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品谈读书群2020年12月13日 匆匆行者第十七次作业）
《国家的常识：政权.地理.文化》第十九章的作业第一篇，我要了解共产国际与中国陈独秀建党之间的关系。之所以选择这个主题是因为我的朋友说过，陈独秀是在共产国际指挥之下，建立中国共产党的。我对此有疑问，正好利用本节读书机会来做个解答。
在百度输入“陈独秀”词条，相关资料如下：“1920年5月，陈独秀在上海发起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该会同3月李大钊主持成立的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一起，从上海、北京分别向各地辐射，先后同湖北、湖南、浙江、山东、广东、天津和海外一批受过五四运动影响的先进分子建立联系，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同年6月，陈独秀同李汉俊、俞秀松等人开会商议，决定成立党组织，起草了党的纲领草案十条，其中包括运用劳工专政、生产合作等手段达到社会革命的目的。关于党的名称，陈独秀征求李大钊的意见。李大钊主张定名为“共产党”，陈独秀表示同意。”
从上述百度对陈独秀的建党过程叙述，不难看出，陈独秀并不是在共产国际代表指挥下建党的，因为他们自己起草了党纲。但这还不足以完全证明网上的一家之言，我还需要找更多的资料来论证。
陈利明的《陈独秀传》介绍了陈独秀的建党过程，并提到共产国际与陈的关系：1920年“5月，陈独秀在上海秘密发起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作为成立共产党组织的先期阵地，以便联络同志，传播思想。由陈负责，参加者有李达、李汉俊、陈望道、邵力子、沈雁冰等知识青年社会才俊。……。
‘南陈北李，相约建党’陈独秀在上海继建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后，着手建立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时，第一个积极做出响应的是北京的李大钊，而穿梭于京沪之间做联络工作的便是‘特殊学生’张国焘。……。
在陈独秀那里住了一个来月，张国焘发觉，‘约在8月20日的一个晚上，我从外面回到陈家，听见陈先生在楼上书房里和一位外国客人及一位带着山东口音的中国人谈话。他们大概在我入睡后才离去，后来才知道就是维经斯基和扬明斋，这是我在陈先生家里发现他们唯一的一次聚谈。第二天，陈先生很高兴的告诉我，共产国际有一位代表来了，已经和他接上了头，未来的中国共产党将来会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陈先生并未告诉我他们的谈话的详情，也没有说明他们之间曾接过几次头，这大概是由于他们相约保守秘密的缘故。’……。
话说陈独秀与张国焘见面之前的1920年初夏，江南草长库柳暗花明。一天，陈独秀在东亚图书馆汪孟邹安排的寓所里，正在给李大钊写信商讨有关建党的事，突然妻子高君曼报道：“仲甫，有一男一女两位俄国人和一个中国人，说是从北京特地来拜访你的，见不见？陈独秀听了心头一愣。他从未与俄国人有过什么交往，哪来的俄国客人？他们的来意是什么？陈独秀手一挥，对妻子高君曼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请他们进来。3位客人一走进门，哪位个子高、鼻梁挺、卷头发的俄国男人，忙递给陈独秀一封信。陈独秀凭那信封上刚劲有力而熟悉的笔迹，就判定是李大钊的亲笔信。他拆开一看，果然是李大钊的引荐信，顿时，眉开眼笑，热情地说到：‘欢迎！欢迎!’忙叫夫人沏茶，招待来的俄国客人。来人是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派来的代表维经斯基（化名吴廷康）及其夫人库茨涅左娃和翻译扬明斋。杨明斋是山东省平度县人，早年赴俄做工，并参加工人运动，十月革命后加入俄共。杨明斋向陈独秀介绍说：‘维经斯基一行在北京访问，通过在北大任教的两位俄国教授，结识了李大钊先生，经过多次恳切交谈，他们表示要帮助中国建立共产党。所以，维经斯基的秘书马迈耶夫及其夫人萨林雅诺娃留在北京，协助李大钊先生在北方建党，今又介绍维经斯基及其夫人来上海访问陈先生了解上海建党的情况。’[见张申府，《建党初期的一些情况》，1979年9月17日，《‘一大’前后》（二）] 陈独秀高兴地说：‘我同李大钊早已相约，南北方联手共建中国共产党，你们来访正是求之不得。’维经斯基若有所思地说：‘希望陈先生尽快着手在南方建党。’陈独秀这次同维经斯基见面，加快了在上海及至南方建党的步伐。接着，他又介绍维经斯基会见戴季陶、李汉俊、沈玄庐、李达、陈望道、俞秀松等，还举行多场座谈会，了解中国情况和十月革命后的俄国情况，商讨发起建立共产党事宜。那时，这批思想激进活跃的知识分子，大都住在法租界，一有人招呼，便聚集在一起交谈，讨论如何尽快组建共产党的问题。
陈独秀、李大钊两位历史巨人，一南一北，相继组织成立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实际上已成了共产党发起组织的前身。到了六月中旬，陈独秀、俞秀松、李汉俊、施存统、陈公培5人开会，正式筹备成立共产党，选举陈独秀为书记，并起草党纲十余条，提出‘用劳农专政和生产合作为革命手段。’
