能把故事说圆，但苏联这种做法会严重伤害其他成员国的尊严，而对尊严的伤害同样也会伤害共产主义阵营的正当性，这是苏联在政治层面所面临的正当性困境。
同时，苏联还会面临一重经济层面的困境。我在前面的课程里讲到过，苏联的计划经济，发展的主要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各种重工业。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技术被发明出来之后，要想高速发展这些重工业产业，靠的不是创新能力，而是超强的动员和组织效率，共产主义国家通过计划经济组织起来的效率无与伦比，所以苏联在二战后发展得飞快。但是每一轮的技术创新，都有一个技术红利的周期，等到这一轮的技术红利被吃完之后，经济发展速度就会下降，需要下一轮的创新来拉动起新一轮的经济周期。但是计划经济有个问题，就是它的高度计划性，原则上排除掉了意外，而创新恰恰就是无法被计划的意外，所以计划经济是抑制创新的。因此，苏联的经济从二战刚结束之际的高速增长，逐渐就过渡到了近乎停滞的低速增长。
到了 1971 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美元似乎陷入信用危机，美国也还陷在越战当中迟迟走不出来，看上去似乎要衰落了。而在越战当中，苏联占据了巨大的正当性，并且这会儿它的经济也发展到了巅峰的状态，风头正劲，便开启了它在世界上的四处扩张进程。
但是别忘了，巅峰的结束往往也意味着下坡路的开始，这会儿的苏联已经是强弩之末了。而我们在上一节课讲到过，看上去要衰落的美国，此时正在经历痛苦的涅槃过程，由于越战带来的一系列刺激，使得美国开始了一轮大规模的创新浪潮。也就是说，单从 70 年代的短时段上看，苏联正处在巅峰状态，美国正处在低谷状态。但把时段拉得稍微长些，你就会发现，苏联开始走下坡路了，而美国正在铺就一轮全新的上坡路。
另一个方面，前面我们也讲过，苏联为了确保计划经济的有效运转，它的经济互助合作会，也就是经互会这一市场体系就必须得是封闭的，否则就没法计划了。那么就经济规模来说，经互会就不可能形成一个大规模市场，而美国能够主导除了经互会国家之外的全球市场，它肯定是个大规模的市场。市场的规模跟经济的效率是一种正比例关系，结果就是，从长远来看，类似于经互会这种小规模市场一定会被大规模市场给吃掉，这是苏联面临的另外一个经济困境。
前面说的所有这些困境，都给大阵营时代的两大盟主带来了严峻的挑战，也为大阵营时代的终结埋下了伏笔。但小国在大阵营时代可以肆无忌惮地挑衅大国，这是否就意味着小国不会因此陷入困境呢？当然不是这样，下一讲我们再来说一下小国在大阵营时代要面临的困境，我们下一讲再见。

划重点30 巅峰的结束往往也意味着下坡路的开始。单从70年代的短时段上看,联正处在巅峰状态,美国正处在低谷状态。但把时段拉得利消微长些,你就会发现,苏联开始走下坡路了,而美国正在铺就一轮全新的上坡路。

31= 困境（下）：大阵营时代的小国面临哪些困境？
你好，欢迎收听《国际政治学 40 讲》，我是施展。上一讲我们谈到了东西方两大阵营的盟主在经济和政治层面所面临的一系列困境，其中一个困境是，小国可以肆无忌惮地挑衅大国，而大国却拿它们没辙。这一讲咱们再来看看小国在那段时期面对怎样的困境。
这里说的小国可以分成两种类型，它们所面临的困境是很不一样的。一种是二战后的非殖民化过程中出现的众多非洲小国，另一种是拉美和东南亚国家。
我们先来看一下非洲国家的问题。很多非洲国家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刚刚成立的时候，发展得都还不错。因为这些国家多一半是原材料出口国，当时欧洲和美国的经济都在高速成长阶段，对原材料需求很高，国际市场上的原材料价格很不错，这些非洲国家的经济表现也就很好。
但是，良好的经济表现却掩盖了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就是非洲国家的国家能力普遍很差。在经济处于上行阶段的时候，大家都有蛋糕吃，国家能力弱这个硬伤也就不会十分突出。可是到了 20 世纪 70 年代，一些中东国家为了向支持以色列的西方国家施压，大幅提高了油价，还一度对美国、西欧和日本实施过石油禁运，石油危机一下就让西方的经济进入到了一种停滞状态，也就让国际原材料价格大幅下跌，非洲国家马上就受不了。
但非洲国家在这会儿还没有马上陷入困境，因为它们还可以靠外债来缓解困境。外债从哪儿来呢？正好中东产油国借助抬高油价而积累了大量的石油美元，都存储在西方国家的银行里面。银行很有动力把这些石油美元放贷出去，否则得支付大量的存款利息，成本很高。
贷款借给谁呢？正好非洲国家急需贷款，客户这就有了。问题是，这客户能不能还得上贷款啊？得有信得过的担保物，银行才敢放贷。非 洲国家就以它们未来出口的原材料所能带来的现金流为担保来贷款。为什么银行会接受这种担保呢？因为当时几乎所有人都相信，国际大宗商品，也就是说这些原材料，价格下跌是一个短期现象，只要熬过这个短期的经济危机，经济就会复苏了。
这会儿的人们刚刚从一个持续了快三十年的高速经济成长当中走出来，所以对经济还会高速成长有着很好的预期。只要经济还能高速成长，原材料的价格就仍然会是一个上涨曲线，由此带来的现金流也就会是优质的担保物。
于是，大量贷款就这样流到了非洲国家。但人们没想到的是，西方国家的经济低迷持续了整个 70 年代，结果原材料的价格一直就没有恢复过来。到了 80 年代初，西方国家的经济开始逐渐恢复了，但是它们已经找到了一些替代材料，对非洲国家的原材料需求并未恢复。
到了 90 年代初，苏东国家解体了，非洲国家这下麻烦更大了。因为苏东国家，尤其是苏联解体出来的那些国家和地区，也都是出口原材料的国家。在此之前，这些国家在经互会的经济体系里，跟西方的经济体系是相对隔绝的，但现在，它们也加入世界市场了，原材料供给一下就变得特别大，于是原材料的价格就更回不来了。非洲的麻烦就越来越大了，逐渐陷入越来越严重的债务困境。
所以，在冷战结束之后，非洲国家陷入大规模的内战。这些国家内部的军阀为了支撑内战，就得想法搞钱。从哪搞钱呢？在当时，很多矿产资源已经不好卖了，但是仍然有两样东西好卖，分别是石油和钻石。所以当时的非洲国家就卖出了大量被称作血钻的钻石，这些钻石通过大规模走私的渠道流入国际市场，换回的钱用于购买 AK47，以继续在非洲自我屠杀。有一个电影叫《血钻》，就是讲这些故事的，你感兴趣的话可以找来看看。
直到 21 世纪初，非洲才缓过劲来。因为到了这个时候，中国经济进入高速成长阶段，中国成了国际原材料的一个超级大买家，原材料价格开始上涨，非洲终于重新获得了机会。
说完了非洲国家的困境，我们再看看拉美和东南亚国家所面临的困境。拉美和东南亚国家有某种共性，就是它们的国家能力相对于非洲而言更加成型。它们面临的困境可以用两个关键词来总结，一个是经济层面的中等收入陷阱，另一个是政治层面的民粹化。而这两个问题又是彼此关联着出现的，它们都与东南亚和拉美国家推动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努力紧密相关。
本来，这些国家也都是资源很丰富的国家，不仅仅是矿产资源，农牧业资源也都很丰富，有些拉美国家在 19 世纪靠出口这些东西曾经很富裕。但是进入 20 世纪，西方国家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大规模展开之后，出口农牧业产品和原材料的国家，在国际分工上处在越来越不利的地位，很多国家就开始琢磨怎么能推动自己的工业化。
在讲到美苏争霸那段历史时，我说到过，对第二次工业革命而言，要发展这些工业，实现从 1 到 N 的变迁，主要依赖高效率的现代组织手段，很多国家看到了这一点，就琢磨着用国家的力量来提高组织效率，推动工业化进程。
阿根廷的传奇总统庇隆，就这么努力过，推动了一种国家主导下的工业化过程，同时用民粹主义的政策来弥补政治正当性。国家主导工业化与民粹主义的结合，是拉美和东南亚很多国家的做法，后来人们经常把这种做法就叫做庇隆主义。
庇隆主义会推动建立国家主导的工业企业，但是这种企业跟一般的私有企业相比，效率明显是偏低的，那得怎么活下来呢？对应地，这些国家又会出台一个叫进口替代的政策。这个政策简单说就是用本国的高关税来阻止别国的工业品进入本国市场，让本国的工业获得机会成长。很多后发国家在发展工业的时候，都用过进口替代策略，来试图发展本国的工业企业。
但问题是，进口替代在历史上就从未成功过。因为进口替代政策的高关税，打造起一个封闭的本国市场，本国的工业企业就只能在一个小规模市场里发展。而市场的规模决定了市场的效率，市场规模小，市场分工就不会充分，过大的国有企业在这样一个不充分分工的市场中，效率就会更加低下。这是个纯消耗的过程，不可持续，所以纯粹的进口替代最终都会让小规模市场走向自我锁死。
你或许会反驳我，在大革命时代的板块里我们曾经讲过，19 世纪的德国和美国奉行经济学家李斯特所鼓吹的经济保护政策，确实取得了成功啊。但我要告诉你，德国和美国的成功不是因为它使用了贸易保护和进口替代，而是因为它们发生了技术跃迁。进口替代所保护的不是这俩国家内部那些传统产业，而是保护本国暂时还弱小的新技术产业。等到新产业发展起来之后，德国和美国便把它迅速推向全球出口，进入全球市场，这样才能真正获得成功。
虽然从长线来看，进口替代政策没法成功，但是短期来说，它也会帮助实施这种政策的国家建立很多工业企业。于是就有很多人离开乡村到城市里来工作，人们的收入水平也会跟着提高，劳动力成本也就在这个过程中逐渐涨起来了。在这种情况下，除非这些国家的工业企业和产品能够进入世界市场，否则，它的效率将会进一步降低。
但是，一旦进入世界市场来比拼，另外一个麻烦又来了。可以想象一下，当你在努力推动本国工业化的时候，你隔壁的国家也在这么做。本来你们两家收入水平差不多，但是如果你这里收入水平提高更快，劳动力成本涨得也就比较快。隔壁的收入水平提高没你快，劳动力成本仍然比较低。到这会儿会出现什么问题呢？就是你在媒体上经常会看到的一个概念，“中等收入陷阱”，你这国家的劳动力达到了中等收入水平，于是竞争不过邻居了，工业都转移到他那去了。
说到这你就会看到，从进口替代起步力图发展工业的小国，如果没有技术跃迁做根基的话，一定时间之后大概率会陷入两个结局之一。一个结局是，继续用贸易保护的手段，让自己的工业企业在一个小规模市场中把自个儿给憋死；另一个结局是，进入到开放的世界市场跟别的国家竞争，但是又没有足够的竞争力，最后被国际市场给淹死。
这些国家一旦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还有麻烦在后面呢。制造业从这些国家转移走了，本国就没有足够多的就业岗位了。而工业化过程中，城里已经涌进大量从乡下来的工人，现在他们却失业了。失业之后，他们是不愿意再回到农村的，因为城市的机会毕竟比农村多，而且更好玩。不愿意回去，又没有工作，肯定是各种不满。
敏锐的政客们很快就捕捉到了这一状况，他们发现，只要能用一个政策许诺，或找到一句简单的口号，把这样的一群人给煽动起来，那么就有机会获得大量的选票。于是，这些口号就转化成了一系列民粹主义的政治。政客们民粹主义的操作，就是声称自己是真正代表底层利益的，用反对资本主义、反对霸权等一系列口号来吸引底层的支持。因为底层掌握最多的选票，最会煽动底层的人，就更有机会上台。
等到民粹主义政客上台之后，他多多少少要兑现一部分当初的竞选承诺，比如发放福利。当政府没有足够财力来发放福利的时候，如果民粹政治不能改弦更张，就只剩下两个选择，或者是借外债，或者是大幅提高富人和中产阶级的税率。
长期这样搞下去的话，本国经济的根基就会被进一步伤害。但是，政客又不可能说经济的糟糕状况是错误的政策导致的，为了维系自己竞选前后的正当性，政客就必须找个背锅侠。这是现成的，美国。民粹主义政客会指责是美国的资本主义和霸权主义带来这一切恶果，于是，民粹政治往往又会跟反美、反霸这两个事裹挟在一块。
但是，靠反美反霸来掩盖内部的经济问题是不可持续的，这些小国这样的搞法，把各种问题全都政治化，思考问题不是从经济上的成本收益分析出发，而是从价值理念口号出发，只会让经济变得更加糟糕。
更加糟糕的经济，往往会引发更加激烈的社会矛盾，该如何平复呢？于是，又一个新的选项浮现出来了，就是军人独裁。所以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拉美国家和东南亚国家，便出现了很多军人独裁政府上台的现象。军政府收拾好国内的混乱残局之后，通常会还政于民，毕竟国家是不能长久地靠军队来统治的。
还政于民之后，又浮现出两种可能性。一种是，一个偏向自由主义的政府上台，另外一种是，仍然是偏向左翼的政府上台。但是无论哪种倾向的政府上台，仍然得面对某种民粹主义的情境，因为都得服从于选票的逻辑。这也导致了小国不断地陷入一种恶性循环当中。
小国尽管要面临一系列困境，但是，它们在联合国里却掌握了最多的选票。这就反过来又在相当程度上，定义了今天世界上一系列多边外交组织的特征。
下一讲我就以最重要的多边外交组织联合国为例，来讲讲这些问题。下一讲见。

划重点31 拉美和东南亚国家政客们民粹主义的操作,就是声称自己是真正代表底层利益的,用反对资本主义、反对霸权等一系列口号来吸引底层的支持。这种做法,是把各种问题全都政治化,思考问题不是从经济上的成本收益分析出发,而是从价值理念口号出发,只会让经济变得更加糟糕。

