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7月共读，匆匆行者第十一次作业）
本月参加共读秦晖老师的《走出帝制-从晚清到民国的历史回顾》，理由是自己亲历文革灾难，眼见那时一言九鼎所引发的文化凋敝、民族浩劫及国家悲剧，让我曾多次思考如何“走出帝制”的问题，本月这次共读让我有了再思考的机会，阅读后形成了以下四个设问及回答：
一问：何谓“帝制”？，
作者虽各篇涉及帝制，却并没有给出一个帝制的简略定义，但作者指出了帝制与前朝之间的制度差异：“在晚清之变前两千多年，中国曾经历了另一次深刻变化，即“周秦之变”，以血缘亲情为基础的、小共同体本位的、温情脉脉的“周制”被依靠暴力与强权统治陌生人社会的“秦制”所取代。”⑴
通过阅读，比较了秦朝与周朝以及春秋战国时期各个诸侯国之间的主要制度区别，也比较了秦朝与清朝共同的制度特点，更比较了辛亥革命之后的中国政权的主要制度特点，我认为帝制的简略定义是“个人专制下的中央集权“。所谓“个人专制”就是由皇帝一人决定国民之大事，并且不被法律问责；所谓“中央集权“，就是朝廷从社会精英中选派官吏，将皇帝意志从朝廷贯彻到远端郡县。这是秦朝与被秦所灭之六国从家族选派官吏及周朝的“分封制”之间两个重要的制度区别，也是秦始皇统一初期，面对广袤的国土及多元的文化，为了防止国家重陷动乱，靠个人专断而力排众议，采纳非秦氏家族的廷尉李斯建议的结果：“天下初统一，人情习惯于封建，六国虽灭，自然有主张新封的。所以初并天下这一年，就有宰相绾（姓王）等奏请：‘六国初破，燕、齐、刑地远，不为置王，无以填之。请立诸子，唯上幸许。’ 始皇下其议，群臣皆以为便，独有廷尉李斯说：’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雠；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重税赐之，甚足。易制，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置诸侯不便。’ 始皇也说：’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赖宗庙，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而求其宁息，岂不难哉。廷尉议是。’ 于是把天下分做三十六郡，置’守’、’尉’、’监’，（守是一郡的长官，尉是帮守管理一郡军事的，监是中央政府派出的御史。）中国的郡县制度，到此才算确立。”⑵
为了进一步检验“帝制”的简略定义，我们可以了解秦朝之前周朝的制度：周朝同样面对辽阔的国土和多元的文化，也是为了防止国家动乱，在废除了商朝祭祀祖先及甲骨占卜体系的同时，制定了分封制、宗法制和礼乐制。
所谓分封制就是将土地分封给周氏家族的贵族及和非家族的功臣。当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各国的土地不能买卖，为了便于监管和保证“税源”，井田制成了必然的制度选择，即将土地分割成纵横如同井字，周边为耕种者养家的私田，中间是向诸侯纳税的公田，各诸侯国再向周天子进贡，周天子通过进贡的频次及贡品的质量判断诸侯的忠诚度。经过二百四十二年的春秋争鸣和二百五十七年的战国争霸，各诸侯国从没有主权的封国，逐步发展到半独立主权的公国，“大约在战国过了三分之一的时候，所有的公国都变成了王国。” ⑶ 大家相继称王就不需要周天子这个共主了，但大家都是王也等于没有王了，于是各国经过合纵连横的战争与争霸，最后打出了一个新天子-秦始皇。
所谓宗法制度就是周氏王族发明的，用家族管理国家的一种手段。周氏王族的贵族和非王族的有功之臣被分封为诸侯后，各诸侯不仅要监管自己的土地，还要忠心护卫周天子。为了让效忠长期保持，就需要维持周氏王族内部的紧密关系，为此周朝创制了中国第一个家天下的制度：宗法制将长子立为大宗，其余诸子为小宗，结果就会有着很多大小宗族，而同等级的大宗与小宗之间是从属关系，小宗听命于大宗，这样就产生了一个非常稳定的以血脉关联为基础的家族管理网络。并且宗法规定周族人同姓之间不得通婚，周朝贵族只能和异姓诸国贵族，包括殷商贵族之间联姻。经过790年的统治和家族繁衍，所有的统治贵族之间都拥有了周族的血脉关系，“率士之滨、莫非王臣”，就连率兵守土边疆的将领，都是周氏宗族的一员。其实，天下人性相同，国家治理也类似。国外的王朝也同样用家族世袭的手段，以保证自己的江山永固。“显然，1066年以来英国的王系血缘至今一脉相承，历时已经千年，只是不一定由父系，时而由母系延续而已。”⑷
