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智库兰德公司《理解中国的政治、政策与社会》

摘自YouTube2026年1月11日“经济之眼”

欢迎来到《宏观洞察》，在这里我们致力于为大家追踪全球优质宏观信息，中国政治、经济、社会这几个大的话题，如何糅合在一起说呢？前两天美国著名智库兰德有一份报告叫《理解中国的政治、政策与社会》报告集合了多位专家的观点，谈到了中国的政治决策过程，中国经济现状分析以及中国视角下的中美竞争，那么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处于怎样的状态？现在让我们进入报告。
报告开篇就说了一个核心问题，现在想要真正搞懂中国，比过去40年里的任何时候都要难。为什么会这么说？报告提了几个原因，第一，中国高层的政治决策过程本来就像一个不太透明的盒子，现在这个盒子变得更加神秘了。报告认为自从习近平上台以来，他管理国家的方式，让很多人哪怕是体制内的人也不太敢或者不太愿意坦诚地谈论政治和政策了，大家都变得非常谨慎。
第二，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越来越大，社会也越来越复杂，但与此同时，外国的学者和专家们却越来越不敢轻易去中国了。报告提到发生了一些事件，比如有外国人被限制出境，这让很多研究人员心里犯嘀咕，觉得去中国做实地研究的风险变大了。
第三，就算人不去想通过看资料来了，了解中国也变难了。以前外国专家可以很方便的看到中国的学术期刊和政策报告，最重要的一个数据库叫中国知网。但是报告说现在从国外访问数据库受到了很多限制，很多大学都用不了了。这就好比说你想了解一个地方，但当地的图书馆不让你进了，你获取信息的渠道一下子就少了很多。所以你看一方面是中国变得越来越重要，越来越复杂，大家迫切的想了解它，另一方面了解它的渠道，不管是亲身去看，还是通过资料去读，都变得越来越窄，这真是一个挺大的挑战。
面对这个挑战，兰德公司通过组织一场会议，把专家们聚在一起，主要想弄明白4个核心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今天影响中国领导层做决策和搞政治的关键因因素到底是什么？第二个问题是中国国内自己面临的哪些挑战，比如经济社会问题会对世界产生什么样的战略影响？第三个问题是中美之间在经济和科技领域的竞争到底争的是什么？关键点在哪里？第四个问题是既然了解中国这么难了，那么现在研究中国的学者们还有哪些好用的方法和工具呢？
报告里总结了大家的一些核心观察和共识，首先大家普遍感觉到不管是人去中国还是在网上看资料，了解中国的入口确实是大大大减少了，这让大家很难及时跟上中国的最新动向，做出来的分析也可能跟不上趟，不过事情也不是绝对的。虽然有些门关上了，但新的窗户也在打开，有些学者就提到现在可以建立大型的数据库，趁着网上还有资料赶紧把它们都存下来，免得以后被删了就找不到了。还有人说虽然一些老路子走不通，但新路子也不少。比如中国的政府机构和公司现在也会在网上公布很多信息，像法院的判决书，公司的财报，政府项目的招标公告，甚至微信公众号里都有很多有价值的东西。
另外大家也看到在某些领域，比如公共卫生和环境保护，合作的大门还没有完全关上，还是有一些对话和交流的机会。有一个观点特别有启发性，就是分析中国的时候要特别小心两种心态，第一种是镜像思维，就是想当然的以为中国人和我们想问题的方式是一样的，用我们自己的逻辑去套中国的现实，这很容易出错。
第二种心态正好相反，就是觉得中国特别特殊，完全自成一派，不受任何普遍规律的影响，这两种极端都要避免。与会者还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就是安全化的趋势。什么意思？就是说在过去10年里，国家经济、社会健康等很多领域都被提到了国家安全的高度，为了确保绝对安全，中国愿意付出一些代价，比如减少和外界的接触，牺牲一些经济效率。报告认为中国领导层觉得比起因为对外开放而可能带来的风险，这些代价是值得的。
还有一个大家普遍认同的观察是，中国领导层一直觉得美国在想方设法的遏制中国，特别是从2017年以来，他们感觉这种质变得越来越公开，竞争体现在了国家安全、国防经济、高科技，甚至国际规则制定等各个方面，谈到中国面临的风险。专家们认为，一个关键的脆弱点在于，当习近平不再担任最高领导人时，接班人问题要如何制度化的解决，目前看还不是很明朗。当然大家也强调不能只看到中国的弱点，虽然在治理反腐、青年失业、环境破坏等方面存在很多问题，但中国也有自己的强项和韧性，比如他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进行战略性的优先排序，它的经济规模巨大，能够快速的把一个想法变成大规模生产，还有民众的民族自豪感也很强，这些都是外界在分析中国时不能忽视的。
然后完了这些背景和总体观察，我们接下来就要深入报告的核心内容了。这份报告主要包含了三篇由学者撰写的深度分析文章，分别聚焦于中国的外交决策、国内挑战以及中美经济科技竞争。我们一篇一篇来看。