32 = 多边外交：联合国为什么经常疲于奔命？
你好，欢迎收听《国际政治学 40 讲》，我是施展。前面两讲我讲了大阵营时代大国和小国分别面临的困境。相比于此前的几个时代，大阵营时代还有一个特征就是，多边外交组织很多，比此前更加体系化。
多边外交，你可能会想起常在新闻中出现的另外一个名词，双边外交。双边外交，就是两个国家一对一地打交道，然后签定协议；多边外交就是多个国家互动，甚至形成一个国际组织，在这个多边的平台上开展外交活动。
多边外交出现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大航海时代的威斯特伐利亚会议，因为有一系列超越于两个国家之上的事务，需要靠多边外交来处理。但是直到 19 世纪末期，多边外交基本上还是作为一种偶发性的会议存在。
之所以多边外交组织在进入 20 世纪后会大规模出现，跟两次大战之后国际道德观念的转型有关。两次大战是大国争霸的结果，战后人们认为在国际层面也应该建立一种民主秩序，才能防止大国的任性给人类带来灾难。怎样才能形成这种民主秩序呢？那就是国际事务上得大家聚在一起开会，商量着来嘛，开会的事情逐渐地制度化、平台化，就成为多边外交组织。
有了国际层面的民主化这种考虑，多边外交组织也成了国际行为正当性的来源。比如我们在国际新闻里经常会听到一些说法，某某行为获得了联合国授权，联合国就是今天世界上最重要的多边外交组织。
实际上联合国的决议对成员国并没有强制力，但是却会让成员国的行为获得道义正当性。国际层面上所谓“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这里的“道”，就是由联合国来定义的。然而，多边外交组织的实际作用，与人们的期待，一直存在着相当距离。近年来咱们也越发可以感受到，联合国经常疲于奔命，成员国不在乎联合国决议的事情也是经常出现。为什么会这样呢？这与多边外交组织所特有的一系列困境相关。
这一讲我就以联合国为例，来讲一讲这个问题。
多边外交组织的困境，我把它归纳为五点：代理人困境、权力责任不对等困境、价值观不一致的困境、道德判断与执行力相分离的困境，以及治理机制与治理对象不匹配的困境。当然还有别的问题，但我就聚焦在这五个问题上。下面分别来说一说。
先说第一个困境，代理人困境。这是个制度经济学上的概念，它是说，公司的投资人通常没有精力去亲自经营这公司，便会雇一些职业经理人来替他经营。但是职业经理人跟投资人的利益并不是完全一致的，职业经理人的最大利益在于挣到更多的工资和奖金，而投资人的利益在于让公司获得更为长远和有效的发展。两种利益之间存在冲突的可能，职业经理人有可能在经营公司的过程中做一些对自己有利，但却损害投资人利益的事情，这就是代理人困境。
多边组织中同样存在这个问题。多边组织要处理的问题很多，需要有一个规模较大的组织架构，又需要有一系列执行组织目标的官员。官员们也乐于提升多边组织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因为多边组织越是能在国际上刷存在感，就越有机会从各国争取到更多的财政拨款，官员们的日子过得越舒坦。
所以，多边组织出现之后，很快就会形成一系列基于这个组织本身的独立议程，有些议程会独立于发起国的意愿之外。这就会带来一个麻烦，因为有些议程只是多边组织中的官员为了刷存在感而发起的，跟解决真正意义上的国际政治问题并没有直接的关联，这就会给多边组织的运转带来一系列冗长和低效的问题，联合国近年来受到的一些诟病，便与此相关。
再说第二个困境，权力和责任不对等的困境。这与大量小国加入了多边组织有关。小国天然地有进行多边外交的渴望，你可以想象一下，小国和大国如果进行双边外交，那么大国是无悬念的甲方，小国基本上只能在乙方的位置上忍着，这对小国来说是十分不利的。
而一旦进入多边外交的秩序，大国的优势地位马上被多边的结构给约束住了，所以相比大国，小国会更加渴望多边外交，即便是靠双边外交就能解决的事情，小国也渴望把这类事情放到多边平台上来处理，以便改善自己的不利地位。
但问题也就出在这里了。多边组织的民主特征是要靠投票来呈现的，但小国的票数和它们在国际秩序中的利益相关性，并不成比例。这就好比小区里的业主委员会，投票时会有一个要求，就是你的投票权重，跟你所拥有的物业面积之间是要成正比例关系的。
但在联合国中，小国在数量上占据着绝对优势，但它们在国际事务上的利益关联度和它们所拥有的票数之间并不对等。这就让小国经常会为了自己的一些想法而扰乱议程，使得实际议程的运转出现大量冗长无效。
当然，为了防止这种问题的出现，联合国里面还有一种特殊的制度安排，比如联合国安理会里有五个常任理事国，这五个大国对国际政治的走势有着极高的利益关涉，所以也就有着特殊的权力地位，用来克服这种权力责任不对等的困境。
但是这仍然无法实质性解决问题，因为大国有可能会收买小国，这么做并不困难，而一旦小国被收买，联合国做出的决策，就会背离发起国的初衷，这也是代理人困境的另一种呈现。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问题，又在于第三个困境，就是价值观不一致的困境，这主要是与大国有关了。虽然安理会里面有着常任理事国跟非常任理事国的区别，以便区分大国与小国不同的利益关涉度，但五个常任理事国也还是需要靠投票来决定很多重大事项的。
这里就又有了问题，就是参与投票五个大国并没有一致的价值取向，这也就意味着联合国在决策过程中，在事实上放弃了价值承诺。一个组织或者说一个政治体，要想获得人们的认同，一定是基于某些最底层的精神要素，而不仅仅是基于物质性的要素。因为物质性的要素太容易流变了，如果仅仅是因为物质上有好处，我才认同你的话，一旦这好处没了，面对敌人我便不会有跟你站在一块拼死一战的想法。只有我在精神上对你有认同，才会为你拼死而战。
人们形成精神认同的根基，则在于稳定可信的价值承诺。但包括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在内的联合国成员国，并没有一致的价值取向，投票结果经常并不是反映着人们的价值判断，而只不过是一种偶然的利益组合的结果。
这种情况下，虽然联合国在宗旨上有价值承诺，但在事实上放弃了这种承诺。那么联合国如何还能期待成员国对它有真正意义上的认同呢，多边组织的运行和它的初衷也就背离而去了。
由此出发，又有了第四个困境，就是国际事务决策的道德判断与执行力相分离的问题。虽然联合国在事实上放弃了价值承诺，但是法理上来说，人们仍然公认联合国是国际行为的正当性来源，比如美国打击伊拉克的战争，因为没有获得联合国的授权，所以国际上对于这场战争的正当性有着巨大争议。
但是麻烦就在这里出现了。一方面，联合国虽然是正当性的来源，但是联合国本身在决策中却无法坚持一致的价值观，从而在相当程度上让人们又对联合国抱有疑虑，正当性本身就不能总是令人信服。另一方面，联合国本身的执行能力是不高的，国际上出了问题经常需要由大国来出面安顿。就目前来说，美国是最常被人寄予这种期待的。
比如发生在 1995 年的卢旺达大屠杀，按说卢旺达离美国非常遥远，美国人最多就觉得这件事情好残酷，不会本能地认为它跟美国有什么关系。但是在大屠杀之后，当时的美国总统克林顿却来到了卢旺达，并对卢旺达人民表示道歉，说美国没能在屠杀发生的时候及时进行干预。克林顿来到卢旺达道歉的一大原因是，人们对美国是有这样一种期待的，就是美国既然是世界霸主，那么世界上出了如此之糟糕的事，美国就应该去管，如果美国没有去管，那么美国就没有尽到应尽的责任。
人们对多边组织中有实力的大国，有一种道义上的期待。能力越大，责任越大。但对大国做的事情是否符合道义，判断权并不在大国的手里，而在联合国的全体成员国手里。但联合国事实上又放弃了它的道德承诺，这就会使得在对国际事务做决策的时候，联合国的道德判断跟它的执行能力之间分离了，这种分离在有些时候就会导致该做的事情没法做，不该做的事情却硬要求大国去做，这会让国际秩序遇到很多麻烦。
当然，我要强调一下，这里所谓的大国并不是特指美国，而是说无轮任何时候都需要有这样的大国，这大国究竟是谁，那是另一个问题。
接下来还有多边组织的第五个困境，就是治理机制与治理对象不匹配的困境。当然，这个说的主要是类似于 WTO 这类的多边经济组织。对于联合国或者北约这类的多边政治、军事组织来说，各国政府应该扮演主角，因为政治跟军事行为的执行权本就在政府手里。但是对多边的经济组织来说，就不大对劲了。因为事实上，各国的公司才是国际经济活动的真正主角，但是这些主角，也就是各国公司在WTO 这种多边经济组织和达沃斯这种多边经济论坛当中的地位却比较边缘，能够发出声音的权重很小，和它们的主角地位并不相称。
为了跟这面这些经济组织做一个对比，我们可以来看看中世纪北欧地区曾经出现过的一个组织，叫汉萨同盟，它可以说是世界上最早的一个多边经济组织。汉萨同盟是由一系列环绕波罗的海和欧洲北海沿岸的商业城邦组成的，同盟里的主角都是商人。通过汉萨同盟，商人们整合起了一个庞大的商业网络，以及大家公认的一系列商业规则。
这样的一种商业网络及其规则可以强大到什么程度呢？举个例子，瑞典地区某位封建王公曾经提出一些跟商人利益相违背的政策，并强迫商人执行，汉萨同盟就规定，同盟所有的船只不去那个封建王公的港口去卸货。连着几年不去卸货，贸易全都离开了，那个封建王公的财政就濒临崩溃。他就只好对自己的政策做出某些调整，以便适应那些商人的要求。这样一种商业和政治的关系，才是经济组织所应该有的逻辑。
好，这一讲我们说到了多边组织在今天的世界上的诸多问题，从多边组织的内在困境中，我们既可以看到当下发生的一系列对它的反弹，比如川普对联合国和 WTO 的不屑就是这种反弹的表现，也可以看到多边组织在未来诸多新的演化可能性。
未来究竟会怎么演化呢？这是需要我们去推测，去观察的，我相信你基于这门课程给出的一系列分析方法，也能够得出自己的一些结论的。
这一讲的讨论，当然不是说我们不需要多边外交，而是说它需要经受一些深刻的改革，才能更加符合世界的需要。我们还可以看到，现有的多边组织，很多都是在大阵营时代形成的，随着大阵营时代的终结，它们也就向未来的转型敞开了可能性。下一讲我们就来看见，大阵营时代究竟是如何终结的。下一讲见！

划重点32 实际上联合国的决议对成员国并没有强制力,但是却会让成员国的行为获得道义正当性。国际层面上所谓”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这里的”道”,就是由联合国来定义的。然而,多边外交组织的实际作用,与人们的期待,一直存在着着相当距离。

33= 终结：苏联如何一步步走向解体？
你好，欢迎收听《国际政治学 40 讲》，我是施展。前面几讲里我展开讲了大阵营时代大国和小国要面临的各种困境，以及多边外交组织要面临的一系列麻烦。这些都是直接影响到今天国际秩序的昨天的历史。这一段历史的结束，就是冷战的结束，它以 1991 年底苏联解体而告终。
要说清楚苏联解体的问题，往前追溯，你会发现，1979 年底苏联入侵阿富汗，是苏联开始走向解体的导火索。
在讲苏联入侵阿富汗事件之前，有必要先了解一下阿富汗这个国家到底是怎么来的。阿富汗地处帕米尔高原以西，境内自东向西有着庞大的兴都库什山脉贯穿着，地形极为复杂，交通极为困难，当地的人又特别桀骜不驯，所以阿富汗一直被称为帝国坟场。所谓帝国坟场，是指外部世界很容易征服阿富汗，但由于刚才说的一系列特征，外部世界却无法有效地统治当地，因为统治成本实在是太高了。
但因为阿富汗所具有的重要地缘战略位置，外部世界对征服当地，又常常有着浓烈的兴趣。阿富汗北连中亚，南接印度，西通伊朗，是连接各方向的一个交通要道，所以旁边的大帝国都会对它有想法。

