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匆匆行者2019年11月第十五次作业）
本月参加共读郭建龙的《中央帝国的哲学密码》，除了想了解什么是帝国的哲学密码之外，还想探究这个哲学密码的前世今生。
在本书所指“中央帝国”是指从西汉至到清朝这段帝国史，这段帝国史的显著特点是中央集权下的君主专制。何谓中央帝国的哲学密码？作者在开篇举例：“刘邦需要的是一个永久性的理论，一劳永逸地证明自己是天生的皇帝，不容推翻，也不容反抗。哪怕所有的人民都反对它，它仍然是合法的。这个理论，就是中国大一统社会的哲学基础。” ⑴ 这个“永久的理论”与延续了两千年的中央帝国之间是怎样的关系？金观涛和刘青峰认为：“显然，实现了一体化结构是中国封建大国和其他封建国家在结构上的重大差别。我们前面提到，一体化意味着把意识形态结构中和政治结构中的两种组织力量耦合起来，形成一种超级的组织力量。那么，一个社会要利用一体化来组织一个稳定的封建大国，在其意识形态结构和政治结构中就必须具备以下一些条件：(1)社会上存在着一个强大的可以执行联系功能的阶层；(2)这一阶层必须认同某一种统一的意识形态，而且这种意识形态具有入世的统一的国家学说；(3)必须在全国范围实行官僚管理的郡县制；(4)利用具有统一意识形态的知识阶层组织官僚机构，并由这一阶层充当县以下社会组织中的地方领袖角色，对全国实现统一的行政管理。”⑵ 通过阅读，我们知道刘邦们需要的“永久性的理论”就是“大一统”的意识形态，“强大的可以执行联系功能的阶层”是指儒生群体，“统一的意识形态”就是“儒教”。儒生们通过全国科举考试成为派往各地的官僚，没有成为官僚的，或成为县以下的地方领袖，或成为官僚门客的“士”阶层。
从西汉的孙叔通为突出刘邦君主地位而编制出一套复杂而威严的礼仪开始，儒教在为中央帝国服务的过程中，一方面吸取了法家严控社会秩序的思想，成为“外儒内法”的国家学说；一方面与道家、佛家等各种思想论战，使儒教的大一统等级观念深入民心，甚至受到共和国领袖们的青睐。所以郭建龙在书中总结到：“西汉之后的中国哲学可以看作思想格式化与反格式化的历史，分为两个大的周期：第一个周期从西汉开始，经过东汉、魏晋南北朝，直到隋唐才宣告结束；第二个周期从宋代一直持续到现在。” ⑶ 儒教究竟有着怎样的功力，可以持续两千年对国民进行积极的思想格式化？我打算通过本次共读，试图从氏族社会开始，试探儒教的前生今世，这涉及儒教的三个方面：君主神化、等级制度和奴化教育。
首先，儒教将君主神化为天子，并解释为“天人合一”，然后宣称“天不变，道亦不变”，并将“道”根植于家庭，从而得出“三纲五常”的社会伦理，这是儒教的思想的基本路径。所以我需要从氏族社会的酋长如何保持权威开始探究：在氏族社会，渔猎是生活的主要来源，氏族没有财产，如东汉（公元79年）的《白虎通义》所言：“古之时，未有三纲六纪；民人但知其母，不知其父；能蔽前而未能蔽后，卧之怯怯，行之吁吁；饥即求食，饱即弃余；茹毛饮血，而衣皮苇。”氏族酋长的责任就是保证氏族的传承和繁衍，氏族的传承依据是家族血缘关系，所以当时酋长的权威是靠氏族长辈的身份来保证的。
为了更好的生活，人们出于交流学习和相互照顾，多个氏族群体汇集成一个部落。人数增多就有了饲养家畜，发展农耕技术的可能，食物来源也从渔猎转向游牧，发达的中原部落已具有较大规模的农业，社会财富也开始慢慢积累。这时人们将更好生活的希望寄托于部落首领，对于部落首领的个人能力就相对较高了，东汉学者应劭 (公元153—196年)著《风俗通义》说：“伏羲始别八卦，以变化天下，天下法则，咸伏贡献，故曰伏羲也。燧人始钻木取火，炮生为熟，令人无复腹疾，有异于禽兽，遂天之意，故曰遂人也。神农，神者， 信也；农者，浓也；始作耒耜，教民耕种，美其衣食， 德浓厚若神，故为神农也”。你看，成为被人赞扬的首领，个个本领了得：伏義识八卦以观天下，开创了祭祀先例；燧人取火而得熟食，令天下人延寿而增智；神农发明耒耜，提高了农地耕作效率。但问题是其他部落的首领并没有这样的过人本领，但出于人性，又想通过权力攫取更多的财富，他们想到的主要方式就是通过祭祀：“祭祀活动在崧泽文化（注：距今约6000-5300 年，属于新石器时期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过渡阶段）阶段很可能是为了加强群体统一而进行的，而到了良渚文化（注：前5300-前4000年）阶段，则成为加强首领家系作为社会上层阶层的权威，使其在群体内部社会地位得到安定的精神基底。可以想见，为建设这种基底，利用的是玉器为象征的神政权力。
