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3月自由读作业-匆匆行者）
利用本月“自由读”的机会，我想对曾在我国实施的计划经济作一次回忆和思考，因为“制度一闪失，个人一辈子”是我的亲身体会，也是他人的悲剧来源，更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切肤之痛，所以我对制度问题特别好奇，估计我的余生就靠“刷新”这个问题渡过了。
什么是“制度”？360搜索中给出的定义是：“制度一般指要求大家共同遵守的办事规程或行动准则，也指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法令、礼俗等规范或一定的规格。在不同的行业不同的部门不同的岗位都有其具体的做事准则，目的都是使各项工作按计划按要求达到预计目标。” 【美】康芒斯的《制度经济学》、【日】青木昌彦的《比较制度分析》对制度的定义有更深刻的解释，但360搜索给出的定义已经能让我紧扣主题了。
360搜索给出的定义，主语不言而喻就是国家意志，它和定义中的“大家”形成了指挥与被指挥、统治与被统治、教化与被教化的关系。制度的存废与社会是怎样的关系？可以从社会心里、文化、经济等几个方面进行理论探讨，但“将理论放在历史之后”是我推崇的方法，所以我想通过介绍自己亲历的计划经济，以历史见证人的身份回忆该制度对当时社会的生产、生活及观念产生的负面影响，从而证明计划经济从开始执行已经隐含了被抛弃的必然性。
我于1972至1979年在国家建委下属的一家建筑公司的第一工程处当瓦工，当年我公司被派到湖北宜昌附近大山里建设“三线工厂”。那时，工程处的领导和统计员每到临近年底都特别忙，他们要统计本年度已完成的施工产值，目的是要控制已完成产值不能超过上级下达的计划太多，如果超过计划太多，上级就会调增明年的计划，这不仅让工程处领导自己受累，还会遭到工程处职工的抱怨。当然也不能完不成计划，这会让工程处领导挨批甚至降职。记得又一次，工程处领导急匆匆跑到我们施工现场，紧急叫停了厂房钢窗的安装工作，原因是今年已经完成了施工计划，钢窗的产值比较高，安装完成后就超额太多了，那部分钢窗要搁到明年初再安，可以要算明年要完成的产值。结果偌大的厂房，墙体已经砌筑到顶，但钢窗却没有随着安装，留下了大排黑幽幽的窗洞。此时，工程处领导已带队敲锣打鼓到公司总部“报喜”去了。
回想当年公司下属的五个工程处领导，每到年底就争先带队，敲锣打鼓到上级总部“报喜”，个个兴高采烈地面对上级领导，大声念着手里大红“喜报”的情景，我想，如果上级对下级进行抽查，下级还能每年将完成产值控制在只比计划多一点，那还真算得上是艺术，但这样的上级抽查一次都没发生过，我所在的工程处完不成计划的事也一次都没发生过。这其中的原因大概是，上级领导不但没有抽查下级上报数据的利益驱动，反而有不抽查的反向利益驱动，即闭一只眼让下级前来“报喜”，自己也可以向更高层领导去报喜，好处自不必说。当然，上级领导也有例外的，例如1983年我在工程局经营处上班时，就看到金局长将下属机械化公司敲锣打鼓前来报喜的领导呵斥一顿，使其尴尬返回，那时我还挺佩服这位上级领导的。
实际上建筑工程是一个逐步完善的施工过程，就算某个上级领导突发奇想，要派人到基层对统计数据进行抽查，弄清楚月度、季度以至年度的报量中有多少水份也是难事，特别是那些早已掩埋在地下的工程数据，如到底浇筑了多少立方的混凝土、挖了多少土方、埋了多少米电缆，要调查这些事神仙难办不到，所以在计划经济年代，宣传机构和思想政治工作就是比生产更重要的事，其工作的主旋律就是要提高每个人的“政治觉悟”，以符合国家意志的要求。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要防止受教者与外界信息交流，同时要让每个受教者“狠斗私字一闪念”，二者兼施才可能让受教者具有一种为解放世界三分之二受苦人而踏实干活的使命感，。
当年，父亲当教授时我还是个泥瓦匠，但自己甚感自豪与得意，因为我是工人阶级一份子，而工人阶级要领导一切呀。有次我春节回家，那时我父母已从湖北京山的农村回到了学院，大家围坐在一起吃年夜饭时，不知何事我对我父亲说了句歇后语：“厕所里看报纸-臭知识分子”，可把他气的够呛，只是因为儿子长期在外，好不容易才回家一次，他才没有发作，但这几天的家庭相聚被我弄的人人情绪低落。