不仅是外部世界难以统治阿富汗，阿富汗自己内部也不大容易形成稳定的政治秩序，这还是因为统治成本太高了。历史上的阿富汗地区一直是处在动荡之中，我们今天所知道的阿富汗这个国家，实际上是在十九世纪中后期，在英国跟沙皇俄国在中亚进行的大博弈过程中被塑造出来的。
当时的沙皇俄国极力想要从中亚这个方向南下，冲到印度洋去获得出海口。可是这样沙皇俄国就会直接跟大英帝国治下最重要的领土，也就是印度相接壤，这对英国来说极为危险。所以，英国和俄国就在中亚进行了一系列的大博弈，最后双方在各自往前推进到一定程度之后，达成妥协，在双方中间建立一个缓冲国，谁都不再往前走了。缓冲国所在地被动地成为一个国家，就是后来的阿富汗。
阿富汗在刚形成的时候是一个君主制国家。二战之后，阿富汗出了一位叫查希尔的国王，他大力推动现代化改革，当时的阿富汗是一个非常开放、自由的国家。这种改革需要有外部力量的支持，以便对抗国内的保守力量，由于阿富汗的重要战略地位，美国和苏联都被吸引了过来，暗暗较量在阿富汗的影响力，阿富汗政界高层也形成了亲美和亲苏的两派。
到了七十年代，亲苏派的一支力量发动政变推翻国王，建立了一个共和国。苏联当然很高兴，但是，新上台的亲苏派政党的统治太残暴了，所以在 1979 年又发生一场政变，亲苏派政党被推翻了。苏联就不干了，于是就在 1979 年底派兵进入阿富汗，又推翻了这个反苏政权，扶植了一个新的亲苏政权。
阿富汗战争就此开始了，苏联的噩梦也就开始了。我刚刚说过，阿富汗这个地方，容易征服难于统治，阿富汗民间兴起了各种反抗力量来反抗苏联扶植的傀儡政权，傀儡政权根本没能力去压制，苏联人只好亲自上手。
苏联人面对的具体敌人又是谁呢？说到这儿又得说一下阿富汗内部的民族构成，这也跟阿富汗复杂的地形相关。兴都库什山横贯阿富汗，把它分为南北两半。这条山脉以北住着塔吉克、乌兹别克等族的人，山南住的主要是普什图人。山南山北都有反抗力量，但最让苏联头疼的是山南的普什图人。普什图人为了反抗苏联建立了一个组织，它的名字你肯定很熟悉，叫塔利班。这是由一群宗教学生和宗教人士发起的，塔利班的意思就是学生，他们自称是最虔诚的信徒，要以圣战的精神来对抗苏联。
这时我们就可以看到，在通行的国际法之外，还有两种国际秩序的观念卷入进来了。一是苏联的社会主义大家庭理念，苏联认为大家庭的内部事务是不受通行国际法管辖的；另一个是阿富汗这边的圣战理念，因为阿富汗在反抗时需要足够的精神动员和组织力量，宗教是最简单最有力的组织动员。
对苏联来说，问题似乎比较简单，打掉塔利班就好了。但在执行的过程中，另外一个更麻烦的要素又卷进来了，这是此前大英帝国时代所留下的遗产。这个遗产就是，大英帝国的扩张，把普什图人给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住在阿富汗，另一部分住在巴基斯坦。
为什么会这样呢？原因是，今天的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交界处有一座大山，大山中间有个山口，叫做开伯尔山口。英国在统治印度的时候，为了防止中亚的游牧者从开伯尔山口进入南亚次大陆，就把英属印度的领土一直向北推进到开伯尔山口，守住这里，印度就安全了。开伯尔山口南北住着的都是普什图人，这就意味着有一部分普什图人被英属印度统治了。到了后来，印度独立，印巴分治之后，这群普什图人就住在巴基斯坦境内。那个地方同样是山区纵横，交通极为困难，巴基斯坦中央政府对这些普什图人没有实际的管理能力，这些普什图人只是名义上属于巴基斯坦国民，在现实当中与阿富汗的普什图人关联非常密切。
苏联的麻烦就在这里了。塔利班同时分布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普什图人地区，一旦苏联加大了对阿富汗塔利班的攻势，他们就跑到巴基斯坦的普什图兄弟那里。等来自北边的压力变小了，这群塔利班就又越过开伯尔山口，回到阿富汗的地盘上，继续进行反苏的游击战。苏联人的压力再一加大，他们就又跑到巴基斯坦这边。
听到这儿，你可能要问，苏联为什么不直接去巴基斯坦打击塔利班呢？对不起，做不到，因为巴基斯坦不属于社会主义大家庭，苏联如果这样做，就是越过了通行国际法所认可的边境，美国就有充分理由介入了，所以苏联是不会冒这个险的。
此时你就会发现，一个更复杂的要素被卷入进来了；传统的大英帝国出于自己的地缘考虑所留下的边界线，使得塔利班的反抗有了一个足以转圜的空间。而国际法的理念，又使得苏联没有办法突破塔利班这个转圜的空间。
于是我们看到，传统帝国的理念，国际法的理念，社会主义大家庭的理念，再加上塔利班的宗教圣战文明冲突的理念，所有这些东西都搅和在了一块，使得苏联在阿富汗这边的处境变得极为复杂。
苏联面对这种局面感到非常痛苦，阿富汗变成了苏联真正意义上的溃疡。那苏联为何不索性撤军呢？因为这也是做不到的。对于大阵营时期的政治逻辑来说，苏联只能扩张，不能收缩，一旦开始收缩，整个苏联阵营就会彻底涣散掉，失控的局面会给苏联带来一系列控制不住的连锁反应。苏联进也进不得，退也退不得，就这么被拖住了。
就在这个时候，另一个雪上加霜的事情出现了，就是国际油价过山车式的涨落。事情又跟中东有关。苏联是在 1979 年 12 月份入侵阿富汗的，而在1979 年的 2 月份，发生了另外一件重要的事情，伊朗的宗教领袖霍梅尼，坐着喷气式飞机从巴黎飞回德黑兰，在伊朗发动了伊斯兰革命，把伊朗从一个追求西式现代化的君主国家，变成了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所以当时西方称霍梅尼以超音速的速度把伊朗带回了中世纪。
伊朗变成政教合一的国家之后，马上跟美国发生了剧烈的冲突。而伊朗是个重要的产油国，世界担心石油供给可能会出现问题，因此石油价格猛涨。到了 1980 年 9 月，在美国的支持下，伊拉克又跟伊朗发生了著名的两伊战争，国际石油价格更是一路飙涨。
这给苏联带来了额外的好处，因为苏联是石油出口大国，高油价让苏联的财政状况非常好，能够支撑阿富汗战争。但石油价格猛涨吸引了产油国纷纷扩大产能，结果供给过剩，到 1985 年，石油价格又急转直下，腰斩都不止，这就使苏联的财政状况一下子陷入巨大的困境。而阿富汗这边还在不断地流血，这个溃疡就开始变得很要命了。如果你仅仅是有溃疡的话，问题还不大，但如果你在有溃疡的同时又冒出其他的并发症，时间长了，严重的并发症就会带来致命伤害。
苏联就是遇到了财政上的并发症。它发现自己的财政失衡了，就只好通过印更多的钞票来解决问题，这又带来通货膨胀，这个并发症在苏联内部激化了旧有的矛盾。苏联不是一个国家，而是由十五个独立国家组成的邦联。其中波罗的海三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本来在一战后都成为了独立国家，在二战中又被苏联占领，之后各种威逼利诱之下被迫加入苏联，作为加盟共和国存在。它们三个对于苏联早就怨气满满，现在，苏联为了支撑阿富汗战争引发了通货膨胀，这场战争远在万里之外，跟波罗的海三国半点关系都没有，可是通货膨胀的代价，三国却要跟苏联一块背负，它们的怨气就更大了。所以它们都发起了声势浩大的运动，要求恢复独立。
最终，苏联政府不得不做出一个妥协，允许这几个加盟共和国自主发行货币，允许它们有自主的财政。但这就带来了更大的麻烦。实际上，货币倒不一定非得是中央银行来发行，如果有成熟的商业银行体系的话，就靠商业银行发行货币也是可以的。问题是，苏联一直搞计划经济，没有成熟的商业银行系统，那么允许这几个加盟共和国自主发行货币，自主处置财政，就意味着苏联在财政和货币上已经解体了。既然财政和货币已经解体了，那么后续的政治意义上的解体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后面苏联解体的过程又引发了一个新的事情。在苏联解体前，伊斯兰世界长期处在被西方世界和苏联阵营不断打压的地位，是一种很边缘的状态。但是在阿富汗战争当中，伊斯兰世界却突然发现，原来是可以靠自己不懈的努力，以圣战的办法来拖垮如此强大的一个帝国的。再加上伊朗伊斯兰革命的成功，虽然伊朗信仰的主要是非主流的什叶派而非主流的逊尼派，但毕竟都是伊斯兰教，这也让伊斯兰世界看到了新的可能性。
所有这些都是伊斯兰世界从未有过的体验，让伊斯兰世界一下子获得巨大信心，觉得也许可以做更多的事，带来更大的成果。因此，在苏联被拖垮的过程当中，心理长期处于弱势的伊斯兰世界，开始形成了某种心理上的复苏。在这过程当中，大量的中东国家源源不断地援助塔利班。阿富汗战争造就了一批反苏的铁血战士，他们都是打游击战出身。因此，阿富汗战争拖垮了苏联，与此同时，也激活了伊斯兰的圣战力量，并敲响了文明冲突的前奏。
另一方面，美国自从越南战争结束以来，迸发出了强大的创造力，一系列新技术的出现，在经济上为新一轮技术红利的迸发奠定了基础。再加上 70 年代末、80 年代初上台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和美国总统里根，推行了一系列深度自由化改革的政策，使得西方国家的经济迎来又一次高速成长。
而已经吃尽了上一轮技术红利的苏联，在计划经济中又压制住了创新能力，经济掉头向下丧失了活力，就更加无法和西方竞争了。各种原因叠加在一起，最终促成了苏联在 1991 年 12 月 24 号的解体，带来了大阵营时代的结束。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伊斯兰的力量开始隐隐浮现出来了，国际体系由此迭代进入到下一个版本，国际秩序 5.0 版本，大颠覆时代。这就是我们下一讲的内容。下一讲再见。

划重点 33 在阿富汗战争当中,伊斯兰世界突然发现,原来是可以靠自己已不懈的努力以圣战的办法来拖垮如此强大的一个帝国的。因此,在苏联被拖垮的过程当中,心理长期处于弱势的伊斯兰世界,开始形成了某种心理上的复苏。阿富汗战争拖垮了苏联,与此同时,也激活了伊斯兰的圣战力量,并敲响了文明冲突的前奏。

34= 大颠覆时代：信息技术如何颠覆了国际秩序？
你好，欢迎收听《国际政治学 40 讲》，我是施展。从这一讲，我们开始进入这门课程的第五个也是最后一个板块，大颠覆时代。
回溯之前那几个时代，你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特征，就是，开启每一个时代的颠覆性技术，都是上一个时代各个国家相互竞争的产物。竞争过程中开发出了有颠覆性的新技术，终结了它所在的那个时代，开启一个新时代。
在大阵营时代，美苏双方为了能够有效地制衡对方，都在拼命地发展技术，1969 年，美国在它国防部阿帕网的原有基础上，发展出了最初的互联网。在转为民用之后，互联网给世界带来了一系列革命性的变化，它又引发了新一轮的信息技术革命。互联网和信息技术蕴含了无限的可能性，在苏联自我瓦解，大阵营时代终结之后，世界进入了大颠覆时代。
讨论大颠覆时代的各种挑战之前，我想先说说我对于互联网的理解。在技术层面，互联网对世界形成了一种全方位的改造，但我从来不把互联网仅仅理解为一种技术，我更愿意把互联网理解为对人类自生秩序的一种技术性模拟。
什么是人类的自生秩序呢？人类世界的秩序，天然就是一个网络，是由包括个人、国家、公司等等在内的无数行为主体，在不断互动的过程中形成的一个庞大网络。没有任何人能够有效地把握和理解这个庞大网络的运作机理，因为每个行为主体的行动和决策，都是在和其他主体的互动过程当中动态地做出的。
人类秩序这个网络是不断向前自生演化的，如果你想靠中央集权的方式来控制自生秩序，注定会失败。中央集权的任何控制行为，都只不过是给自生秩序的网络中增添一个新的变量而已，根本就无法控制这个网络。
人类秩序就是这样的一种网络状态，互联网跟它的逻辑极为相似，堪称是对人类秩序一种完美的技术模拟。人类的行为借助互联网这个载体，大大加快了自生秩序的演化速度。这一切带给我们最直观的感受就是，“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所谓坚固的东西，并不是说它本身有多么坚固，而是说它是我们在理解世界时所习惯的参照系，帮助我们来理解、认知和把握世界的意义。
我们通过自己习惯的参照系来认知世界，经常会把这个认知出来的世界当作是天经地义的。一旦参照系作废了，那些被我们视作天经地义的东西就也作废了，就导致我们觉得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
在国际政治的意义上，一切固定的边界全都消失了，是什么意思呢？过去，我们都习惯于从国家的角度出发，来思考国际政治问题，国家就构成了我们潜意识里的固定边界。国家的很核心的东西就是主权，在以前的时代，主权和经济、观念、安全等等要素的边界，大致上还是可以重合的。因为过去我们所需要的那些信息的传播技术、物资的流通技术以及军事打击这些技术，都是可以由国家主权来给出大致规范的。
但是这样的一种重合性在今天已经失效了。因为，信息技术使得信息可以极为轻松地穿透固定边界，进行传递。我们日常进行的购买、消费、支付等行为都是广义的信息传递。互联网让各种信息的传递彻底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界限，我们所熟悉的所有边界在这一过程中便全都消失了。
在这种情况下，掌握信息底层技术的公司，它的行为就不再仅仅是商业行为，因为这种技术的效能已经深刻地穿透国界，这种公司的行为也不再仅仅和公司的所在国相关，而是有着更加复杂的意涵，需要有新的国际层面的制度安排来进行规范。
在这个过程中，国家在人类秩序中的地位也需要被重新界定。过去我们经常是以国家为单位来思考很多问题的，这种近乎本能、下意识的思考方式，在今天有可能就不那么容易成立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以来的主权国家观，肯定要经历深刻调整，国际政治的概念也会随之发生极为深刻的变化。同步地，我在前面的课程里反复在讲的海洋与陆地的博弈，仍然会存在，但是海洋和陆地的意涵也会发生深刻改变。我们过去所熟悉的各种各样的地缘政治和战争方式的想法，多一半也都要作废了。
随着互联网技术以及各种太空技术的发展，战争将从我们过去所能想象的海战、陆战、空战，变成一种彻底的空天战。其实在此之前，空战的飞机已经能超越海陆的差异了，但是仍然只能看到局部的东西，而空天战是可以从太空当中同时看到地面上的一切。
这样一来，过去我们所想象的缓冲国，所想象的一些陆地上的屏障，等等，全都没有任何意义了。安全的边界需要被重新定义，这意味着我们过去对于安全问题，对于战争问题的很多理解也全都作废了。
随着互联网和人工智能技术的进一步发展，还会在社会结构和伦理秩序上带来巨大变化。这也给大颠覆时代带来了更多挑战。
此前，我们可以看到人类历史上经历过几次变化。最早的农业社会是 95%的人生产，5%的人消费，相应地，当时社会的伦理逻辑以及人们愿意接受的正当秩序，天然就是一种有贵族和平民之分的等级秩序。
等发展到工业社会的时候，变成了 95%的人生产，95%的人消费，整个社会的伦理逻辑也就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人们这时候愿意接受的正当的社会秩序就是一种平等的秩序，因为人人都在生产，人人也都在消费。
而在未来，人类社会有可能变成只有 5%的人生产，95%的人消费，实际上，我们今天也已经能看到一些趋势。真到了那个时候，人们愿意接受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正当秩序？现在还说不清楚，但那种新的观念会决定着未来社会的可能样态，也会在极为深刻的意义上重新定义国家，并且更进一步地，会重新定义国际秩序。
另外，技术的发展使得机器越来越多替代了人，那么，不再工作的那 95%的人该去做什么？我们现在还不知道未来会出现什么样的新经济逻辑来容纳这些人的精神和物质需求，更不知道这种新经济逻辑会对国际秩序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除了信息技术带来的挑战，在大颠覆时代，世界还面临着一个严峻的挑战，就是未来几十年内，中国将完成现代化，印度、甚至非洲也都将会迈入现代化的大门。这是合计将近四十亿的人口，对自然资源的压力，对于气候变化的压力，都将是过去完全无法想象的。要想有效地容纳这些人进入现代化，同时化解这些压力，就需要展开一系列国际秩序层面的合作和安排。
在这一系列让人不适应的变化下，我们会发现，在国际政治上有两种彼此矛盾的观念开始浮现出来了。
一种是更加激进的普世主义，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既然国家在很多方面已经不奏效了，那索性就不要国家了，就按照民间自组织的方式来运作整个社会好了。他们坚信社会自组织、自演化的发展逻辑，一定会好过国家到处都要插一腿。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比特币。20 世纪中后期人类开始转用信用货币，它所依托的是国家的主权信用，很大程度上货币就可以被国家操控了。比特币最初的支持者认为事情坏就坏在这儿了，只有找到一种不可被国家操控的新的货币基础，才能够摆脱国家这类邪恶的存在。当然，比特币的追捧者后来的想法已经变了，但比特币的初心是属于这种更加激进的普世主义的。
但事实上，这种理想是无法取得成功的。原因在于，任何秩序的形成，都既有自组织自演化的一面，也有暴力的一面。完全脱离开暴力谈论秩序，这是不可行的，国家就是暴力的基础载体，因此在新的时代需要的不是彻底否定国家，而是要重新理解国家在这个时代应有的位置。
和更加激进的普世主义相反，另一种观念认为，这个世界已经变得不安全了，因为它不再是我所熟悉的，我不知道该何去何从了。在这种情况之下，就要回到我觉得更加安全的地方去，要倒退回小圈子。
所以我们又会发现，民族主义在最近几年有特别明显的大回潮现象。无论是西方国家还是第三世界国家都是如此，都可以看到各种右翼保守势力、民粹主义政党的上台。但这种保守主义的回潮也是无法成功的，因为全球各国已经前所未有地深刻相互关联、相互依赖，退回到自己的小壳子里，与世隔绝，是不可能做得到的。
在更加激进的普世主义和更加退缩的保守主义之外，还有一种兼具这两种观念特征的新状况又浮现了出来，就是所谓“文明的冲突”，其中最让人担忧的就是宗教间的冲突。
宗教是直接关乎人的内心和精神世界的，所以人们便能在退回宗教的过程中，找到更大的安全感。大的宗教文明本身多半都有普世主义取向，并且是跨国分布的，对宗教文明的认同便突破了国家的疆界；但是，无论哪个大的宗教文明都只能覆盖人类的一部分，它的覆盖范围和国界也并不重叠，这就使得它在特定国家内又表现为小圈子。
宗教文明的冲突就表现为既是普世的同时又是小圈子的。但光是退回到宗教也远远不够，人们必须还要说出基于这个宗教，想要一个什么样的政治秩序，所以这种宗教观便会转化出某种新的国际秩序观。
文明的冲突所带来的问题，又和前面所说的那几个问题紧密纠缠。文明的冲突同时使得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的国际秩序问题，都搅合在了一块。
历史上，在这种多重复杂问题同时浮现的时候，都有个共通特征，就是通常都会思考出一种更高维度的处理方案，来解决其中一重问题，然后在另一个维度上再解决其他问题，就是说要用升维的办法，来解决降维的困境。我们在前面的课里讲过的亚当·斯密、凯恩斯，再到后来的科耶夫，都是这样的。
但在文明冲突以及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一系列技术演化的条件下，当今的人类该在哪个方向、如何升维，又该在哪个方向、如何降维，现在也都很难有结论，但这些是我们在大颠覆时代必须去严肃思考的问题。
这些严峻的挑战，一定会带来全新的玩法。这个全新的玩法究竟是什么，目前还说不清楚。但我们可以想象的是，能够在大颠覆时代占据未来优势地位的，一定是最富有想象力的那个群体。但是，这个想象力又不可能是天马行空的胡思乱想，我们观察大势的时候，要去观察最底层的河床，也就是最底层的约束条件。底层的河床是千百年来的历史沉积所留下的，对于历史的学习会有助于我们展开对未来的想象力。
这就是我在这门课里要花大量的篇幅来讲述国际秩序演化史的原因。最后一个板块，大颠覆时代，我就要跟你一起，在学习历史的基础上，尽情展开想象力，来构想未来国际秩序演化的可能性了。要有依据地展开想象力，就要对未来可能颠覆国际秩序的技术有所把握。下一讲我们就先来说说这个话题。下一讲再见。