第一篇我们来聊聊泰勒乔斯特的文章，他关注的是一个特别核心的问题，中国的对外政策究竟是怎么做出来的？我们每天看到新闻里说，中国今天和国家签了协议，民间对国家发表了声明，这些行为背后都是一个个决定。乔斯特就想搞清楚，这个决定到底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系统里诞生的，他把过去研究这个问题的方法分成了两大派，第一派它称之为直通车模型，这个名字很形象。你可以想象一根管子，一头是各种影响因素，比如国家的安全压力、经济实力、意识形态等等，另一头就是最终的外交政策决定，这个模型认为决策过程本身就像这根管子，它只是一个通道，把外面的压力直接转化成了最终的决定管子本身是什么样的，里面有什么复杂的结构，其实不那么重要。这个流派的开山之作可以追溯到1960年艾伦惠婷写的一本书，分析中国为什么决定出兵参加朝鲜战争。惠廷通过研究当时公开的资料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参战主要是出于实实在在的国家安全考虑，他们害怕美国在朝鲜半岛站稳脚跟，把军队部署到中国的家门口，也就是鸭绿江边。所以这是一个理性的基于成本和收益计算的决定。惠婷的研究开创了一个传统，就是把决策过程当成一个窗口，通过这个窗口去观察到底是什么因素，比如国家安全经济利益对中国最重要。很多历史研究都遵循了这个路子，比如分析中苏关系破裂，中美建交、中越战争等等，大家都是在问为什么中国要这么做，而决策过程本身只是用来寻找为什么的证据。

后来即使到了90年代和21世纪初，中国开放了更多的档案和历史资料，这个直通车模型依然很有影响力，比如学者陈坚也写了一本关于朝鲜战争的书，他用了大量新解密的档案，得出了和惠婷不一样的结论。陈坚认为中国参战不仅仅是为了防御，更是出于一种革命理想。当时的中国领导人，特别是毛泽东，希望通过一场胜利来巩固国内的政权，同时推动共产主义革命在亚洲的传播。你看惠婷和陈坚的结论很不一样，一个强调叫安全威胁，一个强调革命理想，但他们的研究方法有共同点，他们都把决策过程当成证据来源来支撑自己关于为什么的论点，而没有深入探讨决策过程本身是如何影响最终结果的。

乔斯特认为这种直通车模型有一个问题，就是他默认了决策者都是差不多的，不管谁来做决定，只要面对同样的情况，得出的结论都会八九不离十。但现实是这样吗？并不是研究表明，即使在中国不同的领导人，不同的精英群体，甚至普通民众，对同一个问题的看法都可能天差地别。比如有学者研究发现，中国精英内部对于外交政策就存在各种不同的声音和争论，既然大家看法不一样，那么到底是谁的看法最终占了上风？这个过程又是怎样的？如果忽略了这个过程，可能就无法真正解释中国的行为，这就引出了第二派研究方法，乔斯特称之为组织结构模型。这一派学者做的事情就不再是把决策系统看成一个简单的管子了，而是想把这个管子拆开，仔细画出它的内部组织结构图，他们想搞清楚这个决策系统里到底有哪些人，有哪些部门，他们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谁向谁汇报？这方面的研究得出了几个主要的结论。
首先中国的决策系统和其他国家有相似之处，就是最高领导人从毛泽东到习近平通常是拍板做最重要决定的人，他会把收集信息、执行政策这些具体任务交给下面的官僚机构去做。这些机构包括我们熟悉的外交部、国防部、国家安全部，还有一些专门负责台湾事务的办公室等等。
其次随着时代的发展，参与外交决策的部门越来越多了，特别是在中国融入全球经济之后，向商务部、中国人民银行、进出口银行这些和钱打交道的机构，在外交事务、中的，话语权也越来越大。
第三，中国的系统有一个特点，就是党政机构之间有时存在职能重叠，这让协调变得特别困难。比如外交部是政府机构，负责处理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而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是党的机构，负责处理党与党之间的关系，理论上分工明确，但实际操作起来界限很模糊，有时候甚至会让外国的外交官感到困惑。
第四，为了解决这种协调难题，中国建立了一些机制，最著名的就是各种领导小组，比如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中央国家安全领导小组，这些小组的目的是把各个相关部门的头头都召集起来，一起商量事情。习近平上台后把一些领导小组升级成了委员会，但报告认为这种改变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他们的实际运作，目前还不是很清楚。乔斯特认为这种画组织结构图的研究虽然很重要，因为它让我们知道了决策机器里有哪些零件，但它也有一个局限，它主要在描述这个机器，而没有深入回答一个更关键的问题：这个机器的设计到底如何影响了他最终生产出来的产品，也就是中国的对外政策。比如说习近平改革了决策机构，这种改革到底有没有让中国的外交政策发生变化，又是如何变化的？如果只是描述了改革本身，而没有建立起他和政策结果之间的因果联系，那我们的理解还是不够深入。