所谓礼乐制度，分礼和乐两个部分。礼的部分主要对人的身份进行划分和社会规范，最终形成等级制度。乐的部分主要是基于礼的等级制度，运用音乐凝聚家族共识。西周王朝记录周代礼制最为详备的著作是《周礼》，规定了官制和政治制度，是儒家经典。周公制礼作乐，创建了一整套具体可操作的礼乐制度，包括饮食、起居、祭祀、丧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纳入”礼”的范畴，潜移默化地规范人们的行为，目的是以周人的标准来规范各族和各代礼乐内容，并通过制度的形式推行到周氏王族各诸侯国不同等级的统治阶级中去。其意义在于扩大周文化的影响，加强周人血亲联系和维护宗法等级秩序。
通过上述对周朝的分封制、宗法制和礼乐制度的分析，可知周朝与秦朝的主要制度区别：同样面对广袤的国土和多元的文化，周朝以德治天下，秦朝以法治天下；周朝的统治方式可以降低统治成本，缺点是无法制止诸侯们“拥兵自重”，长期看这是国家动乱之源；秦朝的统治方式更有利于国家发挥整体动员力，特别是在强制征税和动员资源方面。另外，郡县制还让朝廷选遣官吏能够不拘家族一格，因为皇帝的官吏的官吏，还是皇帝的官吏。但是，皇帝要想解决“山高皇帝远”的问题，要想解决如何将自己的意志延伸至遥远郡县的问题，就必须抛弃“温情脉脉“的周制，采用包括1000多条死刑的严酷秦律去震慑民众，结果换来了“暴秦”的名声，为天下人所恶。贾谊的《过秦论》可以作为本段的总结：“及至始皇，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敲扑而鞭笞天下，威震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俯首系颈，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于是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堕名城，杀豪杰，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镝，铸以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然后践华为城，因河为池，据亿丈之城,临不测之渊，以为固。良将劲驽守要害之处；信臣精卒陈利兵而谁何。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为关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
二问：为何推翻帝制只能革命？
作者对于为什么在中国推翻帝制只有革命这唯一途径作了论证，第一个是，“这个制度安排的基础正是‘令人恐惧比受人爱戴更伟大’，敬君是表面，畏权是实质，爱君谈不上，无权谁还把你当人看？于是为君者自然擅权，’虚君’不是犯傻吗？传统时代’改朝换代’，群雄逐鹿杀得尸山血海，到了近代放弃皇权就那么容易？” ⑸ 这段话回答了我去年11月第三次作业《走向现代的宽容》时的困惑：“同样信奉儒家的君臣理论，天皇对身边不满意的高官重臣，既没有满门抄斩的，更没有诛连九族的，顶多是让他们削发回家反省，但这些被软禁的人还可以自由接见访客。同样，高官重臣如认为天皇托付给自己的事无法完成，既可以当面辞职，也可以托病不见，完全没有我清朝大臣辅佐皇帝时那般的战战兢兢。”
作者论证推翻帝制革命必然发生的另一个论据是：通过鸦片战争和甲午海战，中国在抵御外敌中多次落败，忍辱签署多个不平等条约，让国内精英的眼光从“师夷长技”的船坚炮利，转向对西方制度的比较研究：“清末民初辛亥前后的人们对于宪政、民主、共和、自由、人权、法治及其相关概念的讨论之深入，了解之清晰，多有今人不能及者。换句话说，许多他们那时的认识清楚了的问题在今天还是显得振聋发聩，十分前卫。” ⑹ 这个论据符合历史事实，但并不完整，因为清朝末期的国民受教育水平很低，绝大部分民众都是文盲，所以小众的社会精英对先进制度的辩识，对社会只具有启蒙意义，而启蒙的结果未必都是革命。历史告诉我们，导致清朝帝制被推翻的恰恰是清朝施行了“清末新政”，得罪了全国人民，包括全国的官僚阶级、民营经济业主，其根源是帝制思维惹的祸。清末新政做了两件事：“企业官办化”以及“皇族内阁”事件。所谓“企业官办“就是清政府中央将大量的民企收归国有，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强行将四川的民企“川汉铁路公司”收归国有，诸如此类的事情，层出不穷，这就断了所有民营企业家的财路，也断了作为第三势力的立宪派的信心。