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国家的常识》,认识共产国际对中共的影响(二)

(古今品谈读书群2020年12月25日 匆匆行者第十七次作业)

《国家的常识:政权.地理.文化》第十九章的作业的第二篇,我通过阅读相关的三本书,了解到中国共产党是国人自己组建的,但共产国际的智力和财力支持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我们还应进一步追问:为什么陈独秀当时要成立中国共产党,而不是直接加入国民党?其建党的背景及动机是什么?

 1894年7月开始的中日甲午战争,以大清王朝被迫签署《马关条约》而结束,中国进入政治动荡的年代:台湾、澎湖列岛、辽东半岛被割让,招来了列强争相将整个中国分割为自己的租借地和势力范围;日本臣民可在中国开设工厂,外国资本纷纷进入中国,使得中国的民族工业受到了进一步的打压;向日本赔白银二亿两,既让中国损失了宝贵财富,也让日本有了与俄国对抗的本钱;承认朝鲜独立,不再向中国朝贡,表明中国引以为傲的朝贡从此消失。为此,大清王朝的君主专制受到普遍的质疑,尽管时任户部尚书的翁同龢在朝廷上呼吁“不改革就无以为继”,两广总督的张之洞在地方上主张“中体西用”。“两人都提倡以‘中体西用’的方式,进行一场以有限政府改组为基础的保守改革

1868年日本开始“明治维新”,明治天皇信心十足地公告天下“广开会议,万事决于公议”,强化了日本人的国家认同感和一体命运感。与日本的“万世一系”政权体制不同,由于清王朝是异族统治,“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共同的心态,所以清朝上层能够治国理政的人才越来越少,更不用说治国理念的创新了。李鸿章被日本指定,代表清朝去日本签署《马关条约》的时候,“当李鸿章和伊藤博文在马关会议彼此应酬的闲谈中,李氏说:‘贵大臣之所为,皆系本大臣之所愿为;然使易地而处,即知我之为难,有不可胜言者。’ 伊藤博文答说要使本大臣在贵国,恐不能服官也。这虽是应酬的话,却是实情。”⑵ “梁启超著《李鸿章》传云:西极有论者日:日本非与中国战,实与李鸿章一人战耳。”⑶

1895年5月2日,康有为联络在北京的18省603名应试举人,签名上书,提出拒签和约,迁都抗战,变法图强等三大主张,以及设立学堂,开设报馆等改革教育制度的意见。1897年“陈独秀参加乡试,结果名落孙山,没有考中举人,但他不仅不感到懊丧,反觉‘意外有益’。从此,他与科举彻底决裂,决不再进‘矮屋’应试。他回到安庆以后,对‘当时反康梁派的言论’的顽固派,‘愤不能平,恒于广座为康先生辩护,乡里瞀儒’,以此指斥陈独秀等‘为康党,为孔教罪人,侧目而远之’。陈独秀开始涉足于政治活动了。”

陈独秀从政是思考康梁的“戊戌变法”的结果,而康梁的变法又是清朝政权腐败的现实反映,清朝政权的腐败又是源于满族的皇权专制,皇权专制又是依靠严刑峻法支撑的:“清律中关于思想文字的犯罪,与明律相比,一是增加了条例。如‘造妖书妖言’条,明律无条例,清律有条例3条。二是增加罪名。如谋反大逆条,增加‘倡立邪教、编造邪说’罪;‘造妖书妖言’条中,增加‘妄布邪言’罪等。三是加重刑罚。‘倡立邪教’、‘编造邪说’罪,均比照反逆定罪。‘妄布邪言’条例规定,‘为首者,斩立决;为从者,皆斩监候’。‘市卖一应淫词小说’条例规定,不但要‘严禁’,而且要‘务擦板书,尽行销毁。有仍行造作刻印者,系官革职;军民杖一百,流三千里;市卖者,杖一百,徒三年。买看者一百’”。⑸ 中国两千多年君主专制下的严刑酷法,塑造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又反过来巩固了君主专制的“大一统”。统治者可以通过严刑酷法压制反抗,也可以通过灌输儒教让奴才们盼望有个好皇帝,但统治者无法阻止中国周边环境的变化,特别是“西学东进”的知识传播,包括资本、宗教、西医、自然科学以及社会改造思想等,随着西方列强踹开中国大门之后纷纷进入中国,迫使中国清朝的统治者做出回应:“太后的改革计划本质上是一场没有什么内容、也不准备实行的喧闹表演。它只做出了三项具体的改进,也就是:①废除了科举考试;②建立了现代学校;③派送学生出国。”⑹ 尽管大清王朝精心选择的这三项改革,无论当时还是现在,看起来都是唯一可操作的,但这三项改革都加速了大清王朝的灭亡:废除科举,让希望通过科举之途获取功名利禄的“范进”们感到无所适从,开始对朝廷不满;现代学校为引进人文科学打开了方便之门;留学生亲身体验了西方的文明,不仅对西方国家的各种思潮,如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实用主义、无政府主义以及科学与民主理念印象深刻,也对祖国传统文化中的弊病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所以,由这些留学生引发的一场“启蒙与救国”的新文化运动,由此给大清王朝的社会基础带来了震荡:“最杰出的归国留学生代表有:从法国归国的陈独秀和蔡元培;从日本归国的郭沫若和鲁迅(周树人);从美国归国的胡适和蒋梦麟。陈、蔡、胡很快成为这场思想革命的精神领袖。”⑺ 反观那时清朝廷主管教育的机构:“学部是由旧式文人组成的。这些文人从未出过国,并且不清楚西方高效率的科学知识。在拜访学部之时,署理大臣是一个保守的满族人。他似乎非常确定中国人知道自己需要什么,并能够从容获得。满族并不是一个有文化传统的民族。在莎士比亚时期,他们还在阿富汗地区。他们很少有人出国留洋,由这些满族人来引导中国的新式教育,犹如4世纪时让哥特人管理雅典学校。”⑻