于是乔斯特提出了他自己更倾向的第三种研究路径，叫做过程中心模型。这个模型的核心观点是决策过程本身，也就是信息如何汇总，不同意见如何交锋，最终如何达成一致的整个流程是能够系统性的影响，甚至决定最终政策的。它不再是简单的直通车，也不是静态的组织结构图，而是一个动态的充满互动和博弈的过程。

它进一步把这个过程中心模型分成了三种具体的类型，第一种是领导人中心论，这种观点认为在一个像中国这样的政治体制里，最高领导人的个人信念、世界观和性格特质对外交政策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为缺少公开的政治竞争，下属们通常不敢公开反对领导人，特别是在领导人权力非常集中的时候，所以中国的对外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最高领导人个人意志的体现。当然这种模型的局限在于它可能更适合解释一些宏大的战略方向，但对于很多具体的突发的政策问题，领导人最初可能并没有成型的想法，他的决策也需要依赖下面提供的信息和建议。

第二种是政治生存论，这种观点听起来有点复杂，但其实逻辑很简单，他认为任何领导人无论是在什么样的国家，都面临着两个基本任务，一方面他需要做出正确的决策，保证国家不出乱子，另一方面他需要保住自己的权力地位，确保政治上的安全。这两个目标有时候是矛盾的，比如说一个领导人要想听到真话，做出最好的决策，他就应该鼓励大家畅所欲言，甚至允许别人批评自己。但如果一个环境太宽松，大家都可以随便提意见，甚至挑战领导人，他的权力地位就可能受到威胁。所以领导人在设计他的决策系统时，总是在效率和安全之间搞平衡，这个模型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一些现象，比如为什么中国的不同政府部门之间有时候显得各自为政，协调不畅，一种解释是这种部门墙可能符合领导人的政治利益，一个弱势的领导人可能宁愿让各个部门都拥有一定的自主权，以换取他们的支持。反过来一个强势的领导人可能会故意限制信息的横向流动，确保只有他自己掌握最全面的信息产业，就没有哪个部门可以单独挑战他。

这个模型还能推导出第二个结论。当领导人为了政治安全而牺牲决策效率时，比如只听好话只用自己人，他们就更有可能得到不准确的信息，从而做出错误的判断，引发国际冲突。
第三种是派系斗争论，这种观点认为中国的决策是不同利益集团或者派系之间博弈的结果，这些派系有的是因为相似的背景和经历形成的，有的是因为同属于一个部门，比如军队可能更倾向于采取强硬的军事行动，而外交部可能更希望通过对话解决问题，最终的政策就取决于哪个派系的声音更大，权力更强。这个模型在解释中国的经济政策时被证明非常有效，但在解释国家安全决策时，其说服力还有待检验。
最后乔斯特集思广益，为未来的研究指明了方向。他认为要想真正搞清楚决策过程如何影响外交政策，需要回答三个环环相扣的问题。第一决策系统里到底是什么东西在发生变化？是官员的任免模式变了，是部门的层级和权力变了，还是信息流动的路径变了，我们需要找到可以衡量这些变化的具体指标。第二，这些变化可能会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改变中国的对外行为？我们需要大胆的提出一些假设。第三，我们怎么去验证这些假设？我们需要找到确凿的证据来证明决策系统的变化和外交行为的变化之间存在着真实的因果联系。总体而言，乔斯特的文章就像是给我们画了一张地图，告诉我们理解中国外交决策这座大山有几条不同的登山路径，每条路的风景和挑战各不相同，而他自己则指出了那条他认为最能通往山顶的路。

接下来我们要看的第二篇文章来自学者温迪勒特尔特，他的关注点从对外转向了对内，聚焦于中国日益增长的国内挑战，涵盖了经济、社会和环境三大方面。这篇文章给中国做了一次全面的体检，认为中国存在一些亚健康状态。
首先我们来看看经济方面，勒特尔特观察到的第一个大趋势是地缘政治，目标优先于经济增长，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当前中国领导层似乎更看重国家安全和产业政策上的目标，而愿意为此接受经济增长速度放慢这个事实。报告引用了习近平在2023年全国人大会议上的一句话，安全是发展的基础，稳定是强盛的前提。这句话很能说明问题，虽然从数据上看，2023年以来中国的出口表现不错，帮助维持了经济增长，2024年的官方增长目标也能实现，但报告指出出口的快速扩张势，与此同时一些深层次的挑战开始浮现，地方政府债台高筑，房地产市场萎靡不振，企业和老百姓对未来的信心不足。报告还引用了一项最新的调查，说有史以来第一次中国老百姓认为机会不均和不公平的经济体系是导致一些人贫穷的主要原因，这反映出社会心态正在发生变化。
