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的强制与协商，读《政治的逻辑》有感（三）

（2020年1月匆匆行者第十六次作业）

                第三节  政治与阶级的关系

上一节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强制特性，特别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第一条基本原理“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分析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产生作用的理论演变逻辑，分析了强制性政治对经济产生的影响，特别是意识形态对生产关系产生的影响；另外，上一节根据西方政治学的协商特性，比较了西方国家政治对经济的影响，特别是将政治法律化，转化为宪法和一般成文法律后，对社会经济产生的影响。本节将根据《政治的逻辑-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基本原理》给出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原理，与西方政治学理论进行比较，并分析两者对阶级关系的不同认识及其影响。

为了减少篇幅，本节将《政治的逻辑》四章（第三章：政治是各阶级之间的斗争、第六章：政治权力是阶级统治的权力、第八章：政治民主是阶级统治、第九章：政治党派划分基于阶级划分）一并在此。本书作者将这四章分别归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第二、第五、第七和第八条基本原理，并从强制政治的不同角度分析了政治与阶级的关系。

首先需要厘清“阶级”的概念：“由于人们在一定的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与生产资料的关系不同，分配社会财富的多寡不同而形成的社会集团。⑴⑴《辞海》第1104页。辞海给出的这个“阶级”概念中，“社会地位“是指社会阶层，属于社会学概念；“与生产资料的关系”是指社会某阶层是否直接使用生产资料，以区别那些同样被资本雇佣，但并不使用生产资料的社会阶层，如精神、文化产品的生产者，如教育工作者、文艺工作者、社会服务工作者等；“社会财富”的多寡是指某阶层在社会中的自由度。拥有财富较少的阶层，社会地位也比较低，结果阶层整体的自由度也较低。

作为工人阶级这个马克思主义特别关照的社会阶层，它的三个属性，社会地位、与生产资料的关系和财富多寡，只有“社会地位”这个属性相对固定，其他两个属性，从马克思的19世纪中期到21世纪的今天，其内部的阶级成份及外部环境都发生了质的变化：

首先，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工人阶级与其他阶层一样生活水平也在不断提高，并已失去了往日的革命热情。在私有体制下的经济发达国家，工人可以通过自发的工会组织与资本抗争和协商，获得本阶级的利益。随着工人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和国民财富的积累，国家应对经济危机的调控能力越来越强，工人对资本的反抗也越来越弱，因为他们知道自己与资本的利益是“一损俱损”的关系，尽管工人只愿意争取眼前的利益并不符合革命领袖的期望。“在19世纪后期，西欧国家的工会如同英国工会一样，越来越不关心政治斗争，而是关注自己目前的经济利益，并对工人产生越来越大的吸引力。┉┉ 正如德国工会总委员会主席卡尔.列金在关于资本主义必然崩溃问题中指出的那样：‘恰恰是我们，组织在工会的工人，不希望所谓的崩溃来临，它将迫使我们在社会的废墟上进行建设，无论这个制度比我们现在的制度是好是坏，反正都一样。我们希望的是平静的发展。’” ⑵⑵ 刘成 马约生 著《欧洲社会民主主义的缘起与演进》 重庆出版社 2006年1月第一版，第23页。与私有制经济发达国家不同，中国改革开放前三十年，中国工人阶级被国家领袖奉为“领导阶级”，不但在公有体制内主导企业生产，而且让许多工人以“工人宣传队员”的名义，离开生产第一线，进入社会文化领域，成为文化领域各个机构的领导人；而那些企图提高企业生产效率的企业领导，则被批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结果，因为公有体制下的企业生产效率低下，导致国民经济持续下滑。1978年，按照世界银行的指标，中国人均GDP只有156美元，1978年，世界上最贫穷的地区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人均GDP是490美元，也就是说，当时中国人均GDP连世界上最贫穷非洲国家的1/3都没有达到。在国民经济到了“崩溃边缘”的情况下，国家领导人只能打开国门，走改革开放之路，工人阶级也回到了原有的社会阶层。所以，不管是私有制国家还是公有制国家，出于对经济利益的追求和资本的依赖，导致工人阶级的阶级地位不会发生改变。

