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维雷尼谈中美关系的历史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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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关系走到今天是历史的必然还是意外的转折？我们是不是总在雾里看花，越看越迷糊？曾经的蜜月期为何荡然无存？如今却似乎针锋相对吗？经济学人地缘政治主编戴维雷尼，一位在中国美国欧洲打滚了几十年的老江湖，在这期视频中我们将通过他的亲身经历和骨灰级分析来了解他看到的真相。

废话不多说，让我们进入雷尼的视角。演讲一开始雷尼的思绪回到了他作为驻华专栏作家10年中最热的时期，新冠疫情期间。他说在整个疫情期间他都没有离开中国，因为一旦离开就回不去了，所以他在那里待了两年半没有离开。出人意料的是他觉得还好，并没有特别渴望离开，尽管两年半没见到家人确实很难熬，但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所有住在北京的外国人都确实需要一些来自中国以外的慰藉，一些类似家乡世界的气息。

他最喜欢去的地方之一就在北京王府井主要商业街附近，那里有一片奇特的建筑群，看起来像美国大学的校园，有一些1930年代美式风格的别墅环绕着一个绿树成荫的庭院，让人感觉仿佛置身于此地的大学。如今那里是一家医院，别墅则是一些医生的住所，它看起来像美国建筑的原因是他当初就是为美国医生建造的，是为20世纪初许多大型美国教会的医疗传教士建造的。他们当时建立了协和医学院，那是当时中国最好的医院，他们的目标是找到中国医生，将他们培养成世界级的医师。他们也得到了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帮助，并且借鉴了一个到1910年1917年的医院，它成立时已经有数10年历史的传统。

雷尼回顾到第一位进入常春藤盟校的中国学生是王英，他在19世纪70年代进入耶鲁大学，随后他说服了当时垂死的中国清朝皇室，允许中国学生去新英格兰学习，但这个过程并不顺利。清朝进行担心这些学生变得过于西化，便将他们不光彩的召回国。

然后美国政府在1881年通过了一项带有种族歧视色彩的法律——排华法案。然而雷尼指出，美国的传教士精神超越了为特定教会工作的人，它也影响了美国主要的政治家和商界领袖。因此在1900年中国发生了一场排外冲突，义和团包围了北京的使馆区，西方列强打破了围困，并向中国索取了非常残酷的惩罚性赔款，烧毁了圆明园，严厉惩罚了中国。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从中华帝国那里拿走了他们的白银，但美国人在一段时间后认为这是一个错失的机会，他们不想成为像英国、法国或德国那样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国家。美国要采取不同的做法，在某个时刻出现了一笔按现代货币计算约值4亿美元的庚子赔款基金，西奥多罗斯福总统说，让我们以一种巧妙的方式将这笔钱用于美国主导的在华改革。于是他们设立了庚子赔款奖学金项目，并创办了后来成为中国最优秀大学之一的清华大学。

雷尼认为这是一种非常独特的美国式尝试，即通过显而易见的慷慨和大度，与高傲帝国主义、西方殖民主义截然不同的方式行事。但其目标非常明确。美国的这种慷慨旨在改变中国，使中国更像美国，更西化，更自由。他觉得这里面有一种模式，即一个多世纪以来，美国的领导人一直声称，并且他认为他们常常是真心实意的欢迎中国的崛起，但是这种对中国崛起的欢迎带有一个信号，它是一个有条件的欢迎。也就是说，如果中国的崛起方式符合美国的价值观，美国的商业利益，如果它符合美国在1945年后与二战其他战胜国共同起草并支持的世界秩序，那么中国才受欢迎。

雷尼举例说，当理查德尼克松准备访问中国时，尽管基辛格因决定与毛主席领导的中国开启外交接触而备受赞誉，但实际上尼克松更早想到了这一点，基辛格有时也愿意承认。1967年外交事务杂志上有一篇非常有趣的文章，许多人可能读过，理查德尼克松在文章中写到，我们不能让中国永远游离于国际大家庭之外，在那里滋养他的幻想，珍视他的仇恨。梅尼认为这是一个深刻的洞见。中国体量太大，不应如此与世隔绝，而尼克松作为一位坚定的反共人士，拥有独特的资历去与毛泽东接触，并最终促成了对中国的承认，当然这是正确的做法。但雷尼指出其中总带有一种家长式的角度，如果你读同一篇外交事务的文章会发现，尼克松将毛泽东领导的中国比作美国内城区的青少年犯罪团伙问题，认为他们需要被教育和文明化才能融入国际社会。

雷尼继续谈到，美国不仅寻求自身利益，而且试图通过马歇尔计划遍布全球的美国大学体系等方式来改变世界，这种精神深刻地指导着美国。美国至少渴望与西欧殖民国家有所不同。美国如果愿意，他有足够的力量建立一个帝国，但他不想建立一个殖民帝国。

基辛格在他的著作《世界秩序》中提到一个很有意思的时刻，1961年他作为一名年轻学者去堪萨斯城演讲，得知已退休的冷战时期第一位伟大总统杜鲁门住在那里，于是他去拜访杜鲁门并问他，杜鲁门总统您在任期间最引以为傲的一件事是什么？据基辛格回忆，杜鲁门的回答是，我们彻底击败了我们的敌人，然后又将他们带回了国际社会，我想只有美国才能做到这一点。

当然雷尼也承认，在美国这种希望改变世界的传教士视角中，总是存在自身利益的考量，比如帮助战后的德国和日本重建，赋予他们西方自由民主的宪法，这显然符合美国的利益。与中国接触，人们普遍认为是想利用中苏分裂，将中国拉拢过来，以制衡苏联。但实际上尼克松最初的想法是寻求中国帮助，结束越南战争。他当时已经急于从越南脱身，但希望以一种不至于完全丢脸的方式。他以为中国会帮忙，但中国实际上从未帮忙，拒绝在越南问题上帮助美国。而基辛格则认为与毛泽东和中国走近实际上有助于他们获得与苏联谈判和裁军协议的筹码。直到后来他们才意识到中国人对苏联的恐惧有多深。毛泽东对苏联可能发动的袭击，甚至是核袭击的恐惧很深，当时两国已发生过边境冲突。于是很快就形成了一种观念，极端贫困、极端孤立的毛主义，中国是共产主义阵营中的薄弱环节，美国可以扶持他，而且基本没有风险，因为他在技术方面是如此贫穷、如此落后，以至于美国可以承受得起惊人的慷慨。

