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匆匆行者2020年4月份自由读作业）
我希望阅读一些关于法国大革命的书籍，是3月份写作业，对《政治的逻辑》的阶级斗争理论进行批判时产生的想法。尽管文革时期“巴黎公社”这个词路人皆知，很多人也知道马克思写了一本《法兰西内战》，但绝大多数人对法国大革命并不了解。我也是写3月份作业的时才想到：法国国王被推上断头台的前后几年，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所以本月我将《暴力与反暴力-法国大革命的恐怖政治》作为主题阅读书籍。
在此之前写作业《后退一步是家园》时，我了解过一些法国与美国独立战争之间的关系：“1777年10月，美国人在萨拉托加赢得了自独立战争以来最大的胜利，英国远征军的柏高英将军和他的5700名英军士兵不得不向大陆军投降。这次美国人的胜利促使法国人加入到对抗英国的战争中来。。。。并最终于1778年与大陆会议签署同盟协议。随后，法国海军及1.7万名法国士兵与大陆军一起，在约克顿附近切断了英国远征军运输补给线，使得美国独立战争出现了逆转”。⑴ 法国当年与西班牙、荷兰一起站在美国一边，打赢了那场独立战争，这是英国输掉的唯一一场殖民地战争。于此同时，法国还在其他地区与英国发生军事冲突，但法国君主专制下的财政和金融系统却无法支撑庞大的军费开支，导致法国发生了财政与金融信用的危机，国家面临破产。就此，法国大革命的序幕徐徐拉开。
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认为，经济是基础，所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化决定着上层建筑的变化，这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基石。但法国大革命却告诉我，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都是在经济制度下变化的，而经济制度又是政治制度塑造的结果。例如，为什么工业革命发生在英国，而不是海峡对面的地理及人口更具优势的法国或其他国家？其终极原因还是“王在议会”比“朕即国家”更具制度上的优越性：当法国政府被庞大的债务弄得焦头烂额之时，英国却凭借着公共信贷制度和国债制度，通过议会多数派组成的政府向民众发行债券，进行广泛融资，而议会对政府的财税使用是有监督权和立法权的，这意味着政府发出去的国债是被议会担保的。加上很多议员和政府官员也买国债，这更是给国债做了广告，所以购买国债的民众就十分踊跃。更为关键的是，民众买了那么多国债，就等于将自己的利益与国家的利益绑在了一起，就会更积极地支持自己的国家去赢得战争：自己的国家胜利了，自己手中的债券变现或升值就有了保障；如果法国人战胜了英国，自己手中的债券就成了垃圾债，没人会替失败的英国政府还债。相比之下，法国王室内阁向民众借钱就无法发债，因为没有英国议会那样对政府财政的监督权和立法权，等于没有人替国王担保，逼的国王只能走伤筋动骨的“税改”不归路，结果还酿成了国王人头落地的结局。