良渚文化的土墩墓原本是用作祭祀场所的祭坛。在这样的场所埋葬首领家系的成员，可说其目的在于使祭祀内容与祖先祭祀发生关联，并通过保有联结神灵与首领的祭祀用具即玉琮等，借助神威来保证首领的社会权威。这里所说的神，就是精雕细刻于玉琮之上的神人兽面纹。” ⑷
通过对良渚不同等级的墓葬考古可知，随着部落的农耕效率提高，社会的财富也在增加，而这些财富大多被部落首领搜藏，并在死后带入墓葬，以图后世享用。从此拉开了权力人维护权威并防止他人篡位的历史大幕。有些部落首领一面将部分财富分配给其他部落首领，以收买人心，一面又武力征服其他部落，掠夺其人口和财富，以壮大自己的权力和领地，以获得更多的财富。例如，黄帝姬轩辕（前2717-前2599年）：“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 《史记·五帝本纪》。为争夺适于牧放和浅耕的中原地带，他先与神农氏的后人炎帝进行了板泉之战，收编了炎帝的部落后，黄帝又与蚩尤在涿鹿展开大战，随后黄帝又收纳了山东境内的东夷部落，从此开创了武力统一中国的先例。此后，部落首领除了要有正统的家族血脉以外，还要配套高规格的礼仪，更要兵权在手，能征善战。“韩非子描述了黄帝出行时的盛大场面—左右两边六条蛟龙，护卫着大象驾辕的专列；两骖如舞，龙凤吉祥，警车开道，风雨除尘，前呼后拥，大合鬼神。”⑸ 黄帝的武力统一的神化为他的后代树立了榜样，他们都采用类似的方式维护首领权威：继承血统、祭祀礼仪和英勇善战。
秦王朝兼并六国后，面对如何治理广袤国土的挑战，力排众议，决定废封建、立郡县，建立了中央集权体制，向三十六个郡及下辖的县派出朝廷的官员，下令全国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统一亩制、统一车轨，特别是意义重大的统一文字，将以前复杂的秦文字简化为官民都能看懂的隶书。这个决定让讲不同方言的华夏民族统一到共同的汉字文化圈中，第一次形成了“汉民族”。这不仅有利于帝国的大一统，为榨取更多民间财富创造了条件，也为不同地域的民众共同反抗压迫奠定了基础。果然，戍边的士兵-陈胜，振臂一呼：“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话音一落，各地便纷纷造反，严刑峻法都失去了震慑作用，结果秦始皇建立中央帝国十二年后就灭亡了，这成了西汉之后专制君主们的前车之鉴，他们开始注重对民众思想的“格式化”。
其二，等级制度是君主神化的制度基础，“除了利益上尊崇皇帝外，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必须突出皇家的威仪，将整个社会置于等级规则之下。一旦所有的等级制度就位，皇帝就成了高高在上的神。”⑹ 我国不仅长期以来“重农抑商”，而且地域广阔、人口众多、文化多元，在没有建立上帝这样超验的共同信仰的情况下，实行封建制度已被证明是“养虎成大患”，最后只能选择“大一统”特征的中央集权，并在这种制度下利用科举积极培养儒生成为国家官僚，并让先秦的儒家理论成为了儒教，让儒教“三纲五常”、“忠孝节义、礼仪廉耻”这样强调君臣等级的理论去完成对国民思想的格式化，并成为上至政府官僚，下至黎民百姓的道德规范。
