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朝的崩溃》的作者说：“天朝”在战争中惨败，但由此引起的震荡，还不如东京湾中出现的那4艘“黑船。”⑴ 这个说法是有历史依据的：
首先，两国地理差异巨大。同样是西方战舰来扣门，在当时骑马传信、帆船航海的年代，“从广州到北京的奏报需要30至35天才能送到，急报也需要16至20天。”⑵ 北京听不到广东事发地关于外来者“船坚炮利”的传闻，更无法对承受巨大压力的官员提交上来的搪塞奏折提出质疑。诚如本书作者所言：“1841年10月26日，道光帝调四川建昌、松潘两镇中精兵2000名，前往浙江“征剿”。一直到1842年2月，该部援军风尘仆仆，历经4000余里赶至前线。3月10日参加进攻宁波的战斗。而英军于1841年10月10日攻占宁波后，此时已休整近半年。比较中英双方，何劳何逸？”⑶ 这还是奉旨调兵，若其他人调兵可想而知。1840年6月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因广东的林则徐拒收他的信件，他率舰从广州一路北上，攻陷定海，兵临天津，企图影响位于北京的国家政务中心，也是千里迢迢，用时35天。
反观日本，“原有土地不过相当中国的一省，”⑷ 而且是一个岛国没有战略纵深，使得美国那四艘黑船于1853年7月可以直抵国家决策中心、幕府的老巢-东京湾，引起日本社会震荡。因为在此之前，德川幕府已从荷兰人信函中得知清国战败的详细情况，令他们感到震惊的不仅是堂堂大清国竟败于英国几艘军舰，“事实上，鸦片战争证明了他们（指幕府）心中最害怕的状况，来自西方的蛮夷贪得无厌，不但要通商牟利，更要掠夺领土。” ⑸“日本如此害怕的主因在于，当时已有俄国船只徘徊于日本近海。如果发生了与清国相同的状况，日本将会相当危险。”⑹日本对于北方邻居的侵略行径非常关切。1853年9月19日，就在美国黑船首次进入东京湾两个多月后，俄国中将普加金率四艘船驶入长崎港，并带来外交国书：“这封来自俄国外交大臣卡尔·罗伯特·涅谢尔罗德（ Karl Robert Nesselrode）伯爵的信（ 由俄语写成，但是附有中文和荷兰文的翻译），表达了希望两国建立和平友好关系以解决日俄在萨哈林岛上有争议的边界问题，以及开放通商口岸的愿望”。⑺“俄国趁我（指清朝）回乱的机会就占领了伊犁，这是俄国趁火打劫的惯技。在十九世纪，俄国占领我们（指清朝）的土地最多。咸丰末年，俄国趁太平天国之乱及英法联军，强占中国黑龙江以北及乌苏里以东的地方，共八十万平方公里。现在俄国的阿穆尔省及滨海省包括海参崴在内，就是那次抢夺过去的”。⑻ 所以美国代表马修•佩里率四艘黑船首次来访，并扬言下次将带更大舰队进入东京湾时，幕府内部形成了“开国派”和“锁国派”，两派的争执不下让幕府将军德川齐昭没了主意，只好将美国代表马修•佩里的要求通知了皇室，目的是希望得到皇室的支持。孝明天皇回信:“要求他们（指幕府）在美国人回来时无论打算采取什么措施，都要事先通知朝廷（指皇室）。幕府一口答应了这个前所未有的要求，于是幕府二百五十多年来第一次在做决策之前要咨询朝廷（指皇室）的意见”。⑼
幕府将军后来的实际操作都是先与西方列强们签约，拖延数日后再报皇室，原因是当时的孝明天皇比幕府还要保守，不切实际地要求幕府将外国人全部赶走，这虽符合国内锁国派的心愿，但幕府实际无法做到。所以幕府只能一边与各国签署通商合约，一边延期汇报说现在需要加强国防力量，过七、八年后一定会赶走所有外国人。幕府没有事先向皇室汇报的行为被反对派定性为“轻蔑天皇”，也让幕府的政治敌人不断增加。至于打开国门后陆续带来的经济、政治及社会的影响导致自己垮台，那是幕府做梦也没有想到的。
