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国家的常识》，了解俄罗斯的政治文化

（古今品谈读书群2021年1月5日 匆匆行者第十七次作业）

《国家的常识》第二十一章 问题与讨论俄罗斯的政治文化：

1. 在一个“民主制”带来衰朽和贫困的国家，民主制如何才能成长？

答： 一个国家因政权更迭后，必然有一段时间会带来政治紊乱期，这段动乱时期主要还是社会政治文化的混乱和经济的停滞。这段“失稳”状态所持续的时间长短与一个国家的政治文化传统、地缘政治以及国际环境相关。中国辛亥革命就是一个例证：虽是中国当时的政治文化主流是倾向于建立共和而非君主立宪，但由于中国几千年君主专制的政治影响，以及当时只有苏联一个在贫穷的农业大国成功实现社会革命的例子，所以中国现实的“共和国实验”风险很大。孙中山的解决方案是用“军政”统一全国政权，再用“训政”统一全国政治文化，最后在中国实现宪政：“孙中山激进而充满矛盾的宪制方案最终也无法在中国实现，因为混乱的中国没有提供这方面的条件。由于普通民众的冷漠，共和革命也并未带来预想的那种结果。相反，革命对旧秩序的冲击犹如打开了潘多拉盒子，大大小小的坏东西都从盒子里跑了出来。靠枪杆子起家的那些武夫们已把宪法作了他们练习射击的靶子，所谓的共和国被他们挑在杀人的刺刀上。这意味着中国的一个比满清王朝更坏的黑暗时代的到来，武夫干政宣告了还没有来得及发育成长的宪制在中国过早地夭折。在这无尽的黑暗年代，一帮青年知识分子鼓起勇气，希望把宪制从牺牲的十字架上救赎下来，带进一种新的思想境界中，这便是‘五四运动’的意义。”⑴ 从继续执行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台湾民主政治实践看，何时可以开放党禁、实行宪政，最后还是要蒋经国说了算：“1986年9月29日，民主进步党在台北市圆山饭店宣布成立。下午1时，蒋经国在七海新村官邸召见郝伯村，郝伯村对蒋经国表示如果是忠于宪法，在体制内的温和反对党，是民主党政潮流，也可刺激国民党上进。蒋经国同意他的看法，并认为国民党已经太老大；指示对于偏激份子的行径，目前仍以避免冲突、冷静处理为要。”⑵ 尽管这是国民党退缩到台湾小岛后的地缘政治压迫所致，也有国民党党员日益本土化（对反攻大陆没有兴趣，多数甚至对统一问题无兴趣），也有中国的改革开放，逐渐被国家社会接受以及美国主导的国际形势所迫，但当时台湾成为“四小龙”之首的经济快速发展还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一方面台湾在蒋经国（他是新加坡李光耀的密友）威权统治下建立了法治社会，这是经济发展和社会秩序的保证条件；另一方面是经济发展让中产阶级占社会的大多数，使得整个台湾社会在民进党推动的“民主化”浪潮面前没有发生动乱，为宪政实践提供了政治条件；第三方面是经济发展的政绩让蒋经国政府很自信，相信自己能管控因开放党禁所带来的政治风险。

塞缪尔.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奥唐奈在《现代化与官僚威权主义：南美政治研究》中认为，经济不发达的国家在转型中，有些国家的经济发展不仅不会导向民主，反而会更容易引发国家的政治不稳定或者向威权政体转型。“就具体机制而言，亨廷顿认为，那些现代化程度高的国家更容易加速扩大政治参与，而当政治参与扩大的速度超过政治制度化的发展程度时，就容易导致政治衰朽（political decay）；奥唐奈则更强调，对拉丁美洲地区来说，那些经济更发达国家往往需要在国际分工中扮演某种恰当的角色，这种角色更需要抑制国内社会的劳工运动与社会福利等，而民主政体往往与这种国际分工中的角色要求相互冲突，所以经济发展程度高的国家反而更容易威权化”⑶

尽管对于转型国家是否能实现民主机制还有不同观点，但对于从经济发展到民主是一种非线性关系却是大多数学者同意的：“在经济发展水平很低的阶段上，提高人均收入对民主转型的可能性影响并不大；但一旦进入中等收入区间─比如，按照1976年左右的美元购买力，人均GDP1000至3000美元区间很可能是这样一个敏感区间（大致相当于2017年4000至12000美元区间），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会显著提供一个国家民主化的可能性；而一旦跨过个人GDP的某个标准之后，比如像新加坡或少数富裕的石油国家，经济再怎么发展，都不会显著增加该国民主化的可能性了。这大概可以被称为从经济发展到民主转型的“非线性理论。”⑷

