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简单百科”YouTube 2026年2月16日
在人类文明的知识体系中存在着两套截然不同、甚至互为仇雠的真理逻辑。第一套逻辑我们称之为因果律与稀缺性，那是托马斯索维尔反复叮嘱我们的经济学第一课，天底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在这个物质世界里稀缺是永恒的背景，任何资源的获取都意味着另一种可能性的丧失。经济学之所以显得冷酷，是因为它从不承诺天堂，它只告诉你代价的存在，它迫使我们直面那层厚重的现实，如果你想要更多的福利，你就必须接受更高的税收或隐蔽的通胀，如果你想要人为的低价，你就必须接受物资的匮乏。
然而当你跨过经济学的门槛，步入政治学的殿堂时，你听到的第一句话却是，忘掉前面那句话，政治学的迷人之处或者说它的危险之处在于他承诺了一种对物理法则的超越，在政治的语境里代价被重塑为他者的责任，稀缺被描述为分配的不公，政治学不要求你思考我该放弃什么，他要求你思考谁阻碍了我的获得。这种错位构成了人类社会最大的认知悲剧。
我们明明在理性上知道政府并不创造财富，它只是财富的搬运工；我们也深知印钞机每吐出一张钞票，我们口袋里的积蓄就在无形中缩水。但为什么当政客们许诺宏大的蓝图，免费的医疗补贴的住房时，我们的集体理性会瞬间崩塌？这并非因为民众愚蠢，而是因为政治活动在本质上并不是一种关于效率的计算，而是一种关于情感与身份的确认。
请思考这样一个画面，一辆象征着国家命运的列车正停在冰冷的荒原之上，燃料已经耗尽，铁轨锈迹斑斑，车窗外是残酷的现实严冬，经济增长停滞，社会结构老化，资本入不敷出，这是客观的经济事实，是无法绕过的因果账单。此时列车内的乘客，也就是底层的百姓感到了刺骨的寒冷。按照经济学的逻辑，此时应该有人站出来说，朋友们，列车坏了，我们需要修车，并下车修路、推车，我们要忍受长久的阵痛来换取未来的重启，但这样的人在政治竞争中绝不可能胜出。相反那个能够维持统治、能够赢得欢呼的领袖会走向列车的最前方，拉上厚厚的丝绒窗帘，他并不打算去维修复杂的引擎，而是要求所有官员和乘客坐在原位开始疯狂的摇晃身体（注：形成全车共识）。随着整个车厢的剧烈颤动，他大声宣布：看！同志们列车正在全速前进。那些说车没动的人一定是潜伏在车底下的破坏者，那些违法偷偷掀开窗帘一角（注：翻墙）的人一定是嫉妒我们伟业的敌人。这一幕荒诞的表演构成了政治学对经济学的终极嘲弄，这种摇晃就是政治的奥秘它它之所以有效，是因为它击中了人性深处最软弱的部分：我们宁愿在摇晃中沉溺于列车正在前进的幻觉，也不愿直面支付代价的真相（注：都认为即使列车被晃翻，也只会压垮别人，自己裹着一床被子呢。）。这种表演性治理不仅是为了维系权力，更深层的逻辑在于他成功的将一个技术性的困境——列车动力故障，转化为了一个道德性的对抗：谁在阻碍前进？当真相被掩盖在窗帘之后，解决对抗的唯一真理就变成了：谁在跟着我摇晃，谁就是朋友；谁敢指出列车没动，谁就是敌人。这一次我们要解构的正是这种权力的魔术。
我们将看到奥地利学派所坚守的诚实与理性，在历史上一场场宏大的摇晃表演面前，究竟遭遇了怎样的结构性困境。我们要理解为什么真相在政治面前如此脆弱，就必须直面一个幽灵，一个由20世纪最具争议的政治思想家卡尔施密特所揭示的残酷真理：政治从来不是为了解决问题，而是为了制造区分（注：分蛋糕的权力者将那些指责分配不公的吹哨者从待分配蛋糕人群中剔除，并向其他人承诺蛋糕分配数量保持不变，以维持分蛋糕秩序的稳定）。在经济学的世界里，我们讨论的是对错、盈亏与效率。奥地利学派的宗师们，如米赛斯和哈耶克毕生都在论证一种基于互利的逻辑，也就是帕累托改进。在自由市场中每一次自愿的交易都是双赢，否则交易就不会发生。这是一种非人格化的温和的逻辑，我不需要知道你是谁，不需要关心你的信仰或肤色，只要合同达成，我们就是合作伙伴。但施密特发出了震耳欲聋的警告，这种逻辑在政治领域是彻底失效的。
