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图的石头PlatoStoneOfficial2025年12月24日于YouTube
各种大家好，我是柏拉图的石头，欢迎观看我们政治哲学系列的第二期视频，了解政治最绕不开的基本概念就是权力。
如果你想要理解国家理解制度，理解我们今天的人类社会为什么是这个样子？权力永远都是第一个问题，也是最后一个问题。当然权力也是最难回答的问题，从人类的轴心时代到我们的现代社会，过去的几千年里，人类至少提出过上百种理论，包含了对权力的解释，比如权力就是暴力，权力就是统治，也有人说权力是组织，能力是结构安排，也有人说权力是意识形态，是话语权是资本。
不过这些理论都有一个共性，几乎每一种说法的支持者都认为自己才是最高明的。我相信这些聪明人或许找到了让自己笃定一生的答案。如果你和我一样面对各种主义各种理论的自我推销存有犹疑，那么我们就来尝试找到一个最接近权力本质的解释。不过在开始正题之前，我们要先来回答一个问题，权利从何而来？想象一下，如果一个人类完全脱离社会，被放回到最纯粹的自然环境当中，一个残酷的现实马上就会显露出来。
人类作为一种动物其实是极其脆弱的，我们没有尖牙利爪，没有坚硬的外壳，也没有厚厚的毛皮，没有足够的速度，也没有强大的力量。也就是说我们天生就不是当独行侠的料，我们并不具备独立在自然界生存的能力，所以人类无可避免的选择了群居生活。人类的群居和动物有所不同，不仅仅因为我们掌握了工具，我们发明了语言，我们使用了火，还因为我们具备一种其他动物都没有的特殊能力，那就是让陌生人建立合作的能力。
我们可以让成千上万互不相识的人在一起盖房、耕种、修路，甚至是参与大规模的战争，这种规模的协作在地球上几乎是独一无二的。然而随着人类协作规模的扩大，我们也必须要面临三个不得不解决的难题。
第一个难题就是共识，想要展开合作就必须要达成共识，三个人可以讨论问题，或者是通过某种辩论投票的方式达成共识，这样我们就可以按照一个统一的纲领去行动。但是30万个人他们能够达成共识吗？更不要说300万、 3,000万了。现实就是如此的残酷，人类的共识是无法扩张到无限规模的，随着群体规模的增长，人类的争论成本也会指数级的上升，谁能做出最终的决定？我们会发现随着协作规模的扩大，推举一个最终决策者的必要性越高。第二个难题就是紧迫，比如灾难、战争、瘟疫又或者是金融危机、技术事故，这些事情从来不会提前预约，多数情况下都是突发事件。在关键时刻时间本身就是一种暴力，他不再允许你慢慢的讨论，更不会允许你搞什么科学求证民主程序，无论你愿不愿意接不接受，有些决策就是要依赖效率，所以紧迫性本身就是一台制造权力的机器，它逼迫我们缩短决策的链条，集中决策者，也就是说只要时间足够紧迫，人们都会自动交出自己的权利。第三个难题就是信息的不对称。我们不可能在讨论公共卫生的问题之前，让所有人都成为医生，也不可能再讨论科研问题之前，让所有人都成为科学家，总有一些决策是需要交给某个领域中相对专业的人士，或者说交给那些掌握了更多背景，了解更多信息的人，信息的不对称也会不可避免的制造权力。
到这里我们可以发现以上的三个难题都在逼迫我们创造权利，说到底权利最初的样子就是一种角色分工，有人被赋予了决定的角色，而其他人就要扮演好服从的角色。只要人类还在一起生活，一起生产，一起抵御风险，这种结构性的分工就无以避免。经常有人说政客都是卑鄙的，政治都是黑暗的，或许这样的说法有一定的根据，但是权力可不是一个道德品牌，看的对象权力是一种既不好也不坏的功能性发明，当然这种说法也不新鲜。
早在17世纪就有一位思想家用极其尖锐，极其冷酷但极其有效的方式把权力的发声讲讲得十分透彻，它就是托马斯霍普斯。在自由主义者看来，霍布斯可不是一个值得推崇的人物，但是他做了一件前人很少做到的事情。霍布斯把人类社会的假设拆解到了最底层。
