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品谈读书群2020年10月1日 匆匆行者第十七次作业）
《国家的常识》第5章主要介绍了英国内部各个利益集团之间的政治互动模式。这种互动模式，是通过民众与各政党之间的“双向影响”表现出来的。“在英国，无论是政党形象还是政党认同都相当地清晰：大多数英国人都知道主要的政党代表什么，并且大多数英国人都认同某个政党。”⑴
英国的政党政治已有三百多年历史，所以大多数英国人都知道政党代表什么。而且英国政党一出现就是托利党与辉格党的平等对垒，经过议会政治斗争的长期发展，多党平等竞争已是英国民主政治制度下的常态，所以英国大多数人都认同某个政党也并不奇怪。
和英国政党相比，中国出现政党要晚二百多年，而且民众生活在“大一统”的集权专制下已有两千多年。所以尽管20世纪初推翻皇权、建立共和，经历了君权向民权过渡的“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但农耕文明的社会观念还有广泛的基础并且根深蒂固，即统治权力必须通过等级制度集中于个人。在这样的社会观念里，革命者们在推动社会革命时就会注意做好两件事：一是宣传领袖的光辉形象，二是炫耀手里的武装力量：“他们看到只有先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治机构或政党，然后用它的政治力量、组织方法，深入和控制每一个阶层和每一个领域，才能改变或重建社会国家和各领域中的组织与制度，才能解决新问题，克服全面危机。因此社会革命一开始就蕴藏着全能主义政治的因素。”⑵ 这种“全能主义”观念的政党，一旦与民众的“领袖崇拜”相结合，就会让政党领袖的使命感爆棚，并且深信自己消灭政治对手也深得民心。这让中国政治中的成王败寇的故事不断被演绎，“一山不容二虎”的生死搏斗成为政党领袖展现自己实力的机会，即使双方暂时和平也是利益或实力所致，政党领袖们从不去追求双方价值理念的最低认同，这也同样导致政党内部的残酷斗争。
1924年1月20日，孙中山先生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致开幕词说“我从前见得中国太纷乱，民智太幼稚，国民没有正确的政治思想，所以主张‘以党治国’。但到今天想想，我觉得这句话还是太早。此刻的国家还是太乱，社会还是退步，所以现在革命党的责任还是要先建国，尚未到治国。从前革命党推翻满清，不过推倒了清朝的大皇帝。但大皇帝推倒之后，便生出了无数小皇帝，这些小皇帝仍旧专制，比较从前的大皇帝还要暴虐无道。故中国现在还不能像英国、美国以党治国。今日民国的国基还没有巩固，我们必要另做一番功夫，然后民国的国基才能巩固。这个要国基巩固的事，便是我们今天的任务。”⑶ 孙中山先生发现国民没有正确的思想，结果要“以党治国”，以便予进行带领；发现革命后还有许多小皇帝，结果要“以党建国”，通过党国训政 再还政于民，实现以“三民主义”为核心的宪政。我读了《国家的常识》关于英国政治的介绍后，对孙总理“以党治国”思路提出两个疑问：
一是国民怎样的思想为“正确思想”？都知道国民实际是个统称：“像大多数民族一样，英国人不止一种血统，而是有很多种血统。”⑷ 中国也是个多民族的国家。在民国初期，孙中山先生借用清朝末期的立宪理念，也提出“五族共和”，但共和于何种理念却没有指明。现实的情况是，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利益，每个民族内部还有各个利益集团，由各种利益产生的思想。谁有资格来评判谁的思想是正确的？读《国家的常识》后知道，只有符合宪政的思想才是正确的，也只有宪法才有资格评判谁的思想为错误，因为宪法是国民与政府之间的契约，宪政就是双方履行契约的制度条件。我在2019年5月的作业中比较了中美两国内战的差异，结论是只有宪法精神才能评判各个利益集团思想观念的对错，也只有宪政才能成为各利益集团达成共识的最低标准，才能成为各利益集团间形成共治的基本条件。