1786年，时任财政部部长的卡洛纳向法国国王路易十六提交了法国历史上第一份财政预算报告，警告国家财政正处于“崩溃的边缘”。随后，他又向国王提交了一份税收改革议案，该议案主张贵族和平民一律平等纳税，取消以往上层阶级可以免税的特权。国王同意并下令开始改革国家税制，但王室内阁的税改法令被巴黎最高法院驳回。那些与贵族同样享有免税特权，声称自己拥有驳回王室法令权力的法官们声称，税改方案无法证明国家增加的税收能被合理使用。为了让税制改革法案在最高法院获得通过，同时也为了让上层显贵们意识到国家面临的财政问题的严重性，国王一改过去的专制，向社会公开了国家财务危机的状况。结果，民众言论可以自由，社会精英们可以参政议政，社会改革热情也空前高涨。虽然上层显贵们对国家财政赤字如此巨大也感到震惊，但还是不愿放弃自己的免税特权。他们以税制改革不合理为由，拒绝了王室内阁的多项税改建议，财政部长卡洛纳也因此被解雇。但新任财政部长以及他的继任者通过历届的努力，税改法案依然无法获得最高法院通过。迫于无奈，国王不得不默许中断了175年，由教士、贵族和平民组成的“三级会议”重新成立，以协助王室内阁制定可行的税改方案。但新的“三级会议”中占大多数的代表已经不是贵族和教士，而是由各地纳税人通过地方议会投票选举出来的有产阶级，这是与175年前最大的不同：”巴黎和凡尔赛市民在日益频繁的议会选举、以阅读宣传册的方式进行公开议政和遍布全国的非正式政治辩论等参政精力中变得极度政治化。民众中不论男女均狂热地崇拜者平民代表-当他们在街上时会被拥抱，当他们坐在咖啡厅内会收到花，当他们聚集在议事厅时会收获民众的欢呼和鼓励。“ ⑵ “三级议会”的平民代表出现表明，在法国大革命序幕拉开之后，演员们也开始登场亮相了。
路易十六当然知道，这个与英国议会近似的议事机构可能会瓦解君主体制，所以“三级会议”成立的初衷就仅限于为政府的税制改革建言献策，但参加会议的平民代表却认为王室内阁提出的税制改革治标不治本，对产生国家财政危机进行正本清源才更为必要。于是，他们自行宣布将“三级会议”升格为拥有最高权力的“国民议会”，并拉拢“三级会议”的平民教士和自由派贵族代表加入国民议会。尽管国王及保守派贵族极力反对，“国民议会”还是选出了国民议会主席，宣布现行税制违法，还选出一个委员会来制定宪法。自此，法国大革命的演员不但登场亮相，他们还决定编写新的剧本了。
国民议会在编写新剧本-宪法的同时，却在如何对待演旧剧本的老演员-国王路易十六的问题上意见无法统一：“国民议会的设想是，暂时保留旧制度的大部分机构，使其持续运转到一系列新的机构被创立并代替它们。但在革命的第一个夏天之后，照常运转几乎不可能，很多旧有体制很快就频于崩溃”。⑶ 国民议会原打算先颁布宪法，产生了新的最高权力机构后，再逐步取代旧的权力机构。他们也清醒地知道新权力机构的建立与取代旧机构之间，社会容易产生无政府主义动乱。但以路易十六为代表的以旧剧本为饭碗的老演员们，既不甘心被政治舞台所抛弃，也不愿意成为新演员。虽然路易十六本人笃定新剧本演不了多长时间，但他也失去了往日的淡定，想了几个办法以应对危机：一是雇佣大量外籍军人潜入巴黎和凡尔赛的王宫以防不测；二是将国王御前议会中的自由派全部清除；三是关闭了国民议会在巴黎的开会场所。但国王的这些办法，不但没有缓解国家的财政和金融危机，还让广大平民的减税希望变成了失望，导致了社会上谣言四起：巴黎的面包很快要售罄、武装部队将入侵巴黎、“国民议会”将被取缔等各种谣言，引发了社会动荡，也让巴黎民众心生恐惧。
终于在1789年7月14日，群众演员们等不及新剧本上演，就迫不及待地登场了。他们不需要排练、也不需要演技，每个人随心所欲地开始了表演，剧名就叫“攻克巴士底狱”。这场革命大戏在新、旧剧本里连影子都找不到，结果却动摇了王权统治的根基。当天下午，数百名手持武器的工匠们和店主出现在象征着王权的中世纪城堡-巴士底狱城下（法国作家伏尔泰曾两度被关押在此），目的是索取城堡里的武器弹药，但遭到守城士兵的射击，导致一百多名巴黎市民被杀。随后一批军队的士兵前来帮助市民助攻，城堡指挥官看到力量悬殊，随即宣布投降，结果与数名士兵一起被攻入城内的市民杀死。他们的头颅被暴乱者用长矛挑着，游街示众。 “民众复仇的渴望，连同与日俱增的恐惧与愤怒，将在未来几年的大小事件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⑷