8月的一天，酷暑炎夏，天气闷热，陈独秀渔阳里的寓所门窗却紧闭着，这里正在举行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成立会议。参加者有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陈望道、俞秀松、施存统（当时在日本）、杨明斋和李达8人，一致推选陈独秀担任书记。由于他的声望，决定由他函约各地社会主义份子组织支部。这次会议，共产国际吴廷康（维经斯基）也参加了，表示赞同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成立。
上海发起组成立后，陈独秀约李大钊在北京组织；通过国民党山东省议会秘书长、曾经发行《新青年》的王乐平，约常去购阅《新青年》的王尽美和邓恩铭在济南组织；约毛泽东在长沙组织；武汉组织除陈独秀派刘伯承去找包惠僧协助外，李汉俊也去做了工作。这样，上海的组织事实上成立了一个总部，各地组织为支部。组织名称开始叫‘社会党’，陈独秀致函李大钊和张申府，询问叫社会党，还是叫共产党？李、张商量后明确回答：‘共产国际的意思是‘就叫共产党’。‘好！就叫共产党，旗帜鲜明，中国要走俄国革命的道路！’陈独秀接到李大钊复信后，高兴地说。
中共上海发起组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宣言》，规定了共产主义者的理想是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消灭阶级。《中国共产党宣言》可以说是筹建中国共产党的纲领，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份重要历史文献。” ⑴ 陈利明先生曾任报社记者、编辑、文艺副刊部主任，株洲市委党史办主任、市文联专职副主席、湖南党史人物研究会理事、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传记文学学会会员、中国传记纪实作家学会会员，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会员、中国国际名人协会理事，世界华人文化名人协会理事，世界华人文化名人协会副会长。他写《陈独秀传》的目的是为了给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投降主义、托陈取消派”翻案。他在本书中介绍说：陈独秀筹建中国共产党是有所准备和铺垫的，其党纲和党的领导人都是中国人自己决定的，但共产国际总部指导了中国共产党的筹建也是不争的事实。只是随后共产国际的大员乱下指导棋，引起中共领袖们不满之后，陈独秀成了替罪羊，这是另外一个话题。
李功勤的《百年风云─中华民国的革命、迁徙与重建》从另外的角度叙述了陈独秀等人的建党经过：“1920年，苏联派遣东方部书记吴廷康（维经斯基）至中国策动并筹组共产党。吴廷康到北京拜访了北大政治系主任李大钊，由于当时北京政府严格限制过激派的行动，李大钊遂介绍吴廷康去上海拜访正在上海主办《新青年》的陈独秀。陈独秀在会晤吴廷康之后，与戴传贤、邵力子、谭平山等人于1920年5月1日在上海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8、9月间，陈独秀、李汉俊、沈定一、李达、俞秀松、施存统、戴传贤（旋即退出）等7人于上海创立了中共临时中央，推陈独秀为书记。同时在北京、上海、武汉、山东、广州、长沙设立了6个支部，而国外重点则在法国，原因是受李石曾等创办[留法勤工俭学]的影响，约有2000名中国留学生分别于1919、1920年间前往法国。当时如李立山、邓小平与周恩来、任卓宣等于1920年10月在巴黎成立[中国少年共产团]，并派人前往莫斯科争取经费，后奉共产国际之命，改为[中国共产党旅法支部]。另朱德等留德中国学生，亦有类似的活动。”⑵ 李功勤现任教于世新大学通识教育中心。曾任国家考试命题委员，教育部高级中学历史科教科用书审定委员，并获得世新大学教学特等奖、教学绩优奖。作者足迹遍及中国大陆都市与乡村，包括东北、内蒙、西藏以及新疆等地，对大陆改革开放后的发展有深入研究。他在本书记述的中共筹建过程与大陆陈利明写的基本一致，但他有一句话：“苏联派遣东方部书记吴廷康（维经斯基）至中国策动并筹组共产党”，其“筹组”用词不准确，因为吴廷康并没有指挥中国人筹组中共。
杨奎松通过挖掘史料，深入研究了共产国际给予中共以资金支持的情况，写出了《读史求实 中国现代史读史札记》：“综合指派维经斯基来华的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部1920年8月17日、9月30日、10月23日的电报，共产国际派驻远东的代表舒来亚茨基1921年1月21日给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科别茨基的信，远东书记处主席团与中国支部1921年7月20日的联席会议记录，以及先前在《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一书中所发表的维经斯基1920年8月7日给西伯利亚局远东民族部的信，加上该部1920年12月21日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等文件，可以了解到以下情况：