其次，两国政治体制差异巨大。大清帝国是异族统治下的中央集权：皇上不仅是满族合法统治国家的象征，还是向亿万臣民灌输孔夫子礼教的布道者；不仅是蒙古众汗王的大汗，还是西藏喇嘛教的保护人；不但要上朝听政，还要阅批大量的奏折，更要决策国家政务和军机大事；所以皇上一旦决策错误就需要找人替罪，因为他犯了错就是整个国家犯了错，影响到整个政权的合法性，而合法性对于异族统治者至关重要。例如，对琦善“私许香港”的问责、对林则徐的应对“边衅”不利的问责等都是找替罪羊的行为。这导致了参与国家决策高官说假话，前线统帅敷衍塞责的现象不断发生，报喜不报忧成了这些官员的本能。加上国家外部环境和国内民情急剧变化，导致国家逐渐从康熙、雍正和乾隆靠个人魅力打造的鼎盛时代，迅速陷入到嘉庆、道光皇帝妄自尊大、不思进取所导致的动乱年代，最后导致天朝的崩溃。“道光帝老了。战争结束那年他已60岁。连续执政20年，日夜辛劳，克勤克俭，衰老也比常人更早降至。万岁爷总不能万岁。就连臣子们都看出他精力不济，恶闻洋务及灾荒盗贼事，便一味哄骗。他像所有的老年人一样，希望天下平静，耳边安静，不再像从前那样细究静静水面下的湍湍暗流了。”⑽
反观日本，他们皇室从未受到异族的颠覆，皇宫远离国家决策中心，皇室也不插手国家行政和外交事务并且深居简出，使得皇家血统保持千年不变，这是天皇成为民众精神领袖的关键。不过在西方列强频繁扣门前的200多年，天皇犹如我国春秋战国时期的周天子，常被德川幕府“挟天子以令诸侯”，作为控制政局、打击政治对手的重要手段。幕府“在经济上支持皇室，使其摆脱过去百年来的财政拮据状况。征夷大将军是武士的最高统帅，理论上它是由天皇赐封。因此德川幕府要提高其统治日本的合法性，前提当然要稳稳操纵皇室。”⑾ 现在西方列强闯入就让幕府的封建体制面临巨大问题，因为德川幕府将军历来都是处理国家军政、外交事务的决策人，所以现在也是处理西方列强闯入事件的第一责任人，这让幕府处于政治的风口浪尖。特别是从1854年1月与美国代表马修•佩里第二次来时签署《日美和善条约》开始，幕府陆续与其他外国列强签署了不平等条约，之后更成了国内政治对手的眼中钉。这些政治敌人包括：被西方自由民主思想吸引的知识分子、被幕府权利排斥的各地“锁国派”藩主、被商业社会日益边缘化的武士们以及被天灾荒年逼的走投无路的灾民，他们分别以“打倒封建”和“天皇至上”思想为武器，以君主立宪和中央集权为政治目标，通过激烈的内战将德川幕府置于死地。“西方列强事实上是国家强权的象征，亦代表资本主义即民族主义革命，这些革命已在欧美进行，亦逐渐伸展到其他地方，最后要彻底改变整个世界。日本亦无法摆脱此种命运，它们把日本的一些本来只不过是陈年旧账的问题引爆成一场革命。维持德川秩序的人面对这些问题已有数百年，每当遇到社会中农民及武士间的不满或财政危机时，将军及诸大名都会运用其库藏解决，尚能勉力稳住大局。但在这趟浑水中却来了一些不知所以的外国强权，挟其军事、经济即文化的优势，要求一种闻所未闻的新式国际秩序，德川幕府的统治合法性因此突然受到质疑。”⑿ 所以，中日两国同样遇到不请自来的西方战舰，同样是让西方列强开埠通商给社会带来震荡，同样与列强签署了不平等条约让外国人获得了“治外法权”，但政治结果却大相径庭：大清王朝在缓冲了十四年后走向了崩溃，明治天皇却利用了这种震荡和冲击，因势利导实施了“废藩立县”，终于在1868年1月，明治天皇名下的政府军开进东京城，德川幕府被推翻，同时开启了“明治维新”大幕，国家非但没有崩溃反而走上了“富国强兵”的发展之路。