面对这些挑战，中国政府怎么办呢？报告提到了2024年7月召开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这次会议强调了两个关键词，心智生产力和高质量发展说白了就是要把发展的重点从过去那种铺摊子盖房子的模式转向搞高科技，搞战略性新兴产业，比如人工智能、半导体、生物技术、新能源、汽车等等这种策略，实际上是把宝压在了工业和科技上，而没有优先去刺激那些能快速拉动GDP，但对地缘政治帮助不大的消费服务业，比如医疗、教育、金融、娱乐等，虽然政府也出台了一些刺激消费的措施，比如消费提振特别行动计划，说要增加居民收入，减轻育儿养老负担。但报告指出，这些计划没有明确的预算支持，效果还有待观察。
总的来说，勒特尔特认为中国领导层现在的策略是宁愿承受一些经济上的代价，比如资源错配，投资失败，也要集中力量在那些关键的战略性产业上，实现自给自足和技术领先，从而增强国家的整体实力。
经济方面的第二个大趋势是产能过剩问题和国家的战略选择。报告指出，中国在很多行业都出现了产能过剩，尤其是在汽车电气设备和电子产品领域疫情之后，中国的出口激增，大量的商品涌向国际市场，这让美国和欧盟感到非常紧张。他们认为中国的过剩产能是在政府补贴下形成的，这些廉价商品冲击了他们的市场，损害了他们的企业和国家安全，但是中国领导层对此有不同的看法。报告分析说，他们坚定的认为，大力发展制造业，特别是高科技制造业是增强国力的正确道路，他们不希望重蹈一些欧美国家去工业化和金融化的覆辙，在他们看来产能过剩，甚至是这种供给侧经济战略的一个内在特征。
所以面对国际上的指责，中国的选择不是在国内大规模削减产能或者进行深刻的经济改革，而是希望依靠全球市场的需求来消化掉这些不断增长的制造能力。尽管这会加剧和外部世界的摩擦。

经济方面的第三个大趋势是国家在经济中的角色持续增强，经济越来越安全化，在习近平的领导下，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影响越来越深。国有企业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国企，被看作是实现国家安全和稳定的重要支柱。官方的话语里越来越多地把国企形容为国民经济的压舱石。
报告提到一个数据，国企在中国经济中的分量有多重？他们大约占了GDP的1/4，而且这个比例在过去近25年里一直很稳定，如果把中国的非金融类国企看作一个独立的国家，它的经济规模将排在世界第七位，超过印度、意大利、巴西和韩国。当然国企的效率通常不如私营企业，数据显示大约有1/4~1/3的国企是亏损的，他们的资产回报率也就是用资产赚钱的能力还不到私营企业的一半。那为什么还要保持如此庞大的国企部门呢？报告认为这是因为国企承担了很多战略功能，他们是推行国家产业政策的工具，是稳定就业和社会的稳定器，是应对金融危机和公共卫生危机的救火队，也是，中国向外输出技术劳动力和过剩产能的排头兵。
与此同时，国家的影响力也深入到了私营企业，在习近平时代国企和民企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很多民营企业，特别是那些在高科技领域的，也能享受到政府的补贴和支持。政府也越来越多地号召民营企业服务于国家的战略重点，比如在疫苗研发中，我们就能看到政府和民营企业之间紧密的合作，很多顶尖的民营企业家也同时担任着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政治职务，这让他们的利益和党国的利益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种国家和企业关系的深化背后是国家安全概念的泛化。以前很多不属于安全领域的事情，现在都被纳入了国家安全的范畴，这让国家有更多的法律和组织手段来影响甚至控制企业的运营。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报告举例说，中国的国防动员法和国防交通法都授权国家在必要时征用私有资产用于国防目的。在海外中国企业也越来越多地参与到保护本国公民和资产的行动中，甚至为中国海军的全球行动提供支持。
聊完了经济，我们再来看看社会方面。诺特尔特指出了4个严峻的挑战，第一个挑战是创纪录的青年失业率，年轻人找不到工作，一直是中国领导层非常担心的一个稳定问题，而现在这个问题变得尤为严重，原因是什么呢？一方面是经济增长放缓，服务业吸纳就业的能力下降，另一方面是高等教育大规模扩张，大学毕业生数量激增。报告给出的数据显示，从2000年到2024年，中国的大学毕业生人数增长了10倍以上，2024年更是达到了创纪录的1,179万人。失业率有多高？2025年2月不包括在校学生的16~24岁年轻人的失业率是16.9%。 这个数字还是在2023年政府修改了统计口径之后的数据，在修改之前，2024年6月的官方数据曾达到了创记录的21.3%，而且报告认为如果把农村兼兼职和未充分就业的情况也算进去，实际情况可能更严重，青年失业不仅是人才的浪费，也造成了社会的不满情绪。一些年轻人因为找不到理想的白领工作感到失望和沮丧，开始选择躺平，也就是降低消费欲望，放弃雄心壮志，拒绝内卷。政府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他们一方面要求国企和民企多招收大学毕业生，另一方面教育部还在2024年夏天搞了一个为期100天的促就业活动，但到目前为止，这些努力还没能有效遏制青年失业率的上升。