我认识的老俞，她是“老三届”知青，父亲在她幼儿时被打成了反革命，进了监狱就再也没出来，结果她母亲因独自拉扯三个孩子太劳累也过早去世，三个孤儿在她舅舅的资助下才读完初中，她自己努力读完高中并于1966年下乡，在农村一呆就是8年！人的青春有几个8年呢？她最近告诉我，她最怕的就是回忆过去，所以千方百计想忘掉它，所幸再有半年她就要离开中国去美国和女儿团聚了。
对于知青这个群体，我姐1969年下乡后第一年回家过春节，节后武汉那几天特别阴冷，很多知青在火车站准备乘车返回农村，大家都上了车却不知何故火车迟迟未能启动，结果车上的扒着车窗不愿离开，车下送行的亲友也不愿离去，都在那僵持着挨冻。突然送行的亲友有人开始哭泣，结果引发整个火车站一片哭声，有的车厢，竞是车上与车下对着嚎啕大哭。
在我看来，国家为了将城市的学生送到农村去劳动是下足了功夫的：
第一招是严厉的信息封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绵延三十年不断的深圳河边的大外逃。中国的农民、工人、知识分子、干部、军人…….无法忍受“左”祸带来的反右、“四清、“文革”、大饥荒等种种政治和经济的煎熬。不惜在警犬和枪弹之下冒着生命危险，强行偷渡深圳河，逃往香港的“自由世界”。逃亡的群众涉及广东、湖南、福建、黑龙江等12个省，62个市（县），实际人数超过百万！⑴ 我曾于1994年至1996年在深圳工作，闲时与房东聊天时他告诉我，他父母及姐弟当年是如何躲在去香港的运送生猪的卡车里，躺在喂猪的水槽下逃往香港时，我的第一反应是：他妈的，当年我怎么不知道？
第二招是禁止性规定，城市的学生毕业后必须下乡，除了参军没有例外。我1971年下乡，当年盛行“长征”徒步，学校也要求我们步行走去农村，原计划行走三天到达潜江县城，但下乡的同学中有位家长是卡车司机，出于心疼孩子，想乘着天黑开车载学生们跑一段路，结果却迟迟无法出发，送行的学生家长着急，一打听才知道，有位姓钱的女生未来学校报到。她父母担心她下乡受苦，将她锁在屋里了，结果学校的红卫兵们就坐在她家大声念毛主席语录，直到她父母放她出来，去学校报到为止。
第三招是诱惑性规定。要想回城、要想当工人必须先到农村劳动，在那里边劳动边等待“招工”。与我下乡同在一生产小队的陈姓女生就因为只想回到父母所在城市，一直拒绝外地的招工，结果在农村呆了三年。
第四招是榜样的宣传。河北省的回乡知青邢燕子被奉为“扎根农村一辈子”的典型，黑龙江省的因打捞山洪中的电线杆而亡的金训华，被宣传为“活着就要拼命干，一生献给毛主席”的榜样等等，全国各地天天宣传各种被夸大的知青事迹，目的就是要压制知青躁动的返城之心。
第五招是将没有改造好的其他人也顺便送走。教我们班语文课的温老师已是快退休的年纪，他在给我们讲到 “海内存知己、天涯诺比邻”时，一时兴起，将这两句唐诗的历史背景讲了一遍，并将唐朝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州》整首诗写在了黑板上，结果被小人告到学校工宣队，说他向我们学生灌输“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的萎靡情绪，结果被敲锣打鼓地送到乡下去了。当时学校为他举行了上山下乡欢送会，和我们不同，他坐在主席台上，还戴着大红花。至今我还记得他在台上的严肃表情。
网上有人说，你们知青，到农村锻炼几年就好像受了多大委屈似的，那些农民们天天在地里干活，也没像你们这么苦大仇深。我曾对他们说，农民也是人，他们当然知道有比农村日子更好过的地方，只是和我们一样都没有选择的自由。户口将他们死死地钉在了不属于他们的土地上，他们要想离开农村谈何容易？出门除了要带钱和粮票外，更要带上公社证明，否则就会被当作“盲流”关押了。我还继续追问，计划经济那些年，为什么政府不能帮助农民提高文化水平至中学的程度，反而要将中学生赶到农村去劳动？
答案显而易见，因为国家缺钱！提高农民文化水平，除了花钱，还会让农民有了纳税人意识，就会影响农民种粮、卖粮的积极性，国家也就无法利用工农产品价格的“剪刀差”从农民身上榨取宝贵的资金；同样因为没钱，国家也无法解决三千万中学毕业生的就业问题，让他们留在城里更是动乱之源。当时如有人知道这个情况也不敢公开说，说了就是反革命。
我查了国家统计局的资料，2018年全国安排就业人口1,361万人，已是连续六年每年都安排就业人口1,300万人以上，这是因为国家2018年有GDP 900,309亿美元和人均GDP有64,520美元作为支撑。但在我下乡的1971年，当年GDP只有2456.9亿美元，人均也只有290美元，两者GDP总产值相差365.4倍，人均GDP相差221.5倍。
