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品谈读书群2020年9月6日，匆匆行者第十七次作业）
阅读《国家的常识》第一、二章时，我从世界和丹麦历史的角度思考了丹麦的国民幸福感，结论是丹麦的国民幸福感与其三百年契约精神发展出来的社会平等观息息相关。但看到蔡国庆对中国前驻古巴大使徐贻聪的访谈视频后，我对社会平等观又有了新的理解。
徐大使从1963年毕业后就被外交部分配到中国驻古巴大使馆给大使做翻译，1993年至1996年间担任中国驻古巴大使，2001年退休后还经常去古巴走动，他应该对古巴社会是非常了解并与卡斯特罗交情深厚。据他介绍，由于美国从1963年开始了对古巴的经济制裁，人口1100万的古巴经济目前仍十分落后。古巴人均月收入300比索，折合约20美元。每家每月配给三只鸡蛋还不能每月保证供应。徐大使曾访问过首都哈瓦那的一家人。这家人每人每月有六磅糖、六磅大米、还有几磅黑豆，其他副食品要看供应情况凭本供应，但每月300比索可以买下全家凭本供应的全部食品、副食品和其他生活用品。国家规定牛奶只供应7岁以下的儿童和65岁以上的老人。据徐大使介绍，古巴国民在医疗、教育和住房方面的开支比较低。例如国民看病免费，包括家属陪护在医院就餐也免费。全国50多所大学其中三分之一是医科大学，所以古巴的医疗水平比较高。2015年古巴人均寿命79岁，而当年中国的人均寿命是76岁。古巴的婴儿死亡率也是世界最低的国家之一。医科大学的毕业生要在农村工作三年之后，表现好才能回到城里工作；在教育方面，国民从幼儿园到大学均免费，大学生每月还有一百元至三百比索的工资；在住房方面，国家从60年代开始分配住房，也资助个人建房，住房缴纳18个月房租后就归个人所有。徐大使介绍说，古巴的等级观念非常小，例如古巴没有为高官服务的特供体系。老百姓没有的生活用品，政治局委员们也没有。他有次受邀到古巴副总理家里吃饭，发现副总理的住房与周围民居没有区别，家里既没有警卫也没有空调。吃饭时也没有服务人员为他们服务，都是大家自己动手。据说，老百姓平时与官员见面，称呼都很随意，或拥抱拍拍背或骂官员一通。百姓看到政府官员的蓝牌车上有空位又是顺路就可以要求搭顺风车。一位古巴西部省的副省长因急事没让一位女士搭车，还遭到该女士的投诉并被记过处分。古巴外交部长第一天任命上班是骑着自行车去的，当他把自行车放在自己分配的车位上时还遭到不认识他的警卫的阻拦。
看到徐大使介绍古巴现状的视频下方打出“我们很穷，但我们很幸福”的标题，让我联想到丹麦等西方富裕国家的社会平等，这两种贫富差异巨大的社会平等意味着什么？
凤凰网2019年10月刊登联合国的《2019世界幸福报告》，丹麦以7.6分的幸福指数名列第二，台湾名列第25名，中国名列93，印度名列140（中国前驻印度孟买总领事袁南生于2013年10月也曾撰文说：“印度人均GDP比中国低得多，与中国相比无疑要穷得多，但印度人不觉得苦，幸福指数非常高。民意测验表明，相信有来生的印度人90%以上希望来生还是印度人。”）。这份157个国家的幸福指数排名没有古巴的排名，什么原因不得而知。一位叫“慕容明亮”的于2017年7月也同样以“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幸福指数很高”为题介绍了他所看到的古巴生活情景：”生活于此的人们并不需要靠金钱去满足快乐和幸福，因为他不需要太多钱。在偌大的供销社里，柜台后的货架上通常只有几包不起眼的黄糖放在上面，整个货架给人的感觉显得空荡荡。来这里采购的人大部分都是本地人，他们拿着供应本或CUP来兑换和购买，偶然来了几包面包，人们像饥饿的鸟群蜂拥而至，外面立马排起了长队。你或许觉得物资匮乏，其实当地还有一律使用CUC面向外国人的商店，啤酒、饼干、香肠、酸奶等等，比供销社的东西丰富一些，里面本地人要比外地人更多，只要有渠道换到CUC他们就能购买。他们对于当下的生活很知足”。以下是从他拍的照片中选择的两张。