其次，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第二、第三产业都在不断扩大，导致工人阶级内部大量人员脱离与生产资料的结合：“改革开放初期的1978年，在我国4亿多从业人员中，6900多万第二产业从业人员占17.3%，第三产业从业人员近4900万人，约占12.2%。现在近40年过去了，到2016年，在全国7.7亿从业人员中，第二产业从业人员达2.2亿人，约占28.8%，第三产业从业人员近3.3亿人，约占43.5%。”⑶⑶ 李培林等 著《当代中国阶级阶层变动 1978-2018》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年9月第一版，第3页。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企业间的竞争和规模的扩大，使得企业自动化生产水平不断提高，不但让许多文化水平较低的工人流转到社会其他领域，也让更多较高文化水平的知识工人，通过操纵昂贵的机械设备进行生产，这使企业不得不支付较高的劳动报酬甚至企业股份给工人，以吸引工人阶级将企业的利益为自己的利益，极大地缓和了工人与资本之间的阶级矛盾。

总之，随着中国的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工人群体的阶级结构也必然发生质的变化：“随着工人阶级队伍总人数的大幅度增加，工人队伍的结构也发生三个显著的变化：一是农民工成为工人队伍中的新生力量，2016年全国农民工的总量达到2.82亿人。在整个非农从业人员中，扣除党政干部、事业单位从业人员、社会组织从业人员等之后，农民工约占工人队伍的60%。┉┉ 二是服务业工人的人数超过了产业工人，成为工人队伍中人数最多的部分。┉┉ 特别是随着以通信、金融、物流、电子商务、房地产为主体的现代服务业的快速发展，一支与新技术、新业态密切联系的，有别于传统体力劳动工人的新型工人队伍迅速成长，人数已达千万人。 三是工人队伍中国有企业职工比重加大幅度减少，其经济社会地位分化较大。改革开放初期的1978年，我国工人中大约75%的是国营企业工人，25%的是集体企业工人，而且我国几乎没有其他所有制形式的经济组织。┉┉ 到2015年，全国6200多万国有部门从业人员中，扣除700多万党政机关公务员、3000多万事业单位人员等，国有企业工人实际已下降到只有3000多万人，集体企业工人也只剩下400多万人，而私营企业、港澳台资企业、外资企业和各种非国有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的工人，近2亿人，其中私营企业工人1亿多人。”⑷⑷ 《当代中国阶级阶层变动 1978-2018》第3~4页。这与19世纪马克思时代的西欧工业国家的工人阶级构成已不可同日而语。