第二个挑战是人口老龄化和萎缩，中国正在快速变老，人口数量也在减少，再加上生育率急剧下降，这对国家的未来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报告给出了一组惊人的数据，2022年中国的生育率下降到了平均每位妇女生育109个孩子，这连全球平均水平的一半都不到。虽然2024年新生儿数量7年来首次出现增长，但长期下降的趋势难以逆转，更重要的是中国的人口在2022年出现了60年来的首次负增长，预计到2035年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将达到4.5亿，占总人口的1/3，这些数字背后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劳动力会越来越少，而养老金和医疗系统的负担会越来越重，这对社会稳定和经济增长都是巨大的压力。
人口问题还可能影响到中国实现科技创新和地缘政治竞争这些长期目标的能力。为了应对这个问题，政府想了很多办法，2021年全面放开了生育限制，媒体上也在宣传多生孩子的好处，但效果不彰，为什么呢？因为高昂的生活成本和育儿成本以及根深蒂固的性别不平等，让很多年轻人望而却步。最近政府还宣布从2025年开始将逐步提高退休年龄，这是一个酝酿已久但非常不受欢迎的政策。
第三个挑战是根深蒂固的性别不平等。尽管中国在很多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但性别不平等问题依然顽固存在。从劳动力市场来看，2023年15岁及以上女性的劳动参与率是61%，这个数字在过去30年里其实是下降了超过10个百分点，在高层政治和商界精英中，女性的代表性本来就严重不足，现在这个比例还在下降，虽然越来越多的女性选择推迟，甚至放弃结婚，但传统的性别角色观念一直深入人心，比如认为女性的首要责任是照顾家庭孩子和老人，与此同时现代城市女性又面临着新的压力，她们觉得要想成为一个好妈妈和理想女性，必须同时拥有自己的事业。在职场上，女性还普遍面临着招聘和晋升中的、性别歧视。报告认为，虽然减少性别不平等，可能不是政府当前的优先事项，但这个问题对中国的经济社会稳定和国际声誉都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如果能有更多的女性参与到劳动中，就能扩大国家的人才库，助力经济和科技创新。而哪怕生育率只是温和的提高一点，也能帮助缓解人口老龄化和萎缩带来的长期冲击。
第四个挑战是不断加深的城乡鸿沟，城乡差距一直是中国社会的一个突出特征。经过几十年的快速城市化，现在中国有65%的人口居住在城市，但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依然巨大。2021，年城市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农村居民的2.5倍，这种差距还体现在教育、医疗、就业和社会流动的方方面面。很多农村地区因为劳动力外出务工而出现空心化，留下了大量的老年人和数千万的留守儿童，中国的户口制度更进一步固化了这种不平等。这个制度就像一个人的籍贯烙印，把一个人的教育社保等公共服务和他是他的户口所在地绑定在一起。
一个农民工即使在城市里辛苦工作一辈子，他自己和他的孩子也很难享受到和城市居民同等的待遇，中国领导层也一直在努力缩小城乡差距。比如从2013年开始发起了大规模的精准扶贫运动，在2021年宣布完成脱贫目标后，又启动了乡村振兴战略，但报告引用了学者的研究指出，这些运动在改善农村民生的同时也存在一些局限，比如农村居民的参与度不高，地方官员更倾向于做一些看得见的面子工程。报告强调，经济不平等不仅仅是城乡问题，在城市内部和整个国家的财富分配上也表现得非常突出，但最贫困的人口依然主要集中在农村地区，如果城乡差距继续扩大，可能会加剧社会矛盾，引发政治不满，并损害国家的人力资本。
最后我们来看看环境方面，勒特尔特也指出了三个主要的危机，第一个危机是严重的资源稀缺，中国在水耕地和能源方面都面临着日益严峻的资源短缺。中国拥有世界约17%的人口，但淡水资源只占世界的6%，人均水资源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4，耕地也只占世界的7%，更糟糕的是土地沙漠化，让水资源短缺问题雪上加霜。2024年中国科学院的数据显示，大约37%的草原地区存在中度到重度的沙漠化，同时几十年的快速城市化也侵占了大量良田。一项调查显示，自2009年以来，中国的总耕地面积减少了6%，能源方面电力短缺也是一个长期问题，2021年一场大范围的电荒波及了20个省份。为了填补电力缺口，中国仍然严重依赖煤炭。虽然最近的数据显示，2024年5月煤炭在中国发电量中的占比降到了53%的历史新低，但这种趋势能否持续还是个未知数。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中国政府也投入了巨大努力。比如宏伟的南水北调工程，就是要把南方的水调到干旱的北方，但这个工程也引发了关于其环境影响，高昂成本和长期效益的争议。在耕地问题上，政府反复强调要守住18亿亩的红线，以确保粮食安全。