西汉时期政权等级分为朝廷、三十六个郡及各郡管辖的县，“国土面积约为三百四十万平方公里”。⑺ “到了清朝乾隆年间，国土面积几乎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相同”。⑻ “18世纪末，中国共有厅、州、县–直接与人民打交道的衙门-1603个，平均一个父母官要管理20万百姓。州县的数量在清代没什么变化，而人口却在18世纪从1亿增加到3亿。” ⑼ 帝国的领土不断扩大，人口不断增加，君主的命令通过派往各地官员到郡和县一级当父母官，代表君主支持当地的政府事务，县域以下的地区，由当地地主、乡绅维持，后者是各级政府通过独尊的儒教，贯彻，以维护社会秩序。我现居住地—海南，有个著名的清官海瑞，在文革作为批判看过电影《海瑞罢官》。他1554年考中举人后，被分配到福建南平县作儒学教谕，1558年被调往浙江淳安任知县，1562年削职进北京，1563年任江西赣州府兴国县知县，1564年调北京任户部云南司主司，1567年又调往南京任右通政，接着又到苏州任应天府巡抚。后来，他辞官在海南岛老家闲居16年。1584年他又以72岁高龄调往南京任南吏部右侍郎。可见，为了维持中央集权体制，官僚们也是调动频繁。他们一面是朝廷的命官，一面是百姓的父母官，集感恩和施恩于一身，这与他在家感恩祖宗、施恩晚辈并无大区别。“古埃及的政治体制，是‘人神同构’。那么，华夏之邦呢？家国一体。这就是中国特色了，从西周到明清都如此。国是放大的家，家是缩小的国。君臣官民都是父子，四海之内皆兄弟。问题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跟埃及一样，也是从部落直接变成国家的。我们并没有像希腊人那样，炸毁氏族血缘组织，然后‘按照地区来划分居民’，由公民重新组成国家。但是，我们又没有像埃及人那样，把图腾变成神，而是变成了祖宗。因此，族民变成了国民以后，依旧四世同堂，照样认祖归宗。实际上，中国古代国家的建立和管理，一直就是家族式的，从西周到春秋，是三个层次的家族：天子的王族、诸侯的公族、大夫的氏族。它们也分别叫做王室、公室和氏室。秦汉以后，只剩下皇室和皇族。但地方上，尤其是在广大农村，仍然祠堂遍地，家谱续传。一个人想要安身立命，依靠的还的是父老乡亲、甚至列祖列宗。这就叫家国体制。”⑽
中央帝国的哲学密码，随着帝国被推翻而失效，随之而来的问题是，用什么取代帝国的君权？国父孙中山认为要用“民权”。他在论证“三民主义”中的民权思想时说：“罗马分裂之后，神权渐衰，君权渐盛，到了法王路易十四便为极盛的时代。他说：‘皇帝和国家没有分别，我是皇帝，所以我就是国家。’把国家的什么权都拿到自己手里，专制到了极点，好比中国的秦始皇一样。君主专制一天厉害一天，弄到人民不能忍受。到了这个时代，科学也一天发达一天，人类的聪明也一天进步一天，于是生出了一种大觉悟，知道君主总揽大全，把国家和人民做他一个人的私产，供他一个人快乐，人民受苦他总不理会。人民到了不能容忍的时候，便一天觉悟一天，知道君主专制是无道，人民应该要反抗。反抗就是革命。所以百年来革命的思潮便非常发达，便发生民权的革命。民权革命是谁同谁争呢？就是人民同皇帝争。所以推求民权的来源，我们可以用时代来分析。再概括的说一说 ：第一时期，是人同兽争，不是用权，是用力气。第二个时期，是人同天争，是用神权。第三个时期，是人同人争，国同国争，这个民族和那个民族争，是用君权。到了现在的第四个时期，国内相争，人民同君主争。在这个时代中，可以说是善人与恶人争，公理与强权争。到这个时代，民权渐渐发达，所以叫民权时代。”⑾ 孙中山这个民权取代君权的说法颇有历史感，但为什么不能像西方英、美、法国家那样用“自由、平等”来取代君权呢？孙中山认为西方“那种战争，那种奋斗，在中国是向来没有的。中国人虽然受到了不平等的界限，但是没有牺牲身家性命去做平等的代价。欧洲人民在两三百年以前的革命，都是集中到自由、平等两件事。中国人向来不懂什么是争自由平等，当中原因，就是中国的专制和欧洲比较实在没有什么利害。而且中国古时候的政治虽然是专制，二千多年以来虽然没有进步，但比以前改良了很多，专制淫威也减除了不少，所以人民便不觉得十分痛苦，因为不觉得痛苦，便不为这个道理去奋斗。”⑿ 我能理解孙中山用“民权”代替“自由平等”唤起民众的做法，因为中国百姓在家国体制下生活了两千多年，大多数人并没有“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但我认为他用“民权”取代自由平等的理由有些牵强，并且他没有注意到这样的取代可能带来的后果。回看中国近现代的革命实践，当民权主义遇到了马克思主义之后，就不再是“一人一票”的民权，而成了一部分人压迫另一部分人的民权了。