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品谈读书群2020年12月27日 匆匆行者第十七次作业）
本次《国家的常识：政权.地理.文化》第十九章的作业的第三篇，将结束探讨第一篇提出的设问，即陈独秀建党动机及背景是什么？为什么不直接加入国民党，而要另外组建共产党？
第一篇作业介绍了陈独秀建党过程，结论中国人自己组建的中共，共产国际给予了重要的智力和财力的支持；第二篇作业介绍了陈独秀17岁，即1897年去南京参加科考，虽举人考试落榜，但却接触到康梁派的《时务报》，特别是“主编梁启超在上面发表的变法维新文章，宣传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的变法思想”；⑴ 1897年至1910年10月在杭州求是书院学习，又结识了《励学译丛》的编辑。“该报以‘采东西政治、格致诸学、创译本以饷天下’为办报方针，分期译载新学图书，介绍给中国的思想界。”⑵ 陈独秀在老家安庆设点售卖该报纸，也通过该报的关系打通了去日本留学的渠道。在1901年10月去日本东京自费留学时期，又结识了《译书汇编》杂志的编辑，该杂志“以编译欧美政法名著、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为主，同时普及天文、地理、物理、化学等自然知识，设有社说、论说、学术、研究资料等栏，很受留学生和国内先进分子的欢迎。”⑶ 以上陈独秀的游学经历可知，他的思想启蒙与这三份宣传先进思想的报纸和杂志有直接的关系。报纸杂志面向社会公众，特别是社会知识精英，也会发表他们的不同政治观点，并引发各路知识精英登报辩论。所以，陈独秀从启蒙开始就习惯于比较正反两方面的论争，也早就习惯于坚持自己的理念。也正是这段时间中国的义和团运动风起云涌，1900年8月八国联军打入北京，迫使清政府签署《辛丑条约》，为各国派驻军队守卫使馆及北京至山海关的铁路沿线找到了借口，也让年轻的陈独秀开始反思中国为何变得如此衰弱？
1911年5月醇亲王组织的“皇族内阁”成了清朝倒台的推手：“ 十三个任命者中有五个是皇亲国戚，以此强化他的反汉政策。这个内阁中，有八个满人和一个蒙古旗人，但只有四个汉人。当省咨议局反对这个皇族内阁时，朝廷尖锐地提醒他们，皇帝对委任权控制是在“宪法大纲”中列明的。汉人越来越确信，在满族的统治下，真正的立宪是不可能的。”⑷ 从此，连“立宪派”的多数也倒向了革命派一边。以前立宪派占多数，属于社会的稳定力量，但现在革命派的力量明显壮大了。
我前一篇作业介绍的，由于大清王朝的内部和外部条件继续发生着变化，这些变化都在侵袭着大清王朝的政权基础的稳定：从国家层面看，由义和团事件引发的西方列强八国联军强迫清政权签署《辛丑条约》后，清王朝的赔偿4.5亿两白银，分39年偿清，年息4%。导致清王朝手中的财富越来越少，其异族统治的弊端，由于缺乏资金予以弥补，最后“驱除鞑虏”成为全国被统治阶级的普遍共识；在社会层面，允许保卫租界的外国军队、传教士、自然科学老师和外国资本进入中国且受国家保护，对中国社会的科举制度和国内企业带来重大冲击；在个人层面，去国外的留学生日益增多，特别是日本，据唐德刚的《中国革命简史-从孙中山到毛泽东》介绍，1902年由中国去日本的留学生才有1万人，到了1904年就增加到了四万留学生。他们在日本接触各种思潮，包括无政府主义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等。陈独秀在东京留学也是一样，虽然与邹容等几个学生因反对清朝监督留日学生的学督而被日本政府强行遣送回国，却立即投入国内反对《辛丑条约》的活动中。1903年5月，陈独秀回到安庆散发活动传单《知启》来响应上海总体反对运动：“呜呼！事迫矣！势亟矣！若我国人心稍弱，俄约一经许允，则东西各国执利益均沾之说，并起而图，德索山东，法占两粤，日据闽浙，英取长江，我最可爱、我最可敬爱、最可有为的中国，岂不胥沦于异域，而尚有尺寸干净土矣！”⑸ 陈独秀此时已经是一位爱国反清的知名人士了。但陈独秀敢于和全国“排满”主流民意唱对台戏，他认为清朝皇帝也是中国人，所以清朝灭明朝并不是亡国，现在非亡国而是衰亡，其主要原因是国民性不好所导致的，“不是皇帝不好，也不是做官的不好，也不是兵不强，也不是财力不足，也不是外国欺负中国，也不是土匪作乱，以我看来，凡是已过的兴亡，都是随着国民性质好歹转移。我们中国人，天生的有几种不好的性质，便是亡国的原因了。”