还记得我们刚才描述的几个场景，其实都是一种基于现实情况的逻辑推导，但是霍布斯把这些逻辑推倒，进一步抽象成了一个经典的思想实验，也就是他在利维坦中提到的自然状态。霍布斯认为人类在自然状态当中是完全平等的，但这种平等可不是道德和法律意义上的平等，而是一种恐惧的平等。在人类的自然状态当中，霍布斯认为人类拥有三种驱动力，第一个是为了获取资源而产生的竞争，第二个是为了避免被袭击而产生的猜忌。第三个是为了获取他人尊重和名声而产生的荣耀，但归根结底这三种驱动力都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想方设法的增加自身的权利，以保护自身的利益与安全。
而当所有人都同时追求权力扩张，结果就是权力对权力的恐惧，这就是那句著名的话，对所有人的战争。霍布斯认为在自然状态当中，每一个人都有足够的动机和能力来伤害或者是威胁，甚至是杀死他人，强者可能会更有优势，但是弱者也可以联合起来，纵横捭阖，可以利用时机、工具、阴谋等等手段来联合或者是分化敌人进行反击。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只要每一个人都可能威胁另一个人，每一个人都处于同样的不安全之中，在没有共同权威的时候，没有任何的机制可以阻止暴力的发生。
所以在霍布斯看来，人类之所以交出了自己的权利，或者说让渡了自己的自由，把自己的决定权交付给某个实体，这是因为大家都很清楚，我们需要一个能够终结恐惧的存在，于是每个人主动放弃了部分权利，把这些权利交给了一个共同的主权者，让他来垄断暴力，制定规则，做出最终的决策，这个主权者就是利维坦。而关于什么是利维坦，我们暂且不表。
我们首先来提炼一下霍布斯对权力的定义，在利维坦的第十章当中，霍布斯其实给出了一个非常简明扼要的定义，他说权力就是达成未来预期目标的手段，这句话在当时是非常具有革命性的。我们可以发现在霍布斯之前，权力几乎总是被理解成一种伦理概念，权力总是和正义道德合理进行捆绑，仿佛拥有权力的君主就是道德上的楷模，因为天子有德，所以他是皇帝，因为他品行高尚，没有私心，所以他是我们的领袖。
我们会发现过去的领导者和主权者往往都是一些英明神武的形象，但是霍布斯认为权力本身并不具备这些伦理属性，而且权力也不是上帝赋予的，所谓上帝的牧羊人这种说法也不能天然成立。
其次权力也不是来源于某种君主的血脉，权力在本质上就是一种能力，一种影响未来，或者说确保未来的能力。谁掌握了这种能力，谁就拥有了更多的权利。我们可以发现霍布斯将权力从过去的一种伦理概念或者说宗教概念变成了一个纯粹的因果概念，权利在霍布斯这里变成了一种可以被计算、可以被积累，可以被比较的东西，这就是霍布斯理论的先进性，他实际上是在隐晦的告诉大家，掌权者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他们的权力并不是与生俱来的。
好的，我们现在说说利维坦，想解说利维坦其实并不复杂，一个关键的线索就在利维坦的第十七章中，霍姆斯说到这就是那个伟大的利维坦的诞生，他不过是一个人工造出的巨人，主权就是他的灵魂，而他就是我们的凡人之神。刚才我们说过霍布斯的权力观是摒弃宗教观念的，但他为什么要说利维坦是凡人之神呢？其实利维坦并不是神学意义上的上帝，但是他却拥有着类似上帝的属性，他就像是神一样拥有着绝对的权威，但他又像凡人一般会死亡，会消解，甚至是反噬他的创造者，利维坦就是这样一个人造的巨人，在利维坦这本书的封面上，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巨人的形象，如果仔细观察，我们不难发现这个巨人其实是由无数公民的小身影所拼接而成的，这意味着权力并不来自于国王，而是来自于所有人共同服从的决定。
但是这个巨人作为主权者有一个非常鲜明的特点，就是绝对性。什么叫绝对性？就是说一旦主权者被我们创造出来，一旦我们把权利让渡出去，主权者的权利便不得被削弱。换句话讲，这种权利具备以下三个重要的特征。
第一点，不可分割性。霍普斯认为主权者的权利绝对不能被分成多个部分，比如我们今天较为熟悉的民主宪政，三权分立，在霍布斯看来这通通都不行，为什么不行？因为分权就是削弱权力，要知道我们让渡权力创造利维坦，并不是为了让这个国家变得更民主，而是为了躲避混乱，避免恐惧的再次发生。如果你把权力分散成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在霍布斯看来，你就是把利维坦拆成了三支互相掐架的小怪物，他不仅无法避免恐惧，相反还会创造新一轮的恐惧。