第三，两国思想观念差异巨大。同样是让外国人开埠通商，清朝政府要求外国人仅限于通过广州的十三行与中国人做生意。“在广州，外人也是不自由的，夏秋两季是买卖季，他们可以住在广州的十三行；买卖完了，他们必须到澳门去过冬。”⒀ 日本当时的情况也差不多，“日本同他国断绝往来，已经大约有两百年了。日本统治者一方面忌惮外部势力入侵，另一方面还担心传教士散播的基督教信仰会让臣民变得难以管束，于是取缔了这一教派。除了将大部分外国人和所有神甫驱逐出境外，还禁止日本人出国。胆敢违令者格杀勿论，且死法一般都极其惨烈，没人敢以身试法。虽然同中国和朝鲜仍有通商往来，但自17 世纪30年代以来，日本国内的西方人仅剩下一小拨百无聊赖的荷兰商人，他们被禁足在长崎市近海的 一座人工小岛上。”⒁
但和中国广州的那些外国商人境遇完全不同的是，日本官方指定的荷兰语翻译（人称“通事”）可以与这批长期旅居长崎的荷兰人相互交流，共同促成了荷兰学研究（史称“兰学”）的深入，也形成了靠这门新学问吃饭的“兰学者”。“公众对荷兰人的印象是一群番邦异兽，小解时会像狗那样抬起腿，他们一头红毛，眼珠子蓝得跟鬼畜一样。不过，没过多久，长崎官方指派的通事便发现西医效果显著，而相形之下，中医则不那么管用。这些人（指那些翻译）说是通事，其实还身兼坐探一职。在没有辞典、不谙语法的情下，他们学会了荷兰语，这绝对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除此之外，长崎和江户的部分医生还勤奋地钻研欧洲医学。⒂ 在这些接触荷兰人、勤奋学习荷兰语的日本人中就有著名的福泽谕洁。这位19世纪著名的自由思想教育家在日本家喻户晓，其头像还被印在了面值最高的日元纸币上（同时被印在日元上的另外两位文化人物是新渡户稻造、夏目漱石）。网上看到一篇中国《财经》记者马国川介绍福泽谕吉的文章提到，一位日本教授对他说“一个伟大的思想家远比政治家重要得多，因为比起政治来，思想更持久，更有历史穿透力，福泽谕吉因是这个国家的启蒙老师，他的思想改变了日本的历史走向。” 福泽谕吉在《文明论概论》中的一句话至今对中国具有穿透力：“一个国家所以能够独立，那是由于国民具有独立之心。如果人人都想做官、举国上下都是老一套的十足官气，那么国家无论如何不能强盛”。”由于福泽谕吉是明治维新的思想导师，所以在他对幕府政权的打击格外具有分量。他在《脱亚论》中说：“西洋近代文明进入我日本以嘉永年间的开国为开端，虽然国民渐渐明白应该采用西洋文明，气氛也逐渐活跃起来，但在通往进步的大道上，却横卧着一个守旧衰老的政府（这里的政府指德川幕府――译者注）。应该如何是好呢？保存政府的话，文明是绝对进不来的，因为近代文明与日本的陈规旧套势不两立。而要摆脱陈规旧套的话，政府也同时不得不废灭。如果试图阻止文明的入侵，日本国的独立也不能保证，因为世界文明的喧闹，不允许一个东洋孤岛在此独睡。
对此，我们日本的有识之士，基于“国家为重”、“政府为轻”的大义，又幸运地依靠帝室的神圣尊严（这里的帝室指天皇――译者注），断然推翻旧政府，建立新政府。国内无论朝野，一切都采用西洋近代文明，不仅要脱去日本的陈规旧习，而且还要在整个亚细亚洲中开创出一个新的格局。其关键所在，唯“脱亚”二字。” 明治维新成功后，作为“突出贡献者”，福泽谕吉当然也受到明治天皇和首相盛情邀请，入阁做官，但他却一再拒绝，终生没有做官。当然，同样是他作为日本的思想导师的原因，在《脱亚论》中鄙视中国、朝鲜腐败政权的观点也成为日后日本军队在亚洲国家实施暴行的思想根源。