施密特认为每一个领域都有其核心的区分准则：道德区分善恶、美学区分丑美，经济区分利害，而政治有着自己独立的不可还原的准则，那就是区分敌我。
请仔细体察这四个字背后的含义。一旦一个议题进入了政治领域，它就不再是一个如何让资源配置最优化的技术问题而变成了一个谁是我们要团结的朋友，谁是我们要打击的敌人的身份问题，这正是政治对经济的降维打击。为什么奥地利学派的理论在学术上坚不可摧，在政治实践中却显得如此苍白无力？答案就在于此，奥派试图用规则来消解阵营，而人类的灵魂深处却渴望阵营。
经济学告诉大众，只要我们维护私有产权，限制政府干预，每个人通过追求个人利益，最终会促进共同繁荣。这是一个关于规则、因果和长期博弈的抽象逻辑，它没有提供一个具体的发泄对象。但政治逻辑不同，当列车停滞、物价飞涨时，民众需要的不是听你讲解货币供应量与跨期偏好的复杂关系，他们处于焦虑之中，而焦虑需要出口。此时政治家会利用施密特的逻辑迅速完成一次高效的转换，他们不会说这是因为我们的中央银行滥发了货币，这太抽象、太非人格化了，他们会说这是因为那些贪婪的银行家，那些卑鄙的空头，那些操纵市场的大财阀，或者是那些不怀好意的外敌在偷窃你们的财富。这种蓄势之所以威力无穷，是因为他瞬间赋予了听众一种强烈的身份认同。通过界定一个敌人，政治家成功地把原本复杂的经济困境简化为一场正义与邪恶的搏斗，在这一刻对错就不再重要了。
奥地利学派主张的自由市场是一个非人格化的扩展秩序，在这个秩序里没有人是中心，没有人能掌控全局。但人类的社会发展基因，那些在丛林和部落战争中磨砺出来的本能，却在渴望领袖，渴望归属，渴望通过征服敌人来获得安全感。我们要意识到政治活动在本质上是一种认知的降维，它把多元的充满变数的经济行为强行压缩进敌我的二元框架里。在这种框架下，奥派所珍视的个人主义成了团结的绊脚石，而自由竞争则被解读为对同胞的背叛，这就是施密特的诅咒。只要人类还保留着区分我们与他们的生物本能，那套讲究平衡代价与稀缺性的经济学真理，就永远无法在充满狂热与对抗的政治广场上赢得掌声。政治家不需要告诉你真相，他只需要告诉你跟着我去反对他们，你就能得到你想要的一切。
这种逻辑的转换正是那一幕幕假装摇晃身体表演能够大行其道的深层心理基础。因为在那节黑暗的车厢里摇晃身体，不仅是为了制造前进的假象，更是在进行一场无声的祭祀与效忠仪式，谁不跟着摇，谁就是敌人。当我们谈论关于勃列日涅夫摇晃火车的笑话时，我们通常把它当做嘲讽权力僵化与愚昧的段子。但如果我们深究公共选择理论，就会发现这个笑话其实揭示了政治统治中最顶层、最理性且最残酷的逻辑：在政治的世界里表演不是虚伪的修饰，表演本身就是统治的基石。笑话是这样说的，列车停了，前面的领袖们先怪罪火车司机，然后又给司机平反，反反复复的（注：还被乘客们表扬为冤假错案平反的英雄），但到了勃列日涅夫这里，他的对策是拉上窗帘，摇动身体，假装列车还在前进。请不要发笑，这实际上是极其高明的政治生存术。
首先这涉及到一个核心命题：合法性维系于行动而非结果。在经济活动中结果是硬指标，利润是否增加，生产率是否提高，这是骗不了人的。但在政治活动中，由于公共决策的反馈周期极长，且因果链条极其复杂，民众判断一个领导者是否称职，往往并不看客观结果，而是看他是否在努力。这就产生了一种政治动作倾向。当经济陷入停滞，列车停了，如果领导人坦诚的说，先生们女士们，我们的计划经济逻辑错了，我们需要几年的阵痛来拆除由于干预导致的扭曲结构，那么在政治上他已经死了，因为承认无能和要求忍受痛苦是选票和群众支持的毒药（注：计划经济用权力分配资源，用行政干预经济，导致乘客皆为无产者并可以高度依赖共同晃动带来的平等安慰，但若领导承认列车停滞的事实，并允许某些乘客可以下车自寻出路时，车上的无产者乘客都会感到危机和焦虑）。相反，勃列日涅夫选择摇晃身体，这种摇晃是对外释放的一个强烈信号：我在行动，我在为你们流汗。只要表演足够用力，只要窗帘拉得足够严实，民众在短时间内就能获得一种心理上的慰藉。这种行动的幻觉是政治家抵御政敌攻击，安抚底层百姓最廉价也最有效的手段。