所谓“皇族内阁”事件，就是国民都知道当时晚清说要预备立宪，全国各地的汉族官员都对这个立宪计划抱有期望，希望能通过立宪之后的新体制，进入地方乃至中央的权力中枢，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结果清王朝第一届内阁出台，13名阁员当中，有7个是满清皇族。新闻一出，舆论哗然，全国的官僚都彻底绝望，大家都盼着大清帝国早日死亡。 这就可以解释，为何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暴动屡屡都被清军残酷镇压之后，一旦武昌起义枪响，仍然有十四个省纷纷宣布独立。他们截留了各地的税款和军事资源，导致清军孤立无援、陷入了八方围攻的困境。
综上所述，清朝的垮台其根本原因是将顽固维护帝制，缺乏预备立宪的紧迫性，又拒绝采纳社会上立宪派意见，以至与立宪派的矛盾日益尖锐，终于导致第三方势力的立宪派绝情而加入革命阵营，走向朝廷的对立面，使朝廷丧失了预备立宪的社会和阶级基础，这才导致了革命成为大势所趋。“那时的立宪派与革命派其实都是要废除帝制实行宪政民主，而清廷的‘立宪’却是要维护帝制。追求如此南辕北辙，清廷与立宪派后来的决裂也就不难理解。革命派既然非要搞掉’异族’皇帝，除了暴力自然别无他途。而立宪派则留了一条皇帝若能放弃皇权甘当’虚君’，就不必强求废君这样一条和平变革的出路。但是假如皇帝不放弃皇权，那立宪派们也是不排除’小老百姓一齐要动蛮’的。而清廷只想学日本天皇，决不愿意当’虚君’，那革命终归就很难避免了”。⑺
三问：为何推翻了帝制还要革命？
清廷的末代皇帝在1912年2月12日连“虚君”也不当了，干脆退位，让与中华民国，但革命却在时隔三年之后又开始了。这次革命的目标直指袁世凯这位洪宪皇帝，其根源还是帝制思维惹的祸。袁世凯当上了临时大总统，却受到《临时约法》的制约。约法规定，中华民国实行内阁责任制。就是由国会中获得多数议席的政党组阁。大总统做出的决定要内阁总理签字后才能生效。也就是身为大总统的袁世凯只有建议权，没有决定权。而且国会可以罢免总统，总统却不能解散国会，这与袁世凯理想中的总统大相径庭。“孙中山大半生奔走革命，目的是争取中国现代化，而现代化的第一步是废除专制的千年帝制，建立民主的共和政体。过去他公开表示可以把临时大总统的职位让给袁世凯时，开出两个条件：第一袁世凯必须公开表示支持共和体制而迫清帝退位。第二，袁世凯必须离开北京而到南京就职，不言而喻之目的是要把袁世凯调离他的北京老巢而到南京接受革命军的钳制。袁世凯接受了两项条件并实践了第一项，却指使其属下的部分军队在北京暴动，并以此作为不能离开北京的借口而拒绝南下。不但如此，袁世凯还强迫临时国会从南京搬家到北京去。临时国会诸议员屈从。对于这一切，孙中山全没办法，只好由他”。⑻
袁世凯当了临时总统，却苦于国家没钱，于是1913年4月27日向英法德俄日五国借款2500万英镑（美国总统威尔逊以借款条件有损于中国行政独立及门户开放政策，已于3月宣布退出）。南方革命党对此非常不满，他们认为借款的附加条款是卖国，总统的行为是藐视立法机关，于是发动了二次革命，江西、江苏、安徽、广东、上海、福建、四川相继宣布独立，又闹起了革命。袁世凯派兵镇压，结果李烈钧、黄兴分别战败，两个月内以国民党为主的反袁联盟土崩瓦解，从此失去了制衡袁世凯的力量，导致袁世凯进一步藐视民意、操弄国会：“8月，袁的军队胜利在望，黎元洪与各省都督联名请国会提前制定宪法内的总统选举法，进步党与他们一唱一和。此时国民党议员已不敢异议，参议院、众议院议长均为进步党，以公开主张拥袁为正式总统。10月6日，依照总统选举法由参众两院合组总统选举会，便衣警察及无赖组成的“公民团”，包围会场，非将他们属望的总统当天选出，不许议员离开一步。经三次投票，一直到深夜，袁方如所愿。翌日，黎元洪再当选为副总统。英、俄、法、德、意等国立即承认中华民国，美国总统威尔逊也向袁祝贺，袁兴高采烈，于10月10日就职。
袁根本不想要宪法，亦不喜临时约法。就任正式总统第六天，向国会提出增修约法案，要求扩大总统权力。国会以宪法草案已经脱稿，无增修约法必要。袁径行致电各省都督、民政长，诋国民党把持宪法起草委员会，所拟草案，侵夺政府权力，形成国会专制，影响国家治乱兴亡。11月4日，发动政变，指国民党议员构煽为乱，下令解散国民党，取消籍隶国民党的国会议员资格。从此国会不足法定人数，无法开会。宪法起草委员会及宪法草案无形撤销，时距袁当总统不及一个月。残余的国会提出质问，熊希玲（进步党人，时任国务总理）答称，国会现已无权，翌年（1914年）1月，再下令停止所有议员职务，国会正式解散，各省议会亦先后遭到同一命运。” ⑼