反观我国，从十九世纪至今，出现了哪些与福泽谕吉一样吸取西方思想并具有历史的穿透力、影响我国历史走向的思想家呢？可惜一个都没有！鲁迅算是思想家，非但没有影响国家历史的走向，还不断被一群人神化，又被另一群人所鄙视，甚至还有先神话后鄙视的一群人；梁漱溟算是思想家，国共合作时期跑到延安与毛泽东恳谈三天，结果谁也没有说服谁，最后留下了天问《这个世界还会好吗？》，走了；胡适算是思想家，但他的思想既影响不了蒋介石，更影响不了毛泽东。他挨了了四十几年的骂名，直到死后也没有消停。什么“走狗”、“反革命”，甚至他儿子都要说他是“人民的敌人”。略知中国近代史和现代史的都知道，影响我们国家历史走向的都是政治家而不是思想家，至今他们还在借助权力表达观点，并不容思想家“妄议”，甚至“公知”也成了一个带贬义的称呼。
为什么日本思想观念这样不同呢？“日本具备一大优势，即文化边缘性。过去视中国为智慧中心的日本思想家可以轻而易举地转寻其他效仿对象。重要的是， 鲜有日本人会幻想地球围绕日本转，（意指天朝的唯我独尊思想）他们或许会认为日本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是一片得神护佑的土地，但与之争夺神明眷顾的国度还有很多。他们还明白，日本的政治制度乃至其立足的原则都是源自中国的舶来品，一旦旧秩序运转不灵，想再师从他国也不会面临什么阻力”。⒃
行文至此，必有疑问：中华文明是世界四大文明中唯一至今保存完整的文明，证据之一是历代学童都会背咏最古老的古典诗书，怎么到十九世纪面对外来文明时却成了“包袱”？想到十三世纪的唐朝，不是也面对外来文明吗？“两个关键因素使得大唐帝国能够保持活力：折中主义（它吸收所有在之前几个世纪的历史上出现的文化流派）和世界主义（对外国人及他们多种多样的生活方式的包容）。外国人和外来文化在整个唐帝国，尤其是在城市，自始至终都是一个显著的因素，对于其文化的形成起了很大的作用。”⒄ 回答这个疑问已超出本文的范围，只能另文再说了。
文章参考书籍目录：
⑴、 ⑶、⑽、⒀《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茅海建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4月第一版，第570页、第67页、第557页、第8页。
⑵、《鸦片战争》【英】蓝诗玲著，新星出版社2015年7月第一版，第158页。
⑷ 、⑻、⑾、《中国近代史（1838-1926）》蒋廷黻著.云南人民出版社，2016年1月版。
⑸、⑾ 、⑿《日本现代史-从德川时代到21世纪》【美】安德鲁.戈登著，李朝津译，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10月第一版，第71页、第22页、第69页。
⑹、《这才是真实的中国史》【日】宫脇淳子著，王章如译，八旗文化出版社，2015年11月第一版，第54页。
⑺、⑼《明治天皇：1852-1921》【美】唐纳德·基恩，曾小楚、伍秋玉译，上海三联书店，2018年8月第一版
⒁、⒂、⒃、创造日本：1853-1964【荷】伊恩·布鲁玛著，倪韬译，四川人民出版社，2018年2月第一版
⒄、《哈佛中国史》【美】卜正民主编，【美】陆威仪著，张晓东、冯世明译，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10月第一版，第147页
（匆匆行者的第二次作业 2018-10-10）
行者驿站 
留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