⑹ 陈独秀所说的国民性质不好是指：“一、只知道有家，不知道有国。”二是“只知道听天命，不知道尽人力。”所以，陈独秀一生革命始终不忘反帝。而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所以不彻底，总是失败，就是因为对帝国主义总是抱有幻想，总想依靠帝国主义来反清反北洋军阀。但陈独秀的思想也与当时的现实环境相比曲高和寡，所以不为世俗所理解。按当时的国家形势分析，“革命排满”不仅比保皇派的“君主立宪”，而且比陈独秀的“国民启蒙”更能吸引大多数汉族知识精英。“这大概是陈独秀为什么参加革命较早，而在以后的辛亥革命高潮中却少有作为，以及与同盟会元老们关系密切，却始终不参加同盟会及以后的国民党（第一次国共合作前的国民党）的重要原因吧！”⑺
1911年的辛亥革命断了君主立宪的后路，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就只有“共和国”这一条路了，而这条路对于中国这个几千年的皇权专制国家是何其艰难：“孙中山激进而充满矛盾的宪制方案最终也无法在中国实现，因为混乱的中国没有提供这方面的条件。由于普通民众的冷漠，共和革命也并未带来预想的那种结果。相反，革命对旧秩序的冲击犹如打开了潘多拉盒子，大大小小的坏东西都从盒子里跑了出来。靠枪杆子起家的那些武夫们已把宪法作了他们练习射击的靶子，所谓的共和国被他们挑在杀人的刺刀上。这意味着中国的一个比满清王朝更坏的黑暗时代的到来，武夫干政宣告了还没有来得及发育成长的宪制在中国过早地夭折。在这无尽的黑暗年代，一帮青年知识分子鼓起勇气，希望把宪制从牺牲的十字架上救赎下来，带进一种新的思想境界中，这便是‘五四运动’的意义。”⑻共和之后，中国向何处去？1917年11月俄国十月革命给中国人提供了新理论和新实践的启示，也使陈独秀由早期的崇尚法国扥欧洲文明转向俄罗斯发生的革命，虽然此时他对俄罗斯十月革命只是泛泛而谈，对社会主义的理解还不深刻，但到了“1918年3月，陈独秀更加确信：‘二十世纪俄罗斯之共和，前途远大，其影响于人类之幸福与文明，将在十八世纪法兰西革命之上，未可以目前政像薄之。’” ⑼进而，陈独秀在1920年10月进一步撰文指出：“由封建而共和，由共和而社会主义，这是社会进化一个的轨道，中国也难以独异的。” ⑽ 自此，陈独秀由一个反帝爱国的知识分子，开始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
沈云龙的《民国史事与人物》对陈独秀的建党前后的思想转变作了概括性总结：“陈独秀于民国四年（1915）9月独立创办《青年杂志》，到翌年9月，改名《新青年》。……..。但北洋政府顽固势力视之为洪水猛兽，极力阻斥，终于被迫辞去北大教职，且一度被捕，坐牢八十二天才释放，离开北京。陈在民国八年1月，曾发表《新青年罪案至答辩书》一文，内称《新青年》同人所拥戴者，不过德（Demacracy 民主）、赛（Science 科学）二先生，不幸竟开罪于人，但‘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理论、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文学。’（载《新青年》第6卷第1号）。可见其思想言论主旨所在。但由于不见容于当时的政治环境，遂使其走上更偏激的一途，那就是适值苏俄革命成功，无产阶级专政，世界革命那一套新奇理论，顿使陈独秀、李大钊为之向往。觉得如果中国革命全盘照抄俄共的方法，再加上苏俄有力的支援，也未尝不可以马到成功。再加上他们在鼓吹新文化运动方面，业已掀起全国青年们追求理想的热情，如果加以运用组织，未始不可以成为一股新生力量，于是他们就很快的志同道合搭上苏俄路线，受‘第三国际’指挥，而有‘社会主义研究会’、‘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CY）之出现，最后蜕变而为民国十年（1921）7月中国共产党（CP）之成立。其实，陈、李对于马列主义，究竟能了解多少，是颇成问题的。
平情而论，创组中共的陈、李仍不免带有书生论证的士大夫传统结习，不似后来中共国际派以及毛泽东之具有浓厚的革命气质。中国历史上无论为王为寇，惟有充满流氓气质的人，才能宰制一切。士大夫与流氓结合，随时都有被一脚踢开或白送性命的危险。陈、李他们最初对于世界革命及世界共产主义，大抵存在一种天真的幻想，以为是救中国的惟一灵药。他们不免病急乱投医，而未深加考虑是否与中国国情相结合。他们过分相信马列主义理论上所构成的美丽图案，遂甘愿为‘伸出伟大援助之手’的俄共效其前驱。” ⑾