雷尼推荐说，如果对中美关系感兴趣，可以读读詹姆斯曼这位伟大记者的着作。他通过信息自由法案获得了基辛格和尼克松会谈的所有备忘录和文字记录，其中一些内容前所未见，非常引人入胜。这些资料揭示了基辛格在多大程度上超越了其政府授权，向中国方面提供各种条件以博取信任。例如他描述了他们如何通过展示苏联军事力量、提供部署那些可能携带核武器的苏联重型轰炸机中队的位置来赢得中方信任。

有一次基辛格的一位高级助手花了三天时间在人民大会堂向中国官员介绍绝密情报，其中一些情报是关于边境另一侧，苏联军队编队的卫星图像，而当时的中国人甚至不知道有那样的卫星存在。所以当时有一种感觉，即在1970年代向中国提供帮助，对美国来说是纯粹的胜利，没有任何风险，因为中国远远落后。那么中国想要什么回报呢？雷尼说中国想要得到承认，希望美国停止承认台湾、停止对台军售，如果你看那些解密的文字记录，基辛格承诺的远比他被授权的要多，他甚至在某个时刻对毛泽东手下的高级外交官周恩来表示，如果历史的力量最终使台湾回归大陆控制，他们会理解并且不会对此表示反对。当基辛格回国后，国会国务院以及政府其他部门发现他所做的承诺时引起了相当大的反弹，最终我们看到国会和卡特政府试图重写基辛格和尼克松与中方达成的初步协议，其中的一些条款加入了限制和额外的警告，表明美国实际上会非常严肃的对待台湾的防务，中国人将此视为一种背叛，认为美国曾承诺台湾问题不大，他们可以解决。雷尼认为中方的这种看法并非完全错误，尽管他觉得中方大大低估了一个事实，台湾后来变成了一个友好的西方民主政体，这显然会改变美国的看法。

雷尼继续阐述毛泽东去世和邓小平推行市场改革后，不仅是美国所有西方大国，包括日本和欧洲都决心并渴望帮助中国崛起，这其中一部分是自身利益的驱动，希望中国成为一个可以赚钱的市场，一个商品的销售地。但最初贸易量非常有限，尤其是对美国而言，然而当时普遍存在一种观念，即资本主义将导致中国变得更易于管理，更像我们或许也更自由，人们曾对这样一个想法抱有极大的乐观，随着共产党从毛主席时代的极权控制中后退，如果能引入替代性的就业力量，如果人们不必再受雇于党，如果党委书记不再决定你学什么，在哪里工作，住在哪里和谁结婚，如果出现多元化的媒体来源，比如卫星电视，那么打破共产党对中国人民思想的极权垄断，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对更负责任政府的要求。随着城市中产阶级的出现和日益富裕，他们当然会要求更多的问责制和自由。

雷尼指出，现在看来其中一些想法显得非常天真，一个著名的例子是2000年克林顿总统他成功的让中国加入了WTO。回顾克林顿当时所做的承诺，有些看起来简直幼稚可怕。他曾发表过一篇著名的演讲，谈到卫星电视和互联网的兴起，他说我听说中国一直在试图打击互联网，祝他们好运，这有点像想把果冻钉在墙上。雷尼评论到中国大概会想，好吧，你给我几十万颗钉子，我就能把果冻钉到墙上去。

事实上中国对其在互联网审查方面所做的事情感到非常自豪。雷尼提到他上周和他的总编辑在北京与高级官员商界领袖和学者会面，其中一位官员在有人用中国的防火墙长城来形容互联网管制时提出了异议，说不过这不是防火墙，长城这是一个保护盾，它正在保护我们的人民在网络上的安全，世界上其他许多国家都羡慕这种模式，并希望效仿。这是在北京听到的信息。

中国的崛起其经济部分远比2001年最乐观的人预期的还要令人印象深刻。雷尼说这很难描述，他确信在座许多人去过中国。他第一次作为记者去中国是1998年，之前曾以背包客身份去过，1998年他抵达时他写的第一批报道之一是关于时任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的正式访问，1998年布莱尔抵达时，英国经济的规模比中国和印度经济的总和还要大。

当雷尼在2002年离开中国，然后在2018年作为记者再次返回时，从他离开到他再次抵达的这段时间里，中国经济增长了14倍，这是一个绝对惊人的经济奇迹。

在这个过程的开始，美国方面做出了很多承诺，正如比尔克林顿所说，这对美国来说是一个百利而无一害的交易，是一个想都不用想的好事，因为美国已经向中国开放了市场，所有的让步都将由中方做出。我们看到公司纷纷涌入中国，在那里生产产品，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试图向中国消费者销售产品，随之而来的是关于中国政治的争论，但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争论。雷尼说，他报道的第一次美国总统选举是2004年，2004年关于中国的争论是谁夺走了我们的工作岗位？

简单来说就是一集装箱的T恤衫离开中国港口，抵达美国港口，你可以争论北卡罗来纳州或其他州的纺织工人遭遇了什么，而当时非常占主导地位的自由贸易者，包括经济学人，他们的反驳观点：是的，一些纺织工人失去了工作，但这总是会发生的，新兴世界崛起了，工作岗位会留下墨西哥，流向其他地方，但是看看你在沃尔玛的商场里买一件新T恤衫有多便宜，这对美国人来说是一种巨大的广泛的价值，它正在抑制通货膨胀。

中国生产对美国的经济影响是惊人的，它使美国的通货膨胀率保持在较低水平。当中国通过向美国运送商品赚取美元时，它必须把这些美元存放在安全的地方，于是中国购买了大量的美国国债，开始购买房地美和房利美等机构的债券，这使得美联储的利率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保持在超低水平，从而为政府和企业提供了廉价而便捷的信贷，政府也迅速积累了赤字。所以当时有一种感觉，其实中国是非凡的良性经济循环的一部分，即使一些工作岗位的流失开始在某些地方显得相当集中，但那种模式雷尼强调仍然是根本上对中国崛起的有条件欢迎，那种带有星号的欢迎。也就是说，只要这仍然支持美国的繁荣，让人们去商店购物时钱更能花，帮助中国发展，同时帮助美国本土保持低利率和低通胀，那么总体上就没问题，美国显然是赢家，而且中国只在低端制造业领域竞争，比如20年前或者说15年前的论调是一部苹果iPhone手机背面可能写着中国制造，但实际上所有的价值都归属于苹果公司及其在加利福尼亚的设计师，中国只是在组装零件。

然而雷尼指出，在他2002年离开中国，到2018年再次抵达中国期间，毫无疑问一些非常戏剧性的变化发生了，特朗普已经当选总统，雷尼在特朗普当选总统前后都曾就中国问题采访过他。特朗普显然有一个非常有利的趋势，即中国窃取了工作岗位，掠夺了美国的繁荣，他正在利用非常强大的政治力量及对全球化的怀疑情绪。那么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为什么美国这个曾经如此自信与自身优越性，以至于愿意对中国如此慷慨的国家会走到今天这一步？