结论：转型国家要摆脱转型后的衰朽和贫困，代价最少的方案就是建立法治社会，保持社会秩序的稳定；努力发展经济，扩大中产阶级在社会中的比重。因为只有经济发展到一定的高度，民主制度才能健康发展。

2. 为什么民主制在俄罗斯遇到的困难比在前共产党中欧遇到的更大？

答： 为什么民主制在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遇到的困难比前共产党的中欧更大，还需要先说明苏联为何会解体，找到原因才能从根本上讨论民主制在俄罗斯成长遇到的问题。

俄罗斯在1917年10月成为苏联的一部分以前就是威权体制传统：“与西欧不一样，俄罗斯从来没有经历过由自主的贵族、教会、平民和国王组成的混合君主政体。相应的，俄罗斯人也没有有效政府、制衡或者多元主义的经历。” ⑸ 所以当专制政权倒台之后，社会并没有历史经验可以借鉴。反观二战之后的中欧各国除捷克斯洛伐克名列欧洲十大工业国之外, 其余各国都是相对落后的农业国或农业工业国。二战中, 东欧各国相继被法西斯占领和奴役。为了民族的独立和解放, 东欧各国人民都开展了广泛的反法西斯抵抗运动, 但东欧各国的共产党, 除了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共产党,都不可能单独掌握反法西斯抵抗运动的领导权。只是由于苏联红军的到来和雅尔塔协定确定东欧各国为苏联的势力范围, 东欧各国的共产党才有可能上台执政。“苏联不顾这些国家的民族利益和他们正在探索的适合自己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粗暴地推行所谓的‘东欧苏联化’的‘莫洛托夫计划’，把它们变成‘地理上相邻的复制品国家’。东欧的社会主义改造强制实现了统一计划经济体制，国家没收了服务业、商业、工业中私人企业，取缔市场，统一调拨物质和计划分配，到1948年年底，捷克20人以上的公司几乎绝迹，匈牙利工业的83%、波兰工业的84%、罗马尼亚工业的85%、保加利亚工业的83%都归国有，1949年又开始咄咄逼人地摧毁私人小工业主和单干农民。所有敢于表达自己意见的人统统被作为‘政治犯’送去劳改，在捷克的1300人口中有10万以这样的罪名遭到拘捕，这还不包括大量的‘行政清理人员’，在总人口900万的匈牙利有1/10的经历过被捕、监禁和流放。”⑹ 所以，东欧各国在冷战时期的这段历史，概括来说就是一个走进和走出苏联体制的过程。在建立苏联体制之后，你会发现多数东欧国家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排斥和反抗，从1948年的苏南冲突，到1953年的东柏林起义，到1956年的波匈事件，到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再到1980年代初的波兰团结工会运动，最后到1989年的东欧剧变。可以说，各国试图挣脱苏联体制束缚的尝试一直就没有断过。牛津大学教授提摩西·加顿·阿什的一句话被许多人引用：“中欧各国的转型，在波兰用了10年的时间，在匈牙利用了10个月，在东德用了10周，在捷克斯洛伐克用了10天，在罗马尼亚只用了10个小时”。

1989年苏联的解体导致各个联邦国家分崩离析，俄罗斯从此成为独立的国家。如要追问的是为什么“大一统”的中央集权会消失？在我看来根本的原因是苏联领导层人才的枯竭。“苏联解体后，有不少俄罗斯学者在回顾和总结苏联的历史教训时，都曾经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俄国这样一个大国在20世纪以前能出普希金、屠格涅夫、果戈理那样世界级的文学泰斗，出库图佐夫、门捷列夫那样的军事和科学人才，在十月革命时能出列宁、托洛斯基、布哈林那样的政治人才，而在后来几十年中就很少出人才，特别是在勃列日涅夫风烛残年、日益衰竭的一个长时期中，他竟没有一个真正的对手，包括威望较高、主张改革的柯西金，也主要是从技术和经济专家角度来推进改革，政治上也并不比勃高明。这不能不说是苏共和苏联的最大悲哀。……。