将中国的辛亥革命与俄国的“十月革命”进行比较是件有意思的事：俄国在同日本争夺朝鲜及中国东北利益的“日俄战争”（1904~1905）失败，并签订了《朴茨茅斯和约》。尽管抵制了日本战争赔款的要求，却无法保留原来在朝鲜和中国东北的利益，加上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协约国，国家财富不能用于民生，导致沙皇尼古拉二世政权的“专制教皇制”（即君主对教会及国家的绝对控制）垮台：“到了1917年的时候，局势令人绝望。那年的3月，一群民主温和派夺去了权力，并废黜了沙皇。类似于西方的自由派，临时政府的人们希望使俄国实现现代化和民主化。西方列强，包括美国在内，对他们表示欢迎，认为他们将会召集俄罗斯人重新继续战争。到7月的时候，由亚历山大.克伦斯基（Alexander Kerensky）领导的临时政府试图留在战争中，而这就是临时政府瓦解的原因。如果克伦斯基背叛西方盟国，并与德国单独达成和平的话，温和派就可能保持权力。
与此同时，德国总参谋部正在寻找俄国退出战争的办法，认为送列宁去制造混乱可能是更聪明的办法。1917年4月，列宁和他的同事乘上著名的‘封闭的列车’穿越德国、瑞士和芬兰到达彼得格勒，在‘一战’中它被称为圣彼得堡（其发音太德语了），这样布尔什维克的细菌就不会传染给德国，因为在德国，革命的不满也在增加。如果没有德国人的帮助和资助，列宁可能永远也不会回到俄国。
在彼得格勒的芬兰站，列宁喊出了激动人心的口号：‘面包、土地、和平’。这些口号是分别说给工人、农民和士兵听的。列宁很快就看到了一种‘二元权威’正试图统治俄国。临时政府控制着军队和外交政策。但是在最重要的城市彼得格勒，由工人、士兵、水手和革命者组成的委员会（俄语的‘苏维埃’）管理着一切。很快，这些委员会就出现在俄国的许多城市。这些苏维埃的组成是混合的，布尔什维克是一支规模不大的少数派。列宁奉行一种双重策略：使苏维埃成为唯一有效的统治权力，并使布尔什维克成为苏维埃中的支配力量。对此，列宁的口号是：‘一切权力属于苏维埃。’”⑿
与辛亥革命不一样的是，列宁首次将政党打造成一个有严密纪律的职业革命家政党，并且有马克思主义作为思想指导，在1918年通过“十月革命”推翻领事政府，武装夺取全国政权。孙中山首次通过建立“黄埔军校”，将军队打造成了政党所属的军队。但在1914年6月“讨袁”失败后，在日本将国民党改组为中华革命党，要求党员入党时按指印，宣誓服从作为领袖的自己时，黄兴认为与自己的政治理想不合，拒绝加入并与孙中山分手。中国的领袖们又进了一步，不但政党是有严格自律要求的政党，军队一切听从党指挥，而且将党的组织深入到社会组织的末端，如农村生产小队、工人车间班组和军队的班级，使得中央集权进一步完善，这都是后话了。
（1）、唐宝林《陈独秀全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7月第一版，第20页。
（2）、唐宝林《陈独秀全传》第24页。
（3）、唐宝林《陈独秀全传》第26页。
（4）、徐中约《中国近代史 1600~2000 中国的奋斗》第312页。
（5）、唐宝林《陈独秀全传》第35页。
（6）、唐宝林《陈独秀全传》第54页。
（7）、唐宝林《陈独秀全传》第57页。
（8）、王人博《中国的近代性 1840─1919》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6月第一版，第205页。
（9）、李颖《陈独秀与共产国际》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9月第一版，第21页。
（10）、李颖《陈独秀与共产国际》，第77页。
（11）、沈云龙《民国史事与人物》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3年4月第一版，第136~137页。
（12）、【美】迈克尔.罗斯金《国家的常识 政权.地理.文化》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3年6月第一版，第3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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