刚正式任职总统两年，1915年12月25日袁世凯半推半就宣布登基，建立中华帝国，实行世袭的君主立宪，年号洪宪，意思就是洪扬宪法。结果，蔡锷随后举起了反抗的大旗，他与唐继尧等人于12月25日宣布云南独立，同时组织护国军三个军，发动护国战争，分别从四川，湘西和广西三个方向出师讨袁。紧接着贵州、广西响应，宣布独立，全国倒袁斗争风起云涌。
这让我想起今年一月完成第四次作业《后退一步是家园》时所阅读过的书籍，其中就有介绍美国首届、第二届总统华盛顿与国会之间博弈的精彩内容。与中华民国初期一样，美国建国初期也是宪法实践的初级阶段：“华盛顿初任美国总统时，该职位只是虚职，他曾在制宪会议上谋求的行政权皆未实现。然而，华盛顿不甘心担任国家的形式首脑，他步步为营，从国会获取了宪法外权力，将总统一职塑造成为美国政府中最强势的职位，实现了行政权与立法权和司法权的独立与 平等。以下是华盛顿总统为其总统大厦构建的七根基柱：1、外交决策权（1789年8月），2、行政任免权（1790年5月），3、政府财政权（1791年2月），4、军事权（1792年5月），5、总统宣言和行政命令具有法律效力（1973年4月），6、联邦法律执行权（1974年7月），7、行政特权（1796年3月）”。⑽ 美国为什么没有因为总统与国会之间的权力斗争而导致革命？在我看来，除了没有像中国那样被西方列强干预以外，美国跨阶级的宗教情怀、华盛顿本人的道德修养以及国会议员们的通情达理是重要原因，但我认为最重要的还是作为国家总统、宪法和国会共同的精神指引，《独立宣言》的天赋人权及民意政府的理念深入人心是决定性的，这对各方都能坚持坐而论道，既不搞阴谋诡计，也不掀翻桌子，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想到的证据有两个：一是我在去年底第四次作业《后退一步是家园》中提到的，华盛顿在向国会交还总统权力后，在参众两院议员们面前发表演说：”1796年12月7日，华盛顿在参众两院议员为他举行的告别仪式上说：“今天是我最后一次站在各位议员面前，此种情景，不禁使我想起了我们国家创立初期时的状况。通过长时间的战火纷飞，我们终于可以享受和平与安静了。今后的日子里，我会每天都祷告上苍，希望他还可以赐福给全体美国人民，同时还希望在上帝的庇护下，我们这个代表自由民主与和平的国家将会永不陨落。“ ⑾ 二是华盛顿总统开创的先例：“白宫对外开放；政府对公众开放；政府官员是人民的‘仆人‘而非统治者；到国家各地巡视，亲察民情，倾听民意，与人民亲密接触，体验他们的生活；禁止任人唯亲；行政命令体现代表性；召集各部部长参加总统内阁会议；每年发表国情咨文演说；司法任命遵循参议员礼遇；总统为维护国家安全，有权不经国会许可派兵作战；发表’告别演说；任期不超过两届（1951年在宪法第22修正案中成为强制规定）。” ⑿
通过分析中美两位首届民选总统之间的行为差异，我看到的仍然是“三民主义”与《独立宣言》之间的理念差异。我在今年五月第九次作业《从〈独立宣言〉看中美各自内战的政治理念差异》曾分析过这种差异：“其一，“三民主义”的理念远没有“人人生而平等”那样能让每个人都能感知和体会，这导致中国各路“救国”枭雄都可以对“三民主义”理念作对自己有利的解释；其二，由于“民”涉及多个阶层，所以各个阶层代表想要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只能请出领袖替他们发声，这导致领袖组建的政府永远无法按民意和平更迭；其三，鉴于“民”的理念可被各利益集团作各种解释，又没有高于各集团利益的宪法作为参照，所以在革命时期判断主流民意非常困难，领袖们只能根据形势，按自己的观点行事”。但本次共读需对上述三点各做一点补充：于其一，建立在“人人生而平等”基础上的，每个人都应拥有“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不但更能让每个民众感知和体会，更是产生“共和”的思想基础；于其二，在一元专制的体制内，出现跨阶级的“领袖崇拜”是常见社会现象，这也是“全民党”存在的政治现实；于其三，领袖们没有共同且被他们视为更高层次的精神指引，就会导致党内以及政党之间的残酷斗争，这也是社会“成王败寇”思想存在的根本原因。作为本段结尾，引用从事法律史、比较法研究的张生教授的观点更合适：“清末民国时期试图从传统的法制转化为法治，但有六次改革机会，在很大程度上都失败了。失败的一个最重要原因是没有形成一个非常强大的综合权威。无论是清政府还是民国的北京政府、南京政府，在权威的凝聚上总是左右游移或者力不从心，没有凝聚起真正的全民共识，也没形成有效的制度体系并加以彻底贯彻执行。而且在改革时机的把握上犯了严重的错误，前期是回避改革、拖延不觉；后期是全盘西化，操之过急。⒀