英国拜《大宪章》所赐，国王与骑士与市民（组成下议院）与贵族与教士（组成上议院）才能实现共治的议会政治：“在大宪章出现的同一个世纪，英格兰国王开始从每一个郡（大致相当于一个县）召集2-4名骑士，并从每一个镇召集同样数量的市民到伦敦（现在的首都）与国王协商王国事务。”⑸ 十七世纪末，英格兰议会就詹姆斯二世的王位继承权问题展开激烈争论。詹姆斯二世信奉天主教，并公然拒绝宣誓信仰英国国教，而英国国教是新教，国民多数信奉新教而反对天主教。而查理二世并没有合法的子嗣，这意味着这个天主教徒将继承英国王位。这不仅让英国多数民众对此感到不满，在英格兰议会中引起了巨大争议。反对詹姆斯二世继承王位的议员们被政敌斥为辉格（Whig，苏格兰强盗），赞成詹姆斯二世继承王位的议员们则被对方骂作托利（Tory，爱尔兰信仰天主教的歹徒）。以后两派逐渐以此自称，形成两个政治派别。从此，英国不仅出现了世界历史上最早的议会制度，也出现了最早的政党：1679年成立的托利党，1833年改称保守党（Conservative Party）；自由民主党（Liberal Democrat Party）则成立于1988年，由自由党和短暂存在的社会民主党合并而成。其中的自由党，“是由十七世纪各种激进观点的辉格派演变而来，在1832年英格兰与爱尔兰共同召开的联合国会，开始以“自由党”的身份出现；⑹ 工党（Labour Party），1900年2月27日建立于伦敦，称“劳工代表委员会”，1906年改称工党。
举英国詹姆斯二世是否继承王位这个案例，可以看到英国政坛在处理国民大论争的事件，是让两大利益集团的代表在议会这个平台通过辩论进行竞争，并任由他们发展成两个政党组织，并没有像中国朝廷的宫斗那样，根据集团领袖的好恶，去杀掉反对者，甚至还要株连九族。也没有利用统治者的威权让反对派们闭嘴。中英双方的政治文明与野蛮，高下对比立现。
二是，推翻大清王朝后出现了许多小皇帝，即各路军阀群起，占山为王。用“党国体制”去“北伐”荡平，还是在宪法共识下达成最低限度的一致，哪种办法更好？评判标准如果是国民遭受的苦难越少越好，那就要依据宪法，让代表各个利益集团的政党，通过议会这个政治竞争平台不断“磨合”、“试错”及“和解”才能完成，但这是需要十几年、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事情，而且还要军队国家化这个保证条件。孙中山先生则希望通过政党率领国民进行“毕其功于一役”的革命，尽快让贫穷的中国进入世界先进国家行列。用心良苦，但也本能地反映了他的专制思想。正是有这种思想，孙中山先生对于苏联的“党国体制”特别崇拜，并希望以苏联共产党为样板来改造国民党，以便让国民党能够更好地胜任中国革命任务。“大家知道，俄国革命在中国之后，而成功却在中国之前，其奇功伟绩，真是世界革命史上前所未有。其所以能至此的缘故，实全由其首领列宁先生个人之奋斗，及条理与组织之完善。故其为人，由革命的观察点看起来，是一个革命之大成功者，是一个革命中的圣人，是一个革命中最好的模范。”⑺
在中国的比较政治中，美国是个合适的“对标”国家。美国13个独立州为了抗击英国的殖民地政策，能在一起打八年的独立战争。取得胜利后还能在1787年5月坐在一起整整四个月，制订出《联邦宪法》供各州遵守，这是大家尊重1776年7月《独立宣言》作为宪法精神的结果。当时在费城制宪时，13个州都是独立国家，各州派出七十多位代表，实际参会的只有55位，还有中途开溜的，最后坚持开完制宪会议的42位代表，还有3位代表没有在宪法上签字。“诚然，这部宪法是各方妥协的结果。制定这部宪法的人来自国家的四面八方，代表各种相互矛盾的利益—农民与商人银行家的对立，大州与小州的对立，南方与北方的对立，东部与西部的对立，奴隶主与反蓄奴者的对立……一方的到权力则必有一方失去。最终，会议代表们化解了某些分歧。宪法摈弃了民主政体中的多数统治原则，建立了共和的政府，在众议院采取多数统治原则，而在参议院保护少数人的权力，给予每州两个席位，不计州的大小与人口。最终，每州皆有所获，每州皆有所舍。”⑻ 美国的制宪者们清楚地知道，无论他们的设计工作多么明智，他们也仅仅是勾画出了美国未来的一纸蓝图而已，剩余大量地工作需要在政治实践中去完善。