1898年9月的“百日维新”失败,戊戌六君子被杀,康梁等人外逃,让中国的革命派确信:“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才是方向。

1900年春天,由帝国主义侵略激起的山东、河北地区农民反洋教的义和团运动,由于被清政府利用,很快就席卷平津等城市,东北的义和团也向沈阳发展,给帝国主义各国以沉重的打击。英、法、美、俄、日、意、奥、德遂组成“八国联军”入侵,对清政府宣战,8月中旬攻进北京,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并在1901年9月7日逼使清政府订立了《辛丑条约》,赔偿白银9.82亿两,划定由各国派兵保守的使馆区,北京至山海关铁路沿线12个地方驻扎各国军队。参加八国联军的俄国沙皇军队,还开始了“突击中俄边境,血洗海兰泡,在江东六十四屯大屠杀并火烧瑷珲城,继而兵占海拉尔、珲春及哈尔滨、营口、沈阳,屠杀东北人民二十多万,制造了一个个骇人听闻的惨案。”⑼ 1904年陈独秀用“三爱”的笔名在《安徽俗话报》第5期发表一篇题为《说国家》的文章,标志着他已开始探索中国衰败的原因:“我生长二十多岁,才知道有个国家,才知道国家乃是全国人的大家,才知道人人有应当尽力于这个大家的大义。我从前只知道,一身快乐,一家荣耀,国家大事与我无干。那晓得全树将枯,岂可一枝独活;全巢将覆,焉能一卵独完。自古道国亡家破,四宇相连。若是大家坏了,我一身也就不能快乐了,一家也就不能荣耀了。我越思越想,悲从中来。我们何以不如外国,要被外国欺负,此中必有缘故。我便去到各国,查看一番。”⑽ 陈独秀17岁时,在老家安庆通过院试考取了秀才,到了1897年8月到南京参加乡试,虽然落榜,但却看到了康梁维新派的报纸《时务报》,结识了几名维新派人士:“谈康先生及其梁任公之文章,始恍然于域外之政教学术,灿然可观,茅塞顿开,觉昨非而今是。”⑾ 从1897年8月陈独秀从南京乡试落榜起,至1901年10月自费去日本留学止,这段时间陈独秀曾入学杭州求是书院,学习最初的新式教育,包括英文和法文,并结识了在苏州创刊的《励学译编》杂志编辑,该报的宗旨为“采东西政治、格致诸学,创译本以饷天下”分期载译新学图书,介绍给中国的思想界。陈独秀在安庆设点售卖该杂志,也受到了西学的吸引。当陈独秀去日本留学后,又利用《励学译编》的关系认识了《译书汇编》同为江苏人的编辑,该杂志“以编译欧美政法名著、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为主,同是普及天文、地理、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常识,设有社说、论说、学术‘研究资料等栏,很受留学生和国内先进分子的欢迎。”……。

安庆的陈独秀、苏州《励学译编》、东京《译书汇编》之间的这种关系,提供了考察陈独秀这几年的行踪,所受的教育和思想的线索,并足以否定多数学者所定的这一时期陈独秀在杭州求是书院接受西学的说法,实际情况是陈独秀是自学成才的典型。包括他后来留学日本期间。由于大战和大地震等原因,陈独秀五次留学日本,都没有留下系统的资料,学什么科目,成绩如何等等,经过中日学者几十年的查考,都不清楚。但有一点是清楚的,他进某一日本学校,都是象征性的,除了学一点日、英、法等外文外,主要是找原著或日人译介的西文社会科学图书,进行自学,不为学校的规定所拘束。这是他从小养成的性格,追求独立自由发展的精神表现,他是自学成才的典型,与鲁迅、胡适等人的成才之路不同。这也是与他留学的目的是寻找救国的方案而不是学一门专业的思想一致的。”⑿ 陈独秀在日本留学时的思想发展,以反帝爱国为主线的,并没有跟随康梁保皇派走上层路线,也没有等他由维新转为革命,就在1903年3月31日与清政府派遣监督湖北留日学生的姚文甫的斗争中,与邹容等人一起被强行遣送回国。但这段日本留学的经历,却让陈独秀终身受益匪浅。

注释:

  1. 、徐中约《中国近代史 1600~2000 中国的奋斗》世界图书出版社2013年8月第二版,第363页。
  2. 、李剑农 《中国近百年政治史》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8年2月第一版,第116页。
  3. 、王芸生《六十年来 中国与日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7月第一版,第11页。
  4. 、任建树《陈独秀传─从秀才到总书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9月第一版 第39页。
  5. 、上海大学法学院、上海市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大清律例》天津古籍出版社1993年12月第一版,序言《论大清律例》第7~8页。
  6. 、徐中约《中国近代史 1600~2000 中国的奋斗》第307页。
  7. 、徐中约《中国近代史 1600~2000 中国的奋斗》第373页。
  8. 、【美】E.A.罗斯《1920 世纪之交的中国》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6月第一版,第333~334页。
  9. 、陈利明《陈独秀传》团结出版社2013年11月第一版,第15页。
  10. 、唐宝林《陈独秀全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7月第一版,第29页。
  11. 、唐宝林《陈独秀全传》第20页。
  12. 、唐宝林《陈独秀全传》第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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