第二个危机是持续的污染问题，空气、水和土壤污染依然是中国面临的最严重的环境挑战，之一在城市空气质量虽然有了很大改善，但仍然经常超过世界卫生组织的健康标准。报告举例说，北京的空气颗粒物污染从2013年到2022年底下降了超过60%，但即便如此，仍然是世卫组织指导值的6倍，水污染问题也日益严重。2023年的一份官方报告显示，全国约22%的地下水水质为很差或极差，土壤污染同样触目惊心。2014年的一项政府调查发现，40%的耕地因为过度使用化肥和重金属污染而退化。
报告指出，污染问题之所以如此顽固，有多方面的原因，地方官员的晋升主要看GDP增长，这让他们有动力去优先发展经济，而不是保护环境。虽然中央政府制定了严格的环保政策，但到了地方执行起来可能会打折扣。有学者研究发现，一些地方政府在面对环保压力时，会采取一些简单粗暴的一刀切手段，比如直接关停工厂，而不是进行精细化的治理。此外对煤炭的依赖处罚力度不够，数据不透明，公众意识不强等因素，都让治理污染变得难上加难。
第三个危机是不断加剧的气候变化。作为全球最大的碳排放国，中国在2023年占了全球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35%，2023年也成为了中国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气候变化带来的负面影响是全方位的。世界银行在2022年的一份研究中，估计最早到2030年气候变化就可能给中国造成相当于GDP0.5%~2%点两三的损失，气候变化还和前面提到的资源稀缺污染问题交织在一起，让情况变得更复杂。气温上升和降雨模式的改变加剧了土地沙漠化、干旱和洪水。报告提到了2022年中国西南地区的大旱，导致长江水位降至历史最低，以及2024年创纪录的洪水灾害。有研究预测到2050年与气候变化相关的热浪和缺水压力，可能使中国从一个粮食进出口国变成性进口国。当然中国领导层也宣布了雄心勃勃的低碳转型目标，承诺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在可再生能源领域，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的领跑者，国际能源署估计到2030年底，全球近40%的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将来自中国。报告认为尽管地缘政治关系紧张，但在气候变化领域的合作有可能成为改善中美关系的一个积极途径。
在文章的最后，诺特尔特为未来的研究提出了几个方向，他认为我们还需要更深入的去理解中国复杂的政商关系，关注那些像农村教育危机，土壤污染这样不那么显眼，但至关重要的隐形问题，分析各项国内挑战之间是如何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并认识到中国的国内问题，如今正越来越多地产生全球性的影响。
聊完了中国的国内挑战，我们现在来看第三篇也是最后一篇分析文章，这篇文章由王祥珍撰写，他的焦点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一对关系。中美之间的经济和科技竞争。这篇文章的特点是它主要从中国的视角出发，综合了中国的政府文件、智库报告和学术讨论，来分析中国是如何看待这场竞争，以及如何为自己的政策选择进行辩护的。
首先文章为我们描绘了这场竞争的宏大背景，中国作为一个经济和科技强国的崛起，深刻地改变了世界格局，尤其是和美国的关系。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的GDP在2016一年就超过了美国，预计到2024年中国的GDP将占全球的19.01%，而美国是15.5%。当然如果按名义GDP计算2022年美国的经济规模仍然比中国大约40%，除了经济总量，两国还在人工智能、区块链、自动驾驶等前沿科技领域展开了激烈的竞赛。
一个关键的转折点发生在川普政府时期，2019年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正式将中国定义为大国竞争中的核心角色，2018年的国防战略报告更是直接给中国贴上了战略竞争者的标签。后来的拜登政府也沿用了这个框架，明确表示战略竞争是看待中美关系的基调，这标志着美国对华政策从过去几十年的接触为主转向了竞争为主。
那么美国眼中的这场竞争是怎样的呢？报告梳理到2018年3月，川普政府打响了贸易战的第一枪，对价值约5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后来范围扩大到超过3,600亿美元。美方给出的理由是要解决中国存在的不公平贸易行为，比如盗窃知识产权、强制技术转让以及对国有企业进行补贴等。作为回应，中国也对价值1,1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了关税，主要针对的是农业，特别是大豆、猪肉和玉米和汽车等美国的关键产业。这场贸易战对两国经济都造成了负面影响。