经过攻占巴士底狱为代表的一系列革命事件后，旧政府机构继续运转已经不可能，国民议会不得不出面稳定动荡的政局。他们一方面要思考如何尽快地建立新秩序，另一方面要稳定现有秩序，两种不同的任务需要国民议会同时去完成：“最难完成的是同时同地进行拆毁和重建。在间隔期间，人们必须住在街上或帐篷里。这正是一切特权，包括王权在内彻底崩溃时整个法国社会呈现出来的面貌。……。旧制度倾倒的危机，以及民众对无政府状态的恐惧，将持续至少数月，并给革命和革命者带来一系列困扰。”⑸
在建立新秩序方面，国民议会不仅要继续起草新宪法，为了凝聚全国人民的“宪法共识”，还像美国的《独立宣言》一样，于1789年8月4日颁布了著名的《人权宣言》。但与1776年7月4日颁布的《独立宣言》最大不同之处在于，《独立宣言》是美国独立战争的一面旗帜，经历了八年抗战血与火的考验，所以依据《独立宣言》而制定美国宪法是“顺其自然”。“这五十五位代表都对美国独立或者美国革命立下汗马功劳，他们以各种方式参加过那场革命，不少与会者当过大陆会议的代表，大约四分之三的人是邦联国会的议员，几乎所有的代表都有过从政经验，在殖民地政府或者独立后的州政府任过职。可见，他们有着共同的经历，大都从独立战争中走过来，对联邦政府的运作和缺陷了如指掌，这对他们达成共识肯定是有帮助的。他们不是一群只会纸上谈兵、高谈阔论的代表，而是有着大量政治实践和丰富政治经验的精英。⑹ 而法国的《人权宣言》却是为了制宪而创造的，从而缺乏历史的积淀，更缺乏一群从政经验丰富的杰出人物的掌控，使得这面深得民心的“自由、平等、博爱”大旗在以国王为代表的君主制面前飘扬显得十分突兀，因为从国民议会收到的成千上万封来自全国各地民众的申诉书中可以看出，当时法国民众唯一知道的统治形式只有君主制，几乎没有人去想一个没有国王的法国应该是怎样的，以至于当时许多人，包括许多著名人物都将《人权宣言》的出现归于神的意旨：“8月4日晚的例会和《人权宣言》的颁布是所有变化中最出人意料的，几乎没有人想到它们可以成真。尽管这些法令中的观点早在上个世纪就有一些学者提出，但在那个夏天到来之前，革命派成员几乎无人敢想象这种总体性的变化居然有实现的可能性”。⑺
在稳定现有秩序方面，国民议会发现，现在唯一合法运转的行政机构只有巴黎市48个分区以及各省的市镇政府，而且市镇政府为了稳定本地的社会秩序，纷纷建立了“国民自卫军”。这些国民自卫军人，多数来自有闲暇时间和购置装备闲钱的有产阶级，他们怀着对民主、自由的强烈信仰，经常聚集在一起操练、参加政治集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争取到了选举自己军官的权力，不但逐渐脱离了一些市镇政府的领导，有时还与一些市镇政府发生权力斗争。最激进的行动发生在1991年4月18日，他们拒绝了最高司令官的命令，阻止了国王路易十六全家离开杜伊勒里宫。
路易十六带着全家出逃未遂事件震动了所有法国人：高级军官和保守派贵族和教士们看到的是法国君主制正在崩塌，尽管当时国王还是国家最高领袖，他们都纷纷想办法逃到周边的君主制国家；而以雅各宾俱乐部为代表的激进派则认为，这说明国王过去宣誓遵守一切革命法令都是假的，要求“废黜国王、建立共和国” 。但国民议会中占主流的温和派还是认为国王是被身边的阴谋集团挟持，被迫出逃的。如果路易十六愿意签署宪法就继续与其合作，“不计前嫌“。多数代表们的目的还是想建立君主立宪制：“1791年’和解‘中最大的纰漏，也是根本的、悬而未决的问题出在路易十六身上。尽管路易十六郑重地宣誓效忠于宪法，其本人仅保留行政权力；然而，他所掌握的实权却并不比当代经选举产生的美国总统的权力小。事实上，路易十六夫妇仍在继续他们的‘双面游戏’：暗中鼓励欧洲各国对新政权进行干预和破坏，从而结束这个他从未真正接受的政权，并恢复王室和贵族阶层往日的特权。国王没有接受宪法，也不承认自己的权力受到限制，这将是君主立宪制尝试中的致命缺陷。”⑻