作为对比，19世纪中期资本主义最发达的英国，工人阶级的生存状况是怎样的呢？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里有很多的描述：“格拉斯哥在许多方面是和爱丁堡相像的：有同样弯弯曲曲的小胡同〔ｗｙｎｄｓ〕、同样高的房屋。关于这个城市，“机 工” 杂志曾经这样说：’工人阶级在这里差不多占总人口（将近３０万）②的7８％ ，他们住在城 市的这样一些地方，这些地方在贫穷和肮脏方面超过了圣詹尔士和怀特柴泊的最糟糕的小胡同，超过了都柏林的郊区和爱丁堡的ｗｙｎｄｓ〔弯街〕。这些地区有许多在市中心——特隆盖特以南、盐市以西、考尔顿、‘大街’后面以及其他地方；这是一片一望无边的像迷阵一样的狭窄的街道和弯弯曲曲的小胡同，在这些地方差不多每走一步都可以遇到破旧的、客气不流通的、好几层的、没有自来水的、半坍塌的房子所形成的大杂院或死胡同。这些房子真正是塞满了人。每一层住着三四家，有时达２０人之多，有时每一层整个地都当夜店租出去，在一个房间里，不能说安插了，而简直是塞进了１５个到２０个人。这些区域是居民中最贫穷、最堕落和道德败坏到极点的一部分人的藏身之所，这些地方应当被看做那些可怕的要命的流行性热病的发源地，这些病 就从这里蔓延到整个格拉斯哥 ‘”。 ⑸ ⑸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人民出版社、第318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研究了当时工业最发达的西欧各国资本特性和工人阶级现状后认为，工人阶级贫困的普遍现状，是因为资本的贪婪特性及市场经济中劳动力必然成为商品造成的，从而导致工人阶级的贫困是绝对的并且非革命而无法改变，但历史已经证明马克思关于工人阶级绝对贫困的理论是错误的。错误的原因是马克思恩格斯认定，基于资本的贪婪和市场制度的无情，企业雇佣的工人一旦提高了工资就会因为劳动力成本较高而被解雇，资本会转而雇佣工资福利要求较少的新工人。由于工人的消费水平普遍较低，所以一旦遇到资本与社会无计划性之间的矛盾造成产品过剩的经济危机，就会导致工人阶级的绝对贫困。这种工人阶级绝对贫困观点除忽略了工会组织的抗争作用之外，还忽略了资本与劳动之间的企业管理层的作用。作为企业管理者，资本希望通过他们的管理技能，让资本通过企业生产能长期获得高额利润，而企业生产要维持高额利润就需要保持较高的劳动效率，除了管理者寻求技术革新之外，更需要将企业的利润增减与工人待遇的好坏直接挂钩，激励工人们为获得更好的工资待遇而勤奋工作，产生与企业“共命运”的基本条件。当资本与企业管理者都在市场竞争的条件下看待企业长远发展时，工人与企业长期结盟就是必要的，工人阶级生活水平的提高就是必不可少的，利用市场规则强迫工人接受最低工资待遇的行为就会导致企业最终破产。 既然工人阶级的绝对贫困不可能维持，则无产阶级革命就没有了理论根据，因为谁都不会吃饱了饭砸自己的锅。

《政治的逻辑》一共用了四章介绍了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发展的逻辑：人类历史发展是有规律可循的，即社会政治形态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这个历史决定论的发展动力，其源头是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导致社会财富不断增加，由此产生三个结果：一是促进了社会劳动分工和阶级分化，二是统治者拥有更多的财富，三是劳动者为了改变生存状态而不断反抗。所以阶级推演出以下政治逻辑：

