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品谈读书群 2020年9月15日，匆匆行者第十七次作业）
《国家的常识》第3章第一节提到了两种类型的君主：“世界上其他大多数国家都有一个最高的人物，他没有太大的权力，代表国家，接见外国大使，并在爱国的场合下发表演说。这个人常常是有名无实的领袖，可以是一名世袭的君主，也可以是一名选举出来的总统，尽管不是美国那种类型的总统。英国、瑞典、挪威、丹麦、荷兰、比利时和西班牙都有君主”。⑴ 我引申出来的一个结论是：从世界长历史看，世袭的君主制国家比非世袭的君主制国家更稳定。
日本的明治天皇，15岁（1868年）登基伊始，就向天地和人民发表了《五条誓文》：“广兴公议，万机决于公众”。通过明治维新，推动日本走向了近代国家。他在位期间，1894年7月发动了日清战争，1904年2月发动了日俄战争，两战皆胜：前战侵占了台湾、逼迫清朝开放了苏杭、重庆等商埠并获赔2亿两白银；后战则侵占了朝鲜，并逼迫俄国让出了中国东北的利益。
反观清朝的光绪皇帝，4岁登基（1875年），16岁（1889-1898年）亲政，一直受制于慈禧的挟持。他亲政的10年间，遭遇了日清战争的惨败，尝到了《马关条约》的耻辱；也企图“变法图强”，组织戊戌维新运动。最终却落得个被慈禧太后幽禁在中南海瀛台的结局。
两位君主的朝政经历为何如此天差地别？
从两位君主的立宪路径可知原因：日本天皇自神武天皇于660年（相当于中国唐朝）登基后始终未曾中断，一直保持着国民精神上的权威，到了明治天皇已是第122代。所以伊藤博文和井上毅等人在制定亚洲第一部成文宪法-《明治宪法》时，将“万世一系的皇权神授”作为宪法核心，以加强天皇在日本政治生活中的权威性及合法性。如宪法第三条的“义解”所示：“据载天地初开，昭示神位之《古记事》云：盖天皇为授权于天之至圣，属臣民及万物上之存在，须尊仰之，勿使干犯。” ⑵ 由此可知，作为国家主权主体的天皇并不是天皇本人，而是自祖先神武天皇以来，万世一系的天皇皇统。一个历史案例可以佐证：1853年7月，美国“黑船”闯入日本海，强硬要求德川幕府开放商埠。随后，俄国和英国的舰队也纷至沓来，提出类似要求。幕府此时已从长崎的荷兰人那里听到清朝政府在鸦片战争中败于英国，迫于和约只好开放广州、厦门等五个港口的消息，更让他们震惊的是，广州违背和约，非但未开放港口，还纵火焚烧了英国国旗，结果这座城市被英国舰队炮轰并毁于灰烬。所以德川幕府只能与美国签署一份日美友好通商条约，约定五年时间陆续将下田、函馆以外的四个港口向外国船只开放。1858年7月，当幕府向宫廷汇报日美条约签订的结果时，一贯坚决“攘夷”，强烈要求幕府将外国人赶出去的明治父亲—孝明天皇听到这个签约消息非常愤怒。“他派人请来关白，宣布自己将退位。孝明采取这种极端手段，也许因为这样他能使幕府改变政策的唯一办法。假如孝明退位—如果幕府同意他的决定—继任者将会是他那只有六岁的儿子，或者是一名旁支的亲王。在这种关键时刻，少年天子注定是个灾难，而一个不是直系的远亲登上皇位不是引发仇恨，就是引起党派之争。孝明在信中一开始用模式化的词句，宣称日本帝国制度的独特性，特别是王室血统从未间断过。日本不像中国，出身卑贱的人只要有过人的能力就可以当上皇帝。孝明称赞日本皇室的一脉相承，但他的真正重点似乎是放在做皇帝的难处上。他说自己并非因为能力出众才当上皇帝。即使是对皇室尊贵血统深信不疑的人，也不得不承认，并非每一个登上皇帝宝座的人都能成为一名出色的天皇。”⑶ 清朝的光绪皇帝颁布过《罪己诏》。那是1900年8月八国联军入城，他与慈禧逃往西安后颁布的。和日本的孝明一样光绪也承认自己无能，但原因却是下面地方官吏、军事将领和王公大臣的无能。“夫拳匪之乱，与信拳匪者之作乱，均非无因而起。各国在中国传教，自来已 久。民教争讼，地方官时有所偏：畏事者袒教虐民；沽名者庇民伤教。官无持平办法，民教 之怒，愈结愈深，拳匪乘机，漫成大衅。由平日办理不善，以致一朝猝发，不可遏抑。是则地方官之咎也。
涞涿拳匪，焚堂毁路，急派直隶练军弹压。乃练军所至，漫无纪律，戕虐良民。而拳匪专持 仇教之说，干扰乡里，以致百姓皆畏兵而爱匪，匪势由此大炽，匪党愈聚愈多。此则将领之咎也。