苏共之所以会出现这样严重的用人失误和执政人才、执政能力的枯竭现象，最根本的原因是苏共领导人尽管把‘民主’的调门唱的很高，但对发展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仍然心存各种顾虑。这从他们始终侧重强调‘有领导的民主’和突出‘党管干部’就可以反映出来。”⑺ 卡尔.波普尔看苏联垮台却有着另外的角度：“导致苏联全面崩溃的关键是民主德国人民经由匈牙利逃往联邦德国。虽然苏联在智性精神上已经失落，但至少还可以撑上好长一段时间，始终不会解体也说不定。但是，匈牙利放行民主德国人民，让他们的车子直驱联邦德国，却弄垮了民主德国政权，惊天动地的变化接踵而至。至此之后，戈尔巴乔夫再也没有任何办法扭转苏联解体的命运。他当然可以派军队到匈牙利去，但是他没准备好，美国也不会袖手旁观。所以，你可以说，给予苏联政权致命一击的事件，是1989年匈牙利政府的一个关键决定”。⑻

总之，一党专制的“大一统”中央集权，导致苏联没有自发的社会中间组织存在的任何可能，结果就看不到社会的民主和党内民主赖以生存的政治文化环境，能看到的是大批的人才，因质疑党的一元化领导而被送入监狱或流放的；大批的掌权的人才经不起金钱的诱惑而犯罪，成了阶下囚的；更有大批的人才远离政治严酷现实，钻进自己的避风港的。人才资源在这样的政治文化环境下枯竭的结果是：当国家政权强制推行的意识形态破产之后，转型国家既没有知识精英群体为其做理论创新和价值观重建的工作，也没有过去的历史经验可以借鉴。统治阶级为了政权的稳定及合法性只有推行强人政治，而与强人政治配套政治文化只能是民族主义，这就是俄罗斯实行民主制比中欧国家更加困难的地方。最后可以用新加坡李光耀的话做个结尾：“因为对亚洲的发展情况有所认识，我从中得出这样的结论：要建立好的政府，非有优秀的人才不可。不论政治体制有多好，差劲的领袖仍会给人民带来伤害。相反，我见过好些社会，尽管缺乏健全的政治体制，却管理的很妥善，正因为有优秀强悍的领袖当政。我也亲眼看着80多个前殖民地，虽有英国法国亲自为它们制定宪法，却多数以失败告终，原因不是宪制出了问题，而纯粹是由于建立民主政治体制的先决条件并不存在”。⑼

3. 你如何能够断定一个制度是建立在意识形态之上的？苏联的制度是吗？你能够找到的实证指标是什么？

答： 首先需定义什么是“意识形态”？“从广义上说，意识形态可以表示任何一种注重实践的理论，或者根据一种观念从事政治的企图。从狭义上说，意识形态有五个特点：①它包含一种关于人类经验和外部世界的解释性的综合理论；②它以概括、抽象的措词提出一种社会政治组织的纲领；③它认定实现这个纲领需要斗争；④它不仅要说服，吸收忠实的信徒，还要求人们承担义务；⑤它面向广大群众，但往往对知识分子授予某种特殊的领导任务。”⑽ 简单说，大多数政治经济学概念带上“主义”都属于意识形态范畴，如“资本”、“社会”等只是定义或说明这个概念所具有的内涵和外延，但“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则表示考虑或解决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的需要优先考虑资本或社会在其中的主导因素。另外，有些政治经济学概念是通过人名作为一种主义的前缀来定义或说明由他本人倡导的意识形态理论，如“马克思主义”和“里根主义”等。但“安倍经济学”就不是一种意识形态，它仅仅是施用于日本经济领域的一种理论而已，不具有普世性。

     在我看来，意识形态最重要的特点是政治的前瞻性。首先，“制度”是通过法律或法规来规范人们行为的规则，因为对社会人思想和行动施加影响就是政治，所以意识形态首先是政治的，其次才是经济的或社会的属性；其二，既然是规范人们行为规则的，那“意识形态”一定要为制度提供执行这种行为规范将来可以实现的好处。因为人们必然会质疑为什么要这样被规制？例如《独立宣言》是美国宪法的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是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其三，制度规范的是普通民众行为，所以意识形态需要以普通民众能够理解的简单语言进行陈述和解释，尽管创造和首先理解这种意识形态理论的只能是知识分子。例如，中共“一大”的13名代表，以及代表的当时全国51名党员都是知识份子，尽管这个共产主义理论是关于工人阶级的理论，甚至与农民都没有关系。综上所述，只要一个制度在规范人们行为的同时，不仅向人们解释这样做的理由，还向人们提供了这样做有什么好处的前瞻性判断，我们就可以说这个制度是建立在意识形态上的。明显的好处是可以降低执行制度的成本，提高执行制度的收益。