雷尼说中国的答案会是：我们只是太成功了，你们从未预料到我们会赶上来，从未预料到我们会成为一个平起平坐的竞争者，而你们太种族主义和有偏见，无法容忍一个非西方的平起平坐的竞争者。雷尼补充说这不是他的猜测，这来自于他与中国高级官员的私下谈话，这是他们的看法，他们对所发生事情的解释。但雷尼认为情况比这更复杂，他提出如果要审视我们是如何走到这种深度失望和不信任的地步，其中既有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因素，也有经济因素，还有技术与国家安全之间相互作用的因素。

第一点，事实证明，一个城市中产阶级的出现，并不意味着中国会以一种使其西方化的方式实现自由化。雷尼认为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源于一种深度的自恋。美国政府一位前中国事务高级官员曾提出战略自恋的说法，即我们把政策建立在世界不可避免的会朝着美国模式发展的观念之上。雷尼提到纽约时报一位专栏作家曾写过一篇关于西方消费品和品牌在中国兴起的文章，认为这将是中国成为西方式民主国家故事的一部分。当星巴克开始在中国大量开设分店时，这位纽约时报专栏作家说，没有哪个中产阶级会满足于咖啡的选择，比选票上的候选人选择更多。雷尼评论说这是一句很棒的话，但却是一个糟糕的预测，事情并没有这样发展，星巴克很多但民主却没有。那么问题出在哪里？雷尼认为部分原因在于中国并非对世界其他地方发生的事情视而不见。中国共产党看到了苏联的解体，柏林墙的倒塌，并派出了最优秀的学者去研究发生了什么，为什么苏联共产党会垮台？为什么柏林墙会倒塌？这对中国意味着什么？简单来说他认为中国人觉得西方人对柏林墙倒塌过于兴奋，以为铁幕后的所有人都想生活在杰斐逊式的民主制度中，雷尼回忆说柏林墙倒塌时他18岁，感觉世界仿佛突然变得神奇的自由了，因为每个人都在呼吸自由的空气，渴望自由，许多人显然确实如此，那是千真万确的。他记得波兰学生来到大学谈论他们从未想过自己可以在欧洲各地旅行，那情景非常感人。但是中国人研究了这个问题，雷尼总结道，他们得出的结论是，铁幕后的很多人真正想要的其实是大众汽车和出国度假。如果你给了他们这些，你可能就不需要给他们民主、言论自由或新闻自由了。事实证明这个赌注对中国共产党来说相当成功，因为他们总是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应对民众对更高问责制的要求。你担心什么？担心空气污染和水污染吗？好吧，我们会解决这些问题，技术官僚会处理中国公众提出的对不良政策的挑战，因此政治学者所说的绩效合法性就起作用了。政府不一定非要通过竞争性选举产生，只要它能证明自己对显著的经济增长和更好的政策负责，这种绩效合法性是中国下的大赌注，也给美国那种认为让中国更富裕更繁荣，必然会导致中国变得更像美国的战略带来了巨大冲击。

然后维尼认为技术和国家安全的作用极其重要，除了关于工作岗位流向何处的争论之外，他还指出我们对全球化的抵制情绪日益增长，因为我们发现在政治中全球化带来的集中损失，其分量远大于人们在沃尔玛买到便宜货所带来的分散利益。但同时雷尼说自从他回到中国后，他花了很多时间研究技术的角色。如果在2004年争论的焦点是那集装箱跨海而来的T恤衫，那么现在中国作为一个拥有数百万工程专业毕业生和众多大学的高度发达的工程国家，他不想仅仅成为世界工厂，他希望主导21世纪的高科技领域。他们当然会这样做，我们不应该对此感到惊讶，我们可能不欢迎。但随着中国在价值链上的攀升，它必然会想要制造未来最有价值的技术。

但是这些技术现在处于什么状况？现代经济中附加值最高的地方在哪里？雷尼说这些东西不像一箱T恤衫那样的商品，也不完全像一份保险单那样的服务，他们是一种混合体，许多最有价值的商品产品和服务，例如物联网云数据服务，tick talk能够在你心脏病发作前就知道了联网医疗设备以及装满了摄像头和传感器的自动驾驶或部分自动驾驶汽车，这些设备知道你在说什么去哪里，车里有谁，并且你每次驾驶这辆车时，所有这些数据都在改进算法，这就是商业模式。美国的飞机制造商，如果你看看制造飞机发动机的公司的商业模式，他们实际上是租赁发动机，发动机里装满了传感器，模式是当飞机降落时已经有工程师在等待修理，传感器已告知公司需要修理的故障，这是一种混合商品和服务，这就是附加值所在。现在所有这些都是非常成功的技术，但他们都要求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有深厚的信任。因为那辆车知道昨晚谁在你的车里，知道你去了哪里，说了什么，他在你心脏病发作前就知道，他知道你的数据里有什么，事实证明数据中心在哪里，谁拥有这些数据，他们用这些算法做什么都至关重要。

因此21世纪最先进的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都涉及到一家公司与一个消费者之间终生的信任承诺。而中国正想主导这些领域，恰恰是在意识形态信任之下的时候，这确实是个问题，一个前所未有的问题。我们从未尝试过与一个毫不掩饰地不愿与我们的政治模式保持一致，甚至宣称其审查制度社会控制和威权统治模式更为优越，认为比我们混乱颓废的民主制度更好的国家在经济上相互依存，我们没有要求苏联为我们建造电话交换机，但中国想为我们建造5G网络和数据服务，事实证明这真的非常难以解决。

雷尼回顾到，想想上世纪80年代日本给美国造成的恐慌，当时日本对美国的商品顺差在10年内增长了10倍，结果是什么？美国出现了保护主义恐慌，国会要求实行贸易配额和有管理的贸易，还有广场协议迫使日本等国重估其货币，以适应美国。日本之所以做了所有这些，是因为它是美国在军事上依赖的盟友，也是意识形态上的盟友。与此同时，在1980年代令人恐惧的意识形态威胁，苏联与美国的贸易额微乎其微。1987年也就是柏林墙倒塌前几年，美苏之间的双边贸易总额仅为每年20亿美元，主要是一些木材、煤炭、小麦和一些机械。而今天中美之间的双边贸易额即使自特朗普第一任期以来已大幅下降，也大约是每天20亿美元，所以不是苏联与美国每年20亿美元的贸易额，而是每天20亿美元。这虽然是名义数字，但仍然是一个绝对巨大的增长。