划重点34 人类世界的秩序,天然就是一个网络,是由包括个人、国家、公司等等在内的无数行为主体,在不断互动的过程中形成的一个庞大网络。互联网跟它的逻辑极为相似,堪称是对人类秩序一种完美的技术模批以。人类的行为借助互联网这个载体,大大加快了自生秩序的演化速度。

35= 技术：颠覆性技术可能如何改造人类社会？
你好，欢迎收听《国际政治学 40 讲》，我是施展。上一讲我跟你聊了大颠覆时代的全貌，我们讨论了大颠覆时代的一系列严峻挑战。为了解决这些挑战，大颠覆时代的核心资源就是对未来的想象力。要有依据地展开想象力，就得先把握住可能影响未来秩序的颠覆性技术，这一讲我就来聊聊这个话题。
在开讲之前，我先讲一个小故事，这个故事能让你看到既有的技术所能带来的颠覆，让它刺激一下我们的脑洞。
2016 年土耳其发生过一次军事政变，却被总统埃尔多安反转了。土耳其在此前的几十年中曾发生过很多次成功的军人政变。第三世界国家政变的基本流程是，一个少校带领百十来个军人先占领国家电台，通过公共广播宣布现任总统贪赃枉法，已经被这群人代表人民给推翻了，这群人也暂时接管了国家。这种政变成功的关键奥秘，在于通过公共发声的平台宣示正当性，而国家电台就是唯一的公共发声平台。只要总统没法再通过电台发声，统治的正当性就转到政变者手里，政变就成功一大半了。只要接下来能够带兵冲进总统府，真正抓住总统，政变就成功了。
埃尔多安为什么能挫败军人政变呢？原因是，政变者仍然在用以前的方法发动政变，先去占领了电台。但令政变者意想不到的是，埃尔多安躲在一个不为人知的地方，借助苹果手机的 Facetime 软件联线了CNN，向全球发出声音，谴责政变者。
在此前发生过的政变中，只要没有人知道总统在哪儿，总统就没法发出声音，那么正当性就会转移到政变者的手里。而在这次政变中，正因为没人知道总统在哪儿，总统就有机会仍然向世界发出声音，他就仍然具有天然的正当性，政变者被瞬间还原为叛乱者，群龙无首的军队也就明白应该效忠谁。埃尔多安依靠一根网线就粉碎了政变，这是超出所有少校的想象的。
你看，在互联网的逻辑下，连政变的搞法都跟以往大不相同。从这里，你就能看到新技术会从意想不到的方向给人类秩序带来的影响了。未来可能影响人类秩序的技术，实际上有很多，我这里聚焦在三种颠覆性技术上，分别是广义的人工智能技术、新能源技术和生物技术。
我之所以聚焦在这三种技术，是借用了与《暗知识》一书的作者王维嘉老师的探讨，得到上也有这本书的电子版。但我在下面要讲的不是技术本身，而是要讲技术对人类的秩序和国际政治可能造成哪些冲击。
先说第一个，人工智能技术。随着广义的人工智能技术的演化，一系列东西都将被重新定义。
比如医院，未来的医院极有可能仅仅是作为一个检查中心存在，你在医院做完需要的全部检查，检查结果会被上传到云端，然后你回到家里跟大夫约一个合适的时间，俩人都戴上 VR（虚拟现实）眼镜，效果就相当于在面对面地谈论病情了。大夫随时可以把你的检查结果从云上调出来，比如查你的心脏，VR眼镜就会呈现出一个三维高清的心脏图，大夫可以把这颗三维心脏掰开，给你指出具体的发病部位。这将彻底改变医院在空间结构上的安排，医院就只是作为一个检查中心存在，其他流程可以在任何地方隔空完成。
对于办公来说也是一样，等到 VR 技术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不需要固定的办公场所了，所有人都同时在家里戴上 VR 眼镜，就跟在一个真实的办公场所当中开会一样。这意味着公司在物理空间上的组织形态将发生革命性变化。伴随这些变化，现在城市的空间结构也会发生深刻变化。每个人都可以在家里办公，北京公司的雇员没必要住在北京，哪怕住在重庆、海南、新疆，甚至国外，都可以。那么，就不再需要那么多商业地产了。人们也不需要上下班通勤了，对居住位置和交通工具的需求，都会发生本质变化，各种居住配套的布局也会发生变化。城市空间结构的变化，又会影响房地产业、交通业、汽车制造业等等很多行业的变化，它们会引起水泥、钢材、家装等等行业的变化，这些背后又牵动着石化行业和冶金行业、以及对上游原材料需求的各种各样的变化。层层连锁的变化，传导的结果是国际经济秩序的变迁，最终一定会影响到国际政治秩序演化的。
另一方面，这些日常生活空间结构上的变化，会和人们的价值观念相互纠缠着、互相改造，引发连锁变化，从而会让人们对于国际秩序的想象发生变迁。
历史上有过这种例子。比如中世纪的贵族生活，贵族虽然有家族城堡，但一大家子都住在城堡当中的同一个大房间里面，没有什么个人生活空间；因为当时根本就没有个人权利、个人隐私之类的观念，对应地，也就没人认可自由恋爱之类的爱情戏。婚姻不是基于爱情，而是基于贵族的家族政治目的，要通过联姻来达成各种联盟关系；这种观念使得各国贵族彼此之间的认同远远大于他们和本国民众之间的认同。
等到法国启蒙运动开始，个人权利的观念逐渐盛行，自由恋爱才可能出现，人们居住空间的格局也开始发生变化；法国大革命之后，又彻底拒绝掉了贵族的跨国认同，要求本国内部精英和大众之间的认同。这就引出了一种截然不同的对于正当的国际秩序的理解，进而引发国际秩序的深刻变化。
人工智能时代的生活空间结构的变迁，会使得国际秩序观向什么方向演化，现在我们说不清楚，但影响肯定会是很深远的。
还有一个更加直接的政治性影响是，人工智能技术依赖大数据的支撑，对各种数据的处理，很可能越发地集中到几个大公司手中，它们对于世界的影响力就远远不是商业的了，而是有了史上前所未有的政治影响力。
说得更准确点，政治和经济、商业之间的边界会变得越来越模糊，过去的国际公法基本上是不关注这种大公司的，但是未来，这种公司却越来越必须被纳入一种国际公法的规范当中，甚至国际公法本身，也会在这个过程中被重新定义，它和国际商法的边界也会越来越模糊。Facebook 要发行数字货币 Libra，我把它也归在广义的人工智能范畴之下，这些同样会对国际政治产生深远影响。数字货币的发行者就是那些大公司，中央银行无法垄断，数字货币发行处在一种分布式的状态。
这些大公司基于它们用户群体的信任而发行数字货币，用户是跨国存在的，数字货币就绕开了主权货币的兑换和管制问题，但是会有不同数字货币之间的兑换问题。数字货币绕开了这一系列边界，这对各国的政府都是很强的挑战，因为货币政策跟本国的经济以及社会稳定有着深刻关联，但是数字货币是在本国货币政策的控制逻辑之外的。
这在第三世界不发达国家的影响更深远。因为这些国家的各种金融设施很不发达，ATM 机乃至刷卡设备等等都很缺乏，于是移动支付在这些地方就有了跨越式发展，这在非洲很典型，手机和网络让穷人绕过了那些传统的金融设施的限制。
跨国大公司发行的数字货币再加上便捷的移动支付，基本上就把这些国家的中央银行架空了，这会导致政治与经济、商业之间的边界更加模糊。我们很快就会看到这方面的影响。人工智能技术可能会带来的影响是全方位的，比我刚才说的要多得多，我只能从有限的角度，聚焦到一些有限的方面，来谈论它对未来的影响。
接下来再说颠覆性的第二个技术，就是新能源技术。现在有一系列正在探索的方向，包括核聚变、生物质能源、氢气能源、光伏能源，等等。
这些更高效的新能源技术一旦开发出来，人们对于石油的需求就会大幅下降，全球能源格局将会出现极为深远的变化。而今天世界上最重要的能源生产国聚集在中东和中亚地区，恰好也是恐怖主义问题最严重的一些国家。
现在这些地方的恐怖主义还不会发展到难以控制，是因为这些国家还可以拿源源不断的石油财富来稳定秩序、收买人心。一旦人们对全球油气的需求发生一种颠覆性变化，这些地方就会陷入巨大财政困境，进一步会引发深刻的政治动荡。这些动荡跟我在后面马上会讲到的新的战争逻辑，以及新的文明冲突的逻辑，会紧密地搅合在一块。所有这些东西都意味着技术的变迁及演化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它同时也是经济问题和国际政治问题。生物技术带来的影响。
最后再来说说第三个颠覆性技术，生物技术。
罗胖在 2019 年的跨年演讲中曾提到过一个问题，随着医疗技术的进步，人类的平均寿命极有可能达到 120 岁，那意味着在你 60 岁之后，还要度过 60 年的退休生活。整个过程都会带来非常深刻的变化，
第一，一旦寿命变得那么长，你该如何规划人生，这是一大问题。第二，寿命甚至还有可能变得更长，但它是以很高的成本为代价的，不是谁都有机会让寿命变得那么长，因为有可能你需要经常更换器官，而这器官有可能甚至不用别人的供体，你完全就可以把自己身上的一个细胞转化成干细胞，然后这个干细胞就可以分化成一个肾，分化成一个肝，进行自体移植。于是你就可以替换掉衰老的器官，让自己健康地活到很高的年龄，但这一定是一笔昂贵的费用，赫拉利在《未来简史》里甚至说，这意味着穷人跟富人将变成两个完全不同的物种。
在过去，生命权只跟人的自然生存有关，而在未来，人的生存将会变成一种技术性的生存了，在这种情况下，生命权的意涵究竟是什么？这会是对人类伦理观的一种前所未有的挑战，伦理观一定会发生深刻的演化，以便适应新技术的出现，新的伦理观应该引导新技术有普惠的效应，而不是造成人类阶层的大撕裂。
前面我们也反复谈到，伦理观的演化，一定会引发国际秩序观的演化。但是生物技术在这里引发的变化会更加复杂。你想，生命能够延续如此之久，很可能会大幅降低人们的生育意愿。穷国和富国的生育率会发生比现在更加显著的差别，而人口决定了发展的后劲，这会使得国际秩序的未来陷入更大的不确定当中。
另一方面，由于技术的介入，穷国和富国之间人的生命权的意涵，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差异。移民问题会成为更加复杂的伦理问题，因为它意味着国界两边人的生命权是有实质性不同的。如果生活在穷国，我有可能只能活到六十岁，而如果我迁移到富国，即便我仍然是个穷人，但是，我的寿命却极有可能延长到一百二十岁。
没有哪一种伦理观能够容纳这么大的不平等，但也没有哪个国家的财政能够承担这么大的移民压力。这样一来，伦理观、以及国际秩序观都会发生极为复杂的变迁，很可能目前我们当做天经地义的很多国际政治观念，都会彻底失效。
刚刚说的这些脑洞，都是大颠覆时代的技术，从经济和伦理层面对世界秩序可能会造成的影响。在一个更加硬核的层面上，大颠覆时代的技术还会对战争逻辑产生一个更加深远的影响。这是我们下一讲的内容。下一讲再见。

划重点 35 在过去,生命权只跟人的自然生存有关,而在未来,人的生存将会变成种技术性的生存了。在这种情况下,生命权的意涵究竟是什么?这会是对人类伦理观的一种前所未有的挑战,伦理观一定会发生深刻的演化,以便适应新技术的出现。新的伦理观应该引导新技术有普惠的的效应,而不是造成人类阶层的大撕裂。