1. 过去的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原始社会没有财产也没有阶级，奴隶社会有奴隶与奴隶主之间的斗争，封建社会有农民与地主之前的斗争，到了现代社会，阶级斗争趋于简单化，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抓住这几个历史阶段的阶级斗争，就全面认识了政治的真谛，“以不同的所有制为基础的不同的生产方式，也相应地产生不同形式的阶级对抗。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生产方式的不断变更，阶级对抗的主体和形式也随之而转变。” ⑸⑸ 王沪宁 主编《政治的逻辑-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基本原理》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6年10月第一版，第92页。
2. 阶级斗争的核心问题是政治权力。不同的阶级代表不同的经济利益，而阶级的经济利益是需要靠阶级斗争来争取，已经获得的经济利益需要靠政治权力来保卫，所以政治权力是实现经济利益的手段。在现代社会，阶级斗争体现为无产阶级政党与资产阶级政党之间的斗争。无产阶级政党应该由革命家，通过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来领导，实现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消灭私有制的近期目标，实现无阶级、无国家的共产主义社会的远期目标。“马克思主义认为，只有当阶级斗争不仅属于政治范围，而且抓住政治中最本质的东西即国家政权机构时，才是充分发展的、’全民族的阶级斗争’。只有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不仅进入政治范围，而且直接指向政权问题；不仅要夺得政权，而且要根本改变政治权力几千年来的阶级性质，这种斗争不仅是’充分发展‘的斗争，而且只有上升到‘全民族的’以至’全人类的‘高度，才能夺得最后的胜利。” ⑹ ⑹《政治的逻辑-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第108~109页。
3. 阶级统治是政治民主的本质，无产阶级通过政治民主实现社会民主。世界上没有“全体人”的民主，民主实质都是“大多数的统治”的政治民主，是一种国家形态。无产阶级民主是从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的国家制度，社会主义民主是社会主义时期的国家制度。无产阶级的政治民主必然向无阶级的社会民主过渡，这个过渡既是人们在政治领域获得平等的政治权利的过程，也是人们在经济领域的奴役和不平等的过程。“无产阶级的民主是大多数人对少数人统治的民主，是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条件下形态改变了的民主。列宁认为这种民主是向原始民主某种程度的‘回复’。当然，是更高层次上的’回复‘。这种‘回复’意味着无产阶级将最终趋向社会民主，趋向在高度发展的生产力发展基础上实现的民主。”⑺ ⑺《政治的逻辑-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第297页。
4. 大力发展生产力是促进阶级灭亡的必要手段。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最终目的是，通过大力发展生产力，消除阶级的不平等，缩小阶级差异，最终实现阶级消亡。这是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前提条件下实现的，所以在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过度阶段，必须将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私有制改造成公有制，以解决先进的生产力与落后的生产关系之间的基本矛盾，进一步解放生产力。“阶级能否灭亡，废除私有制、消灭剥削阶级及其制度是必要的步骤，但发达的社会生产力却是最终的决定因素和关键。马克思主义认为，对于历史的最终结果而言，制度的要求不是绝对的，而生产力的要求却是根本的标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不是什么良善道德的结果，而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必然。社会主义的基本任务就是解放北资本主义私有制束缚的社会生产力，在与这种生产力相配的制度条件下，促进生产力进一步发展，逐步走向无阶级社会。假若不能完成这一基本任务，自身的巩固就难以保证，更不用说去消灭阶级现象了。” ⑻ ⑻《政治的逻辑-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第108~109页。

苏联和中国的革命实践都证明，在社会普遍贫穷、经济不发达的条件下，革命领袖们通过号召群众为了将来的幸福生活，用暴力的方式推翻旧政权，不仅使得生产力和社会秩序受到破坏，而且让革命领袖们在带领群众追求幸福生活的同时，无法摆脱自己对特权的依赖，最后形成统治者特权阶层的利益集团。为了维持这个特权集团的利益，必然在夺取政权之后继续坚持阶级斗争，消灭政治异己力量，坚持一党独大的政治体制，以阶级斗争为武器，侵犯个人的言论自由和集体的结社自由。在千万人丢掉生命的同时，也破坏了国家的法制建设， 使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更有甚者，许多人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继续革命口号下，乘机利用阶级斗争打击异己，让千万无辜者死于非命，这历史的教训不可谓不深刻。但《政治的逻辑》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后出版值得深思，这说明有些国家领导人并不愿意放弃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希望以阶级斗争为棍子封杀言论自由，打击异己的政治力量。例如，国务院分别在1981年对于个体经济、1983年对于个体工商业的雇佣人数分别做了规定，雇佣人数不能超过7名。“为什么可以雇佣7人呢？说起来很可笑。因为在马克思的著作里有这个界限。其实，马克思在这里只不过是举一个例子而已。经过100多年，企业技术水平、劳动生产率、企业的资本有机构成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稍微有点头脑的人都知道，马克思这句话不可能回答今天的企业雇多少人才算合理的问题。可见，当时人们一面在超越马克思的理论，一面还千方百计地在马克思那里为这种超越寻找根据。为什么求救予马克思？因为有一批人用马克思主义来限制改革，来打击改革者。从马克思那里得到了一个字的根据，就可以减少一分政治风险。“”⑹⑹杨继绳《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第五版）天地图书有限公司 2015年1月，第169页。从这个私人经济雇佣8人员便是剥削的案例可知，政治如果为社会某个阶级的利益服务，就会遏制社会生产力，也会遭到其他阶层的反对。在这种情况下的政治理论，必然是强制的，而强制的政治是不考虑社会成本的，所以它可以通过群众运动的方式，不计社会代价，以保护工人阶级利益为口号保护自己的特权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