- 维经斯基这一阶段是受西伯利亚局远东民族部指派前往中国开展工作，其相关的活动经费亦由东方民族部提供。而东方民族部为了筹措经费，曾派遣特使带上价值10万美元的钻石到上海去卖，并不止一次地托人带钱或汇款给维经斯基，已知其中一次带去的确切的经费数目为2万美元。
- 维经斯基利用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部提供的活动经费，在中国上海成功地开展了工作。其报告的工作成果是：‘在上海成立了革命局，由5人组成（4名中国人和我），下设三个部，即出版部、宣传报道部和组织部’。‘出版部现在有自己的印刷厂，印刷一些小册子。’并将出版《劳动界》周报。‘宣传报道部成立了华俄通讯社，现在为中国31家报纸提供消息’，并在北京成立了分社。‘组织部忙于在学生中间做宣传工作，并派遣他们去同工人和士兵建立联系。’同时还将召开有10个当地工会和行会代表参加会议，以便成立劳动组合书记部。
- 随着共产国际成立远东书记处，中国工作全部归远东书记处领导，维经斯基因此于1920年12月离开上海并返回了俄国，不仅工人学校停办，‘中国共产主义组织经费一度支拙，今年（指1921年）1月份后半个月，工作出现停滞。为使之重新启动并得以改善，我（指共产国际全权代表舒米亚茨基─引者注）不得不采取大胆的办法，举措贷款和使用其他手段，这才挽回了局面，报纸和出版工作才得以维持下来（如布哈林和晋里奥勃拉任斯基的《共产主义ABC》用中文印行了两万册）’。
- 维经斯基改归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领导后，‘带着文件和今后工作的经费’曾计划重返中国，因‘遇到麻烦’而未能达到目的，这种情况又一度使‘我们在中国的工作稍微有些停顿。’
目前有关中共1920年开始建党后得到苏俄援助的资料还是零星的。比如，我们可以从一些研究成果中看到这样的说法，即1920年夏，上海中共组织发起后，‘每月接受宣传费一千元，干部等亦每月接受三十元报酬’。1921年中共‘一大’召开前，各地代表每人都收到了作为旅费的100元汇款。所能见到最早的较为具体的中共取得共产国际经费援助数目的资料，仍旧是1922年6月30日陈独秀以中共中央执委会的名义，给共产国际的报告。报告中明确提到：‘党费，自一九二一年十月起至一九二二年六月止，由中央机关支出一万七千六百五十六元，收入计国际协款一万六千六百五十五元，自行募捐一千元。用途：各地方劳动运动约一万元，整顿印刷所一千六百元，印刷品三千元，劳动大会一千余元，其他约二千余元。’他同时函询维经斯基称：‘今后国际协款究竟如何，也请示知，以便早日设定计画。’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中共‘一大’召开于1921年7月，而陈独秀是1921年9月前后由广州回到上海，担任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的中央书记的。故陈独秀报告的党费收入与支出时间，是指他接手中央至中共‘二大’召开，即从1921年10月至1922年6月的这一段时间。它并不意味着中共‘一大’，即从1921年7月到10月之间没有党费收入与支出。而从陈独秀的报告中可以了解到两点：⑴ 这个时候中共的党费收入与支出是包括党的一般性活动经费和工运经费在内的。相比之下，一般性党的活动经费的收支，仅为6600余元。而工运经费，即劳动运动方面的经费，则占去了这时党的全部经费的近三分之二。⑵ 这时党的全部经费当中，自筹款数仅不足6%，只够开一次‘劳动大会’，绝大部分活动经费都来自‘国际协款’。”⑶ 通过杨奎松在本书介绍，说明共产国际对中共的资金支持是在中共建党之后加大的，这是因为中共党纲的革命性质为政府所不容，无法公开募款所导致的。同样，中共夺取政权后，也以物资、武器和资金支持的方式，对其他地区的党组织进行了援助。但在改革开放以后的1978年10月，邓小平又亲自出访当时已是“亚洲四小龙”的新加坡。而这之前我们常称新加坡为“美帝国主义的走狗”。邓小平深为新加坡的成就吃惊，尤其佩服其对外开放和引进外资的政策，便求教于李光耀总理。李直率地说，你要交朋友，要引资，先停止对别国反政府武装的支持，停止他们设在华南的广播电台。邓下品回国后断然停止“文革”中奉行的“革命输出”，转而大胆引进外资，改革体制，直至提出“一国两制”。
以上三本书从不同角度说明了陈独秀建党与共产国际代表之间的关系。结论是，组建中国共产党是国人自己组织成立的，但共产国际的智力和财力支持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下一篇我将通过阅读了解为什么陈独秀不直接加入国民党，而要独自成立中国共产党，其背后的动机和背景是什么？
- 陈利明《陈独秀传》团结出版社2013年11月第一版，第96页。
- 李功勤《百年风云─中华民国的革命、迁徙与重建》幼师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10月第一版，第116页。
- 杨奎松《读史求实 中国现代史读史札记》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11月第一款，第70~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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