四问：如何走出帝制？
革命首要的目的是胜利，如何争取胜利是革命者生死攸关的大事，但中国革命胜利之后，革命者又面临更大的挑战：成为执政者，服务于人民；要制定宪法、让自己依法行政；召开国会，参与政治竞争。作者在本书中没有指出如何才能走出帝制，其实这个问题孙中山已经考虑了：“革命以民权为目的，而其结果，不逮所蔪者非必本愿，势使然也。革命之志，在获民权，而革命之际，必重兵权，二者常相触者也。使其抑兵权䱷，则脆弱而不足以集事；使其抑民权䱷，则正军政府所优为者，宰制一切，无所掣肘，于军事甚便，而民权为所掩抑，不可复伸。天下大定，欲军政府解兵权以让民权，不可能之事也。…….察军权民权之转捩，其枢机所在，为革命之际，先定兵权与民权之关系。盖其用时兵贵有专权，而民权诸事草创，资格未粹，使不相侵，而务相维。兵权涨一度，则民权亦涨一度；逮乎事定，解兵权以授民权，天下晏如矣。定此关系厥为约法。革命之始，必立军政府，此军政府既有兵事专权，复秉政权。譬如既定一县，则军政府与人民相约，凡军政府对于人民之权利义务，人民对于军政府之权利义务，其荦荦大者悉规定之。军政府发命令组织地方行政官厅，遣吏治之；而人民组织地方议会，其议会非遽若共和国之议会也，第监视军政府之果循约法与否，是其重职。他日既定乙县，则甲县与之相连，而共守约法；复定丙县，则甲乙县又与丙县相连，而共守约法。推之各省各府亦如是。使国民而背约法，则军政府可以强制；使军政府而背约法，则所得之地咸相联合，不负当履行之义务，而不认军政府所有之权利。如是则革命之始，根本未定，寇氛至强，虽至愚者不内自戢也。治乎功成，则十八省之议会，盾乎其后，军政府即欲专权，其道无遥。而发难以来，国民瘁力于地方自治，其缮性操之日已久，有以陶冶其成共和国之资格。一旦根本约法，以为宪法，民权立宪政体，有磐石之安，无飘摇之虑矣。”⒁ 从上文可见，早在中华民国成立之前的1905年，孙中山对于革命如何走出帝制已有自己的思路：随着革命军队的攻城略地，由军队派人建立地方政府，同时选举人民代表，建立地方议会，与军政府互成监督权力和服务义务的制约关系。随着军队占领地区的扩大，地方议会也随着地方政府管辖范围的扩大而扩大，最后在地方议会的基础上建立共和国议会，带领全国走出帝制，实施宪政。但辛亥革命的武昌起义突然枪响，让上述政治策划提前并且仓促地实施了：第二年1月1日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月2日各省代表会议代行的参议院通过了《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修正案》（史称“临时约法”），1月3日孙中山提出国务员名单被临时参议院通过，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成。但中华民国的制宪工作却被随后严峻的政治形势所推延：首先从1912年2月14日袁世凯当上临时大总统开始，至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易帜止，经历了17年的北洋军阀混战；然后从1927年4月12日国民党“清党”运动始，至1937年7月7日事变，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国共两党再度合作，结束了十年的国共内战，共同转为八年的抗战，直至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但国民党利用胜利者的荣耀以及随后一年的和平时期，组织并完成了制宪工作，“1946年12月25日的制宪国民大会第二十次大会上，在共产党190名法定代表和民主同盟80名法定代表没有一人参加的情况下，在场1,485名代表一致通过《中华民国宪法》，并在次日的闭幕典礼上，在各国使节见证下，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接受了新制定的宪法“。⒂ 从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到国民党组织下完成的制宪，历时36年，宪法还没有体现全体民意；实施宪政则是在台湾2000年5月20日陈水扁就职总统之后，前后更是花费了55年，落地还只是中国一个岛。呜呼，上帝显然并不眷顾中华大地，让中国人推翻个人专制花费了二千多年；推翻君主立宪，局部实践民主立宪又花了91年，由此推论，推翻党主立宪，全面实施民主立宪，岂不是让我不能亲眼所见？