第二点不可挑战性。霍布斯认为主权者的秩序是不能被挑战的。这里霍布斯并不是说主权者就是绝对正确的，主权者是永远不会犯错的，而是说一旦允许人们质疑主权者秩序就会开始产生松动，换句话说即便主权者做错了，你也没有质疑的资格。今天你觉得主权者可以被质疑，可以被挑战，明天人们就会认为权力可以再分散一点，再制衡一点，再削弱一点，到最后不需要外部的强大敌人来打压你，自己就会把自己掏空。一个社会能否稳定不取决于主权者是否足够聪明，或者是领袖是否英明神武，而取决于主权者的权威能否稳固。
第三点不可废除性，权力一旦让渡就不能被收回。为什么？因为你只要开放收回权利的可能性，人们就会开始争论谁有权利收回权利，什么时候收回权利，什么情况下我们应该收回权利，或者是我们准备计划什么时候收回我们的权利？一旦产生这样的想法，就意味着社会共识的崩塌。
霍普斯说，人类所有的混乱都来自于共识的破碎，既然我们授权主权者是为了逃离混乱，他怎么可以带给混乱留下新入魂，所以主权者必须不可废除国王不可以，因为反悔本身就是反对秩序。也是霍布斯和所有现代自由主义最大的区别，自由主义者们相信限制权力可以带来自由，但是霍布斯相信限制权力只会带来混乱，甚至是必然走向死亡。
在他看来，所有对权力的限制都是不靠谱的行为，对于人类社会来说，只有主权者才可以让所有人停止相互怀疑，让未来具备确定性，让暴力得到唯一的垄断，让法律变得依然让混乱永久的被压制下去。到这里我们可以发现，在霍布斯眼中，权力还真就是一个赤裸裸血淋淋的东西，而且霍布斯剥夺了人们推翻不义政府的权利，显然霍普斯的说法和今天的主流观点是完全相悖的。
当然我们观察任何理论都不能脱离它的时代背景，其实利维坦的写作动机还是非常复杂的，而且非常的有趣。关于这部著作的解读以后我会单独出视频给大家讲解现在我们还是把注意力拉回到权力的概念上，霍普斯的贡献其实非常清晰，他在权利为什么发生以及权利的必要性上提供了一个极其坚固的解释框架，也就是说只要人类的协作规模不断扩大，只要共识无法维持，只要人类需要脱离混乱和恐惧，权力就必然出现。从这个角度来看，霍布斯几乎是抽丝剥茧般的把权力的最深层拨开给我们看，但问题在于霍布斯对主权的理论实在是无法说服我们现代人。
因为在霍布斯的理论当中，合法性的来源非常的单一，只要主权者不威胁你的生命，只要他能保证你勉强活得下去，你就必须服从他。任何基于不满不公不义的反抗行为，都会被视为重新制造混乱，这对我们现代人来说几乎是不可接受的，因为它从根本上否定了你上牌桌的权利，也不给你任何的筹码和主权者谈判。
在这样的一个理论当中，你会忍不住想问，为什么我们要服从呢？如果说，权力不是道德问题，没有善恶，只是分工和协作的产物，但为什么是你来指挥我？为什么不是我来指挥你？权力为什么值得被人服从？而这种服从的根源又来自哪里？历史上有许多的思想家都试图回答这些问题，但是有一个人的回答，他所建立起的理论框架，几乎奠定了整个现代社会对权力合法性的全部理解，它就是马克思韦伯为了方便大家的理解，我们还是先从场景切入，想象一下一辆高速行驶的火车正在朝着自己预定的方向前进，此时铁轨上任何障碍，譬如细小的碎石、落叶、树枝，他们都会被推开碾碎卷走，这些东西都会对火车造成一定的阻力，但是他们最终都无法改变火车行驶的方向。
正如韦伯在经济与社会一书当中写道，权利是指在一种社会关系当中，一个行动者能够在对方可能反抗的情况下，实现自身意志的可能性。相较于这些碎石尘埃，火车之所以具备权利，是因为它在阻力面前仍然让事情沿着自己的轨迹发生。权力就是一种你不想，但是你必须服从的东西。可是在马克思韦伯的理论当中，真正核心的并不是权力，而是权威。权威不同于权力，权力需要强迫，但权威并不需要权力依赖于力量，权威依赖于合法性，权力可以让人们臣服，但是权威让人们信服。在权威当中，服从者并不会认为自己被压迫，相反他们会认为这种服从是理所应当的，而且这是十分有必要的。