该匪妖言邪说，煽动愚人，王公大臣中或少年任性，或迂谬无知，平时嫉外洋之强，而不知 自量，惑于妖妄，诧为神奇，于是各邸习拳矣，各街市习拳矣。或资拳以粮，或赠拳以械， 三数人倡之于上，千万人和之于下……而数万乱民胆敢红巾露刀，充斥都城，焚掠教堂，围 攻使馆……浸成尾大不掉之势……此则祸首王公大臣之罪也。”
其次，明治天皇身边拥有大批重臣为自己出谋划策：天皇宣布《五条誓文》的仪式上，“天皇身着引直衣，在两名副总裁（三条实美和岩仓具视）、两名辅弼（中山忠能和正亲盯三条实爱）等高管的陪同下走了进来，坐在皇位上”。⑷ 在随后开展的明治维新运动中，众多具有远见的政治明星纷纷登台：前有“明治三杰”的吉田松阴、坂本龙马和高杉晋作，后有“明治新三杰”的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和木户孝允；那个曾任首相及枢密院长，并作为李鸿章政治对手的伊藤博文更是被中国人熟悉。“当李鸿章和伊藤博文在马关会议彼此应酬的闲谈中，李氏说：‘贵大臣之所为，皆系本大臣之所愿为；然使易地而处，即知我之为难，有不可胜言者。’ 伊藤博文答说’要使本大臣在贵国，恐不能服官也‘。这虽是应酬的话，却是实情。”⑸ 为什么明治天皇在明治维新时有那么多的重量级人物可以借重？我在2018年11月第三次作业《走向现代的宽容》中以岩仓具视为例做过分析，此处不再占据篇幅。
反观光绪皇帝，16岁亲政时身边却没有几个具有远见卓识的重臣，这才让慈禧有机会对亲政后的光绪加以控制。如晚清中兴的四大名臣：政治家、战略家、理学家曾国藩已在1872年3月离世；政治家、军事家、洋务派代表人物左宗棠也在1885年9月离世；还健在的张之洞和李鸿章却都在外地。难怪1894年1月朝鲜“东学党之乱”时，光绪只能派身边的翁同龢老师和礼部尚书李鸿藻去参与军机处重大决策。接下来的日清战争失败后，光绪更是不得不寻求康有为、梁启超这些朝廷外的保皇势力，为自己的“变法图强”提供政治上的支持，结果不但自己被软禁，康梁派也不得不逃亡国外。
综上所述，明治天皇与光绪皇帝的区别，首先是同族君主与异族君主的区别。异族是通过暴力推翻当地民族而建立威权，必然让统治集团从思想和实践中歧视被统治民族，一旦异族国家出现了危机，革命比保皇具有更广泛的社会基础；其次是君主立宪与君主专制的区别。国家有了宪法，可以让政府与国民形成共同的民族和国家观念，国家发展起来也比较顺利；国家没有宪法，政府只能遵循君主意志，丧失了体察民情的敏感性。结果民间与政府离心离德，国家无法形成合力。国力消散的结果就是衰败、挨打、赔款、再衰败的恶性循环。
本书提到的“虚君”很难被置换的原因值得商榷：“一个世袭的国家元首是有用的，由于超越了政治，君主可以作为把一个国家联合在一起的心里凝固剂，因为他（她）不是政府的官员。由于国家的最高职位—保皇派的哲学家们习惯于称之为主权—已经有人了，所以就不会有围绕它而发生的政治斗争。”⑹ 在我看来，不是因为国家最高职位被“虚君”占据，从而避免了围绕国家主权进行的政治斗争，而是由于“虚君”长期作为国民的精神领袖，已经占据了国民精神的最高位置，其他意识形态，特别是激进的意识形态，如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等很难在“虚君”国家的社会观念中发挥主导作用，加上世袭的“虚君”拥有神秘和复杂的礼仪以及实力雄厚的贵族社会，所以才避免了围绕它而发生的政治斗争，从而保证了国家的长期政治稳定。
- 【美】迈克尔.罗斯金《国家的常识》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3年6月第一版 第35页。
- 伊藤博文 《日本帝国宪法义解》中国法律出版社 2011年5月第一版，第4页。
- 【美】唐纳德.基恩《明治天皇：1852-1912》上海三联书店2018年8月第一版，Kindle位置3278/17215。
- 《明治天皇：1852-1912》上海三联书店2018年8月第一版，Kindle位置1020/17215。
- 李剑农 《中国近百年政治史》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8年2月第一版，第116页。
- 《国家的常识》第35、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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