因此雷尼认为，理解过去几年华盛顿情绪的一种方式是，当你看到中国时，你会把它想象成日本和苏联的结合体一个单一的威胁，这对美国政治来说是极具冲击性的，那种认为美国不必担心中国赶超的想法，现在看来问题很大。中国跨国公司走向世界时，现在面临一个可以理解的难题，那就是背后有中国政府意味着什么？拥有一家中国母公司意味着什么？这对跨国公司的理念来说是极其痛苦的，现代全球化的支柱之一是母公司位于何处并不那么重要，无论是德国、荷兰、丹麦、加拿大、澳大利亚还是日本公司，他们都是跨国公司。但在最近几年尼尼认为人们对中国跨国公司这个词的含义已经失去了信心，认为他们最终都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中国共产党的控制，当然这种看法显然可能走得太远。

雷尼采访过国会山的一些政客，他们告诉他中国根本没有私营公司！这纯属无稽之谈。中国显然有私营公司，他们希望尽可能少的与共产党打交道，但在习近平领导下的近些年，你可能对共产党不感兴趣，但共产党对你感兴趣。一家又一家的公司陷入困境，因为他们声称在西方值得信赖。以这个Tic talk为例，雷尼觉得关于Tic talk的争论非常有趣，从某种层面看你可以说很荒谬。这个Tic Talk上都是些猫咪视频，美妆视频和网红，这东西出现在我们孩子的智能手机上、我们的应用程序里能有什么关系？但是这就涉及到一个关于能力与依附的问题。因为如果Tic Talk上的问题是否有可能构建一个看起来与其Talk一模一样，但会按照中国共产党的审查标准进行自我审查，并传播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同时从用户那里收集数据，并将其发送给中国安全系统的短视频平台。如果Tic Talk上是这个问题，答案是肯定的，这个平台叫做抖音，它是Tic talk的中国版，有同一家公司拥有，并且在中国它确实做了所有这些事情，因为那是中国的法律，所以这个Tic Talk现在不得不说好，我们可能在中国做所有这些事情，但我们肯定永远不会在美国做，因为你看我们有一份法律合同说我们不会，但是你看不到算法，因为算法是商业模式，那是一个黑箱，于是国会就一致通过了这项法律要求其他必须出售算法。中国政府立即表示，我们不确定我们是否能允许这种情况发生，这或许对中国的既得利益构成了挑战。那么这对talk来说是一个相当痛苦的时刻，因为如果你只是一家拥有新加坡籍CEO的美国公司，为什么中国政府会说你可能不被允许出售算法呢？

雷尼又举例说，目前围绕唐纳德特朗普关于巴拿马的许多论点，其中很多都是无稽之谈。他声称中国共产党或中国人民解放军控制巴拿马运河显然是胡说，但中国政府再次让中国私营企业处境艰难，因为正如大家所知，争论的焦点在于巴拿马运河两端附近有两个港口，他们都由香港公司和记黄埔所拥有。这家公司的老板是香港和中国最富有的人之一李嘉诚，他提出将这2个港口连同总共43个港口一起出售给1个由美国牵头的财团。中国怎么说呢？中国现在说不行，如果美国公司拥有这些港口，他们可能会控制巴拿马运河，可能会阻止中国船只通行。雷尼反问道，等一下，当我在北京的时候，无数中国官员对我说，你们怎么会对中国在世界各地的港口感到恐慌，那根本不会带来任何控制权。那么你不能两头都占理，对吧？

再比如华为，雷尼在2019年采访过华为的负责人，当时他们正试图向世界开放，那位负责人的说辞是我们是一家私营公司，不受中国政府或中国共产党控制，当我们在像英国这样的国家时，我们只会遵守当地法律，我们就是这么做的。雷尼认为华为确实是一家私营公司，但问题在于当华为开始向世界各地的西方政府，比如欧洲的政府，提议建设5G网络，是欧洲政府对其国家安全影响感到不确定，这就演变成了一场真正的争论，一方是技术专家，他们说在设备里找不到后门，以英国为例，情况非常有趣，有两个情报机构调查了华为建设5G网络的问题，一个是相当于美国国家安全局的政府通讯总部，他们说检查了设备没有发现后门认为没问题。但另一个相当于中央情报局的军情六处则说，你为什么要让像中国这样的国家来建设像5G网络这样至关重要的东西？如果台湾发生战争，中国停止更新服务，让5G网络瘫痪了怎么办？对像英国这样的国家的生活会造成什么影响？

雷尼为中国跨国公司感到惋惜，在欧洲一个又一个国家，当华为陷入困境时，中国大使就会出现在相关国家政府部长的办公室里，说如果你们不把华为纳入你们的5G网络，你们与中国的整个关系就完蛋了。那么如果华为是一家私营公司，为什么中国大使会跑到我的办公室对我大喊大叫呢？所以你可以看到对于那些怀有在21世纪占据价值链顶端这一完全自然抱负的中国科技公司来说，比受到中国共产党打压更糟糕的一件事就是得到中国共产党的帮助。

雷尼指出这种情况也并非始于特朗普，在北京人们常说这一切都归咎于唐纳德特朗普，因为他是个疯狂的对华鹰派，但雷尼说不对，他在奥巴马第二任期时担任华盛顿分社社长，信任的瓦解就发生在奥巴马第二任期。奥巴马政府认为从习近平那里得到了一些核心承诺，比如不在南海岛礁军事化的承诺，这是在白宫玫瑰园公开做出的。还有不利用间谍活动获取技术，并将其交给公司牟利的承诺，而这两项承诺都被打破了。拜登政府中有很多人，雷尼称他们与其说是对华鹰派，不如说是伤了心的前亲华各派。这些人曾经相信接触政策，后来却觉得中国证明了自己不可信。

因此，在唐纳德特朗普的第一任期和拜登政府期间发生的事情，雷尼认为如果你还记得前面提到的美国总统带着星号欢迎中国崛起的想法及对中国崛起的有条件欢迎。那么大约在特朗普第一届政府和拜登政府时期，这种欢迎变成了对中国崛起的选择性欢迎。也就是说中国的崛起显然是一个挑战，他并没有与美国的价值观保持一致，因此某些技术特别是那些可能落入中国军方手中的技术必须被阻止，美国仍然有能力切断某些用于编写半导体设计软件的供应，以及其他一些非常先进的技术。比如最高端的半导体，美国需要切断这些供应。

雷尼回忆说，与他交谈的中国学者当时对美国的这种做法绝对愤怒，拜登让他们大失所望，他们以为自己了解拜登，拜登作为副总统时曾多次访问中国，他们不明白为什么关税没有取消，为什么出口管制反而变得更严厉。