生产效率低是当年实施计划经济的主要弊病，其制度特征是：企业由政府组建、企业领导由政府派、资金由政府划拨、价格由政府制定、盈亏由政府承担，所有社会资源都靠行政手段调配，实行政企高度融合的管制制度。“现在，我们往往认为指令经济肯定效率低下，因为指令经济由 国王、独裁者或者政治官僚规定每个人应该做什么，但是大多数早期的文明都依靠这种经济体制。可能在缺乏信任和法律的世界里，市场经济无法运作，这种经济体制已经是最好的选择了”。⑵
为什么中国会长期缺乏信任和法律，到了现代社会，还会陷入那种“早期文明”的低效率而无法自拔？我认为至少有以下几个原因：
我国的国土幅员辽阔且文化核心地区地势平坦，这让秦朝吞并六国后可以迅速入主中原而一国独大，而它采用的郡县制又能有效治将大一统的国家意志贯穿到社会基层，正所谓“王之所及、天下属之”。在残酷镇压异见份子的同时，也为后来的统治者提供了一个中央集权制度的样板，这是中华文明能在外族入主中原而仍不被替代的重要原因。“在21世纪，中国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一个将前19世纪的幅员、人口和政治文化保持在主权国家和民族的范畴内部的社会。与所有帝国分裂成为主权国家的形式不同，中国近代的民族运动和国家建设将前19世纪混合型的普遍主义帝国体制的若干特征和内容直接地转化到民族-国家的内部结构之中” ⑶
第二个原因是没有平等保护每个人权利的法理意识
我在本群第四次作业中感叹过美国的契约精神。1774年7月，为了抗击英国的殖民统治，美国首届费城会议就公布了《独立宣言》：“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造物者创造了平等的个人，并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们才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当权力，则来自被统治者的同意。” 它的普惠精神不仅支撑和指引着美国反抗殖民的独立战争，也在11年后成为费城会议制定联邦宪法的法理依据，而联邦宪法又成了舆论监督、政治竞争、民众维权、政府施政的法理依据。
美国《独立宣言》保护的是普遍而平等的每个人的权利，并宣称这种权利是与生俱来，不可被剥夺！坚持这种人道主义精神是13个州平等制定联邦宪法的政治基础；反观我国的国共两党，虽然双方都声称认同国父的的“三民主义”（民有民享民治），但该主义并没有像《独立宣言》那样将“民”的概念落实到个体自然人，结果国共双方都根据自己的政治立场对“民”的范围进行解读，却无法达成量化共识：民有，拥有多少财产可以免于被剥夺？民享，赤贫者可有怎样的利益补偿？民治，可分配土地，政府赎买还是多数人同意？做个形象的比喻，《独立宣言》相当于发给每个人一张致富许可证，除了不能违法没有其他会阻碍你的努力，所以大家要争取这来之不易的承诺可以兑现；《三民主义》只是给被统治者共同体许下一个政治承诺，但每个人看不到自己的远期利益。我在湖北潜江县的农村插队落户时，那里的老人常回忆当年三个日本兵占领潜江县城的事：一个兵举旗，另外两个扛枪护驾，就这样大摇大摆地走进了县城，县城的百姓像是“见了鬼”似的望风而逃。
第三个原因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
在中共成立之初就受到苏联领导的共产国际大力支持，“据中共二大、三大前后中共中央书记陈独秀的相关报告，也可以了解到中共初创时对共产国际经费上的依赖程度有多大。陈独秀在报告里讲，自1921年10月至1922年6月和1923年上半年，从共产国际得到关于党的活动经费一项，就分别是16,655元和15,000元，而中共自己除1921年前后自筹到1000余元外，再无其他款项入账。” ⑷ 到了1929年，整个西方自由市场经济国家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危机，美国的股票市场崩盘，银行体系崩溃，整个20世纪30年代出现蔓延全球的经济大萧条。失业率超过了25%，以市场经济和自由企业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精神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怀疑，1928年-1937年，美国和欧洲的市场经济一片楚歌，但苏联的计划经济却一路高歌，人们似乎觉得一种新的、更加优越的发展模式正在诞生。由于中国与苏联有着悠久的政治联系，采取了与苏联相同的武装夺取政权后，继续学习苏联的计划经济，超速强化国家能力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产生的结果也相同：“集体化打破努力和报酬之间的关联，摧毁对工作的奖励，在俄罗斯和中国造成大规模饥荒，严重降低农业生产力。在前苏联，仍在私人手中的4%土地，却提供将近四分之一的农业总产量。1978年中国的人民公社，在改革家邓小平的领导下 获得解散，农业产量仅在四年间就翻了一番。” ⑸