如果说巴黎民众攻占巴士底狱是第一场群众演出，四年后攻占杜伊勒里宫则是第二场群演大戏，这场大戏直接导致了王权的倾覆。攻占杜伊勒里宫的原因是有小道消息称，国王正在密谋对革命者进行大屠杀，而杜伊勒里宫殿已经成了随时可以发起进攻的武装兵营。于是，抢先下手的国民自卫军于1792年8月9日凌晨五时许，攻占了巴黎市区东部的王室军火库，并将武器分发给了国民自卫军士兵和群众；早上七点左右，部分市镇政府的长官们在巴黎市政厅宣布成立“巴黎公社”，并接管了巴黎市政厅的行政权力。随后，负责保卫杜伊勒里宫的王室卫队指挥官被带去接受巴黎公社的询问途中被不明身份的人开枪打死，国王及王室成员则乘乱从宫殿西侧小门出逃，躲进了国民议会。国王离开宫殿之后，由瑞士士兵组成的王室卫队向民众敞开了宫门，当巴黎民众涌进宫殿外院时，突然遭到来自四面八方子弹的袭击，当场造成十多名民众的死亡，伤者无数；接着王室卫队又控制了宫殿外的卡鲁索广场，结果又造成更多民众的死伤。民众被袭的遭遇彻底激怒了国民自卫军和巴黎的武装民众，也让巴黎公社相信，杜伊勒里宫的确是反革命堡垒。于是派遣了一支庞大的国民自卫军从巴黎东部赶来，与先期达到的大批手持长矛和其他武器的愤怒民众一起包围了杜伊勒里宫。随后，国民自卫军与武装民众合力冲进了杜伊勒里宫，与瑞士的王室卫队及贵族志愿者展开了厮杀，血腥的肉搏战持续了两个多小时，双方共有1000多人死亡，包括600多名瑞士士兵，这是自16世纪以来巴黎伤亡最为惨重的一次暴力事件。该事件直接导致国王被国民议会罢免废黜，国王及王室成员成了政治犯，被重兵押解至巴黎北部圣殿区的监狱。这场在杜伊勒里宫上演的血腥大戏，促使国民议会第二届选举时将代表人选由纳税人扩大到全体男性公民，这直接导致雅各宾派和巴黎公社的代表在这个最高权力机构成为多数，国民议会也就此改名为“国民公会”，并于9月22日宣布推翻君主制，建立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立法议会（指国民议会）最强大的竞争对手显然是新近成立的巴黎公社。在巴黎，虽然包括市长热罗姆.佩蒂翁在内的大部分市政官员未被撤换，但一度不允许佩蒂翁离开市长宅邸，其所有实权都被移交至’巴黎公社‘的常务总理事会。这个常务总理事会的组成人员几乎与当初猛攻杜伊勒里宫的起义人群一样-同样由激进武装分子，属于‘无套裤汉’群体的商铺店主和工匠主导。……。在许多武装分子眼中，既然推翻君主制的头号功臣是他们自己以及他们的’无套裤汉‘和结盟军盟友，那么，在这一过程中没有起到任何领导作用的议会无论如何也不应该继续保有如此大的权力。……。在立法议会的一次例会上，巴黎公社的一名代表公开对议员代表们进行说教：‘人民通过自己的努力成功自救。请各位记住这个道理：当一个小男孩变得比老师更强壮的时候，老师的指导和领导就到头了！’”⑼