雷尼记得两年前在北京，他与他的大老板和一位著名的中国学者共进晚餐，他说美国人希望我们成为一支不具威胁性的生产消费品的大肥猫，但我们想成为一只老虎，但美国决心当我们长出人工智能的獠牙时，即使你不会拔掉它，如果我们长出量子獠牙，你们也会拔掉它。这种怨恨认为中国终于重返全球秩序顶层餐桌的感觉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但是雷尼从拜登政府高级官员那里听到的美国方面的论点也相当有条理，那就是我们花了30年时间，用我们的资金和技术帮助中国变得更强大，我们认为我们无法控制这些技术最终落入中国军方手中，而中国军方似乎正在以一种明确旨在与美军作战，并将我们赶出亚洲的方式重新武装。那么我们为什么要用我们的资金和技术来帮助解放军杀害美国的士兵和水手呢？也是对旧版接触政策的一个完全合理的反对意见。所以雷尼认为在拜登政府任期结束时，美中关系之所以如此艰难，是因为双方都有一个完全站得住脚的论点，这是一场可以理解但又相互无法容忍的雄心之间的冲突，我们不知道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因为这是零和博弈，通吃总有一方会输。

雷尼回忆说，早在2018年，他为经济学人撰写了一份关于美中关系的特别报告，他问遍了他在中国和华盛顿认识的所有最聪明的中国问题专家，这个问题如何才能妥善收场？什么是好的结局？非常引人注目的是在北京和华盛顿这两个城市都存在着完全一致的共识，在北京共识是当美国忍气吞声的时候，这个问题就能妥善收场。他们虽然没有直说，但意思是美国意识到自己输了。中国现在是一个平起平坐的竞争者，它如此强大，以至于中国不会再听从美国的指挥，然后美国将不得不克服自己的情绪，不得不容纳中国。

而在华盛顿，当雷尼问那些聪明的中国问题专家，包括曾在奥巴马和布什政府工作过的人，这个问题如何才能妥善收场时，他们说中国会栽跟头，中国会犯下很多非受迫性失误，其国家主义日益加强的审查和压制会扼杀创新，然后增长放缓，成为不那么成功的中国，或许在习近平下台换了领导人时，会有点歉意的愿意回来，以一种更合理的方式与我们打交道。

那么这说明了什么？雷尼指出，这说明每一方设想的最佳情景对另一方来说都是完全相互排斥且无法忍受的。美国无意容纳中国，以那些方式把台湾交给中国，中国也无意栽跟头失败，如果那是唯一的出路的话，于是我们迎来了特朗普第二任期。

雷尼说他一个月前刚去过华盛顿，明天又要去华盛顿与人交谈，包括谈论中国问题，他在特朗普执政的头两年曾担任华盛顿分社社长，他认为特朗普的第一次当选是一次极其重要的选举胜利，而特朗普的第二次当选将是革命性的。在特朗普第一任期，那些他因缺乏政府经验而任命的成年人，如国务卿雷克斯蒂格森，国防部长吉姆马蒂斯以及其他一些顾问，如经济领域的加里科恩都减缓了他的步伐。但在特朗普第二任期，他的高级助手们正在加速他的步伐，他选择的是忠诚者，是与他有相同世界观的人。

谈到美中关系，我们不知道结局会如何，因为存在两个唐纳德特朗普，一个是竞选时对中国说些非常难听话的特朗普，他说中国强奸了美国的国家财富，他要打垮中国。但也有另一个唐纳德特朗普，他说他不确定是否需要让中国出售tick talk，他研究了一下看不出有什么问题，tip Top有很多粉丝在选举中投了他的票，看起来不错，他为什么要那么做？他即将违反国会通过的要求，剥离这套算法的法律，我们认为它似乎正朝着这个方向发展，他已经非常明确的表示，他认为中国有潜力成为交易伙伴，他说中国在乌克兰问题上可能非常有帮助。

他说习近平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用铁腕统治着中国这个拥有14亿人口的国家。我们从他第一任期前国家安全顾问约翰博尔顿的回忆录中得知，特朗普曾私下对习近平说，新疆关押维吾尔人是正确的。事实上雷尼在政府部门的一位朋友告诉他，这句话的后半句是，如果英国人对他们的穆斯林也这样做，他们的问题就会少一些。但就是这个唐纳德特朗普却聘用了极其严肃的对华鹰派人物，比如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马特波廷格，以及他第一任期末的国务卿迈克蓬佩奥，这些人宣称新疆发生的事情是种族灭绝，他们在特朗普第一任期结束时实施了极其严格的出口管制和关税，旨在迫使中国改变其商业模式，那么哪个特朗普才是真正的特朗普，在特朗普第二任期我们会看到哪个特朗普？雷尼认为我们不知道，他提到在与许多人交谈后，华盛顿的辩护者会告诉你要看政策，而不是他说的话，要认真对待他做的事，而不是他说的话，看他的行动，而不是他的言辞，雷尼不认为这是好的分析。他说了所有那些糟糕的话，比如他对2019年香港的民主进程不感兴趣，不关心西藏，不关心新疆，说台湾偷走了我们的半导体产业，台湾应该为其安全支付更多费用，他不保证会帮助台湾。所有这些话我们被告知要忽略，因为在特朗普政府结束时，他确实实施了非常强硬的政策，是我们见过的最强硬的对华政策，但雷尼不确定这是否是正确的模式。

雷尼不相信唐纳德特朗普本人是一个对华鹰派，如果对华鹰派指的是那些不赞成中国政治制度，中国威权主义、中国补贴性产业政策的人，那么特朗普认为所有这些都是聪明的保护主义，他认为那很聪明，他认为自由贸易是愚蠢的，他说中国夺走所有那些美国就业岗位是聪明的，他只是希望扭转这种流向。