其次，也是最精妙的一步，表演是为了完成责任的外部化。请思考一个逻辑，如果领导者已经在拼命摇晃身体，证明他在努力了，而列车依然没有前进，那么结论会是什么？民众绝不会首先怀疑是摇晃身体这个行为毫无意义。在政治叙事诱导下，他们会得出第二个结论：一定是有坏人在拉刹车！这就是为什么政治表演必须内置敌我区分。当政客们推行了一项违背经济规律的政策，比如限价或大额补贴导致物资短缺或通胀飙升时，他们绝对不会说：对不起，我违反了奥地利学派的货币准则，他们会指向具体的敌人。如果通货膨胀了，那不是央行印钞的问题，而是贪婪的超市老板或邪恶的投机分子在囤积居奇。如果失业率上升了，那不是劳动力市场管制的问题，而是不爱国的资本家将工厂迁往海外，或者是移民偷走了工作。这种寻找破坏者的逻辑是勃列日涅夫式表演的终极闭环。表演的越卖力，虚构出来的敌人就显得越可恶。这种叙事将民众的愤怒从政策制定的愚蠢转移到了对特定群体的仇恨上。
这就是政治学教给你的第一课，永远不要承认规律，永远要寻找替罪羊。当今的现实中这一幕依然在不断重演，每当经济危机爆发，我们很少看到政客去反思货币政策的结构性扭曲，那是抽象的枯燥得非人格化的因果律。相反他们会兴高采烈的开听证会，质询石油公司为什么不降价，智学互联网巨头为什么不收敛？他们通过这种充满张力的表演向选民传达，看我在帮你们教训那些坏人。奥地利学派的思想在这里显得如此格格不入，因为他试图拆掉窗帘，让大家看一眼静止的发动机，它告诉人们那个摇晃身体的人其实才是消耗能量、延误时机的元凶。
但问题在于真相是冰冷的，是需要自担责任的，而政治的表演却是温暖的，是能让人抱团取暖的。在这种表演及统治的逻辑下，政治家们成功地将经济的悲剧转化成了权力的狂欢。他们不解决问题，他们只负责在问题发生时为你指明一个可以投掷石头的方向。
在政治这幕宏大的剧场里，奥地利学派扮演了一个尴尬，甚至有些悲剧色彩的角色。如果说，政治家是那位在窗帘后带头摇晃身体，制造前进幻觉的导演，那么奥派经济学家就是在剧场角落里不断大声提醒观众，车根本没动的孩子，这个孩子说的是真话，但真话往往是剧场里最不受欢迎的杂音。
为什么米赛斯、哈耶克、罗斯巴德这些智慧超群的思想家，在学术的殿堂里令人高山仰止，但在权力的竞技场中却几乎一败涂地。这并非因为他们的逻辑有误，恰恰是因为他们的逻辑太过诚实，以至于违反了政治生存的所有潜规则。
首先奥派揭穿了免费午餐的幻觉，充当了政治派对上的乌鸦嘴。根据公共选择理论，政治活动的本质是收益集中化，成本隐蔽化。政客们最擅长的事情就是派发看得见的红包，补贴福利产业政策，而将代价藏在看不见的地方。当民众沉浸在政府发钱的狂欢中时，奥派会冷冷地站出来说，等一下，这些钱不是凭空变出来的，它要么意味着未来的高税收，要么意味着通过通货膨胀对你们储蓄的无形掠夺。没有人喜欢在派对进行到一半时，被告知账单即将到期。奥派指出了资本结构的扭曲，指出了跨期偏好的错位，但在选民耳中这听起来就像是在剥夺他们的获得感，在政治逻辑里诚实的讨论代价等同于自杀。
其次，奥派永远找不到一个可以供民众宣泄仇恨的具体靶子。正如我们前面所说，政治需要施密特式的敌我区分，民众的愤怒需要一个具体的形象：一个贪婪的资本家，一个傲慢的外国政要或者一个特定的族群。但当你问奥派谁是罪魁祸首时，他们会给出一段枯燥且非人格化的论证，问题不在于某个坏人，而在于中央银行的低利率政策诱发了错误的投资，在于法定货币系统违背了自然的市场利率，在于干预主义破坏了经济计算的可能性。问题是你要如何号召愤怒的民众举着火把去焚烧货币乘数？你如何让失业的工人去抗疫跨期交换的扭曲？奥派把敌人界定为错误的思想和扩张的权力，这在智力上是高尚的，但在动员上是致命的。民众渴望投掷石头，而奥派却给了他们一套、理论公式，没有具体的敌人，就没有政治的热度。