可以用承揽乘客的客车作比喻：司机驾驶客车，犹如统治阶级实施一项制度。如果乘客们被司机要求只能在指定地点下车，我们可以说此客车完全被意识形态化了；如果乘客们随时可以中途下车，我们可以说这辆车完全没有意识形态化。但现实中这两种极端的情况都比较少，通常是乘客们上车之前可以选择在中途哪个指定站点下车，但无法随时随地下车。司机做这种“折中”也是为了与其他司机竞争又避免驾驶成本太高而不得已为之。我们可以说这种客车被半意识形态化。结论是，任何制度都受意识形态的影响，但也不会完全被一种意识形态所控制。

根据上面客车的比喻，苏联是制度肯定是意识形态的。但本书却说“许多年来，意识形态在苏联几乎无足轻重；随着公开性政策的执行，它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⑾ 怎么理解？我认为是因为苏联人以前都是在信息封闭的条件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 并且那些自以为掌握真理的人从来都不允许质疑者说话。这时的苏联，就像一辆坐满乘客却被司机要求只能在指定地点下车的大客车，在与美国人比看谁先到达目的地的竞赛中一路狂奔。随着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政策，让苏联乘客们恍然大悟，原来司机要去的地方并不是自己想去的地方，结果他们纷纷要求“换车”，有的乘客甚至乘机下车溜之大吉。为了让乘客们愿意继续乘车前行，司机就将原来共产主义的目的地改为民族主义的。例如，“让我再干二十年，还你一个伟大的俄罗斯”、“为了中华民族崛起而奋斗”等等。总之，在俄罗斯，意识形态并没有消失，也不可能从制度中消失。只是客车所要到达的目的地，从原来司机说了算变为乘客们说了算，但最终何时算做到站了却还是司机说了算。至于客车途中是否可以加速，则从由司机说了算，变成了嗓门最大的乘客说了算，司机只管专心开车了。

4. 市民社会是什么？如何实现市民社会？它和多元主义是一回事吗？

答： 如果将国家、社会和个人看作三个层次的话，市民社会就是在社会层次由市民自发建立的各种组织而形成的社会。市民社会的标志就是自发的群众组织，它可以起到上传下达的作用，即底层民众对国家施政方面的意见和建议，通过社会的专业机构向国家政权进行表达，并在国家层面去影响立法和决策机构。但中央集权非常忌惮市民社会，因为市民社会的多元化思想和行为会让当权者感觉受到了威胁。为了消除这种威胁，中央集权的统治阶级必然派遣官吏到社会基层，以掌控社会基层的神经末梢的一举一动，目的是消除社会中间组织产生的群众基础。所以要实现市民社会，就需要一方面培育社会层面的自发组织，一方面要与中央集权下的保守行为做斗争，提倡多元化思想。目前，在互联网上建立自己的群体已是简单的事，下一步应该是完善线上平台和线下机构之间的互动，让人们更愿意加入到各种各样的线上和线下的市民组织中，为多元政治思想代表的出现创造条件。当然，这个时候具有宗教思想是一条捷径，但社会发展的高级阶段，还是需要无神论来作精神支撑。

    由于市民社会是多元利益的，社会中的市民发起的组织也一定是代表这部分市民利益的，所以接受各种组织代言各种市民利益的社会现象，我们可以说多元主义是现实的市民社会的一种意识形态。

5. 俄罗斯现在已经稳定了吗？或者它依然还是“魏玛俄罗斯”？

答：就像一只脚站立地面的人一样，一党独大的政权难言稳定，尽管俄罗斯有一根粗壮的民族主义拐棍在撑着，大而不倒，但要想迅跑已成梦想。实际上，俄罗斯只是在20世纪90年代有些类似于“魏玛共和国”的情况：“政党数目过多（1930年拥有100万张选票以上的政党有10个），这些政党相互倾扎，只顾它们所代表的的那部分经济和社会利益，因此不能消除分歧，不能在国会中形成一个持久的多数派来支持一个能够对付30年代开始时国家面临的重大危机的稳定政府。议会制政府成了一个德国人称之为Kuhhandle─贩牛交易─的事情，各政党为了他们的所代表的群众讨价还价，争取特殊利益，而国家利益却被丢在一旁。”⑿ 自从普京当选之后，俄罗斯民众立刻有了主心骨，“嫁人就嫁普京这样的人”曾说出了许多俄罗斯年轻女性的心声。普京领导的“统一俄罗斯党”也始终占据会议的多数，那些被认为是“邪恶”意识形态的政党都被普京利用手中的权力资源打压下去了，所以议会看起来像是个多党竞争的平台，实际上许多反对党领袖已经被排除在议会竞争之外，从而形成了隐形的一党独大的政治体制，这个时候早就没有了“魏玛俄罗斯”的影子。普京作为强势人物，执掌俄罗斯这样一个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国家，也需要在国家民族利益方面做出突出贡献，才能让人民接受其统治的合法性。普京做了也受到了人民偶像般的崇拜，将克里米亚从乌克兰手中夺回来就是一例。他此时受国民欢迎的热烈程度一点也不比当年希特勒从法国夺回苏德台地区所受到的欢迎差。