也就是说不是权力征服了人民，而是人民承认了权力。马克思韦伯认为现代社会要运转不是因为主权者掌握了更加强大的能力，而是因为主权者的权利获得了合法性。你之所以会配合警察或者是服从法官的裁判，不是因为他们用枪指着你，你之所以选择服从这些权利，就是因为你相信眼前的这个体系是合理的，所以他们具备命令你的权利，而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是通过什么样的标准来判断一个权利是否合法的。
马克斯韦伯认为，人类对权威的认可最终是来自于三种来源，也就是传统权威、魅力权威和法理权威。传统型权威的核心其实就在于一句话，身份及权力，历史即合法。人们选择服从传统权威，不是因为统治者的能力特别强，而是因为从来如此。也就是说传统权威依赖的是习俗、血缘继承或者是家族结构、宗教传统，而非是我们现代人熟悉的制度和程序。
在这种体系之下，统治者拥有着与生俱来的天然权利，而被统治者拥有与生俱来的天然义务，服从就是一种习惯，而不是一种判断。最典型的案例就是古代的皇权制度。皇帝为什么能合法统治？不是因为他通过程序获得授权，也不是因为他向人民证明了自己的治理水平有多高，而是因为他生来就是皇帝，因为那里的文化告诉他们，自古以来这样。
当然一个王朝的开国皇帝总不能说自古以来就是这样，所以开国皇帝通常都要解决自己的合法性问题，也就是所谓的名分。我们可以看到每一个朝代的开国皇帝几乎都要重新叙述一遍旧王朝的历史，几乎每个王朝在最后都是暴虐无道失德逆天的，而新王朝永远被描述为顺应天命，众望所归。
当然很多老百姓不关心这些问题，或者说没有能力关心这些问题，所以为了强化这种天命转移的叙事，新的统治者往往会借助一些天气异象，灾荒、祥瑞乃至是各路的灵异传说为自己进行舆论造势，这种说法相对来说更容易被老百姓接受，换言之，谁能当上皇帝，那都是上天的安排，不是你我能够决定的。这其实也是说明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在传统型权威的世界里，统治者的合法性就是一种叙事的合法性，而不是一种制度的合法性。所以一旦社会结构发生动荡，传统权威的合法性就会迅速瓦解。所谓的魅力型权威并不是我们日常理解的讨人喜欢或者是人格上有魅力。在马克斯韦伯的理论语境当中，魅力是一种超越日常经验的个人特质，这种特质让追随者相信眼前的领袖拥有非凡的本领或者是特殊的使命，他的存在甚至能扭转整个群体的命运换句话来说，魅力型权威的服从基础不在于理性，而是情绪。在这种权威结构之中，领袖往往被视为不属于普通世界的人，这种心理机制让魅力型权威比传统型权威和法理型权威更具备爆发力和政治动员能力，当然他也最具备危险性。
如果我们需要用一个最典型的魅力型权威案例来说明，那毫无疑问这个人就是希特勒。一战之后德国遭遇了国家羞辱，天价赔款、恶性通胀、经济崩溃，整个社会制度趋近于瓦解，整个民族沉浸在深刻的屈辱和绝望之中，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一个能把复杂问题打包成简单答案的人出现了，他告诉德国人，你们的失败不是因为你们的无能，而是因为有人背叛了你们。你们的贫困绝非是上天的安排，而是有人在暗中压迫我们，我将带领德国重新伟大。于是希特勒就这样成为了全国性的情绪投射对象。他之所以能够成为魅力型权威，并不是因为他的道德高尚或者是逻辑严密，也不完全因为他独特出彩的演讲能力，而是因为希特勒精准的满足了当时德国社会对希望，对秩序对身份认同的强烈渴望，其实这也非常好理解。当你饥饿的时候，有人送上了面包，当你绝望的时候有人送上了希望，当你缺乏成就却渴望荣誉的时候，有人送上了一份集体荣誉感，只是这一切都在暗中标好了价格，对于当时的德国人来说，他们急需的就是一个能解释失败的人，一个提供标准答案的人，一个敢于承诺未来的人，所以越是简单粗暴，越是挑动情绪的答案越容易获得压倒性的共鸣。
希特勒的权威就是在这样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的，虽然魅力型权威有惊人的动员能力，能够在短时间内凝聚情绪，统一意志，但是魅力型权威有一个无法克服的难题，那就是无法复制，无法继承。所谓的魅力只能存在于独特的个体之上，它不属于制度产物，一个领袖的人格魅力无法被他的继承者完美继承，也无法通过培训章程或者是什么组织结构进行二次生产，这意味着一旦魅力型权威的领袖退场，无论是自然亡还是政治失势，或者是被人民推翻，整个权力体系都会进入真空状态。