但作为本文的结尾，我还是愿意将南非的德斯蒙德.图图大主教第一次去古古乐图参与投票时的心情摘录在此，作为我与大家共同的愿景：“期盼已久的时刻终于到来了，我折好手中的选票，投进了票箱。啊！我忍不住叫了出来：‘好啊！’ 我感到晕眩，如同坠入情网的一刹那，天空变得更蓝更美了。我看到人人都焕然一新，如同脱胎换骨一般。我自己也脱胎换骨了。简直就是梦境一样。我们真担心会被从梦境中唤醒，睁开眼时又回到了种族隔离的严酷现实中…….。
无论在哪里，选举都是世俗意义的政治事件，但我们的却远不止于此。我们的选举是一次名副其实的思想历程，一种登临顶峰的精神感受。走进投票站时黑人是一个人，走出来时已经脱胎换骨成为一个新人。走进去时，她满怀仇恨、背负着压迫的重担，她无法忘记自己曾被视为粪土，这种记忆像强酸一样侵蚀着她的心。她重新出现时，知道自己已经自由了，头昂的那么高，背挺得那么直，脚步是那么轻快。你如何传达那种如同第一次尝到蜜糖滋味一样的自由的感受呢？你怎么跟生来自由的人形容这种感觉呢？不可能，就好像无法跟一个天生盲人讲清楚什么是颜色一样。
这是一种令人欢笑又禁不住流泪的感觉，它让我们欢欣雀跃，手舞足蹈，又让我们不敢相信这一切真的发生了，害怕这一切会烟消云散。这可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盟军彻底打败纳粹和日本人后胜利者在欧洲胜利日和抗日胜利日的感受，人们从村庄、乡镇、城市冲上街头，和互不相识的陌生人拥抱、亲吻。这就是我的感受”。⒃
注释：
⑴ 秦晖《走出帝制》群言出版社 2015年10月第一版 第310页。
⑵吕思勉《中国的历史》 2016年4月第一版，第40页。
⑶易中天《中华史-从春秋到战国》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2016年1月第一版，第153页。
⑷秦晖《走出帝制》群言出版社 2015年10月第一版 第34页。
⑸ 秦晖《走出帝制》群言出版社 2015年10月第一版 第42页。
⑹ 《走出帝制》第8页。
⑺《走出帝制》第16页。
⑻ 黄宇和《孙中山-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经联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11月 第665页。
⑼ 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中文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三版，第420、421页。
⑽【美】哈洛.贾尔斯.昂格尔《华盛顿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3月，第262~266页。
⑾《华盛顿传》美国作者华盛顿.欧文著，高莉莉翻译，安徽人民出版社 2012年3月第一版，第262~265页。
⑿《华盛顿传》美国作者华盛顿.欧文著，高莉莉翻译，安徽人民出版社 2012年3月第一版，第266页。
⒀ 张生（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制史研究室主任）在2016年11月12日思享闲谈系列“中华文明之法制谋划”活动上的发言实录。
⒁ 张朋园《从民权到威权》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2015年11月，第2页。引自《孙中山全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一册第289页-291页。原载《民报》第二号（1905年11月26日）第49页。原文由孙中山口述，汪精卫笔录。
⒂ 张宪文、张玉法主编《中华民国专题史》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5年3月第一版，第105~108页。
⒃ 【南非】德斯蒙德.图图《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江红 翻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9月第一版，第3~5页。
行者驿站 
留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