第四个原因是实施闭关锁国、禁止与外界交流的政策所致
与日本也是大一统观念下政府鼓励官方和民间了解世界不同，我国的计划经济年代则严厉禁止国人与外界的交流，让国人失去了比较的可能。1978年5月2日至6月6日，新中国成立之后向西方派出了第一个政府经济代表团，团长是时任副总理的谷牧。他们先后访问了法国、西德、瑞士、丹麦、比利时，会见了众多政界和企业界人士，大部分时间里参观了工厂、农场、城市建设、港口码头、市场、学校、科研单位和居民点等。访问后代表团普遍有一种“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的感受。据考察团的王全国后来说：“那一个多月的考察，让我们大开眼界，思想豁然开朗，所见所闻震撼着每一个人的心，可以说我们很受刺激！闭关自守，总以为自己是世界强国，动不动就支援第三世界，总以为资本主义没落腐朽，可走出国门一看，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你中国属于世界落后的三分之二。” ⑹
综上所述，当年计划经济的制度发展逻辑是：
- 中国的文化核心区地理条件让一国独大成为可能；
- 采用中央集权让“大一统”思想深入社会底层；
- 中央集权的当权者与任何竞争者的合作必然失败，却让“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成为可能；
- 枪杆子打下的废墟上只能建立人治的社会秩序，而要维持人治的社会秩序又只能选择苏联式的计划经济；
- 选择计划经济就只能低效率生产，而低效率生产又必然导致国家贫穷；
- 国家贫穷影响到中央集权秩序的稳定，只能选择阶级斗争理论作为严厉的政治打压、信息封锁和虚假宣传的法理依据；
- 需要严厉的控制手段作为辅助的计划经济，既劳民伤财又不得民心，最后被新国家领导人所抛弃。
以下几句话用来描绘中苏“双城”的计划经济年代颇为合适：
那是美好的时代，也是糟糕的时代；那是智慧的年代，也是愚昧的年代；那是信仰的时期，也是怀疑的时期；那是光明的季节，也是黑暗的季节；那是希望的春天，也是失望的冬天；我们全都在直奔天堂，我们全都在直奔相反的方向，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
- 《大逃港》陈秉安 著，南方出版传媒，2018年2月第8次印刷，第3页；
- 达尔文; 理查德 ∙ 埃文斯; Ian Morris; 等. 中信历史的镜像系列（套装共10本） (Kindle 位置 2629-2631). 中信出版社. Kindle 版本.；
- 《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周雪光 著,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出版社2017年2月第一版，第7页。
- 《中间地带的革命-国际大背景下看中共成功之道》杨奎松 著 山西人民出版社、山西出版集团，2010年5月第一版，第31、32页。
- [美]弗朗西斯·福山.著 《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 (理想国译丛) (Kindle 位置 1428-1431).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Kindle 版本.
- 《历史的转折：1977-1978》杨胜群、陈晋 主编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2009年9月第一版，第157~160页
行者驿站 
留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