36= 战争：新技术如何重新定义战争与国际法？
你好，欢迎收听《国际政治学 40 讲》，我是施展。上一讲我谈到了大颠覆时代一系列具有颠覆性的技术，这一讲再来说说新技术又会如何推动大颠覆时代战争逻辑的变迁。
战争逻辑的变迁可以归纳为两点：国际层面上战争行为的警察化，以及国内层面上警察行为的战争化。这使得过去我们所熟悉的战争逻辑，以及一系列用来规范战争、规范秩序的法律逻辑，都会遭遇到极为深刻的挑战。
解释清楚这一系列挑战之前，得先简单定义一下战争行为和警察行为。战争行为和警察行为首先都是暴力行为，暴力行为实际上是政治秩序得以成立的一大基础；战争行为和警察行为的差别在于，如果暴力行为是在执行人们有共识的规则，那就是警察行为，如果人们在使用暴力时没有共识的规则，那就是战争行为。
那么，国际层面上战争行为的警察化是什么意思呢？这跟今天的一系列高科技所带来的超精准打击技术相关。遍布太空的卫星网络所提供的全面侦查技术和精确制导技术，人工智能对于敌人的精确识别能力，还有基于无人机所形成的精确侦查能力和精确打击能力，等等，这一切都不是孤立存在，而是作为一个系统，打造了一种全新的战争技术。
这种技术变迁带来了两种意义的零伤亡率。一方面是己方军人的战场死亡率，原则上来说可以降低到零。自己一方的人有可能远在万里之外的后方基地，就像打游戏一样，盯着电脑屏幕中的战场实况，边点击鼠标边操纵无人机，就足以完成上司部署的所有侦察和打击任务。另一方面，对于敌方平民的误伤率，原则上来说也可以降低到零，精确打击技术甚至可以精准到打击具体的个人，这是一种近乎绝对意义上的斩首战术。
由此就带来战争逻辑的巨大变化。比如说 2003 年的伊拉克战争，很多国家都会批评美国在战争中的霸权行为，除了它提出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个开战理由不靠谱之外，还有个某种程度上更重要的批评，就是美国未经联合国授权便随意入侵一个主权国家。但美国对于后一种指责，是有一套自洽的逻辑做自我辩护的。
美国会说，这场战争的敌人并不是伊拉克而是萨达姆。伊拉克人民也应当享有跟世界其他地方人民一样的权利，这是大家都可以公认的原则；但是伊拉克人民的这些权利都被萨达姆这个坏人给剥夺了，美国作为自由世界的盟主，就有义务替伊拉克人民消灭萨达姆。因此，打掉萨达姆就是打掉了一个违规的坏人。
这样一来，尽管从国际法的意义讲，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属于两个主权国家之间的战争行为；但从美国那套自洽的辩护逻辑上来说，美国的根本目的是执行大家公认的规则，替大家除掉破坏规则的坏人，这属于警察行为。从这个意义上说，就是战争行为警察化了。
但是，警察行为有一个基本要求，原则上来说，除了打击目标罪犯之外，警察不可以伤及无辜。而在 2003 年的技术条件下，美军是不可能实现零误伤的。你说要去帮助的平民，却正因为你的战争行为而受到很大伤害，那么美国用来自我辩护的理由就变得苍白了。
但随着我刚才所说的这一系列空天战技术的出现，对无辜平民的误伤率真的能够降低为零。一旦达到零误伤率，再有类似的战争，真的就有可能变成警察行为了。这对过去的国际法会构成一系列巨大的挑战。至少有这么三点。
第一个挑战，战争法的法理前提消失了。国际法的一个基本前提是，战争法是只适用于主权国家之间的对决。而一旦战争行为警察化之后，国家主权的法理边界被彻底穿透了，战争法的法理前提就消失了。接下来的国际法必将经受深刻变迁，这是个不可逆转的大势。
第二个挑战，战争的意义感会被抽离掉。过去人们经常会通过电影、文学等各种形式来歌颂战争，这不是因为人们喜欢杀戮，而是因为战争能够给人带来一种深刻的意义感，唤起人们的共鸣。任何一个共同体秩序要想能够成立，都必须具备一个基础前提，就是它得承诺某种意义，战争只有通过这种意义感获得正当性，战后才能够带来秩序。如果战争无法带来意义感，那么战后的秩序重建工作就会丧失基础。但空天战技术恰恰有可能抽离掉战争的意义感。因为意义感不仅仅是英雄的英勇行为给人内心带来的冲击和震撼，它同时还包含着你对于人、包括对你的敌人的生命价值的感受。你会对于敌方战士的英勇行为心生敬意，觉得他们背后的人群，配得上战后的良善秩序。只有这样，战争才能导向战后秩序的建立，而不是堕入无序。
但是空天战技术使战争变得像电子游戏一样，它降低了人们对战争的参与感，也抽离了战争的意义感。我们在电影中已经会看到这样的场景，一个人坐在美国某个空军基地的办公室里，拿鼠标操纵着无人机，手指一点，一颗导弹就发射出去了，下面的人命没了，这是他上班时间的日常。在这种战争模式下，这个人对于人的生命的感受很容易就变得很干瘪，那么战争如何能够真正地导向一种对意义和价值的承诺，从而为未来的秩序提供根基呢？
第三个挑战，战争逻辑的变迁对美国的国内政治也构成了一个巨大挑战。空天战技术之下，美国和其他一些中小国家在战争能力方面的差距，几乎会演化为一种三体人和地球人的差距，美国的对手毫无还手之力。
美国要对中小国家发动这种战争的话，最多就是要考虑成本问题，而无需考虑战争风险。这种情况下，对立的中小国家的内部秩序可能怎样，他们的领导人能否存活，或许将不再由这个国家自己决定了，如果战争的动作规模很小，几乎就是由美国政府高层几个人开会决定，如果规模比较大，需要美国国会介入讨论，它也仍然属于美国的内政问题。
如果美国的内政秩序可以决定其他国家的内政，那么对外部世界而言，人类该如何防止美国滥用这种超能力？对美国内部而言，这种对超能力的滥用反过来可能会败坏掉美国的精神，又要如何防止这个问题？
为什么说这种超能力可能会败坏掉美国精神呢？实际上，一个政治体过强的战争能力，会让它自我腐蚀。这种事情在历史上曾多次上演过。比如古罗马的战争能力碾压整个地中海地区，这给古罗马带来了源源不断的财富，但古罗马公民的战斗精神，这是支撑罗马的基础品质，却在这个过程中被败坏掉了。
说到这里就可以看出，全新的战争技术所带来的不仅仅是对国际法的挑战，它也是对很多国家，尤其是对美国的国内法、国内政治的一个严峻挑战。这种战争能力在根本意义上穿透了主权国家的国界，进一步模糊了外交和内政的边界。外交问题在这个意义上就成了美国的内政问题，同样，美国的内政问题也相当程度上成了外交问题。
说完了国际层面上的战争行为警察化，再来看看国内层面上的警察行为战争化。
实际上，正是前面说的战争行为的警察化，才刺激出了警察行为的战争化。什么意思呢，刚才说了，战争行为警察化，是霸主国家用高维来打低维，而警察行为战争化，是恐怖分子以低维来反制高维，两种都是不对称战争。
为什么会出现警察行为的战争化呢？这和反恐战争相关了。比如，西方国家在大力打击伊斯兰国，但打击力度再大，也无法做到赶尽杀绝。伊斯兰国的很多成员都是从西方国家跑过来的，在伊斯兰国崩溃之后，残存的很多人又会想法回到西方，这就让恐怖分子开始内在于西方国家了，成为西方社会内部的不定时炸弹。
这些恐怖分子要做的不是杀人放火作奸犯科这种事，而是要颠覆西方各国所珍视的宪法秩序和现代社会，这对各国来说都是一种绝对意义上的敌人。但这种绝对意义上的敌人，却并不是以一个国家实体的形式呈现的，他们是一些零散的个人，各国就只能以宪法框架之内的警察行为来对付他们。
对付这些人不是维护一般意义上的法律，而是维护整个现代秩序本身，所以从政治哲学意义上来说，这远远超越了警察行为，属于一种战争行为。
这就又带来一个巨大的矛盾，战争行为是可以暂时终止一系列人身保护权的，但警察行为却正是要执行人身保护权。因为宪法的一大特征在于，它要无差别地保护所有人的平等权利，一个人只要还没有被定罪，也没有即刻而现实的危险存在，警察就不能终止对任何人的权利保护，换句话说就是不能任意侵犯任何人的人权。
矛盾就来了，警察要平等保护的人当中，有一部分人的目的却是要颠覆掉宪法秩序，这就对法律提出了巨大挑战。法律该如何识别这些人，并在此基础上合法有效地去打击这些人？警察行为在这就有了深刻的战争意涵，两种行为的边界开始模糊化了。
有一位德国学者乌尔里希·贝克，提出现代社会就是一种“风险社会”。与发达的现代社会相对应的是一套环环相扣的现代分工体系，这个社会越发达越复杂，它也就越脆弱，风险越大，因为现代分工体系的任何一环受到致命伤害的话，整个体系都有可能因此崩溃。比如恐怖分子炸毁了电力系统中几个有关键节点意义的发电厂，或者几个关键的信息存储器的话，那么整个社会便有可能因此而完全瘫痪掉。因此，潜入到西方社会内部的恐怖分子个体，能够在特定意义上发动一场实实在在的战争，所以，对应的警察行为当然就有了战争属性。
战争行为警察化对于国际法和国内法的双重挑战，以及警察行为战争化给法理学带来的挑战，都是我们目前必须回应的问题。而有效回应这些风险的前提，是我们要能够找寻到导致这些风险的根源。美国思想家亨廷顿在 20 世纪 90 年代写过一本书，叫做《文明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他在书里提出了对今天来说极具启发性的一个思考，就是冷战之后的冲突有可能是文明之间的冲突。这一思考虽然未必正确，却为我们寻找风险的根源提供了启发。他是如何展开讨论的？我们又该如何理解这些？这就是我们下一讲的内容。下一讲再见。

划重点 36 新技术推动战争逻辑发生了巨大变迁,可以归纳为两点:国际层面上战争行为的警察化,以及国内层面上警察行为的战争化。如果暴力行为是在执行人们有共识的规则,那就是警察行为,如果人们在使用暴力对没有共识的规则,那就是战争行为。战争行为警察化,是霸主国家用高高维来打低维而警察行为战争化,是恐怖分子以低维来反制高维,两种都是不不对称战争。

37= 观念：文明的冲突如何挑战了世界秩序？
你好，欢迎收听《国际政治学 40 讲》，我是施展。前面两讲我讲了技术对于秩序和战争的影响，也许你已经感受到大颠覆时代的各种矛盾、冲突和不确定性了。但是，技术仍然只是工具，如何运用工具，取决于人们的目标。而人类行动时设定的目标，在最底层上，是以文明或说宗教作为基础的。所以，我们这一讲就来聊聊大颠覆时代一个绕不开的话题，文明的冲突，你会发现，它远比我们最初想象的复杂得多。
“文明的冲突”这个说法最初来自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他在 20 世纪 90 年代出版了一本书叫做《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他提出，在冷战结束后，曾经被东西方两大阵营的意识形态冲突压制住的很多矛盾，有可能重新浮现出来。最根本的问题会是各种宗教、文明层面的冲突，人类的秩序有可能在后冷战时期陷入更大的不确定性。
亨廷顿的这本书刚一问世便引起了很大争议，但进入 21 世纪之后，书中的观点越发被人重视了。人们发现，越来越多的冲突不是发生在国与国之间，而是发生在不同的文明之间，比如伊斯兰文明，因为对于现代国家理念有某些不认同，引发了比较复杂的冲突。
在伊斯兰教看来，真正的主权只能属于真主安拉，因为真主才是一切正当性的标准所在，人民并不因为他们人数多，就拥有了正当性。而现代国家理论的一个基础就是人民主权，这就带来了伊斯兰教和现代国家非常根本的冲突。虽然伊斯兰教对正当性的理解跟我们不同，但我们不能简单地就认为伊斯兰文明对国家的那种理解有问题。
你可能把国家主权当成是理所应当的存在，但是你回想一下前面讲的内容，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之后，“主权国家”这个理念才在西方率先出现，到今天只有不到 400 年的时间，这跟人类几千年的历史相比，不值一提。我们今天之所以把国家视作理所当然，只不过是因为我们刚好生活在这四百年里面而已。在此之前，包括西方在内的各大文明都长期地认为主权应当归属于上帝，伊斯兰文明的那种理解实际上是非常古典的。
今天我们的理所应当，既不代表人类历史进程一向如此，也不能肯定代表未来发展方向的大势所趋。所以，我们需要把自己从当下习以为常的观念秩序中抽离出来，来看待各种初看上去觉得别扭的观点，才有可能恰当理解它。
既然伊斯兰文明并不认可主权国家观念的正当性，由此引发的冲突就是一种价值层面的冲突，我在前面的课程里说过，价值冲突常常会发展为无限冲突。无限冲突在未来的演化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是一方彻底消灭另一方，比如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雅各宾派和保皇派，或者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法西斯同盟和反法西斯同盟。另一种可能性是双方谁都无法消灭对方，但彼此也都认为冲突没有结束，于是冲突的无限性就不表现为彻底消灭另一方，而表现为冲突的无限延续。
文明的冲突还有一个特征，就是冲突的单位一方面是大于国家的，另一方面又是小于国家的。大于国家，是因为一个文明内部可能会有很多个国家，比如基督教文明内部和伊斯兰文明内部都有几十个国家；而小于国家，是因为冲突不仅表现在两大文明地区的国家之间，同时也表现在一个国家内部的不同文明群体之间，比如一个国家内部的基督教群体和伊斯兰教群体之间的冲突等等。
上一讲里我刚说过，大颠覆时代的战争，在国际层面上战争行为开始警察化，在国内层面上警察行为开始战争化。如果我们聚焦文明的冲突，会发现一个更加复杂的问题，简单说就是，国际层面上战争行为的警察化，是否真的能成为可能？警察行为的特征是大家对于规则有共识，在这个前提下对破坏规则的特定的人进行制裁。可是，不同的宗教或文明地区对于正当规则可能会没有共识。因为一个规则体系的最底层根基是它的道德正当性，而道德正当性的最底层根基是宗教。于是，在文明冲突的背景下，国际上没有能达成共识的规则，战争行为还能不能真的警察化，就是个问题。但是，再切换个视角，又会发现似乎也没有那么悲观。今天一提起文明的冲突，人们常常想到的是伊斯兰文明与和其他文明的冲突。然而亨廷顿在他的书里总共提到了八大文明，分别是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基督教文明、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和可能存在的非洲文明。这些文明就算有冲突，彼此之间的冲突类型也是十分不一样的。
背后一个重大的差别在于，伊斯兰世界和西方以及和东亚世界的一些冲突，像是文明间的冲突，但更像是传统和现代的冲突。因为，我们现在接受的很多价值理念，在伊斯兰教的教义中其实并没有遭受排斥。比如你可能会觉得伊斯兰教很专制，很不民主，但实际上，伊斯兰教是极为强调民主和平等的，只不过它对于民主和平等的理解，可能跟咱们通常的理解有所差别。
伊斯兰教义规定的民主平等，之所以在很多伊斯兰地区难以落实，一个重要原因是那些地区仍然是传统社会。这并不稀奇，我们今天所熟知和推崇的很多价值理念，在中世纪的基督教世界也没有被转化为现实，而是被高度排斥，这并不是因为基督教的教义里没有这些价值，而是传统社会里没有。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各种冲突，究竟是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还是传统与现代的冲突，这个问题没法一概而论。一方面，你得进入到不同的个案去分析，才有可能对冲突类型做出明确的区分；另一方面，有些问题的答案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大颠覆时代，我们所熟悉的边界在很多事情上正在越来越模糊，新的边界则还没有清晰地浮现出来。
虽然没有明确答案，但是如果从传统和现代的冲突来考虑，还是可以帮我们切换到一个新的角度，来重新理解文明的冲突。换个角度便会让我们提出新的问题，比如，伊斯兰世界该怎样进入现代秩序？当伊斯兰世界普遍都进入到现代秩序，很多传统与现代的冲突，就有可能得到化解。但是，再考虑到前面几讲所说的一系列技术变迁因素，这个问题也非常复杂。因为从传统社会进入到现代社会的一大前提，是一国的国内经济和国际经济能够形成某种正向的经济循环。但是由于人工智能、新能源技术等等，它们又有可能让中东地区的经济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困境。
在这种情况下，仍处在传统社会的那部分伊斯兰世界该如何进入现代，就不是个简单的问题。因为，中东、中亚的很多伊斯兰国家都面临一个特殊的烦恼，就是资源的诅咒。对于这些能源富集的国家而言，它们几乎躺着就可以赚钱，从一方面讲当然是好事了。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过度丰富的资源，让它们干别的任何事情都显得不划算，于是就只剩下卖资源这一条道了，其他产业都发展不起来，这就是“资源的诅咒”。
也许你会说，等到前面说的那些技术变迁，使得油气资源变得不重要了，那么中东、中亚的“资源的诅咒”不就消失了吗？问题没那么简单，并不是说一个诅咒消失了，就一定能够发展出现代经济。中东、中亚属于绿洲地区，而绿洲经济是天然具有某种传统经济特性的。因为现代经济是以大规模连成片的工业集聚区为前提的，没有足够的人口和市场的规模，就没法形成大规模连成片的集聚区。绿洲地区天然地欠缺这些前提，而且这个困境是靠可预见的未来技术没法克服的。如此一来，文明的冲突在这些绿洲地区就会被卷入更复杂的要素。
听到这里，你可能觉得这个文明冲突也太复杂，太难解决了。但是，如果咱们把视野再移回到我们相对熟悉的、已经进入现代化的西方国家，会发现，文明的冲突在西方又产生另外一重影响，就是它让西方国家的政治观念重新回归了。
政治观念的重新回归，这是什么意思呢？要说清楚这个，需要和后冷战时代的状况做个对比。冷战时代，大阵营的双方都在思考人类的未来该向何处去，这是政治上根本的大问题。冷战结束后这二三十年以来，在和政治相关的问题上，西方社会的公共舆论所关注的逐渐进入非常细节性的问题，比如对于 LGBT 的权利的关注，或者对于小猫小狗的权利的关注等等。我不是说这些关注没有意义，而是想说，人们之所以会关注这些问题，依赖于一个更基础的前提，就是大家对于底层的法律秩序都没有疑问，相信它是牢固的。而底层法律秩序得以牢固的前提是，人们对于想要生活在怎样的一个秩序当中，有着一些更加基础性的共识。
大家对于“我们是谁？”“我们想要什么？”“什么是正义的秩序？”等等问题都没有实质性的争议。只有达成了这些最底层最基础的共识，人们的目光才会导向对细节性问题的关注。
但是，文明的冲突正在逐渐打破西方世界在这些基础问题上的共识，那么，底层的法律秩序就不再是理所当然地那么牢固了。于是，关于政治的根本问题的思考和回应，会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当中，因为人们会意识到，基础共识已经遭到了重大挑战。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随着文明冲突的愈演愈烈，这些政治的根本问题会被重新拉回人们的视野当中，这相当于政治观念的重新回归。
一种非常吊诡的事情于是出现了。如果没有文明的冲突，在大阵营时代结束之后，对于政治的根本问题的讨论似乎就退隐了，人们会津津乐道于那些细节性问题，因为这很容易满足人们的道德感；但如果没有对于政治的根本问题的严肃探讨，那么人类秩序在面对重大挑战的时候，实际上是缺乏足够强韧的精神和足够大的脑洞来应对的。因此，对于这些问题的讨论，对人类而言是非常必要的。
政治本身就是不令人喜悦的，甚至令人厌恶的。德国大思想家马克斯·韦伯说过，从事政治的人就是与魔鬼打交道。这不是说从政的人是魔鬼，而是说政治本身是魔鬼，会把人性当中最邪恶的东西都给调出来；
反过来，对于政治的根本问题的讨论，就是要讨论在这样一种令人悲叹的现实中，如何还能寻求建立一种正义的秩序。文明的冲突初看上去似乎让人觉得忧虑，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如果人们丧失了对于真正深刻的政治问题的讨论能力，那才真正是令人忧虑的。所以，文明的冲突很可能会以一种意料之外的方式，让人类的精神重新强健起来，它让人类开始重新获得对于真正严肃的问题的感受力。
这一讲我聚焦在了文明的冲突上，这主要是从精神层面上挑战了西方所主导的世界秩序。而中国的快速成长，又从物质层面上对于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构成挑战，这就是我们下一讲的话题。下一讲再见。