法国的共和国大戏让围观的欧洲各君主国坐立不安。在新教的英国看来，天主教的法国一定会向国外输出“暴民政治”，所以英国变得更像警察国家。若干压制言论、出版、集会自由的法案陆续出台，这常被贴切地统称为“禁言法”(gaging acts)。说一句“国王去他×”、“军队是国王的狗腿子”都可能有牢狱之灾。1792-1793年间属于煽动罪的案件比先前87年的总和还多；欧洲大陆的奥地利也在法国北部边境与法军发生武装冲突，而此时法国军队中的大多数高级军官，不是被撤职就是逃亡境外。普鲁士军队随后也在法国东北部开辟了第二战场，他们的4.2万名士兵仅用了三天时间，于8月23日就突破了法国隆维防线；又用了三天的大炮轰击，让法国东北重要堡垒凡尔登的守军缴械投降。“对于法国人来说，边境防御要塞以如此快的速度被各个击破，毫无疑问是令人惊愕和恐惧的。直到8月底，大部分巴黎人都在专注于内政：应对各种危机、推翻路易十六以及努力赢得全国其他地区的支持。他们毫不怀疑革命旗帜下的’公民军队‘很快将战胜奥地利和普鲁士的‘奴隶军队’；而对于发生在北部边境的军事僵局，他们确信这是由国王和将军的叛变所造成的必然结果。”⑽
巴黎公社迅速采取了两方面的措施：首先是在全国范围紧急征兵，动员年轻人奔赴前线。为此，许多学徒、短工，甚至一些已婚超龄男子也和全国各地的大批志愿者一起奔向前线，这极大地鼓舞了前线作战的士兵。在关键的瓦尔密战役中，尽管普鲁士连续11个小时的炮火轰击，法军不但没有向以前那样溃不成军，反而利用自己人数众多的优势，切断了普鲁士深入法国的供应线，并向普鲁士军队发起反攻，迫使普鲁士军队溃败。法军乘胜追击，不仅收复了隆维和凡尔登失地，而且越过了莱茵河，攻下了美因茨、法兰克福；进入的瑞士联邦的日内瓦，横扫了整个南部法语地区，让东南部边境一直到阿尔卑斯山都成了法军的势力范围；随后，他们又攻占了地中海沿岸的尼斯；又在三周之内攻下了原属于奥地利的低地地区，即今天的比利时。巴黎公社采取另一方面的措施是先发制人以挫败“监狱阴谋”，即防止在押的贵族、幸存的瑞士士兵、顽固派神职人员越狱，与国外侵略军里应外合，去报复和屠杀爱国民众。如果说攻克巴士底狱和杜伊勒里宫的暴力演出是群众自发的，那么这场监狱屠杀则是巴黎公社亲自导演的：“当天晚些时候，杀戮开始了。先是塞纳河桥上响轰鸣的炮声，随即整个城市的教堂也敲响了钟声。紧接着，民众扑向一群原计划要被转移的圣日耳曼德佩区附近的修道院监狱的囚犯，并杀害了他们。随后，人们依次闯入了修道院监狱和附近的卡莫监狱，系统地处决了’反革命’份子，包括贵族、神职人员、瑞士卫兵以及被认定已被反革命收买的普通罪犯。在接下来的几天内，从9月2日至6日，巴黎市区的其他监狱大多数都遭到袭击，包括巴黎古监狱、硝石库监狱、沙特莱监狱、贝纳丹监狱和圣-费尔芒监狱，连同两处拉弗尔斯监狱以及城南的比塞特医院监狱。共有1100至1400人在这一系列屠杀事件中遇难。……。立法议会先后派出两个代表团试图制止暴力事件，但均以失败告终，甚至代表们本人的人身安全也受到威胁。无奈，代表们只得发表措辞模糊的宣言，敦促各方保持冷静和团结。”⑾
法军取得的巨大胜利，产生了两方面的效果：一方面让共和国民众信心爆棚，法国全境举行了各种各样的庆祝活动：“革命者的野心似乎空前高涨。人们不断谈及’解放‘波兰、那不勒斯和西班牙，革命者也已经雄心勃勃地准备好解放整个欧洲。最近的时间毫无疑问地证明了人民的力量：自由的人民有能力打败欧洲大陆最强大的军队，并给‘所有暴政政府带来噩梦一般的恐怖‘。”⑿ 另一方面让革命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确信：正因为组织了像监狱屠杀这样一系列公开的恐怖活动，才让反革命份子噤若寒蝉，不敢暗中破坏法军的战略部署，也才有了法军空前的胜利。所以，要想保证我们的自由之师能继续无往而不胜，共和国必须要做更恐怖的事情来震慑那些企图勾结反革命份子的上层阶级，而更恐怖的事情莫过于当众砍掉国王路易十六的脑袋。
