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初，我与其他100多名初中毕业生一起从武汉“伪长征”到了湖北潜江县插队落户。说“伪长征”是因为原计划我们要从武汉走到潜江县城，但被学校改为用大卡车乘着黑夜将我们拉到潜江县附近，才打着红旗雄赳赳走进县城的。当时我所在的知青小组有三名男生和两名女生，最后被分配到了莫市公社莫市大队第七生产队。七队是三十几户、一百多号人的自然村，这是我们知青生活的开始，也是我们从城市走进乡土的第一步。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说农村社会是个熟人社会：“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假如在一个村子里的人都是这样的话，在人和人的关系上也就发生了一种特色，每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看着长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的。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
走进乡土，我们算是城市的陌生人走进了乡村社会，这让我们和村民都相互感到好奇，也让我们和村里的年轻人有了一个相互深刻了解各自不同生活方式的机会。开始村民是将我们当客人来欢迎的。首先是因为我们保持着低姿态，因为学校教导我们要接受农民的“再教育”；其次是知青插队的第一年，国家给予生产队了一笔数目不详的补贴款，所以村里并没有感到什么压力；第三个原因是他们都知道我们到农村落户后不久都会被招工回城。生产队干部常安慰我们，如果是他们的孩子出远门，也会时常挂念，所以他们都希望我们早日能被招工返回城市，回到父母的身边。但从第二年起，知青与村民间的乡土人情就有了大变化：国家没了补贴，知青劳动所挣的工分较少，后来发展到多数知青到年终“分红”时多为欠账，还需要春节回家拿钱来补贴和还账；更严重的问题是，插队的知青们想家并希望早日被招工现象日益普遍，某知青被招工回城的消息如同疾病传染，很快就成为各个知青点相互传话的主题。他们经常在各生产队知青点间相互走动，长时间聚在一起相互寻求安慰，结果很快就吃光了所在知青点的口粮，所以村民们讥讽这些走村串点的知青们为“蝗虫”，也使村干部不得不针对本村的知青们采取“限粮”措施。有次，我们拎着口袋找队长要粮时，直接被严厉拒绝，最后安排我们到指定的田里去摘蚕豆回来吃。总之，各个生产队之间的知青互串村行为导致村干部普遍反感，导致几年后国家将知青插队落户的形式改为知青集中定点管理，这是后话。
走进乡土，我们被安排住在一栋在“大跃进”时期曾是公共食堂，后改为堆草及养猪的棚屋里。新家有三个房间，中间两道隔墙用芦苇杆编织到顶，并将墙的两面涂上泥土，地面栽着几根树干作为床架，上面搭个门板算是床。有人说我睡的床是倾斜的，但我并不觉得。这三个房间，男生住一间，两位女生住另外一间，第三间是我们的厨房兼饭堂。厨房靠墙蹲着熏黑的灶台，灶台旁堆着一些棉花梗和稻草，淡淡地散发着味道。我们把新家刚布置好，几个妇女笑着进屋打着招呼，说了些客气话。几天后，两位女生就被安排到一位面相慈祥叫“罗妈”的家里去住了，但罗妈并不管饭，她们两位还要到厨房兼饭堂里，和我们一起动手烧饭，大家一起围着灶台吃饭、聊天，还算愉快。但第二年我们组这几位都各自独立分灶吃饭了，因为不管谁的外村朋友来，其他人都担心所分的粮食被吃光。
在校期间，我们曾多次到农村学农劳动，所以初进乡土并没有陌生感，但时间一长难免想家。有天我们烧中午饭，两位女生站在灶台边做饭，我坐在灶旁往灶里塞着柴火，突然这两位女生扔下饭勺跑了出去，正当我们面面相觑不知发生了什么时，这两位女生红着脸回来了，嘴里还嘟囔着。原来是一辆“五七油田”的卡车迷了路，开到我们村问路来了，她们都以为是她妈搭车到村里来了。此后，我们常将此事作为打趣的笑料，但不久一位女生的母亲还真到村里来看她了，而我的父母一直在湖北京山县的“五七干校”劳动，根本顾不上我。