雷尼认为理解唐纳德特朗普的一种方式是作为一名房地产开发商，他将美国经济视为世界上最有价值的房地产，他只是希望中国支付更多，他正在进行一次租金审查，他认为外国人应该为进入美国经济支付租金，而中国支付的租金不够，所以就像他在职业生涯中多次做过的那样，他正在进行一次激进的租金审查。如果你看看他第一任期内达成贸易协议的压力，当时同时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贸易协议，一个是相当简单的第一阶段协议内容是中国购买大量大豆和其他美国产品，另一个是第二阶段协议，这是他当时的美国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的构想。莱特希泽是一位贸易律师，早年曾处理过日本贸易恐慌时期的问题。作为一名年轻律师，他曾参与过对日本汽车和摩托车实施管理贸易配额等工作，他回到白宫决心达成类似的协议。如果你看看他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几个月内，根据美国贸易法第三百零一条款涉及的关税，它基本上是针对中国在名为中国制造2025的文件中，确定为21世纪产业的所有高科技领域，比如机器人技术、生物技术、人工智能等。  莱特希泽都以这份中国自己的产业政策为蓝本，决定对它们征收关税，试图压制中国，打破其商业模式。这一次莱特希泽不在政府任职，原因有多种，但是关于唐纳德特朗普是想达成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协议，确实存在争论。雷尼怀疑后者的证据非常有限，他与一位目前在特朗普政府中担任高级职位的人交谈过，那人对他说我们不需要打垮中国，我们不需要限制中国，我们当然也不抱任何幻想，我们会改变中国，我们只需要让中国的东西变得更贵，这样美国人就可以被雇佣在工厂里制造东西。所以如果这是我们的方向，那么对华鹰派会怎么想？我们如何理解那些他又一次聘用的对华鹰派的角色，比如他的国务卿马可卢比奥，他的国家安全顾问迈克沃尔兹，这些都是传统的对华鹰派。国防部长皮特赫格塞斯上周刚在亚洲发表了极其熟悉的传统言论，说我们在这里是为了保卫我们的盟友，日本是对抗中国共产主义侵略的伟大盟友，我们将与菲律宾站在一起，共同应对与中国的领土争端。如果中国在南海攻击菲律宾的补给船，美国将认为其与菲律宾的防务条约被触发，所有这些都是极其熟悉的鹰派对华政策言论。但在第一任期这些政策与一个似乎个人并不相信这些事情的特朗普并存。雷尼认为对于第一任期最好的解释，他从体制内人士那里听到的是，你需要理解唐纳德特朗普聘用这些鹰派人物的用意，并非他希望他们改变他的想法，塑造他的观点或为他提供政策，这就像一个商人带着纽约最强硬的律师上法庭一样，他们在那里是因为他们是断腿者，打膝盖者，那是他们的工作，但只要有可能达成交易，唐纳德特朗普愿意交换几乎任何东西。我们在他第一任期与朝鲜领导人会谈中看到了这一点，但当情况变得明朗，不可能达成交易，美国和朝鲜之间不会有重大协议时，他就会失去兴趣，把事情交给他的助手们，交给那些打膝盖者去打膝盖。

雷尼认为我们可能会在第二任期看到同样的模式。雷尼刚在北京那里的学者们无法判断中国是将面临与第一任期相同，但更具侵略性的局面，还是正在发生一些真正不同和激进的事情，涉及到美国从全世界撤退。

简单来说，特朗普愿意在乌克兰问题上达成一项糟糕的协议，这对亚洲盟友意味着什么？上海的一位学者对雷尼说，台湾人应该对乌克兰正在发生的事情感到恐惧，显然唐纳德特朗普不会来拯救台湾，他不在乎他的盟友，他想为弗拉基米尔普京达成一个好交易，这是一种情景。

还有另一个阵营认为不当，他处理完欧洲事务限制了美国在欧洲的安全存在后，显然是为了转向亚洲，遏制中国，这方面也有证据。马可卢比奥说这是为了将所有努力集中在中国身上，这意味着在亚洲建立联盟，但同时在政府内部也有证据表明，对亚洲盟友的支持实际上非常脆弱，这与唐纳德特朗普的观点不符，他并不特别在乎台湾的命运。在第一任期他私下里对台湾的看法极其不屑，因此中国人正在观望，看他们是否能够提出一项交易，比如在芬太尼问题上提供帮助，挑战美元的霸权地位，同时购买大量美国大豆作为交换，他们希望在台湾问题上的得到一些说法。比如美国反对台湾独立，或者美国不反对台湾和平统一，雷尼认为我们不知道唐纳德特朗普会朝哪个方向走，因为他身边一些担任高级职位的人曾表示，坦率的说，台湾对美国而言并非至关重要的国家利益，它重要但并非至关重要的国家利益。所以雷尼认为如果说在拜登政府结束时，我们面临的是这些相互无法容忍的雄心，那么在特朗普第二任期一切都将重新变得悬而未决。

我们知道特朗普政府中的一些人正投入巨大努力关注中国。我们看到了在玫瑰园宣布的关税，目前对中国的累计关税已高达54%，这是一个惊人的高税率，尽管中国对此有所准备，但这仍然是危险的。我们也看到了更严厉的出口管制，但是还有另一个特朗普，他希望中国在乌克兰残局中发挥作用，他不确定是否需要出售tick tock，他显然对某种交易持开放态度。如果唐纳德特朗普最终更像一个孤立主义者，而不是一个优先排序者，如果他真的要抛弃亚洲盟友和欧洲盟友，那么中国的一些主要人物认为这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机会。

亚洲国家如果意识到美国实际上不愿意在亚洲挑起争端，来保卫菲律宾人或保卫台湾，他们就会开始对冲，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所以雷尼不认为我们清楚唐纳德特朗普的对华政策会是什么样子，任何告诉你他们清楚的人都不是在说实话，但是我们确实知道中国的计划，习近平过去常公开说东升西降现在他不再公开这么说了，雷尼认为所有证据都表明他仍然相信这一点。

他现在有一个说法叫做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去年在克里姆林宫与弗拉基米尔普京会面时，他对着镜头说，我们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你我将共同推动它。雷尼认为习近平看到了一个机会，一个衰落颓废的西方正在分崩离析，特朗普正在破坏西方的团结，疏远盟友，而中国已经发展出不依赖美国卡脖子技术的高科技。他们用的说法是尽管美国试图阻止他们获得最高端的英伟达芯片，但他们的deepseek和人工智能模型还是存活了下来，所以我们不知道唐纳德特朗普的计划是什么，雷尼认为我们真的不知道，但中国有计划，而且中国计划要赢。

在随后的问答环节，戴维雷尼进一步阐述了多个重要问题，有听众问及欧盟在这一切中的角色，雷尼回答说，几年前欧盟开创了一个后来被拜登政府效仿的先例，他们提出了一个三足鼎立的视角来看待与中国的关系。中国既是气候变化，全球公共卫生等领域的合作伙伴，也是，商业上的竞争对手，同时还是一个制度性对手，或者涉及到中国的人权状况，或其在该地区的野心，对欧洲和西方构成的意识形态挑战，中国政府绝对厌恶制度性对手这个说法，但它确实很好地描述了欧洲各国政府如何看待中国。