研究显示，美国的消费者承担了关税带来的大部分成本，因为进口商品价格上涨了，而中国则经历了工业生产和出口的放缓，除了关税，美国还越来越多地使用出口管制这一工具。从2022年10月开始，美国商务部出台了一系列严格的规定，限制中国获取先进的半导体制造设备，高端芯片以及与人工智能相关的计算能力，这些措施的目标是遏制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同时也可能阻碍中国的短期科技进步，尽管经济代价不菲，但拜登政府基本上维持了川普时期的关税政策。报告认为这表明美国的对华经济政策已经发生了结构性的转变，保护本国制造商免受中国竞争，成为了一个跨党派的共识。
一些美国学者将中美关系称为新冷战，强调意识形态在其中的作用，但也有学者比如已故的约瑟夫奈反对这种说法，他认为今天的中美竞争比美苏冷战要复杂得多，美苏之间是二维的棋局，主要是军事和意识形态。而中美之间是三维的军事经济和社会深度交织，两国经济上相互依存，完全脱钩，既不现实，代价也极其高昂。他主张用合作性竞争来描述这种关系，也就是在竞争的同时也要在共同利益领域进行合作。
看完了美国的视角，那么中国又是如何看待这场竞争的呢？报告指出，面对美国将中国定义为战略竞争者，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强调，建立对中美关系的正确战略认知是两国关系中最根本最首要的问题。他认为中美关系的紧张主要是源于美国对中国的误解和误判，习近平在不同场合的表态展现了这种看法的两面性。在对美国听众比如商界和学界代表讲话时，他强调合作表示两国共同利益更多，而不是更少，应该在贸易、农业、气候变化等领域加强合作，共同推动全球经济复苏。他反复重申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但在对内比如在2023年对中国企业家的一次讲话中，他的措辞则更为直接。他指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们实施了全方位的遏制、围堵、打压，给我国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中国的学者们也普遍认为，美国搞技术脱钩和贸易保护主义根本目的是为了维持自己的全球霸主地位。
虽然很多人喜欢把中美竞争和冷战相提并论，但中国学者强调了两者的关键区别。冷战主要是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对抗，而中美竞争的核心是经济和科技的霸权之争竞争的焦点不在于谁的制度更好，而在于哪个国家能在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实现更快的发展，掌握制定国际标准的主导权。
报告引用了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的观点，林毅夫认为，美国之所以把中国看作竞争对手，是中国经济体量增长带来的必然结果。随着中国在技术上不断追赶，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越来越小，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空间也越来越小了，这迫使中国必须转向更高质量的由自主创新驱动的发展模式。美国对此感到焦虑，于是采取了像小院高墙这样的政策来遏制中国的技术崛起。林毅夫认为，外部的压力，比如去全球化和地缘政治紧张，确实会加速中国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但这并不是根本原因，真正的驱动力来自于中国自身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内在需求。
面对美国的科技制裁，中国是如何应对的？报告指出美国的一系列限制措施，尤其是在半导体和人工智能领域的，确实给中国带来了冲击。像华为、中兴国际这样的大公司受到了直接打击，这些措施增加了中国企业的运营成本，限制了它们的技术创新，但硬币的另一面是这些制裁也极大地刺激了中国政府和企业，让他们下定决心要摆脱对美国技术的依赖，实现自给自足。
因此中国加大了对国内半导体生产本主技术研发中的投入，向中国制造2025和十四五规划这些早已存在的战略，在外部压力的作用下被加速推进了。十四五规划明确的强调了，科技自立自强，计划在研发上投入巨资，目标是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7%以上，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占研发总经费比重提高到8%以上，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超过17%，这些雄心勃勃的目标被广泛看作是对美国技术制裁的直接回应。