在我看来，穷是一个对比才能产生的概念，而非孤立的存在：它本质上是富的相对副产品，没有富人的出现，就不会有穷人的存在。所以在一个闭关锁国的社会里，人人都穿的蓝、黑服装相互并不觉得难看，人人都吃的粗粮糙米也没人觉得难吃。贫穷国家的统治者为了政权的长期稳定，建立起以自己为中心的多层次福利体系。为了让每个福利层次的人群自我感觉良好，统治者一方面拒绝向社会公开各层次福利信息，减少低福利人群与高福利人群之间的交流；一方面积极宣传其他国家的悲惨民众生活，让国内民众有“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的认识；一方面利用义务和免费教育，从小培养国民的爱国热情。例如，向保卫政权的军队和公安提供高层次的福利，向城市居民提供次高层的福利，首都居民的福利又好于其他城市；向广大农村的农民提供低层次的福利，但前提是不能影响城市居民的福利。与此配套的是，提供从幼儿园到大学的全部国民的免费教育，强制灌输热爱国家的意识形态；或积极推广安贫乐道的宗教信仰。这一切所造成的结果是，虽然局外人看他们的生活极为艰辛，但他们自己却很难产生出贫穷的痛苦和不满，有时还会很快乐，有些局外人还特别喜欢拿这种统治者制造的国民快乐作为一种说教。在资讯发达的今天，要想知道贫穷国家的国民是否幸福其实很简单，就看联合国这样的第三方用一个标准对所有国家进行的国民幸福指数排名。
我们看到，当贫穷国家的封闭国门被打开，各种信息就会蜂拥而进。当有人可以穿奇装异服，有人可以尝到山珍海味时，其他人就会竞相效仿。过去的蓝黑色衣服就会被扔掉，粗菜淡饭也变得难以下咽，民众也会关系其他阶层的福利待遇，而最先起来表达对福利待遇不满的往往是复员军人。
古巴目前的现状与我国八十年代外汇劵与人民币通用的“双轨制”时期非常相似。我们正是从那个时期起，打开了国门，引进外资和进口商品。从此，社会上一部分人可以通过各种渠道获得外汇劵，进而可以购买普通百姓买不到的商品，社会各阶层之间的不平等被轻易拉开；也正是从那时起，社会上出现了各种“官倒”和权钱交易，腐败案件不断发生，社会开始政治动荡，以前所谓的社会平等和国民幸福感就会瞬间消失。
我在阅读《国家的常识》后的第一篇作业中提到：“联合国每年发布的“全球幸福指数”报告，这套标准包括九大领域：教育、健康、环境、管理、时间、文化多样性和包容性、社区活力、内心幸福感、生活水平等。在每个大领域下，又分别有3-4个分项，比如教育领域下有读写能力、学历、知识、价值观等，总计33个分项。而财富并非决定性因素。这套标准包括了各国公民的预期寿命、对生活的满意度计算，也考虑各地人均消耗资源量。对环境造成的污染越高，排名就越低。更重要的是，最幸福国家的社会通常都非常稳定，例如丹麦，自2005年迄今的幸福感受程度变化不大。”在我看来，联合国的“世界幸福指数”也是各国民众对自己国家治理的满意度调查，是在用一个共同标准评价每个国家。所以，一个专制国家的国民幸福指数很低是必然的结果，正是这样的比较才会让专制国家的国民幸福感相形见绌。
我经历过国家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知道贫穷条件下的社会平等是怎样被制造出来的，也知道一个没有个人自由的国家制造的社会平等与一个没有金钱的个人也会快乐一样，都是短暂和盲目的。因为这种社会平等压制了人们的物质需求，禁闭了人们的精神需求，客观上是违反人性的，所以必不能持久。尤其是国家社会主义向国家资本主义过渡时一定伴生严重地腐败，没有任何专制政权可以违背“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这个政治定律。
专制国家的政治结构及活动特征明显，即一个不容置疑的领袖高举意识形态大旗，指挥着一个政党，带领国民朝着一个臆想的目标行进。《国家的常识》前三章以英国政治结构为例，说明西方民主国家的政治结构及活动特征，即社会常以政党形式出现的各个利益集团，根据规则推举出本集团在议院中的议员作为本集团的利益代言人。由议员代表占多数的政党组成政府并推举首相。议院制定法律，政府执行法律并接受议院的监督和咨询。由此可知，由选举产生的政府非但无法像专制国家那样对国内民众进行信息封锁，反而需要公开信息，尽量让民众了解自己的施政方针，以争取连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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