究其根本的原因，西方的自由平等是建立在个人权利之上的，这个人权是人类政治活动的最小单元，任何集体主义在打算行动之前都要预先审视其内部的人权是否受到侵犯，这是防止集体主义恶行的“镇馆之宝”。而对于个人权力的宣示，美国《独立宣言》堪称典范：即在“人人平等”的基础上推导出每个人都有不可剥夺的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而中国没有这样的传统，所以需要在较长一段时期内，由国家领袖、政府官员与普通民众共同补上这一课，这一课的教材就是宪法思想。孙中山当然认识到宪法的重要作用，也知道几千年中国传统文化的功力，但他被帝国的哲学密码继续在民国产生腐败这个现象所迷惑，没有追问其产生的根源，这也影响了民权主义的继续深入发展后与自由平等思想融合。孙中山说：“中国革命以后要仿效欧美实行民权，欧美的民权现在发达到代议政体，中国要跟上外国实行民权，所以也要有代议政体。但是欧美代议政体的好处，中国一点都没有学到，所学的坏处却是百十倍，弄到国会议员变成了猪仔议员，污秽腐败，是世界各国自古以来所没有的。这真是代议政体的一种怪现象。所以中国学外国的民权政治，不但是学不好，反而是学坏了。”⒀ 1923年发生直系军阀曹锟贿选议员当副总统这一丑事，并不是代议制的错，而恰恰是曹锟贪婪于君权的错，作为信奉民权主义的孙中山反而看不清了，实在令人遗憾，对这个问题上的模糊也导致他对苏维埃和马克思主义的看法模糊。
怎样才能实施民权主义呢？孙中山认为，世界上有三种人：一种是先知先觉的。这种人绝顶聪明，遇到一件事就能想出许多道理，听一句话就能做出许多事业，他们是世界上的创造者和发明家；第二种是后知后觉的。已经有的事情他们都可以学到；第三种是不知不觉的人。他们聪明才智是更次的，凡事虽有人指教也不能知，只能行动。第一种属于发明家，第二种是宣传家，第三种是实干家，但天下事业的进步都要靠实干。他举例说，好比盖房子，绘图的工程师是先知先觉，看图的工头是后知后觉，砌砖盖楼的是不知不觉，所以世界上盖各种楼房都要这三种人一起盖出来的。“今日我们主张民权，是要把政权放在人民掌握之中。那么，人民成了一个什么东西呢？中国自革命以后成立民权政体，凡事都是应该由人民做主的，所以现在的政治又可以叫做‘民主政治。’换句话说，在共和政体之下，就是用人民来做皇帝。”⒁ “如果政府是好的，我们四万万人便把他当作诸葛亮，把国家的全权都交给他们；如果政府是不好的，我们四万万人可以实行皇帝的职权，罢免他们，收回国家的大权。欧美人民对于政府不知道分别权与能的界限，所以他们的民权问题发生了两三百年，至今还不能解决。”⒂ 民权主义发展到这个时候有了民意政府的模样，但在没有“三权分立”的原则，也没有宪政思想的指导的条件下，如何判断政府的好与坏？如何防止军权交给坏政府后用来镇压民权？从孙中山这段话的最后一句话来推测，他没有注意到欧美“三权分立”的重要性，也没有注意到宪政思想在形成社会共识方面的作用。谈到民权的具体权力，孙中山认为应该有四种：第一个是选举权、第二个是罢免权、第三个是创制权（即立法权）、第四种是复决权（即弹劾权）。“人民有了这四个权，才算是充分的民权。能够实行这四个权，才是彻底的直接民权。”⒃ 国父孙中山既熟悉中国传统文化，又熟悉欧美日的政治体制，还有发动革命的经历，所以他的“三民主义”理想，尽管有许多观点比较粗糙，需要根据现代的政治理论和实践进行修正，但总体上这理论是推翻帝制之后，能够指导中国实行民主政治的一种理念，这在台湾的民主实践中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其三、关于帝国的奴化教育。这是与君主神化和家国体制密切配合的，并让奴化教育无孔不入，也让独立之思想和自由之精神被视为“异类”。直到现在，批评君主神化和家国体制的言论还被指为“负面情绪”，官方美化现实和炫耀武力的宣传也是多数民众的精神依托。这种现象，放在帝国时代很正常，但在共和国就很奇怪了，我甚至对“共和”两个字深感怀疑。我试图从中国帝国历朝历代杰出人物的“反思想格式化”中寻找个人自由的影子，不要说古代的老子和庄子的独立思想，就是儒学大家孟子的“民贵官轻”思想都难见踪影，所以我不得不感叹中国“大一统”的思想真是厉害。可问题是我们生活在互联网时代，面对信息的全球化，我们如何在家国体制中保持独立思考的能力？