划重点37 大家对于”我们是谁?”、”我们想要什么?”、”什么是正义的秩序? 等等问题都没有实质性的争议。只有达成了最底层最基础的共识,人们的目光才会导向对细节性问题的关注。随着文明冲突的愈演愈烈,这些政治的根本问题会被重新拉回人们的视野当中,这相当于政治观念的重新回归。对于政治的根本问题的讨论,就是要讨论在这样一种令人悲叹的现实中,如何还能寻求建立一种正义的秩序。

38= 枢纽：中国崛起给世界带来怎样的变迁？
你好，欢迎收听《国际政治学 40 讲》，我是施展。上一讲，我们讨论了文明的冲突在精神层面上，给国际秩序带来的冲击，这一讲我们再来看一下中国的经济成长在物质层面上，给国际秩序带来怎样的冲击。这一讲里的部分内容会跟我在《中国史纲》里讲过的中国经济的内容有重合，但我会从国际政治的角度再来讲讲这个问题。
我们先来简单解释下中国经济的高速成长，这个经济奇迹无法孤立获得解释，它是和西方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新模式的创新经济高度相关的。
以往的创新都是掌握在大公司手里的硬核技术层面的创新，但是由于美国在 1980 年代通过的《拜杜法案》，刺激了小公司在技术层面的创新。《拜杜法案》之前，很多科研是由政府赞助的，这就使这些专利很难向市场转移，很难能够成功商业化。而《拜杜法案》颁布之后，不管是谁给的钱，只要没有单独的法律合同约定，科研成果的所有权一律归高校所有，转让只是转让商业权益。这样一来，高校有了更多的热情把专利商业权益转让出去，因为这并不影响继续做科研。这也就让小公司也有能力在技术层面开展创新。关于《拜杜法案》的具体内容，隔壁王煜全老师的课程里有比较细致的介绍，你可以去听一下。
今天我们知道的很多特别酷炫的技术都是在小公司里发展出来，然后卖给其他公司用来开发产品。比如苹果这样的公司，就是购买这些小公司开发的技术授权，然后整合出新产品。对那些小公司来说，最优策略不是自己去进行那种整合，而是吸引更多的公司来购买自己的技术，这是它真正的比较优势所在。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大公司能做各种产品上的创新，但是自己对于技术没有垄断，没法阻止其他人来模仿自己；而有技术的小公司又希望吸引更多公司来购买自己的技术，这就进一步刺激了很多公司去模仿类似于苹果这样的产品创新。
由于大小公司在创新上的不同运作逻辑，最终的结果就是，对市场有很大占有率的很多大公司，它们的创新不是技术创新，而是观念创新；但观念创新无法杜绝被模仿，大公司不再有技术壁垒，就只能追求速度壁垒，就是自己创新的速度比别人要快，才能确保自己的优势地位。
为了确保创新效率，这种类型的大公司就必须将自己的生产流程外包出去，不能放在自己手里。因为只要它把生产流程握在自己手里，一旦有了新的创意，就得调整整条生产线，转型成本非常高，这会严重拖累到它的创新效率，所以大规模外包便构成了西方这一轮创新经济的内在需求。
这个时候，中国就成为一个很重要的变量了。因为大规模外包需求的出现，正好跟中国一系列经济演化的节奏匹配上了，中国在这个时候形成了强大的承接外包的能力，顺势获得了超高速度的经济成长。所以说，中国的高速经济成长在相当程度上是由西方的创新经济拉动出来的，无法脱离开世界大势获得解释。中国之所以形成了强大的承接外包的能力，在于中国发展起了一个庞大的供应链网络，从而很好地承接了西方创新经济带来的大规模外包需求。
为什么说供应链网络对承接外包很重要呢？因为外包的承包方必须得能够同时满足效率与弹性这两个要求。生产流程中没效率就拿不到订单，要有效率就得专业化；但如果过于专业化又会被锁死在特定的需求上，上游的需求一变，下游的小企业就死了，所以整个生产流程中又必须有弹性，能够迅速调整变化。但是如果有弹性就难以专业化，效率和弹性这俩要求本身就是矛盾的，在同一个企业内部没法同时实现。
中国把效率与弹性这两个要求放在不同位阶上同时实现了。中国供应链网络中的单个中小企业都极度地专门化，只生产被拆解到极为基础元素的零件。由于已经拆解到极为基础，反倒让这些产品的通配性会特别好，可以和许多别的工厂生产的其他零件之间，形成各种各样的配套组合关系。
打个比方，这就相当于每个中小企业只生产一个特定形状的乐高积木，无数个中小企业就有了无数种形状的乐高积木，它们结成了一个庞大的网络，彼此之间可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被组合在一块，拼搭各种东西出来。
这样一来，高度专业化的单个中小企业保证了效率，中小企业间不断动态重组相互间的配套关系，以整个网络为单位又有了弹性。这样的供应链网络不是谁能计划得出来的，它就是在市场过程中自生地演化出来的。
分析供应链网络时有个重要变量，就是规模。规模越大，网络里的中小企业就越多，分工越深，越有效率；同时网络里各个节点动态组合的可能性就越多，也越有弹性。一旦网络的规模超过某个临界点，在成本控制能力上就会出现一种质的变化，开始从全球吸纳对供应链有需求的制造业。中国在规模上是举世无双的，供应链网络的发展也已经过了那个临界点，结果就是全球的中低端制造业都向中国方向转移。
对西方国家来说，这个转移过程让它们越来越去工业化，但它们在高端第三产业上的比较优势也越来越大。而中国的比较优势就在第二产业中低端制造业上；其他非西方国家的比较优势集中在第一产业的原材料这个层面上。
在这个阶段上，全球的经贸格局不再是以国家为单位的产业分工格局，而是以全球为单位的产业分工格局，不发达国家的第一产业和西方国家的第三产业没有办法直接形成经贸循环，必须得以中国的第二产业为中介，中国因此就处在了全球经贸循环的中间节点性位置，中国在这个意义上成为枢纽。
但是，世界经济真正的发动机仍然在西方，中国的经济成长在相当程度上是被西方新模式的创新经济拉动出来的。发动机需要传动轴，才能让整个车跑起来，而中国就是这个传动轴。中国这个传动轴的出现，对于全球经济秩序会带来深远的影响。我觉得，这样一种影响，会让现有的全球经济治理秩序遭遇挑战，也会导致国际经贸秩序以及很多国家的内部秩序出现失衡。
先来说说全球经济治理秩序遭遇的挑战。现有的几大国际经济组织，IMF 和世界银行都是二战后成立的，已经大半个世纪了，1995 年成立的 WTO 至今也已经有 20 多年的时间
了。而中国经济的高速成长，是二十一世纪之后这十几年的事情。中国的崛起深刻改变了国际经贸秩序，但现有的国际经济组织还是按以前的经贸秩序设计的，这就会出现运转上的问题。它们难以有效地调节各个国家之间的贸易冲突，也没法有效承担起平复各种失衡秩序的责任。
另一方面，我们在很多国家内部也可以看到失衡。比如美国最近这些年讨论得很多的中部地区铁锈地带的问题，当地是传统的重工业制造业地区，随着中国的崛起，制造业多一半都转移到了中国，在这些地方就引发了较为严重的失业问题，由此又进一步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欧洲国家的很多传统工业城市也面临相似的境遇。对于非西方国家和地区来说也是同样的，再加上这些地方的国家能力本来就比较弱，于是当地的秩序就会陷入更加脆弱的状态。这些失衡就进一步引发了各国在政治上的民粹化转向，我们在最近这几年看到西方国家和一些非西方国家都有一系列民粹气质很强的领导人被选上台，就是这样一个背景。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这些混乱局势呢？中国现在已经是世界规模的大国，对于这种大国来说，它的国家利益来自与全球的高度交互过程，如果全球秩序一塌糊涂，也会给中国的国家利益带来巨大损失。
简单举例来说，中国的超级生产能力是以全球为市场的，如果其他国家乱了套，对于中国产品的消费能力就会大幅下降，中国就会遭遇到经济困境、失业危机等等；中国生产过程中所需要的原材料也是来自于全球的，如果其他国家乱了套，原材料价格变得极为不稳定，中国就得付出更大代价才能保障自己的原材料供应。这些都对于中国的国家利益有着巨大伤害。因此，主动做些事情，帮助其他国家和世界摆脱这种失衡状态，不仅仅从价值层面来说是更好的，从功利角度来说也是高度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的。
那么，中国在什么地方可以主动地做些事情呢？这就又得看看国际经济秩序的结构了。任何一种可行的国际秩序的安排，都需要有相应的国际经济秩序作支撑，因为主导性的大国为了维系秩序，需要有大量的财政支出，只有有了相应的国际经济秩序，才能让大国通过贸易过程收回它的财政支出，整个事情才是可持续的。
所以，要问中国可以做些什么，就要看中国和西方在国际经济循环中不同的结构性位置。不同的位置，就决定了它们在不同方面的比较优势，也让它们具有不同的责任。
中国处于全球经贸循环的中间节点性位置，而现在世界上有很多秩序脆弱的地区，比如非洲国家、中亚国家等。由于产业结构上的差距，西方国家很难跟这些地区形成直接的经贸循环，所以它们就没有办法向这些地区输出秩序。目前只有中国能和那些地方形成足够规模的经贸循环，从而能够通过经贸过程收回对外投放的财政资源。因此，从国际秩序的层面看，中国对这些地区就有着一种特殊的责任。
但问题是，中国虽然有输出秩序的能力，却并不很清楚地知道当地到底需要什么样的秩序，如何才能让自己的资源投放更有效地惠及当地普通民众。要搞清楚这些东西，就需要有关于当地足够的地方性知识，这些知识中国不具备，但是曾经统治过这些地方的西方国家却具备相关知识。因此，在秩序脆弱地区，中国跟西方又有了一种深度合作的空间
和可能性。中国要真正实现世界责任，中国要真正兑现国家利益，就是需要在这样一种开放、合作的格局中展开的。应该说，在物质层面上，中国已经具备这种能力了，但是中国还需要在精神层面上获得足够的自觉，才能意识到自己应当承担的国际责任究竟是什么，然后也才能够进一步去找到恰当的国际制度安排，来落实这些责任。
这种精神自觉，要求着中国必须超越于民族主义之上，打开一种宽广的视野和胸怀，从全球格局的角度，从人类秩序的角度，来思考中国的定位问题。这种视野和胸怀不仅仅是一种无私的奉献，它同样也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
好，总结一下这一讲的内容，中国的经济成长给全球的治理格局带来了深刻的变迁，这种变迁包含着中国和西方相互生成、相互构造的过程，这个不断互构的过程，推动了现代世界秩序的进一步演化。
要更深刻地理解这一演化过程及其未来走向，我们就需要对今天世界秩序的主导者美国有一种更加深刻的理解。这就是我们下一讲的内容。下一讲见！

划重点38 不发达国家的第一产业和西方国家的第三产业没有办法直接形成经贸循环,必须得以中国的第二产业为中介,中国因此就处在了全球经贸循环的中间节点性位置,中国在这个意义上成为枢纽。现在世界上很多秩序脆弱的地区,比如非洲国家、中亚国家等,目前只有中国能和这些地方形成足够规模的经贸循环,从而能够通过经贸过程收回对外投放的财政资源。因此,从国际秩序的层面看,中国对这些地区就有着一种特殊的责任。