不仅激进的巴黎公社想通过杀戮反革命分子来震慑反革命势力，就连依靠普选获得合法权力的最高行政机构-国民公会，在收回巴黎公社的行政权力之后也这样认为。只是他们在是否应该处死路易十六的问题上，国民公会中温和的吉伦特派与激进的山岳派之间爆发了激烈的冲突，犹如国民议会时期雅各宾派与拉菲派之间争吵不休时所做的一样，最后诉诸于投票：1793年“当投票结果在1月17日晚上最终尘埃落定时，双方仅有一票之差：在721名投票者中，有361人主张处死路易十六。如果将主张‘死刑缓期执行’的代表也算在内-正如国民公会最终做的那样-’死刑‘的支持者更多。”⒀ 从此国民公会开始有了既当审判员又当法官的身份，而这样的身份根据国民议会时期颁布的《1791年宪法》是属于违法的。
路易十六被处死并没有阻挡严重威胁共和国的危机来袭。随着法国军队攻占的地盘不断扩大，国民公会急需征兵以补充军队。城市自愿参军的年轻人都已在军队服役，所以只有将征兵的范围扩大到农村，但在2月出台的旨在招募30万新兵的征兵法令引发了自1789年以来最激烈的各地农村的暴动：“在许多农村民众看来，革命已经带走了他们的牧师，杀害了他们的国王；革命者通过的法令也并未减少他们的税费─在某些情况下甚至不降反升；那些从城镇派遣来的负责执行法令的卫兵傲慢而粗暴。而现在，国民公会又希望他们为革命献身，投入到距离他们家园数百公里远的战争中；那些鼓吹和挑起战争的人却稳坐在管理者的位子上，悠闲地计算税收和挥斥方遒。”⒁ 随着战争在法国境外不断扩展，不但让法军兵力无法及时补充，军备供应链因为拉长也让法军捉襟见肘。当法军试图出售原属于奥地利，现比利时教会的土地以及其他物品以充实军备时，引起了当地许多天主教徒和神职人员的愤怒，多个城市爆发了骚乱。奥地利人乘机大规模反攻，并很快让法军丧失了此前在这战场上取得的全部优势；在东北部的德意志战场，法军也难以抵挡奥地利与普鲁士的联合进攻，最终只能选择全面撤退。农村的暴动与奥普联军的进攻几乎同时发生，让国民公会各派都认为这是敌人─贵族和神职人员─事前仔细策划的阴谋，而反对征兵只是一个幌子，这些阴谋家想借机里应外合，意图打败共和国及自由制度。更让国民公会不能容忍的是，革命军北方战场的总指挥官吕穆埃于3月末背叛了共和国，他指责国民公会未能全力支持军队，导致了自己军队的战败。继3月11日国民公会决定成立特殊革命法庭（该机构有权在不允许上诉的情况下对被告做出审判，对反征兵暴动的人尽快处以死刑）之后，4月6日又成立了凌驾于国民公会各部委之上的“救国委员会”；到了10月，该委员会又获得了指挥特殊革命法庭进行调查的特权；10月10日该委员会又获得了行政权。自此，该委员会完成了作为国家镇压机器的所有权力扩张，而此时的国民公会的大多数成员已经不愿意通过书信表达自己政治观点，因为该委员会和特殊革命法庭的调查人员有权拆看任何往来书信；10月24日，特殊革命法庭开始对国民公会中的75名吉伦特派领导及该派的同情者进行审判，其中许多人是几天前刚从国民公会代表的座位上直接拉下来送进监狱的。参与审判的5名法官和一个由14名男子组成的陪审团都是巴黎本地的激进份子。10月30日首席法官宣布了最后的判决：21位被告被判处“煽动分裂共和国罪”并将在次日送上断头台。被判死刑的21名被告，除了一名在法庭当场自杀外，“剩余的20名被告被安置在四辆囚车中游街示众，这种羞辱性的仪式与旧政权时期所实行的并无不同。囚车缓慢地从古监狱驶出，沿着塞纳河一路到达革命广场。所有这些代表都读过罗马人英勇就义的故事，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也决意效仿。据说最年轻的两位代表-丰腓德和迪科-高唱着爱国歌曲。许多代表，特别是来自波尔多的代表们，早在革命开始之前就是亲密的朋友。据目击者说，他们在断头台下彼此拥抱，随后排着队，一个接一个地爬上断头台赴死。在这天之前，这台伟大的机器还从未一次吞噬过如此多的生命。……。被处决的代表中有不少为民众所熟知，甚至直到当代也还是法国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 ⒂