最后也是最深刻的悲剧在于奥派拒绝参与救世主的表演，而这被误解为无能。当经济危机爆发列车剧烈颠簸时，社会心理会陷入一种集体性的惊恐，此时民众疯狂的呼唤行动，凯恩斯主义者会提议大建工程，干预主义者会提议接管产业，这些都是富有张力，充满英雄主义色彩的表演。而奥派思想家们，比如罗斯巴德在《美国大萧条》一书中所述的建议却是放手停止干预，让市场自行清算错误投资。在奥派看来，衰退本身就是药方，它是在清理之前的错误，最好的政府行为就是什么都不要做，以此缩短痛苦的过程。但在政治语境下，无为被等同于不负责任，而忍受阵痛则被视为冷酷无情。政客必须表现得像个医生，哪怕他给你打的是吗啡和饮鸩止渴的强心针，也比那位站在旁边说你需要静卧流汗，以排毒的智者更受欢迎。
奥派的逻辑是反高潮的，他要求人们自担责任，要求人们直面因果，要求人们承认人类理性的局限，而政治的本性是制造高潮，他承诺拯救承诺超越因果，承诺由别人来买单。这就是大喊车没动的孩子的命运，他指出了事实却破坏了全车人的心理防线，人们不仅不会感激他，反而会因为被唤醒了那份必须直面严冬的焦虑而对他充满敌意。奥地利学派在政治上的无力恰恰证明了他在真理上的纯粹，他不屑于通过摇晃身体来骗取选票，因为他深知物理定律不会因为窗帘拉得紧，就会对人类网开一面。在剥开了政治表演的层层外衣，直视了权力运作的冷酷逻辑之后，我们不可避免的会陷入一种深重的无力感：既然政治的本质是敌我区分，既然统治的秘诀是摇晃表演，既然真相在选票面前如此廉价，那么作为一个清醒的个体，我们究竟该如何自处？我们要如何在这场集体幻觉中守住那一点点关于真相的火种？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让我们完成一次痛苦的自我解构。心理学家埃里希弗洛姆曾在《逃避自由》一书中揭示了一个令人心碎的人性真相，人类对自由的渴望往往不如对免于责任的庇护那般强烈，真相是冰冷的，因为它意味着自担风险和承认局限。当奥地利学派告诉你没有免费午餐时，他实际上是在把沉重的责任交还给你，他告诉你你的生活质量取决于你的跨期决策，你的储蓄，你的劳动效率以及你对市场信号的捕捉，这种自由是沉重的，因为它没有缓冲垫。相比之下政治谎言提供了一种昂贵的舒适，它告诉你列车不动不是你的错，是由于敌人的破坏，你不需要辛苦推车，只要跟着我摇晃，前方就是乐土。这种叙事让个体从孤独的奋斗中解脱出来，沉溺于集体的温情与仇恨，真相往往是廉价且痛苦的，因为它不需要反复的包装，却刺破了美梦，而谎言往往是舒适且昂贵的，因为它已透支子孙后代的资源为代价，换取了当下的心理按摩。
然而，我们不能仅仅谴责人性的软弱，还必须理解系统的刚性。公共选择理论的奠基人詹姆斯.布坎南，犀利的指出，政治市场的失灵是制度性的必然，在经济市场中你买错了一件商品，代价由你自己承担，但在政治市场中选民投错了一张选票，代价是由全社会乃至后代共同承担。在这种激励机制下，政客们不仅是演员，更是精明的理性人。如果修建一条真正的铁路，需要十年的阵痛和高昂的清算，而假装摇晃身体，只需要一套丝绒窗帘和几个煽情的演讲，就能赢得下一届选举，那么任何理性的政客都会选择后者，摇晃身体是政治博弈中的占优策略，而修建铁路则是政治上的自杀行为。