雷尼观察到在乌克兰战争期间，欧洲驻镇北京大使们的看法发生了真实的变化，例如战争初期他在北京随着情况越来越明朗，中国绝对是不可或缺的双重用途——物资供应国。这些物资进入俄罗斯军工产业，用于制造坦克、导弹和无人机，这些装备中都装满了中国部件，使得美国的制裁无法限制普京的战争机器，这对欧洲各国政府来说成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他们会在一切机会向中国高级官员提出这个问题。因此大约一年前，雷尼听到一位欧洲高级官员说，现在不仅仅是伙伴、商业竞对手、制度性对手这三条腿了，还有国家安全威胁，中国情报机构一直在入侵西方基础设施，植入恶意软件，侦查电力系统、水坝、供水商和公用事业公司。

无论在美国还是欧洲与西方情报机构的人交谈，他们会说每个人都在搞间谍活动，我们搞他们也搞，但他们正在做的事情完全是另一个层面，极其令人担忧，因为它涉及到我们的基础设施，如果你想多移一点，这看起来像是在为潜在战争中切断公用事业做准备，这非常令人担忧。那么欧洲现在处于什么境地呢？雷尼说欧洲真的因为乌克兰发生的事情而摇摇欲坠，绝对震惊。特朗普将战争归咎于乌克兰，归咎于北约，他重复弗拉基米尔普京的谈话要点，人们怀疑甚至恐惧，他不仅要强加给乌克兰一个糟糕的协议，以达成快速和平，而且最坏的情况是实际上特朗普偏袒的国家。欧洲各国政府希望这不是真的，但美国正在改变立场，他实际上认同弗拉基米尔普京的保守社会价值观和专制方式，而对欧盟没有任何尊重，这是否会成为现实尚不确定，但这是人们的担忧。

所以现在在欧洲有一种真实的感觉，如果我们不能依赖美国，如果美国刚刚对欧盟征收了25%的关税，而且据我们所知毫无道理。如果唐纳德特朗普告诉我们欧盟的建立是为了坑害美国，那么我们对中国需要做些什么？雷尼上周在北京听到一些声音，说好那条制度性对手的腿现在也许是一种奢侈品了，你知道谈论新疆维吾尔人的人权问题，在南海挑战中国，一位大使对他说，如果美国人不愿意保卫台湾，我们不抱任何幻想，我们会去保卫。我们欧洲国家偶尔会派一艘护卫舰通过台湾海峡，但如果美国不保卫台湾，我们也不会，欧洲有人说我们需要对冲，我们需要给自己留有选择，我们需要深化我们的贸易。

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他曾对中国持绝对鹰派立场，说欧洲需要去风险化，以免被迫脱钩，这意味着消除对中国在重要供应链和关键部件上的危险依赖。她现在则说我们需要深化贸易、深化接触，我们正处在一个完全交易性的地缘政治和政策时代，这显然是指特朗普。尽管他本人是一位大西洋主义者，曾是布鲁塞尔主要的大西洋主义者之一，所以雷尼认为人们确实希望大幅降低与中国关系中的意识形态色彩，但问题在于中国的产业模式出口导向型增长，中国受到大量补贴的工业生产，如果被美国关税挡在美国市场之外，那么唯一仍然开放的有一定规模的富裕世界市场就是欧洲。

欧洲各国政府绝对害怕这股中国出口的洪流会涌向欧洲市场，摧毁数量惊人的就业岗位。所以如果预测未来12个月的情况，雷尼认为我们将看到许多西方国家与中国关系中关于意识形态的讨论会少得多，对维吾尔人来说这不是个好时候，对香港等地的民主活动家来说也不是个好时候，对台湾来说可能也是个令人恐惧的时期，但这是否意味着关系会一帆风顺呢？雷尼认为，即使欧洲人害怕来自美国和关税的压力，他们与中国人之间也可能爆发大规模的贸易摩擦。因为尽管中国在开放外国投资，捍卫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和世贸组织方面说得很好听，但中国也是一个非常无情的接受补贴的参与者，他正在以远低于生产成本的价格，向西方市场倾销某些行业的商品，并且已经摧毁了欧洲经济中的一些重要行业。

如果下一个是汽车行业，那将是一个巨大的问题，雷尼还特别指出一个，他认为未来一两年会发生的事情，回顾一下他之前谈到的1980年代的日本，日本解决与美国贸易摩擦的方法之一是件好事，丰田和其他日本汽车公司在美国开设了工厂，从根本上改善了美国的汽车制造业，所有美国汽车制造商都因日本汽车公司的技术而变得更好，但雷尼不确定中国是否会受欢迎在美国开设这些工厂，这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国会中大多数共和党人表示绝对不行。我们看到在密歇根州弗吉尼亚州共和党州长表示，不欢迎向中国电池厂这样的项目在美国落地。唐纳德特朗普在竞选活动中曾表示，如果中国投资能创造在美国制造汽车的就业机会，他会欢迎。

所以我们在此不确切知道特朗普的立场，但对于欧洲来说，问题在于目前欧洲汽车制造商在电动汽车方面远远落后，因为他们太擅长制造老式汽车而变得自满，中国人从未真正擅长制造内燃机汽车，所以他们专注于电动汽车和电池，现在他们已经在这些技术领域占据了绝对主导地位。

雷尼与之交谈过了大多数欧洲政府，他们的愿望是中国在欧洲境内在欧洲关税壁垒内开设工厂，但要创造真正的就业机会，他们不只是想要。正如一位欧洲官员前几天在布鲁塞尔对他说的那样，问题在于中国汽车制造商想卖给我们这些组装套件，这就像从宜家买衣柜一样，他们给你一把螺丝刀，你来组装，但那些不是制造业的工作，他们需要对中国做中国30年前对他们做的事情，30年前要想进入中国市场，作为汽车制造商或其他西方公司，你必须组建合资企业，培训中国工程师，转让所有技术，然后最终中国才能参与竞争，尤其是在高铁等领域，雷尼与之交谈过的欧洲高级官员会说，中国给我们上了一课，那才是正确的做法。如果你够狠，如果他们想进入我们的市场，这是世界上最有价值的开放市场，他们就必须转让技术，组建合资企业，进入我们的关税壁垒之内。

但问题是目前中国政府认为自己的市场力量比欧洲更大，而且欧洲正受到特朗普的攻击，因此中国目前拒绝转让技术，并禁止让比亚迪和吉利这样的中国公司在欧洲开设工厂时转让技术。事实上中国一直在威胁像西班牙这样的政府，西班牙首相被告知，如果在欧洲理事会投票支持电动汽车关税，中国将取消在西班牙建设比亚迪工厂和电池厂的投资，正如一位欧洲高级官员几周前对雷尼所说，中国人告诉我们，他们希望与欧洲建立更好的关系，他们说唐纳德特朗普来了，他很可怕，他们想要更好的关系，但问题是他们想免费得到，他们不想对自己的产业模式做任何改变，所以我们不知道结局会如何。