救国委员会的独裁并没有缓解对外战争的颓势，也没有平息内部的暴乱，反而让自己陷入危机四伏的境地：国民公会的治安委员会认为救国委员会蛮横地瓜分了他们的权力，并对自己沦为他们的下属而深感不满；救国委员会内部其他委员也对罗伯斯庇尔、库东及圣茹斯特“三巨头”独揽大权十分不满；国民公会中的吉伦特派更是要为21名吉伦特派代表冤死报仇。终于在7月27日（热月9月）上午的国民公会会议上，这三个巨头的发言及抗议被议会主席阻止之后，在代表们响彻会场的“暴君、暴君”呼喊声中当场被捕下狱，并在第二天下午被当众砍了头：“在罗伯斯庇尔短暂的政治生涯中，他曾畅想过一个全新的民主世界，那里有着社会正义、有着公民美德。不幸的是，他始终在自我怀疑和否定中拉扯，并最终葬送了自己的生命。并且，他还是恐怖统治的主要煽动者之一-虽然不是唯一的一个。”⒃ 这场断头台上的死亡表演，最后的结局竟然是导演也被拉上断头台，这给了后人一个大大的问号：为什么相当一部分称颂宽容、公平正义和人民权利的革命精英，会信奉国家暴力的政治文化呢？为什么在建立新制度的革命中，会有如此多的人丢掉性命？
中国的革命者回答是：“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就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⒄ 但我们知道，就是中国革命成功之后，还是不能请客吃饭，更不能随便做文章。继续革命死了千百万人之后，文质彬彬没了，温良恭俭让也回不来了。
一位法国年轻人写信也问英国人爱德蒙.帕克同样这个问题，帕克为此写了《法国大革命反思录》，并于1790年11月1日出版。他通过对英国宪法秩序的分析回答了这个问题：“从《大宪章》到《权力法案》你会观察到，主张并确认我们从先人那里继承来的并将会传承给我们子孙后代的自由─就如同专属于这个王国全体人民的一项不动产，无须参照什么更普遍的和先在的权力─是我们宪法采用一贯的方法策略（policy）。通过这种方式，我们的宪法尽管在各个部分具有巨大的差异性，却能够保留整体的一致性。我们有世袭的王权，世袭的贵族，以及从古老的祖先那里继承而来的下议院以及拥有特权、权利和自由的人民。
这一策略在我看来是深刻的反思的结果，或者确切地说是遵循自然的幸福结果，这是一种无须思考却能超越其上的智慧。革新精神往往是自私秉性和褊狭观念的产物。那些从来不去回顾他们祖先的人也不会去展望他们的后代。此外，英国人当然非常清楚地知道，继承的观念培养了一种确定的保守原则和一种明确的传承原则，但并没有把改进原则排除在外。它任由其自行获得，却保障了其所得。” ⒅ 在我看来，保守主义的力量在于上下传承，至于左右各方的借鉴，爱德蒙.帕克认为只要顺其自然就会有收获，不必强求。这当然是治国成本最低的方法，但这是需要强国作为保证的。有工业革命的先发优势，当然就有这样的底气。但如果是弱国，则往往等不到借鉴的自然成果，就被国外列强踹开了国门。能否在国门被“黑船”撞开也能顺势借鉴，开发出自己的“维新”，这又是对弱国的经济、政治及文化的制度考验。