报告提到关于美国科技制裁的效果目前还存在争议，根据南华早报2024年的一篇报道，尽管面临巨大压力，但中国制造2025计划中设定的目标，截至2024年中已经有超过86%得以实现，尤其是在电动汽车和可再生能源领域甚至超出了预期。中国在2023年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最大的汽车出口国。当然在一些被卡脖子的领域，比如先进的光刻技术和航空航天设备，挑战依然巨大。有趣的是一些西方的行业领袖也对制裁的长期效果表示担忧，比如全球最大的光刻机制造商阿斯麦的首席执行官就曾警告说，将中国隔绝于先进技术之外，反而可能迫使他们自己搞出一套东西来，最终成为一个更强大的竞争对手。英伟达的首席财务官也表示，限制向中国销售高端芯片，可能会让美国产业永久性的失去机会。
这场科技战也引发了中国国内关于创新模式的一场大讨论，到底应该靠国家对国有企业还是靠民营企业来搞创新。国有企业长期以来被看作是中国经济的脊梁，他们能得到国家的大力支持，在能源、电信、基础设施等战略性领域扮演着关键角色，能够很好地贯彻国家意志。但另一方面，中国的经济活力和技术创新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民营企业贡献的。报告提到了一个非常形象的56789说法，来形容民营经济的重要性，贡献了超过50%的税收，60%的GDP，70%的技术创新，80%的城镇劳动就业以及90%以上的企业数量，所以问题就来了，在需要突破卡脖子技术的关键领域，应该把宝押在谁身上？有观点认为，应该让国企在国防垄断行业等领域发挥主导作用。而在那些竞争性的领域，比如人工智能、半导体创新应该由市场驱动，由民营企业来主导，因为这些领域的不确定性很高，更需要市场的敏锐嗅觉和企业间的激烈竞争来催生创新。中国的新型举国体制就试图在这种观点中找到一个平衡，他强调既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也要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更好的发挥政府的作用。
最后报告还谈到了一个老话题的新争论，中国的产能过剩问题。2024年4月美国财政部长耶伦访华，核心议题之一就是中国的工业产能过剩，特别是在电动汽车、太阳能电池板和电池这新三样上，耶伦表示美国不能容忍因为中国的过度生产而导致本国相关产业被摧毁，欧盟也表达了类似的担忧。作为回应，2024年5月美国宣布对价值18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新一轮关税，其中对电动汽车的关税税率将高达102.5%，欧盟也紧随其后，但中国方面对此有完全不同的解释。中国官员认为他们的产业并没有在全球范围内过度生产，他们引用国际能源署的预测说到2030年全球对新能源，汽车的需求将是2022年的4.5倍，对光伏发电的需求也将翻两番，以中国目前的产能还远不能满足未来的全球需求，尤其是在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市场，中国领导人也表示产能过剩是市场经济的正常现象，适度的供大于求，反而能促进竞争，实现优胜劣汰。中国的学者则指出，政府对新能源，汽车的购置补贴在2022年底就已经停止了，现在这个行业是在没有补贴的情况下运行的，而且中国生产的电动汽车只有12.5%用于出口，远低于日本近一半的汽车产量用于出口的比例。
此外，中国电动汽车在海外的售价通常比国内更高，这也不支持所谓的倾销指控。
当然报告也承认中国国内的新能源，汽车市场确实存在内卷严重，价格战激烈的问题，大约150个品牌在激烈厮杀，但很多新进入者已经倒闭，造成了资源浪费和局部产能过剩。有中国经济学家认为，中国反复出现的产能过剩问题，根源在于宏观经济的失衡，特别是高投资低消费的结构性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关键在于提振国内需求。而另一些国际专家也持类似观点，他们认为中国政府的政策长期以来优先生产压制消费，导致家庭收入占GDP比重偏低，储蓄率过高，这些过剩的储蓄最终以贸易顺差的形式溢出到了全球。
在报告的最后，作者展望了中美关系的未来，他指出中美两国的经济总量加起来占了全球的近一半，人口加起来占了1/5以上，可以说这两个国家打个喷嚏，全世界都得感冒。如何明智的管理，这对关系是这个世纪最重要的话题。尽管竞争会非常激烈，但两国在气候变化，全球公共卫生、网络安全等领域仍然存在合作的潜力。通过合作来管控风险，通过对话来设定标准，或许是通向一个更平衡更可持续的全球秩序的唯一途径。未来中美关系的走向将取决于两国是否有足够的智慧和能力。在战略竞争和务实合作之间找到一个微妙的平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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