最能说明的案例就是亚历山大，他曾经用不可思议的速度建立了一个横跨亚欧非三大陆的庞大帝国，所有的士兵、贵族、城市的领袖都把它当做半神一般的存在。然而正因为整个帝国的运转完全依赖于他的个人权威，当他在巴比伦去世的时候，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继承他的魅力，也没有任何的制度能够替代他的意志。一个看似强大无比的世界帝国，也仅仅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就土崩瓦解，谁知法理型权威的核心其实在于法理，而在于官僚制度。
在马克思韦伯看来，现在社会之所以可以稳定的运行，不是因为今天的人变得更善良更理性了，而是因为现代社会的权力被安置在一套高度理性化的官僚系统当中当然这个官僚系统和以前的传统文官制度有很大的不同，因为它具备了三个重要的特质。
第一个特质就是一致性，一致性很好理解，就是同案同判，在一个小社会当中，今天村长心情好，他可以放你一马，明天村长心情不好，他或许会对你加重处罚，实际上这种不公平是不可怕的。但是在一个大社会当中，如果你不维持同案同判，就会造成系统性的不信任，因为官僚制度的核心不是保障结果的公平，而是保障结果的可预期。所以所有的流程文件表格它的唯一作用就是压制个人裁量权的比重到稳定的预期。
第二个特质就是可复制性。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你认为一个人通过了公务员的考核和培训，他是否是一个能力出众的人？换言之，我要问的是公职人员的培训制度到底在筛选，什么是筛选能力出众的人才吗？当然不是，现在官僚最大的幻觉就是个人能力。其实他们这种想法是严重违背制度精神的，因为官僚制度的设计初衷就是岗位不能和个人画等号，职位永远都是空置的。人只是暂时坐了上去，也就是说，官僚的退休病患甚至死亡、撤职任用都不可以让国家机器受到影响，任何关键的岗位都必须允许普通人通过培训进行接任换言之，制度精神的基础就是无限扩张，如果你能通过培训解决掉绝大多数的岗位缺口，这个制度的设计无疑是成功的。
第三个特质是可预测性，凡是高度分工的社会都有一个共同的需求，那就是规则的稳定。如果你是一家企业的决策者，当你决定在某个地区投资建厂的时候，你关心的一定是相关的具体流程究竟是什么，相关的税收优惠是否有明确的条文，以及这些规则在5年或者10年之内是否是稳定可靠的，如果投资结果取决于你认识谁，你和谁有关系，以及领导的心情如何，那么任何的长期投资都会变成一种变相的赌博，整个市场环境都会极度缺乏安全感，这就会倒逼资本行为倾向于短期的套利，在一个规则可以被随时更改的环境当中，凡是理性的投资者都不会把资源倾斜到一个回报周期长，前期成本很高的项目当中。也就是说、规则、制度的不稳定，会导致那些企业去选择迅速回本，随时抽身的领域，所以那些依赖技术积累和长期规划的产业就没有办法真正的落地，整个经济都会趋向于浮躁。
另一方面规则的不稳定，其实也在惩罚那些诚实可靠的企业，因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不再是产品管理或者是技术创新，而是比谁能更早的获取信息，谁能和权力保持长久的暧昧寻租关系，最终制度的不确定性就会侵蚀社会的信任基础因此官僚制度的真正作用并不是如表面所见的，提高一个社会运转的效率，而是在于让社会运转变的可计算、可规划、可预期。
现在官僚制度是如何保证以上的三点能够切实有效的推行下去呢？这就要说到它最关键的特征，非人格性。什么叫非人格性也就是说？权力的实际运行必须和个人是毫无关联的，他必须要依靠文件、规则、流程，而不能依赖个人的偏好和价值观，在这一点上法理型权威完成了一件传统和魅力都无法做到的事情，这也就能够解释为什么我们的现代社会拥有了比之前更加稳定更大规模的协作，正是因为这种非人格化，所以我们面对的不再是一个具体的官僚，而是一个清晰的流程。非人格化的要求，让官僚服从程序，照章办事，但是他们把鲜活的人简化成了数据文件和指标。马克斯韦伯也将这种非人格化的官僚系统称之为理性化的铁笼，因为官僚制度只关心规则，不关心价值。