走进乡土，最让我留念至今的是家门前的一口池塘，池塘的水十分清澈，我在水中直立，可清晰地看清自己的脚趾晃动。池塘较浅的部分被墨绿色荷叶覆盖，较深的部分则始终碧波荡漾，即使水面被晒的温暖，水下却始终冰凉。每当我农作回来，从池边的石阶跃入水中，如同吃了灵药，一天的劳累顿时消失。村民介绍，这口池塘是以前抗旱时挖的。由于水源来自地下的砂层，所以水质清澈，并且从未干涸，是全村的抗旱功臣。它不仅解决了全村所有田地的浇灌，还成了队里的养鱼池塘。有次，我看到一位老干部模样的人坐在池塘对面钓鱼，不禁心动，也找了根竹竿，找出珍藏的鱼线和钩，挖了几条蚯蚓，找了池边荷叶的空隙处作钓，居然钓到一条大鲫鱼，但村里没人告诉我这塘不能钓鱼，我是经队长安排，和他们一起挑着水桶到县城买鱼苗回来后才知道，这口池塘早就禁止钓鱼了。后来随着农活繁忙，我们不但要参加“双抢”，即割早稻、插晚稻，还要种摘棉花，所以我除了和往常一样经常到池塘边挑水和涮洗外，再也没钓鱼了。
离开农村后，这口池塘荷叶摇曳、碧波荡漾的美景常在我脑海浮现，所以我退休之后就和同组的伙伴一起回到了曾经的乡土。曾经的生产队变化巨大，经过多方打听，才知道我们曾经插队的七队就在潜江市高铁站附近，但到后完全不认识了：当年的七队房屋早已拆除，曾经各家被一丛丛竹林包围的绿色景象也随之不见了。七队各家都住进了远处的前后两排单层红墙瓦房，这是高铁站建设给七队的安置补偿。我们以前的住处当然也无影无踪，但时常让我想念的那口池塘隐隐还在，它似乎被长满荆棘和杂草的土埂切成了几个小水塘，其中一块塘还有人在钓鱼。水不算浑浊，但与我脑中的池塘美景完全对不上。听介绍，鱼塘是被一户我们以前认识的村民承包了，变成了对外收费的鱼塘。这口池塘的现状成了我此次返乡最大遗憾，时常回忆的荷塘清波从此消失了。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里描述的农村人：“我们说乡下人土气，虽则似乎带着几分藐视的意味，但这个土字却用得很好。土字的基本意义是指泥土。乡下人离不了泥土，因为在乡下住，种地是最普通的谋生办法“。其实，我们走进乡土的年代，村民对“土地”的观念早已大变：社员们在田里劳动，常杵着铁锨争论着家长里短。有次听他们争论的话题是，这一锨下去挖的土若是一块肉，谁能一顿吃完？谁敢打赌？赌什么？好不热闹！还有一次队长当众说，我若能一天插完二分地的秧苗，他就让公社的广播给我表扬。我听后备受鼓舞，早起就赶到秧田，将秧苗从秧田挑到准备插秧的水田，并分别将秧苗扔到水田不同的位置，然后匆匆回家吃点早饭就赶到田里进行插秧。我弯腰插了一天，中午吃饭后也没有休息，继续顶着烈日艰难地插完两分田，自己感觉腰都要断了，但并没有听到队里的喇叭有表扬我的广播，于是我找队长询问，他冷冷地回答说，社员们插了四分田的秧都没说话，你插了二分田还想要表扬？这让我哑口无言，只能默默拖着两脚泥，走到池塘边，看见左腿上叮着条蚂蟥都懒得弯腰去摘除，只是将腿轮番在水里涮了几下，然后进屋瘫倒在床，将左腿架到床边的长凳上就睡着了。一觉醒来，那条蚂蟥已经吸饱掉在地上，还有一小滩血迹。
我们所干的农活大多不需要农具，如放牛、赶牛车拉货、插秧以及种棉花苗、摘棉花等。后来我们还学会给牛套轭头，掌犁耕地这样的“技术活”。当犁地时回头一看，见身后大片土地已被一道道闪着阳光亮色的新翻地所覆盖，心里很是自豪。但使用钉耙将水田耙平的活我一直没有学会，因为这需要将两脚分别站在进行钉耙的前后两个横梁上保持平衡，一旦没站稳掉下来，容易被牛拉的钉耙所划伤，所以我试了两次失败后，队里就不让我耙水田了。
走进乡土，我们的学识太浅，当时又只想着干几年就能招工回城，所以没有《乡土中国》那般详细地观察和记录，现在的乡土印象都是对当时滴点的回忆。有意思的是，我们走入乡土的年代正是“一大二公”鼎盛时期，虽然距离费孝通1947年出版《乡土中国》的时间跨度只有二十四年，但这两者之间乡土文化方面的差异却很大，比较这个期间的乡土文化差异是件挺有意思的事，但这个课题作为历史有待后来者研究了。我们退休后再组团返乡时，当年村里的男性玩伴都进城了，不是去打工就是去办事，一个都没有见到。只有我们小组两位女生当年最好的玩伴-阿香还在，她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了。这次相见，虽然她们依然互有说笑，但拘谨还很明显。记得我们插队时，村里入赘的木匠媳妇年纪竟比我们都要小，这件事让我们议论了好几天。但这次返乡时见到的阿香，她的结婚年龄却比较大，不知道是否是受到了我们组两位女生的影响。
（2018年9月23日初稿，2025年11月20日修改）
行者驿站 
留下评论