雷尼的简短回答是意识形态部分、人权部分其显见度将大大降低，但他认为经济竞争实际上问题非常大。当被问及西方对中国的最大误解时，雷尼认为其中之一是在美国，人们认为中国是一个极权国家，每个人都共产党生活在对领导人的恐惧之中，只要给他们一点自由的时刻，他们就会大声说出他们有多么讨厌习近平。雷尼表示，他对中国共产党及其治理中国的方式有很多不满，那是一个专制政权，不是一个自由社会，有很多压制。但是如果你要与中国打交道，你需要知道很多中国人基本上更关注经济发展进步现代化以及旅行的能力，也就是大众汽车和出国度假，中国已经实现了这一点，那种绩效合法性是强大的。

关于中国经济，基本上让几乎所有你在中国遇到的人，如果你问他们生活是否比父母更好，答案几乎是100%的是。当然看看我们拥有什么，能吃什么，买什么、开什么车，住什么公寓，但对于你认为你的孩子生活会比你好吗？这个问题共识就少得多，疑虑也更多。

中国国内对经济走向对公共部门的支持有很多担忧，如果你是企业家会感到非常紧张，有一些自由派的中国人他们是少数，但确实存在，他们当然对压制感到担忧。还有一些年长的中国人，他们记得毛泽东时代个人崇拜以及权力的集中化和个人化。习近平的一些做法让他们感到危险的熟悉，他们非常不高兴，所以这当然是问题的一部分。但是雷尼认为，中国共产党在一个从未有过自由民主选举的体系中运作，几千年来，中国人民的权威是皇帝，是统治者，现在是新的皇帝，新的统治者。

雷尼在中国期间观察到的一个真正有趣的变化是，当他90年代第一次在那里时，中国共产党对最后一个皇朝清朝简直是恶评如潮，他们是封建的颓废的清朝，让外国人欺负中国。现在却是，18世纪清朝那些最伟大的开疆拓土的皇帝，比如乾隆、雍正、康熙，都被誉为像习近平一样努力工作的国家英雄。共产党现在声称自己是中国5000年灿烂文明所有伟大之处的合格继承者，他将中国传统价值观和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精华中国化并融合，创造了这个新的完美结合，这是一个非凡的时刻。雷尼认为这种对合法性的文明宣称对很多中国人来说非常强大，他再次强调这是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国家，所以不能一概而论。他不知道在座的来自中国的朋友是否会不同意他的看法，但他认为理解很多中国人如何看待共产党的一种方式是，它有点像你的父母或老师，他们就是管理这个世界的人，是掌权的人，你可能不喜欢你的父母，可能对父母生气，但你不想成为孤儿。

共产党在宣传方面做得非常出色，有一首歌词大意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屈辱分裂、被外国人欺凌以及混乱无序的深渊。很多中国人记得贫穷和混乱，所以这是一个相当有利的论点，但雷尼认为中国应该减少压制的看法。在他从事中国报道的25年里，情况确实恶化了很多，压制更严重了。他表示我们需要避免那种战略自恋，即认为世界会朝着我们的方向发展，一旦有了星巴克就会想要多党民主。他认为如果以此指导我们的政策，那将是一个重大错误。

对于有志于在中国从事新闻工作的中国年轻人的提问，雷尼分享了他的方法，他认识一些非常出色的中国记者，其中一些在1990年代为中国媒体机构工作担任调查记者，他们做了非常令人印象深刻的工作，帮助外国记者揭露了中国的污染和腐败丑闻，常常冒着职业生涯的巨大风险，但这些勇敢的中国调查记者大多已经离开了新闻业，现在你经常会遇到一些大型中国科技公司的公关人员，他们会告诉你他们以前是记者，现在在中国当记者非常困难，对中国官方媒体记者的控制更加严格，政治性更强。

雷尼上周在北京与他的老板一起，一位中国高级官员告知，中国新闻业的职责是给人民希望，解释政府的政策，而西方记者需要学会当政府做了好事时给予赞扬，这才是中国记者的角色。

当然也有一些非常勇敢的中国记者，数量少得多，他们与像经济学人这样的机构合作，他们有中国籍的新闻助理，根据法律，这些助理不能为他们撰写任何东西，但在告诉他们应该写什么是热门话题，什么是引起轰动的事情方面，他们是宝贵的合作伙伴。雷尼要求这些助理在他把稿件发往伦敦之前阅读，并问他们，你认得出我描述的这个国家吗？当然我是用经济学人的方式描述的，我是一名经济学人的记者，一个西方自由主义者，但你认得出这个国家吗？我有没有弄错？他们常常会说我们不是这么看的，我们不是这么想的，你需要调整一下，所以新闻业仍然有其作用。但在90年代末21世纪初，曾一度相当强大的那种作为制衡力量的新闻业，恐怕在现在中国已经没有什么空间了。

谈到中国在非洲和拉丁美洲等全球南方国家的计划，雷尼指出这确实是一个引人入胜的问题。随着美国在某些领域，比如在非洲抗击艾滋病等项目上削减援助撤出，中国显然获得了机会，中国在整个拉丁美洲购买大量资源。雷尼认为在某些方面美国将难以与中国竞争，中国需要大豆、石油和天然气，而美国不需要美国自己生产这些，所以这是一场每个赢不了的竞争，因为中国资源贫乏，但制造业庞大，而美国拥有其所需的全部资源，因此美国不会在这方面竞争。在拉丁美洲一些最保守的人物，比如大型农业利益集团都非常亲华。雷尼最近在阿根廷与阿根廷乡村协会的负责人交谈，那是一个类似19世纪地主阶级的行业组织。那位负责人说，无论他们生产什么，无论是牛肉还是大豆，中国人都会从他们那里购买，那是一个无底洞，所以这很难与之竞争。

在地缘政治方面，雷尼认为这确实存在相当大的风险，他觉得拜登政府在与像巴西这样极其自豪与不结盟的国家打交道时取得了一些进展，这一点很有意思。巴西外交官常开玩笑说，我们是如此不结盟，以至于我们拒绝加入不结盟运动，我们只是观察员。

拜登领导下的美国对巴西和印度等国的论点是，你们非常自豪于不结盟，但你们却被拖入了这个反西方的由中国主导的组织金砖国家，这符合你们不结盟的世界观吗？雷尼认为这个论点在当时起到了一些作用，但他觉得随着特朗普的出现，这种情况暂时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