通过法国人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对两种不同的“集权”进行的分析也可以回答上述那个问题：“实际上有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集权，对此必须分辨清楚。有些事情，诸如全国性法律的制定和本国与外国的关系问题，是与全国各地都有厉害关系的。另一些事情，比如地方的建设事业，则是国内的某一地区所特有的。我把第一类事情的领导权集中于同一个地方或同一个人手中的做法称为政府集权，而把以同样方式集中的第二类事情的领导权的做法叫做行政集权。这两种集权有些地方界限不清，但从总体上来观察它们各自管辖的对象时，便不难把两者区别开来。
显而易见，如果政府集权与行政集权结合起来，那它就要获得无限的权力。这样，它便会使人习惯于长期的完全不敢表示自己的意志，习惯于不是在一个问题上只是暂时地服从，而是在所有问题上和天天表示服从。因此，它不仅能用自己的权力制服人民，而且能利用人民的习惯驾驭人民。它先把人民彼此孤立起来，然后再各个击破，使他们成为顺民。”⒆ 顺着托克维尔的思路，我认为如果法国的“三级会议”没有破坏地方的行政权，而专注于政府层面的改革，应该可以避免发生这么大的社会冲突。
我们作为外国人不容易看清法国这段大革命时期复杂的经济、政治、宗教、文化的冲突，但作为读者，我还是愿意将本书的一段话作为自己阅读后的总结：“毫无疑问，最初、紧张情绪、革命热情与社会关切，让法国社会极其重要的一部分人接受了1787年之后涌现的新的革命价值，这些价值在1789年夏被写入了一份重要的宣言。在这个时代，我们很容易忘记这些成就是多么新奇，多么耀眼，多么非比寻常。不像现当代历史上的诸多革命，法国大革命并非基于一套已经存在且发展完善的意识形态，它并没有完全照搬启蒙思想家的某个或某些理论学说。”⒇
注释：
- 【美】加里.纳什《美国人民-创建一个国家和一种社会》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年7月第2版，第211页、213页。
- 【美】谭旋 《暴力与反暴力-法国大革命中的恐怖政治》山西出版传媒集团，2019年3月第1版 第39页。
- 《暴力与反暴力-法国大革命中的恐怖政治》第65页。
- 《暴力与反暴力-法国大革命中的恐怖政治》第47页。
- 《暴力与反暴力-法国大革命中的恐怖政治》第54页。
- 王建勋《用野心对抗野心<联邦党人文集>讲稿》东方出版社 2020年3月第1版，第63页。
- 《暴力与反暴力-法国大革命中的恐怖政治》第52页。
- 《暴力与反暴力-法国大革命中的恐怖政治》第141页。
- 《暴力与反暴力-法国大革命中的恐怖政治》第199~200页。
- 《暴力与反暴力-法国大革命中的恐怖政治》第211页。
- 《暴力与反暴力-法国大革命中的恐怖政治》第214页。
- 《暴力与反暴力-法国大革命中的恐怖政治》第233页。
- 《暴力与反暴力-法国大革命中的恐怖政治》第247页。
- 《暴力与反暴力-法国大革命中的恐怖政治》第267页。
- 《暴力与反暴力-法国大革命中的恐怖政治》第322页。
- 《暴力与反暴力-法国大革命中的恐怖政治》第322页。
-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第18页。
- 爱德蒙.帕克《法国大革命反思录》江西人民出版社 2015年12月第1版，第62页。
-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商务印书馆 1991年6月第1版 第96页。
- 《暴力与反暴力-法国大革命中的恐怖政治》第3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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