在美国的共和革命一百三十多年后，中国推翻帝制后也出现了类似情况。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引发了全国各地的连锁响应：“从湖南、陕西、江西（10月22、23日）开始，时未逾月，全国便有13个省宣布独立，而策动独立的主要份子往往不是革命党，而是各该省内，由立宪（保皇）派党所掌握的民意机构—咨议局。”⑼ 虽然中国革命没有《独立宣言》这样彰显宪法精神的旗帜，但中国有孙中山发起的“三民主义”理论，它同样引领着政治从君权向民权过渡的大方向，“驱逐鞑虏、建立民国”深得人心，既因为清王朝早已腐朽，也因为当时世界民主政治已成大趋势。
与55岁的华盛顿，当年被弗州议会从家里拉出来，要他率领弗州代表团到费城出席大陆制宪大会相比，45岁的孙中山，是革命党高层中唯一汉英双语皆通的人才，在日本、英国、美国和法国居住多时，与各国政要多有交往，并仔细研究过西方列强的宪政体系。“江北北伐军司令正长徐宝山于电中称：‘我大总统素富政治思想，一旦为民国代表，从此河山再造，日月重光，我中华民国将为第二之美利坚，我大总统实为第二之华盛顿。’”⑽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先生在南京召开的全国17省代表参加的“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选举会”（每省一票）中，以16票的绝对多数，当选了“中华民国”的第一任“临时大总统”。但在1912年至2月14日为争取袁世凯赞成共和，他宣布辞去临时大总统一职，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孙先生任临时大总统的时间太短，无法利用自己的政治资源，集中精力组织和完成制宪，而只能完成《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的制定，从而确定了南京临时政府的总统、参议院和政府内阁各部的政府组织架构。尽管当时客观原因是袁世凯作为清朝的护卫者，握有军队并虎视眈眈于南京政府，结果让中国民主政治出现了历史上第一大拐点。
由于这个民主政治的历史拐点，直接导致孙先生思想的继承人–蒋介石，在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后，尽管其领袖的人气爆棚，尽管有美苏首脑的鼎力撮合，但也无法完成训政到宪政的交接，又让中国的民主政治出现了第二大历史拐点。随着三百多万军民在随后四年的国共内战中死于非命，自己也被赶到了台湾孤岛，直到五十多年后的2000年，作为反对党领袖的陈水扁上台，才真正完成了中国不到千分之四国土面积的宪政交班。这中间的苦涩和苦难，值得我们深深体会。
⑴【美】迈克尔.罗斯金《国家的常识》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3年6月第一版 第65页。
⑵ 邹谠《二十世纪中国政治 从宏观历史与微观行动角度看》牛津大学出版社 1994年第一版，第4页。
⑶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中山研究室 合编《孙中山全集 第九卷 1924.1—1924.3》中华书局 1981年8月第一版，第96-97页。
⑷《国家的常识》第21页。
⑸《国家的常识》 第24页。
⑹印维廉 编辑《世界政党史》中央图书局，1927年6月第一版，第8页。
⑺ 《孙中山全集 第九卷 1924.1—1924.3》第136页。
⑻【美】哈洛.费尔斯.昂格尔《华盛顿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7年3月第一版 第46页。
⑼唐德刚《从晚清到民国》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5年6月北京第一版，第384页。
⑽李金强、赵立彬、谷小水《中华民国专题史（第一卷） 从帝制到共和：中华民国的创立》第2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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