39 = 均势：如何更深刻理解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
你好，欢迎收听《国际政治学 40 讲》，我是施展。上一讲里我讲到了中国的崛起给国际秩序带来的一系列影响。中国在这个过程中也对国际秩序有了特殊的责任。中国要对自己的国际责任有所准备，前提是要理解美国所主导的现实国际秩序的深层逻辑，然后才知道与这种秩序共生演化的可能路径。这一讲我们就来聊一下这个话题。
我们先回顾一下前面讲过的国际政治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基本原则，就是势力均衡原则，搞清楚这个原则底层一些微妙但重要的变化，对我们理解美国主导秩序的逻辑非常重要。
在 19 世纪的现实主义国际秩序观看来，试图依照某一种伟大的理想来维系和平的国际秩序，是不可能的。因为理想并不会去考虑现实中各国之间的力量对比关系，而脱离了力量的理想，基本上都是空想。真正能够维系和平的，是各国之间的势力均衡，为了保持势力均衡，各国还会不断变换结盟关系，这种情况下大家都会意识到，没法通过大规模战争实现政治目标，有啥想法主要还是得通过外交谈判来实现，和平才真正地能够获得保障。
对于现实主义来说，势力均衡就是值得追求的目标本身，在此之外如果还要在国际秩序层面上追求啥理想，纯粹是想多了。理想主义的法国大革命所带来的动荡，尤其让那个时代的人们相信，现实主义才是靠谱的，理想主义看上去很丰满，但是它的结果一定特别骨感。然而两次世界大战证明，现实主义原则所能够维系的和平秩序，是有其适用极限的，随着技术演化，新的战争逻辑突破了现实主义的约束能力，光靠势力均衡的原则就很难再维系和平了。
所以，从大战争时代开始，直到大阵营时代，我们都能看到人们都在追求某种超越于单个国家、单个民族之上的普世主义理想，试图以此为和平找到新的根基。世界大战当中获胜成为新霸主的美国、苏联，就是两种普世主义理想的主导者。但是此前更长的历史也证明了，单纯追求理想也靠不住。美国和苏联在对外战略上都有过纯粹理想主义的做法，但都不成功。
所以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在基辛格的推动下，美国逐渐发展出更为成熟的外交战略，就是它仍然追求理想，但是清晰地意识到，理想的落实是必须要考虑到现实的力量对比关系的，基辛格推动中美之间的战略合作，以此对抗苏联，就是出于这样一种考虑。
可以说这是一种深度融合了现实主义的理想主义。历史也证明，这样一种融合了现实主义的理想主义，对于维系一个和平的国际秩序可能是更加可行的。由此，我们就看到了国际政治层面两种类型的势力均衡。
一种类型是 19 世纪的现实主义主张，认为势力均衡本身就是要追求的目标，人们不对这一目标本身附加任何额外的价值追求。
另外一种类型是刚刚说的那种融合了现实主义的理想主义主张，人们承认世界存在一个大家有共识的理想目标和普遍秩序，而势力均衡只是用来实现这一理想的手段；因为任何秩序的运转，都需要有执行权，这种充满理想的普遍秩序，在执行权层面上通过若干大国之间的相互制衡，来确保作为整体的理想秩序不至于被任何单一的国家所绑架。
简单来说就是，过去的现实主义是把势力均衡作为目标，新的融合了现实主义的理想主义，则是把势力均衡作为手段。
就当今的国际政治格局而言，人们必须得认可的一大前提是，美国依旧是当之无愧的世界霸主和普遍秩序的担纲者。在可预见的未来，这一点也不会发生什么实质性变化。那些所谓的美国衰落论，只不过是一知半解的认识而已。
回想一下前几讲谈到的大颠覆时代的技术，你会发现美国依然是尖端前沿技术的创生地，而这样一种创新才是真正拉动增长的创新，其他的经济部门在相当程度上是由这种创新所拉动，才有增长的，否则就只不过是原地踏步的简单再生产而已。
而美国之所以能在技术层面占据最重要的先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美国在法律、制度和人才激励体系方面的优势，所有这些目前都是无法替代的，其中很多属于软实力的部分，光靠砸钱是没有用的。所以，可预见未来，美国依旧是主导世界秩序的霸权国，这是一个必须承认的事实。
但是，我在前面讲海陆博弈逻辑的时候也谈到过，今天的美国和此前的霸主大英帝国，都是有双重属性的，一重属性是它们的国家性，在这方面它们和别的国家没有区别，都会有各种各样自利的追求，和其他国家处在利益对抗的关系上。
还有一重属性是英美的世界性，它们作为世界秩序的主导者，这个秩序是超越于单个国家之上，为全世界而存在的，作为主导者来维护这种世界秩序，也是高度符合英美的国家利益的，在这个层面上，它们又和其他国家处在利益交融的关系上。
用一个商业上的概念来打比方，就是作为霸主的英美首先是做平台的，当然它们也会做自己的产品，但是它们最大的利益来自于做平台带来的利益，这种情况下就不能为了自己的产品利益而牺牲平台利益。其他国家都是产品型国家，而英美是平台型国家。
尽管从作为一个整体的角度来说，平台型的政策是符合美国的长远利益的，但从内部具体的利益群体的角度来看，有可能产品型的政策更符合特定群体的需求，如果这样代表具体利益的群体在特定时期的内政治影响力比较大，就有可能生成不那么符合平台逻辑的政策。用国际政治学语言来表述就是，美国的国家性有可能会伤害它的世界性。
一旦我们承认了美国作为霸主这个前提，并且能够区分出美国的国家性和世界性这双重属性，就会浮现出一个新的角度来理解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从秩序的健康运转来考虑，重要的是，该如何才能有效地抑制住美国国家性的那一面，防止它伤害到世界性的那一面。
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需要有一个力量能够制衡住美国。非常重要的是，这里的制衡不是要挑战美国世界性的那一面，而仅仅是要制衡住美国国家性的那一面。而且，这个力量越是制衡美国国家性的那一面，就越是成就美国世界性的那一面。
说到这你就明白了，这就是我在前面解释的第二种势力均衡，也就是说，承认一个普遍理想，但是在落实理想的执行权层面上，要以势力均衡作为手段。
那么，谁有力量制衡美国的国家性这一面呢？你也肯定想到了，在今天大概只有中国有这种力量。但中国是否能够恰当地运用它的这种能力呢？这取决于中国是否能够理解到前面说的两个前提，也就是美国霸主地位的不可替代性，以及美国本身的双重属性。
如果不对美国的双重属性进行区分、而只是笼统地反美，那就会连带把美国的世界性那一面也给反掉。但世界性这一面并不属于美国，而是属于世界绝大部分国家的公共品，所以这种反美就会把绝大部分国家都推到中国的对立面上去。
一旦能够区分出美国的双重属性，仅仅反对它的国家性，那么绝大部分国家都会成为中国的盟友。因为美国国家性的这一面也会伤害其他国家的利益，但是它们自己却没能力反制，有中国来出头，它们当然愿意支持。而中国越是在反对美国的国家性，就越是在成全它的世界性，就越是在成全世界大多数国家的长远利益，在这种情况下，所有的其他国家都会成为中国的盟友。
这样一种势力均衡的逻辑，既不是单纯的理想，也不是单纯的实力，而是实力与理想相融合的产物。它的前提是承认人类的共同理想，它的手段是执行层面实力的相互制衡，最终让人类普遍秩序不断向前共生演化。
说到这你可能会感觉很不过瘾，凭啥就得接受美国作为这个霸主啊？中国来当这个霸主，然后中国也有那双重属性，这不是更好吗？
但我要说，一方面，在可预见未来，中国没有能力当这个霸主。因为你在前面的课程里会注意到，全球霸主需要是特定意义上的岛国，不面对强大的陆地邻居，才能集中精力主导联通全世界的海洋。
同时，全球霸主需要有全球金融中心，而全球性的金融中心又需要有普通法的法系作为前提；另外，全球霸主需要是创新能力的全球引领者，这又需要一系列的制度软环境；还有，全球霸主需要作为一种普遍主义理想的担纲者，才能从全世界吸引支持者，等等。
这里说的还只是一部分必要条件而已。所有这些条件要全都具备，目前只有美国。有些条件是其他国家也能慢慢努力的，比如制度软环境、比如强大的社会的发育等等，但有些条件是努力了也改不了的，比如地缘处境，比如普通法系统等等。只有知道了自己不能干什么，才更能知道自己能干什么。另一方面，虽然无法当成美国那样的全球霸主，但是中国却有另外一种机会。
我先来讲一个古希腊的隐喻，你应该就能理解中国的这个机会了，这个古希腊隐喻叫做忒修斯之船。这个故事是说，有一艘自上游向下游航行的忒修斯之船，在航行的过程中，船上的一块木板坏了，于是水手就抽下来这块木板换上一块新的。继续向下游航行的过程中，又一块木板坏掉了，于是就再抽下来换掉；如此往复，等船航行到最下游，所有的木板全都被换过一遍了。问题来了，此时，它还是忒修斯之船吗？如果你用换下来的那些木板再造出一艘船，这艘船是不是忒修斯之船呢？你看，这些问题都说不清楚。
切换回美国霸主这个问题上，美国在主导着世界秩序，但是需要有中国来不断制衡美国的国家性，以便成就它的世界性。说起来很抽象，但这个过程不是抽象的，而是在各种国际组织、各种双边和多边条约的谈判中具体展开的。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世界秩序的生成，里面渗入了大量中国的色彩，因为它不再是美国单方面行为的产物，而是中国和美国不断互动的产物。尽管它仍然是美国主导的，但没有中国的互动，它也绝不会是这个样子。
长此以往，中国的色彩渗入得越来越多、越来越深，此时，你说这个秩序是美国的呢，还是中国的呢？这就像忒修斯之船一样，你会发现已经说不清楚了，实际上也没必要说清楚了，因为它已经成了一个属于全世界的普遍秩序。
在这样一个历史过程当中，中国所拥有的力量将真正地被转化为一种对国际责任的担当，这会是中国对于世界秩序、对于人类历史以及对于自身国家利益的最佳实践。
好，说了这么多，你对美国所主导的国际秩序，应该有更清晰的认识了。不过，在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之下，还隐藏着一个更深层的逻辑，就是我在课程中一直在讲的海洋陆地两大秩序的相互对抗。
下一讲，我会从一个很重要但是常常被人忽略的角度，也就是普通法和大陆法两种法系的差异上，来谈谈海陆秩序对抗的底层逻辑。下一讲再见。

划重点39 国际政治层面两种类型的势力均衡。一种类型是19世纪的理现实主义主张认为势力均衡本身就是要追求的目标,人们不对这一目标本身附加任何额外的价值追求。另外一种类型是融合了现实主义的理想主义主张,人们承认世界存在一个大家有共识的理想目标和普遍秩序,而势力均衡只是用来实现这一理想的手段。

40= 法系：全球霸主的深层逻辑是什么？
你好，欢迎收听《国际政治学 40 讲》，我是施展。上一讲我谈到了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的深层逻辑，你听的时候也许会联想到我经常会提到的海洋和陆地的对抗。这一讲我再从英美习惯法和大陆成文法这两种法系的差别上，来说说很少被人注意、但却极为重要的海陆秩序对抗的底层逻辑。
英美习惯法又叫普通法。前面的内容我一直在讲，只有海洋国家才能成为全球霸主，背后一个深层次的原因正是隐藏在普通法背后的，这也是我们理解今天世界秩序的一个关键入口。
普通法和大陆法的深层差异在哪里呢？简单地一句话来概括，对普通法来说，法律是被发现出来的，对大陆法来说，法律是被发明出来的。法律是被发明出来的，这个好理解，大陆法对于法律的发明，就是立法。立法机构以一些依凭理性推导出的价值理念作为基础，按照严格的法学逻辑，制定出整齐划一的成文法。
那么，普通法是被发现出来，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来看看这个发现的过程，你就知道了。这里多说一句，实际上，在 16、17 世纪之前，不仅仅英国，整个欧洲大陆实行的多半也是习惯法，跟英国的普通法有差别，但差别并不大， 直到 16、17 世纪，英国和欧陆的法律体系才走上了分岔。在英国、以及作为它后继者的美国，保持着普通法的状态，法律仍然是发现出来的；但是欧陆的法律就走上了大陆法的状态。那么，为什么 16、17 世纪之前，欧洲各处的法律都是发现出来的呢？
听过前面的课程你就会知道，近代以前的欧洲，到处都处于封建割据的状态，国王根本管不了手下的大贵族， 国王们想强制去做一些事，根本做不了，因为力量不够。国王和贵族之间、贵族和贵族之间，形成了很复杂的彼此互动博弈的关系。博弈的结果会形成某种法律化的表达，过去的博弈结果会构成未来人们的参照标准，逐渐就成了习惯传统。普通法就是这样在博弈中演化出来的。由于国王只是参与博弈的一方，所以，普通法中一定是“王在法下”，就是说国王低于法律。但这不是因为国王愿意遵守法律，而是因为国王没能力挑战法律。
各种博弈后来逐渐转移到法庭上进行。普通法的司法过程逐渐规范化，初审、上诉等等审理层级的划分也越来越清楚。法律就在司法过程中逐渐被发现出来。依照后来英国的普通法，在初审法院层面，诉讼双方的是非曲直是由陪审团裁定的，法官只是在陪审团认定一方有罪错之后，来具体地适用法律，判这方应该蹲几年牢或赔多少钱。陪审团成员从初审法院的周边社区里遴选，他们对于案件不做法律判断，只做事实判断，判断是的标准，不是法律，而是本地的公序良俗或说社会传统。
我们可以假想一下，A、B、C 三个地方出现了类似诉讼，但是由于这几个地方离得比较远，风俗不同，所以在初审法庭上分别的裁决也不一样。有可能这些当事人对初审都不服，全都上诉了。到了上诉法院这一层，会假定初审法院所做的事实判断是没问题的，它就不再做事实判断而只做法律判断，看看初审法院在法律适用上是否有问题。上诉法院完全有可能裁断这些诉讼的初审都没有问题，可是这些不一样的裁决怎么会都是正确的呢？上诉法院就必须从几个诉讼中抽象出一些共同的原则，以此来解释，这些看上去不一样的裁决实际上是一样的。不断上诉的案例越来越多，被提炼出的共同原则就会变得越来越抽象。
普通法经过这样不断抽象的过程，逐渐就只剩下程序正义了，就是说只承诺个正当程序，不再承诺实质正义，也就是不承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因为一旦承诺实质正义，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善恶的标准是什么？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应该用哪儿的标准？你凭什么用别的地方的标准来约束我？
准确来说，英国普通法把实质正义放在初审法院这个层面上，基于地方性的公序良俗来实现；越进入到高等级法院的时候，就越变成程序正义。说得夸张点，到最高法院，只剩下对正当程序的承诺了，才能把各种不同风俗的地方整合在统一的规则体系之下。
而大陆法则承诺实质正义，就包含在立法时所依凭的理性原则里，谁不服这个实质正义就会强制他服，用强制来确保统一。大陆法在被发明出来的那一刻就定型了，但普通法没有定型的时候。社会演化不断会产生新的案例，普通法的司法过程要把它们和老案例都整合在统一的规则下，法律就不断在演化。
刚才说了，在近代早期英国和欧陆走上了分岔，英国仍然保留着普通法传统，欧陆走上大陆法的状态，这是为什么呢？这就跟英国和欧陆的地理差异有关了。英国是岛国，不面临任何陆地上的威胁，不需要强大的陆军，国王就没有办法压制贵族和各种民间自治的利益群体。国王仍然只能和各种利益群体博弈，普通法得以延续。
而欧陆国家必须要面对陆地上的威胁，就需要一支强大的陆军。我在前面的课程里讲过，大航海和远洋贸易让国王获得了新的财富力量，建立起强大的陆军，灭掉了国内的贵族。这样一来，就没人能再约束国王了。国王就会按照自己的想法，开始全新地立法，形成“王在法上”的新局面，法律变成由立法者发明出来的大陆法了。
由这些区别又可以看出，普通法国家是大社会小政府的结构，大陆法国家跟它相比，多半是大政府小社会的结构。并且，只有海洋国家能把普通法的秩序维续下来，大陆国家做不到。
说了这么多，普通法和英美的全球霸主身份之间又是什么关系呢？我们来看看英国的扩张过程就明白了。英国是大社会小政府，社会非常有活力。所以英国的对外扩张首先是民间行为，而不是国家行为。英国商人在海外贸易的时候，得适应当地的法律和习惯，这些法律和英国法律可能很不一样。但对普通法来说，它最擅长在大不相同的习惯之上寻找共通规则了。结果就是，英国商人走到哪儿，英国法律就会被带到哪儿。但这并不是要求对方接受英国法律，而是说，咱们保留各自的法律，但还得找到超越于各自法律之上的、更有普遍性的一些规则。
在这个过程中，普通法就开始呈现出两个层次。一个层次是英国人自己的法律，另一个层次是超越于各方之上的更有普遍性的规则，这个更高的规则也会不断演化并扩展，英国法律秩序就不断扩展为世界法律秩序。
即便到了今天，不同国家的商人之间在进行国际贸易的时候，如果各自的法律规定有冲突，双方也经常约定采用普通法，来保障合同的执行。 几乎可以说，普通法体系就是规范整个海洋世界和国际经济秩序的基本法律逻辑。
说到这你就明白了，为什么英国以及后来的美国这两个普通法国家，能够做平台型的国家，成为世界霸主。因为平台首先就是规则，英美的扩展就是规则的扩展。
我们再用英国和法国在殖民地的统治方式来做个对比，就更清楚了。英国的普通法本来就是对于各种不同传统的聚合，所以它在殖民地的统治也基本上不会去动当地原有的传统。当地原来的统治者，只要肯与英国合作，仍然会利用他来统治。当地原来的法律基本上也不会动，假如发生了什么诉讼，实体法的部分可以按当地法律来审理，只是程序法的部分要遵循英国的普通法。
于是像尼日利亚、印度、马来等等地方的传统法律，都可以被整合在帝国的普通法体系当中。如此一来，殖民地的传统社会结构、传统宗教信仰等等都可以保留，又可以作为英国的统治抓手，统治成本就降得很低。
法国就不一样了。它是大陆法系统，中央集权的立法机构，依照它认为最理性最文明的原则来制定法律，对于多样性传统的容纳力比较低。法国看到殖民地的土著法律传统跟自己所认可的理性原则不一致，就认为这是落后愚昧的，要帮助他们进步，把这些落后愚昧的习惯给改掉。但要改变人们的习惯是最难的，凭啥我非得跟你一样啊？法国改造殖民地的努力引发了各种激烈反抗，只好暴力镇压。这样一来，法国不仅没法借助当地原有的社会结构来统治，还得花大量精力内耗，统治成本肯定远远高过英国，所能统治的帝国规模也就远远小于英国。
你看，不同法系之下，霸主国统治世界的成本有很大差异，而统治成本又决定着帝国的规模以及可持续性。到了二战之后，美国接替了英国世界霸主的地位。我们再来看看，英美这种普通法国家的政策生成过程是怎么样的，你就能明白为什么美国在今天能够接替世界霸主的位置。
大陆法国家一般会预设一个国家利益，通常都是和立法时所依据的理性原则相联系的。然后在这个国家利益的基础上，审视国家内部各种各样的具体事务，如果和预设的国家利益冲突的话，就会排除掉这些事务。
但对英美的普通法逻辑来说，因为它的顶层纯属程序正义，不承诺实质的具体内容，也就没有能被事先识别出来的国家利益。国家各个机构形成的重大政策都需要议会批准，于是议会就成了各种利益群体最核心的博弈平台。各种群体都会雇佣游说公司去议会里游说，甚至其他国家也会雇佣游说公司去游说。各种利益不断博弈、对冲，最终均衡出来的结果，便被识别为当下的国家利益。
因为其他国家也会来美国议会里游说，这就使得美国的政策生成过程，天然地包含着其他国家的政策意图在内，差不多只有普通法国家才能最低成本地做到这一点。美国的政策生成充分地接受着外部世界的反馈，最终所反映出来的，相当程度上是全球的力量均衡。如此一来，美国主导世界秩序的成本，一定大大低于成文法国家想要这么做的成本。
另一方面，普通法和大陆法对经济的影响也大不一样。普通法对中小投资者权益的保护，要好过大陆法。因此，普通法地区的中小投资者，更愿意自己去冒险，中小投资者个人直接买卖股票、债券、期货，进行投资理财；而大陆法地区的中小投资者，则更愿意抱大腿，中小投资者把钱存在银行，或者购买银行的理财产品，银行再代替中小投资者进行投资理财。
世界上最重要的股市和期货市场等，都在普通法地区，比如纽约、伦敦、香港、新加坡。普通法地区的资本市场更加活跃，市场深度更大，对于国际经济和国际贸易的影响力也更大。普通法国家是大社会小政府，也就是说政治对于社会的控制力相对较小，在这种情况下，普通法国家的创新能力也是最强的。这是美国能够保持作为世界创新中心的原因之一，而创新是经济发展最根本的发动机。
说了这么多，你就更加明白，为什么近代历史上一直是奉行普通法的海洋国家做全球霸主，大陆国家只能做区域霸主了。在这些前提之下，中国的机会又在哪里呢？我在前面的课里讲了很多，相信你现在也有自己的思考了。
下一讲是本门课程的完结篇，我会和你一起把整个这门课程梳理回顾一遍，再和你一起小小地畅想一下未来。下一讲见！