我们能否从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中挖掘出个人自由的思想？本书作者没有给出的答案，我也没有主意，但我注意到邓晓芒在这个问题上的探索：“道家的核心概念是‘自然’概念，但道家哲学把自然理解为‘无为’，即非人为，看不到人的意志行为其实是更高层次的自然和本性。西方哲学则在‘自然’概念中分离出一个‘创造自然的自然’和一个‘被自然所创造的自然’。前者比后者更高，是后者的否定，因为它用‘人为’否定了‘自然’。但它也是同一个自然的‘自否定’，因为‘人为’创造也是自然，而且是更加自然，所以它是自然的‘本质’、真正的自然。道禅的取消人为、放弃意志、破除执着，看似回复到自然而‘返璞归真’，其实反倒是最不自然的。所以我主张吸收西方哲学的这一人为精神，在道家的‘自然’概念中划分出两个层次，即‘无为’层次和‘有为’层次，使自然完成它的自否定，由此成就一种适应当代发展需要的哲学。这种自否定哲学主要体现为每个人以自己的灵魂结构为标本，对自己心中暗藏的传统文化基因作批判的反思，但它的意义并不是单纯是消极的，而将带来一种进取的、独立不倚的人格形态。因为‘自否定’本身意味着一种逻辑上的人格同一性和普遍性，它是对每个人的个性、创造力和自由意志的承认，而且是连续性一贯的承认。从此以后，只有建立在自由意志之上的道德才是真正的道德，才是值得提倡的，更重要的是，才是当代中国人自发愿意接受的”。⒄ 面对远古的中央帝国，面对中央帝国不断传递来的哲学密码，我能做些什么呢？即使到了互联网时代的今天，共和国的当权派也依然将这些哲学密码视为珍贵的传统文化，宣传家们按照这些哲学密方制成了魔力药丸，让多数国民服下之后幸福感爆棚。呜呼，撼山易、憾恶难！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国民才会发现这些帝国的哲学密码早被破解，这些魔力药丸也早已失效。我只知道这事先要自己弄明白才行。如何才能让自己更明白？我想，积极参加本群里的共读活动，经常与群友交流，应该是个不错的选择。
注释：
- 《中央帝国的哲学密码》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2018年9月第一版，第ii页。
- 《兴盛与危机-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法律出版社，2011年1月第一版，第30页
- 郭建龙《中央帝国的哲学密码》第iii页。
- 【日】宫本一大著《讲谈社01-从神话到历史 神话时代 夏王朝》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96页；
- 易中天 《易中天中华史 01 -祖先》浙江出版联合集团，2016年1月第一版，第133页。
- 郭建龙《中央帝国的密码》第23页。
- 【日】鹤间和辛《讲谈社03-秦汉帝国，始皇帝的遗产》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6页
- 【日】上田 信《讲谈社09 明清时代，海与帝国》，第369页。
- 【日】上田信《讲谈社09 明清时代，海与帝国》第389页。
- 易中天《易中天中华史 02-国家》，第169页。
- 黄彦 编著《三民主义》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11月第一版，第92页。
- 黄彦 编著《三民主义》，第122页。
- 黄彦 编著《三民主义》，第156页。
- 黄彦 编著《三民主义》，第162页。
- 黄彦 编著《三民主义》，第166页。
- 黄彦 编著《三民主义》，第189页。
- 邓晓芒《人论三题》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2019年9月版，第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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