其次，官僚制度天然倾向于保守和规避风险，即便你的情况是属实的，只要有不符合标准流程的地方，官僚制度就倾向于拒绝你，而不是通过。所以当你面对官僚系统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并不是在和一个具体的人讲道理，而是在和一套冰冷的制度和流程进行搏斗。到这里也许会有人说，你是不是要挑起民众和官僚之间的对立呢？当然不是因为官僚，也有可能是这个系统的受害者，这就是韦伯所悲观预言的现代命运。
我们以为自己摆脱了传统的束缚，摆脱了魅力领袖的统治，我们以为自己用理性和制度驯服了权力，但是却进入了一种更深层次的支配结构。如果你看到这里有一种似懂非懂的感觉，或者觉得我什么都没说清楚，恭喜你，你已经站在理解权利的第一步上了。
接下来我就解释一下这种似懂非懂是怎么来的。其实大多数的政治学概念都是相对稳定的，比如国家法律制度，这些概念都有清晰的边界，有明确的支撑对象，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例外就是权利，权力的定义始终都是在变化的，原因也不复杂，因为权力并不是一个实体，它不是一块石头，也不是一条法律条文，更不是一个摆在某处等待我们指认的东西。
权力是一种关系，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国家和社会之间不断流动不断变化的关系。既然是一种关系，它就不可能拥有一个绝对清晰的边界，而只能在不同的情景之中呈现出不同的形态。也就是说，权力的概念和定义是会产生滑动的。你说你的权利，我说我的权利，他们都在说他们认为的权利，我们以为自己在讨论的是同一个概念，但实际上谈论的往往不是一回事，而当权力的定义无法被固定的时候，人们往往会选择坚持自己已经相信的那一套解释体系。
如果各位观众看过我批判型思维这个系列的视频，应该都会清楚，我们人类的思维方式就是存在经济考量的，我们选择相信过去的说法不是因为过去的说法一定正确，而是因为这样做比较划算。因为不动脑子就是最低成本的选择，比起重新审视自己的立场，相信过去不需要去承受价值冲突所带来的不是只需要为既有的观点补充一些看起来比较合理的理由，我们就可以继续心安理得的确信以前的自己现在的自己都是对的，比如我的学识比对方多，我比对方读过更多的书，我在这个问题上投入了更多的精力，或者说我的专业背景与此相关，我的老师是某个领域的权威专家，如果我们想要找理由逼辩护自己的既定想法，毫不费力的就能找出一大堆。
当然我并不是说这些理由它就是假的，他们未必是假的，但他们并不是在回答问题本身，只是一种稳固既定立场的心理防线。当然我说这些并不是想批评谁，而是想提醒各位观众，我们每个人都会优先捍卫自己所认同的核心价值，当我们讨论权利的时候，不可避免的要触及到自由平等秩序、效率等等，所以它不是一个单纯的学术问题，而是直接牵动我们世界观自我认同和道德直觉的问题。也是为什么在这个系列的视频当中，第一集我就要列出众多思想家对意识形态的看法，我的目的并不是让大家去讨论去投票，哪一种说的是对的，哪一种才是真理，而是想提醒大家，在这个世界上有许许多多的人是和你不同的，甚至这些人和你所处社会的主流价值观都是截然不同的。
正因为如此，我选择先从韦伯和霍布斯的理论出发，不是因为他们给出了一个最终答案，而是因为他们提供了一个足够根本的解释框架，至少能先让我们看清楚权力如何发生，权力为何必要，权力又是如何运作的。当然关于全力我们还有太多太多的疑问，比如权力是怎么被人滥用的？为什么无数的故事好像都在讲同一件事，为什么屠龙少年最终会不可避免的变成恶龙订阅我的频道，一起澄清知识本身下一期我们一起看看权力是如何变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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