这就是为什么在这个体系里清醒的人往往会被边缘化，而最擅长表演的人总能登顶。那么既然列车注定在摇晃中耗尽燃料，既然规律注定被漠视，奥地利学派存在的意义究竟是什么？我认为奥派最大的价值不在于它的理念能否赢得某次选举，也不在于他能否说服大众，而在于他作为文明的备忘录而存在。在历史上每一个试图挑战物理法则，试图用政治意志取代经济逻辑的文明，最终都遭遇了惨烈的崩塌。当那一天到来，当窗帘被现实的飓风扯碎，当列车在荒原中彻底冷却，人类社会最需要的是一份关于常识的备份文件。奥地利学派就是那份备份文件，他在所有人都狂热于炼金术时，冷静地记录着热力学定律；他在所有人都沉迷于敌我斗争时，默默的守护着交换与协作的逻辑。他的存在提醒着我们现实是一个严厉的债权人，他允许你延期还款，允许你用表演来延迟冲抵利息，但他绝不会忘记本金。稀缺性、因果律、个体主权这些物理层面的硬约束，最终会敲开那扇紧闭的车厢大门。在这个意义上活在真相中，并不是为了去改变那场注定要演完的政治大戏，而是为了实现一种认知的自我救赎。认清政治的本质，能让你在领袖号召集体摇晃时保持内心的平静与疏离；理解经济的逻辑，能让你在幻觉的繁荣中看到崩溃的裂缝，从而提前为自己和家人修筑避难所。
正如我开头所言，索维尔和施密特分别揭示了世界的两面，我们生活在政治的表象里，却死在经济的规律下。如果这个世界注定要在那辆停滞的列车里继续表演，那么你唯一的尊严就是做一个拒不配合的观众，做一个在黑暗中反复研读那份文明备忘录的人。因为当表演结束寒冬真正降临时，只有那些知道车没动的人才具备在废墟上重建铁路的勇气与智慧。
回顾这段逻辑的迷宫，你会发现人类社会的悲剧往往源于一种结构性的错位，政治逻辑在本质上是感性的、排外的、短视的，它利用人类社会发展遗留的部落本能，通过区分敌我来凝聚共识，通过表演行动来换取合法性。它承诺了一场超越因果的幻梦，让我们相信只要声音够大，摇晃够烈，仇恨够深，就能无视那张冰冷的账单。而经济逻辑，尤其是奥地利学派所坚守的逻辑，则是理性的、包容的、长期的。它不看你挥舞的旗帜，只看你的资本结构，它不听你的豪言壮语，只计算你的跨期偏好。它告诉我们繁荣不是来自于对敌人的掠夺，而是来自于对规则的尊重和对储蓄的积累。这两种逻辑的撞击注定了清醒者在公共生活中的边缘地位，在那个充满了廉价欢呼和集体狂热的列车厢里，如果你试图引诱米赛斯去反驳领袖的宏图，或者用哈耶克去质疑福利的甜头，你不仅是在挑战一种权利，更是在挑战整车人赖以生存的心理舒适区。但我们为什么要坚持这种孤独的清醒呢？为什么要去做揭穿列车未动的乌鸦嘴？这并非因为我们自命不凡，试图以一己之力去扭转那头狂奔的利维坦。
公共选择理论早已告诉我们，当系统性的激励机制已经锁定在短期表演上时，是个人的呼吁往往微不足道。清醒的真正价值不在于改变世界，而在于保护你自己。在这个人人都在疯狂摇晃身体，假装列车还在前进的时代，认清现实并不意味着你非要跳下车去一个人推车，在惯性的洪流面前，个人的力量是卑微的，但认清车停了这一事实，能让你从那场集体催眠中惊醒，让你在所有人还沉浸在大国崛起或福利天堂的意淫时，开始审视自己的处境。真相会赋予你一种认知的免疫力，它让你在看到通货膨胀的征兆时不会去仇恨小商贩，而是懂得保护自己的资产。它让你在听到政客许诺免费午餐时不会去感激涕零，而是懂得缩减不必要的风险。我们要明白政治可以暂时扭曲经济，但经济最终会清算政治。无论窗帘拉得多么严密，无论摇晃多么逼真，燃料耗尽的那一刻，物理定律的撞击必然会如期而至。我想把这一句话送给每一位看到这里的你，这个人人都在摇晃身体的列车里，认清车根本没动，并不是为了让你去推车，而是为了让你在最终的崩塌到来时成为那个系好了安全带，且已经看清了逃生出口在哪里的人。
这就是清醒者的尊严，我们无法阻止列车的停滞，但我们可以拒绝在幻觉中沉沦。当时代的潮水褪去，当表演的幕布落下，唯有那些尊重常识，敬畏规律，守护个体独立判断的人才拥有在废墟之上重建文明的入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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