划重点40 对普通法来说,法律是被发现出来的;对大陆法来说,法律是被发明出来的。普通法的发现过程是一个不断抽象的过程,到最后就只剩下程序正义了,不再承诺实质正义,这样才能把各种不同风俗的地方整合在统一的规则体系之下。而大陆法是以一些依凭理性推导出的价值理念为基础,制定出的成文法。大陆法承诺实质正义,就包含在立法时所依凭的理性原则里谁不服这个实质正义就会强制他服,用强制来确保统一。

完结篇 | 未来：拥有想象力才拥有未来
你好，欢迎收听《国际政治学 40 讲》，我是施展。终于来到了这门课的最后一讲，经过前面的学习，相信你对于如何理解我们今天所处的国际秩序，已经有了自己的认识。
这一讲里，我们简单回顾一下前面若干个板块的内在机理，再尝试从中解读出国际秩序演化当中，什么在变，什么不变，或者简单说，国际秩序演化中的“变”与“常”，在这个基础上，和你一起畅想一下未来。
在这门课里面，国际秩序的演化史是我们理解国际政治的一大核心线索。要把握未来的演化路径，需要先理解过去的演化机理，我先后讲述了大航海时代、大革命时代、大战争时代、大阵营时代，以及我们当下所处的大颠覆时代这样五个时代，这是对国际秩序演化当中“变”的部分的理解。
推动时代变迁的底层驱动力是技术进步和观念变迁。技术进步带来新的经济资源、物质资源，这些新资源在不同国家间不是平均分配的，这就改变了不同国家间的力量均衡关系，结果就是旧的国际秩序无法再维系。
而观念的变迁改变了人们对于现实的态度和对未来的期待，带来人们对于正当秩序的新想象。期待和现实之间的落差，同样会引发国际不均衡。这些不均衡都会引发动荡，进一步带来国际秩序的变迁。
我们在历史上经常会看到，国际秩序当中的制度演化速度远远落后于技术和观念演化的速度，一旦突破了制度承受力的极限，就可能会发生大规模的战争。而战争之后，人们在废墟上会逐渐寻找到新的制度安排，以便容纳各种新的物质和精神要素。技术和观念在新的制度安排下会继续演化，再经过足够时间的积累，又会引发下一次的大动荡和大变迁。
说完了“变”的部分，咱们再来说说“常”的部分，也就是“不变”的部分。
“常”的部分，就是国际政治中的第一性原理，力量和人心。这是我们分析国际政治的时候始终要去观察的要素，最后这讲我再从另一角度说一下这一点。
平时各种对国际政治的讨论中，我们经常看到两种彼此矛盾的说法，一种说法是，国与国之间就是弱肉强食的世界，可以说，这是一种力量的世界；另一种说法是，国家之间不分大小一律平等，可以说，这是一种法律的世界，广义来说，也就是人心的世界。国家之间不可能既是弱肉强食的又是彼此平等的，这两种说法到底哪一种对呢？
可以说，两种说法都对，因为它们都反映出国际政治当中的部分真实；但也都不对，因为它们对于国际政治的反映又都是极为片面的。关键的问题在于，两种说法都犯了同一个错误，就是把大国和小国给当成同样的对象来处理了。说得更准确点，这里所谓的“大国”，指的是“超大规模国家”。实际上，世界秩序是若干个超大规模国家在彼此博弈的过程中，逐渐达成的一种均衡状态，正是这种均衡，为国际法秩序的效力奠定了基础。
先来看一下什么样的国家算是超大规模国家，有一个很简单的判断标准。世界秩序当中有人们普遍都认可的行为规则，各个国家在一般情况下也都会遵守这些规则，但是在特殊情况下，有些国家可能会违规行动。
那么，在这种特殊情况下，是否有人能够真正地约束住你？如果有人能约束你，那你就不是超大规模国家；如果没人能约束住你，那你就是超大规模国家，你是有能力参与到底层秩序博弈的超级玩家。
在历史上的每个时代都会有着有限的几个超大规模国家，就当今世界而言，你会发现，美国、中国、俄国，是没有人能够真正约束住它们的。当然，它们不是在所有领域中都有这个能力，只是在特定的领域中有这种能力。
超大规模国家可以参与到世界的底层秩序的博弈当中，什么是所谓底层秩序的博弈呢？简单来说，和表层秩序相对应的就是底层秩序。刚刚咱们也说到了，世界秩序当中有一些人们普遍认可的行为规则，这些规则有很多都是已经成文的，表现为各种国际条约、国际法，等等。这些就是表层秩序，它们规范着各个国家的一般行为。
但问题来了，是什么让表层秩序有约束力呢？是各个国家都很有道德，愿意认可这些行为规则吗？并不是。遵守规则这种事情，在根本上并不能指望人们对规则的认可，而只能指望人们发现违规会受到严厉惩罚，以至于损失远远大于收益，于是就愿意遵守规则了。
所以，让表层秩序获得约束力的，并不是人们愿意守规则，而是有人有能力来执行规则。那么，就国际秩序来说，是谁有能力去执行规则呢？就是超大规模国家，它们的力量对其他国家有压倒性优势，就能够执行规则。问题是，这些国家的力量太大了，它们自己要是违规的话，谁来执行规则呢？答案是，没人能做到。
所以，和一般的国家不一样，超级大国会在两个层面上进行博弈。一个层面是，它们彼此之间会激烈竞争，这些竞争经常是不受那些表层规则约束的。这就是我所说的底层秩序的博弈。这个层面最重要的当然是力量要素，但也谈不上弱肉强食，因为参与者都是强国。
这种博弈或竞争，它的目标是什么呢？目标就是要卡位，要在表层规则的执行人这个事情上，卡住一个对自己最有利的位置。因为这种执行人的身份，在国际政治上是有大量好处的。比如当年的美苏争霸，比如今天的中美在很多贸易问题上的争执，都是这种底层秩序的竞争。
还有一个层面是，超级大国在一般情况下也会接受表层秩序的规则约束，因为这样对其他国家来说才有权威，更容易让它们支持自己来作为规则执行人，从而在底层秩序的博弈上会更有优势。所以，在这个层面上，大国和小国一般都是按照国际法来行事的，也无所谓弱肉强食。
但是，一旦涉及到根本性的问题，超大规模国家就不会去理会那些表层规则的约束，并且它们搞起事情来，也没有谁能够真地约束住它。这个部分可以说有弱肉强食的成分，但不能把这种特例当成国际政治的常例来看待。
举几个例子，比如，美国在 2003 年打伊拉克，在国际法的程序上是有问题的，但它就是打了，别的国家也只能默许了。打伊拉克对美国来说关乎到根本问题，它会不管不顾，但是这并不妨碍它在一般事情上，还是愿意守规矩的。
再比如，2014 年乌克兰发生大动荡之后，俄罗斯直接就吞并了原属乌克兰的克里米亚地区，因为这对俄罗斯来说关乎到根本问题，西方世界一片哗然，纷纷制裁俄罗斯，但最后这些制裁也都无疾而终。
这些都是超级大国进行底层秩序博弈的例子。但是在不关乎根本问题的事情上，美国俄国也都还是愿意遵守表层秩序的规则的，因为这让自己在国际上更好看，也就更容易拉到盟友，从而更利于在底层博弈上借力打力。
用一句话来总结，那就是，国际秩序当中，表层秩序是成文规则，底层秩序是力量博弈。超级大国的力量博弈，使得表层的成文规则获得生命力，超级大国遵守表层规则，经常会更有利于它在底层的力量博弈。
所以，国际秩序是分为两个层次的，超级大国层次，和一般国家层次，这两个层次所依从的是不一样的行为逻辑，不能混在一块来理解。如果你试图用瑞典的行为规则来规范美国，那是天真；试图用俄国的行为规则来理解日本，那同样也是天真。
博弈当中的这种层次性，也是国际政治当中不变的“常”，不管时代如何变迁，都是会分为超级大国和一般国家这两个层次的，这是力量和人心这两大要素的另一种呈现方式。“变”和“常”是我们理解任何一个事物时都必须注意到的角度。有了对于“常”的把握，你才能够始终清晰地锁定你所要追求的价值目标，不至于在各种变动中迷乱掉；有了对于“变”的把握，你才能够知道在不同处境下，同样的问题会有怎样不同的表现形式，从而不至于在僵硬陈旧的思维中固步自封。
相信你也会发现，我在课程当中讲到的无论是像黎塞留、塔列朗这样的政治家，还是凯恩斯、科耶夫这样的思想家，所有这些顶级聪明的大脑，也都是对于国际政治当中的“变”和“常”有着深刻的理解与把握，才能在变革的时代把握住极为复杂的多元复合性问题，直指本质，打开惊人的脑洞，推开通往未来的大门。
这些历史告诉我们，在任何一个时代的开端处，都是拥有想象力者才拥有未来。但如何确保想象力不是毫无意义的天马行空，而是指向更加激动人心的新秩序建构呢？一定是基于对“变”和“常”的深刻把握。
今天的大颠覆时代，又一次要求我们必须打开想象力。我们该往什么方向去想象？这个问题上不可能有统一的答案。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脑洞，正是这些分布式存在、千奇百怪的脑洞，才能突破过去的秩序，打开未来。这也属于想象力当中“变”的部分。
但想象力当中也有其“常”的部分，底层不变的东西，是对各种基础人文学科的理解和体会。为什么这么说呢？从人工智能的角度来看一下，会更有助于我们回答这个问题。经常有人会焦虑，人工智能是否会替代掉人类？我的答案很简单，不会。但是为什么很多人会恐慌呢？因为有人觉得人类的本质在于其理性能力，而人工智能恰恰是要在这个方面替代人类，这就直接是在挑战人类的本质。
但细究一下你会发现，一方面，人工智能所能处理的问题，都必须是可被数学化的问题；因为人工智能的运转基于算法，不可被数学化的问题，算法没法处理。另一方面，人工智能是基于对既有大数据的分析整合能力而获得所谓的智慧的。这意味着它对于过去的理解要比任何人都好，但是它无法想象未来，因为未来是过去没有出现过的东西，没有任何数据，所以要基于想象力。
也就是说，绝大部分可被数学化的工作，在未来都会被人工智能替代。那什么不可被人工智能替代呢？就是需要想象力的工作，它的根基恰恰在于看上去似乎没有直接用处的人文学科。人文学科提供价值、勾画梦想、回应终极问题，想象力的底层基础都在这里。
所以在面向未来的时候，作为个体，要想拥有自己的发展空间、找到属于自己的机会、积累有利于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你就要充分发展自己的想象力，要在人文学科的激发中积累自己。升华到国际政治的角度，国际体系面向未来的迭代演化，同样是拥有想象力者拥有未来。如果我们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要想有希望的话，那就必须让我们这个民族打开足够大的脑洞，拥有足够大的想象力。
我们今天恰好不幸生在一个大动荡大变迁的时代，它让我们对未来无法拥有稳定的预期；但我们今天又恰好有幸生在一个大动荡大变迁的时代，它让我们的未来拥有了无限的可能性。

划重点 完结 国际秩序是分为两个层次的,超级大国层次,和一般国家层次,这两个层次所依从的是不一样的行为逻辑,不能混在一块来理解。实际上,世界秩序就是若干个超大规模国家在彼此博弈的过程中,逐渐达成的一种均衡状态。博弈当中的这种层次性,也是国际政治当中不变的”常”,不管时代如何变迁,都是会分为超级大国和一般国家这两个层次的,过这是力量和人心这两大要素的另一种呈现方式。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