6. 不道德的商业行为在美国和俄罗斯有什么差别？

答： 任何商业行为都需要在健全的法治环境中运行，否则就会导致腐败进而影响商业的运行。我们还是按国家、社会和个人这三个层面分别进行分析：在个人层面，要用对善与恶鉴别来建立个人的心理和道德秩序。哪些事应该做，那些事不应该做，个人需要从小培养公民意识和良好的价值观。在美国“父母、教会和学校反复向青年人灌输关于对与错的意识”而在俄罗斯的集权国家多向青年灌输“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以及反对私有制的理论，所以在俄罗斯损害私人利益并不让人感到犯罪，而能感到犯罪的是盗窃国家财产，而国家财产是人人有份，又不属于个人所有的，所以盗窃国家财产的法律环境的约束力并不一以贯之；在社会层面，主要涉及通过公与私的理念建立法律和道德秩序，并且个人的善恶判断会直接对社会产生影响，大量的商业行为是在社会这个层面发生的，所以个人如果善恶混淆不清，在社会中也会做出不道德的事情。俄罗斯在社会层面由于减少了国家和警察的监督，社会上一种做什么都可以的精神被释放了出来，加上以前人人相互不信任，两者相加导致不道德的商业行为在俄罗斯频发；在国家层面，美国有宪法作为法治原则引导社会及个人的行为，从而大大减少了不道德的商业行为的发生。但在俄罗斯由于依靠强人政治管理，宪法就是强人的一个工具，他需要的时候就拿出来用，不需要的时候就搁置一边，形同虚设。

7. 为什么我们曾认为共产主义之后的俄罗斯会很快变得和我们一样？

答： 主要是经济发达国家的人士忽略了俄罗斯转型之后，原有的政治文化依然对于社会所起的作用。俄罗斯的一党专制对个人和社会产生的影响，并不会因为俄罗斯转型而消失，或者自动生长出新的政治文化，突然会用另一种政治文化去指导人们社会行为，使得俄罗斯形成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的政治文化环境（除了东德，其他国家转型都没有这样的运气）。所以，主要是在政治文化方面，俄罗斯并不具有经济发达国家那样的法治环境和人文环境，这一方面是因为俄罗斯的经济并没有发达到如西方国家那样的高度，所以中产阶级也没有在社会中成为中坚力量，这导致社会贫富分化严重；另一方面俄罗斯转型是从集权的方式管理社会，转变成国家不再以行政的方式管理社会，但法治社会的政治文化还未形成，这让社会中有些人乘机利用权力疯狂作案，破坏了原有的社会秩序，直到普京这个克格勃出生的强人出现，国家和社会才算有所稳定，但经济依然强差人意。

1. 王人博《中国的近代性 1840─1919》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6月第一版，第205页。
2. • 李功勤《百年风云-中华民国的革命、迁徙与重建》幼师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10月第一版，第234页。
3. • 包升刚《民主的逻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4月第一版，第182页。、包升刚《民主的逻辑》第183页。
4. • 【美】迈克尔.罗斯金《国家的常识─政权·地理·文化》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3年6月第一版，第305页。
5. • 金雁《从“东欧”到“新欧洲”-20年转轨再回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4月第一版，第368~369页。
6. • 黄苇町《苏共亡党二十年祭》江西高校出版社2014年6月第一版，第261、268页。
7. • 【英】卡尔.波普尔《20世纪的教训-卡尔.波普尔访谈讲演录》中信出版社2015年9月第一版，第29页。
8. • 李光耀《李光耀回忆录 经济腾飞路 1965─2000》外文出版社2001年9月第一版，第612页。
9. • 《不列颠百科全书》第15版─1999年国际中文版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第8册第310页。
10. • 《国家的常识 政权·地理·文化》第339页。
11. 【美】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世界知识出版社2012年1月第一版，第1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